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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生活都在1937年的7月份发生了改变。 巫宁坤老先生的讲述是尤其动人的。当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你在哪? 他开始讲家乡扬州,讲七七事变后中学的校长宣布学校解散,“教师同学各自回家,大家都哭啊。我们有个,唱女高音的女同学上台去,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唱起来。 那一刻我们整个房间的人都震撼了,他开始呜咽,长时间的,十几分钟一直陷在回忆里,我们不得不中断了采访。 杨苡先生,她的父亲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行长,从小长在租界里。她有一个极为优秀的哥哥叫杨宪益,翻译界、文学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大才子。 杨苡保送了南开大学,但南开又被炸了。虽然住在租界,日本人也暂时不会来碰你,但她不愿意当亡国奴,和很多南开的学生一样,随学校迁往内地。 马识途先生是重庆人,父亲是一个县长,他也算个官二代。战前是学化工的,但他觉得靠学的东西来抗战太慢了,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就跑到大茅山去革命。 后来他的妻子牺牲,自己也面临被捕的危险,组织让他潜伏起来,于是决定考西南联大。马老说了一句很凡尔赛的话:“我一考就考上了。”当他到西南联大的时候,他比同年级的人要大9岁,属于老大哥。 邓稼先先生,他的父亲是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当时邓以蛰因为患肺病,和全家滞留在了北平。日本人常常逼着中国人开庆祝会,一起庆祝日本又攻陷了一个城池。 会上,还在念高二的邓稼先把日本国旗扯碎,扔在地上。他的中学校长连夜到他们家,让邓稼先逃走。随后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1941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西南联大,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这帮学生他是不一样的。杨振宁说:“国破家亡,有亡国的危险。”没有抗战,就没有西南联大,就没有他们在云南求学的生活。这在他们心中埋下的种子是什么?怎么样才能不当亡国奴?只有自己强大。 湘黔滇旅行团
当年,三所学校南迁的时候,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联合大学。但在1937年12月,长沙也沦陷了,于是进一步从长沙西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师生们分三路赶赴昆明。 一批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道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走滇越铁路。 一批走水路。杨苡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必须要先到上海,经过香港,从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坐火车。到了中国边界,我们就站起来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松花江上》,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
湘黔滇旅行团
第三批最令人印象深刻,取名“湘黔滇旅行团”,1938年2月开拔,从长沙徒步去昆明。路程总共3500里,一共284个学生,11个老师带队,长途跋涉68天。 吴大昌先生,是湘黔滇步行团极少数还健在的人,他现在讲起这段经历还是很兴奋:“外语系的查良铮,很重视学英文,以念字典出名。一路走一路念英文,念完这一张字典了,就撕掉,再念一张。有些人收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有人照相。我们学机械的人,就看到那个水车很感兴趣,那个大轮子的水车,怎么灌溉。” 有很多学生从来没有出过北平城、天津城。这样一次跨越三个省,让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甚至确定了他们一生的事业方向。李锷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最后就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 在成为翻译家、物理学家、科学家之前,他们年轻的时候什么样?这是我关注的重点。 其实他们和我们年轻时一样,一样淘气和混不吝。比如他们会“嫌弃”自己的老师。即便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堪称豪华,全部是振聋发聩的名字: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钱穆、钱钟书、金岳霖、冯友兰、华罗庚、费孝通…… 但巫宁坤却说:“那时候我对这些老师,没有什么很大的敬意,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主要是在课下跟这些老师的接触,同学的接触。同学都可以说是精英吧。” 联大的国文课是出名的。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 但杨振宁却一板一眼地挑剔:“这个办法我想不是最好,因为有点乱。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人教,因为太不系统化。” 除了“嫌弃”老师,他们也“嫌弃”学校的办学条件。 张道一说:“我原来的想象,大学应该是比我的中学好得多。但是我到了西南联大注册以后,我大吃一惊。” 潘际銮说:“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的,是糊的竹纸。” 王希季说:“哎呀,这个臭虫啊,最初期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然后咬你之后,你把它捏死的话,全是血。慢慢地就,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处于'和平共处'状态。” 马识途最绝,因为嫌弃学校的食堂,索性自己办食堂,去菜市场找来便宜的菜叶子,煮成菜汤,让大家先喝汤,产生饱腹感,再上米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