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企业家》：回望九二派 期待新改革

源济

“九二派”企业家诞生于那个火热的年代，他们在体制内成长，在体制外遍地开花；他们“士大夫”出身，有专业、有眼界、有无形资源，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九二派”的出现应了那句话：国家的梦想有多大，决定企业家的天地有多大。而如今改革又到了攻坚时期，回望“九二派”，期待新改革。





1992年是个火热的年代，十万党政干部辞官“下海”经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满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一头扎进变幻莫测的商海洪流中，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呛了水。“九二派”企业家，从中诞生了。





“九二派”的初始定义来自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以陈东升、毛振华、田源、潘石屹、冯仑、黄怒波等为代表，北有“武大三剑客”，南有“万通六君子”。这些出身于体制内的企业家，政府人脉和知识见识兼长，对经济有超出普通人的前瞻力，下海后，他们纷纷成为行业的开创者或领头羊。





邓小平南巡不久，当时的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文件。自此，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也出现轮廓。陈东升回忆说，自己当时怀揣这两个文件，激动的睡不着觉；而毛振华则照着报纸逐字逐句抄下企业章程的每条内容，开始筹备创立中诚信。





这些青年才俊皆出身名牌大学，任职于中央国家机关，他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多数在各类研究室，身居闲职，虽然官至局级，手中却并无实际权力，空有抱负，却心有余力不足。他们智商高、情商高，也有胆识，选择离开仕途，普遍是因为“看不到头”。





那时是局长下海处长跟着跑，处长下海科长跟着跑。正局级的田源、副局级的陈东升、正处级的毛振华，几乎在同一时期下海，他们是均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为董辅礽教授门下的同门师兄弟，被称为“武大三剑客”。他们的下海在北京的同学圈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潮，瞬时成为了三个小山头。





他们颇像130年前的“洋务派”，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海割断了脐带，割不断的是资源、人脉。利用某种人脉获得一个进入市场的机遇，并且坚定地走市场道路，也就是用计划经济最后的一点关系，去突破市场经济的关隘。“我们胜在有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陈东升和毛振华都如此认为。





他们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坚定地走专业化道路，敏锐的寻找行业空白点，迅速创造行业的先锋企业，成为一个行业的中国拓荒者。田源创建的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是中国期货业的先行者，陈东升创立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是中国拍卖业的先行者，毛振华创立的中国诚信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则成为中国信用评价行业的先行者。





1992年，田源要说服物资部投资做中期公司，部长说物资部下面办了太多公司，部里没钱了。田源说，你给钱我能办，不给钱我也能办。最后部里还是给了田源两百万元，这是物资部下投资最少的公司。而后田源找了13家股东募集了2000多万，股东中包括中农信，中银信托，中国粮食贸易公司等，还有一家私营公司。





在最开始准备创办企业的时候，陈东升坚定的抱持着一个理念：模仿。外国有什么，中国没有，就可以做起来。于是当他的一个同学指着报纸上一条新闻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居然没有一个像索斯比、佳士得这样的拍卖行时，他“就觉得这个点子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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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嘉德拍卖文革中最重要的红色艺术品拍了600万人民币，创了当年的世界纪录，陈东升因此上了《纽约时报》和《商业周刊》的封面，香港《明报》将他形容为“中南海出来的拍卖官。”10年后张朝阳成了全民英雄，“可我当年一点不亚于他”，陈东升说。





和陈东升一样抱持着“外国没有的、中国就可以做起来”看法的毛振华，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信用评级公司，然而带着要做“中国穆迪”的使命感成立中诚信之后，毛振华方才发现，自己的热情多少有些盲目——当时中国的债券市场尚未成型。





之后14年间，中诚信的评级业务基本不赚钱，毛振华只能咬牙苦苦坚持。而1999年中纪委以“是否涉嫌国资流失”对毛振华进行了调查，虽然没有发现问题，但对毛振华心里造成很大冲击。他决定全身而退了，如今在他的名片上唯一跟中诚信有关的职务是——“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





1996年从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任上“下海”成立公司时，王梓木曾向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汇报。一番对答后，他问朱镕基：“您对我还有什么期望？”朱镕基说：“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对于为什么弃政从商，王梓木在2004年接受《亚洲资本》杂志采访时做出了解答：“弃政从商是对自由做出的选择。”





当时中央重申海南特区政策不变，大量有创业梦的人涌向海南，其中也有部分从北京出去的体制内官员，这些人被成为“九二派”中的南派企业家。他们多是以房地产起家，靠圈地运动，走综合化、多元化道路，初始时什么赚钱投资什么，企业战略在起步阶段带有功利主义的投资色彩，典型代表就是“万通六君子”：冯仑、潘石屹、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





1991年，冯仑离开体制成了无业者，他在海南找了份按日计酬的零工，借宿在同学张维迎的家里。冯仑的创业方式是“九二派”中最草根的，他和其他五人分头借钱，凑了3万多，大都花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





3万多块钱大都花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等拿到执照时就剩下几百块，但公司的注册资本却是1000万元，典型的“皮包”公司。“万通六君子”从“流氓”无产者开始折腾，奏响了“野蛮生长”的序曲。





“万通六君子”从“流氓”无产者开始折腾，奏响了“野蛮生长”的序曲。





王功权曾说，别看“万通六兄弟”现在都混得人模狗样，那时候也都经常怀疑人生，心不甘情不愿地等待机遇垂怜。





1991年，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他向对方兜售一种全新的房地产经营方式——“按揭”。并说服投资公司老总出资500万，承诺一定能赚到钱。之后，他们拿着这500万，又迅速从银行贷出了1300万。他们用这1800万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全部卖出，大约赚了300万。这就是冯仑和万通在海南土地上刨出的“第一桶金”。1992年8月，海口房地产崩盘前夕，“万通六君子”胜利大逃亡到首都安营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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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说“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这恐怕是“九二派”企业家普遍认同的：陈东升、毛振华带着做“中国佳士得”、“中国穆迪”的使命感、黄怒波是“不想做体制内的窝囊人”、王梓木是“选择自由”。他们这些人从体制中走出来，更多的是为了能施展抱负的空间，“做事而非做官”。但不能忽略的是，当时给他们提供了创业契机的、92年这个大背景。





“那时谁下海、谁能做得好企业，谁就光荣，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时间过去20年，今天的一切似乎正在回到当时的起点——公务员成为年轻人就业的首选，价值分配部门的热度远远超过了价值创造部门的热度。





张维迎说，在发达国家，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企业；而在不发达国家，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政府和军队。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





20年后的现今，改革又到了攻坚时期。关注南巡、关注“92 派”似乎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潮流。彼时与此时都是改革之路处于胶着状态、改革遭遇质疑的时候，人类总是健忘的，但历史将记录这一切。“国家的梦想有多大，决定企业家的天地有多大。”回望九二派，期待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