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13年,有超过70万的学龄随迁子女在北京生活。翻开微博,大量的数量统计,公益组织活动,政策讨论,本地人群对权益的争执等等。照片中接受捐赠的孩子们的笑脸让人觉得在政策的裂缝中,似乎可以看到一丝希望。
2011到2013年,我去过北京周围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同力、树人、东坝实验学校等等,每次都能看到各界人士云集,长枪短炮,热闹非凡,各种高级的交流培训让这里比公办学校看起来更开放,更国际化,教师们对媒体、NGO的往来早已驾轻就熟。
这一片喧闹中我不曾了解,毕业后的孩子们都去了哪里?他们是继续读书,还是工作、成家?
骆锦强与公益
接到拍摄任务,我联系的是骆锦强。在天通苑的一处民宅,他和同伴们公用办公室,为自己成立的草根NGO联络筹款,设计宣传资料。他心里清楚国内草根组织的现状,很多捐赠仪式只是为了一张为企业宣传的照片,孩子们厌倦了摆出勉强的笑脸,得到一大堆并不那么需要的各类捐赠品,老师也疲于应付一次次重复的仪式和流程。
“被城市边缘化的外地孩子,最需要的是空虚和寂寞的生活能得到填补。”强子的初衷很简单,给放学回家的孩子们一个自由玩耍的空间,这里有课外书,有剧场,有倾诉空间。
强子1993年出生,10岁随父亲来到北京后,曾转学四次,朋友问他,“我们小时候最讨厌那些人做的事,怎么现在你又来做?”强子有些无奈,但还是用自己的工资租下来学校附近的一个院子,这里有六个房间,他和孩子们一起打扫,绘墙画,请外国朋友来和孩子们交流。偶尔女朋友也会唠叨他应该多赚点钱,却只是默默支持他。
通过骆锦强,我认识了他的几个朋友,同为在京长大的第一批随迁子女,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渣土坑上的家
2005年前后,北京建设加快,黄强随父亲从四川来到北京,进入当地打工子弟小学读书,在初中时和骆锦强成为同学。父亲和几个老乡合伙包下市郊的一处荒地,收取来倾倒建筑垃圾的车辆费用,以及变卖可再生废品,他们称这个为“渣土坑”,在这他认识了张鹏和一些其他的朋友。
和黄强一样,张鹏的童年生活一样颠沛流离,父亲1989年来到北京,他说父亲刚到北京过的是流浪的生活,后来渣土坑丰厚的利润让他赚了钱,存下不少积蓄,陆续带来更多的亲戚来帮忙,但北京的建设在奥运后逐渐放缓,竞争对手增多,渣土坑的生意逐渐开始下滑。
1991年张鹏出生,这一批九零后孩子随刚刚诞生的“农民工”这个词一起,成为第一代农民工随迁子女。2012年新年,张鹏19岁,回家相亲,女方16岁。2013年初,他们的孩子出生,黄强认了这个孩子作干儿子。
北京14号地铁终点站张郭庄站刚刚开通,张鹏和他的大家族就住在当地人为索要拆迁款修建的临时房中,这里也是家里承包的渣土中转站,张鹏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帮家里做事,他和家里人轮流值夜班和白班,“除了收钱,两个人就在小屋里面对面看一晚上,很没意思。”,他说。小山上的一侧铺着上了整齐的水泥砖,站在山顶眺望崭新的地铁车站,张鹏和他的家人见证着这个城市不断扩张的进程。
爱情与友情
黄强与大他6岁的湖南女孩圆圆相识一年,一起租住在北京石景山区白草洼村。圆圆是日语专业本科毕业,但工作一直没有稳定着落。她开玩笑说,黄强追她的时候,问他在不在意年龄,他说不在意,现在看还是有点在意。黄强笑而不语,他觉得生活有吃有喝有朋友,挺好,没那么多追求。女朋友是大学生让他很骄傲,手里有钱了就找同学朋友来住处聚会,自己杀鱼做菜,一群人围在一起喝啤酒,这是最开心的事。
白草洼的出租房有两层,黄强和女朋友住在一楼,二楼的何中元也是黄强的初中同学之一,从沙宣美发学校刚刚毕业,梦想是回老家开一家美发店。黄强说他有次因为感情问题打电话来倾诉,一个问题反复问了十几遍,纠结的不行,但人很够意思,特别执着。有时他晚上在家里,假发和头模摆了一地,把乍一推门进来的人吓得肝顫。
何中元的隔壁住着张鹏的弟弟张润,1993年生日,女朋友小他三岁。我见到他时已将为人父,俩人未到结婚年龄,每次产检查要到远赴河北一家小医院,“我觉得我们还是孩子,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这样对我讲,不愿再多说。张润在一家超市上班,独来独往,很少和黄强他们在一起,偶尔爆发的家庭争吵让这两栋小楼的所有人心神不宁。黄强觉得他小气不够意思,女朋友管的又太严,有事帮不上忙,“以后不爱带他玩了”黄强常这么说。
傅秋和张润同岁,父母早年在北京打工,一次聚会他通过何中元认识了黄强,从此成为朋友,被起绰号“秋姐”,原因是特臭美,爱把刘海拨来拨去,各种姑娘的电话让人觉得他有点朝三暮四,总说要买台摩托借给黄强玩。傅秋住的有些远,是黄强家聚会的常客,曾学过厨师的他总会做几道好菜。7月份他从医药学中专毕业,我去他学校的时候,学校刚刚开过招聘会,他还是穿着校服来取档案,在老师的书法展板前唏嘘,他喜欢上学,知道文凭的重要,希望一边打工一边继续读电大。他说自己不爱学习,考试都靠老师照顾。我在想,我的大学不也这么混的么。
未来
在北京几年,黄强觉得还是四川家乡的环境好,偶尔回去呆两个月,呼吸下新鲜空气,在河里泡澡。在白草洼村两百多的房租并不算贵,他断断续续做着室内装修,偶尔去渣土坑帮父亲干活。“有一次下班刚要进电梯,里面的人看见我穿着干活的脏衣服,说什么也不让我进,觉得被本地人瞧不起,气得不行。”他的童年在京郊和各类城中村的迁徙中度过,早熟又敏感。由于北京的户籍限制,和大部分孩子一样,初中毕业,十六七岁的那一年就是他们步入社会的开始,而北京中青年原住民的排外和被边缘化的生活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
不工作的时候,黄强和女朋友窝在家里看电视剧光盘打发时间,或是去网吧打CF。大学毕业后几年,圆圆曾想去考导游,别人说她性格不合适,就只能寻找翻译或者文员的工作,参加了许多面试,还不见任何结果。“和父亲俩人在渣土坑做一年只能挣到五六万元,很多朋友同学都回去了,越来越聚不起来,可能过几年我也会回老家生活吧。”黄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