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分，这个在废墟上建花园的重庆女人不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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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8分，这个在废墟上建花园的重庆女人不认命

“不认命”的胡阿姨，在经历欠债、离异、被骗钱、旅馆被拆之后，仍然继续以她的原则经营生活、追寻价值。

作者 | 刘车仔

编辑 | 陆一鸣

题图 |《胡阿姨的花园》

在热闹的重庆街头，一个半头白发、身材矮小的女人背着一朵一两米高的泡沫蘑菇，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上坎。蘑菇太大了，几乎盖过她的身体，不时引人侧目。

她背着背篓，把人们不要的垃圾一点点带回去——霓虹灯招牌、椅子、木棍、彩色袋子、玩偶、泡沫恐龙蛋、塑料模特、奄奄一息的盆栽……一个个被她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插在合适的地方。日久天长，这个位于十八梯城中村的旮旯变成了一座奇特的花园。

2013年，在十八梯拆迁改造前夕，这些年经常在十八梯拍摄的纪录片导演潘志琪遇到了胡阿姨。经过8年的拍摄，有了《胡阿姨的花园》这部纪录片。潘志琪说，也许可以把它看作一部关于“活着”的电影：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人应该如何自处？在看完影片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

片子于今年10月23日与观众见面。（图/《胡阿姨的花园》纪录片海报）

2024年，这部纪录片获得了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今年，这部片子终于和观众见面。我们很少能在影院大银幕上看到这样的女性形象，她让我想起许多人：堂吉诃德、幸福的拉扎罗、移山的愚公……但想到她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这种感觉则更有穿透力。

潘志琪拿着金爵奖奖杯。（图/受访者供图）

十八梯艺术家 

2010年，因为一个影展，潘志琪第一次去重庆的十八梯。这个像棚户区一样的地方，破败中有浓浓的市井烟火气。站在十八梯向周围望去，一街之隔的解放碑霓虹灯闪烁，以现代化的面貌昭示着一座城市的革新。

在水路交通繁荣的时代，十八梯曾经是这座城市的中心。改革开放后，水路交通迭代到公路交通，随着经济转型，城市中心位移，这个昔日的“CBD”就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地方，人群就这样被划分了。

十八梯低廉的居住成本，吸引了新一轮的农村迁徙者。有当“棒棒”（搬运工）讨生活的、有江湖术士、有卖烧饼的、有修脚的，甚至有性工作者。与之仅有一街之隔的解放碑，成了重庆新的中心，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当时在重庆，潘志琪听说，十八梯马上就要拆迁改造了。五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子？这里的人会去哪里？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时代列车上的一员，几年后他们的生活会怎么样？

潘志琪开始了调研，拍老茶馆、拍即将消失的录像厅、拍老中医，但这些事物似乎都还停留在原来的时空。某种程度上，这些素材代表了上一个经济模式下的生活形态，看起来就像电视台播的专题片，带着怀旧的色彩。潘志琪觉得这样下去不对，他想探讨的是在经济模式的变化中，抑或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人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然后融入当下的。

直到2013年，他偶然间在十八梯遇到了一个“花园”：危房林立的一角，装饰着许多废弃品，破烂中又有一种绚丽，似乎有自觉的审美意识。他走进去后发现这竟然是一个旅馆。旅馆的主人是一位姓胡的阿姨，全名叫胡光荣，当时已经70岁。

胡阿姨在她的旅馆前。/（图/受访者供图）

潘志琪直觉她有点特别。“跟她交流的时候，会觉得她内心不一样，特别阳光。”

她的生活穿越两个空间：白天，她会背着背篓去解放碑，把那些被现代消费文明丢弃的东西当成宝贝捡回来；晚上，在十八梯的角落，她用这些消费世界的废弃物重新建构起了自己的世界。

随着了解的加深，潘志琪知道了她过去的一些事情。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胡阿姨曾经是一名出纳，直到有一次帮人做担保签了一笔钱，从此背上了一笔几十万元的债务，后来又经历了离婚、下岗。这么看，“她其实是一个艺术家，她的花园就是她潜意识中基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艺术上的表达”。

2003年，胡阿姨在十八梯租了一个地方，开起了这个小旅馆。一晚的房费一开始是两元，后来涨到三元。总有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住进来，被她的旅馆接纳。

旅馆接受赊账，甚至当有住客向老太太借钱时，她也慷慨解囊——虽然很多时候，这些钱似乎没有希望拿回。慢慢地，大家会发现，她开旅馆，好像不那么在乎“钱”。她把前来住房的人当作干儿子、干女儿，她不晓得扛着摄像机的潘志琪是来做什么的，只是喜悦地接纳了这样的遇见，然后继续打造她心目中的“园门山庄”。

“小潘再次来到我们的园门山庄，美丽的家，可爱的地方。真正是给我们山庄增添了新生力量。我们家和山庄的困难，正如雪莲，（和）才拾回来的四棵花树一样，本来已经进垃圾堆的花树，又回到能生存的土壤中来，得到新生。感谢天父、感谢主，为我们派来了天使——小潘（潘志琪）。”2013年10月24日，胡阿姨在一本废弃的说明书上用黑色的中性笔写下了这段日记。

胡阿姨拿出她的“日记本”。（图/纪录电影《胡阿姨的花园》）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2014年夏天，潘志琪知道了胡阿姨原来有一个儿子，叫少斌。少斌和胡阿姨形成的巨大反差，让潘志琪感到好奇。

有一天，老太太突然跟潘志琪说：“小潘，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他以为会有什么大事，结果她说：“明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希望有一个陌生人能给他打个电话，祝他生日快乐。”

第二天潘志琪真的给少斌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是非常微弱的声音。直到见到本人，潘志琪才发现少斌是一个很瘦的男子，整个人都很虚弱，并且有点轻生的念头。

那之后，少斌时不时地会出现在胡阿姨的旅馆。他有时候会买来水果，带妈妈去买药，叮嘱她好好吃饭；妈妈则送他去公交站，让他要断绝轻生的念头，鼓励他一定能找到工作。这对母子之间的感情，让潘志琪触动：他们的精神状态截然不同，却又相互依恋。

潘志琪探访胡阿姨与儿子少斌。（图/受访者供图)

少斌清醒理性，也因此悲观。他问：“妈妈，你说活着有啥子意义？”老太太却坚定认为“活着就是靠精神”，她脑海里的精神依据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柯察金的故事。

胡阿姨看起来“糊涂”，却总是乐观向上。她因被骗而帮别人背了债，却仍然觉得世界在变好；一笔笔旅馆的房费被拖欠，却总觉得别人有一天会还回来。

少斌觉得妈妈是靠幻想在支撑生活，慨叹生命之无意义。但看似“糊涂”的妈妈，却用那些骏马雕塑、泡沫蘑菇、天使翅膀模型、破了洞的彩虹雨伞、不存在的孙子“张星宇”、园门山庄和她的干女儿以及干儿子们，编织起了自己的意义之网。

最终，这个幻想似乎胜利了，但又没胜利。在片子最后，胡阿姨的花园最终还是被拆了，但她似乎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少斌的抑郁症也慢慢好了起来。潘志琪觉得，这也许是抗抑郁药物的作用，又或许是因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母子俩始终互相陪伴。

那是难以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虽然少斌总是劝妈妈放弃幻想，却又耐心地包容妈妈不停把垃圾捡回家的行为；胡阿姨也许不理解儿子的悲观，却在他最脆弱的时候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可以相互不认同地共处，是因为情感才是他们之间最牢固的纽带。

潘志琪觉得，这个老太太身上“有一种向上的东西，很神奇，就像很多植物本来都（快）死了，被她捡回来重新栽活，还能继续生长”；就像她捡来的废品、她收容的那些无处可去的人，最终都能各得其所。

潘志琪不喜欢用“底层”这个词来形容胡阿姨。她每个月有4000元退休金，她将这些钱用来还债、经营旅馆。在他看来，胡阿姨在废品之上建花园，是一种自我的坚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实际上可以超越阶层”。在跨越物质层面上，胡阿姨可以说是一个精神贵族。潘志琪说，就像在影片最后，胡阿姨的花园已经被拆了，但她在公租房小角落的一个重新堆砌起来的小花园里，指着捡来的小玩意儿，开始和他细数：“你看，我啥都有。”

花园上空挂满了胡阿姨的“心愿”。（图/受访者提供）

在长时间的拍摄中，潘志琪总会被胡阿姨一次次地震撼。比如在胡阿姨和少斌进行生死探讨的时候，胡阿姨突然坚定地讲起了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你会发现她的眼神是放光的，其实人的精神世界是不可低估的。”潘志琪说。

在不确定中等待

潘志琪说：“实际上胡阿姨追寻的那片花园，和拍艺术电影、做纪录片所追寻的东西是一样的。花10年时间做一部纪录片，有时候在旁人看来没有必要。”

从十几年前开始，潘志琪一直在用“手工”的方式拍纪录片。从记录杭州农民工迁徙生活的《二十四号大街》到《胡阿姨的花园》，再到目前正在拍摄的关于养蜂人的纪录片《与蜂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手持摄像机，进行多年的拍摄。

潘志琪另一部作品《24号大街》（图/《24号大街》）

“有些时候想法肯定会摇摆，会怀疑还要不要（继续）用这种方式去做（电影）。尤其现在是什么都讲求经济效益、讲求工业化的时代，继续用这种特别手工、特别慢的方式来制作一部电影，到底有没有必要？”

就像人们在看《胡阿姨的花园》时，会思考什么是废物，什么不是废物；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在犹疑中，潘志琪心中也有自己的答案：时间是必要的，等待是必要的。

在找到胡阿姨之后，他必须等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人物的复杂性只有在时间和空间的更迭之后才能显现。“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在这个人物身上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说白了，你要尊重事物，尊重人物自身的一些规律，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别人的命运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样就容易把人物扁平化，而把创作理解得简单了。”

对他来说，拍纪录片，就像拿着摄像机和人交往的一个过程。当然他一开始会带着自己的预设，直到慢慢才发现，什么预设都不重要，跟随人和人的缘分，会遇到新的事情，也会和对方一起经历生命的转折。“这都是说不定的事情，有一种不确定性在里面。”

潘志琪用镜头记录下胡阿姨。（图/受访者供图）

他的几部长片，几乎都与现代化进程以及人在时代变化中的不确定性境遇有关。在《二十四号大街》里，从贵州来到杭州二十四号大街务工的老苏一家面临着棚户区改造，此后开始了不断地迁移、一无所获地返乡，接着又重出江湖。

现在拍摄《与蜂行》，潘志琪随着养蜂人追花，从中国到东亚，甚至更广阔的地方。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传统的养蜂行业也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处于产业链条底端的养蜂人生活艰辛，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个传统行业。但蜜蜂的减少，对生物多样性有非常关键的影响，随着养蜂人越来越少，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这个行业里的人的命运悬而未决一样，这也是一场无法预知结果的拍摄。

潘志琪不愿意给自己的片子做过多的阐释，但他仍旧向我抛出了一个方向，是关于《胡阿姨的花园》的：“也许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部关于‘活着’的纪录片。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人人都很迷茫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该怎么活着？”

在这部片子里，每个人都能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也许是一出宿命的悲剧，也许是一个人在不断受生活锤打的过程中，仍然保有自己的主体性的可能。

胡阿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她被教训了一通，欠债、离异、被骗钱，后来还遭遇旅馆被拆，但种种打击似乎未能改变她，她还是不认命，继续以她的原则经营生活。她不断地追寻价值，就像她捡来的那些废物，和那些来到小旅馆里的迷茫的人，最后都重新找到自己的意义。

胡阿姨和少斌，互相成就。（图/《胡阿姨的花园》纪录片）

潘志琪说：“我总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活在时代长河里的水滴。你是无法抵抗的，顺势而生，生生不息，这就是人的生命力。但是，每个人的活法又会不一样。就像老太太（胡阿姨）一样，人们好像慢慢都会找到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而人和自己理想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都是其中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