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企业家》：侯为贵：通信业低调的老大哥

源济

在过去多年里，如果不是中兴的业绩不断地让公众感到惊讶，如果不是以“狼性”著称的强势企业华为把中兴当作主要竞争对手，没有人会把这个瘦瘦高高、一脸温和、衣着普通的“老头子”当作一个人物。





知名度最低的“老大哥”
侯为贵是那种不太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甚至经常会被人忽略的实力派人物。这个比联想的柳传志、长虹的倪润峰大两岁，比华为的任正非、万向的鲁冠球大3岁，比海尔的张瑞敏大7岁，比TCL的李东生大15岁的企业家，毫无疑问是中国第一代企业群体中知名度最低的“老大哥”。





技术人员出身
侯为贵出生于1942年，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经历过50年代吃不饱饭的日子，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后来进入位于西安的军工企业航天部691厂，在这里他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一直干到技术副总工。





四十多岁时“下海”
1984年，航天部在西安设立的691厂（现西安微电子），派遣以侯为贵（技术科科长）为首的创业元老们前往深圳，寻找合作伙伴。经过侯的多次努力，于次年成立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691厂占股66%，这就是中兴的前身。于是侯为贵在四十多岁时“下海”办起了企业。





获得第一桶金
中兴半导体早期生产电话机、电风扇、玩具等，并因此获得了第一桶金。侯还通过电话机，发现通信行业的巨大前景，力排众议上马数字程控交换机。但中兴半导体由三股力量组成，它们分别是691厂、香港股东（运兴电子贸易公司）及其隶属航天部的长城工业公司深圳分公司。由于产权混乱，内部矛盾激化，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效率。





股权重组
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的大背景下，侯为贵推动中兴半导体的创业元老们投资成立民营企业维先通，希望打破体制壁垒。1993年，侯为贵率领维先通与691厂、深圳广宇工业（集团）公司进行了第一次重组，成立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维先通持股49%，691厂持股34%，深圳广宇持股17%。





国有控股 授权民营
根据协议规定，维先通负责承担经营责任，保证国有资产增值，若出现经营不善，则需用股本进行补偿。中兴新通讯的官网上，将这种经营模式称之为“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的混合经济模式”。1997年，中兴新通过资产重组创立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并于深交所上市。





侯为贵的固执与坚持
侯为贵是一个善于决策的人。上世纪90年代，中兴的很多市场人员对市场容量持怀疑待读，在制定计划时相对保守，但侯为贵坚信通信市场潜力无穷。在中兴二十多年的历史中，在形势极具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总是让公司“几乎踩准了每一个市场热点”，例如小灵通和CDMA。





CDMA，打破垄断
奠定中兴无线领域强者地位基础的是CDMA，而中兴也是第一个打破外国企业对中国CDMA系统设备垄断的中国企业。2001年，中兴通讯参与到国内CDMA骨干网建设，获得联通110万线CDMA合同，打破外企的垄断。虽然当时中兴在这一期建设中所占份额只有7.5%，短短三年后，中兴已经成为联通在CDMA领域的第四大合作伙伴，市场份额接近20%。到2010年，中兴CDMA出货量和合同数量已位列全球第一。





小灵通，“过冬方舟”
1999年2月移动业务正式剥离后，中国电信逐渐面临固话利润下降、部分高端客户被移动运营商分流的局面，急需获得一种既可避开政策限制、又可变通地进入移动市场的业务。彼时，UT斯达康与中国电信的小灵通实验局投入使用。看到这一形势，1999年7、8月间，中兴正式开始大规模启动小灵通项目。尽管其间监管部门对于小灵通的政策几经反复，但是中兴基于对未来前景的乐观预计，一一应对，最终赚得盆满钵满。2001年全球电信业务面临前所未有的低谷，而中兴凭借小灵通产品获得了近24亿元收入，为度过行业低谷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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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中华”的崛起与分化
上世纪末，国内崛起了一批通信设备制造商。1998年，时任前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取了当时业界四家已成规模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名字的第一个字，叫响了通信领域“巨大中华”的名号：巨龙、大唐、中兴、华为。然而昔日四强，今难比肩。如今中兴、华为成为国内通讯业中的老大，巨龙和大唐则远被抛离。而中兴、华为两家作为行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火药味越来越浓。





“牛”与“狼”
中兴的总裁侯为贵说他们对牛很感兴趣。而华为总裁任正非则口口声声要培养一个“狼群“。所以新闻界流传着：侯为贵是一头“牛”而任正非是一匹“狼”的说法。当牛与狼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结局？“两家都在深圳又是同行，当然接火的时候就要多一些。”侯为贵不避讳说中兴与华为的矛盾。此前的交锋不过是小打小闹，二者真正直接交火是在1998年。





“中华之战”
1998年为了争夺市场华为搞了一纸“有利于华为”却“而有损中兴”的交换机产品比较书并大量送给目标客户。中兴的人得知后，非常气愤以牙还牙也搞了一纸电源产品比较书。矛盾就这样被激化。华为处处占先机，又先一步把中兴告上法庭。中兴亦不甘示弱在异地摆下公堂。至此华为与中兴在河南、湖南两地展开了官司拉锯战。与此同时，各路媒体也纷纷参与进来，将这场争斗烘托的热闹非凡。





侯为贵：没有竞争反而不好
侯为贵打心眼里不喜欢华为太野的抢食方法，但他也说过“没有竞争反而不好”。“必须要有压力否则慢腾腾地发展肯定会被甩在后面。”对于竞争侯为贵深知“冲突肯定不可避免的但关键是如何理性地对待。从长远来看竞争使得互相有支撑的一面。”





国际化
1994年，中兴立了三个人组成的海外业务调研小组，开启国际化步伐。从2002年开始，中兴通讯国外市场的收入在中兴总收入中的比例快速成长，到2010年中兴海外市场实现营业收入占整体营业收入的比重达54.18%。当然中兴的老对手华为也在开拓海外市场，双方在海外的“硝烟”同样激烈，双方不断进行专利权、商标权的诉讼与反诉讼。





不配秘书 “秘书是官僚作风的源泉”
侯为贵很反感公司高层配秘书，公司从他开始，所有高层都不配秘书。尽管秘书可以帮助解决一些日常工作，并建立沟通的桥梁，但侯为贵认为，秘书是山头主义和官僚作风的一个重要源泉。





“企业领导人办公室越大，企业越没前途”
侯为贵：“企业领导人办公室越大，一般来说这个企业越没有前途，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你和员工的距离拉开了，不是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如果各级管理层效仿，企业还有效益吗？肯定这个钱都花在不应该花的地方去了。”





勤俭 不在意物质享受
无论是创业时期还是成功之后，侯为贵都非常勤俭。有员工评价他说：“他这个人从来不在意这些物质方面的享受，你给他安排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不安排，他就自己随便解决一下，从来不提条件。”侯为贵认为：企业给投资者创造利润不容易，竞争也残酷，钱是大家的钱，也是员工和股东的钱，如果我是花自己的钱，多消费一点是应该的，也是给社会作贡献，刺激消费拉动经济。但是如果用公家的钱去高消费是错误的，因为你占了别人的利益了。





业绩过山车 引发人事变动
2012年，中兴通讯遭遇上市15年来的首次亏损，亏损额达28.4亿元。为扭转亏损局面，2013年中兴通讯在市场、销售、研发等多个部门进一步进行整合，以前并未严格执行的5%淘汰率也被强化。人事调整亦波及中兴通讯中级管理层：2013年2月17日，长期负责国内终端业务市场的中兴通讯副总裁沈力在微博上自曝“摊上下岗”，随后中兴通讯内部传出研发、市场等部门多位管理层被“调整”。不过在随后的2013年，中兴顺利扭亏实现了净利润达13.58亿元，刚过去的2014年业绩也是优异：净利润预增94.17%至26.36亿元。





侯为贵接班人之谜
而中兴通讯2013年管理层人事变动、沈力的自曝“摊上下岗”，使坊间流传起了侯为贵之子侯正之上位、中兴家族化加速、还有“二代接班清理队伍”的传闻。对此，中兴通讯澄清称，这只是例行的中层调整，“二代接班”实属谣传。不过这也令侯为贵的接班人人选成为了一个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