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金融》第99期：央企降薪波及银行高管

源济

本次央企高管薪酬改革中，金融央企的主要负责人成了利益触动最大的群体。改革方案的最新消息是，薪酬将削减40%左右，可能不超过90万元。未来最关心银行股价可能是银行的高管们。





2012年，国有五大行高管和民生银行原董事长董文标在监管部门开会时，其中一位行长就自嘲说“我们五个人收入加起来还不如你。”时隔2年，股份制银行高管收入依旧，而国有大行负责人薪酬却可能面临腰斩。 但农行、建行、中行、工行高管已经急忙表态支持减薪。





中央金融企业，具体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太平保险集团公司、再保险（集团）公司、人民保险集团股份公司、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集团公司、光大（集团）总公司、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等。





现在央企高管的薪酬是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不同的央企之间，两部分薪酬都有差异，甚至存在少数央企高管自定薪酬的问题。改革后，只要是中央任命的央企管理负责人，原则上都拿相同的基本年薪；绩效年薪部分，则要参照相关部委对其年度考核评价的结果来确定。





国有银行的高管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银行家，同时又是国家工作人员，拥有行政级别，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都是副部级干部，由中组部直接任命，按理说他们的收入不应该比同级别公务员高出太多。但同时，他们执掌的企业一年又能创造出数百亿的利润。五大行一直以来运行的是薪酬双轨制，总行的按国企的行政岗位来设定，薪酬则是由财政部按照管理指标、业绩水平去核定；分行的业务部门则又按市场化聘用体制来实行。





北京的金融圈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小故事。2005年，建行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祝上市宴会上。央行、银监会、财政部、汇金公司主要官员和代表悉数出席。时任建行董事长的郭树清依次去各桌敬酒致意，当转到第二桌时，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开玩笑说：“你看，我是大股东代表，怎么才安排在第二桌？”郭树清回应说：“要坐第一桌也行，你先考虑给我们加工资吧。”谢平答：“加工资不难，但你们要先辞去一切行政职务。”





中行2006年报披露董事长薪酬152.4万元。其兼任中银香港董事长年薪为30万港元。 中行董秘杨志威去年的税前收入远远高于该行董事长和行长，获得了561万元。2013年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以850万的年薪在金融行业中排名第一，是中行行长李礼辉的3倍多。由于李礼辉是政府任命的行长，但詹伟坚是中行通过全球招聘引进的人才，是职业经理人。





数据显示，国有银行高管收入与股份制银行相比绝对相形见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由于采取了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方式，平安银行新任行长邵平年薪833万，副行长孙先朗、赵继臣，年薪分别达709万、708万。年报信息显示，2013年银行业高管薪酬前五名均来自平安银行。





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究竟高不高，市场莫衷一是，有国外媒体发表文章称，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去年年薪200万元人民币，摩根大通董事长戴蒙去年总报酬为2千万美元，姜建清的年薪只是戴蒙的1.6%。而工商银行的利润却是摩根大通的两倍。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国有银行之所以这么赚钱，靠得是自己的垄断地位，与高管的能力无关，因此那他们的薪水与国外同行进行对比并不合适。





央企高管收入，真应了那句歇后语：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官员认为央企高管待遇太高，央企高管认为自己待遇实在太低（与跨国公司相比）。之所以如此纠结，根子还在政企不分这一老问题。只要国企高管是由组织部门任命、保留行政级别，就无法确定一个既“激励相容”又“体制内公平”的待遇水平。





其实早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已规定“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是多年来，这项政策并没有得以落实，央企负责人与政府公务人员之间还存有相互调任的现象。国资委高层也曾向记者表示，本轮国企改革后，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身份问题仍旧是一处难点，“谁都不愿意自己的级别降低。”





对于不少央企高管来说，相比薪酬，行政待遇和权力的吸引力更大，人社部的一项调研显示“99%，50岁以上的国企负责人都不愿意转变身份”来换取更高的报酬 。50岁以上的高管基本上已经没有“下海”的自信心与勇气了。





除了工资奖金之外，银行高管还享受着不菲的福利待遇、各种补贴与职务消费权力，这些隐性收入的数额不输工资条上的数字。除了“明面”上的工资奖金，不少银行还普遍设有行长特别津贴、报销买卡等“职务消费”，也不输薪酬收入。





比如，国资控股的光大银行在审计中，就曾被查出用虚假发票报账5682.86万元，套取现金大部分用于发放奖金等隐性福利。仅其广州分行就使用5000多张假发票，套取3000多万元。





2010年年初，国家审计署在中国人寿查出一份新华人寿给包括前总裁孙兵在内的47名高管购买的补充养老险保单。按照保单，当年56岁的孙兵退休后每个月可以领取9.28万元，如果按照80岁身故测算，一共可领取约2665万元，如果加上医疗费用可报销部分，孙兵每月所获权益最高可达11万元。2010年夏，新华人寿董事会一致通过决定废止此计划。





在大行高管降薪背后，行长级别高层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是其导火索，国有银行职员则担忧从业人员薪酬总体下降，会重现上世纪90年代的离职潮。上世纪90年代，民生、华夏、招商等股份制银行抱团进入，建行等大型国有银行被狠狠“闪了一回腰”。这些银行不惜开出10倍于几大老大哥银行的薪资挖角。　几个月时间，几大国有行近半数的熟手员工被挖走。但据部分银行回应，“薪酬向一线倾斜”，缩小薪酬差距。





在高管薪酬被降低的同时，同时也将迎来一大利好：国有银行将试行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办法。央企高管的收入将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香港银行业多采用三年计算期的股东总回报（TSR）和每股盈利，并与既定的参考标准进行比较，将业绩表现奖励分为两部分，就是TSR奖励和每股盈利奖励。





　早在2006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就明确提出了符合条件的国企管理层“可以通过增资扩股持有本企业股权”。但管理层担心这会成为内部人变相增加福利的一种手段，担心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能充分匹配。现实的难题还包括，搞长期激励还缺乏相关的指导意见究竟如何操作。对于一些没有上市的银行，还涉及到一个期权合理定价的问题。





以往国有银行官员的激励都是官本位的行政激励———总行行长是副部级，省分行行长是正局级，依次类推。在行政激励下，各级银行官员都把仕途上的晋升视为出路，这会体现在他们的行动和决策更多出于仕途的考虑，而非银行利益的考虑。，从目前情况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激励计划改革的难点似乎并不仅在行政激励是否退场，而在于如何在内外之间寻求到平衡。总之未来谁最关心中行股价的起起落落？也许不是中小投资者、也许不是机构投资者，甚至不是中行的国有和外资大股东，而是银行的高管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