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十多年来，我对新生代女工的追踪研究表明，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她们的人生轨迹随着家庭需求而转折，并用自己的劳作托举整个家庭。
大家好，我是王欧，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主要从事农民工相关问题研究。我对农民工问题感兴趣，与我的经历密切相关。我父母在我小时候就离开江西农村老家，去深圳打工。从那时起，我就成为了留守儿童。每年寒暑假，我会以小候鸟的身份去他们的打工地深圳龙华看望他们。至今我还记得，我要坐一整夜的班车，第二天天蒙蒙亮到达时，感觉就像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因此，我很小就知道了工业园、工厂、流水线、加班倒班，熟悉城中村、工厂宿舍和二房东这些概念，也接触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农民工。这些经历让我读博时一接触劳工社会学知识就受其影响，并且一直对农民工问题感兴趣。「农民工」是指拥有农村户籍，但离村到城市务工的劳动者。这个群体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出现，规模逐渐扩大，到去年已接近3亿人。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在经历代际更替。50、60、7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部分人正离开城市；而80、90、0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绝对主力。我自己主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重点关注这代青年打工者的家庭建构、家庭维系，特别是与之相关的情感问题。我之所以关注这一群体，和我曾经遇到的一个困惑有关。2010年发生了富士康工人的连环跳楼事件，当时在学术界尤其是农民工研究领域引起了极大反响。仔细看，那些工人大多是20岁上下的青年农民工。2014年，我看到了一项很有影响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其中指出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远离农村、更亲近城市，劳动伦理在退化，不那么能吃苦耐劳，频繁换工作，收入也多在城里消费。起初，我对这些结论比较信服。因为我在父母打工地接触到的年轻工人大体符合这一印象。但当我独立开展研究时却发现，那些结婚生育的青年工人可不是这样，他们非常能吃苦，愿意加班倒班，生活也十分节俭，甚至舍不得下馆子。工友偶尔聚餐，都是自己去菜场买菜，轮流在家做饭。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结婚成家，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这个群体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开始对农民工进行城乡多点追踪调查——先到农民工打工地，到他们工作的地方、也到他们生活和消费的地方收集资料；接着跟着他们回到老家，在农民工输出地村庄、乡镇和县城收集资料。我有意识地收集农民工生命史和家庭史。每访谈一个工人，都从他的家庭背景开始询问，小时候读书怎么样，什么时候出去打工，混了哪些工作，有没有谈恋爱，结婚以后又怎么办，怎么安家养小孩？并且将他们不同生命阶段与其所嵌入的城乡制度结构关联起来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他们的生命历程的转折，看到家庭、特别是孩子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也看到他们经历的复杂情感纠结。我首先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离开学校到结婚成家之间的几年，年轻、单身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很强的消费自主性，并强烈追求浪漫关系。我在沿海工业区调研时，住过工人聚集的城中村，也住过工厂宿舍。这里密布着青年人共同消费的场所，饭馆、商店、网吧、游戏厅、KTV、溜冰场、钟点房、小旅馆等等。工人挣钱自己花，身边又有很多同龄人，很容易产生情感联系。尤其对女工而言，她们远离了父权社会的约束，拥有更多自主空间。“在中山、深圳那几年，打工虽然累，但是挣的工资是自己的，放假的时候可以睡饱了再起来，起来就和姐妹们一起去逛街，去吃好吃的，去买衣服、买鞋子、买化妆品，去做头发、做美甲，逛街逛到脚都走不动了还要逛。”
那几年，追求她的男性不少，后来她选择了一个彼此喜欢、也用心追求她的年轻小伙。她知道男友是广西农村的，家里很穷，但她更在意这个人是真心对她好。访谈时，她给我看他们一起旅游的照片，那段生活丰富多彩，情感充沛。这和老一代农民工非常不同。老一代农民工通常缺乏浪漫爱情，就像我父母和打工的亲戚们一样，他们的婚姻是打工前在农村，通过相亲完成的。随后，小玉和男友开始租房同居，直到她怀孕两三个月，才考虑结婚。在结婚前的这个阶段，他们与打工城市的关系是良性的：城市提供赚钱机会和消费场所，他们拥有消费自主权，容易建立浪漫关系，发展丰富情感。然而一旦结婚成家，他们就面临生命历程的重大转折。这时，城市的另一幅面孔马上就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结婚，首先面临婚房问题；生孩子，则涉及医疗资源和照护问题；孩子读书，又关系到学校和教育资源。这些都触及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以我调研的昆山为例，当地通过一套精密的积分入学体系来吸纳和排斥农民工。积分看房产、学历、社保等。例如，在乡镇买一套房加40分，大专学历加5分，社保每个险种每年加4分......公立学校学位有限，按积分排名分配，排到就有，排不到的就没有。普遍情况像小玉一样，新生代农民工一旦面临结婚、生育、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老家，甚至重新嵌入父权体制。几年前，我再次追踪回访小玉。在广西一个距离县城50公里左右的村庄见到了她。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老家断断续续留守四年多了。她除了带孩子之外，每天还需要养蚕，天蒙蒙亮就要去采桑叶，背回来给蚕吃。还要处理蚕的粪便，把蚕养大结茧出售，周而复始。每年年底，她还要砍甘蔗、背甘蔗，都是重体力活。我在村中看到小玉的时候，她坐在屋前的门槛上，整个人显得精疲力尽。她告诉我，一生中最开心、最明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与我父母那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甚至不亚于城市中产阶级。他们让子代向上流动的意愿很强，希望孩子读高中、上大学，将来当白领坐办公室、吹空调。为此，他们愿意投入大量资源。十年前我在昆山的一家电子厂做调研，一位女工在填完问卷后迟迟不走，而是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字，边写边掉眼泪。后来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在解释「妈妈为什么打工」，唯一理由就是在孩子教育的关键期，为他创造更好的条件。过去二十多年，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地经历了撤点并校——村小被撤并，教育资源集中到乡镇。在我调查的一个中部农民工输出乡镇，共辖28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2023年仅剩两所村小、一所中心小学和一所初中；两所村小的人数也跌破100，预计很快会被撤并。结果就是农民工子女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起，就要离开村庄，不能住家里，只能住校、陪读或去留守儿童机构托管。无论哪种方式，都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县城建了大量商品房。地方政府以教育为手段推动土地财政，普遍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到新楼盘附近，从老城区和乡镇抽调优秀师资，并将学位与房产绑定。房子是入学的门槛，农民工家庭要让孩子获得好的教育资源，就得买房（要不然就得找关系租房陪读，但这条路现在越来越窄了）。在我调研的一个县，高峰期一年卖出2万套房，主要买家就是农民工。我在农民工输出地调研时，第一站通常是先到县城，首先就会看到鳞次栉比的新楼盘，上面打着「上好学、住好房」这样的广告。那农民工在县里买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呢？我调研时借住过农民工新买的房子，仔细算过。在江西南部的一个县，房价是6-7千；广西西部一个县，房价也要4-5千。一套100多平的毛坯房加上装修，至少要六七十万。这对农民工家庭是一笔巨大开支，甚至耗尽两代人积蓄，还要贷款十几二十年。访谈陪读妈妈时，我也仔细算过在县城陪读的花费：孩子教育、辅导班、兴趣班、零食、玩具、家庭生活费......一个农民工陪读家庭加上房贷，每月刚性支出达五六千元。对农民工而言，县城成了一个高消费的地方。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男性工人拧紧了挣钱发条。他们在结婚成家之前，通常动不动就换工作，宁愿进轻松的服务业，也不愿到流水线打螺丝，更不愿到建筑工地搬砖。然而家庭化转型之后，他们突然变得特别能吃苦耐劳，主动选择重体力、长时间、高工资的工作。事实上，包括城市里的骑手、生产线上的工人、烈日下的建筑工......只要你深入了解一下，主体都是那些已经结婚成家、为了家庭发展特别是为了孩子教育的已婚男工，他们在家庭中被窄化为极度单一的经济化角色。然而残酷的是，过去十多年，新生代男工工资增长有限，甚至比老一代还低。他们再努力、再专门化挣钱，也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家庭再生产压力。▲数据来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于是，家庭经济压力自然传导到女工肩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十多年女性农民工数量持续增长，到2024年已达1.127亿。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1-26 09: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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