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图。面对国人对自己为政的质疑，子产以包容的态度，坚定地保护其议政场所“乡校”的安全，并说出“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的名言。后来，孔子听说了子产的话，感慨道 ：“人们说子产不行仁政，我是不相信的”
《左传》描写了如齐国管仲、晏婴，楚国孙叔敖，吴国季札、伍子胥等诸多名臣的传奇故事。像季札可以通过列国音乐的风格判断其国运，晏婴则精准预测齐国未来将归于陈氏的命运，神乎其技。跟这些大国之臣相比，郑国不过是二流诸侯，但其执政子产一人的事迹却占《左传》约1/16的篇幅。难怪清代王源在《文章练要·左传评》中称子产乃“左氏心折之第一人”，即最得作者认可的偶像。明人唐锡周更直言：“后半部《左传》，全赖此人生色。”这不由得令人好奇，究竟子产在郑国做了什么，令他被推崇为春秋贤臣的代表呢？
论出身，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公子发（子国）之子，也被称作公孙侨。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晋楚尚在争雄、吴越缓缓崛起的中间期。卷入时代浪潮的郑国，陷入长久的动荡。当时，“穆氏”（郑穆公之子，遂被统称为“穆氏”）通过排挤铲除郑国其他卿族，完全掌握国政。其内部关于执政权的交替基本按长幼规律，即等公子一代按兄弟名次轮完，再进入公孙一代。穆氏诸族轮流执政的安排，随着时间推移必然出现波动。盖因各家都出现想要长期占有执政位置、扩充本氏族势力的人物。前563年，五族“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执政子驷、司马子国（子产之父）、司空子耳都被杀害，郑简公也被乱军挟持到北宫。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郑国青铜钟，共有镈钟4件、钮钟20件。“郑卫之音”是春秋战国流行音乐的代表，连吴国公子季札在欣赏完郑国音乐后，都不由称赞道 ：“美哉！”但季札同时认为，如此精巧的音乐，也意味着百姓的负担沉重，恐怕郑国国祚不长了西宫之难后，司徒子孔一跃而为“当国”，子孔刚上位就想通过盟誓的方式，逼迫群臣效忠自己。子产当即站出来，以“众怒难犯”“专欲难成”的道理劝他将盟书烧掉，这才终于使郑国安定一段日子。只是，“当国”子孔的野心始终不曾消失，前555年，子孔暗地与楚国勾结，向其借兵“欲去诸大夫”，保证自己一家独大。这无疑破坏了穆族联合执政的惯例。此时郑简公正跟随晋国在出征齐国的路上，郑国由子孔、子西、子展留守。子展是公子喜之子，即罕氏第二代。他跟驷氏的子西合作守卫都城，令子孔不敢与楚军会师。隔年，子西与子展就率领国人，“杀子孔而分其地”。自此，孔氏失政，穆族剩下的七个氏族，被称为“七穆”。而得到子孔全部家当的罕氏与驷氏，顺理成章变为七穆的代表。“当国”之职遂由罕氏子展接任，子西为执政。子产则被他们立为卿。此后10年时间里，子产充分展现了他在外交、军事上的才华。前551年，晋平公想召郑简公朝拜自己。子产为维护国家尊严，撰书斥责晋国“政令无常”，以至于郑国“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弄得“国家罢病”。弱者向强者申诉，一不小心便会引火烧身。而子产的行文不卑不亢，指出晋国种种失礼之处，在他的笔下，郑国从未薄待于晋，实是晋国贪心不足，令诸侯奔走劳苦。如此义正词严，晋人也不好公开撕破脸，只好作罢。随后，子产跟随“当国”子展带领700乘战车攻打陈国。这场仗本是为报复陈国过去与楚国一道伐郑，但郑军在攻入陈国都城后相当守礼，“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郑国两位领袖亲自守门，确保陈哀公住所不受骚扰。这么做也是为堵住晋国的嘴。两个月后，子产亲自前往晋国献捷。当晋国责问子产“伐陈之罪”时，子产先细数周王室跟陈国的姻亲关系，以及郑国历代先祖对陈国恩惠，再论及陈国恩将仇报的悖逆之举，申明郑国复仇的正当性。晋人只好又说郑国这是以大欺小，不料子产的回复更直白：“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言下之意你们晋国现在的疆土这么广大，难道是当年周天子封赐的？不也是靠侵略小国抢来的土地嘛！说到最后，晋国只好挑子产着装的错，问他为何穿戎服来见。然而，这又给子产借力打力的机会。他说，我们郑国祖先桓公、武公、庄公三代都当过周天子的卿士。当年贵国晋文公曾经布告诸侯“各复旧职”，命我国文公穿着戎服辅助天子。现在我这么穿是“不敢废王命”啊。晋国不敢公然在口头上违逆周天子，否则就得背上“数典忘祖”的罪名。故而赵武听说这事后也只好感慨一句：“其辞顺，犯顺不祥。”意指子产的话实在处处站在道德制高点，强行反驳的话，丢脸的还是晋国，不如接受郑国的献捷了事。从规劝子孔，到在对晋外交中屡屡得胜，都证明子产掌握了极高的揣测人心的本事。他总能看出对手的私欲及黑暗面，并利用这一点将自己的诉求正当化。像前547年，晋楚弭兵之盟前夕，楚王突然率军伐郑。郑国臣民本能地要筹划守御之策，可子产敏锐察觉到，这是楚王怕跟晋国结盟后不能再打仗立威，才来这一趟。所以，他向“当国”子展建议，“不如使逞而归”，让楚王赚足面子他自然就满意了。子展从善如流，下令“不御寇”。一切也和子产预料那样，楚军耀武扬威一番后即撤军回国。当弭兵之盟顺利结束，郑国终于从晋楚轮番蹂躏中暂时解脱出来。然而，七穆的内斗在外事缓和后急速进入白热化阶段。穆族执政第一人、公子去疾的孙子伯有，在前546年已经取代子西，成为新执政。值得一提的是，伯有此人早有恶名在外，无论晋国赵武、鲁国叔孙豹，接触他之后都觉此人不能长久。如众人判断的那样，伯有很快自大到自寻死路，他坚持要把子西的弟弟子皙派去楚国出使。当时楚郑之间关系紧张，这跟派子皙送死没什么区别。子皙遂破罐破摔，带领驷氏的家兵烧了伯有的家。伯有出逃后，集中力量，跟驷氏一族决战于郑都旧北门。而伯有最终不敌驷氏，“死于羊肆”。子产面对驷氏强权，毫不畏惧，站出来帮伯有收尸安葬，甚至枕在他的腿上号哭不已。这一点惹怒了驷氏，他们想干脆也除掉子产。电光石火之际，之前一直按兵不动的“当国”罕虎站出来怒斥道：“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罕虎任当国后，按父亲子展遗命，慷慨地送给国内遭遇饥荒的灾民每户一钟粟，因此大得人心。见罕氏力挺子产，驷氏也只好作罢。经此一事，罕虎见识到子产这个族叔的仁心，想协调七穆间的争端，非此人不可。所以，他不仅保住子产的性命，还命其担任仅次于自己的执政卿。子展与罕虎父子，实是子产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贵人。没有他们，子产的才华只怕无处施展。据说后来孔子跟子贡谈论起各国贤臣，孔子举的是齐国鲍叔牙与郑国罕虎。子贡对此表示怀疑，毕竟齐国跟郑国最出名的分别是管仲跟子产。而孔子的理由，正是“进贤为贤”。能推举贤良的人，才更胜一筹。“子产坏晋馆垣”，选自《东周列国志故事》连环画之《子产治国》，孙剑波绘。前542年，鲁襄公去世，晋国为致哀而忽视了来朝的郑简公与子产。子产直接下令让随从拆掉了晋国迎宾馆的围墙，将车马安顿进去。随后他又以晋文公当年厚待众诸侯的事例，迫使晋国道歉并扩建馆舍，从而得到了“子产有辞，诸侯赖之”的美誉前543年，属于子产的时代终于在郑国来临了。而时势和子产之前的担心如出一辙。像丰氏的丰卷（子张）仅仅因为田猎的请求被子产拒绝，就想召集家兵谋反。子产差点为此出奔晋国。幸运的是，罕虎是守信之人，他拦下子产并动兵把丰卷逐出郑国。但子产没有跟之前几位执政一样，对政敌赶尽杀绝，不仅不没收丰卷的田宅，还在三年后召他回国复位，甚至将其封地这几年收入全部如数奉还。强大的后盾，加上充满人情味的抚慰，终于令七穆的争执安静下来。《左传》记录，当时擅于推敲天道的郑国大夫裨谌，眼见伯有为政荒乱，曾早早断言：“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这个评价可谓中肯。执政次年，子产就做了一件石破天惊般的大事。他带着郑简公前去朝见晋平公，因为正好碰上鲁襄公去世的变故，作为同姓诸侯的晋平公为表哀悼，暂不接见郑国使团，也没有安排好住所和相应礼节。如果是一般小国，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可能就这样忍气吞声。但子产竟命令手下干脆砸毁晋国迎宾馆的围墙，将随行车马安顿进去。这种做法跟践踏晋国的威严没什么区别，自然遭到晋国责问。而子产再次以高超的外交辞令，反客为主，号称郑国搜集国内财物前来奉献，现在连接见时间都不确定。贡品既不能进献，又害怕会暴露腐烂。听说当年晋文公在的时候，住的宫室很是简朴，连用以观赏的台榭都不造，但文公却把迎接诸侯的宾馆建成国君寝宫的规模。每次诸侯一来，各级官员与奴仆分工明确地提供服务，令众人感到“宾至如归”的热情。可现在贵国成了什么样子？国君的铜鞮宫绵延好几里，却让诸侯住在奴隶住处般的房子里，大门连车都进不去，不毁掉围墙还能怎样？“盗贼公行”“宾见无时”，请问晋国的执政打算怎么安排呢？借晋文公时的例子来指斥晋国“今不如古”。执政赵武听完汇报自惭形秽，连忙派大夫前去道歉。事后，晋平公为做弥补，不仅“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还扩建诸侯之馆。等于说，子产这一番话为各国均谋得福利。以博学闻名的晋国大夫羊舌肸（叔向）为此感慨：“子产有辞，诸侯赖之。”从当年劝范宣子减税，到现在逼晋国重建宾馆，两件事都能看出，子产掌握娴熟而精巧的外交辞令其蕴含能量之大。那么，在外交上始终高歌猛进的子产对郑国内政有什么创见呢？这点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时代先驱。很难想象，此次毁墙事件短短7年后，曾把子产夸上天的叔向，居然写了一封信痛骂子产，说他即将令郑国陷入覆亡境地。实在让人好奇，子产做了些什么“天怒人怨”的恶行？我们不妨来看看叔向信里的原话：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叁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乱狱滋丰，贿赂竝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叔向论及子产掌握政权后的多项主张。以《左传》所记时间顺序看，主要有“不毁乡校”“作丘赋”“铸刑书”。乡校就是设于乡间的学校。自古以来，学校其实都承担舆论中心的作用。郑国人日常喜欢在乡校里谈论执政大臣的一举一动。子产刚任执政时，面对的舆论环境相当恶劣，诋毁日至，所以大夫然明建议子产不如把国内的乡校都关了，省的这些人以卑论尊。而子产却反对这一点，他认为乡校可以反映国人的好恶，等于是指导自己行政的风向标，说是老师也不为过。况且，多行善事减少怨恨，跟作威作福来防止怨恨，哪个更明智不一目了然吗？至于为什么子产会招致这么多人的非议，则跟“作丘赋”脱不了关系。虽然历来对这一改革内容都有争议，但大多数人都认可其属于田制变革。按杜预所注，这是把郑国田地以“丘”为单位征收军赋，每丘需要“出马一匹、牛三头”。换句话说，如果“一丘”之内开垦的田地越多、产出越高，那人均负担就会越轻。这么做固然会使得国家收入猛增，但也等于变相催促百姓投入生产，令劳役沉重。所以《左传》称，子产执政不到一年，咒骂他的歌谣就在郑国传唱开了：“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就连子产遇害的父亲子国都被编排：“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可是，这些都不是让叔向破防的真正原因，子产“铸刑书”才是他最无法忍耐的。从前周朝虽然订立过刑律，但并不向外界公开。遇上诉讼，贵族因此有相当大的空间，按自己的意志和偏向，来利用或者曲解律令。而子产将明确的律令铸造为刑书示众，这无疑是挑战旧时贵族们的法律解释权。叔向认为，子产的做法，会让原本温顺的国人，时刻惦记着用法律来争权夺利，如此一来国家哪有安宁的一天？晋顾恺之《列女仁智图》（现存为北宋摹本）中的叔向母子。作为子产的好友，叔向对子产“铸刑书”一事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使国家动乱的源头。他曾娶了子产姑姑、著名美人夏姬的女儿。两人的婚事一开始就为叔向之母以“甚美必有甚恶”的理由反对。而叔向与妻子生下的儿子羊舌食我，后来真的令羊舌氏招来灭族之祸面对昔日好友的谴责，子产没有默不作声，他回了叔向一封颇有悲凉色彩的信：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您说得对，我公孙侨的才华，不足以看到子孙那代的事，我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救现在的郑国。我不能听从您的建议，但也不会忘从前我们之间的情谊。在今人眼里，叔向恐怕会被打上“守旧”的标签。但公开成文法这件事，在当时贵族阶层造成的震动远非我们所能想象。2016年，《清华简》第六辑整理成果发布，当中新见29枚叙述子产为政理念的简牍。这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关于“铸刑书”此前失传的细节。例如子产同时对郑国律令做了很大的修订，他参考夏商周“三邦之刑”，制定“郑令、野令、郑刑、野刑”，也就是按照周朝“国野”分治的传统，为都城内和都城外设置两套法律。或许，《左传》里提到子产功绩之一的“都鄙有章”，指的正是这一点。如子产所说，他的目的是要挽回郑国常年的颓势，非下猛药不可。至于自己的下场，他并不在意：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子产执政三年后，全国上下焕然一新，百姓唱起新的歌谣：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从前大家恨之入骨的剥削者，摇身一变成了全国的守护神。子产的赤诚之心终究打动郑国上下。前526年，晋国韩宣子（韩起）出使郑国。他看上郑国商人手里的一只玉环，便派人通报子产。毫无疑问，这是希望子产去“操作”一下。这并非什么大事，但子产却冒着得罪晋国的风险，坚决保护商人自由交易的权力。他直接搬出郑国开国之君郑桓公留下的盟誓回绝：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原来，西周末年郑桓公东迁时，有一批商人随行而来。此后，郑国历代君主都跟国中商人盟誓，绝不靠强权干涉商业。子产认为，郑国全靠贵族跟商人相互扶持，不违背盟约，国祚才得以延续，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韩宣子的请求。韩起自知无理，将到手的玉环退回。维护小民、周旋大国、改良法制、选贤用能、振兴经济……可以说，子产做到他能做的一切。孔子赞誉他是“古之遗爱”，也是被他崇高的品行感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实物。2016年，这批简牍中新整理出的《子产》篇发表。该文作者列举了子产种种珍惜民力、体恤百姓的实例，并论及子产制定“郑刑”“野刑”之事，为研究子产的改革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资料孔子评价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分别是“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而从战国时代开始，子产“不遇大国”，只能在郑国推行其政，则成了论者的遗憾之事。不过，相对于任职大国，依仗本就雄厚的国力纵横天下者，子产令原本中衰的郑国一时振作，免受晋楚折辱，或许这样才更符合英雄人物力挽狂澜的气概。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1月下，原标题为《“后半部<左传>，全赖此人生色” 贤臣辈出，为何子产最为亮眼？》，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6-5 05: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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