[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七十九、云南护国起义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乃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云南独立。唐、蔡、李并在各界大会上发表演说，宣布独立的意义，会后高呼口号，有“誓与民国同生死，誓与四万万同胞共生死，拥护共和，反对帝制，中华民国万岁。”

　　唐继尧、蔡锷、李烈钧12月25日通电全文如下：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各知事、各学会、各商会、各学校、各报馆公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瀹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逆，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近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大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豫测。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迁延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车乐。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同叩。有。印。”

　　27日中午，唐继尧亲至云南省议会宣布独立。于是云南起义，拥护共和的伟大圣战正式揭幕。

　　云南宣布独立后，即成立军政府，当时讨论组织都督府时，大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时的武昌军政府形式，推举一位都督，又推举一位总司令，那时候黎元洪是都督，黄兴是总司令。而云南护国军政府蔡、唐二公则互相推让，最后由于蔡锷的坚持，终于推举唐继尧为都督。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唐继尧聘请前巡按使任可澄，前山东提学使陈荣昌为参赞。前国会议员赵藩、袁嘉穀及张耀曾等为参议。派由云龙为秘书厅长。派张子贞为参谋厅长。派庾恩肠为军政厅长。派陈廷策为民政厅长。派丁光冠为司法厅长。派陈钧为财政厅长兼盐运使。同时提出四项主张：

　　（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俾各省民力能有自由之发展；

　　（三）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潮流；

　　（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之致格。

　　同时申誓四点：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刬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以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自12月25日云南独立的消息到了北京后，袁的忿怒到了极点，他亦了解云南地理环境特殊，自己称帝后众叛亲离，这次用兵一定不似二次革命时那么容易对付。但他又必需用强硬手段对付，因此于12月29日下令褫免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的官爵，原令如下：

　　“（前略）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并派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表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

　　5年1月5日袁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

　　“……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艰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

　　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傥有墨、葡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之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幸一逞，傥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对蔡恨入骨髓，政事堂通令各部署，凡与蔡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有关的人，也都撤职，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的旧属都受到迫害。袁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可是，蔡虽然名满天下，却穷无恒产，蔡的太夫人和妻子都已闻风躲了起来，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分了家。蔡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点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一方面如此大张旗鼓，一方面又想用软化的手段走迂回的路线来缓和蔡，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因为蔡是李一手提拔和最早赏识的人，袁特别赏赐李貂裘一袭，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宣慰，这简直是水中捞月的打算。李经羲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同时，袁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于5年1月16日抵京谒袁，袁留他共进午餐。熊是蔡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蔡为湖南都督。袁想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记者又问他对于新宪法的态度如何？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因为熊忘了在逊清末年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一位宪政专家呢。

　　熊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称为凤凰内阁，所以他这次入京，被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然而凤凰有他打算，5年2月8日，他假口南下疏通，而一去不返。

源济

八十、讨袁军事部署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癸丑（民国2年）第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奄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所以袁在称帝前后，确是没有把云南看在眼中。

　　然而，云南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居高屋建瓴之势，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这是云南用兵的有利之点。

　　唐继尧在蔡锷抵达云南后召集军事会议时，曾分析整个战略形势，他说：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长沙取，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

　　（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

　　（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

　　（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

　　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在军事会议中，有三个重要的课题引起争论，第一：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可是蔡锷也好，唐继尧也好，都主张不要包办讨袁，应该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第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第三：护国军政府的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在唐来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唐的长官，唐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都督；可是蔡推唐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两位贤者的谦让，成为民国初年政治史上的佳话。最后，蔡以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这次举义，最要紧的是要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以求得多助。蓂赓（唐继尧号）身为地方大吏，如果率军出征，很容易引起邻省认为是假名侵略之嫌，过去滇军扰川已有猜疑，今若不避嫌，更容易被袁世凯挑拨，中其反间，所以统军出征应由我和协和（李烈钧号）。至于坐镇后方，领导军政府重责蓂赓万万不可谦让。”蔡锷的这番话非常感动人，他自己也泪随言下。于是与会人士一致鼓掌赞成。

　　这一次会议，在一张长条桌前，唐和蔡是并坐主席位子，唐为了尊礼蔡，他的位子一直侧一半，以示不与蔡并肩。会议中决定唐继尧为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护国军成立三个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广西；

　　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出武汉。

　　唐继尧郑重地向与会人士表示三点意见：（一）关于军制军令，凡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督府名义行之。（二）蔡、李两将军均聘任，来往文书用咨函。（三）对外文告，由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因此，后来护国军发出的通电檄文都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共同列名。三位元戎往来的文电均系平等语气，军总司令虽隶属于军政府，可是组织大纲上并无统属之规定。

　　云南护国都督府和护国将佐名单如下：

　　职别姓名别号籍贯党籍备注

　　军都督唐继尧蓂赓云南会泽同盟会

　　左参赞转任统兵官戴戡循若贵州进步党

　　右参赞任可澄志清贵州进步党

　　政务厅厅长陈廷策幼稚苏贵州进步党

　　财政厅厅长籍忠寅亮侪山东进步党

　　参谋厅厅长张子贞青圃云南国民党

　　军务厅厅长庚恩旸泽圃云南墨江国民党

　　秘书厅厅长由龙云夔举云南姚安国民党

　　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松坡湖南邵阳国民党

　　总参谋长罗佩金蓉轩云南澂江同盟会

　　第一梯团长刘云峰晓岚山东国民党

　　第一支队长邓泰中和卿云南同盟会

　　第二支队长杨蓁映波云南国民党

　　第二梯团长赵又新凤喈云南顺宁国民党

　　第三支队长董鸿勋干丞云南国民党

　　第四支队长何海清镜寰湖南无党籍

　　第三梯团长顾品珍小斋云南昆明国民党

　　第五支队长禄国藩介卿云南同盟会

　　职别姓名别号籍贯党籍备注

　　第六支队长朱德玉阶四川原国民党

　　后共产党

　　第四梯团长戴戡循若贵州进步党后改为右

　　翼总司令

　　第七支队长熊其勋克臣贵州无党籍

　　第八支队长王文华电轮贵州国民党

　　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协和江西武宁同盟会

　　第一梯团长张开儒藻林云南文山同盟会

　　第一支队长钱开甲鼎三云南未详

　　第二支队长盛荣超湖南未详

　　第二梯团长方声涛韵松福建同盟会

　　第三支队长黄永社未详同盟会

　　第四支队长马为麟子祥山西未详

　　第三梯团长何国钧干臣云南宜良同盟会

　　第五支队长林开武未详

　　第六支队长王锡吉未详

　　兼第三军

　　总司令唐继尧蓂赓云南会泽同盟会

　　第一梯团长赵钟奇毓衡云南凤仪同盟会

　　第一支队长华封歌咏三云南呈贡未详

　　职别姓名别号籍贯党籍备注

　　第二支队长李植生云南同盟会

　　第二梯团长韩凤楼五峰河南未详

　　第三支队长吴传声歲鸾贵州

　　第四支队长彭文治公武云南未详

　　第三梯团长黄毓成斐章云南同盟会后改挺进

　　军司令

　　第五支队长杨杰耿光云南大理国民党后改纵队司令

　　第六支队长叶成林云南未详后改纵队司令

　　第四梯团长刘祖武继之云南文山同盟会

　　第七支队长杨体震云南未详

　　第八支队长李友勋麟书四川国民党

　　第五梯团长庚恩旸泽圃云南墨江同盟会

　　第九支队长唐继虞夔赓云南会泽国民党

　　第十支队长赵世铭鼎臣云南未详

　　第六梯团长叶荃湘石云南同盟会

　　第十一支队长马骢伯安云南未详

　　第十二支队长邓埙小池云南无党籍

　　挺进军总司令黄毓成斐章云南同盟会

　　第一纵队司令杨杰耿光云南大理国民党

　　第二纵队司令叶成林云南未详

　　注：一梯团约合一旅，一支队约合一团。

　　洪宪帝制以前，云南军队因袁世凯实行削弱南方兵力计划，极力缩减云南军费。早在民国3年的云南军费是32万余元，民国4年就减为24万余元，减少了四分之一，由于军费减少，自然不能多编部队，所以当时现役兵只有陆军两师和一个混成旅，一队宪兵和十余个独立步兵连，一个独立步兵营，93个警卫队而已。云南举义讨袁，出师计划中，第一军要编三个梯团出四川。第二军编两个梯团出广西入广东。第三军编一个梯团及先遣一纵队出贵州会师湖南，别一支队扎武定，远图成都，另编挺进一军由贵州直趋辰、沅、常德，出没武汉、荆、襄。这一来，云南的精锐现役部队大部分都已抽调。无论前方后方都需要大量补充，唐继尧及委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义勇4000余人，派马文促为游击统领，黄文忠为游击队统带，并在昆明设立征兵事务所，增编新军20团（原有八团），警卫团四团（原有二团），骑兵、炮兵各一团。

　　新编各团团长是：

　　禄国藩为第九团长、朱德为十团长、盛荣超为十一团长、杨体震为十二团长、李修家兼十三团长、黄永社为十四团长、李植生为十五团长、刘法坤兼十六团长、马为麟为十七团长、马骢为十八团长、缪嘉寿为十九团长、马轸为二十团长、马梁为二十一团长、邓埙为二十二团长、林桂清为二十三团长、徐振海为二十四团长、方声涛兼二十五团长、钱开甲为二十六团长、段廷佐为二十七团长、周宗濂为二十八团长、陈维庚为警卫第二团长、叶荃兼领警卫第四团长、廖鼎高为骑兵团长、李朝阳为炮团长。各团先后成立，日夜勤加训练，厉兵秣马，准备出征，较起义前的兵力增多了二倍。

　　军队扩充了，还有饷械问题，云南本是靠协饷的省份，现在军费既要自己负担，又要扩充军队，因此筹饷购械是一个重要工作，筹饷办法如下：

　　（一）向各机关提借存款，计铁路局十五万元，水利局十四万元，垦殖局二万余元，电报局一万元，造币厂五万元，制革厂三万元，织绒厂十五万元，商号借款五万余元，救国储金五千余元，借用河口商款十二万余元。共计七十二万余元。

　　（二）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所有款项移助军费，计月共三万余元。

　　（三）举义前中央由盐款月拨协款十二万五千元，举义后商准稽核分所尽数截留，自四年三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共收银一百六十七万余元。月有长短，以九个月计，每月合十八万余元。

　　（四）设立筹饷局劝导各县殷实绅民，捐资济饷，规定额数，大县万五千元以上，中县万元以上，小县五千元以上，计全省大县十三县，合十九万五千元。中县二十四县，合二十四万元。小县五十九县，合二十九万五千元。共计全省额定七十三万。综计收获实数二十九万六千余元。又由省会劝捐，共收获银四万零二百余元。未收银三万一千余元。又各厘局行政委员分治员，亦劝捐报缴，共收获银一万五千余元。以上总共收获三十五万一千余元。

　　（五）派古道、赵伸、吕志伊、龚振鹏、寸如东、郿煜煌、张南生等，前往南洋一带及香港、越南、缅甸各处劝募华侨捐助军饷计各地华侨先后汇到香港富记共收获银十万六千余元，上海共收获银一万元，军需局共收获银一万二千余元。三处共收获实数一十二万八千余元。

　　（六）将云南中国银行银币二百万元，分发第一军携入四川一百万元，第二军八万元，第三军第一梯团二万元，挺进军十万元。由各总司令负责，均作军用纸币；其余八十万元，均作本省军饷，陆续支发完毕。

　　（七）颁布护国公债条例，发行护国公债一千万元。后因故停止发行。

　　军械方面除了督促兵工厂日夜加工赶造子弹外，并向法国买了一万四千枝步枪。

　　唐、蔡、李三位起义领袖并发出两通电报给华侨，请求捐饷助义，两电如下：

　　第一电：

　　华侨公鉴：比年以来，国内盗贼满地，萑符遍野，水旱灾害，环起迭生，为之元首者，宜如何恐惧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挥霍金钱，滥施名器，牢笼要结，无所不为，而于国计民生曾未尝画一长策，展一良图，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继尧等因是义愤风云，志除国贼，但有进死，更无退生。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合黔省各团营，编制为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由锷、烈钧分将之。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继尧坐镇滇南，可澄、戡赞助一切，筹运饷需，以为后盾。惟是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几。民生困敝之秋，复不忍再加负担，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是以率同滇、黔全体士民，南面顶礼，电乞援助。子文之毁家纾难，讵让昔人。卜式之输财助边，定多来者。如蒙解囊相助，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或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倘得源济无缺，士饱马腾，拯同胞于陷溺之中，复共和于危亡之际，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专此布恳，敬请矜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率云南全省士民公叩。印。

　　第二电：

　　华侨同胞公鉴：前电计蒙鉴察。继尧等既经宣布反抗帝制，拥护共和，袁氏顽强，空言无效，不能不以实力解决。现已编制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分道湘、蜀，直捣幽燕，破釜沉舟，誓达目的。惟是饷需浩繁，罗掘无计。夙仰我海外诸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谨率滇黔全体士民南望顶礼，启赐援助。或解囊以充军实，或选械以济急需。如蒙惠许，即乞随时径汇滇政府照收。或汇集港、沪知照，派员领取。异日共和重建，民国维新，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同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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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康有为和袁世凯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前是个新人物，他练新兵，参加康有为的强学会。可是光绪百日维新时，袁世凯如果不出卖光绪，戊戌政变也许不会出现，历史也许完全改观。所以袁的飞黄腾达，是康、梁的失败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换来的。因此康有为和袁世凯从戊戌政变起，就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宣统入继大统，康有为曾上书摄政王载沣，请载沣杀袁世凯以报光绪之仇。民国成立后，康流浪海外，他的高足梁启超则成为北京政坛的红人，由于梁启超向袁的疏通，在康有为老母去世后，袁以大总统之尊，电促康回国，这一期间袁、康两个仇人往来的电报如下：

　　袁世凯第一电

　　“去国念年，困心衡虑。大著发抒政见，足为薄俗针砭，钦仰无似。凡河汾弟子，京洛故人，均言先生不愿从政，而有意主持名教。举国想望丰采，但祈还辕祖国，绝不敢强以所难，敬具蒲轮，鹄候明教！何日税驾，渴盼德音！”

　　康有为复电

　　“亡人负罪，久播异城，有母八十，莫奉尸甕，遂竟见背，永维哀悼，崩摧肺肝，过承厚赙，感刻不任。匍匐奔丧，未及言谢。途次得门人梁启超电，转述尊意拳拳故人，归国则待以特殊之上位，还乡则代筹警备之未周。昨抵香港，又接须磨寄来东京使馆转明公冬电，隆文稠叠，辱以蒲轮。召还苏武，伤其去国之久。访于箕子，本元陈畴之材。斩然衰绖，不入公门。母死谓何？敢有他志！加以两世之先茔被掘，廿年之遗骨须收。痛绝无棺，并陈新旧。凄凉营葬，难返乡间。重以寡姊六十，病乳三载，沉绵床褥，天忽朝夕。是以魂魄飞越，岂知人世！固无心预闻政治。难补涓埃，更末由北首燕路，上承明问，伏望明公，幸垂矜原。若夫大教沦胥，人心陷溺，则中国可亡，而种族随之。实为邃古所无之变，同于金甲无避之义。他日誓墓余生，未忘扶持所至。托于徇铎，尊圣卫道，想公同心，冀公援手，圣教幸甚！稽颈鸣谢。康有为叩。文。”

　　袁世凯第二电

　　“念年契阔，怀想匪任。每读大著，救世苦心，昭然若揭。贤者有益人国，于兹确信。比者大难粗平，百废待兴，方思与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洛社故人，河汾弟子，咸占汇进，宏济艰难。忧国如公，宁容独善？立盼戾止！论道匡时，敬具蒲轮，以俟君子。”

　　康有为复电

　　“曾复文电，想达记室。顷由龙都督、李政长转到即日文电，勤勤拳念，垂存故人。仰见明公，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鄙人何以当之。茕茕在疚，自念得罪久亡，重遇变革，致八十余倚间，盈盈望绝，不孝之罪，上通于天。顷归省遗泽，触处崩痛。执杯圈而恸绝，抚几筵而陨心。物在人亡，形存神悴。加以割疡未愈，衰病侵羸，寡姊病危，奄在日幕。虽忧国难忘，而思亲未已！幸曲赐惠怜，俾尽衷慕。亦明公教孝之义，或补清化。垂涕感叩。有为。”

　　袁世凯第三电

　　“昨奉复电，既观望于高蹈，仰感叹于纯孝，夺情之举，固非敢施于守礼君子。遁世之行，又岂所望于爱国仁人。所望葬祭粗完，旌车仍戾。发摅伟抱，矜式国人。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问俗觇国，动魄惊心。匪有大哲，孰为修明？执事毅然以此自任，其于正人心培国本之功，又岂今之从政者所可拟。绵力所逮，敬当共赞。霜风渐厉，诸惟节哀，为道自重。”

　　康有为复电

　　“强学旧游，相望垂白。记室骑兵，庶范云之善记。访泽加腹，存严陵之故人。问道求言，三征未已。猥以衔恤，莫酬隆礼。情岂忘于忧国，而创深巨于思亲。不呼丧门，幸惟垂悯。承许翼教相助，拯教人心，感不去怀，中国犹有望耶！昔浦公草创，入鲁而礼太平。汉宗尊圣，登堂而躬下拜。顷岁俎豆停废，弦诵断绝，人无尊信，手足无措，四维不张，国灭可忧。伏望明公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配天。令所在长吏，春秋朔望，拜谒礼圣，下有司仪，令学校读经，必可厚风化、正人心。区区迂愚，窃用报礼，幸祈裁察！康有为叩。”

　　袁称帝后，康有为有两封长函给袁，称其为老弟，劝其退位，其第一函全文如下：

　　“慰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岑岑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皇，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洹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身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上之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亦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飚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走，王莽之渐台，董卓之郿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仆人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示，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歔，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颌颌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传》曰：‘美疢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伫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源济

八十二、贵州紧随云南

　　5年1月2日蔡锷派遣戴戡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另派王伯群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戴和王都是贵州人，而且在贵州有声名和人望，他们都是蔡锷的重要核心人物。云、贵在地形上具有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护国讨袁而落入袁系手中，云南的独立便受到严重的威胁。当云南起义时，蔡锷和唐继尧都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参加护国行动，刘显世对袁本是离心离德的，因为袁的新地方官制中，各省都设有将军，就只是在贵州和福建两省设护军使，这表示袁对这两省不重视。可是刘显世是个持重而保守的人，所以他不敢立即参加讨袁的行动。

　　这时，贵州一般情绪已经趋向讨袁了，王伯群的兄弟王文华担任黔军的团长，他和另一位团长熊其勋都敦促刘显世参加护国军。贵州由于平素兵额很少，所以团长就是实力人物。在贵州军民都有迫切的要求讨袁时，袁所派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情绪，5年1月7日他电请袁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则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1月14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并为了讨好刘显世起见，乃派他的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于1月16日化装逃走。

　　1月18贵阳举行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与会代表力促刘显世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贵州都督，但是刘还不敢下决心，仍然依违两可，同时电请袁迅速接济军饷以稳定军心，直到1月24日，戴戡率领滇军一营进抵贵阳，26日袁汇来军饷30万元，于是刘遂于27日宣布独立，参加护国军讨袁。

　　关于贵州举义情形，何应钦曾撰《滇黔首义五十周年》一文中叙及，特节抄如下：

　　当民国二年十二月之际，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王伯群先生任贵州代表赴京，知袁氏将谋帝制，遂滞留京津，侦其内幕，尽得其情。帝制议起，伯群与蔡锷密谋起义讨袁，锷虑黔作壁上观。伯群曰：“贵州意向，余弟王文华能左右之。且所部皆劲旅，可一战也。余兄弟早知民国必危于袁氏，磨厉以须者久矣。”锷曰：“今始知君昆季非常人也。黔能共举，滇势不孤，尚何犹豫。吾当冒险入滇”。因此书请伯群先赴云南，密谋部署。民国四年十月，伯群间道至昆明，会国父命吕志伊、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诸先进相继入滇。吕志伊先至滇垣，适巡按使署接北京陆军统率办事处电令，拘之警察厅，吕函邓泰中、杨蓁求救，郑、杨至警厅引吕出，谒唐继尧，告以来意，唐命泰中款之于其家。伯群与李、品等密划，并以蔡锷函交唐，唐曰“俟松坡至，则有此举也。”十二月十八日，锷由海防至滇。翌日，蔡锷、王伯群、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熊克武、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杨蓁、龚振鹏、戢翼翘、戴戡、李雁宾等集于唐继尧寓中，议定，先电袁氏，促其取消帝制，并诛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国人，限廿四小时答复。复于是月二十一日共同宣誓。任可澄为黔人，时官云南巡按使。上电由唐继尧与可澄具名，唐尚冠以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衔，任犹冠其云南巡按使衔也。

　　方王伯群之至滇也，即密饬其弟王文华秣马厉兵，与滇省同时举义。文华请于贵州都督刘显世，即设模范营，更番调各级干部，施以政治训练，告以护国大义，勖其僇力讨贼。众皆感奋。及接云南所订起义日期电，文华请于显世，与滇同日宣布讨袁。显世左右以保境为言，阴泥其事，文华词而辟之，曰：“吾与民国，誓共死生，事在必行。今日头可断，志不可夺，请都督以第一团告变，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倘天相中华，事而有成，其功尽归都督也。”军皆左袒，显世听之。职是迟至翌年一月廿七日始宣布独立，推显世为都督，戴戡为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援川，王文华为东路军总司令，率兵向湘进发。袁世凯乃伪令免刘显世都督职。以唐尔锟督理贵州军务，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冀其自相内讧，坐收渔之利，然民心所向，离间无成，惟徒费心计而已。

　　初，文华接乃兄伯群先生密函，预于云南未宣布独立之前，集中兵力于黔东镇远、铜仁一带，准备作战。时袁世凯已令马继贞率近畿第六师，益以卢金山之第十八混成旅步马兵三万，号十万众，进逼辰州，将循沅江西上犯黔东。一月廿五日晨，晃州袁军来犯，击溃之。二月二日，文华击退由晃州来犯之袁军一混成团，激战三小时，遂克晃州。有告第二团长彭文治将携贰者，文华曰：“其部众皆深明讨袁之义，决不为动，贰何能为？”遣卢焘匹马往代之，文治宵遁。大义不张，盖模范营实施政治训练之功效也。袁军退据距晃三十里之吴公关，恃险抗拒。经一昼夜之激战，卒克之。而黎古支队吴团长传声亦于沪平矿山等处与袁军遇，殊死应战，兵皆以一当十，夺勇直前，袁军溃退，乘胜追之，势若破竹，进克黔阳，占领洪江，约期会攻沅州。十三日，文华督军攻沅州，黎古支队自右夹击，袁军焚民屋多栋而退，溃不成军，吴团长传声亦因剧战阵亡。十六日，袁军被击退于麻阳，纷向凤凰厅遁走。黔军虏获枪枝及军用品无算。文华复饬游击统带王华裔与湘步兵统带周则范会克靖县，占领武岗。自晃州开战以来，迭克险要，破袁军三混成团，歼卢金山全旅，马继贞屡蹶不振，愧而自杀。湘西底定，已无袁之势力矣。

　　是役也，黔人之攻湘，不亚于滇军之攻川。而促成袁之羞愤死者，实川湘两役有以致之也。滇黔本唇齿相依，在明清同辖一总督，且同一语系，亲若兄弟，故能团结一致，克竟护国之功，而考其始末，黔人之参与其事者，王伯群先生实主动人之一也。

　　贵州的起义，稳定了云南的外围，并使北洋军在湖南和四川两省感受威胁。

　　2月8日，袁政府下令查办刘显世，派黔军的团长唐尔锟继任满州护军使，这个命令正和云南情形一样，完全没有生效。

　　贵州投向讨袁阵营后，戴戡于2月2日由贵阳出发，向四川进军，13日行抵松坎，14日向袁军正式攻击。戴戡这时所率领的黔军是六个团，实际兵力还不到八个营。

　　戴戡率军入川后，蔡锷乃将护国军第一军分为左翼和右翼，左翼由蔡自己兼任总司令，不久改派参谋长罗佩金继任；右翼总司令则派截戡担任，右翼护国军又分为两支，戴戡自己统率一支下松坎迫綦江，以威胁重庆；另一支则由王文华率领甫编成的13营向湘西出发，以开辟湖南战线。王文华的新编部队战意壮旺，加上湘西人民热烈支持讨袁，所以进展顺利，2月3日占领晃县，16日领麻阳，对于牵制北洋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源济

八十三、四川战役

　　护国军四川方面的军情，按初定出师计划，是以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出永定取泸州为中路主军；以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出昭通取叙府为左翼。后来因为贵州宣布独立，复由戴戡以滇黔护国军右翼总司令名义，率黔军熊其勋一团，并由殷承献率华封歌一支队协助，出松坎攻綦江规重庆为右翼。

　　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所部两支队于民国4年先发，5年1月16日已行抵滇川接壤的新阳地方，该处及燕子坡、黄坡耳、捧印村等地，已有袁军川军防守，17日进至燕子坡，袁军凭山列阵，一支队仰攻，二支队绕道许堰突击袁军后路，袁军不支弃山逃遁，护国军乘此胜追击，势如破竹，由黄坡耳、凤来场直至捧印村俱被占领。18日完全占领横江。19日第一支队踞金沙江右岸，以大炮牵制敌军，第二支队经罗东渡江，由山后猛击，支队长杨蓁率敢死士冲锋猛进，20日晨，渡江追击，袁军弃柏村溪退踞叙州，护国军进至柏树溪，守叙袁军望风哗溃，护国军遂于21日占领叙城。袁世凯闻耗大震，下令褫伍祥祯为川南镇守使，责令带罪立功。四川将军陈宦调兵分四路反攻叙州：一命伍祥祯率所部由自流井进攻叙北；一命冯玉祥所部由泸州方面进攻叙东；一命朱登五统汉军（巡防军）由犍为进攻叙西；一由泸州方面分兵一股绕高珙迸扰叙南。1月29日，护国军邓支队二营长马鑫培与自流井大股袁军战于宗场附近之斗牛岩，邓泰中亦于次日率援队驰至，激战两昼夜，袁军顽强抵抗。31日，杨蓁率兵一大排助战，士气大振，冒死冲杀，袁军向自流井溃走。护国军夺获大炮二尊，杀伤敌兵400余人，生擒者数十人，阵地弹壳堆积寸余。护国军乘胜追击，至下午战斗始绝。同日，杨支队营长田钟穀亦与沪州大股袁军战于白沙场，袁军据龙头山，用炮数尊并机关枪十数挺集中扫射，护国军第四连和杨盛民战殁，第三连长凌邦或亦受重伤，其余官兵伤亡亦众，但仍死力抵御。杨蓁率队由宗场赶到，命工兵营向正面及左翼展开攻击。半夜邓队李营亦至，向袁军左翼合力围攻，鏖战三昼夜之久，毙袁军营长一人，连长三人，兵数百人；袁军旅长冯玉祥亦负重创，向南溪溃退。护国军猛力追击，袁军投河溺毙甚多，夺获枪炮子弹无算，俘获百余人。冯军窜至江安马腿子地方，被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刘存厚所部刘柏心支队拦路截击，冯军仓皇无措，高悬白旗，口称愿降，纷纷抢渡，计沉溺入水及死于枪弹者又几数百人。朱登五所部汉军，分由屏山、牯舌片、凉水井犯叙，俱为护国军所阻。由屏山分兵一部犯柏树溪，复被护国军击退。2月4日晨，袁军复集川军两营、北军六连回攻宗场。4日薄暮，护国军冒雨冲击，袁军奔窜，死百余人，伤者无算，夺取大炮二尊，机关枪一挺，弹药40余驮，驼炮骡五匹。6日晚，袁军一团，陈宦亲军两营，由犍为方面据牛喜场进窥叙城。护国军一小部依险相持，以大部包敌列阵，护国军出其不意四面环击，袁军惊溃，追杀30余里，夺获大炮二尊、枪炮50余船。是役前后剧战七八昼夜，护国军仅一梯团，共有兵五营，三路袁军计二旅数营，护国营以士气勇敢，卒摧大敌。别路袁军见三路既败，亦遂绕道退回泸州，陈宦四路规叙之计遂告失败。

　　中路总司令部于5年1月14日由昆明出发，前部第三支队长董鸿勋率队于1月26日抵毕节，川军第二师长刘存厚派部下军官二员与董接洽，磋商响应办法，为护国军一入蜀境，佯与刘军对垒，刘军诈败，护国军尾追，迨抵泸州，两军方会合直捣泸城。30日，护国军由赤水河出发，至雪山关与刘军相遇，即照前议于31日抵永宁，2月4日抵纳溪，刘存厚因先有请滇军速行入蜀电，为毕节县知事刘某扣留，转致四川将军陈宦，陈派驻川北军驰至泸州防守，不克依照前计，遂于2日在纳溪宣布独立。2月5日刘师与护国军会师攻泸，刘军由大道进攻蓝田坝之正面，护国军绕道双合场、牛背石、南寿山等处攻击蓝田坝之侧面，战至6日晨7时，袁军大溃，7日，董支队将奇获汇以西蓝田岩、月亮岩等处，交刘军团长陈礼门驻守，率护国军先锋队二营由泰安场渡江，攻击大龙山、罗汉场等处，以拊泸城之背。8日晨，渡江甫行二里许，与袁军相遇。护国军即迎头痛击，冲锋猛进，夺获大龙山。袁军退据山右高地。二营副长董鸿铨率兵绕道攻之，袁军败退入罗汉场。9日进攻罗汉场，午后5时，袁军不支退走，并占领小市，9日复占据五峰顶，泸城指日可下。不料守泸袁军潜师渡江，来击月亮岩，守军猝不及防，相率退却，刘军团长陈礼门愤极自戕。时赵钟奇梯团长抵纳溪，闻报即率所部警卫连及机关枪往援蓝田坝。10日晨，偕刘军工兵二营进规月亮岩，刘军忽退却，护国军亦遂退回纳溪。刘军退向江安。董支队闻月亮岩、蓝田坝失守，因亦回兵为恢复计。12日黎明即开始攻击蓝田坝、月亮岩等处，敌人倾巢渡江抵抗，相持一日，护国军以众寡悬殊，遂于是晚退扎纳溪边界30里，袁军亦不敢相逼。13日晚，何支队抵纳溪。14日两支队合攻双合场，营副长董鸿铨扶创挥兵猛进，袁军大败，护国军追至小河，敌人落荒渡河。20、21等日，从双合场对袁军右翼猛攻。22日向棉花埂侧背攻击，23、24等日则改攻为守，以期徐复劳顿。护国军高级军官总参谋长罗佩金，梯团长赵又新、顾品珍皆日日亲上火线督战；蔡锷亦于23日由永宁驰赴纳溪前敌指挥，躬督军阵，挥刀调炮，与士卒共甘苦。28日护国军以金、马两营至，复开始攻击，以朱德、金汉鼎及某三支队攻击袁军之侧面为主攻；以王秉钧、禄国藩两支队攻击敌之正面为助攻。战线左至大江边，右至永宁河，绵亘20余里。袁军凭险设防，散兵壕有多至三线者。护国军肉搏战壕，数次未下；而左翼军又于3月2日失陷叙府。左翼既失利，中路因休养兵力，重整建制，亦于6日夜半陆续整队离去纳城；总司令行营移住大舟驿；第二梯团移住大舟驿前方30余里之下层圃，为坚固阵地以防御溪本道；金支队移住白节滩打鼓场，由罗佩金指挥；何支队刘军舒支队移住古宋方面，扼守叙州、江安，并相机援叙；朱支队则重新整顿以待后军。

　　护国军讨袁一役，完全可以证明胜利不是仅凭借兵力、财力和武器，只要正义在我，师直为壮，就会获得最后胜利。蔡锷的军队，食无隔宿之粮，衣不蔽休，唯赖蔡四处驰电告贷，向地方人民高息借贷，过一天算一天，这种战争照现代眼光来看根本就不能打，可是蔡等护国元勋却打得非常出色。

　　当袁军大举入川后，两军对峙，战线长达200里，护国军以预备队可以调用的兵力有限，又不敷分配，蔡面对这种恶劣形势，只好退出泸州，在纳溪与袁军隔江相对。袁军熊祥生旅首先回到泸州，2月21日袁破格封熊为二等男爵以资鼓励。从2月下旬到3月初旬，护国军和袁国进行了29天的激烈战半，袁军张敬尧的九千兵被护国军打得只剩了五千兵，吓得袁军躲在战壕里不敢出击。护国军因为饷械兵力都极有限，也不敢过分消耗，因此只能“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然后分头击破之”（蔡给唐的电报所叙）。

　　护国军退出泸州后，军火更形缺乏，全军只剩下200发炮弹，蔡急电唐继尧，请速接济3000颗炮弹，每枝枪加发300颗子弹，以应前线急需。可是云南方面无力接济。不久袁军的补充部队第八师王汝贤一旅开到，形势更见危急，蔡给唐的电报说：“敌能更番休息，我则夜以继日，敌能源源增加，我则后顾难继。”

　　3月7日，川军刘存厚首先不支溃退，护国军全线都受到影响，而蔡仍咬紧牙关主张坚守阵地，但是罗佩金、刘存厚等都认为兵士疲困，弹尽粮绝，无法坚守，终于只好挥泪退出纳溪。

　　袁军冯玉祥旅首先攻入纳溪。冯玉祥本想把他的部队撤到陕西去，可是还没有行动，恰遇熊祥生旅夺到了泸州，于是他这旅由内江开到前线，正赶上护国军退出纳溪，他就乘机攻入。

　　3月7日袁又破格封冯玉祥为三等男爵，策令中称赞冯是：“忠勇奋发，极堪嘉奖。”同日，张敬尧得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都晋级陆军中将，熊祥生部团长刘湘也得到勋五位和陆军少将。

　　这个时期可算是护国军最黯淡的一个时期，与袁军攻占纳溪的同时，护国军右翼军退出了綦江，广西方面龙觐光军攻占剥隘，湖南方面袁军周文炳师于3月13日攻占麻阳。

　　袁这时收到的尽是捷报，最使他兴奋的，是川军统领杨起元从宁远来电称：2月13日他率部偷渡金沙江，夜袭摩鱼鲊，已由江驿过江进抵芝麻口。袁发表命令盛赞他：“出奇制胜，深入滇境，占领要隘，骁勇绝伦。”授他勋五位。

　　这是洪宪称帝后，袁最得意时期，也可说是袁回光反照时期。

　　袁军捷报频传，袁皇帝的情绪为之一振，为了鼓励前方士气，袁政府采办了大批咸牛肉、咸猪肉、罐头食品、绍兴酒、彩缎、贡绸、金银用具、时钟、衣帽、刀剑、古玩字画、碑贴、相片、磁器等运往前线，分别慰劳将士，对立功将领给以一等至五等荣光宝星勋章，得到勋章的人每年可以领到年俸3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250元不等。同时发行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以充战费。

　　护国军退出纳溪后，袁军并没有勇气进行追击，因此护国军只经过了十天的整顿，又于3月17日开始反攻。只在几天以内，护国军便势如破竹地收复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抱头鼠窜地逃回泸州，张是袁称帝时代的死党，替袁最卖力气，而蹂躏人民最凶恶的正是他的第七师。蔡锷曾写信谴责张敬尧说：“帝制未成，先屠百姓，何以为国？足下媚兹一人，已属罪不容死，况复虐我同胞，人将不食尔肉”

　　蔡锷还有公开通电，描绘袁军的种种暴行：

　　电一：（上略）逆军数千据油罗坪，经我军连日痛击，渐次溃散，余均伏匿不出。七号夜半，突有油罗坪多数百姓，纷纷渡河，团首保正亦在其中，据其口述：北军占油罗坪后，于昨午十二时大肆掳掠，装运财物二十七船，每船能容百人，经三溪向綦江方面进发。又该逆军大肆奸淫，妇女扑水死者数十人。查油罗坪为四川天险，四周壁立，中现平原，周围八九十公里。前经张献忠之乱未遭蹂躏。自前月起，綦江富户大都迁徙入内，计其财物不下数百万。乃逆军形同盗贼，任意掳掠奸淫，应请将其罪状宣布全国等语。查此次我军所到之地，凡其中人民惨遭逆军种种蹂躏者，莫不泣诉军前，研讯所获俘虏，亦供认不讳，且擒逆军各官长，在其身上搜出袁逆伪谕，纵肆淫掠，证据确凿，现值军事孔亟，未可逐一揭布，先请将此通电中外，使众周知等语。逆状如是，人道安在？凡我国民，应当怒发冲冠，速起而诛此獠也。（下略）

　　电二：（上略）逆军在川，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举其所目睹者而言，逆军败后，其散兵壕内，民间被褥、媛女衣袴，狼藉满地。其遗弃尸骸，戒指、手镯辉煌满手。非男非女，怪状难名。每至回攻紧急，或溃退时，纵火毁烧民房几成定例。旬日以来，牛背石、双合场及纳溪附郭各处，焚烧民房殆近千家。有时发见伪示，尚谓滇军纵火，贻害百姓，乞请专款赈恤等语。横暴之极，济以贪骗，人民身亲目睹，衔之刺骨。故逆军所至，迁徙一空。其步哨溃兵，常被人民挺击，舁送本军。口操北音之人，非十以上不敢径行乡镇。我军所至，人民舞蹈欢迎，逃匿妇孺相率还家，市廛贸易骤盛。甚至火线以内，常有人民携馌馈食。各属野老村妪，大率彻夜讽经，祝滇军之战胜。故俘虏供词曰：天时、地利、人和都为滇军占尽，北军万无全胜之理等语。天厌凶德，人心大去，理无不亡。特电奉闻，乞为广布。（下略）

源济

八十四、广西响应

　　讨袁的形势，如果广西独立，则和云南、贵州联为一气，声势完全不同，所以广西陆荣廷的态度，关系护国成败很重要。

　　陆荣廷是逊清两广总督岑春煊所提拔起来的，岑春煊一直是反袁的，他早就劝陆参加讨袁大业。两广和云、贵一样，都是北洋军势力没有到达的区域，广东将军龙济光大刀阔斧地压迫国民党，因此袁很喜欢龙，把龙列为新袁党之一，袁任命各省将军时，根据前清督抚驻地，给予各省不同的待遇，龙被任命为振武上将军，而对于龙的亲戚，且在逊清时同官提督为广西都督的陆荣廷，却只封为宁武将军。这一来陆当然有厚此薄彼之感。袁发现陆有离贰之心，才又晋授陆为耀武上将军，在陆被封上将军后，龙济光却被封为一等公爵，不久又因定惠州有功晋封郡王，而陆则只是一个侯爵。

　　袁的封爵本是借此笼络各省军阀，想不到由于爵位有高低，虽满足了某些军阀，却也失去了一部分军阀，陆被封侯爵时，不许属员向他道贺。加上袁又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会办广西军务。这也是使陆对袁增加离心的，所以在王于4年9月到广西上任时，陆的态度是既不拒绝，又不接待，且向袁请假以示反抗。同时把留在北京的儿子陆裕勋召回。陆裕勋原在北京总统府任武官，请假回广西探视父疾，当他到了汉口，竟不明不白地暴毙，有人说这是袁毒死的，陆荣廷表面上不形于颜色，而袁也装出悼惜的样子，派员照料丧事。旁观者清，暗笑这两人都会演戏。

　　陆既不满意袁，对帝制更不赞成，但他不敢轻举妄动，他很注意北洋系段、冯两大将的态度。段祺瑞在北京装病，袁、段不谐已成公开事实，而冯国璋不肯去北京，都是刺激陆的事实。冯曾有一个代表潘博到广西来访，陆从潘口中得知袁、冯之间裂痕日益扩大，使他反袁的勇气倍增，他派了五个代表到南京、上海一带活动，他对梁启超很仰慕，所以他的代表被指定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迎梁启超赴广西。

　　梁启超和蔡锷在天津分别后，也于12月18日由天津潜抵上海，较蔡锷抵滇先一天，云南起义后，梁留在上海用笔倡言反袁，鼓吹讨袁。他于5年1月下旬曾有一函长3000余字，给广西将军陆荣廷。当2月19日忽然有陈祖虞代表陆来见梁，面称奉陆命邀梁去桂，一俟梁抵桂后，陆即举义。22日复有唐绍慧衔陆命来促梁入桂。梁乃于3月4日搭日轮横滨丸赴香港，12日搭妙义山丸由香港去海防，再由镇南关入广西。3月26日梁辗转抵达南宁，可是陆荣廷已于3月15日宣告独立了。

　　袁对云南用兵时，本有假道滇越铁路运兵攻滇的打算，后来因为法国公使拒绝假道而作罢，因此袁极希望派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滇东。陆荣廷得知这个消息，就发动广西士绅团体公开拒绝北洋军假道。袁投鼠忌器，不敢对陆过分，就反过来劝陆派兵攻打云南，陆则以广西军饷械两缺为由加以谢绝。袁于是派陆荣廷的亲家，龙济光的哥龙觐光率军假道广西攻云南，袁认为龙氏兄弟都是云南人，又是滇南土司，派他攻滇可得人和。龙觐光的儿子龙运干是陆荣廷的女婿，派龙觐光假道广西，陆荣廷不会反对的。果然这个决定，陆无法拒绝，只好电请龙觐光多带军械，少带士兵，有了军械不愁沿途招募士兵困难。刚好这时龙济光在广东兵力不敷，不能抽调更多兵力交给他的哥哥，所以龙觐光只好带了4000粤军组织远征军。民国5年1月中旬，龙觐光率军到了南宁，在桂省又招募了4000兵，合共8000人马。1月30日龙由南宁前往武鸣访问装病的陆荣廷，两个亲家见面时，一个很热情，一个很冷淡。陆表示他很消极，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2月8日，袁发表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龙派所部团长李文富由百色进攻剥隘，又派儿子龙运干潜赴家乡蒙自组织地下部队。

　　当龙觐光向云南挺进时，袁电请陆荣廷派兵协助龙觐光进攻云南，陆这次竟欣然受命，他派儿子陆裕光率军前往协助龙军。袁见陆态度好转，更要求陆派兵进攻贵州，陆也不推辞，只要求袁拨发步枪5000支，军饷100万为开拔条件，袁竟忍痛拨发。3月7日，袁任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派广西军第一师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这道任命中竟说是出于陆自己的请求。和这命令同时袁又密令龙觐光就近监视陆。袁怕陆不接受贵州宣抚使，怎知陆却通电就任，但又给袁一个电报，要求军饷100万元。

　　陆荣廷在南宁开拔前，曾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在会议席上第一师长陈炳焜发言激烈，袁本想命他倒陆，怎知他却是反袁的中坚，他大声指责陆态度暧昧：“事新君（指袁）不忠，背旧主（指岑春煊）不义，忘杀子仇不慈，一个人怎可以不忠不义不慈！”

　　3月11日，陆荣廷由南宁率师到达柳州，13日他就率领广西军将领通电劝袁辞职，并限电到24小时内答复，全电云：

　　“前大总统袁公惠鉴：痛自强行帝制，民怨沸腾，云贵责言，干戈斯起。兵连祸结，徂冬涉春。国命阽危，未知所届。远推祸本，则由我公数年来，殃民秕政，种怨毒于四民。近促杀机，则由我公数月来，盗国阴谋，贻笑侮于万国。查《约法》第四十六条，有总统对于国民负责任之规定，失政犯宪，万目具瞻，厉阶之生，责将谁卸？云、贵既扶义以兴，势无返顾，我公犹执迷不悟，何术自金？荣廷奉职岩疆，保安是亟，启超历游各地，蒿目滋惊，因念辛亥之役，前清以三百年之垂统，犹且不忍于生民涂炭，退位让皇。今我公徒以私天下之故，不惜戕亿万人之生命，以蹙国家于亡。以较胜朝，能无颜汗？况事终无成，徒见僇笑，名为智者，顾若此乎！荣廷等以数年来共事之情好，不忍我公终以祸国者自祸，谨沥诚奉劝，即日辞职，以谢天下。荣廷等当更任力劝云、贵同日息兵，则公志既可自白，而国难亦可以立纾矣。事机安危，间不容发。务乞以二十四小时赐复，俾决进止，不胜沉痛待命之至！陆荣廷、梁启超、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马济、王祖同。”

　　15日陆在柳州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正式通电宣布独立。这时梁启超还在越桂途中。梁启超仆仆道路时，他的父亲病逝香港，他的亲朋都没有把这个消息透露，遂使他蒙在鼓里。他偷过镇南关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旅行，迨他抵达南宁时，广西已经独立11天了。

　　广西起义，宣布参加护国军，是倒袁战争中一个重要关键，因为这样一来广西便和云南、贵州连接起来，显示护国运动不是一省一人所发动，而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妙的是云南、贵州、广西三省都有一个公式，他们在独立以前都是先向袁骗饷骗械，迨达到目的后，即以袁的饷械来倒袁。袁一生以行骗纵横天下，临到自己败亡时，却被反对他的人如此戏弄，真是报应不爽。

　　在广西独立以前，龙觐光已于3月9日占领剥隘，龙的儿子龙运干也在云南南部发动了地方团队二路出动，进攻个旧、蒙自、临安。这个攻势正是护国军在四川受挫折的同时。

　　龙觐光自己把总部移驻百色，他的前锋李文富团长已进入了土富州附近。看起来袁这支奇兵颇收战略突袭之效，可是就在这个当儿，陆荣廷派来支持龙觐光的陆裕光和桂军竟突然发动军变，就在一个阴雨的晚上，不声不响地把龙军全部缴械，把龙觐光和他的儿子龙运干都扣留。龙运干是陆荣廷的女婿，和陆裕光是郎舅，做梦也想不到至亲会变生俄顷。他要求和陆裕光见面，这位大舅子说至亲是私，倒袁护国是公，他不能因私而废公。这一来可把龙家父子搞得十分狼狈，因此龙运干乃托人打电报给太太和丈母娘，并且要太太好好恳求一下她的母亲谭氏，请丈母娘去劝老丈人，放他父子一条生路。不久，南宁有了回电，电文上说：彼此政见和立场虽然不同，可是亲戚仍然是亲戚，一定不会委曲亲家和女婿的。不过想请亲家和女婿发出一则电报给广州的龙济光，请龙济光响应独立，参加护国运动。龙觐光父子这时已是亲家的阶下囚，对于亲家的要求怎敢不从，于是就在已拟好的电报上签字，劝他兄弟在广州独立。而龙运干在云南南部所发动的三路军事行动，也被唐继尧所派驻蒙自的第二师刘祖武部扑灭了。

　　龙觐光父子被生擒，龙运干的奇兵又在滇南被歼，这一切坏消息还没有传到北京，在北京的袁皇帝听到的则是前半段一连串好消息。因此，3月12日袁下令任命龙觐光督理云南军务兼云南巡按使。可怜这位“云南将军”已是阶下之囚，没有机会让他接受新命了，他这时正在百色的独立会议讲台下，颤声抖手地念着他亲家派人交给他的广西全省独立的通电。

　　广西独立后，袁派的广西巡按使王祖同请求陆荣廷准许他离境，陆立即答允，还赠以程仪2万元，派兵护送出境。陆荣廷对亲家也很优待，把龙觐光父子由百色接来南宁，请他们舒适地住在公馆中，就是不准随便行动。龙觐光的部下，陆都许他们自由选择，任去任留。

　　广西独立后最主要的工作是要促成广东独立，两广唇齿相依，如果广东与广西背道而驰，对广西是不利的，所以陆荣廷等便以全力争取广东，争取的方法是以政治手法为先，于是由陆荣廷、梁启超联名致电广东的龙济光和巡按使张鸣峻，电云：

　　“广东龙上将军、张巡按使同鉴：前大总统袁世凯谋逆，神人共愤。自滇、黔首义，湘、蜀奏功，舆情所趋，昭然可见。本都督会同本军总参谋，联名电劝袁氏退位，以谢天下，顽不见答。今已徇军民之请，出师讨贼。粤、桂比邻，谊同唇齿，伏望两公督率所属，载歌同袍，不胜大幸。军机迫切，乞以十二小时内赐复为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陆荣廷、总参谋梁启超。”

　　广东没有答复，于是陆等乃用两广护国军名义檄告广东军民，檄文云：

　　“两广护国军总司令、总参谋，为檄告事：前大总统袁世凯蓄谋造逆，自为帝制，殃民辱国，罪恶贯盈。自滇、黔首义，湘、蜀奏功，舆情所迫，昭然可见。本总司令、总参谋，不忍祸结兵连，生民涂炭，乃致电袁氏劝其退位，以谢天下。袁犹不悛，至今负固。本总司令、总参谋义不获已，乃徇桂省军民之请，出师申讨。广东将军龙觐光、巡按张鸣岐，与本总司令既久属同僚，在本总参谋，且曾为推毂。方冀克明大义，相与同仇，迭经电商共发义旆，不料竟昧天良，甘心从逆。本总司令、总参谋乃不得不暂移北上之师，先服东征之役。今已统率劲旅，合围省垣。济光、鸣岐若能悔罪投诚，自当予以更新之路。倘犹执迷拒命，势亦难逃渠首之歼。我全粤父老子弟深明时势，忠义性成，当谅吊伐之苦心，乐扶开济之元气。仰各安堵乐业，勿事张皇，静候大军迅平小丑。全粤大小官吏，仰各照旧奉职，毋得荒弃。全粤将校士卒奉职民国，禄养有年，当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正我军人厉节效命之日，仰各辨明顺逆，慎择从违。其驻屯省外各路军队，有保卫地方治安之责，万勿擅离汛地，致酿变端。其城厢内外军队，宜激发天良，去逆效顺，万勿抗敌义旅，荼毒生灵。但能卷甲来归，自尔同袍济美。要之安省城，即所以安广东，救广东，即所以救中国。本总司令、总参谋既念为国捍患，在义难辞，复痛同室操戈，虽胜不武，雅不欲穷极兵力，糜烂地方。故暂驻节要冲，传檄申警，猗欤多士，懔兹良言。此檄！”

　　由于龙济光的部下多为云南士兵，所以陆荣廷、梁启超联合檄告广东境内的云南军士，檄云：

　　“谨檄告广东境内云南将校士卒，诸君非奉民国之职，领民国之饷耶？诸军之原籍云南，非首倡护国军，义声振天下耶？今云南军西定四川，东定湖南，为国立功，所向克捷。无论中国人外国人皆啧啧称叹，谓云南人真个好汉。独粤中数千之云南军士乃为龙济光一人所利用，赌诸君之性命换己身之头衔。诸君不知情形，甘为效力，中外人士皆谓诸君为可恶，本总司令、总参谋则谓诸君为可怜。诸君前年之入粤，非助袁世凯也，助民国中央政府也。何独诸君，即桂军固亦助之矣。今袁世凯背叛民国，自称皇帝，内之则为国人所共弃，外之则为友邦所明拒，调兵无兵，筹饷无饷，死亡之期近在数月。诸君与袁氏何亲何故？袁氏于诸君何恩何德？乃至今犹在梦中为之拼死。人谁无死？死为逆鬼，所为何来。本总司令、总参谋所率雄师，已压全粤，一旦交绥，胜算立见。所以暂不猛攻省城者，一则顾全地方不欲糜烂，二者念诸君俱属好男儿，将来可以替国家大大出力，不忍遽加鏖杀，同气相残。为此切切檄告，即日缴械投诚，听候调遣，则现时之地位，仍旧保存，他日之功名，未可限量。如或执迷不悟，始终从逆，国法所在，本总司令、总参谋亦不能为汝容赦也。此檄！”

源济

八十五、广东被迫独立

　　广东是革命的发源地，龙济光虽然盘踞广东，可是革命的火种却在四处潜伏。自广西举义后，广东就在不稳中，陈炯明攻入惠州，但被龙军击败，可是陈部却散在粤东，自称护国军，对外宣称拥黄兴为总司令，另有徐勤军、魏邦平军、林虎军、朱执信军、邓铿军、叶夏声军、何海鸣军、李耀汉陆兰卿军等等，风云景从，遍地皆兵。接着团长莫擎宇在潮汕独立，镇守使隆世储、道尹冯相荣在钦谦独立。

　　龙济光在四面楚歌中，乃向北京请示如何应付？同时请派大军增援。袁世凯乃密令龙“独立拥护中央”，另电驻上海的第十师速行援粤，第十师防务则由驻南苑的十二师接防。运兵行动尚未开始，4月4日寄碇广州的宝璧、江大两兵舰竟参加义军，投入魏邦平部，魏遂统率舰队驶抵海珠，预备攻城。

　　4月6日龙济光、张鸣岐宣布广东独立，布告如下：“为布告事：现据广东绅学各界全体公呈，粤省连年灾患，地方已极凋零。近来各省多已反对袁氏，宣布独立，粤省危机四伏，糜烂堪虞。各界全体为保持全省人民生命财产起见，群众公议，联请龙上将军为广东都督，以原有职权保卫地方，维持秩序。此系拥护共和，天经地义，请即刚断执行等情。查阅来呈，持议甚韪。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维持治安为前提，刻经通电各省、各机关、各团体及本省各属地方文武官，即日宣布独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国旅粤官商，统由本都督率领所属文武官担任保护，务须照常安居营业，毋庸惊疑。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自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良之责。其各同心协力，保卫安宁，有厚望为。特此布告。”

　　广东的独立是假独立，是奉袁世凯密令独立，独立而拥护北京，等于不独立，所以接着就发生了“海珠事变”，前中国银行行长汤觉顿代表广西到广州来和龙济光、张鸣岐接洽，竟于4月12日在海珠遇害。

　　海珠事变后谭学衡乃急电陆、梁，电云：“梧州探投陆都督梁任公台鉴：今日海珠会议，汤君觉顿、舍弟学夔当场受枪殒命，王君协吉、吕君清受重伤，随后亦毙。当经力请龙、张两公，终始维持，毋使广东糜烂，均盼召从星夜来粤，妥商善后办法，全粤幸甚。”龙济光、张鸣岐对海珠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蔡乃煌和颜启汉身上，蔡乃煌是奉袁克定之命到广东来搞鸦片烟筹措帝制经费的，他当然反对广东独立，颜启汉是粤军将领。

　　这时候由于广东各地民军蜂起，龙济光的号令不出广州，当然害怕广西大军压境，所以极力向广西方面解释，陆荣廷遂提出几个条件：一交出祸首蔡乃煌、颜启汉，二分调警卫军出省，三龙军一半须随护国军出征江西，四陆荣廷等到广州，寓所自择，龙须让出东园给陆军驻扎。最后措施结果，议定四款是：（一）查办海珠祸首；（二）请陆荣廷、梁启超到粤维持粤局；（三）陆、梁电饬广东省内各路护国军暂停进攻，静待解决；（四）严办土匪，保卫地方。

　　龙济光想用商谈来拖，以待大局变化，所以海珠祸首颜启汉闻风先逃，潜匿上海。陆、梁见龙毫无诚意，于是由梧州顺流而下向广东进军，进至肇庆，肇庆镇守李耀汉欢迎桂军，陆、梁乃联袂发表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通电，全文如下：

　　龙都督并分送军界全体将校士卒公鉴：荣廷、启超承龙都督之招，来粤共商大计，本拟轻装减从，星夜驰来，嗣叠接龙都督四电，力言北伐救国之急务，作两粤会师进取之远猷，敦迫率重兵来会，荣廷等义无可诿，随带桂军万人，次第东下，此事纯出于龙都督之意，专为国家前途起见，与两粤内部交涉，毫无关系。仍恐军界诸君及粤中父老，或有误会，谨先将荣廷等之心迹及计划，披沥陈之。荣廷生性恬淡率直，毫无争权贪位之心。粤中军界，多有曾与荣廷共事者，当能深知其为人。今迫于公义，挥泪兴师，自行督兵，出境北伐，并广西都督一席，亦不愿久居。今兹来粤，只欲以旬日之间，议定大计，即行北上，断不能久淹滞粤境。外间或有虑荣廷到粤，粤中军界将有变动。荣廷敢矢信，誓保其必无。望我军界诸君，推诚信之。至于启超本一介书生，于军事素无所知，其不愿干预军政，自无待论。其对于各党派之贤俊，惟有敬受，绝无偏袒。两年以来，专意于社会教育事业，与党派久脱离关系。此次迫于义愤，勉从诸君子之后，竭其棉薄。首义之始，即自誓无论何种地位，断不肯居，若有相强，惟有引身而退。今次来粤，惟本恭敬桑梓之心，稍尽维持调护之责。粤事粗定，便须游历他方，更思自效，此来于粤中军界，绝无影响，更何待言？须知今之国贼，实为袁氏。袁氏一日不退，国患一日不息。今袁势日趋穷蹙，然淫威积之既久，摧陷尚费全力，我军全力报国，正在此时。若两粤境内秩序安谧，无内顾之忧，自能出其劲旅，迅定中原。若内部自生葛藤，则为敌所乘，势将自溃，更何所挟持以救国，而身家权位，更何所托。龙督与荣廷、启超有鉴于此，故一月以来，苦心调护，务成两粤一家，同心御侮之局。耿耿血诚，可表天日。想我军人必能深会此意也。特此先行驰告。其北伐进取方略，俟与龙督会晤后，当决定迅速进行。凡我军人志切从戎者，请各安待，必有以偿诸君之壮志也。陆荣廷、梁启超。咸。印。

　　接着陆荣廷命莫荣新率军五千进抵三水，由于三水离广州不远，所以龙济光不能不力求妥协，乃偕张鸣岐亲赴肇庆与陆、梁会商，成立五项协议；（一）广东独立后仍由龙济光为都督；（二）肇庆设立两广都司令部，举岑春煊为都司令；（三）惩处祸首蔡乃煌死刑；（西）从速北伐；（五）各地民军自岑春煊入粤后设法抚绥，并自三水划清防界，以马口为界，西南以上归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防守，西南以下归龙军防守。

　　4月20日龙由肇庆返广州，着手组织广东护国军三个军，做出整装待发姿态。

　　24日龙把蔡乃煌交给谭学衡解往长堤枪毙。

源济

八十六、浙江独立

　　4月12日浙江继广东之后宣布独立，算是护国倒袁宣布独立的第五个省份。浙江独立和滇、黔、粤、桂不同的是它在地区中属于东南，且和以前各省地势上并不毗连。促成浙江独立的，是因为袁打算把驻防上海的北洋军第十师开驻浙江，因此激起浙江方面的反对。在杭州的第二旅旅长童葆暄、警察厅长夏超、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岐、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台州镇守使张载阳等都有独立趋向。浙江将军朱瑞首鼠两端，他仍采取第二次革命时的老路子不宣布独立，外间且传说朱拟诱杀童葆暄以肃清反侧，童遂于4月11日先下手为强，进攻将军署，朱瑞闻变遂从后门逃之夭夭。第二天童召集省城代表集会商量推举浙江都督，当时浙江军界找不出一个力能控制全省的人物，大家遂推举当时富有人望的浙江省巡按使屈映光担任都督。屈是袁所赏识的人，他对大家说：“我只能以巡按使名义暂兼总司令，维持地方秩序。”屈的目的是保全浙江，不使动乱损害了浙江，所以他又和淞沪护军使、北洋军第四师长杨善德订立了“淞沪互不侵犯条约”。

　　浙江宣告独立后，由军方人士联名发表通电，全文云：

　　“北京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各部院长，各省军民长官，军警商学各界公鉴：滇黔首义，举国景从，公理真诚，皎如天日。公望等徇吾浙军民各界之切望，全体一致于真日宣布独立，公推屈映光为都督。士气奋发，秩序晏然，堪以奉告。溯自辛亥发难，共和告成，海内喁喁，翘首待治。项城以国民付托之重，忘天下为公之心，背弃誓言，破坏《约法》箝塞舆论，劫制正人，外债崇于祁山，苛政猛如虓虎，致闾阎无乐生之气，道路多吁嗟之人。犹复托名筹安，希图帝号。诡密之电腾笑于友邦，警告之声皇皇于五国。不知惟信可以立国，惟德可以服人，狙公之术既穷，土崩之局乃见。公望等于国事岂敢轻试，于项城非有私仇，此次仗义兴师，枕戈待命，理无反顾，义无还心，实欲将顺众情，巩固民国。盖以飘摇风雨，国势已属可危。如其朝四暮三，鲁难伊于何底？欲减除时局之危难，清弭国内之战祸，则不得不鉴天下之大势，示亡秦之决心。权利本无可言，危险更非所计。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中国岂袁家之中国？项城果尚有爱民惜己之心，宜速为洁身避贤之计，庶足示光明之度，犹不失退让之情。清室尚能以组织全权授诸项城，项城岂不能效法旧君授诸冯、段。冯公在南、段公在北，布置既周于前，祸患自无忧于后。况乎《约法》具存，条文可据，代理既久经规定，争议自无从发生。方今四海分崩，众心离涣，川湘北旅，挫败相寻，各省风云，日益紧迫。项城亦当知大势之既去，覆水之难收，佳兵不祥，群情可见，当不为旦夕之延，以重其殃民之咎。矧威信既失，将何以临民？果拥兵负嵎，则败亡可待。公望等谨整饬军旅，严阵以待。庶几海内君子，鉴此微忱。掬血陈词，伫侯明教！吕公望、张载阳、周凤歧、童荷暄、王桂林、夏超、俞伟、顾乃斌、徐则恂、童绍基、王萼、施承志、李炜章、吴钟镕、傅其永、来伟良、李全义、伍文渊、韩绍基、汪镐基、王文庆、莫永贞、张翅、裘绍、葛敬忠等。皓。印。”

　　可是屈映光另有密电给袁，叙述自己被推戴的经过，并非出于己意：

　　“……四月十一日夜四时，突有军民拥至军署，将军失踪，当经密派警队，防护本署。次早军官绅士，以地方秩序关系，强迫映光为都督，誓死不从，往复数四，午后旋有各机关官长，暨绅商领袖全词吁恳，最后即请以巡按使名义兼浙江总司令，借以维持地方秩序，固辞不获，于今日上午始行承诺，以维军民而保治安。现在人心已定，秩序如恒。……”

　　正当袁世凯日薄西山，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之时，屈的态度使袁感到极大的安慰，因此他顾不得屈的电报是一封给他的密电，竟于四月十四日发表申令把屈的电报内容公布了出来，且说：

　　“……该使识略冠时，才堪应变，军民翕服，全浙安然，功在国家，极堪嘉尚，着加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当此时势艰危，该使毅力热心，顾全大局，既已声望昭彰，务当始终维持，共策匡定，并着剀切晓谕军民，俾如今日世界大势，当以国家为重，各尽服从之天职，为保秩序之安宁，造福桑梓，即所以造福国家。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袁嘉奖屈映光的申令本是想鼓励其他各省的人对他效忠，却不料竟置屈于危殆地位，因为屈在浙江并没有实力基础，拥屈的人都是反袁的人，如今看到了袁的申令，原来屈竟有密电给袁，于是浙江各界纷纷通电指责屈，不久宁台镇守使独立旅长周凤岐和嘉湖镇守使品公望都到了杭州，屈被迫辞职，5月6日改推吕公望继任浙江都督。

　　吕公望出任浙江都督是表示浙江事务由军务的实力人物出而负责，吕就任后发表通电云：

　　“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各都督、总司令、参谋长暨上海各报馆鉴：袁氏世凯背誓食言，殃民祸国，诸公仗义，简甲兴师，攘除奸凶，肃清群慝，义声所播，天日为昭。浙省虽僻在偏隅，誓同护国。独立既倡，万众一心。屈前都督危局支持，心力交瘁，元功弗宰，让德弗居，军民同声，攀援无术。乃责公望承兹钜艰，自愧菲材，艰胜重任。只以四方多垒，元悉未除，敢惜一身，以误大局。兹于五月六日正式就任。区区之志，誓在搜讨义旅，为国驰驱，期与诸公东西策应，虽历危险，在所弗辞。事属同仇，义无反顾。翻云覆雨，窃所痛心，停战迁延，尤非所望。诸公首义，必宏远谟，幸锡南针，共图北首。枕戈待命，临电神驰。浙江都督吕公望。鱼。印。”

　　袁本计划由海道运北洋军南下增援，这是袁扑灭二次革命时的重要行动之一，他想故技重施，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运兵到广东，可是这时听到广东情况发生了变化，又想运兵到浙江，而浙江也独立。4月15日、16日由塘沽装运了北洋军第十二师的一部分，以新裕、新康、新铭、爱仁等轮为运兵船只，以海容、海圻为掩护船，前往华东。4月20日船队到了温州海面遇到了一场大雾，海容舰没有达到护航的目的，反而撞上了新裕轮，两只船舰同时沉没，淹死了官兵700多人，军械物资损失无算。

　　4月23日，刘冠雄率领其他舰只在福建登陆。

源济

八十七、军务院组成

　　岑春煊早在4月初旬就已由上海到了香港，在清朝末年他的声望仅次于袁，他和袁两人一直是敌对的。民国后他也是反袁的，而且加入了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传说国民党要拥他为总统以对付袁，可惜二次革命失败得太快。这一次岑总算赶上了直接参加倒袁的活动，两广和西南都是他最有关系的地区，使他有所作为，他遂于4月19日由香港启程前往肇庆。

　　岑春煊抵达肇庆后，即由两广军方联名通电推戴岑为护国军都司令。5月1日两广护国都司令部成立。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

　　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后，岑春煊、陆荣廷、梁启超等就打算把护国讨袁的重心由滇、黔移到两广，因此计划筹组一个中央机构。

　　5月8日，梁启超一手拟议的护国军中央机构军务院宣告成立，以代行北京国务院的职权，军务院的组织如下：

　　第一条：军务院直隶大总统，统筹全国军机，施行战时及善后一切政务。

　　第二条：大总统不能亲临军务院所在地时，一切军政、民政、对内、对外事宜，以军务院名义行之。

　　第三条：军务院置抚军，无定员。以抚军议决或同意行其职权。抚军以各省都督或护理都督、全省以上联合军都司令、都参谋及各独立地方成军有二师以上之军总司令任之。凡新取得前项资格者，同时取得抚军资格。

　　第四条：军务院由抚军互选抚军长、副长各一人。抚军长执行抚军议决及同意之事项。抚军得赞襄抚军长协理一切。抚军长有事故时，副长摄行职权。抚军长、副长俱有事故时，得公推抚军代摄行职权。

　　第五条：军务院置政务委员会，由抚军互选一人领委员长。设各种委员，无定员，分掌外交、财政、军政、法制各项政务。

　　第六条：军务院置各省代表会，由各省都督各派二员列席，以备咨询。

　　第七条：军务院置秘书，无定员，承抚军长、副长、政务委员之命，掌管机要事宜。

　　第八条：军务院遇有关于对内、对外特别重要事宜时，由抚军之合议或同意得特任专使处理之。

　　第九条：军务院所属各种委员会、各省代表会组织细则，以院代定之。

　　第十条：军务院自国务院依法成立时撤废之。

　　原来拟议中的抚军长是岑春煊，其后决定推唐继尧，因为云南唐继尧是首义人，又是实力派。所以应由唐继尧为抚军长，以岑春煊为副抚军长。军务院设于肇庆，唐远在昆明，乃由岑以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为抚军。

　　抚军资格规定为独立各省都督及军长以上的实力派，梁启超则是特殊的例外，是实力派以外的人，他因为是倒袁的首创者，又是蔡锷的老师，所以他很自然地成为军务院中的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从这张名单中看出这是两广主唱的戏，一切是梁启超的策划，却把首义的滇、黔降为配角了。

　　军务院直隶大总统，这里所谓的大总统当然不是袁世凯，大总统不能施行职务时，由军务院代行，军务院置各省代表会，由各省都督派代表二人列席。以唐绍仪为外交代表，王宠惠和温宗尧为副代表。唐继尧遥领抚军长后，通电中外，略谓：“迫于时艰，勉膺重任，谨掬血诚，誓以公心效忠国事，一俟大难削平，即当退避贤路。”

　　蔡锷是反对设立军务院的，当5月初旬两广筹组军务院时征求滇、黔同意，蔡即复电认为目前只须迫袁退位，而由段祺瑞出面主持，不宜组织政府，致招争权夺利之嫌，而启南北分裂之渐。

　　军务院成立后，发表第一号宣言：

　　“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一职，依法应由副总统黎公继任，已由本军政府宣言在案。但黎公今方陷贼围，未克躬亲职务。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云：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位，由国务院摄行其职。今大总统身体蒙难，副总统职尚虚悬，国务院又非俟大总统任命，经国会同意后，不能组织。而军事正亟，既当求统一之方，至国运方新，尤宜作通筹之计。今由继尧等往复电商，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军务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由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除将军务院组织条例别行公布外，特此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军务院各首领就任宣言——

　　“北京黎大总统，云南、贵州、南宁、广州、杭州都督府，泸州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南宁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及护国军各地前敌总司令，各省将军、巡按使、巡阅使、镇守使，各师旅长，各道尹县知事，暨两广各团体、各报馆公鉴：护国军军政府宣言如下：本军政府设置军务院，权理军国重事，业经宣言，并将组织条例公布在案。今于五月八日组织军务院成立，遵照条例，以继尧、显世、荣廷、济光、春煊、启超、锷、烈钧、炳焜等任军务院抚军，并往复通电，互选继尧为抚军长，春煊为抚军副长，启超领政务委员长，暂定广东为军务院所在地。继尧因云南地方职守未能远离，依条例第四条第二项由春煊摄行抚军长职权。继尧等菲德庸才，迫于时艰，勉肩生任，谨掬血诚，誓以公心效忠国事。一俟大难削平，即当退避贤路，皇天后土，实鉴斯言。为此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再，浙江都督吕公望，遵依条例应任抚军，因交通阻梗，电商未复，除专电敦请加入外，合并声明。云南都督唐继尧、贵州都督刘显世、广西都督陆荣廷、广东都督龙济光，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两广护国军都参谋梁启超、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广西护国都督陈炳焜。青。印。”

源济

八十八、张宗昌暗杀陈其美

　　陈其美（英士）在上海被刺，是民初继宋教仁被刺后第二件革命党人被暗杀的事件；由于他遇难于袁世凯帝制垮台前后，因此，这件重大的新闻便被护国起义和袁世凯称帝失败而掩盖了。

　　陈其美被刺案和袁世凯、冯国璋、张宗昌都有关系，不过这个案子没有像宋教仁被刺案那么有声有色。这件暗杀案是张宗昌奉袁世凯密令所主持的。

　　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字效坤，家贫失学，仅识之无。父早亡，母以大脚出名乡里，张因孤儿身份，所以沦为市井无赖。18岁赴东北，先在抚顺挖煤，后至哈尔滨为赌场守卫，再后到了海参崴，因体格高大，膂力过大，擅长枪法，精于骑射，又天生一副绿林豪使的个性，交朋结友，挥金如土，所以很能得到当地流氓地痞的拥戴。

　　他在海参崴时，曾干过好几次放火而不杀人的勾当，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犹太人曾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放火，每次可得2000卢布。他问在何处放火？犹太人说就是烧我自己的房子。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请人烧自己的房子？犹太人也不解释，只说：你烧了我的房子，我决不会告你，你还可得2000卢布，何乐而不为呢！”张虽莫名其妙不知犹太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是既然有钱可赚，乃欣然应诺。这笔交易很快就圆满完成了。以后经犹太人的介绍，一连做了好几次放火的勾当，每次都顺利地拿到应得的钱，这一来让他的胆子就大了。原来犹太人是买了火险，放火是为了骗保险费的。

　　这期间他又学会了俄国话，讲得很不错；有人说他还当过俄国巡捕。总之他在海参威混得颇不坏，后来带了一堆现钞，跑到中俄边境绥芬河，召集一些亡命之徒从事开垦，这种开垦也是天知道，真正开荒拓土的时间少，而聚众滋事的时间多，其情景颇有点像美国西部片里的情景。

　　辛亥革命爆发，黄兴派李徵五到东北去招兵。这时张宗昌在千金寨的煤矿里吃“好汉饭”。他有位同乡王栋和他相交最为莫逆，平时喜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也爱把这些故事讲给张听，张颇受影响。这时王栋听说李徵五是代表革命党来招兵买马的，便私下和张宗昌商量，王说：“咱们如果长住这儿，是一点出息也没有，想当初刘、关、张桃园结义，起兵讨伐黄巾，咱们今天何不邀集弟兄们同去投效革命。”

　　张当年根本也不清楚革命军是什么内容，不过知道革命是造反，又听说黄兴招兵买马，能号召一营人就可以当管带，在当时张宗昌看来，一个管带实在是很大的官儿了，因此他就和把兄弟们一说，大家都愿追随他，公然号召了一两千人，前往投奔李徵五，被编为管带，他们的武器全部是俄式，个个人高马大，遂从海道运至上海。这时上海业已光复，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张部编为骑兵团，升为团长，归第三师冷遹指挥。

　　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北洋军势力南侵，李烈钧在江西战败，黄兴离开南京，张宗昌无所适从，于是投靠江苏督军冯国璋，冯把张的部队解散，改派张为副官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

　　张宗昌任冯国璋的副官长这一期间，利用他个人权势，由他太太在东北经手收购鸦片运来南京，颇获厚利。由于张性豪迈，挥金如土，这时他既然手头宽裕，因此便结交了不少的朋友。

　　张虽性格爽朗，可是御下甚严，自有他的一套御人术。有程子安其人，也是掖县人，曾任张所部排长，因犯过被开革，挟恨离开张部。迨张在冯国璋下任副官长后，名利两丰，忽动衣锦还乡的念头；他自离开山东掖县后，其母因为贫苦无以为生，乃再嫁一个吹鼓手。张返籍后，登堂拜母，兼拜继父，他不仅奉母孝顺，同时对继父亦尽养子之礼。这还不算，并且还亲自拜望每一位同乡弟兄的父母，不仅叩头，还分送大洋三百、五百不等。程子安虽然已经离开了张，张却一样去见程母，行礼如仪，而且送了300大洋，程母甚为感动，事后写信给程时，特别称道张宗昌够义气，有孝心，是一个难得的长官。程子安因之不仅不怨张，反而怀念张的德意不已。

　　袁世凯洪宪称帝后，东南方面所不放心的，是陈其美，因为陈在上海有实力有基础，又富于组织能力，其号召声势并不下于蔡锷。自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后，袁所最担心的，是怕陈其美回到上海响应。如果东南和西南联为一气，大局就拱手让人了；为了保全东南，势必要除掉陈。袁称帝后，冯国璋早就离心离德，但冯要巩固东南，尤其江苏是自己的势力范围；陈其美是冯的最大威胁力量，冯要除陈，和袁的立场是一致的。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乘势向南方拓展，袁更倒行逆施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朱执信、邓铿、李烈钧等数十人；并解散国民党，废止《约法》，国民党人遭受的迫害不可言宣。孙中山于民国2年8月抵日本，检讨二次革命的失败，认为并非袁世凯强大，而是国民党涣散，各行其是，不听领袖指导所致。因此在抵达日本后，即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2年10月，开始征求同志，在东京入党的，有陈其美、胡汉民、戴传贤、钮永建、彭养光等23人；在上海入党的，有张静江和蒋中正二人。其后陆续参加的有吴忠信、林森、谷正伦、邓家彦、杨庶堪、丁怀瑾等。

　　筹安会成立后，孙中山乃下令讨袁，令革命党同志潜伏各地暗中布置。4年10月陈与许崇智奉孙中山命潜伏广东，由东京路经上海，上海同志坚留陈在沪主持反袁工作，许崇智遂上书孙，请准陈留沪，负责一切，孙中山答应，陈乃在沪布置一切。当时上海镇守使是袁的死党郑汝成，有精兵数万扼长江咽喉，控制海军、为袁世凯的东南屏障。

　　陈其美和革命同志认为如果不除郑汝成，则上海形势将不利于反袁活动。11月10日是日本天皇登极典礼，驻沪日本总领事开会庆祝日皇登极，郑汝成因是上海军政最高首长，照例必须往贺，陈其美乃布置死士十余人，预伏于龙华到日本领事馆所经路线，英租界外白渡桥一线由精于枪法的王晓峰、王明山二人担任。王晓峰是吉林人，王明山是山东莱阳人。10日晨，王晓峰持两支手枪，王明山怀两颗炸弹，埋伏在白渡桥侧。11时许，郑汝成偕其司务长乘汽车来，将近外白渡桥，因为车辆拥挤，乃徐徐慢驶。王明山乃以第一枚炸弹扔向郑车，未击中，炸弹爆炸声使行人仓皇逃避，郑的司机拟开快车，说时迟那时快，王明山再向车内掷出第二枚炸弹，只见轰隆，车盖爆裂，玻璃纷飞，郑汝成当场被击晕，车亦停驶，王晓峰乃攀附车门，用驳壳枪猛射郑头部十余发，郑遂当场毙命。两位壮士击毙郑汝成后，神色自若，态度从容，弃枪就捕，从容赴义。

　　郑死后，袁世凯极为震动，以杨善德继任上海镇守使。杨没有郑精干，革命党人遂发动12月5日的肇和兵舰起义。

　　肇和兵舰起义，是陈其美一手策划的，总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五号，以蒋中正、吴忠信、杨庶堪等分任军事、财政、总务之责。

　　12月3日袁世凯欲运兵南下，命肇和舰于6日开赴广东。革命竞认为肇和舰已运动成熟，若听其离去，殊为可惜，陈其美遂征得肇和舰长黄鸣球及舰上练习生陈可钧等同意，定于12月5日起义。决定由杨虎率领一部分同志占领肇和舰，猛轰制造局；由孙祥夫率一部分同志占领应瑞、通济两舰，为肇和舰后援；制造局及城内一部分联络成熟的军警，立即响应。推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吴忠信为参谋长。5日下午4时，杨虎率海军陆战队同志30余人乘小汽艇袭取肇和，陈可钧等在舰上响应，顺利占领肇和舰，立即向陆上攻击。不幸另一支由孙祥夫率领之同志，所乘小汽轮没有照会，被租界巡捕房干涉，无法开出，遂不能按照计划占领应瑞及通济两舰。因此肇和舰遂陷于孤立无援。陆上同志闻肇和舰炮声，即照原计划分别向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机关进攻，陈其美偕蒋中正督战，但袁军炮火猛烈，革命军伤亡众多，海上、陆上都无后援，遂至功败垂成。

　　云南起义后，陈其美在上海策动各地起义。袁世凯特驻重兵于上海，不敢他调；同时暗中布置，要暗杀陈以除心腹之患。

　　南京浦口商埠筹备督办蔡某是袁世凯心腹，袁命蔡物色一个可靠的人筹划暗杀陈其美的工作。蔡和张宗昌是赌友，两人均精于赌博，因此相知甚深。有一天蔡约张打牌，张赴约，只见蔡一人，很是奇怪，蔡乃延入内室，郑重问张有没有胆子替老头子（指袁）干一件重要工作。张这时屈居冯部副官长之职，颇不得意，正想往上爬，一听袁有密令，立即答允。于是蔡乃去电北京，第二天袁有密电给冯国璋，命张宗昌克日来京。冯乃令张即日去北京一行。张晋京见到袁，袁即授以杀陈其美任务，且予以大洋5万元。张返南京，冯询以赴京经过，张对冯说：“大总统交我一个任务，是极秘密的，可是我对督师却不能不说，总统要我找人刺杀陈英士。”冯听张所说，即表示支持，因为陈其美在上海对冯亦是一大威胁。

　　张宗昌于是携巨款赴沪，可是如何实现刺陈计划，亦颇费周章，因为陈在上海的活动也很谨慎，北洋的人是无法接近的。正当他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时，却在一个偶然机会中碰到了曾当过他的排长，但被他斥革的同乡程子安，程见到张极力表示感激，因为程接到家书，知道张回掖县时曾经去谒见程母，且送了300大洋，所以这次在上海见到同乡老长官，非常亲切。张问程现干何事？程说在陈其美处跑腿，混混日子而已。张进一步询问，程言及在陈左右颇受排挤，极不得意。张闻程言为之心动，乃相约第二天赴长三堂子欢聚。第二天相晤，酒酣耳热，张悄悄对程言及刺陈事，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劝程负责策划一切，程亦欣然慨允，遂积极布置。

　　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萨坡赛路被刺。后来证实袁世凯为了杀陈付出了70万大洋的赏金。

　　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曾追祭陈，且亲撰祭文，有云：

　　“……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百怪张牙，图君益渴，七十万金，头颅如许，自有史来，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勿瞑目。曾不逾月，贼忽自殂，君倘无知，天胡此怒？含笑九泉，当自兹始。文老幸生，必成君志。……”

源济

八十九、袁被迫下令撤销帝制

　　5年1月5日，袁世凯正式对云南护国军用兵，颁布讨伐令，令云：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所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类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应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至意。此令。”

　　同时布置三路进兵云南的计划，准备以泰山压顶的力量一举而打垮护国军。然而实际上这三路大军，没有一路发生作用。袁的三路大兵是：

　　派虎威将军第三师师长曹锟、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所部入四川。曹锟的第三师原驻岳州，张敬尧的第七师原驻南苑，李长泰的第八师原驻保定。作为正面攻滇的主力。

　　派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第廿师师长范国璋、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入湘西，兵力包括由南昌调动的马继增所属第六师，由河南调动的第七混成旅，以及由奉天调动的第廿师一部分。

　　派粤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由广西入贵州，另由安徽调倪毓棻所属的安武军由湘西入黔。这是侧面的攻击。

　　袁还有一个打算，是由海道运北洋军到越南，假道滇越铁路进攻昆明，这当然不会获得法国的同意。

　　袁在丰泽园组织了“征滇临时军务处”，他想请段祺瑞出来替他撑场面，段以“宿疾未愈”为由辞却。这简直好像辛亥年清廷命袁督师而袁对以“足疾未痊”如出一辙。袁为了讨好于段，爱屋及乌，把平素极不喜欢的徐树铮请了出来，小徐因遭袁忌，专心办正志中学，袁忽命其为将军府事务所长，可是段仍无动于中。

　　袁又想请冯国璋为征滇总司令，可是冯也是和段一样，一再称病，一再续假，暗中却和北方军人及南方实力派接洽议和工作。这也和辛亥年袁暗中与革命军议和一样。

　　冯国璋称病南京，拒绝北上，袁特派蒋雁行以探病为由，于5年2月13日到南京。冯当然没有病，他抓住蒋雁行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为什么总统都不把我当作人看待。”他这话是指他前次赴北京谒袁时，袁对他否认帝制的那一幕。

　　袁接到蒋的密报，知道冯的“政治病况”，就走马灯似地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等轮流到南京来疏通冯。暗中却指使蒋雁行勾结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就近篡冯的位，又想电召冯到北京，解除他督理江苏军务一职，可是因为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打密电请勿调动冯，所以未曾下手。

　　袁又想借重黎元洪以副元帅名义统率征滇军，可是黎表示宁可杀头不为利用，这一着也落了空。

　　袁的可悲是他身边已无大将替他主持征滇军事，而他自己呢？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内政，既要筹钱，又要管军事。云南讨袁军突起后，袁只好把全副精神都用在对云南军事上，一方面命政界减薪，一方面以金钱和爵位鼓励前方将士，有功者男爵加封子爵，少将升为中将，旅长升为师长，或者赏食双俸。

　　正在事事不如意时，肃政史庄蕴宽公然铁面无私，不用奏请而以公函送交国务卿，提出：（一）取消洪宪年号，因帝国未成立，不应先有年号；（二）请撤销大典筹备处；（三）请取消参政院。袁看到这一件公文，大为震怒，宣称要对付庄，庄只得挂冠而去，袁立即派张元奇继任，并下令严禁官吏请假，凡请假的须具三人以上连环保结，并派军警保护简任以上的大员。正和清末监视亲贵们出京一样。

　　洪宪元年本应于民国5年元旦袁登极改元，可是由于云南首义于4年12月25日，各国使馆又退还改元的公文，因此袁的登极把戏乃一再展期，至2月23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

　　“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当云南起义后，江苏将军冯国璋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说北洋军系的实力人物是段和冯，则段祺瑞只是有名而无实，冯国璋则掌握实际的兵权，又不受袁控制，和段当时处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广西独立后，冯国璋肯定地认为反袁的声势愈来愈大，国内国外的形势袁都居不利地位，因此主动地发出一则密电给和他有关系的各省北洋军阀，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压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复电赞同。冯觉得连他自己只有五位将军，声势不够壮大，乃用五人名义密电征求全国各省将军的同意，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已不是他个人的行动，对袁也无所畏惧。

　　不料他这则密报到了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手里，朱对袁很忠心，立刻把这封密电送给袁看。袁正为了广西独立和龙觐光被扣事焦躁非常。3月19日晚上得到了这个密电，又是气又是怕，几乎晕倒过去。

　　现在，袁的恶梦醒了，他发现他一手培植，并且赖此以打天下的北洋系，如今都叛离了他，变成了他的敌人。而且这个内部敌人比外来敌人还可怕。他双目已没有平素炯炯的威棱，失神而黯然地向坐在身边的夏寿田说：“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第一次是文忠公（指李鸿章）去世，这次大约轮到了我。”于是他又沮丧地谈到袁家祖先都在59岁以前死亡，如今他已58岁，恐怕也过不了59岁的“关”！

　　袁觉得众叛亲离，没有人可寄腹心，而他的嫡系却又觉得他对他们猜疑而玩弄手段。相传有这么一段掌故：有一天，辫子军统帅张勋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以盛宴款待，几杯老酒下肚，谈得非常投机，张觉得他和老冯前嫌尽释，于是大声地对冯说：“你知道我的来意吗？我是奉着老头儿的命令来察看你的行动！”冯听了只淡淡地一笑，跑到书房中拿出一封密电给张，并且说：“老头子也有电给我，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呢！”

　　袁的失败这就是最根本原因。

　　3月17日袁邀梁士诒往谈，这时已经形势日蹙，但还没有撤销帝制，袁乃和梁商量，并把一些重要的文电拿给梁看，其一是康有为劝袁撤销帝制的致“慰庭总统老弟”函；其二是徐世昌自天津来函，内有：“及今尚可转寰，失此将无余地”语；其三是冯国璋等五将军联电请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电文；其四是派驻日本公使陆宗舆来电称：日首相大隈与内阁各大臣及元老，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专为讨论对华问题，认为时机已至，日本应在中国自由行动，派兵进驻中国各地，以确保东亚之和平。其他则是各种军报，包括张敬尧受伤，及各省反对帝制电文一束。

　　这时袁和梁对坐一个方桌上，袁以手指蘸茶涂书桌上，以谈某方情形如何，某人态度如何，应付得失如何。涂满了桌子，又以纸擦去，如是者一而再，再而三。最后，袁面色沉重地对梁说：“事到如今，我只有如此决定，分为几方面进行，中央政事由菊人（徐世昌）、芝泉（段祺瑞）任之。安定中原军事由华甫（冯国璋）任之。请你替我致电二庵（陈宦），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言和。你和卓如（梁启超）有旧，以私人情谊托其疏通滇、桂，并复长素（康有为）函，请其援助卓如。倘能令国家安定，我牺牲至任何地步均无不可。”

　　袁在内外煎迫的情形下，把他的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杨认为当前大局困窘，除非采用和平方法，否则很难解决反袁的护国运动，而和平的先决条件，必先取消帝制。袁这时也顾不了其他，只怕取消帝制仍不能满足独立各省的愿望，倘若对方得寸进尺，连总统地位也不给保留，则取消帝制依然不能求全。杨认为先尽其在我，如果护国军迫人太甚，则我直彼曲，就会激起北洋派的同仇敌忾，到那时候可以团结北洋系和护国军一战了。

　　袁这时想在保持颜面的情况下取消帝制，他打算立刻召集立法院，向立法院提出咨文请辞帝位，然后由立法院作出一个仍旧请他继任总统的决议，可是召集立法院不可能三天两天就能完成这些官样文章，因此这个拟议也行不通。

　　最后，袁只好求助于几位不赞成帝制的重要人物，他于3月21日亲笔写了几封密函，交由承宣厅遣派专人，分别送给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请他们来公府参加当天下午的紧急会议。送信的人还带口信说：上头有话，请看多年的老交情，今天务必发驾。

　　这是一次送终帝制的会议，情景很像清朝未年召开御前会议商讨退位问题一样。参加会议的人都不肯发言。袁只好厚着脸，忍气吞声地说：“取消了帝制，则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仍然不肯罢兵，那就是诚心作乱，我们只好再用兵了。”徐、段都赞成，表示除此亦无他法。可是应袁电召入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却站起来发言，他很激动地表示反对，自称为“臣”，要求带兵去打护国军，为“圣主”效力。袁很沉痛地说：“丹忱（倪嗣冲号）。你看看。”说着就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通电给倪看。倪嗣冲这才像漏了气的皮球，黯然坐了下来。

　　袁请徐世昌重作冯妇，再任国务卿，主持和护国军的议和工作。徐自帝制酝酿后，即坚求去职，国务卿乃由陆徵祥担任。袁克定常背人呼徐为“活曹操”。徐平素为人喜怒不形于颜色，云南护国起义时，徐不禁喜形于色，对杨士琦说：“快失败了。”杨士琦后来告人说：“数月以来，仅见此老破颜一笑。”徐闻袁请他再度出山，便推三阻四，经不起袁的哀恳：“这时候老朋友都不帮忙，谁来帮忙？”徐才无话可说勉强接受。

　　这次会议决定了以下各点：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的临时会，以便于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解除陆徵祥的国务卿职务，回任外交总长，由徐世昌出任；四、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护国军停战议和，如得同意，拟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

　　3月24日袁召请从来不赞成帝制的张一麐入见。袁对张说：“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所拟的一稿给张阅，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张见袁如此说，亦不禁黯然，乃说：“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袁立刻接下去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

　　袁撤销帝制令全文如下：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钜，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傥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

　　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

　　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终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俊转圜。

　　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曲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当共体兹意！此令。

　　国务卿徐世昌

　　袁发表撤销承认帝位申令，同时却又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捏造许多无稽消息，借以煽动北洋系，如：护国军已推举岑春煊为总统，北洋军高级将领均将被撤职等……。

　　密谕中说：

　　“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身家性命亦将不保。……”云云。

　　袁自接受帝位到撤销承认帝位令发布之日止，算起来总共是83天。这可算是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皇帝戏歇场后，叫苦的当然是洪宪帝制派，连带遭殃的，还有瑞蚨祥服装店老板，因为订制的龙袍和朝衣都没有人要了。

　　3月25日，黎元洪坚决要袁下令取消他的王爵。他说如果不明令取消，他就无面目做南北之间的调人。这一天参政院会场一致通过袁所提的撤销承认帝位案，如同4年12月21日全场一致通过袁为皇帝一样。该院于当日咨复袁，请将各省推戴书发还各省自行销毁，并且自请解散。同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分电陆、梁、蔡、唐等，略云：“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这份电稿是袁代拟代发，黎、段两人俱未同意。不料护国军回电：一要袁退位，二要诛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

　　局势太坏，袁的四子克端奉母及妻赴天津岳家暂住。

　　3月29日，袁亲自指挥焚毁有关帝制公文840余件。

　　4月2日参政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和它决定的君主国体案。

　　16日梁启超有电复梁士诒，电云：

　　“奉电同兹欷慨！弟之愿平安，爱和平，当为兄所夙信，徒以政治泯棼，益成绝望，故挥泪以从诸君子之后。以兄解人，试将四年所酝酿、所杂谒以推测将来变祸，容有一线之光明耶？帝制之发生与撤销，朝三暮四，何关大计！须知国人所痛心疾首，正以其专操政术以侮弄万众，失信于天下既久，一纸空文徒增恶感耳。以言外侮，在弟等何尝不日怀临渊之惧。积欠相持，非国之福，尽人皆知；然祸源不塞，何由安国人之心，而平其气？弟即欲苟且自卸，岂能回西南诸将之听？诸将即欲苟且自卸，又岂能回全国人之听？项城犹怙权位，欲糜烂吾民以为之快，万一事久不决，而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而罪责必有所归。知弟与项城私谊不薄，诚不忍其卒以祸国者自祸，乞代致拳拳。粤既响应，变局益急，兄亦宜善自为谋……”

　　梁士诒把梁启超这份电报拿给袁看，袁随阅随批，不作一语。在“正以其专操政术以侮弄万众”句旁，袁批“内阁、国会”，其意这是内阁、国会之过。在“项城犹怙权位，欲糜烂吾民以为之快”句旁，袁批：先攻川湘。在“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句旁，袁批：敌国忌恨，讵非伟人？最后袁在电末批：收束军队。其意是双方应收束军队为最要务。

　　自袁接受帝位后，就没有一天太平过，到他取消接受帝位，其间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际方面，由于五国提出联合警告，袁政府发表年内不登极的口头声明；

　　第二阶段是反袁方面，由蔡、唐领导云南独立，护国倒袁，袁被迫宣布缓办帝制；

　　第三阶段是袁内部倒袁，由于冯国璋等五将军通电，袁知大势已去，才被迫撤销承认帝制案。

　　袁是个枭雄，有通变之才，一生都得心应手，倘若能够逆取顺守，则后半生真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怎料到他自任总统后，暗杀异己，胸襟偏狭，手段尤甚于西太后，政治腐败更超过逊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袁处处玩弄人，制造民意，擅用武力，善施权术，结果在他最后关头，人民的公意打倒了他，蔡锷的三千弱兵劣器打败了他。因此有人说：袁的气数在他58岁后便完了，以前他的运气好，所以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聪明，无往而不顺利；到了气数已尽，则无往而不愚蠢，无往而不糊涂。

　　其实，骗人者人亦骗之，杀人者人亦杀之，以权术治天下，最后一定是众叛亲离，一时得意，千古骂名，一念之差，遗臭万世。权力欲用之不当是一个最不好的东西。

源济

九十、众叛亲离

　　3月26日，袁的老朋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一封劝退电，既呼先生，又称执事，语句之尖刻，比打袁耳光还厉害。原电如下：

　　“北京袁慰亭先生鉴：白宫睽隔，瞬已连年。忆从癸丑电请执事解职，既蒙严谴，即蛰居沪上，对于政事，从未妄发一言，妄建一议。坐是亦久缺笺候，甚罪！甚罪！执事数年来所有不忠于《约法》之行政，世人注视方严，固有公论微言，执事亦自知之。

　　自帝制发生，以至滇、黔事起，举国骚然，不可终日。仪虽雅不欲言，而国事重大，亦万难漠视。近阅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实心拥护共和者乎？今兹之变，致吾同胞日寻干戈，自相残杀，仪亦深信执事目前所握兵力、财力之充足，亦暂胜于起义之滇、黔、桂数省。但力服不能心服，古有明训。

　　此次义举，断非武力所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在举国之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兹陈唯一良策，财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约法》上自有规定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抑更有请执事深加注意于前事之可危者，庚子之攻使馆，壬子之掠商场是也。仪秉性狂戆，素荷恕原，愚昧所及，故敢呈最后之忠告，采纳幸甚。绍仪叩。有。”

　　唐绍仪和袁缔交于朝鲜，共事数十年，自民元唐担任内阁总理被袁欺侮而下台后，就由北京迁来上海，经营实业，小隐于商，绝口不问政治，可是在上海商场和民意中，已成领袖。他对袁的伤心自民元起已到极点，直至劝袁退位电发出，才算一吐胸中之气。

　　张謇、徐世昌和袁订交最早，袁帝制后曾列徐世昌及张謇均为嵩山四友，但徐、张都未参与洪宪帝制，迨袁撤销帝制，请徐出山后，徐有函向张请教，张则复徐函劝袁下野，函如下：

　　“菊老相国前辈阁下：违侍左右，忽忽半载。辱奉明问，累读增唏。当筹安会发生之时，正下走朴被出都之日。濒行谒辞洹上，语及君主问题。謇无似，自以获交洹上三十余年，知而不言，言而不尽，隐情惜己，非所以对故旧。因本恳挚之愚，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二小时之久。而蓄窾未竟，洹上颇不以为忤。私心窃喜，谓旦夕之顷，可以消弭无形。不图群小交蔽，以帝制为投机，居洹上为奇货，浸淫酝酿，以成今日之祸，思之痛心，夫复何言？公于帝论勃兴之时，洁身而退，及睹时局颠危，慨然出山，取消帝制，自任天下之重。风谊卓然，谁不饮仰！

　　夫今日海内洹上故旧，缔交最久，如公与下走者，殆无几人。而公与洹上昔日同官尤久，相信尤深，故公之爱洹上也，自较下走为尤挚。惟明问所谓国步益棘，痼疾已深，责望下走，罄其愚虑，贡于左右，复督下走北上行期，下走自解职得请以来。专意村落，不一语及世事。此闻桂继滇、黔而起，乃前尽此二三月之报纸，撮要而观，不禁太息于热中群小之误，洹上遂至于此也！目前则粤继之，浙又继之矣。

　　公所谓痼疾已深者，则下走尚有一最后罄虑效忠之说，请毕陈之：辛亥之役，海内骚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故南中各省，拥护不遗余力。凡可以巩固中央者，举不惜牺牲一切以徇之。苏、鄂两省，尤为显著。癸丑之事，洹上得收迅速蒇事之功，虽由北方将士之用命，亦全国人心信仰之效也。

　　自帝制告成，而洹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洹上之威望坠。无威无信，凭何自立？考中国往史，国事扰攘之会，皇帝下罪己之诏，则父老感泣，人民鼓舞，史册载之，以为美谈。若总统则非皇帝比也。今取消帝制之申令已自承为有罪，而人民之感想愈恶。甚且号举义旗者，即曾膺勋爵之人，此无他，不信固不威，不信先伏于人心，故不威乃见于军事，今且不必论法律，不必论是非，而专论利害。曹锟、张敬尧所统，皆北方劲卒，进退趑趄，顿于泸叙之间，湘省北兵，号称三万，以当滇军数千之众，未闻有若何奇功伟绩。浸假而两粤会师，分途入湘，此三万不相统属之北军，能保必胜乎？湘失则荆襄必动摇，荆襄动摇，则蜀中北军之后路断。报纸固言某省，且为浙续，纵未必遽成事实，而中央则不能不防，防多则力分。以军略言，中央已成反攻为守之势。以政治言，中央即无统治全国能力之可言。此不可救药者。

　　报纸又有调和之说，谓公将罗致反对之人，组织责任内阁，此非下走所敢知，否则窥意梁、蔡，既抗颜行事，败非身殉，则作海外逋客耳，尚冀其伈伈伣伣，俯首惕息于北京侦探之下，其可得乎？此不可救药者又一。

　　武力与调和。皆不易解决，而中央六个月必平乱之认期，转瞬即届，外人诘问，将益见逼，何以应之？

　　今为国计，为民计，为洹上计，惟有以真悔救已失之信，以大勇留未泯之威而已。报言汤、唐诸人曾有劝退之电，不知确否？不知洹上能舍己以听否？下走原始要终，反复度之，亦以为无逾此说。下走非贸焉附和而雷同之也，为国计免外人之干涉；为民计免军民之荼毒；为洹上计上不失为日月更食之君子，次不失为与时屈伸之英雄。洹上之承认帝制也，固尝以救国救民牺牲一切，号于天下矣。帝制成而有所牺牲，帝制消而又有所牺牲，宁复乐此无聊赖之虚名，供不相谅之描画，逞忿一朝，与国人搏，使牺牲一切之意，转无以表白于天下乎？

　　或者谓北方军警，非洹上不能统驭，一旦受代，恐生骚乱。证以壬子三月之变，诚亦应有之虞。但洹上果于辞职之时，推诚布公，晓以大义，令其以感戴私恩之意，移而爱惜国家，军警果信赖洹上，必能体洹上一旦豁然大公之意旨。公与芝泉总长，复左右维持其间，安在必不可以弭止。设也受代之顷，中外晏然，匕鬯不惊，则今日之反对洹上者，他日将转而敬佩，谓命世之杰，其器量果度越寻常，不在华盛顿、林肯下也。抑洹上今日虽不如昔日之能统一全国，但尚有一部分之军人，为其心膂，此虽反对者，亦不能不认。夫此一部分之军人，使之统一虽不足，而听其生乱则有余。如洹上仍惑于群小，必欲竭此一分军人之力，延长战祸，使民生糜烂而无遗，外交危迫而更酷。此则益非下走所敢知。下走之爱洹上，自谓不后于公，故敢本爱人以德之言，贡诸执事，以间接效忠于洹上。以洹上不远而复之明，与执事守正不阿之忠，必察区区之愚，而谅其无他也。

　　下走自辛壬癸三年以来，须发日白。故去秋南旋，杜门谢客，日惟以书生结习自遣，为慈善事，每念乡里朋辈之宴欢，益绻海内生平之旧雨。洹上倘深思鄙言，急流勇退，则下走近所经营江上之五山，与洹上之村，公之百泉，俱可为联袂偕游之地。人世未来之事，听彼英俊年少为之，而倚仗观焉。尔时洹上当信下走今日之言，为不愆也。属者洹上与公所触苦恼，极可念，宁不愿一往省视，顾奉晤时，所欲贡者，亦不外此，而转不若笔述之，犹可曲达。且军时方扰，旅行不便，不能远赴嘉招，临颖惘然，蓄窾亦仍若未竟也。幸鉴谅之！伏祈为国，万万珍重。”

　　帝制取消后，3月15日袁用黎、徐、段三人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蔡锷、唐继尧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4月2日蔡锷有回电给黎、徐、段三人说：“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凛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来日之翻云覆雨，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轸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拜，岩有涯量！”这个回电是相当的缓和。

　　4月1日袁又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六项：

　　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

　　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

　　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

　　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

　　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

　　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以上六个条件根本不是议和，简直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条件。当然这都是袁自拟的，黎没有过问，段不肯表示意见，只得到徐的一人支持。

　　4月中旬，护国军回答黎、徐、段三人，针对议和条款另提六条：

　　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

　　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

　　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

　　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这六个条件和袁的六个条件相比，真是瞒天喊价，就地还钱，相差两极。正和辛亥革命时，袁代表清廷与武昌革命军洽商停战的情势如出一辙。

　　这当然只是表面文章，骨子里另有一套，由于护国军的补充，无论在兵力、武器、钱粮方面，都有实际的困难，因此通过和谈以达到迫袁下野的目的便成为一种手段，而议和如果是全面性的，则条件一定差得很远，一定很难谈得拢，于是袁世凯和徐世昌便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为全国性的地方性两种。全国性的谈和请冯国璋居中斡旋，地方性的则由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直接接洽。蔡锷和陈宦在私交上是极莫逆的朋友，他们之间早有密使密函来往，区域性的停战当然容易获致。

　　4月中旬，冯有两件重要电报给袁，抄录如下：

　　其一：“国璋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至因间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全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设非平日信义能孚，则今日江苏已为粤、浙之续矣。顾国璋方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平，用意既复略同，敢弗赞助？以故力任调人，冀回劫运，乃报载陈将军政中央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而此间接到堂转陈电，似将首段删去。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何处着手？现虽照电川省，商论开议事宜，双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费周折。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其二是著名的铣电：“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受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沥陈之，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粤、桂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容加增兵卫……。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这两个电报全是牢骚，虽然没有明言反对帝制，可是其意却呼之欲出，且是袁亲信中首先劝袁退位的。

　　自冯的电报发表后，北方军阀们就纷纷通电劝退。袁对冯的电报不能不答复，他仍然用顾左右而言它的态度作答：

　　“铣电悉。该上将军忧心大局，切实陈词，披览再三，莫名嘉佩。集权之争，采自东邻，法律专家，言之成理。顷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诚有如该上将军所言者。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政治保邦之计。该上将军如有办法，尚望详细指陈以备采用，……现在停战期内，亟应早日解决，息事宁人。该上将军谋国真诚，务望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至于引咎已往，补过将来，予虽不德，敢忘忠告！”

　　到4月26日，冯不再含混其词了，其致徐世昌、王世珍、段祺瑞“三元老”之一电如下：

　　“元首统驭民国，四年于兹，咸以保邦制治望之一人。乃帝制发生，未及数月，一时舆论大变，实缘威信已坠，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国璋对元首具有特别感情，特以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致因间生疏，因疑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帝制之初），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牵掣（张、倪监视）。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各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沪上一隅，复与中央直接。……近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解条件，与国璋用意略同，方且担任调人，冀回劫运。惟报载陈将军所致中央一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对于第一条未能满意，而此间接到处转陈电，似将首段删节。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从何处着手？……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最怕看这一类的电报，他认为他的亲信的这类电报比蔡锷、唐继尧的电报更可怕。由于冯既侣始于前，所以各省劝退电比之以前的劝进电更多，而劝退最力的就是那些从前吁恳速正大位刻不容缓的人。只有“孤忠耿耿”的王占元一言不发。

　　于是，袁乃派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疏通，当阮忠枢南下之前，有段故事值得一写。一天，袁把公府顾问张国淦找到府里来（张丁内艰，不肯做官，仅接受这个虚衔）。向之说：“我打算让位给宋卿（黎元洪），但是宋卿不懂公事。请你向他说，请他到府里来和我一同办公，让他的公事摸熟了，我就放心退位了。”张说：“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平日是哪位传话？”袁应以“杨五（杨士琦）。”张就推开来说：“那么还是请杏丞传话的好。”

　　张是湖北人，袁想利用他以同乡人资格探听黎的口气。张既不肯去，袁只好和他瞎扯。

　　袁说：近日外间舆论如何？张答：都在讨论退位的问题。袁问：你看，退位好不退位好？张答：要从三方面分析一下：外交、军事和舆论。袁说：什么舆论？我看中国就没有这件东西。外交我很有把握（实则无把握）。三者的重心是军事。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吗？……（他脸上泛着冷笑。）张答：时局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袁问：什么，你说华甫（冯国璋）吗？……（态度极不自然。）张答：华甫做了总统几十年的部下，知道他的莫如总统。我是局外人，不敢妄置一词。袁问：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吗？……（又像在平心静气地讨论这问题。）张答：左右袒倒不怕，独怕他不左不右耳！……（意思是说以第三者自居，处于敌友之间最难应付。）袁……（微叹，无语。）张说：我想有八个字贡献总统：“急流勇退，实至名归。”袁……（仍无语，又重复地哼了一声。）

　　等到张退下来的时候，袁又唤他转来说：“你去和菊人一谈。”张的兄弟国溶是徐世昌的得意门生。张赴到徐宅，徐刚刚驾好了车，对他说：“请你宽坐一会儿。我应公府的电召，马上就回。”隔了不久，徐果然从公府回来了，并且说：“你刚才向他所说：‘不左不右’的一句话，他倒听得颇入耳。因此他叫我去，问计于我，我胡乱地答以‘派人疏通一下’，他现在叫斗瞻（阮忠枢）去了。”

源济

九十一、冯、张、倪南京会议

　　当四川方面停战后，袁就散播一个谣言：“蔡锷已承认元首仍居大总统之地位。”这个空气是给北洋系军人再次团结的机会，因为倘若护国军方面不把袁打倒，袁仍可作死灰复燃的打算，北洋军系也不会面临四分五裂，所以他派阮忠枢到南京访冯，要冯联络未独立各省军民长官发出一个拥袁仍居总统之位的联名电，借以表示北洋系仍有团结表现。

　　冯认为目前正和护国军停战谈和，不能制造过份紧张的空气使局面恶化。他主张最好先作内部的协调，联合未独立各省的军政首长，在南京举行会议，取得本身意见和步调的一致，才能有发言权。冯这个意见袁当然同意，其实这是冯的一个诡计，他由北洋系的实力派借此而达成真正的北洋领袖地位，同时利用这个时机在政治上浑水摸鱼，他想仿照辛亥革命各省代表在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的办法，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召集国会，产生正式总统。他以东道主和盟主资格，被推为临时总统是有可能的。同时还可以提出惩办洪宪祸首和大赦党人等条件以讨好护国军和国民党。冯的如意算盘中，包括他和梁启超、陆荣廷的关系，他相信护国军方面会争取他来倒袁，如果他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袁岂不是“不推自倒”了。在护国军来说，也不必再流血就可以达到反袁胜利的目的。

　　冯根据这个假想，就打电报请张勋、倪嗣冲二人提出解决时局的具体办法，以便作为三人的联合意见向南京会议提出。

　　不料张勋目的完全和冯不同，张勋一心想复辟，推戴逊清废帝宣统，张认为在复辟条件尚未成熟以前，不妨仍以袁过渡。张勋对袁有恩有怨，二次革命后他进占南京，袁迫他去徐州，这是怨，然而阮忠枢曾先后三次到徐州，许了他很多条件，袁且首先发表他督理安徽军务，总算有恩。张勋觉得这时维持袁总比捧冯有利，所以他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他的解释是自袁承认帝位以来，总统地位业已丧失，今后的总统既不能由国会产生，就只能根据清朝皇帝赋予袁以组织共和政府的主权命令，把这道命令的有效时间延长到现在，袁做总统才是合法的，和名正言顺的。

　　张勋这个主张，是一套移花接木的手法，因为逊清的命令既然有效，则废帝的帝位也随时可以复活。至于召集国会问题，张本心是彻底反对的，冯提议召集国会，他在上面加了慎选议员四字，表示有限度地召集；至于惩办祸首他改为惩办奸人，这个奸人两字意义很模糊，既可解释为洪宪祸首，又可能是国民党人，或是所谓的南方“暴徒”（指护国起义人士）。”

　　冯国璋和张勋的意见如果不能沟通和协调，则无法把南北重心逐渐移来江南，这是冯必须向张妥协的一个原因，所以冯、张两人的想法，中间虽相距十万八千里，但是冯为了要使张参加南京会议以壮大声势，就只好接受张的意见，融合而成一个共同的方案。

　　4月18日冯国璋和张勋联名提出时局解决方案八条：

　　一、遵照清室赋予“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旨，承认项城仍居大总统之地位；

　　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

　　三、惩办奸人；

　　四、各省军队须依全国军队按次编定番号，并采取征兵制；

　　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前，仍遵守民国元年《临时约法》；

　　六、民国四年冬以前之各省将军、巡按使照旧供职；

　　七、川、湘前敌各军一律撤回；

　　八、大赦党人。

　　这八个条件非驴非马，既不合乎冯的要求。也不合乎张的要求，当然更不合乎其他任何方面的要求。所以自从这个通电发表后，各方均表示反对。冯也自感没趣，因此他于4月25日以个人名义通电未独立各省：

　　“日来因苏省地方不靖，江阴、吴淞、苏州、无锡各处，时有匪人窃发，岌岌可危。国璋以为欲策大局之全安，宜先维本省之秩序。军书旁午，日不暇给，实不遑更及其他。兹幸剿抚兼施，次第戡定，不至有意外之风潮。正拟将前议八条，详加参酌，拟稿电京。适接陈将军马日录寄前致中央电文，谓蔡锷提出条件，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等语。国璋体察情形，不得不另筹计划，因思帝制取消后，曾由国璋约同诸公，分电四省，切词劝告，均皆置之不答，是其怀一不信中央之成见，并我辈所主张者，亦疑为别有意思，未肯遽听忠告，无可讳言。至四省所要求，又从无条件宣布，国璋深虑不得要领，解决无期。嗣后政府电知陈将军，业以和议与蔡斟商，取得同意，始将八条通电奉质，冀可从事和解，早息纷争。今观陈将军续电所言，蔡锷一个并不能代表四省。而政府于此真相亦未尝明白披露，或故隐约其词，我辈出任调人，将从何着手。四省现未疏通意见，必尚相持极端，接洽且难，遑云开议。现就国璋思虑所及，筹一提前办法，首在与各省联络，结成团体，必须各保疆土，使辖境内不生变故，妨害治安。一面贯通一气，共保公安，立于坚确不摇地位。总期扩充实力，责任同肩。对于四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然后依据法律，审度国情，妥定正当方针，树立强固根本，再行发言建议，融洽双方。我辈操纵有资，谈判或易就绪。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似此按层进步，现状或可望转机。否则因循固易，即沦胥迁就，且愈滋变乱。一旦土崩瓦解，省自为谋，中央将孤立无援，我辈亦相随俱尽，身名两败，劫运难回。静言思之，不寒而栗。若不乘此机会，预图固结，未来之厄，究将以何策自免耶？牖见如此，特电奉商，诸公或愿表同情，或以为不可，均望从速电复。国璋思之烂熟，舍此实无裨图存，但得复音，允为将伯。即当另拟条件，再电商榷。以协议进行也。临电激切，毋任翘企！国璋。有。”

　　这个电报可以证明冯的私心，想在袁和护国军之间造成一个第三势力，利用护国军推翻袁的总统地位，再以北洋军的力量压迫护国军使之屈服。这也是辛亥革命袁在清室与革命军之间左右操纵，翻云覆雨的一套手法。想不到袁的两个重要干部都能师承袁的衣钵。

　　5月1日冯进一步把以前和张勋联合提出的八个条件修改，发表东电，电云：

　　“徐州张上将军、承德姜上将军、成都陈将军、南昌李将军、戚巡按使、开封赵将军、田巡按使、盛京张将军、济南靳将军、蔡巡按使、长沙汤将军、黑龙江朱将军、福州刘总长、李将军、蚌埠倪将军、天津朱将军、武昌王将军、段巡按使、太原阎将军、金巡按使、西安陆将军、刘帮办、吕巡按使、吉休孟将军、郭巡按使、兰州张将军、迪化杨将军、归化潘都统、张家口张都统、重庆曹司令、泸州张司令、宁夏马护军使、上海杨护军使、卢副使、并转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司令鉴：赓密。前以有电奉质，先后接到诸公电复，承表同情，公谊热忱，至深佩慰。现在中国大局棼如乱丝，既难以武力为后援，即当谋和平之补救。巧电八条办法，本属提议大纲，而滇、黔各省，坚执一己要求，对于第一条不肯同意，我辈欲解此困难，仍应以法律为依归，庶免双方各持极端，使伺我者得以乘间而入。兹就前议，重加参酌，另拟条件与诸公一商榷之：（一）大总统之问题也，袁大总统以清室付托，组织共和政府，统治民国，授受之际，本极分明。现因帝制发生，起一波折，近虽取消帝制，论者皆谓民国中断，大总统原有地位业已消灭，绝难再行承认。言之亦自成理，然欲根据法律立论，则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其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而援引《约法》，谓副总统可以代行职权之说，当然不成为问题。既欲拥护共和元首，在改良政治，欲政治改良，而谓不能属之袁大总统，则必出于另举。欲举总统，必开国会，欲开国会，必有发表召集之人。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名义，强其出任，而后方可补济法律之穷。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总统于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出，为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设，由根本以及枝干，均有脉络可寻。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庶几树立强固基础，不至有轻重倒置之虞。（二）国会之问题也，由前之说，选议员、开国会，实为急切要着，惟选举手续繁重，时期过于延缓，无以慰喁喁望治之心。自应参酌组织及选举法提前赶办，定期开会，以便大总统地位得有继承之人。至此次选举议员，必须议定资格，慎防流弊，凡以金钱运动及政党中暴烈分子，一概不许羼入，借求真确民意，且免混杂贻羞。前辙后车，允宜借鉴。（三）宪法之问题也，国会成立，即当依照程序，从速明定宪法，俾举国有所遵循。宪法未定以前，一切设施，得以民国元年公布之《约法》为标准，但此项《约法》条文，确有未合中国国情及今日之现状者，自应先将适用各条款提出宣布，足资援引。余再斟修改，务剂其平，庶可便得推行，别无障碍。要之宪法结构，此其权舆，立国大经，不可忽略。（四）经济之问题也，目前财政艰窘，帑藏空虚，竭泽而渔，朝不谋夕。益以此次事变，所耗尤多。刻虽协议和平，军费初未少减。以上各项筹备，未可刻日程功。滇、黔两省，罹此兵灾，又须办理善后，在在需款，亟宜预图。当由中央将年来收支情形，列白宣布，应办善后之滇、黔二省，亦声明需用实数，准备始易着手。先将国内不急之务，悉予罢除，设法匀拨，万一不敷挹注，再行借助外资，但应指定用途，他事不许挪济。以后制定预算，务求力除浮滥，切实整理。冀可培复元气，免至速祸坐亡。（五）军队之问题也，现在协议伊始，中央派赴川、湘各处军队，业已奉令停战。滇、黔各省，亦当严行约束，静待磋商，不得违约破坏。一俟大局解决，其原有各军，悉调回旧日驻防地点。自滇事起后，各方面添招兵队，均一律资遣取消，只纾财力。此后中央与各省军队，当按次编号，统属之陆军部，联为一体，不分畛域。至实行征兵制度，尚须体察情形，应归参陆两部，通盘筹划，酌量办理。（六）官吏之问题也，凡民国时期内任命保用之各军政官吏，及为民国服务之人，资格应一律存在。四省之将军、巡按使，均当仍旧任职。一切官制官规，亦宜暂守规章，以免纷乱。其中如有应行变通事宜，俟国会成立再议。此外闲散军官与夫留学回国，或在本国毕业，尚未任有职务之学生，应由政府另定安置选用办法，冀得真才，而资臂助。（七）祸首之问题也，帝制发起，由于杨度等数人，当其集会之初，无非妄逞学说，惊人耳目，谬论流传，遂滋淆惑。浸至酿成事端，逼开战祸，斫伤国脉，涂炭生灵，罪积邱山，擢发难数。惟此时危机日迫，宜以挽救为先，即将若辈斩诸市朝，初无裨于毫发。应先削除国籍，屏不与齿。候国会成立后，再行宣布罪状，依法判决，以肃国纪，而快人心。（八）党人之问题也，民国肇建以来，党派纷纭，原因复杂。其热心国事以微嫌引去者，固不乏人。而专持私见，主张破坏，以遂其欲望者，亦多标揭党帜，溷杂其中。事实可稽，难为曲讳。应由政府审查原案，判别是非，咨送国会讨论。俟得同意，然后宣告大赦，方免抵触法律，贻祸将来。以上所列各条，略具梗概，国璋审时度势，务策万全，欲况固未来之国基，尤应维持今日之现状，又必出以郑重。本法律以相斡旋，不至腾笑友邦目为泛论，调停建议，舍此莫由。诸公伟画荩谟，必能益我智虑，务希斟酌尽善，免贻挂漏之讥。如以此项条件为可行，盼于鱼日以前赐复，即由敝处主稿联衔，分电滇、黔各省，并达中央。特电奉商，伫盼赐复！冯国璋。东。”

　　这是冯用个人名义提出的八项条件。关于总统和国会问题，由于冯自己要做总统，乃首先反对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这个意见和护国军方面完全对立。冯同意让袁为过渡时期的总统，等待召集新国会产生新总统。至于在新国会中则反对有国民党分子参加，这也是和护国军意见对立的。还有《约法》问题，他既要废止袁所钦定的新《约法》，又不愿恢复旧《约法》。对于帝制祸首和国民党人问题，冯既要敷衍护国军而不得不牺牲少数无权无势的帝制派，又要顾全北洋军阀的意见。因此冯这八条，仍然是东拼西凑，杂乱无章的主张。除了符合冯个人愿望和目的而外，可说根本不能得到多数人同情的条件。

　　冯这份“东电”发出后，立刻招致了各方面的反对，就连北洋军系也发生很大的反感。冯在反对袁称帝时，甚获各方好感，迄这份东电公布后，全国舆论都攻击他，痛骂他是袁世凯第二。旅沪廿二省知名人士，由唐绍仪领衔，包括湖南的谭延闿、湖北的汤化龙、四川的胡景伊、江苏的唐文治、奉天的吴景濂、江西的彭程万、直隶的谷钟秀、云南的张耀曾、广西的张其锽等13971人发表通电，对冯所提的八个条件痛加驳斥。而张勋则对惩办祸首一条极为不满。汤芗铭则反对清室授权一条。这一来使冯大为扫兴，有骑虎难下之苦。

　　5月5日冯到了蚌埠邀同倪嗣冲一同到徐州访张勋，商定由冯国璋、张勋、倪嗣冲三人联名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电请未独立各省派遣代表参加。电云：

　　“赓密。国璋、嗣冲于本日到徐，与勋晤商，拍发各省通电一件。其文曰：川边开战以来，今已数月，虽迭经提出和议，顾以各省意见未能融洽，迄无正当解决。当比时机，危亡呼吸，内氛四伏，外侮时来，中央已无解决之权，各省咸抱一隅之见。谣言传播，真相难知，而滇、黔各省恣意要求，且有加无已。长此相持，祸伊胡底，国璋实深忧之。曾就管见所及，酌提和议八条，已于东日通电奉布，计达典签。惟兹事体重大，关系全国前途之安危，殊非浅鲜。往返电商，诸多不便，爰于歌日亲诣徐府，商之于勋，道出蚌埠，邀嗣冲偕行，于本日清晨抵徐，彼此晤商，斟酌再四，以为目今时局，日臻危逼，我辈既以调停自任，必先固结团体，然后可以共策进行。言出为公，事求必济，否则因循以往，国事必无收拾之望。兹特通电奉商，拟请诸公明赐教益，并各派全权代表一人，于咸日以前，齐集宁垣，开会协议，共图进止。庶免纷歧，而期实际。勋等筹商移晷，意见相同，为中央计，为国家计，谅亦舍此更无他策。诸公有何卓见，并所派代表衔名，先行电示，借便率循。临电延伫，无任盼祷！等语。特电奉闻，并希台察。”

　　冯国璋、张勋、倪嗣冲三人联合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然而他们三人却是三条心，冯想利用这次会议造成他的第三势力地位；张勋想做这个会议的盟主，以为他达到宣统复辟的有利条件；倪嗣冲则是忠于洪宪王朝。袁世凯更老奸巨滑了，他知道冯、张两人不是一条心，正好利用两人矛盾，以达到互相牵制和从中操纵的目的。他派张镇芳和阮忠枢二人在徐州游说张勋，又派蒋雁行列席南京会议，借以监视。

　　5月17日袁打电报给冯、张、倪三人，电云：

　　“予自退隐田园，无心问世。不幸辛亥变作，强与诸君子出任国事，不避艰险，而心长识短，丛脞横生。自滇省发难，远近骚动，既无洞察之明，又乏应变之策，夙夜惭怍，早存退志。迭与政要诸人密筹善后办法，众谓对内对外，关系极重，稍有不慎，危亡随之。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永，陈宦亦相劝以休息，均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原，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究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既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毋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定，不致立见倾覆，幸盼遏亟！”

　　这时候，袁正暗中布置，作最后挣扎，他命梁士诒负责赶筹军费，命曹汝霖许日本以优厚条件交换政治贷款。他拟定了一个“征湘、定陕、固鲁”的计划。打算派倪嗣冲为征湘统帅，事定后调王占元督理湖南军务，即以倪嗣冲督理湖北军务；派雷震春由河南进攻陕西；调开态度暧昧的靳云鹏，派张怀芝督理山东军务，对山东民军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他打算许张勋以督理江苏军务，以换取张对袁自己的拥戴，拟调冯国璋为征滇总司令或内阁总理，并准备向西南护国军再度发动全面攻势。

　　南京会议于5月18日开第一次会，出席南京会议的17省代表名单是：江西何恩溥、程用杰，山西崔廷献、李骏，山东孙家林、丁世峄，河南毕太昌、叶济，奉天赵锡福、王恩洪，吉林张恕、戴艺简，黑龙江李景林，湖南陈裔时，湖北冯煦、杨文恺，福建贾文祥，上海赵禅、王滨，直隶吴焘、刘锡钧，热河夏东骁，察哈尔何元春，绥远熊开先，徐州万绳栻，蚌埠裴景福。19日开第二次会议，20日第三次，21日开第四次，至22日第五次会议因无结果散会。在会议中各省表示之意见，大略如下：

　　江西：对于中央，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主战，须请中央助兵一师。

　　河南：可出一旅。

　　山西：无力帮助邻省，财政亦无余力。

　　山东：兵力在外交上已有应接不暇之势，即外交平定，亦无力外出。财政上须借债，方能生活。兵力南部尤须请倪、张帮助。

　　奉天：他省有事，可出兵两万。

　　热河：诸事从诸君子之后。

　　吉林：拟仍召集旧议员，解决总统问题。并断言东三省因外交上无余力出兵。如外患上用兵，可出两千。财政樽节，可余十万。

　　察哈尔：无力，仗赖中央接济。

　　绥远：无力，地势上亦不济急。

　　黑龙江：无余力。

　　湖南：为潮流所激，兵力亦不能支，请速设法以挽大局。

　　湖北：（一）保持总统现有地位，以待国会解决。并要求会议如何从速召集。（二）滇事起后所成之军队，如何解散？（三）军队退还原驻地时，可否不令他人进逼。（四）将来退兵，皆由武汉经过，难保不有元年之变，谁能担任？本省兵力虽有余，因党人注视之点，亦无余力外出。财政更无余力，三月后可出兵四千。

　　福建：拥护中央，从三君子之后，仍以国会解决总统问题。

　　上海：地位与各省不同，以冯将军为主体。

　　直隶：从三将军主张，如山东无事，可出兵一千五百人。

　　海军总长代表以总统非国会选出者不承认。

　　宁夏：服从命令。

　　安徽：热心拥护中央。

　　以上是五次会议的综合情况，至于五次会议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第一天，山东代表丁世峄提出袁必须退位的建议，这当然是得到冯暗中支持的。丁世峄是辛亥年首先在山东策动独立的人，筹安会成立前，他曾密呈袁主张改行帝制。湖南代表陈裔时附和丁的建议，各省代表也没有反对，看起来，袁退位问题在南京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已占了极大的优势。不料当天晚上形势为之一变，倪嗣冲带了三营卫队赶来南京，倪本来已派了裴景福为代表出席南京会议，他率领卫队来开会，显然是奉了袁的密令来监视会议的。

　　倪嗣冲抵京后，5月19日参加了第二次会议，他首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丁世峄站起来反对倪的意见，湖南代表陈裔时、湖北代表冯煦、江西代表何恩溥先后发言，附和丁的意见。倪气汹汹地问丁说：“你是不是靳将军的代表（这时靳尚未被撤职）？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私通南方？”陈裔时代丁解释说：“不是不拥护中央，而是君子爱人以德，也是为了袁大总统。”冯煦、何恩溥也随声附和说：“主张退位并不等于反对袁总统，而是为袁总统设想。”倪听了脸也气红了，担任主席的冯国璋一看局面紧张，赶快把话拉开，把会议主题列入“能战始能言和”问题上。

　　张勋的代表万绳栻先一天没有表示意见，这一天却完全支持倪的意见，反对袁退位，因此其他的代表遂不敢对此问题发言，于是会议中对于袁退位问题便作不出结论。至于备战问题，倪与万绳栻询问各省能出多少兵？山东、江西和两湖代表都不则声，同样也作不出决定来。

　　5月20日南京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冯国璋首先声明：“关于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应召集国会来讨论决定。”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可是又提不出召集国会的办法。

　　5月21日的第四次会议和22日的第五次会议经过了一

　　再磋商，才决定了丁世峄的提案，且为冯国璋所赞同的办法，通电邀清西南独立五省代表参加南京会议，解决总统问题。

　　倪嗣冲对于和西南五省代表共坐一桌开会讨论是完全不赞成。同时，张勋一心想取得督理江苏军务，内心亟愿把冯赶走，因此便和倪采取同一态度——张、倪联合起来反对冯。

　　南京会议结束后，冯、张、倪联各发表通电云：

　　“云南唐蓂赓先生、贵州刘如舟先生、广东龙子诚先生、南宁陆干卿先生、杭州吕戴之先生鉴：华密。天祸中国，自启内讧，战端一开，造成浩劫。已经独立各省，困于杼柚，扰于兵戎，人民何辜，惨遭荼毒。其未独立各省，亦复惧祸无日，望治无期。风鹤频惊，难安启处。同舟相敌，嫌衅日深。夫以我国介列强之间，承积弱之敝，整齐固结，犹虑不遑，岂堪一再摧残，重伤元气。无如举事者之初意，本出于爱国热忱，而现政府之转圜，亦抱定息争主旨，徒以意见隔阂，不能融洽贯通，遂尔背道分驰，乖离愈甚。虽彼此久已停战，而解决尚属空言。军队有枕戈坐甲之劳，商旅有裹足柅车之戒；百业停滞，众议沸腾，内部分攘，国将不国。长此因循不断，险象且百倍今兹。悲我者利用时机，已抉藩篱，而进窥堂奥，骎骎见逼，应付几穷。倘不审度国情，速筹正当办法，惟知谬执己见，日以语言文字相诘难，窃恐辩论方无已时，而主宰之权已不属诸我国人之手。方念及此，心骨皆寒。勋、国璋、嗣冲忝荷仔肩，安危与共，值此存亡呼吸，何容坐视沦胥。昨经电约十五省将军、巡按使，遣派全权代表，到宁迭次开会讨论，佥谓今日时局，当以救亡为前提，顾非统一，则无以救亡，非联合，则难期统一。第推测外界之情形，轸念人民之苦痛，联合统一之道，自以和平为先。至于总统问题，关系国家存亡，既非五省片面所能主张，亦未便以十五省之心理为依据，亟宜研究妥善办法，以救危亡。今拟定南京为集议地点，由五省选派政治法律专家为全权代表，或五省共派数人，或每省各派一二人，订期来宁，与十七省代表共同研究，议决实行。勋等讨论告终，业已全体一致，欲挽目前之倾覆，宜视事实为转移。五省果具同情，当不坚持异议。中央宣言救国，尤必曲谅苦衷，并力图存。时乎不再，用特通电布闻。接电后请迅速电复，并派定代表来宁，曷胜翘企。张勋、冯国璋、倪嗣冲。”

　　张勋并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云：

　　“据敝处代表回徐报告，此次江宁之会，冯上将军于第一次会议提出三项问题；第二次会议时，业经各代表依次宣言，知各省军民长官，多数皆以拥护中央，保存元首为宗旨，是退位问题，已属无可讨论。且由冯上将军主张，欲求乎和，非先以武力为准备不可；所有应奋军旅饷项，并经各代表预先分别担任，冯上将军并以前敌自认。敌忾同仇，可钦可敬。惟湖南代表有爱人以德之言，迨经倪将军详言辩诘，则亦无词置对。足见公论所在，断非个人私见所能违拗。不意第四次会议时，鲁、湘、鄂、赣诸代表，竟于议案范围以外轻遽发言，或以外人逼胁为言；或以用兵困难为说，辗转波折，故甚其辞，几将前经公决议定铁案，一概抹煞，重行讨论。显见受人播弄，暗中串合，故与南方诸省同其声调，必非该本长官所授本意。况靳、汤、王、李诸将军，公忠体国，威信久孚，或军当困难，百折不回；或地处冲繁，一心为国。勋处屡接来电，莫不慷慨淋漓，令人起敬；而该代表竟敢擅违命意，妄逞言锋，实属害群之马，允当鸣鼓而攻。虽现在电致南方各省，令派代表到宁与议，复电能否依从，尚难遽定。而我方内容，则不可不加整饬，以求一致。诚以退位问题，关系存亡，非特总统人才难于胜任，即以外交、军政、财政而论，险象尤难罄述，如果国本轻摇，必沦胥俱尽；即使南方各省，果派代表到宁与议，亦当一意坚持，推诚相告，必不见听，即以兵戒。倘内容不饰，先馁其词，则国家之亡，有可立待。用此通电布告，愿我同胞，共相砥砺。设有非议此旨者，即以公敌视之可也！临电迫切，无暇择言。勋。有。”

源济

九十二、陈宦求和与四川独立

　　四川的北洋军都不肯替袁出力死战，士气也很低落，因此在战线上袁军虽压倒多数，超过护国军，可是只能打成一个平手，除了陈宦和蔡锷有信使互通款曲外，冯玉祥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主张袁下台后推举冯国璋继任总统。蔡叫冯先劝陈宦宣布独立。张敬尧也有信给蔡，申述个人的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也是叫他宣布独立，用行动来证明。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

　　陈宦请蔡锷停战书如下：

　　“云南此次起事，全国皆知，原由爱国起见，并无丝毫个人恶感。兹者帝制经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达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终日，凡以国事为前提者，即当设法维持。蔡公爱国达士，想亦与表同意。兹请通示前敌，暂行停战，以便双方讨论善后办法。敝处亦当分示北军长官，立即停战。素仰我公大公无私，谅能不趋于个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详细办法，已面嘱敝处代表，亲赴台前，面述一切。”

　　蔡锷复陈宦书：

　　“敬诵大函，得领宏教，不胜钦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为护国起见，诚然诚然。当时锷等以为起事之后，可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当俯从民意，中止帝制行动。讵料袁氏并无悔祸之心，竟又调派大军南下，以实行武力压制。以为如此，则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压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将士丧亡，举国骚然，四民失业。袁氏岂能辞其咎耶！及见人民反对日烈，帝制终无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论者以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让贤者，乃复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试问袁氏居此失败地步，能否掌执国家大权，操纵如意。即使能之，又试问袁氏尚有何面目以见国人。今姑将道德廉耻暂置勿论，又试问当此纪纲法律、对内对外之威信，荡然扫地之秋，袁氏焉能举国中之有才有德者以供其指挥耶？袁氏独行五年于此，试问成效何在？据吾人所闻，袁氏屡次布告国人，自谓当初不欲再入政界，因辛亥时迫于公义，国人之请，不得已始出肩任国家大事，以尽爱国爱民之苦衷。兹者举国国民，同声要求袁氏退位，为袁氏计，亦只有自行卸职之一途，始不与其所谓爱国爱民之宗旨相抵触。否则帝制今虽取消，焉知将来不死灰复燃。请问我公果有何等担保足以取信国人耶？或者以为袁氏退位，不免有新发生之竞争，致使国家趋于危境。锷则以为大谬不然。袁氏果能退位，继位问题不当以武力解决，应以法律解决之。《约法》不云耶，若遇总统退位，则其责任职权，当以副总统继续肩任。袁氏果去，则黎副总统照法律上应继其后。同时应按《约法》，召集国会，另行选择正式总统，当不至生若何纷争也。”

　　北京政事堂亦有电给护国军，请求停战。电云：

　　“急。永宁毕节探送蔡将军、云南唐将军、南宁陆将军、贵阳刘护军使鉴：顷帝制发生，实非元首本意。当日群言蜂起，元首尚认为不合时宜。乃中外有力之人，群相推戴。诸公亦同在赞成之列，勉强承认，并未正位。滇省发难，致动干戈，元首既有罪己之文，吾辈亦负罔上之责，即诸君以为共和不宜改变，初亦可直言无隐，弭患无形，迨事发而舒之以兵，已伤国家元气。大总统不忍生民之祸，且深体诸君维护共和之忱，下令撤销，痛自引咎。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原气，则中外舆论，亦以为诸君大公元我，确有诚意捐除成见，自感召天和。若于撤销帝制之后，逞忿不已，相持太急，祸及同根，则非特拥护共和之功不能建，恐亡国之祸亦将随之。辛亥以还，八方云扰，危者复安，伊谁之力？此是平心之论，非阿好之言。禹、汤圣人，不免罪己。诸君宁不念国际地位，人民惨状，而忍忘同舟共济之义，蹈抱薪救火之讥乎？倘必张脉偾兴，不为平情酌理，则瘠牛愤豚，惟力是视。为丛驱雀，为虎作伥，诸君又何利焉？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转祸为福在诸君一念之间耳！柄势不可再沦，民心不可再涣，唯诸君实图利之！政事堂统率办事处。”

　　蔡锷复北京政事堂电：

　　“帝制撤销后，二庵派员持条件来商，首言仍戴袁项城为总统，再以他条防微杜渐，冀可从速弭祸，维持调护，深佩苦衷。国势至此，若可以宁人息事，万不忍再滋纷扰。耿耿此心，尽人而同。惟兹事体大，有应从长计议者。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直无根据。世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此而囫囵吞过，尚复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克，及承认帝位，又不能自坚。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擅，将威信之谓何？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亦无以坚人民之信。则种种防闲之要求，自为理所应有。上下相疑，如防盗贼，体统何在？政令难行，此征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也。（中略）故以二庵条件，分头电商滇、黔、桂、粤各省，皆严词峻拒。海内外名流函电纷驰，语尤激愤。人心如此，项城尚何所恋乎？今有识者，皆谓项城宜退，遵照《约法》，由副总统暂摄，再召国会，依法改选。此时更公推东海（徐世昌）、芝老（段祺瑞）、华老（冯国璋）分任枢要各职，于法理事势，两无违碍。计今日大事所赖于项城者，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亦优为之，其致疑于项城者，黄陂诸公举皆无有。是项城退，万难都解。速弭祸乱之法，更无逾于此者。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缅怀让德，常留国人不尽之思。追念前功，犹为民国不祧之祖！若复着恋不决，坐待国人尽情之请，彼时引退，则逼迫强制，终累盛德。不退则再动干戈，又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为国家计，为项城计，并恳诸公合词规谏，勿昧先机。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惟诸公鉴察。”

　　陈宦和蔡锷在磋商停战时，也交换对大局的看法，陈主张袁下野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同时他认为目前对峙的僵局，不是北洋军和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和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仍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所以如果此时护国军对袁的压迫过分，迫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重行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反对派，则是一件失策的事。所以陈建议暂进保留袁的总统以稳定北洋派，以待袁被北洋派的遗弃，因自袁洪宪称帝后，他已一天比一天和北洋派分家了。他的这个见解，当时很多人都有同感，所以当陈宦和蔡锷进行地方性的停战议和谈判时，他向蔡也曾提出维持袁的总统地位这一条款，这当然不为护国军方面所接受。

　　蔡则劝陈宦先宣布独立，陈表示有困难，事实上也真有困难。四川的部队庞杂，有地方部队，也有北洋部队，陈本人无力统御，事权不一，自己没有可用之兵，不过所有在四川的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厌战、畏战心理，不希望再打下去。因此陈宦向蔡锷提出停战的原则，把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再商，先行停战一个星期，自3月31日到4月6日，由陈宦派旅长雷飚赴永宁和蔡总司令接洽，叙府方面袁军亦托美国教士到横江向刘云峰梯团长要求停战。在停战的一个星期中，蔡锷规定了停战规约四条：

　　（一）两军暂宁原线，无论大小部分不得乱出部哨外袭，倘如违约冒进，格杀无论；

　　（二）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长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两地为限，但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帜，如军使无故图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着军服携带器械，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内者，准予射击或擒捕；

　　（四）此次停战自四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

　　5月6日期满后，又展期一月，由5月7日到6月6日。

　　在这期间陈宦先将叙府让出，由护国军进驻。

　　陈宦虽然受袁特达之知，可是他在四川也有他的苦恼，他和北洋系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第一：北洋系的军人们把陈看做外围，北洋大门开了陈宦在门内，北洋大门关闭的时候，陈宦却在门外了，这就是把陈不当作自己人看待；第二：洪宪帝制的新贵们也没有把陈当做自己人，陈在四川，对北京帝制活动几乎完全未参加；第三：当陈在北京拜受新命时，袁曾面许陈，不久即派陈总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军事，可是在他上任后不久，袁就派河间人张联棻为陈的参谋长，以取代湖北人刘一清，这就是说明袁对陈并不放心，所以派一个与陈毫无关系的人来做他的参谋长；第四：袁决定对云南用兵后，乃派曹锟督师入川，任令发表时，陈一点也不知道，在陈心中自然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在袁皇帝心目中已经不够亲信了，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要拱手让给别人。由于那么多的矛盾，陈宦这时心情的苦闷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他曾对他的亲信左右说：“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他已经举义，自有他的布置，听说老头子（指袁世凯）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云南举义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因此，自护国起义后，陈所表现的，是消极应付态度，蔡锷因为和他是好友，所以曾打电报劝他响应独立，陈答复是：“事权不一，环境困难”。陈无论公私函电和谈话，对蔡锷始终保持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从不攻击蔡或谩骂蔡。

　　陈对蔡似友非敌，对袁则不拥不反，他不反袁，是因为有“受恩深重”的观念，不拥袁是因为袁已把他当作外人。

　　陈的参谋长刘一清被袁派张联棻取代后，先任高等顾问，不久又派为前敌总指挥，成都全城文武官员饯之于城外望江亭。望江亭因有薛涛井而出名。四川将军署秘书胡鄂公独不参加，胡在四川组织反袁活动，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天晚上陈宦在将军署和幕僚们谈天，胡忽然走来向陈告别说：“二先生，我明天回湖北了。”陈说：“怎么？你也要辞职吗？”胡说：“息影家园，耕田课侄，免得将来变成一个为虎作伥的人。”陈为之默然。有顷，陈把胡拉入房内，用手往后面一指，凄然说：“我只有一位老母，一个残废儿子。天晓得，我如果为一人一姓的臣仆，他们……”说至此已经泪下不能成声了。胡说：“今天不是已经派兵去打蔡锷了吗？”陈说：“我的兵力共有三个混成旅和一个卫队团，除伍玉亭（祥桢）而外，都不可靠。你的意思很好，明天找几位同事开会谈谈。”第二天，胡与将军府秘书张轸、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何积祐（何子贞之孙）等在陈的小书房开会，陈说：“北京城玩的猴戏，老头子也觉得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感。松坡沉着知机，不是轻举妄动之人，我们目前有三条路：一立即宣布独立；二先疏通川军第一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和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然后独立；三派人先联络冯华甫、汤铸新再发动。”大家赞成走第三策。

　　陈宦打算脱离袁，其步骤很稳健，他派秘书胡鄂公到湖南和南京试探一下湖南的汤芗铭和南京的冯国璋态度如何。

　　5年2月10日，胡鄂公由成都出发，昼夜兼程，三天半走了1020公里的山路到重庆，改乘小船，历时四天到了宜昌，再转船前往汉口。抵汉口后和陈裕时、黄保昌、王孝贞相晤，大家商议如何窥探汤芗铭的态度，推陈裕时赴长沙访汤，因陈和汤私交颇厚也。

　　陈抵长沙后，径赴将军署谒汤，汤在大客厅接见陈，陈谈到云南独立讨袁，以及四川和南京一般空气，只见汤灰白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一会儿猛吸纸烟，一会儿又站起来绕着檀香木的桌子打磨磨转，久久沉思，不发一言。汤芗铭在湖南杀人甚多，翻面无情，有汤屠户的混号，陈素知汤毛病，见了他这个模样，吓得魂不附体，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急忙打退堂鼓，赶快转圜说：“铸新，我们是无话不说，听不听由你，你不欢喜这些话，只当驴鸣、犬吠如何！”汤一听陈这话，才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慢吞吞地说：“你好不好到上海找大家兄一谈！”

　　提起汤芗铭的大哥也是个著名人物，他就是辛亥武昌起义时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自云南倡义以来，汤化龙不断有电报给汤芗铭，劝他独立，而汤芗铭却犹豫不决，他的困难是——一方面是君恩深重；一方面是手足情长，使他左右为难。他在湖南虽有励精图治之心，可惜杀戮过重而失去湘人爱戴。

　　陈裕时有了这句话，于是赶回汉口报告了胡鄂公，胡乃转程先赴南京，找到了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联合冯国璋侄儿冯家祐，由他们陪胡往见冯。胡以陈宦代表身份表示陈是唯冯马首是瞻，冯却不作正面答复，只是顾左右而言它。冯这时处境当然很困难，无论从道义上或是情感上要他宣布反袁，是不可以的。这正如袁当年始终不说反清的话一样。

　　可是当胡和冯多见几面，倾谈投机后，渐渐地冯也大发牢骚，他说“项城左右都是狐群狗党，逢君之恶的人。真正爱护他的部属反而排之门墙之外，像我今天处境如此困难，就是因为项城把我冷落一边。你可知道项城的来历吗？”冯乃提及西山十戾和书僮献茶的故事。胡这时乘机说：“二先生（即陈宦）和我约定，只要上将军（指冯国璋）同意，由上将军署发一密电，他就宣布独立了。”冯把桌子一拍，像是下了极大决心地说：“你的电报呢，拿来我替你发好了。”

　　胡发了陈宦的电报后，乃赴上海和汤化龙见面，把陈裕时赴湘的经过向汤详陈。胡说：“二先生的独立已不成问题，四先生（指汤芗铭）不独立太不成话，大家都是湖北人，湖北人不能不争人格！”汤化龙听了很同情，连声说：“真是不成话，到了这时候还如此糊涂，我把你在南京接洽的经过情形打电报给他，不怕他不独立。”

　　当南京会议在吵闹不休时候，四川起了变化。前面曾说过，陈宦和蔡萼两人关系，似敌非敌。似友非友，两军相峙的局面是不战不和，似战似和。从3月下旬起陈和蔡就是停战，而陈认为他不能贸然倒袁，他和袁的关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袁拔识他为四川将军，叫袁克定和他拜把兄弟，他离开北京时又令军政要人举行盛大欢送，这都让陈受恩深重；但陈也知道袁这些都是手法奸雄笼络人的手法，何况如袁和唐绍仪那么深的关系，一翻脸就成仇，如袁和赵秉钧那么厚的关系，最后赵却死得不明不白，则陈宦的份量在袁心目中又何如呢？陈不是轻举妄动的人，他需要连络江苏的冯国璋和湖南的汤芗铭以为呼应。4月间，冯的态度已经日趋明朗，且发出了劝袁退位的铣电，因此5月3日他便打电报给袁说：“元首若允退位，其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

　　这时，不但冯国璋主张袁退位，段祺瑞也表示赞成。段根据陈宦的建议拟定了优待袁的办法六条：一、往事不追；二、公民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敬；六、民国政府给以岁费十万元。袁看了这些条件，还伪装不在乎的样子说：“好，很好，我退位不成问题，你们哪一天商定了善后办法，我就哪一天搬到颐和园去休养。”

　　5月22日陈宦把几天前已拟好但未发出的电报发了出去，这是迫袁致死的最重要一份电报，略云：

　　“宦于江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鉴此忱悃，回易视听，当机立断，解此纠纷。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宦窃不自量，复于文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或为左右群小所挟持。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这个电报是邓文瑗起草的，“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一语是陈宦加进去的。陈认为这表示只与袁断绝关系，而与北洋派没有断绝关系，其实这句话不仅画蛇添足，而且断送了陈宦，想不到这个聪明人却因玩弄聪明而自误。因为北洋系的继承人段祺瑞认为陈宦这句话太无心肝，恨之入骨，欲得之而甘心，幸别人缓颊始止，终段之世，陈不见用。

　　陈改称四川都督，任刘一清为参谋长，以修承浩（蔡锷所保）为民政厅长，胡鄂公为四川宣慰使，熊克武为招讨军总司令。陈独立后，冯玉祥一旅开回成都，有电致曹锟云：“军队皆国家之军队。现在川省业已独立，我辈只有听命于陈公，以尽军人之天职，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古训昭然，岂可忘忽。。

　　陈宦与袁断绝关系一电被认为是袁的送终电，袁接到这个电报后竟气晕了过去，当他醒转来时，脸上红得像炭火一样，眼中流下了几点英雄末路的眼泪，口中喃喃说：“人心大变”。他把梁士诒召入公府，把陈电给梁看，一边说：“二庵厚爱我若此，夫复何言？君为我电复，决意退位如何？”梁没有则声，袁乃亲自动笔写了一电发出：

　　“昨见松坡致黎、徐、段电，请劝我退位。公谊私情，感佩交集，但尚未悉我心，我厌问世，几不愿一朝居，再商诸重要诸公，担任善后，佥以兹事体大，且难轻放，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即有亡国之祸。我年近六十，艰难万状，尚有贪念，愚不致此。我志已决，退位不成问题，所当研究，惟在善后，政府诸公，讨论多日，仍无结果。如不顾善后，撒手即去，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且亦无术足以自拔。目下要点在速筹善后之策，但有二三分抵担，不致立见危亡分裂，退位一议，即可解决，务望切商政府，速定办法，力担责任，期早定局！希即熟筹，共同磋商如何？务祈严守秘密！电未尽言。”

　　陈宦对袁的背叛，是袁最受打击的。自洪宪称帝后，袁日趋孤立，从叛亲离，然而陈宦是袁最新提拔和亲信的人，陈竟敢和他个人断绝关系，因此他越想越气。5月24日再发表一项申令，痛斥陈，大有食其肉，寝其皮之概，令文云：

　　“据四川将军陈宦通电内称：‘江电恳大总统退位，乃复以妥筹善后为因循延宕之地，文电请即日宣告退位，又以交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退位非出于诚意，因与大总统个人断绝关系’各等语。本大总统之职位，由于全国国民选举而来，其应行离职各节，《约法》定有专条，固非一部分军人所当要求，倘此端一开，则继任大总统者无论何人何时，均得借端纠合数省军人举兵反抗，要求退位，恐变乱无已，将酿成墨西哥更张争夺之惨祸；凡稍有人心，略知爱国者当不忍出此。所请与个人断绝关系事，现属大总统地位，不能将予及大总统分而为二，亦犹之陈宦未经开缺前，亦不能将陈宦及将军分而为二也，予现仍属大总统职位，照《约法》代表中华民国，与予之个人断绝关系，此非巧弄文词所能掩其事实，蔑其法理……惟本大总统之萌退志，早在陈宦等尚未要求之前迭与政要诸人密筹善后办法，佥谓对内对外，关系极重，稍有不慎，危亡随之。初六日接陈密江电，当复以‘实获我心，但此间情形，必须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密商办法，切盼！’嗣见陈宦初六日电称：‘拟俟征求各省意见，推由冯上将军折衷办理’各等语。续据陈宦二十日来电，转述蔡锷电文，并请早日宣告，适冯国璋等在南京约同十省代表讨论大计，陈宦曾请推由冯国璋折衷办理，自应并交提议。乃复陈宦江电，令其速向政府密商办法，切盼。而陈宦并不从速商办，反谓为因循延宕之地；陈宦自请折衷于冯国璋，而又谓退位非出于诚意，矛盾其词，随意变幻，遂借口断绝关系，殊不可解。予德薄能鲜，又日感困苦，极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心。但各省征军数逾十万，而沿江中外商桥麇集杂处，在在均须防护，尚有多数省份意见参差，各持极端主张，险象四伏，原因复杂，若不妥筹善后，不顾而行，必致破坏分裂，恐扰乱倍蓰于今日。予徒博高蹈之名，使国家受无穷之祸，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自觉难以对我国民，故视善后布置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不得不切实筹商，一有妥善办法，予即远引休息，得卸艰钜，讵非生平之大幸！……十五日南京各省代表讨论大计，曾于是日电饬冯国璋等切实讨论，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善办法，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迄今尚未接复。总之，一人之荣辱甚微，国家之利害极重，本大总统素以救国为前提，在位一日，当尽我一日之责任，断不敢逞一己之意气，徇一己之名誉，致国家受绝大之危险。事后自有公论，亦不顾毁誉于一时，而恬退之志，本诸素怀，断无丝毫贪恋之心。陈宦远在成都，情形隔膜，不知善后关系极重，殊为痛惜！已有令饬来京筹商善后，着即迅速启程，勿稍延缓。此令。”

　　同时，袁下令任命重庆镇守使、四川军第一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陈宦的正式独立布告全文如下：

　　“四川都督陈，为出示通告事：照得帝制发生以来，川民陷于水火之中，无所控诉，至为痛心。本都督前曾一再电请袁总统退位，并宣示必达目的之决心，冀得和平解决，免生民再蹈兵戈之苦。此本都督之苦衷，中外所共谅也。乃迁延至今，迄未得明确之答复，是袁氏不念川民之疾苦，且先自绝于川。本都督因民之不忍，不能不代表川人与袁氏告绝，于二十二日通电京外，正式宣布与北京袁政府断绝关系。袁氏未退位以前，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并依照民国元年官制，废除将军名号，改称都督，即由宦暂任都督之职。至于地方安宁秩序，由本都督责成各该地军民长官，力任保全之责。俟新任大总统正式选出，本都督即举川省以听命，并于其时解职归田，还我初服。皇天后土，实鉴我衷。为此示谕川省军民，各安生业，万毋自相惊扰，贻害地方。切切特示。中华民国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事实上在此以前，陈宦和蔡锷在军事上已经密切策应，所以5月20日蔡即命令梯团长刘云峰率何支队开赴叙府为陈宦支援，以便陈宣告独立。21日蔡再电告刘、雷两梯团，令其归陈宦指挥调遣，以助其独立。迨22日陈宦正式宣布独立后，驰电蔡锷，以自身所部力薄，乞予支援。蔡接电后除令刘梯团入驻叙府，雷梯团入驻自流井外，并派熊克武、郑英所部义勇队分驻富顺南溪。

　　24日蔡锷电陈宦云：

　　“川既独立，则泸、渝各要地断不容有袁军横梗其间，自应设法处置，或令其去逆效顺，与我取一致之行动；或照滇、桂对付龙军之法，勒令缴械，资遣回籍，二者不行，亦惟有加以惩创后再行相机区处。现在×伍李三旅能否用以击曹？川军各部队能以对袁军作战者其若干？滇、黔之师如对渝、泸作战，尊处能派若干部队助战，或只能派兵威胁，遥作声援，现在川军及×伍李各旅心理若何？当能用命否？均希详细见示。”

　　四川虽有陈宦独立，然而并不见得就太平，因为袁令周骏为四川将军，周骏奉令即行，率兵西犯，进抵资州，陈宦派冯玉祥一旅的杨团予以抵御，蔡锷亦派左翼纵队合力进剿。

　　另一面，袁党的张敬尧仍是一支有力量的军队，因此蔡不断电张，促其率部宣告与袁断绝关系，一方面请唐继尧继续增援部队和军火。张敬尧复电告蔡，拟召集袁军各代表在泸会商，俾求一致行动。蔡因此更加警戒以防张的变卦。

源济

九十三、段祺瑞组责任内阁

　　袁从来不放心任何人，他大权总揽，遇事躬亲，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独裁者。在他垂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陷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这才请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来共撑危局。他请黎每天和他一块儿办公，意思是要培养黎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来接替他的地位，使他可以放心地告老还乡，钓游洹上；他把政治方面的一切交给徐世昌，由徐全权负责；又把军事问题全权付托段祺瑞。

　　然而，不管袁是真心或是假意，这一切都嫌太迟了，黎根本和他貌合神离；徐世昌虽然位高望重，但对北洋军系或是南方的反袁运动完全不发生影响；只有段祺瑞还在北洋军系中有极高的威望，南方护国军方面也把段当作一个实力派来看。

　　5年4月22日，徐请辞国务卿，他仅仅作了一个月的冯妇，就辞职前往河南辉县水竹村做“挂冠诗人”去了。

　　23日，袁发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不久陆退休，由曹汝霖兼任），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不久孙亦不干，乃由周自齐继任），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庄蕴宽为审计院长。

　　段奉命于危难之际，其处境和辛亥革命后袁出而组阁时一样，他要求变更政事堂而成为真正的责任内阁。袁是个老狐狸，他在表面上完全接受了段的意见，发表申令说：“依照《约法》第二十一条，制定政府组织法，树责任内阁之先声。”可是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段这时候态度很坚决，他宣称如果没有实权他就不干，袁这才被迫于5月8日下令，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

　　段的第一步目的达到，就要求第二步，他请求撤销大元帅统帅办事处，袁在这个呈文上批了一句：“君能每日到部办公乎？”段又请求让陆军部接收模范团和拱卫军，袁来个相应不理。袁这时看出段所走的路完全和自己当年对付清朝一样。

　　段组阁后不久，他接到梁启超一封信，略云：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然而段是袁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虽然不满意袁，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袁是“受恩深重”。他是个十足的旧中国军人，因此认为自己出面倒袁是万万不可以，他需要护国军来打倒袁，然后自己以北洋军系领袖的身份来对付护国军。他知道在此以前是袁一个人和护国军作战，所以护国军能居上风，如果护国军和整个北洋系作战，护国军不一定会居上风的！

　　袁、段之间在这最后关头仍旧不能谐和，不愉快出在国务院秘书长身上，段一天也离不开他的得意门生徐树铮，他想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但因为徐是袁最不欢喜的人，所以段怕当面和袁谈此事时弄僵了，乃转托王士珍。王是个阅历很深的黄老派，他当然也知道袁讨厌徐，又不便对段推辞，乃来一个“拖”字，拖了几天没有下文，段忍耐不住，乃请张国淦代他向袁提出。张碍于段的拜托，乃去见袁，轻声地对袁说：“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院秘书长。”他的话才说完，袁的脸色就沉了下来问：“他想用谁？用谁？”张一看情形不妙，可是总统如此追问，只好勉强地说：“想用徐又铮（徐的别号）以资熟手。”袁的脸色更难看了，恨声地说：“真是笑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然而袁气尽管气，当前情况不是闹气的时候，所以又自己转弯，平下脸色对张国淦说：“你去告诉芝泉（段的别号），徐树铮是军事人材，就叫他再任陆军次长吧！”张国淦是知道段曾托过王士珍的，这时王士珍也在坐，他偷眼望了望王；只见王脸上毫无表情，就好像完全什么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王真有道行，不愧是“北洋三杰之龙”。

　　张从袁处出来，立刻就去见段，他当然不把袁那些难听的言语和难看的脸色告诉段，只把袁要徐树铮做陆军次长的话讲了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见段猛地把桌子一拍，随手把衔在嘴中的烟斗使劲地扔在地板上，脸色的难看超过了袁，大声地说：“怎么，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吗！”段这时虽然走袁辛亥年的老路，然而形势上却不如袁，所以他虽然取得责任内阁的虚名，结果连国务院秘书长都不能派，仍是袁指定的王式通担任秘书长，不过折衷办法由徐树铮为帮办秘书，就是副秘书长。

　　这一幕历史重演来得太快了，辛亥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四面楚歌，草木皆兵，面临垂亡之顷，明明知道用袁世凯是等于吃毒药，然而却不得不饮鸩止渴。不到五年，袁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他，旧部纷纷叛离他的危急关头，也不得不起用段以求渡过难关。袁何尝不知道他的这个老干部已经学会了他的本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当然是有戒心的：我只是请你来解我的围，不是请你来篡我的位。辛亥年我接收清政府的兵权，现在你想接收我的拱卫军和模范团，辛亥年我向清政府提出责任内阁的条件，而现在你也向我提同样条件，你真是“孔夫子门前卖文章”。

　　在袁危急存亡关头，段颇想另有作为，大干一番，想不到上台所办的第一件事，却是加速送终袁的天下，就是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付现金。出这个主意的人是梁士诒，梁是民国初年财政巨头，交通系领袖。段、梁两人本极相投，段上台后，认为收拾袁的残局必先整顿财政，所以找梁请教。梁把当时财政内幕全盘托出，并将中国、交通两行实际情形亦告诉了段。梁说：中、交两行流行市面的钞票有7000余万元，而库存只有2000余万元，放出的商款约2000万元，历年贷给政府的有4000万元，目前如果要维持应发的军政各费，又借不到内债或外债，则只有增发钞票一途，增发钞票通货膨胀，可能发生挤兑，局面将不堪收拾。段认为巧妇难为无米炊，只有冒险一途，通令停兑，腾出时日，整理兑现。段遂于5月12日由国务院下令：

　　“五月十二日国务院令：溯自欧战发生，金融停滞，商业凋敝。近因国内多故，民生日蹙，言念及此，实切隐忧。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行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自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派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今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如有官商军民人等，不收该两行纸币，或授受者自行低减折扣等情，应随时严行究办。依照《国币条例施行细则》第九条办理，一面与商会及该两行接洽，务期同心努力，一致进行。并饬该两行将所有已发行兑换券种类额数，克日详晰列表，呈报财政部，以防滥发。仰各切实遵行。此令！”

　　这个命令到上海后，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精明练达顾全大局，立即邀约股东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决定五点：

　　（一）上海中国银行，由股东联合会举定监察员二人，到行监察，合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悉照普通银行营业办事。（二）本行所有财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一切，并随时有查帐之权。（三）上海分行钞票，将准备金备足，移交外国律师保管。随时兑现，不得停付，即中央有令他处停止兑现，惟上海仍照向章办理。（四）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五）将来如商家有损失，悉归股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认。

　　由于上海中国银行的这一举措，使得上海商场稳定，毫无惊扰，各省中国银行多有效法。

　　中、交两行停兑后，外人多归罪于梁士诒，认为是梁恐怕交通银行周转不灵，乃出此策。又有谓袁想逃走，先将中、交两行现款偷运到国外。总之，这是下策，因为这样一来，民心更散，袁个人和袁的政府信用完全破产。

　　5月29日袁发表《宣布帝制案始末》。这是一篇“大”文章，把变更国体责任诿诸各省公民，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维持共和的人物，是一个容易受骗的老实人。最后袁且威胁说要把各省区军民长官要求改变国体和先后推戴、请早登大位的文电公布。这是袁死前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告，特全文登录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蒙公民王公等，先后赶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是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

　　制定宪法程序，既根于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

　　本大总统咨复，以决定宪法为国民会议职权，俟复选告竣，召集开会，以征正确民意；盖犹是以民国宪法为范围之本意也。立法院复据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公民代表团等再行请愿，开会议决，按《约法》第一章第八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并议定《组织法》，咨请公布施行。

　　查立法院原咨称本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易变更，特以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该院议决投票，标明赞成或反对，各代表本有自由之权，是立法院为尊重民意而建立此项法案，本大总统自当如议公布。其时满、蒙各王公及各省区文武官吏等，仍请速定君主立宪，情词挚切，迫不及待。本大总统又以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轻率更张，殊非事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惟令以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本大总统不肯轻听急迫之请求，而兢兢以正确民意为从违，尊重国民主权之心，固可大白于天下。且迭有明令电谕，严诫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等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勿得急遽潦草，致生流弊，并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夏寅官、傅增湘、麦秩严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不合法者，更正取消。本大总统尊重民意，务求正确，杜渐防微，尤无所不至。

　　迨国民代表大会报送决定团体票数，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又由各国民代表全体推戴本大总统以帝位，并委托立法院为总代表，吁请正位前来；本大总统以《约法》内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在国体自无讨论之余地，惟于推戴一举，自问功业本无足述，道德不能无惭。

　　又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特将推戴书送还，并令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而在本大总统则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维持全国之现状，此不愿以帝位自居之心，昭然可见。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鄙诚，迫谓无功薄德，为谦抑之过言，又谓当日誓词，根于元首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而变迁，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只得以创造宏基，事体繁重，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饬令各部院详细筹备，筹备完竣，再请施行。

　　本大总统所以借词筹备，不即正位者；盖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然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用意。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利夺权之借口？而吁请正位，文电纷驰，特降令不许呈递，并令提前召集立法院，冀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期转圜。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存，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知！此令。

　　国务卿段祺瑞

源济

九十四、湖南陕西独立

　　就在袁发表“帝制始末”的同一天，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宣布独立。

　　汤芗铭和陈宦同是袁的宠臣，他在湖南杀人如麻，可是他的哥哥汤化龙却是反袁的，这一段期间他的处境很苦，背袁则不忠，背兄则不义，忠义不能两全。而当时湖南情况又是如何呢？湖南本是四面用兵的孔道，湘西可以进兵川黔，湘南可以进兵粤桂，自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湖南军被袁解散，剩下来只有地方团队性质的五个守备队，每队兵力三五营不等，装备和战斗力都很薄弱，汤芗铭直接指挥的北洋军只有车震一个混成旅，驻防长沙、宝庆一带。曹锟的北洋军第三师驻防岳州，不受汤的指挥，是袁用以扼湖南咽喉的一支得力部队。护国起义后，第三师调往四川，袁派第六、第二十等师到湘西进攻贵州，并调倪嗣冲的兄弟倪毓棻带领安武军十五营到岳州，准备开往湖南进攻广西。

　　湖南民军纷纷起义，省城风声鹤唳，4月中旬广西护国军向湖南出发，永州镇守使望云亭于27日宣布独立，广西军由永州向衡州移动，陆荣廷劝告汤独立，要他放心，护国军方面会支持他的湖南都督地位，而湖南的反袁人士赵恒惕、陈复初、曾继梧等都前来湖南帮助汤收编各路军成立湖南军，受汤的节制，因此汤对袁的态度便由拥护转为中立，电请袁撤退在湖南的北洋军，以免湖南化为南北战场。袁表示可以接受，暗中却指使在岳州的倪毓棻就近监视汤的行动。

　　4月底和5月初，汤态度由模糊转变为明朗，冯国璋和张勋联名的4月巧电和冯的5月东电发表后，汤于5月4日有支电反驳，汤说：“不能因大总统个人之行为，而将民国四年来之历史全行删去，转而根据清室交付原案，则理论上终不为通，故建议大总统宣告退职，以副总统继任，较为光明正大。”从这电报中显示汤主张袁退位而以黎元洪继任总统，这种态度正与反袁的护国立场相似。在汤私心上，由于他是湖北人，和黎元洪是湖北同乡，因此黎继任大总统，对汤是有利的，这一点他和北洋嫡系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的野心是分歧的，段、冯都不欢喜黎继任总统。

　　5月下旬，北洋系内部愈趋涣散，袁政权日暮穷途，广西护国军对湖南的压力日益加强，湖南反袁的民军声势愈发壮大，5月24日湘西镇守使、镇篁军统领田应诏宣布独立，这些新情势逼得汤不得不于5月29日宣布独立。汤的独立通电中，对袁还称为“我公”，还说“感知遇之私”，电云：

　　“北京袁前大总统钧鉴：前接冯上将军通电，吁请我公敝屣尊荣，诚见我公本有为国牺牲之宣言，信我公之深，爱我公之挚，以有此电，循环三复，怦怦动心。国事棘矣，祸机丛伏，乃如万箭在弦，触机即发，非可以武力争也。武力之势力，可以与武力相抗，今兹之努力，乃起于无丝毫武力之人心，军兴以来，遍国中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殆无一不为我公之梗阻。芗铭武人，初不知人心之势力，乃至于此。即我公亦或未知其势力之遽至于此。既已至此，靖人心而全末路，实别无他术出乎敝屣尊荣之上。我公所谓为国牺牲者，今犹及为之。及今不图，则我公与国家同牺牲耳！议者谓我公方借善后之说，以为延宕之计。诚不免妄测高深，顾我公一日不退，即大局一日不安，现状已不能维持，更无善后之可言。湘省军民士气久已激昂。至南京会议，迄无结果，和平希望，遥遥无期。军民愤慨无可再抑。兹于二十九日已徇绅商军民之请，宣布独立，与滇、黔、桂、粤、浙、川、陕诸省，取一致之行动，以促我公引退之决心，以速大局之解决。芗铭体我公爱国之计，感知遇之私，捧诚上贡，深望毅然独断，即日引退，以奠国家，以永令誉。无任干冒，言尽于斯。汤芗铭叩。艳。”

　　汤电引起护国军不满，尤其是陆荣延，而广西对湖南有严重威胁，汤乃再发一电云：

　　“北京前大总统袁公钧鉴：自筹安会发生，枢府大僚，日以叛国之行为密授意旨，电书两下，怵诱兼至。傀儡疆吏，奴隶国民，嘴实使然，路人共见。芗铭忍尤含垢，皆裂冠冲。以卵石之相悬，每徘徊而太息！天佑中国，义举西南，正欲提我健儿，共勷大举，乃以瘠牛全力，压我湖湘，左掣右牵，有加无已。现已忍无可忍，于本日誓师会众，与云、贵、粤、桂、浙、陕、川诸省取一致之行动。须知公即取消帝制，不能免国法之罪人。芗铭虽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前经尽情忠告，电请退位息争，既充耳而不闻，弥拊心而滋痛。大局累卵，安能长此依违？将士同袍，实已义无反顾。但使有穷途之悔悟，正不为萁豆相煎，如必举国而牺牲，惟有以干戈相见。情意两迫，严阵上言，伏惟熟思审处为幸！汤芗铭叩。艳。印。”

　　汤有致独立各省电：

　　“肇庆岑都司令，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四川、陕西各都督、民政长官、各司令、各师、旅、团长鉴：项城叛国，法律无效，诉诸武力，知诸公之志苦也。芗铭粗明大义，久表同情，以左牵右掣之纷乘，致杖钺秉旄之较晚。五中愤郁，寝馈难安，恫念民生，恐滋荼毒，委曲隐忍，以企和平。适项城取消帝制，宣言息事宁人，尚冀憬然悔悟，自行退职，以谢我国人。嗣因南京发起会议，乃遣派代表，据《约法》立论，犹冀公论大伸，合力劝退，使人民重见天日。乃迭接徐州、蚌埠来电，鲁、鄂、湘、赣四省代表以不受彼党劫持，主张项城早日退位，致受疑忌，宣言鸣鼓而攻。似此情形，已无和平解决之望，乃于本日会众誓师，与袁政府断绝关系，勉从诸公之后，共张挞伐之师。众志佥同，将士用命，誓除株毒，还奠共和。望锡指针，下匡愚昧，敬执鞭丝，惟命是从！湖南都督汤芗铭。艳。”

　　在北方，陕西是北中国唯一独立的省份，不过却是反袁运动中一幕丑剧，独立成为地方军阀争权夺利的手段。5月9日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在三原宣布独立，自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提起陈树藩倒不是无名之辈，在白朗入陕时，陕西将军陆建章就是赖陈树藩这员战将保卫西安。当陕西民军纷纷起义反袁时，陈树藩的部队与各路民军早有联络，因此引起陆建章的猜疑，把陈由陕北调赴陕南，陈就举起反袁大旗，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第一旅旅长）自告奋勇，统率所部击陈，不料在富平一战，这位陆大少爷竟被陈树藩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陈就把陆承武当作人质，胁迫陆建章宣布独立，陆建章表示愿意自动离开陕西。于是陈树藩乃发表独立通电：“树藩以辛亥以来，民力枯竭，不忍发生战事，重困吾民，力持镇静，数月于兹。乃南北协商，久无效果，而陕民对陆督军之贪暴行为，积怨久深，一发莫遏。致郡邑连陷，远近骚然。加以陆部所至，扰乱更甚，同种相残，殊悖人道。树藩情不获已，因于月之九日在陕北蒲城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名义正式宣布独立，期促和议之进行，谋吾陕之治安。风声一树，义旅全归。今已驻军三原，与陆军切实交涉，令将所部军队缴械退出陕境。陆已承认，树藩明日即进驻西安受降，预备建设一切。”

　　5月15日，陈树藩率领部队进入西安。5月18日陆建章以威武将军名义，陈树藩以陕西护国军都督名义会衔发表通电：

　　“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成，念陕西八百万生灵所关，又不忍反对，拟即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任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

　　陈树藩就任陕西护国军都督后，就把自己所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让给陆承武。5月20日陆建章离开西安时，就把他在陕西将军三年任内所搜括的几十箱财物带走，才出了西安城，就被陈树藩所属的部队劫去，后来由陈树藩亲自出面才追回了一部分，并且派兵护送陆出境。

　　国民党领袖之一居正和吴大洲等在山东潍县、高密、周村一带组织了武装力量，居正称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不久吴大洲改称山东护国军。山东的反袁力量大为膨胀，5月上旬民军进展到济南附近，劝促山东将军靳云鹏宣布独立，如果靳云鹏拒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靳见民军力量极大，不敢拒绝，乃用缓兵之计，他伪称极赞成倒袁，但山东不能和云南、贵州相比，何况地理上又不毗连，没有独立的必要，只有敦促袁下台，如果袁不答复，山东全省军政界人物就以总辞职来对付袁。当前为了地方安靖，民军应各守原防，如果侵犯政府军防地，政府被迫只好兵戎相见。这时山东境内的袁军和民军旗鼓相当，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靳云鹏在北洋军系中，和冯国璋、段祺瑞有密切关系，洪宪帝制后，他们都对袁离心离德，当山东民军力量逐渐强大后，遂借此致电劝袁辞职让贤，如果没有满意答复，只好宣布独立。5月29日袁召靳入京讨论退位问题，靳奉命即行，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改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这一来山东的独立就流产了。

　　居正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起义时通电如下：

　　“孙中山先生、唐少川先生、肇庆岑云阶先生、云南唐都督、贵州刘都督、广西陆都督、浙江吕都督、四川蔡总司令、百色李总司令公鉴：戎事方始，南服粗定，挞伐未张，凶逆无恙，和议屡传，日月坐荒，辜中原父老之望，灰海内壮士之心，纵使和平解决，草率就事，豺狼虽去，狐狸犹存，共和之实不举，革命之祸无穷，内讧屡起，元气愈伤，一时姑息，万劫难复，怅望来兹，能无泣下。今我师崛起青齐，逼近京国，暂住潍邑，屡下名城，士有死心，人无生志，奖率三军，以候明教，戮力同仇，靡有二心。区区之忱，当希鉴察。驻潍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叩。”

　　驻周村的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也发表护国军起义讨袁的通电：

　　“袁贼肆虐，祸我国家，摧挫民权，攘窃神器，普天同愤，万众离心。吾人亡命异域，尝胆卧薪，历有年所，奈贼禄未尽，天命难谌，空拳徒张，大勋未集。兹幸贼恶贯盈，皇天悔祸。亿兆同声，杀贼护国。吾人恫瘝桑梓，蒿目时艰，奖帅三军，廓清妖孽，誓使海表雄邦，再睹天日。东亚圣域，重现文明。上报国恩，下尽天职。原非得已，岂曰佳兵。凡我同胞，允宜共谅。谨此露布。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总司令薄天明。歌。印。”

源济

九十五、皇帝总统归天

　　袁世凯的历史走到尾声了，他毫无问题是一个枭雄，是政治能手，而他的致命缺点是不肯以诚待人，不肯轻信于人。他出身本是一无凭借，他的崛起，当然是由于他的才智，于是他由庙堂柱石一跃而为民国总统，由民国总统又变为洪宪皇帝，再由洪宪皇帝腼颜回任民国总统，李宗吾的《厚黑学》以形容袁，实在再恰当也没有了。他任事躬亲，集中权力，他明知皇帝不可为而又愿为皇帝，是由于他不喜欢总统受制于国会以及责任内阁削减了总统权力，以为皇帝可以免去这些困惑。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得心应手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口；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恼已臻极点，尤其是陈宦5月22日“与袁个人断绝关系”的来电，更对他是致命打击。他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他以权诈取天下，当然要失败的。他的御人术，第一是金钱收买，第二是宠以官爵，第三是武力镇压。这三点有时而穷，穷途末路时，以为别人对不起他，其实他从来就不以诚待人。

　　袁身体素健，平日食量也很大，尤其是喜啖河南烤鸭，每天晚上睡觉前要饮参茸酒一杯。旧中国的士大夫总要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姿态，袁也一样，50岁以后见客时就要人搀扶，别人叫他老头子，他则常把“吾老矣”、“衰朽之年”一类的话挂在口头边。民国5年他不过58岁，不应该有骤死的可能，也许他平日过分养尊处优，少于运动，加上妻妾过多，房事消耗，所吃的都是大补大热药品，过分的刺激和打击遂使他一病不起。他害的是什么病，言人人殊，袁死后《政府公报》说是尿毒。当病危时，中西药杂投，罗瞎子、王神仙之类的草药医生也来奉药。由于袁病倒时，正遇陕西陈树藩、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先后来电独立，所以大家便有“送命二陈汤”之语。“二陈”指陈宦和陈树藩，“汤”指汤芗铭，“二陈汤”是中国的药名。

　　袁病时，每天仍在病榻开榻前会议，处理一切公务，直到病危时，亦不中断，只是改由袁克定在榻前襄助。

　　袁的病开始于5月27日，在此以前袁已心疲力竭，27日发病时，来势很猛，其家属乃急延中医刘竺笙、萧龙友会诊，但无效果。29日湖南独立，袁左右本不打算让袁知道，可是袁在病中仍逐日召集榻前会议，躬亲处理文电，所以无法瞒他。

　　6月2日袁命张一麐打电报给老朋友徐世昌，这时徐已归隐河南辉县，袁请他立即到北京来见最后一面。徐于6月5日抵京，立即赶到总统府，袁仰卧病榻，有气无力，喘得很厉害，颤气地说：“菊人，来得……好，来……得好，我……已是不中用……了。”

　　徐世昌和袁缔交最久，40年的好朋友，不论公谊和私交都相处甚欢，这时见到袁垂危的病容，也不禁老泪纵横。他悄悄背过身去试了眼泪，然后轻轻地说：“总统不必焦心，好好养几天就会好的。”袁却摇摇头闭了眼睛，眼角旁流下了一大颗眼泪。原来先一天袁已病势加剧，总统府急请法国公使馆医官卜西尔诊视病状，卜西尔诊视结果，确定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肝火涌塞，病入膏肓，断定已难挽救。到5日，袁的精神越为不济，卜西尔替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的神志才略为清醒，正巧徐世昌来了，可是不久袁又陷于昏迷状态。

　　在袁最后弥留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害了我”四个字，这好像是他最后的遗言。是谁害了他？他的儿子吗？还是他的朋友或是部下呢？袁死后这一句话以讹传讹，竟说成是革命党以40万金贿赂法籍医生卜西尔给袁打了一支毒针，所以袁打针后喃喃说：“他害死了我”一句话。这当然是无稽之谣，然而袁这句话的真意则和他的去世而埋葬了。

　　民国5年6月6日清晨3时，袁终于断了气，这位乱世奸雄，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重要人物，终于和人世永别了。

　　袁死后发表遗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中华民国五年五月六日。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

　　袁死后，张一麐在他办公桌的抽屉中发现了他亲笔自撰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这是袁留以自挽的最后遗笔，但他真的是日本大敌吗？

　　有好事者对袁自称帝以至失败而死一幕丑剧戏为挽联云：

　　病起六君子；（此指洪宪六君子为祸首）

　　命送二陈汤！（二陈指陈宦、陈树藩，一汤指汤芗铭）

　　洪宪六君子之首，帝制罪魁的杨度挽袁联云：

　　民国误共和，共和未误民国，千载而还再平是狱；

　　明公负君宪，君宪未负明公，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易篑前托孤寄命的共有四位要人，是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徐世昌，还有“太子”袁克定也在病榻旁。徐世昌看袁是不行了，乃轻声地说，“总统有什么交代？”袁眨着惨白的眼光，上气不接下气，口中只说出了“约法”两个字，可是《约法》有新有旧的，袁所指的是新是旧呢？接受遗命的都有点茫然。旧《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是护国军方面坚持的。可是这个旧《约法》已被袁废止了。新《约法》是袁自己制定的，关于继任总统问题，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在一张名单上，藏之金匮石屋，俟总统死后取出来，在三位候选人中决选一人继任总统，这意思是避免大家竞争。金匮石屋的钥匙有三把，由总统、总理、参议院长各执其一，三把钥匙中需要有两把配合起来才能把“石屋”打开。

　　当袁说出“约法”两字而大家都感到茫茫困惑的时候，袁克定抢着补充一句话：“金匮石屋”。大家把脸转了过来看袁，袁则似点头非点头，口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袁死后大家打开石屋一看，总统继承人的名单上写着三个名字，顺序排列是：

　　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祺瑞这个名字原来写的是袁克定，袁克定也知道这回事，所以才提议“金匮石屋”。怎知袁病重时却瞒着儿子改为段祺瑞，而袁克定还蒙在鼓里。袁为什么要在死生俄顷之际修改名单呢？是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是袁高明之处，他知道他已众叛亲离，还要人拥立他的儿子，岂不是痴人说梦，而他的皇帝位子都保不住，怎能还有家天下的思想。在他最后一段政治生命中，他一手建立的北洋军系对他都不忠顺，他怎敢希望北洋诸将会拥护他的儿子！所以他死前及时把袁克定改为段祺瑞。

　　袁虽是6月6日清晨去世，但不省人事则是6月5日，6月5日这天正是阴历端午节，由于袁被人称为癞蛤蟆，于此遂又得一证明，因为俗语有“癞蛤蟆难过端午节”。

　　袁断气时，家人环哭，哭得最不悲痛的，是袁克定，因为袁克定关心的是金匮石屋中的总统候选名单。

　　袁死后北京政府特派曹汝霖、周自齐、袁乃宽为大丧典礼承办员，丧礼条目凡十三条，奠祭事项八条。

　　丧礼议定条目：（一）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出殡日下半旗一日，灵榇驻在所亦下半旗，至出殡日为止。（二）文武官吏停止宴会二十七日。（三）民间辍乐七日，及国民追悼日，各辍乐一日。（四）文官左臂缠黑纱二十七日。（五）武官及兵士于左臂及刀柄上缠黑纱二十七日。（六）官署公文封面、纸面用黑边，宽约五分，亦二十七日。（七）官署公文书盖用黑色印泥二十七日。（八）官报封面亦用黑边二十七日。（九）自殡奠之后一日起，至释服日止，在京文武各机关，除公祭外，按日轮班前往行礼，京外大员有来京者，即以到日随本日轮班机关前往行礼。（十）各省及特别行政区域，与驻外使馆，自接电日起，择公共处所，由长官率同僚属，设案望祭凡七日。（十一）出殡之日，鸣炮一百零八响，官署、民间均辍乐一日。京师学校均于是日辍课。（十二）新华公府置黑边素纸签名簿二本，一备外交团签名用，一备中外官绅签名用。（十三）军队分班至新华门举枪致敬。

　　大丧典礼奠祭事项：（一）每日谒奠礼节，均着大礼服，不佩勋章，左臂缠黑纱，脱帽三鞠躬。（二）祭品用蔬果酒馔，按日于上午十时前陈设。（三）在京文武各机关，及附属各机关，每日各派四员，由各该长官率领，于上午九时三十分，齐集公府景福门外，十时敬诣灵筵前分班行礼。（四）单内未列各机关，有愿加入者，可随时赴府知照，亦于每日分班行礼。（五）外省来京大员，暨京外员绅谒奠者，可随时赴府签名，于每日各机关行礼时，另班行礼。（六）外宾及蒙、藏、回王公等谒奠者，即由外交部蒙藏院不拘时日，先期赴府知照，届时仍由外交部蒙藏院派员接待，导至灵筵前行礼。（七）清室派员吊祭时，应由特派接待员接待。（八）除各机关每日谒奠外，其各机关中如另有公祭者，先期一日赴府知照，另班上祭。

　　另定移灵办法，并发通告：为通告事。本月二十八日举行前大总统殡礼，所有执绋及在指定地点恭送人员，业经分别规定办法，合亟通告，俾便周知。

　　计开

　　（甲）赴彰德人员。（一）大总统特派承祭官一员。（二）文武各机关长官及上级军官佐。（三）文武各机关派员。（四）其他送殡人员。

　　（乙）送至中华门内人员。（一）外交团。（二）清皇室代表。

　　（丙）送至车站人员。（一）国务卿、国务员暨其他文武各机关长官。（二）文武各机关各派简任以下人员四员。

　　（丁）在中华门内恭送人员。文武各机关人员，及绅商学各界。（不拘人数，在中华门内指定地点恭送。）

　　附服式：凡执绋官员，均服制服，无制服者，准服燕尾服，均用黑领结、黑手套。有勋章大绶者，均佩勋章，带绶。左臂暨刀剑柄，均缠黑纱。其余各文武及绅商，准用甲种大礼服，及军常服，或乙种礼服，学生制服，均缠黑纱于左臂。

　　6月7日，袁遗体大殓，这位有史以来身兼皇帝和总统的袁世凯，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完全一副“大行皇帝”模样。这一天，国务院通令全国上下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停止宴会27天。

　　政府致送袁家属赙仪100万元。

　　正是这一天，西南各省悬旗志庆，云南、贵州都放鞭炮，全国人民皆大欢喜。这正是南北两地对袁的去世一个尖锐的对比。

　　6月23日举行政府公祭，由段祺瑞代表黎总统主祭。

　　6月28日出殡，由居仁堂移灵，异柩的人由32人增加到80人。举柩时北京城内外各庙宇撞钟101下。黎元洪在新华门向袁柩行了一鞠躬礼。执绋人员是：内阁全体阁员、清室代表和各国顾问，自新华门送到东安门；各国公使由东安门送到中华门。所有的执绋人员，武官着制服，文官着大礼服。沿途军警严密戒备，交通断绝，送柩专车由前门外车站出发时，放礼炮101响。袁柩由前门外车站上车，径赴彰德。

　　袁的家属在袁的灵柩移出居仁堂时，也搬出了居仁堂。他们搬出时，把所有在居仁堂内可以搬动的东西都搬走了，据统计，光是大箱就有好几口，均由拱卫军兵士押解到彰德去。所以居仁堂变成了空空如也。

　　袁的灵柩也运返彰德，运柩车沿站都停车接受官员祭奠，所以车行甚慢，直到6月29日才到彰德火车站。

　　袁死之前，武昌传来一则神话，5月1日大风，东乡招贤镇有龙坠入湖中，粗如巨臂，长达数丈，乌鳞紫甲，怒目强爪。第二天则杳无所见，惟湖水呈深黑色。

　　薛子奇论袁的失败是由于：

　　“用杨度而天下之政客走开，用夏午诒而天下之幕府走开，用段芝贵而天下之军人走开，用梁士诒而天下之理财家走开。”

　　章太炎论袁的失败是由于：

　　“袁之败由于三人反对三人：梁启超反对杨度，张一麐反对夏寿田，雷震春反对蔡锷。”

　　袁死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大隈是有名的日本侵华野心家，不过这篇文章却颇有可以警惕之语，其中吊袁世凯一段节抄如下：“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法，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借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源济

九十六、川、陕、粤取消独立

　　袁生前由于洪宪称帝而和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发生严重的矛盾，特别是袁、段之间的矛盾，几乎达到了快要破裂的程度。可是袁一死，段近水楼台继承了北洋军系的领导地位，他对袁的怨恨也立刻化为乌有。不只没有了怨恨，他还极力地对袁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因为段要以北洋军系正统的继承人自居，他就必须要保全封建的传统，他对陈树藩的优予安排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段的这套手法，就像袁对逊清王朝一样。段一切都师承袁，所不同的是：袁采取了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以后还想当皇帝；段则采取袁当年所反对的责任内阁制，段以内阁总理而集中事权。他捧黎当总统虽说时势所迫，也是一种很好的手法，因为黎不是北洋派，黎当了总统，北洋派的人都要防他，为了防黎，自然而然只有团结拥段了。

　　袁世凯之死，只是死了一个北洋派的老祖宗，他的得意门生和化身，却是无数个袁世凯活在世上。

　　段取代袁而为北洋派领袖后，北洋派便不像袁在世之日那么完整，以后的日子是北洋派逐渐走向分裂的局面，首先是直系和皖系，以后是南北战争，北与北战争。这一幕历史很像东汉末年董卓死后，他的凉州军阀们纷争的局面，它留给人们是无比的恶劣印象。倘若民国初年没有这一幕，而是蓬勃建设，中国怎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

　　袁世凯死后第二天，陕西都督陈树藩就宣布取消独立，他发表通电如此说：

　　“袁大总统既已薨逝，陕西独立应即取消。树藩仅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一切悉听中央处分。维持秩序，自是树藩专责，断不敢稍存诿卸，贻政府西顾之忧。抑树藩更有请者，独立虽共九省，而袁大总统之薨逝，实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职权，究属中华共戴之尊，溯其勋劳，尤为民国不祧之祖。所以饰终典礼，拟请格外从丰，并议定优待家属条件，以表我国民未尽之思。此外关于大局一应善后事宜，退请随时安示遵行，至深感祷。”

　　他的这个行动，段很满意，认为值得鼓励，于是在6月10日发表命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陈树藩便成为北洋附属军人了。

　　陈的取消独立电受到北洋派以外全国各阶层的憎恶，国民党领袖之一的于右任打电报质问陈：

　　“阅公阳电，使人发指。陕西独立，取名护国，自当与西南首义诸省取一致行动。今袁氏朝死，暮即取消独立，且殷殷推袁为共戴之尊，不祧之祖，是则陕西何必独立，独立岂非叛祖？尤异者，请对袁氏饰终典礼从丰而外，又请定优待家属条件，试问袁氏遗产岂少，何待越俎代谋？军兴以来，战地人民死者不下数百万，此等家属，更谁恤之而谁怜之？”

　　第二个取消独立的，是四川都督陈宦，他是于6月8日宣布，并有电给北京国务院，电云：

　　“川省前因退位问题，与项城宣告断绝关系，现在钧座既经就职，宦谨遵照独立时宣言，应即日取消独立，嗣后川省一切事宜，谨服从中央命令。除通告各省外，伏乞训示祗遵！”

　　他之出此也有出的理由，因为他接到黎元洪的策士蒋作宾、金永炎、哈汉章三人发来的密电，以乡谊来劝诱他，现在大总统是湖北人，湖北人应该捧湖北人，如果四川能为西南各省倡导，对当前局势是有贡献的。这些话很能行动陈，何况陈和黎还有一段共事之谊，便是陈未出京前，担任参谋次长，黎则是挂名的参谋总长，黎、陈因为有同乡之私，所以相处甚洽，由于既是同乡又曾同事，陈也觉得应该捧黎的场，所以他未和蔡锷和护国军方面联系，便通电取消独立。

　　陈这一着却错了。他讨好黎，却不知黎是个无权无实的光杆总统，有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对陈宦却极不谅解，这是为了陈宦宣布独立时的通电中，亲笔加了一句“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一句话。陈当时卖弄聪明，认为袁垮台已属必然，和袁个人断绝关系并不是和北洋系断绝关系，可是这句话在段看来则完全不可宽恕，段很重视道义的，他对“公”、“私”两字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段认为凡是受过袁私恩的人，在公的立场上反对帝制则可，在私的方面叛袁则不可，叛袁是忘恩负义，是北洋系的叛徒，段正以北洋系正统领袖自居，他觉得昨天你可以和袁断绝一切关系，明天何尝不可以和我断绝关系？这种人还可以用吗？这是段觉得陈不可用的第一点。其次是陈之取消独立，不是因为段的促成，而是响应黎元洪左右策士（段认为这些人都是小人）的指使，表示对黎的忠诚，这是叛离了北洋系，更是和段利害冲突的。第三是在交往方面，陈宦过去和段相交甚浅，自陈宦督川后，陈一直是和冯国璋相呼应，冯正是和段争夺北洋系领袖的两大对头。四川未独立前，陈宦和冯国璋亦步亦趋，曾派代表到南京联络，而陈下面的旅长冯玉祥也曾派代表向蔡锷建议，在袁下台后拥冯国璋为总统，蔡对此未表示意见，但曾把这个建议转给西南护国军参考。而陈也秘密向蔡建议，在袁下台后实行联邦制，推冯国璋为联邦总统。陈的这些意见段当然也知道，所以段对陈非常不满。

　　由于有以上因素，所以陈宦宣布四川取消独立后段对待陈宦并不像对待陈树藩一样，并不派他为四川将军和督理军务，这一来陈的处境就非常狼狈，他因取消独立，自然不能再称四川都督，而北京政府又不给他督理军务，他于是两头落了空。

　　早在陈宦宣布独立时，袁世凯就在四川放了一把火，他提升川军第一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令他率军进驻成都，驱逐陈宦。

　　袁死后，段继续这个计划，他授意北洋军驻川统师曹锟暗中支援周骏，叫他继续进兵成都，夺取四川西部。周骏有了后台撑腰，勇气百倍，他派兵进占永川、隆昌、内江。并派旅长王陵基率兵五营进抵资中，截断成都叙府之间的联系。同时周骏喊出“川人不打川人”的口号，以博取护国军方面的川籍将领刘存厚、熊克武等的同情。

　　当陈宦在宣布独立时，曾取得蔡锷的保证，护国军方面承认维持陈的都督地位，必要时派兵支持陈，以应付复杂的四川局势。所以在周骏进兵成都时，陈宦便接二连三地向蔡告急。由于陈宦已取消独立，护国军和蔡锷都没有一定要援助陈的义务，不过周骏在四川停战时接受袁的重武将军任命，等于是执行袁的任务，护国军是反对的。同时周骏口口声声川军要联合对付滇军，挑拨川、滇军的感情，蔡锷在责任上自不能不制止。

　　然而蔡锷的实际处境是如何呢？他的喉结核症已非常严重，几乎讲话都讲不出来，他又是一个遇事躬亲的人。过去半年他不仅忙于指挥军事，还要自己处理文书，他手中这支护国军只是一支又疲又困，饷械两缺的孤军。他责任心很强，这时袁虽作古，可是四川问题依然严重，他深觉自己不能撒手不理，但如果要管，就需要增强军力，所以他电请唐继尧补充兵源和武器。就在这时候，陈宦求援的电报接二连三地到达，他在万难中只好非常勉强地抽调刘云峰一个梯团，经由叙州开到自流井，等候兵力集结后，再向内江和资中出击。

　　陈宦自己统率的北洋军共有三个混成旅，一个是李炳之，这时在重庆已被曹锟扣留。一个是伍祥桢，一个是冯玉祥，伍、冯两人都在成都，却不肯替陈宦卖力。陈一再哀恳，冯玉祥才勉强的派新编杨志澄一旅到简阳外围布置防线，遇到对方王陵基的部队，未经战斗就溃了下来，王陵基经龙泉驿直逼成都。陈宦被迫向周骏乞和，约定一个星期内交出成都，周骏则限陈三天内缴械投降，否则用大炮轰城。

　　这时唐继尧派来的增援军已兼程赶到了四川。6月25日蔡锷派罗佩金率领新到的顾品珍梯团增援成都，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可是一切都太晚了，陈宦让成都的限期已到，他于25日凄然离开了成都，变成了逃亡将军。

　　第三个取消独立的是广东。广东都督龙济光于13日电达中央，内称粤东独立已于6月9日取消，其文云：

　　“北京国务院段相国钧鉴：我公总秉国钧，再造共和，旋乾转坤，重光日月。济光已于青日率属开会庆祝，上下胪欢，军民一致，即日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惟粤省党派纷歧，诸多困难，俟部署周妥，再电驰陈。龙济光叩。”

　　段复电优奖龙济光，说他：具有世界眼光，急谋统一，热诚爱国，深堪嘉慰。该省善后事宜，统由该上将悉心筹画，妥为办理。

源济

九十七、洪宪余波

　　袁世凯时代，政治上的流行名词特别多，如北洋三杰、嵩山四友、四大将军、四凶、六君子、七小人、西山十戾、十三太保等。

　　北洋三杰前面已介绍过，就是龙、虎、狗。王龙、段虎、冯狗。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其实他在北洋三杰中官位不及冯的代总统和段的执政，也未抓过实权，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尊他为龙，因为中国士大夫传统风格以让为德；段祺瑞善怒而有威，故曰虎；冯国璋好说话，滔滔不绝，故呼之为狗。

　　嵩山四友前面亦已提过，就是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四大将军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荫昌。

　　四凶是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

　　六君子本书前面已提及，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七小人是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西山十戾本书开头时曾提到，是附会整个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珅（狼）、海兰察（驴）、年羹尧（猪）、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凯（癞蛤蟆）。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总称。

　　“六君子”本来是代表人物的名词，史书上我们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时的陈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宁宗时太学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时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时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等六君子；

　　第五批是光绪朝戊戌维新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这六君子因帮助光绪变法，被慈禧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最后的六君子是民国4年发起筹安会的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凯有关，戊戌年袁世凯出卖新党，以六君子的头颅换得他的富贵，使他得以获得慈禧的宠信，掌握清末的军政大权，最后取得天下；到了民国4年，却因洪宪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后因称帝而众叛亲离，83天皇帝梦，把生命也赔了进去。后人论袁说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凯一生与湖南人特别有关系，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谭嗣同，因为谭嗣同传达光绪的密诏，要袁兵谏结束慈禧和她周围的守旧派势力，袁据此向慈禧和荣禄密告，而导致戊戌政变。谭是湖南浏阳人。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最妙的是打倒洪宪皇帝的蔡锷，也是湖南宝庆人。

　　外国报纸称洪宪六君子为“君媒”。其实这六个君媒真正主角是杨度，助唱是孙毓筠，其余四人都只是“边务大臣”。这六君子如细分一下，其中有三个湖南人，有四支鸦片烟枪，一个纵横之士，一个失意军人，两个国民党人，两个书呆子。杨度是创办人又是包办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来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穷困投奔老朋友找碗饭吃，碰上了这个“大好机会”。筹安会成立时杨发表谈话称：“我素为主张君宪之一人。辛亥年组织国事共济会时，曾建议由国民公决政体，其时因国会未产生，只得从总统之后，成立共和政体。现与同志数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于中国，与共济之宗旨正同。我以为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宪不可，这四字不能增减一个。”

　　袁的局面在垂危时，帝制已撤销，首倡帝制的杨度当然成为众矢之的。早在袁尚未生病时，4月12日，杨度即呈辞参政职，他的辞职呈文如下：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狐能，究无补于帝制。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无俾士麦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辅，即今有心献媚，终于无福封公。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平情而论，杨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贯主张君宪，他在政治节操上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原则。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自帝制取消后，过去陷害国民党的特务们，忽然负起了监视帝制祸首的新任务。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炽。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报载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难日子，国史馆员向他索薪，泰来洋行向他讨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词意坚决。杨说：

　　“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祸首名单只有八人，就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来这个名单也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那是“洪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来，“六君子”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的领袖。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了。在决定五名祸首名单时，也有人替梁士诒求情，说：“加入此人，则金融界将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将来替政府筹款。”黎元洪大不谓然，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吧！”

　　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廿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学者严复，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片说词，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不过以后筹安会的通知单一次两次地送上门来，他既不移步到会，亦不否认列名，只来个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轰动一时的《异哉国体问题》，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诒登门以巨金为寿，可是这次却摸错了严的脾气，他淡然答说：“我老了，不怕什么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纾见他列名筹安会，乃气喘吁吁地跑来，问他：“又陵，你怎么干出这样事来，无论袁家成败，你都不值得啊！”严却淡然说：“不相干，让他们去闹！”林说：“你应该否认吧！”严以漫不经意的态度说：“不否认也罢！”后来帝制取消了，袁也死了，杨度也走了，通缉祸首令也下了，林又气喘面白地跑来说：“又陵，你要离京啊！”严仍淡然说：“不离也罢。”林急得搓手跌足说：“不离京也许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无能为力。”严说：“是祸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没有做，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严有十足的中国读书人怪脾气，老而倔强，贤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后生小子。当别人恭维康、梁是先知先觉，严则说：“误清室者乃此二人，误苍生者，亦此二人。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光绪终可畅行变法，乃康热中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康最后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太甚，救国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与今我宣战。”袁死后，有人问严说：“黎黄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严说：“不行不行，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欢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刘师培字中牧，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之家，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通，旁及释道诸经典，不剽窃前人余绪，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好为大言。其实他是有真才实学。早年他和章炳麟办《国粹学报》鼓吹革命，又和章创光复会，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个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扬州何家辂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风流跌宕的交际人物。两夫妇亡命日本时，刘与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见，何因不惯流亡的苦日子，便怂恿丈夫不如归去。刘是个书呆子，慑于娇妻的阃威，又不胜浸润之谮，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远，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刘光汉是老婆俘虏，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见，章炳麟等亦时对刘指谪，刘乃放弃党人，束装回国。返国后入了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贻书责刘，刘因内疚于心，不加答辩。迨端方卸任，刘惘然无依，遂赴四川任国学院讲师。辛亥革命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资州被杀，川中革命党人认为刘师培是端方故旧，欲置之于死。章炳麟闻讯，急电谢天星等营救，词意恳切。章电云：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民国4年受袁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国情论》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为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怆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张出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苟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苟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集中虽说是游川旧作，但人们都说是帝制失败后解嘲之作。

　　刘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语，说“我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事实上，他所著的《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衅文集》、《读左札记》、《论文什记》、《中古文学史》等书，均系确然可传的。到了民国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着人请黄季刚来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韵学》，哽咽地说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此学非公莫传，算是我临终的一点自赎的心愿吧！”

　　这些临终遗言，使得黄季刚大为感动，也不再拘于年龄班辈，竟连忙跪下磕头，行了隆重的拜师礼，两人生前同在北大执教，临终却成为师生，一时传为儒林佳话。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为最消沉。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其人谓系光复军宿将，控李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吓，谓吾为筹安会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哓哓不已，即交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置之死地”等语。李正在“头痛医头”之际，又要“脚痛医脚”，原来报载颁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诲乃燮和之弟，忽有大义灭亲之举，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那时李诲与不避斧钺之诛的贺振雄齐名，舆论均谓首先发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对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将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与李诲、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祸首的只有杨度、孙毓筠两人。另外六名，是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卅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务法界。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多予维护。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律师，2年政治会议成立，顾任秘书长。洪宪帝制筹备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洪宪法典多是顾所起草，因此顾遂得以列名帝制祸首中。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头来，北伐后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在陶尔菲斯路寓所挂牌做律师。生意不好，最后乃改营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冯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项背。民元袁任大总统，梁即为总统府秘书长，掌握外交、财政、交通大权。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组织，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团。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代了筹安会。不过有人说梁并不赞成帝制，系被迫参加，任人摆布，梁被宣布为帝制祸首，亦从不声辩。不管梁士诒在何种情况下参加洪宪，他对袁世凯的事业和毁誉，总要负极大责任的。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为王湘绮的弟子，少有才名，倚马万言。光绪廿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为端方的幕僚。后随袁世凯，深获器重。2年10月袁就大总统，夏为文官次长，3年5月国务院撤销，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总统府秘书长为内史长，夏为内史。袁死后，夏名列帝制祸首，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做了犹太财阀哈同义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人，光绪卅一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民元先后任陆徵祥和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赵秉钧因刺宋教仁案受株连辞职，朱曾兼代国务总理两天。熊希龄组阁时任内务总长，3年2月并兼交通总长。4年9月洪宪帝制筹备期间，以朱兼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列名帝制祸首后，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缉令。后来朱一度在徐世昌总统任内南北和议时受任为北方总代表。从此退出政坛，卜居天津，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和《存素堂丝绣录》。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北京同文馆出身，后赴美留学。清末曾继伍廷芳以参赞名义代理驻美公使。曾向美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1200万美元。民元3月任山东都督，2年8月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九月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3年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4年四月继张謇为农商总长，5年5月复任财政总长。是袁时代财政方面的红人，也因为这样列名帝制祸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国成立后在北京为新闻记者，民国2年春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筹安全事起，结识了杨度，杨度叫他办一张《亚细亚报》，专门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克定和杨度伪造《顺天时报》，刊登各地拥戴的消息送给袁过目，据说就是薛从中做的手脚，因为《顺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摹仿不来，可是薛子奇的《亚细亚报》设在后孙公园，《顺天时报》设在新华门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钱向《顺天时报》买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每天专供袁阅览。袁每天从这张假报上看到尽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说是洪宪帝制运动中的一个要角。据说诱胁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和刘少少也是薛负责的，《亚细亚报》曾在袁登极前两个月在上海设分馆，对外声言已请黄远生为主笔，刘少少为编辑，黄远生为此曾登报否认，随后即逃往国外，怎知他到美国后，却被爱国华侨把他当作帝制余孽炸死了；刘少少也从未加入亚报。这个《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薛子奇之与洪宪帝制，不过如此，比起那些洪宪帝制的重要军政人物，就只能算小巫了。

　　薛子奇名列祸首后，仍一直寄居北京，到了张作霖入关，雄据故都为大元帅时，薛曾一度活跃，其后又销声匿迹。薛、顾名列帝制祸首后，有好事者把“顾鳌薛大可”两人名字联在一起征求对联，某名士对以“潘驴邓小闲”，含意讽刺，令人叫绝。

源济

九十八、黎元洪继任总统

　　袁断气时，除了接受顾命的四位大臣外，其他在北京的袁系要人虽都闻讯赶至，却未参加讨论继承人会议。金匮石屋名单揭晓后，四位顾命大臣就讨论继承人问题，一致请徐表示意见。

　　徐东海是著名的水晶狐狸，他说：“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依我的愚见，根据《约法》，应推副总统继任。”他和袁临终前口气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然而这不是他神志不清，而是他高明之处。金匮石屋的第一名是黎，根据新《约法》，黎也是第一名；如果依照旧《约法》，副总统升补总统也是黎，所以《约法》不论新旧，黎都有资格继承总统，这是法理方面。至于形势上，袁死前一团槽的局面，袁死后如何善其后呢？拥黎来过渡，护国军方面会同意的，也避免使北洋派居于炉火之上，黎有声望却没有实力，又是北洋派的政治俘虏，利用他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个最好的打算。

　　徐虽是北洋系的重臣，可是在北京，北洋实权都是抓在段祺瑞手中，徐又怕段有总统自为之意，怕自己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因此徐望了段一眼，补充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怎么办，还是取决于总理吧！”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段，等他开口，然而他却沉默不则声，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后院的哭泣声。这样挨了一刻钟，才听到段极其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很好，我和相国的意见一致。”这话说完，局面才算定了。

　　袁停尸在居仁堂前的春藕斋，徐、段等下令分别通知各部总长和袁有特殊关系的人，不多时，到了20多人，曹汝霖提议先向灵前祭奠一下，于是设了香烛祭品，各人向袁的遗体先行三鞠躬礼。在行礼的人群中，段看见了张国淦，马上抓了他的手说：“乾若，随我来，我们去看副总统去。”张国淦字乾若，湖北人，他是袁系中代表袁和黎联系的人。段拉住张上了自己的汽车，只对司机说了一句话：“东厂胡同。”由春藕斋到黎寓居的东厂胡同途中，段一言不发，脸部表情凝重，使张如坠五里雾中，他未参加刚才的四巨头会议，也不知道袁断气前所说“约法”两字，更不知道金匮石屋的名单，所以他摸不清楚段拖了他去看黎元洪的真意何在？

　　段的心情很复杂，所以他像哑巴一样不开口。凭心而论，他最瞧不起黎。在逊清末年，他的官爵比黎高得多了，在北洋系中他也是袁以下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袁死后却要他举北洋系拥护黎为总统，内心实在太想不通，然而形势比人还强，当前形势，又非拥黎不可，所以他表情非常凝重。

　　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又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黎已知袁逝世，这时听说段来了，便赶着跑了出来，两人在黎客厅中的一幕，非常戏剧性，客厅内摆着长方形的楠木桌子，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地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40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6日下午袁的遗令公布的同时，国务院发表了一则公报：

　　“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业经遗令遵依《约法》第廿九条宣告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

　　6月6日这一天在北京城内是紧张而混乱的。这天午夜，黎的湖北同乡陆军次长蒋作宾来了一个电话给黎：“外边情形很不好。”黎听到没了主意，不知外边出了什么岔子。老实说北洋军人究竟会怎样变，谁也难预料，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继承人问题，黎想来想去非常不安，他把张国淦找来，要他打一个电话问段一下。张拨通了段的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段的副官，他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黎站在电话机旁很焦躁，催张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如此说了，副官跑去报告段，等了一忽儿，那边回答说：“如果是要紧事，总理说请你当面来谈谈。”黎赶快对张说：“去，去，你快点去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张驱车到了国务院，径奔总理办公室，这时虽已午夜，国务院却灯火辉煌，尤其是总理办公室挤满了人，都是些带鸡毛帚、穿军服的高级武人。段忙得喘不过气来，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包围他的人，把张拉到另外一间小屋子里。张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情形。”段面色坚定而傲慢地说：“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张想多知道一点情况，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捏着拳头在桌子上一击，狠狠地说：“他要管，就让他管。”他是谁呢？张为之茫然。段说完这句话，又匆匆忙忙地回到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国淦由国务院赶回东厂胡同黎寓，黎正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张把段很坚决的支持黎做总统的话讲了出来，却没有讲后半段。黎仍觉得这局面不佳，他对张说：“乾若，这情形不妙，我们姑且在沙发上躺一夜吧！”这时，黎身边只有一个副官唐冰如。

　　第二天一早，黎又促张到国务院，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系高级军官一齐包围了段，他们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他们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尤其是南方人为总统。幸而段的态度很坚定，才把一天风云吹散。

　　段见到张后，就把已经拟好的通电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这样写着：“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指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段这个电报当然是安抚北洋系的，然而张国淦对段说：“这何苦来呢！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总统都奉送了，何必让受人情的人不痛快呢。”段想了一会，乃提起笔删去这一段难听的话。

　　张国淦在袁、段一方面看来，是联黎的一条线索，而在黎看起来，却又是联袁或段的一条线索，他屡有求去之意，双方都苦苦留他。他曾经批评冯国璋“不左不右”，而他周旋于黎与北洋派领袖之间，却有是左右做人难。

　　6月7日，黎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黎就职当天颁下三令：

　　第一令云：“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自维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造成法治之国。官吏士庶，尚其共体兹意，协力同心，匡所不逮，有厚望焉！”

　　第二令云：“现在时局颠危，本大总统骤膺重任，凡百政务，端资佐理，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应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勿得稍存诿卸。此令！”

　　第三令云：“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划，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痛怆。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可是他没有实际力量，既非北洋系，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在北洋诸帅看来，黎不值得受他们拥戴；在国民党人看来，黎在二次革命后背叛国民党，投靠袁以自保，不是真正革命党人。可是也有他的优良条件，他与人无争，出名的好好先生，做人方面他占了这个便宜，同时他又是现任副总统，继任总统近水楼台，水到渠成。

　　黎就职后，又恢复辛亥年被选为鄂军大都督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决定权力，只在公文上签字盖章，成为段与北洋系一个政治傀儡。

　　黎虽然就了职，一个问题却引起了争论，便是《约法》有两个，是新《约法》呢？还是旧《约法》？旧《约法》是民国元年的，新《约法》是民国3年的。

　　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于6月10日通电提出四大条件：

　　（一）请黎大总统即日宣言恢复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

　　（二）请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依法补选副总统，及要求同意任命国务员，组织正式国务院；

　　（三）请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十三人；

　　（四）请下令召集军事特别会议，由各省都督或将军各派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一切善后军事问题。

　　西南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煊亦宣称这四个条件是护国军方面一致主张，如北京方面同意接受，抚军院当立即撤销。唐、岑的通电发出后，在上海的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联名通电呼应。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则在上海登报召集议员自行集会，以拥护法统，维持新《约法》为奋斗的目标。

　　段祺瑞不赞成恢复旧《约法》，6月22日他通电各省，内云：

　　“黄陂继任，元首得人。半月以来，举国上下所龂龂致辩争者，《约法》而已。然就《约法》而论，多人主张遵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但此项办法，多愿命令宣布，以期迅捷，政府则期期以为未可。盖命令变更法律，为各派法理所不容，贸然行之，后患不可胜言；是以迟徊审顾，未敢附和也。

　　或谓三年《约法》，不得以法律论，虽以命令废之，而无足议，此不可也！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杀，则中国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不惟国际条约关系自重，不容不再三审慎，而内国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加之何其可也？

　　或又谓三年《约法》出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出自政治会议，与议人士皆政府命令所派，与民议不同，故此时以命令复行元年《约法》，只为命令变更命令，不得以变更法律论，此又不可也。三年《约法》，所以不餍人望者，谓其起法之本，根于命令耳！而何以元年《约法》，独不嫌以命令复之乎？且三年《约法》之为世诟病，佥以其创法之始，不合法理，邻于纵恣自为耳！然尚经几许咨诹，几许转折，然后始议修改。而今兹所望于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复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误于前，今又何可再误于后？知其不可而尤而效之，诚不知其可也。如谓法律不妨以命令复也，则亦不妨以命令废矣！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将等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于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乎？

　　或谓国人之于元年《约法》，愿见之诚，几不终日，故以命令宣布为速。抑知法律争良否，不争迟速，法而良也，稍迟何害？法不良也，则愈速恐愈无以系天下之心，天下将蜂起而议其后矣！纵令人切望治，退无后言，犹不能不虑后世争乱之源，或且舞法为奸，授我以资为先例，是千秋万世，犹为国史增一汗痕，决非政府所敢出也。总之，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诸君子有何良策，尚祈无吝教言，俾资考镜。”

　　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致电驳复，词意坚决，略谓：

　　“如此次我大总统依法继任，政府对内对外，迭经声明，所依何法？非根据元年《约法》规定程序所衍生之大总统选举法耶？使三年《约法》而为法也，一法不容二存，则被该法所废止之《大总统选举法》，定当非法，云何能依？果尔，则何不于六月九日，开所谓石室金匮以别求元首？夫我总统正位，而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上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

　　北洋系方面既然不愿恢复旧《约法》，所以拟议仿照约法会议，来修订一个新约法，议会纷纭，莫衷一是。

　　6月25日，上海海军突宣布独立，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表联合宣言，因拥护旧《约法》而宣告独立，电曰：

　　“自辛亥举义，海上将士，拥护共和，天下共见。癸丑之役，以民国初基，不堪动摇，遂决定拥护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诚，仍后先一辙，想亦天下所共谅。洎乎帝制发生，滇南首义，筹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晓，然于所谓民意者，皆由伪造，所谓推戴者，皆由势迫。人心愤激，全国扰，南北相持，解决无日。战祸迫于眉睫，国家濒于危亡。海上诸将士，佥以丁此奇变，不宜拘守常法，徒博服从美名，无补于大局，当与护国军军务院联络一致行动，冀挽危局。正在进行，袁氏已殒。今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宣布，又岂能取信天下，餍服人心？其为帝党从中挟持，不问可知，我大总统陷于孤立，不克自由发表意见，即此可以类推。是则大难未已，后患方殷。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誓为一劳永逸之图，勿贻姑息养奸之祸，庶几海内一家，相接以诚，相守以法，共循正轨而臻治安矣。”

　　上海海军的独立，使段感到事态严重和自身陷于孤立。当时中国海军共有三个舰队，第一舰队是海军的主力。这次公然独立，不仅严重地威胁北洋系势力下沿海各省区，同时还可以帮助护国军运兵北上。

　　段祺瑞这才了解问题严重，乃不再坚持要行新《约法》，同时由于林长民、张国淦的奔走，乃于6月29日由黎元洪正式申令，仍遵行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申令如下：“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壹，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

　　又申令：“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所有关于袁氏时期之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应即撤销，并裁撤参政院，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及各部总长。”于是争议不决的法统问题，遂告一段落。

　　7月14日，黎元洪下令惩治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八人，余悉从宽免。西南军务院以所提条件，大致均孚愿望，遂于同日由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刘存厚、罗佩金、李鼎新等联合通电撤销，声明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和国会主持。

　　洪宪垮台，袁世凯去世，梁启超和蔡锷这师生二人便成为当时人望。黎元洪做了光杆总统后，极望能拉拢护国方面的力量，倚为支援，于是有人向黎建议，礼聘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如梁北上，以梁当时的人望和西南护国军方面的实力，足以牵制段祺瑞。黎颇以为然，遂于7月1日致电梁启超，电云：

　　“屡承来训，虑远思深，谋国之心，家居弥笃。泰山北斗，景仰为劳。亦每知读礼之时，不敢以阁员相浼，然万端待理，棼如乱丝，辱以庸才，丁兹危局，设使旧鼎覆餗，沦胥以灭，既负人民望治之心，亦违先生救时之愿，窃不自揣，欲以本府秘书长相屈，既无嫌乎夺情，且可资乎论道。先生模楷人伦，万流仰镜，倘肯垂念邦国，当不忍金玉尔音。敢布寸心，拥彗俟命。”

　　梁启超是聪明人。何尝不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婉辞复谢。黎元洪随后复数次致书遣人邀梁入京，赞襄一切，并命公府收支处自7月份起月赠津贴2000元，其致梁函略云：

　　“自违尘教，裘葛载更。岭树江云，迢迢千里，虽鳞鸿多便，邮电常通，而仰企之怀，未足罄其万一也。徐君佛苏到京，询悉素履安和，旅祺清适，欣慰不可言喻。国家多故，祸变相寻，赖执事奔走提倡之功，与夫调护斡旋之力，幸得由剥而复，转危为安。元洪不才，亦获随诸君子后，共荷钜艰，凡百措施，均资指导，嘉猷伟略，薄海同钦，此固民国无疆之休，非仅私幸已也！现在国会将开，人心粗定，而茫茫前途，来日大难，一切建设问题，非得宏才卓识如执事者，从容坐论，随事谘商，长夜冥行，其何能淑？前曾奉上一电，敬迓高轩，适执事俨然在忧服之中，哀毁已甚，未便固请，然引伫足音，寸阴若岁，自夏徂秋，虚席以待者，亦既三阅月矣！屈指读礼之期，行满百日，为国夺情，万民所望，睹此危局，宁忍恝然。伏乞台从北来，克日命驾，慰我饥渴，示我周行，九顿以请，幸毋遐弃，鉴此微忱。”

　　民国5年双十节，黎元洪以共和重建，特发表大批授勋令，以为酬庸之典。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6人以勋一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3人以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这些勋章，颁赠得太多，如西南首义反帝制派之将领及北洋帝制派之拥有兵权者，甚至逊清皇室之世续、载涛、绍英等，亦均获得。遂使鱼龙混杂，有勋章如雨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