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瓜，你有没有在看新闻？”
“听说大学里有很多老师都压力巨大，还有过劳死的。”
“你还好吧?”
一位从来没有主动看过新闻联播、获悉热点时事全靠互联网冲浪，看热搜撞大运的好友突然对我格外关照。
根据多年经验，她说话历来水分超级大，一篇推送，几个热搜，就是她跨越行业山海，填平认知沟壑的不二法宝。
回答自己过得好不好，可长可短。我并不想让这个话题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于是回说了句——
“还好。”
“我就知道是这样。”
此时的我心里想的是：我去，你又懂了是吧？但对方接下来的回答却直接给我整破防了。
“毕竟是‘野鸡大学’嘛!”
我始终质疑普通大学存在的意义。它会让学生的履历在同行间毫无威慑，也会让学生在朋辈相互吹嘘中名誉扫地。
Q大就是这样一所学校，非985，非211，努力了好几年依旧没评上双一流，只是因为刚好坐落于一线城市，分数线就被莫名其妙抬高了一丁点儿。考生们本着“来都来了，大不了就当来旅游了”的心态，真正上了不到一学期的学，就会被同城好友们隔三岔五“你分还可以，怎么就去了个二本?”的询问中渐渐迷失自我。
从质疑自己的选择，到质疑自己的命，是许多误入Q大的新生们必经的心路历程。学历日渐缩水的年代，平平无奇的不知名一本院校如同被边缘化的小透明。在坊间，Q大被戏称为高分“野鸡大学”。一本的分数线，二本的知名度，不上不下，很是尴尬。
本科生初来Q大后，常有种惨遭坑害的感觉，而对于研究生来讲，心态就要平和许多。毕竟，考研能上岸的各位都在践行“有多大本事端多大碗”，考进这种学校，亦是上岸者们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跟风考研并顺利上岸的应用经济学研一新生顾咕咕，对Q大的态度始终不温不火。
“我是P院的。”顾咕咕对我自报家门。
这是我们两人的第一次相遇。
2022年的开学季，一切都是新的。
“怪不得你按了3层。”我对咕咕帮忙按电梯的好人行为表达了感谢，“谢谢你哈。”
“你去3层干什么？”
“找明鸣老师。”咕咕说，自己是明鸣的助教，说完又问我，“你呢？”
“找彭老师。”
“好巧，我们居然顺路！”咕咕看上去又惊又喜，“其实，我是她的学生哎！”
显然，非上课高峰期来教学楼的人肯定都是为了一些跟学业无关的事。咕咕看着拎着两个巨大袋子的我，发出了灵魂拷问，“你不会是来送礼的吧？”
“笑话，我看起来这么不像跑腿的嘛？”我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彭老师为了表示对即将参加一场会议的成员的欢迎，一口气点了十二杯星巴克。于是，充当临时送餐员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如履薄冰。
咕咕锐评：“原来我们都是打工人。”
这个评价只对了一半，因为咕咕是学生打工人，假打工真上学，而我是货真价实的社会打工人。
彭老师是个场面人，从不让人白忙活，她等所有老师都挑完自己喜欢的咖啡后，把最后剩下的一杯拿给了我，顺便嘱咐我离开时记得把袋子扔了。我和会议室里的一个老人挥手告别，然后从容地带上了门。
“你在和谁打招呼？”
“和我们boss。”
我所在的W研究院有位总是精力很充沛的院长，年近70岁依然健步如飞，从原有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前是副部级干部。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在最合适遛弯晒太阳逛世界的大好年纪选择了重返高校做研究，可能这就是人和人之间境界的差距。不过，他是个平和友好的领导，有空也会在办公室和大家讲八卦。
他对自己的秘书，也就是我，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是他能帮忙的，就告诉他。我觉得很少能碰到这样讲话的领导。我闲着没事做，去其他办公室串门的时候，里边的负责人多半会说：“嘿，以后常来玩儿哈”。
听咕咕说，能说会道的明鸣也是个温和的人，虽然他每天都忙忙碌碌，但是只要得空，总会对咕咕说：“老师永远支持你”。
“所以你做了啥事是他要支持你的？”我问咕咕，“感觉是个大事呢！”
“事实上，啥也没有。”咕咕小声说，“我现在都没想好未来要干啥。”
“哈哈，那也没关系嘛，虽然什么也没做，但是你有了一个永远支持你的后盾！”我对咕咕说。
因为一次萍水相逢，咕咕和我成为了朋友。我们常常见面，有时是在食堂，有时是在课堂。
一般来说，完全陌生的两个人是不会因为同乘一次电梯就能凑到一起聊个没完的，但是有共同爱好除外。
我不忙的时候会去旁听P院老师讲课，专挑最后一排。咕咕也是，但她是正经的上课人，坐最后一排只是为了能开小差。她一学习，眼睛里就只剩下忧愁。
我们相遇在一堂数据分析课上，主讲老师叫都乐，是P院的新人讲师，自诩“1米8的大胖孩儿”，课堂纪律不严，一向欢迎学生畅所欲言。
“你为什么来听课？”咕咕问我，“是因为想我吗？”
朋友总是要常聚，然而这次例外。
“不是，因为都乐老师说要请我们研究院的三个人吃火锅。”我如实回答，自己是假蹭课真蹭饭。
W研究院和P院经常共同完成科研课题，因此许多同事都走得很近。但W研究院不直接面对学生，所以在读学生们往往对研究院知之甚少。
“你们的工作好闲啊。”咕咕感叹道。
“可我们钱少啊，而且忙的时候也会通宵达旦。”我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保温杯抿了一口水，总是小声逼逼让我有点口干舌燥。
“五千的福气，给你要不要啊？”
“不要。”咕咕回答得斩钉截铁。
于是，我们打开了男模走秀，光明正大地看了起来。咕咕偏爱矜贵忧郁、略带病娇的贵公子风格，我觉得咕咕看漂亮男孩时的神情比面对打印课件时优雅许多。
顾咕咕来自高考大省，白白净净眼镜妹，重度考研困难症选手，三战上岸，只比我大几个月。再过个几年，我俩就会先后迈入三十岁关口。
“希望我能在三十岁前找个好工作。”咕咕许下心愿。
“祝你成功！”
我表面上真诚祝福，心里却冒出了许多问号。在咕咕的定义里，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好工作呢？
她不屑于薪水低的工作，那就是说，一定得找个钱多的呗？问题就出在这里，若是从普通大学毕业，真的能获得一份社会普遍定义上高薪体面的工作吗？
我不从事学生工作，但是从坊间传言来分析，P院的毕业生去向历年都是平平无奇，起薪也位于所在区域平均线以下。在最低生活标准1450元/月的地域找工作，还要时刻面临大城市病的各种侵袭，对普通大学毕业生而言，好工作的标准总是摇摇摆摆。
三战上个Q大，对未来既迷茫又憧憬，咕咕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遇到许多事与愿违吧……我这样想。
实际上，不止是学生，作为老师，我最初入职时，也观察着周围的同事，我总觉得Q大一定充满了各种失意者吧。
“我觉得这样就蛮好的啊。”
火锅局上，都乐坦言，有酒有肉有烟火气的时光真是不赖。酒足饭饱后，他又从双肩背包里翻出一瓶AD钙奶，一边喝一边解释这能助消化。
“刚才我上课的时候，你怎么一直跟我学生聊天？”都乐问我。
“我们坐最后一排，你还能看见我们聊天呢？”我震惊了。
都乐自豪地表示，这很容易，正常学生谁上课会露出舒心的笑容呢？
“那你为什么不点名提醒一下？”
“为什么啊？不爱学就不学嘛，你们又没有大喊大叫地影响别人。”
是啊，为什么不能“懈怠”呢？这是普通大学独有的“混日子”哲学。
从前，我还是新入职萌新的时候，总觉得做科研是件很宏大的事情。
年轻人总想做大事，想干一番惊天事业，像许多名垂青史的科研人一样，从无到有研究出某个很牛的东西。
然而真正做起来，却也觉得没什么稀奇，做预算，购买物料，其实和拿着清单逛菜市场没什么不一样，只是标的不同，基本流程都类似。
研究院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研究成果，一切按部就班，开会，立项，结项，然后总结，再开新题，周而复始。
做科研的老师如此，授课的老师们也差不多。
Q大出名的大咖老师不多，平摊到名不见经传的P院，那就是几乎没有。不过，P院倒是有许多转行来的老师，是从其他行业“跳”回大学里来的跳槽人。
年轻貌美的闫妍老师，85后，P院副教授，“跳槽”来P院前是上市公司董事，爸爸做过某省副省长。闫妍每次出现在大众眼前都是一副精致模样，无论是学生还是同事，都十分喜欢她。大部分时候，她上完课就走，对办公室没有一丝一毫的牵挂。
我曾亲眼见过怀着二宝时的闫妍给自己第一次写毕业论文的本科生们讲流程，她的语气温柔软糯——
“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开题的时候，会有几位老师在下面听，你们一定要认真听老师们的建议，然后记下来，再改一改开题报告，然后就可以开始写论文啦。”
闫妍的学生都很闹腾，尤其是上课时的学生，做案例分析的时候，常有调皮捣蛋的学生专门挑她所任职的公司做前景分析。听说她给分很不错，即使学生分析得出那家公司没什么前景，她也一样给高分，为人处世佛系得很，心态超级稳。
都乐说，早些年，闫妍就一直想评教授，努力了很久，一直没评上，后来就佛了。由最初的闷头使劲儿肝，变成了细水长流，走长期主义路线，万一哪天能碰上个非常好的题呢。
“老师也有写不出论文的时候啊。”我感叹到。
"当然有啊。"都乐坦言，“经常写不出来啊。”
都乐又说，即使一门心思使劲儿写，抛家舍业的那种，最后也是有可能写得出来也有可能写不出来。
“但是，闫妍肯定不会啊。你看她，一提家里娃就开心得不得了，肯定是家庭重于事业啊。”
“你别起来啦，我不拉抽屉，我就看看我的垃圾桶。”闫妍绕着自己的工位转了一圈，然后叹气说，自己找不到记着调课安排的便利贴了。
一次，我正占着闫妍的工位清点书目。闫妍的工位与众不同，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我每次来P院拿材料，都喜欢临时占一下闫妍的桌。大部分时间闫妍都不在，但是只要她在，她就会阳光灿烂地和每个人打招呼。
“好久没见你啦，气色不错，今天很开心吧！”
我确实很开心，毕竟借出去的材料P院终于用完了，而且最近天气好，哪怕是一个人抱着一摞材料在校园里走着，都觉得看啥啥顺眼。
闫妍看上去也很开心，我盲猜是她评教授的心愿有戏了。
“我要去接我儿子放学啦！”
闫妍非常开心地和办公室里零星的几个老师宣布。
“哦？是感冒终于好了吗？”
办公室响起了一些积极反馈，开心果然会传染。
后来，我发现闫妍的职称依旧是副教授。
或许，对于闫妍而言，宏大叙事已经无法成为她生活里的主旋律。
但是对咕咕来说，未满三十的年纪，正是幻想未来的好时节。
“我也想发表论文。”咕咕在午休的时候约我压操场，都乐也在，大家都不是外人，咕咕趁机讲了一个自己的新计划。
“你要找的好工作……难道还要求你发论文啊？”我实在是好奇，这到底是个什么操作。
咕咕解释说自己毕业后想去国际学校当老师，据她所知，P院毕业的研究生有从事类似工作的先例。
“我可以去国际学校教经济学。”咕咕尝试描述自己的未来。
我这下听明白了。P院之前确实有毕业生去了国际学校，也是教经济学，跟大学里的经济学内容相差不大，只不过是讲给未成年学生听，算是他们将来出国继续念书的一种衔接。
“为什么想去国际学校当老师啊？”都乐问道。
咕咕回答，因为老师听上去是个体面的职业，而国际学校相对于其他学校来说，待遇要好些。
我联想之前咕咕在听到“月薪五千”时鄙夷的神情，这才明白了有老师情节的咕咕选择死磕国际学校的原因。
“那你去找彭老师呗。”都乐开始给咕咕出主意，“彭老师是你导师啊，你问问她能不能带你写。”
“我怎么说啊？”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啊。”
咕咕看上去有些紧张，我猜测她可能上学上到现在都没怎么跟导师说过话。
P院就是这样，导师和学生的距离可远可近。大部分时候，师生并不会天天绑在一块。作为P院院长，彭老师整天忙忙碌碌，不仅要盯着行政，还要讲课，做科研，还要带本科生论文和研究生论文，以及和其他院联合培养的交叉学科的博士生。
“你不要怕嘛，彭老师又不会吃了你。你是她的学生，不会怎么样的。”都乐尝试给咕咕打气。
最后，在都乐和我的使劲儿鼓励下，咕咕终于决定鼓起勇气去找彭老师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总觉得过分介入他人因果是不好的，尤其是当事人本身还犹犹豫豫的时候，应该给人家充分的时间考虑清楚。
果然，花费很大勇气的咕咕最后还是难逃吃瘪结局，被彭老师以“最近事情多”为由婉拒。
“那你就自己写吧。”都乐又给她出主意。毕竟，如果意向学校只是要求应聘者有篇论文，那么完全可以发个普刊。而对于绝大多数普刊，只要查重率不算太高，交版面费就能发表，属于“有手就行”的难度级别。
“可是，我没有论文啊。”咕咕有些为难。
“你看看有没有课程论文，比如期中期末交的论文作业，合适的话就去投一投。”
“但我写得很烂。”咕咕又犯起了嘀咕，“万一我以后要是又不想去国际学校了呢，那论文岂不是白发了。”
“那你论文就真是白发了。”我附和道，“版面费也白交了，还浪费了许多时间，妥妥的打水漂，沉没成本。”
看着陷入沉思的咕咕，我觉得似曾相识。
好像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念书的时候什么都想做，但是又经常会顾虑重重。
“我爸妈说我考了个坏学校。”
咕咕来W研究院串门的时候，和我吐露心声。
“我同学都说，现在学校不好，找的工作就不好。”
确实如此，就业形势好的年份，遍地都是待遇优渥的工作，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虚幻的错觉，认为只要把学历拿到手就会得到好未来。但是，当到了就业形势不好的年份，找到份心仪的工作并非易事，这时大家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是天生大笨蛋，做啥啥不成。
明明是大环境问题占大头，当事人们却偏偏倾向归因于自己能力不行。
咕咕的话，我觉得不好接。毕竟咕咕在本校念书，而我在本校上班，一起吐槽学校倒也不是不行，只是意义不大。于是，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开始试图劝咕咕想开点。
“你才研一，现在就想毕业的事，有点早哦。”
咕咕说自己不知道现在做些什么才是对今后有益处的，当初决定考研，也只是跟风随大溜的结果。咕咕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学习，所以才在考研路上一年又一年败北。但是，身边的同学们普遍持有“学得多受益多”的观点。咕咕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多去考些证书，教资、CFA、CPA……能考的种类太多了，但她只要一想到要没完没了的学习，就觉得头大。
“你比我强太多了。”都乐给咕咕讲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说自己当年在高考的时候，压力大到连续失眠。某天半夜起来，随便翻出一瓶不知道名字的药，一口炫没，想着就算死了也没关系。幸亏命大，最后被拉到医院救回来了。
后来，考进了一个超级好的学校，身边全是牛人，他又觉得前途飘渺。反复失眠，暴饮暴食，变成了一个二百多斤的胖子。
“读博士的时候，我以为毕不了业了。又觉得不如死了算了。”
“后来呢？”
“后来也没怎么样啊。反正现在这不是活蹦乱跳吗。”
咕咕问都乐，当初考进那么好的学校，最后却来了Q大，会不会觉得很亏。
“不会，我觉得这里挺好的。没有什么科研压力，如果不是特别执着评职称，可以一直以讲师的身份躺到退休。”
“你就没想过当经济学家吗？”咕咕问都乐。
都乐毕业的院校非常厉害，带他的老师又是业界大咖，学术界都默认那样的高校简直就是大佬诞生地。
都乐给咕咕解释，自己并不适合当经济学家。并非人人能成大佬，很多人天生不具备某些素质，大可不必死磕到底。有人适合跃出舒适区，就有人适合留在舒适区，他是适合留在舒适区做事的人。这是个正确的选择，至少他现在不再失眠，除了需要注意检测血糖少喝点AD钙奶之外，并没有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好好活着，才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
宏大叙事不适合所有人，做不成大事的人并不算废了，放任自己陷入无尽内耗，才是真真正正的放弃了自己。
都乐把咕咕的迷茫归因于家庭。在他看来，自己和咕咕的处境有几分相似。自己是小镇做题家，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若想从家庭里获得一些职业规划，那实属强人所难。
“咕咕大概也是这样，没人有做规划的能力，全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另外一些善做规划的家庭来说，A路不行就切B，B路不行就再切C，路与路之间彼此相连，整体都是笔直向前。但没有家人帮衬的小孩却不一样，稍不留神就要走弯路和回头路。盲目试错，耗费大把青春。
若是碰上热衷和他人攀比的家长，境遇就更是凄惨，没人帮忙还总挨数落，简直是难上加难。
“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不活了吧。”
都乐一面讲一面在认真地嘬AD钙奶，“日子还是要过。”
“对啊，人人都配活着。”我表示赞同。
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都乐的故事。人们常说心宽体胖，所以我一直觉得都乐是因为豁达所以才胖，没想到胖是他的曾经落下的心理病。都乐说自己读博的时候比现在还胖，其实来Q大以后是有在慢慢减重，因为心情好了，也不怎么暴饮暴食了，自然就瘦了些。
如今，他只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努力，即将升任P院某个办公室主任，此外还有两项社会兼职。
咕咕走后，都乐悄悄告诉我，之前彭老师不带咕咕写论文，是觉得咕咕真不是那块料。
“彭老师也是个不错的人啊，见不得自己学生白白受苦。”
我琢磨了一下这句话，好像颇有道理。先苦不一定后甜，先甜反正是甜了。只要是苦就要吃，吃了一定有益处，这种想法确实有点大病。
“彭老师还说不让我乱考证。”
咕咕在聊天时和我谈起了自己的导师，“她说让我有机会多出去转转，这样才能发现自己喜欢什么。”
“你喜欢做什么？”我开始胡乱聊天，“你喜欢看男模，干脆做个博主算了。”
“我现在喜欢登分。”咕咕说道，“当助教真有意思。”
在P院，助教不算勤工助学岗，没门槛，人人都能申请，学生们总是朝向自己喜欢的老师大胆冲。
P院男生普遍爱玩，报名助教的男生寥寥。助教团里一向是女生居多，女生多半“冲”向非常喜欢的女老师，男老师的助教一般就由院里分配。
咕咕本来是想“冲”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彭老师的，但被彭老师带的另一个学姐捷足先登。于是，P院教务就把咕咕分配给了明鸣老师。
明鸣教的课都很活泼，不是各大企业管理就是创新创业，说到底，上课主要是靠学生cosplay：今天假装是企业CEO把产业做大做强，明天假装是天使投资人布局新势力造车。
咕咕说明鸣是个一点都不油腻的中年男人，喜欢穿休闲西装，站在讲台上拿起话筒，感觉下一秒就能来一段脱口秀。
明鸣喜欢讲关于Q大的八卦。坊间传言，曾有一所全国TOP3以内的大学，J大，想要并了Q大，诚心诚意，钱和资源全准备好了，且条件优渥，Q大当年及之后的毕业生全能获得对方学校的毕业证。这简直就是历史性时刻，学子们欢天喜地，相当于啥事不干就从普通大学学生，变成了专收省市区状元的学校的学生啊！四舍五入就是给自己“抬辈”了！
但是，最后临近拍板的时候，Q大的校领导却不同意了。明鸣在课上做了一番中肯的分析，因为如果两个学校合并，Q大的校领导就要从校领导的level上跌落，变成院领导了。
“天呐，我当时真的好伤心。”明鸣在课上这样说。
“如果我能当J大老师，那我就是人生赢家啊，我回家还跟我老婆盘算，说这就相当于给咱家省了200万啊。因为J大老师的孩子就能从J大幼儿园一直念到J大附中啊！天呐，J大附中，我交钱都不一定能进啊。两个学校合并了以后，相当于白上啊，天上掉馅饼啊！”
明鸣老婆说，不要高兴太早，万一合并以后调岗呢。孩子是能上好学校，但是调岗以后，就不一定能在一线教学了啊。
“我说，那也没关系啊！虽然我很喜欢教书，但我也很喜欢做饭啊！调我去食堂我都愿意啊！J大食堂就是我奋斗的地方啊，我那几天下了班就去J大食堂考察，越看越喜欢，我都想提前写个申请表达我对食堂的向往了。”
好笑的是，明鸣的命难由自己来定。两校合并的事最终还是黄了，明鸣还得老老实实在Q大上课教书。
明鸣是个没有教师滤镜的人，虽位列P院副院长之一，但他坦言自己能上位纯粹是因为自己“能喝”。
初入P院之时，但凡有公事要参加饭局，老院长总是派他去喝酒。因为全院他最能喝，从来没有喝醉过，只要领导不嫌费酒，他就能一直喝，唯一的副作用就是喝完上厕所可能勤点。生物学上讲过，有人天生酒精代谢快，喝不醉但会不停排泄。
“明鸣说他一开始是院长助理呢。”咕咕跟我说。
我其实也知道这个故事，这大概可以被概括为《明鸣老师升职记》。因为四舍五入能算半个同行，明鸣和我互相对对方印象深刻。
“你知道明鸣老师为什么来Q大吗？”咕咕问我。
“他连这个事都告诉你啦？！”
“是啊，荡气回肠呢。”
明鸣毕业于一所知名院校，因为个人能力突出，直接留校任教。
早些年前，他对名校心存滤镜，认为能入职一个名气大的学校是自己的福气。于是，一心想着发光发热，总觉得近百年的名校体制一定是完善的，自己只用闷头好好干就好了。
几年过去，明鸣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龄，他意外地发现学校竟然一直在欠缴自己的公积金，不仅针对他一人，与他同期入职的其他年轻老师也有着类似遭遇。年轻教师们找到学校沟通，得到的答复是同批所有入职者都是这个待遇。鉴于各个学校都有些不便公开的隐藏条款，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一部分老师选择了息事宁人。
明鸣认为应当据理力争，他告诉不愿出面的老师们，自己可以当“出头鸟”，替大家硬刚学校。校方不屑于和年轻教师拉扯，扬言自己的法务也不是摆设，明鸣觉得蛮好笑，违法还有理了。
后来学校真的输了，倒赔几百万。明鸣满意离场，主动辞职。直到现在，他的很多前同事依然念他的好。
“我怕学校给我穿小鞋，哈哈，所以溜了。”每次讲到这个事情，他都直言不讳。违法的事情可以硬刚，但是可大可小的人情世故却不是那么好裁决的。
同区几所高校知晓了明鸣的壮举，都敬他是条汉子。在得知明鸣想加入P院时，老院长直接拍板定了人。
“Q大其实是个不错的学校。”明鸣经常这样和学生讲。世界上总有些奇怪的道理，按部就班，规矩做事往往很难获得耀眼的成功。左右逢源，在规则线两边反复横跳却能混得风生水起。就像Q大，不爱好偷鸡摸狗，凡事都喜欢摆在明面上。
“咱学校确实这样。”我深有感触。
什么样的学校出什么样的学生，Q大的毕业生基本上也都是中规中矩的人，往前倒几十年都没有出名校友给学校捐钱。那些新闻里动不动就给学校捐几个亿的人，对于Q大而言，简直就是白日梦一样的存在。
普通的学校，培养出一堆普通的人，年复一年，是不是有点亏？
Q大到底教给了学生们什么呢？
“教我要为了自己战斗。”咕咕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她眼里有了不一样的光。
几个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觉得她简直拥有可怕的心理年龄。
虽然我们两个人都是快三十岁的年纪，但我觉得咕咕的心理年龄顶多也就18：盲目、跟风、爱偷懒，不爱学习还硬要考研，考了还嫌读书累，看不上低薪的工作，想应聘高薪的工作却又条件不够，还狠不下心来提升，二十好几的人了找老师说个话还犹犹豫豫……不过，我却一点也不讨厌她，因为我们都爱玩手机，都喜欢看养眼的人。
没有出人头地，与宏大叙事无缘，就该被别人嫌弃吗？
社会压的人喘不过气，每个阶段都有任务，出色完成才是更好。这种明码标价的对人的评判，和“优质的牛肉是谷饲的”，“高品质的鸡蛋是满足可生食标准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
咕咕曾经问我，和院长那么厉害的人一起工作，会不会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
“好像也没有，就是正常工作啊。”我快速过了一遍自己的工作日常，我好像确实没有在为爱加班，做不完的事就留在下次上班再做。我通常一周只来四天，做完必须要在学校交接的工作，又没有其他工作要做的时候也会提前下班。
我的几个同事也是同样的作息，有人更“野”，周五下午两点就给自己放假了。
Q大里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有人活得潇潇洒洒，有人偏爱灯红酒绿，有人热衷家人孩子热炕头，但那都是别人的日子，大家最后还是各过各的。
“我现在好像也有类似的感觉。”咕咕坦言，“和刚上学那会儿不一样了。”
咕咕说，刚上学的时候，总觉得周围人都很厉害，毕竟这是自己努力了三年才考上的学校。她尤其觉得自己的导师厉害，居然发表过那么多论文。后来，导师的光环似乎也没有那么强烈了。
彭老师是个很爱说大实话的人。以前，她是银行高管，后来特别想体验一下搞科研，于是就来Q大搞科研，理由是其他高校嫌她资历一般，也不愿意收。她觉得挺满意的，虽然搞不出什么大名堂，但是只要一年比一年好就行。奔五的她曾为了美体去做抽脂手术，结果立马反弹。然后经常给自己的学生们讲，不要相信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如果抽脂手术有用世界上就不会有胖子了。
如此看来，Q大其实失意者含量极高。细细数来，大部分老师都是退而求其次的人。相比之下，那些入职顶尖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们，出道即获MVP，他们可能很少会被主动教授“差不多就行了”。
然而，大部分人都会渐渐远离高光。或许，Q大其实正在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尝试教学生们脱离触不可及的高光，简单地讨生活。
这才不是消极，这是对宏大叙事“祛魅”。
咕咕不再纠结于自己到底是考证好，还是一门心思冲一冲国际学校好，她准备先沉淀半年，多听听往届生们的意见，再找份实习验证一下真正的职场。
咕咕的导师说，如果实在是想发论文，可以在下个新学期开始去找她，她会留意有什么适合能带她的课题。如果运气好，能赶上研究生科研立项，版面费可以由学院报销。
“我之前还以为遇到了很苛刻的老师呢。”咕咕感叹，“网上小作文多的是，都是吐槽被导师压榨。”
“那多好，证明你有福气呗。”我也替咕咕开心，“有福气也是特长啊，贵妃娘娘，你的福气在后头！”
我想到了都乐曾经说过的“名言”，他说从Q大走出去的学生，以后碰壁的地方多了，所以没必要让他们在学校处处碰壁。
“上我课能学到多少知识我倒不指望，就希望他们能有个好心态，争取过得开心一点。”
这样其实也不错，以后回忆起来，或许还能获得一点能量。
纵然老师们也经常diss自己所在的普通大学，同事之间也会耍心眼，师生之间也会闹矛盾，受心理问题所碍时常要死要活的学生也会偶尔出现，但若是综合性价比，用最宏观的角度看，师生平均乐天程度确实很高。毕竟，心机同事，腹黑老师，抽象学生作为碳基生物普遍分散存在于各个学校。
不过，能自洽的环境，总是拥有极高的概率，能走出自洽的学生。
“我前几天还遇到了闫妍老师，她夸我围巾好看。”咕咕笑开了花，我这才注意到她戴了一条新围巾，是很正的大红色。
是热情、灿烂、又很辟邪的颜色。
戴着它跃入人海，就算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也能活得很有生命力吧。
“你们到底在我课上聊什么呢？”
很久以后，都乐突然问我。
“我要是告诉你，你可别给人家打低平时分啊。”我心想，他可别整这死出坑人。
“我是那种人吗？！”都乐说自己纯属好奇，非常想了解一下当代学生们的喜好。
“在聊一些好东西。”我回答道，“就是女人看了，能更有力气讨生活的好东西。”
都乐不再追问，但他说这样的状态也蛮好的。
“我上次看到一款车贴，‘让我先走好吗？男模快下班了’。”
“简直笑死个人，咕咕也发给了我那种图片。”我笑到眼泪出来，“但她叫我不要贴，怕被男模追尾。”
我们都没提咕咕要毕业了，我们也不问她有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问那些紧张的东西，图什么呢？我们希望她过上好日子就行了。我们祝她铮铮、也祝她昂扬，祝漫山遍野都是她的大好前程。
看她活蹦乱跳，口无遮拦的样子，就让人很有力气。
果然，人要变得有力气，并不需要打多亢奋的鸡血。
能自洽，知晓好好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多么珍贵的知识啊。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6-19 02:18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