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熟的年轻人，正在拼命熬过上班第一年

源济

晚熟的年轻人，正在拼命熬过上班第一年

原创 魏谜底 三联生活周刊 2025年12月3日 03:31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上班第一年」

                                     记者 | 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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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我不太懂。”

接到我的采访需求，在一家创新医药公司做副总的王威先回了这么一句话。他所在的公司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这里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很多相关专业年轻人求职的梦想之地。去年，有100多名应届生通过校招形式进入公司，很多都来自国内的名校。不过，和他们不多的几次接触，都让王威感觉别扭。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初次与社会接触的“上班第一年”都充满了迷茫和困惑， 上班族走在北京 CBD 的马路上（视觉中国 供图）

首先是沟通不良。很多专业领域常识性的东西，王威得反复解释，对方当面点头表示懂了，办事却不太“入格”。被批评了，会突然发很长一封邮件来解释，“我看了一眼邮件，主要是说他的情绪如何如何。可再被安排做同样的事情，还是要出问题”。

其次是敬业度。王威今年45岁，他是做金融出身，后来投入创新医药行业。在这些瞬息万变的行业里工作久了，早就习惯了全力以赴以获得百倍收益，可如今，他发现身边的年轻人好像“老是想下班”。

最后当然就是“动不动就提离职”了。王威告诉我，按照以往的经验，三到五年内的离职在公司比较常见，在市场营销这类岗位，每年可能也有不到10%的流动率。但截止到2025年底，他们前年招聘的新员工提交过离职申请的已经接近四分之一，其中有一些还来自研发这种相对稳定的板块。

《请叫我总监》剧照

王威的困惑并不只属于他个人。近年来，随着“Z世代”逐渐走出校园，很多不同行业的企业主和人力主管都在不同场合提到他们“整顿职场”的故事。“说升职加薪，不太能打动他们，说其他远期目标，他们会觉得是在‘画饼’。他们非常看重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约见面时就已经列好了‘一、二、三、四’几个目标。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公平，同部门甚至上几届校招生的升迁速度都会列入他们的考量范围……所以他们一旦下决心要走，就不太能留得住。”一家互联网“大厂”的HRBP刘莉这样描述她对这一代职场新人的印象。

但困惑的不只是管理层。这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其实也正陷落在难以融入和自我怀疑的怪圈里。11月，在我们面向职场新人的一次问题征集里，他们就反复提到“职场的无效社交”“不会和领导相处”“晋升空间不明朗”“工作和生活难以区分”的问题。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年轻人甚至将自己走进社会的这一年所遭遇的一切，称为一种“生长痛”。

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年轻人进入职场也意味着进入复杂庞大的组织系统。图为海口 CBD 核心区域全球贸易之窗大厦内，企业员工在办公（视觉中国 供图）

为了解决这种痛楚，他们也常在网上向同伴发起求助，由此，也诞生了许多“‘大厂’生存攻略”“体制内工作法则”。但有些时候，这类策略反而让他们离入职时那份“想要做事”的初心越来越远。

很多年轻人选择逐步减少对工作的投入度，只按部就班完成分内之事。这种现象甚至催生了一个新的词汇：安静离职。2022年，美国一位TikTok博主以此描述那种“已经放弃了对工作的热情”的状态，而咨询公司盖洛普在2023年的全球职场报告中指出，有高达59%的工作者处于这种情境，在出生于1995年到2009年间的“Z世代”中占比最高。而在前程无忧发布的《2023职场人理想工作与求职调查》中，当被问及考虑怎样的工作机会时，近半数职场人的选择是“钱少、事少、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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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人和当下的职场环境之间，还有许多鸿沟需要被抹平。为此，我们特意选择了二者冲突最激烈的“上班第一年”作为观察起点。这一年，也是刘莉眼中新员工最容易离职的一年，“12个月内的离职非常常见。就像种子撒进土里，还没等到落地，就被风吹散了”。

我接触了近十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场新人，他们有的在短短一年里已经走完了适应期和新鲜期，开始教育自己去习惯工作的重复和无聊；有的在庞大的职场系统中深感适应不良，被不期而至的业务变动打消了工作热情；有的在不断的沟通、对话和等待中，重新寻找机会；当然也有人已经进入“安静离职”的阶段，只完成分内任务，同时在寻找其他的职业选择⋯⋯

大多数人的上班第一年，都在做琐事和打杂中度过（视觉中国 供图）

我的同事吴淑斌和刘畅等则分析了最困扰当下年轻人的八个初入职场的问题，比如“该不该去适应‘嫡系文化’”“怎么和‘职场发小’相处”“该不该给领导干杂活”“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等等。

在这些调查和采访中，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工作伦理的变化。以困扰许多年轻人的职场礼仪问题为例，在职场里该遵循什么样的礼仪，其实考验的是人如何在复杂系统中处事，但与重视面子和人情的上一代人不同，如今的年轻人大都成长于强调个性与平等的环境，习惯了直接真诚的表达，因此在进入相对传统的工作环境后，会感受到强烈的不适应。

再比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问题。对于习惯了“暂时牺牲个人生活以换取更大成长空间”的上一代人来说，入职的第一年是快速积累能力的好时机，不该总想着休息。但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00后”年轻人们更需要解决“无界劳动”的问题，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这让他们的心力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恢复。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李育辉从15年前开始就在做代际工作伦理变迁的研究，通过对各大企业员工的调研，她发现，年轻人和职场环境的矛盾首先是一种工作价值观的差异。在这些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又在大学期间撞上新冠疫情的“Z世代”身上，“职场的价值导向大幅度地发生了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李育辉对代际工作伦理的变迁有长期研究（李英武 摄）

“我们发现，‘80后’有一种特别简单质朴的价值观，叫作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但是‘90后’已经意识到，努力跟回报不一定成正比，很多东西都会影响努力的回报率，不能瞎努力。到了‘00后’，他们在价值观形成的阶段遇上了疫情这样的大事件，就会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一种落差，当一种下降的趋势不可抗拒的时候，他们对职场的期盼就不再是向外索求成功，而是开始向内索求。”李育辉认为，当这些不适应职场传统优绩主义价值观的年轻人，与“工业时代的组织管理模式”对撞时，种种职场的矛盾和困惑，就自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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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一代人的成长环境有关，也是职场环境和运行规则改变的结果。

代际社会学研究者珍·特温格曾提出一个“人生减速”的概念。在对从1925年开始的五个世代人群进行调研后，她发现，人们完成学业的时间越来越长，进入职场和婚姻的时间越来越晚，在下一代的教育上投入的精力也越来越多，这种加减速在各个代际身上分布不均，但累积到“Z世代”，他们步入成人世界的时间就大大延缓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陶建杰就发现，如今的校园里，学生们的求职期被越拉越长，很多同学刚进入研一就要四处“卷”实习、攒简历，为三年后的工作做准备。

但这些在漫长的学校教育阶段成长于优绩主义价值观中的年轻人，对社会和自己的了解都很有限，也没有能力和闲暇去思考自己真正适合的工作。陶建杰向我举了个例子，在他参加学校高招工作时，经常听到家长以孩子的高考分数为筹码，要求学校在三到五个热门专业里保证录取一个。但就在家长们为“最大化收益”不停奔走的时候。陶建杰却发现，那些即将走进大学的孩子们很多时候并不出现在选择专业的现场，“即使去问了，他也会说，我听他们的，我没想法。”

《未知的首尔》剧照

等大学读完，考上研究生，这些习惯了“没想法”的孩子们却发现，焦虑的社会环境却向他们直逼而来。实习原本是年轻人接触职场，在试错中寻找合适工作的机会，但他们这种被过度延长的实习期，并不能真正提升职场能力，反而成了又一次“军备竞赛”。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以互联网大厂为例，求职时，很多面试官会直接要求应届生有多段同行业的实习经历，“而且这些经历必须非常‘垂直’”，为此，他们不得不在仓促和茫然中做出选择，并且一上来就要“all in”（全部下注）。

他们最初的择业选择，大多受制于“好工作”的社会导向。在不同阶段，“好工作”的社会定义似乎都不一样：在地产黄金时期，房地产公司是“好工作”的代表；当技术和算法覆盖社会生活，互联网“大厂”成为最受瞩目的“好工作”；当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强，考公考编则是下一个“好工作”的潮流。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它们都是当下最多人希望进入，因此竞争也最激烈的职业赛道。许多年轻人都在仓促和茫然中选择了这条“最多人走的路”，加入对“好工作”的残酷争夺。

因此，即便成功入围，也通常会在第一年面临个体与庞大组织之间的“不适症”——这些能成为“好工作”代言人的机构，通常非常庞大，部门和人事关系都相当复杂，当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增长饱和及新技术冲击时，新人感受到的组织结构冗余、系统震荡和随之而来的无意义感便更沉重。

许多大型公司的工作环境都像一个小社会，新人想要融入其中必须理解其运行法则。图为某互联网公司办公楼内部（蓝羽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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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失望和挫败也促使人开始真正思考工作的意义。

我与这些年轻人的对话，很多都发生在夜里，有的是晚上8点，有的是晚上10点半，都是他们刚刚下班的时刻。但同样是这些白天忙着应付领导，和同事斗智斗勇、挣扎着不知自己明天在何处的年轻人，每一个都告诉我，他们不多的业余时间里有很多小爱好，有人喜欢摄影，有人喜欢手工，有人要健身，有人会在夹缝中“特种兵式旅行”。这些原本对社会几乎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在进入一个庞大的机构、不断遭受挫败的同时，也在不断用细碎的方式抵抗，不让个体完全被工作和人事湮没。

插图：Evie Zhu

谈起工作，他们会表现出灰心和无奈，但仍有年轻人身上特有的真诚和朴实。不止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他们不愿再为某种宏大愿景“卖命”，但只要是自己真心想做的，能看得到点滴进步的，他们都还愿意不计回报地去尝试。尽管充满矛盾和困惑，但正是在工作中，他们才第一次真正思考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思考工作的意义。一位受访者最终没能进入“大厂”，也没做自己曾心心念念的软件产品经理，却在从未接触过的硬件生产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还有人则在重新梳理自己的工作履历后，找机会在公司内转岗到了比较核心的部门。当然，也有人选择了离开，暂时退出职场，给自己一个重新思考生活意义的机会。

在经历过种种不确定性的冲击和无意义“内卷”的磨损后，比起相信“努力就有回报”，如今的年轻人更向往一种“普通但不平凡”的职场生活，而管理者也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工作和人的价值。

许多初入职场的新人，在外部工作环境要求和自我内化压力的双重夹击下，面临着工作“像水一样渗透进生活”的困境，即使在晚上下班后，也需要继续打开电脑处理工作（视觉中国 供图)

什么是“普通但不平凡”？采访中，几位年轻人都提到了自己这一年里的高光瞬间——或许是触碰到了自己从来没拓展过的领域，或许是第一次在“内测”中跑出一个好数据，或许是终于得到了直属上司的肯定，明确了晋升方向。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小小的“破局”之后，能感受到和身边环境的连接与共鸣。李育辉还向我描述了这样一个非常能激励年轻人热情的工作场景：当我在工作中完成了一件小小的事情，但这件小小的事情让我们整个团队的业绩有所增长，大家会心一笑。有意义的不是“增长”，而是那一刻的“会心一笑”。

（文中王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