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下一轮美国经济危机未雨绸缪

卜丁

战略明确方向，思路决定出路。我认为，应对处理经济危机的总思路应是：先急则治标，迅速干预促平衡保稳定；后缓则治本，及时调改优管理谋发展。

“干预”是指国家干预，即发挥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如实施财政货币政策、举办政府采购等；“平衡”是指国民经济供求相对平衡或动态平衡，包括总量供求平衡与结构供求平衡，如商品、服务、货币供求平衡，国家财政收支和居民收支平衡，国际进出口平衡，人力资源供求平衡等；“调改”即调整改革，主要是调控措施方向的改变，即从运用国家干预、强化政府调控向复活市场机制、改进市场调节、有效发挥“两手”作用的转变。

不妨将应对处理经济危机要分成先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治标阶段。当危机爆发、形势紧急时，要迅速实施国家干预，采取政府调控措施，在解决突出矛盾与现实问题的同时，全力促使供求恢复平衡，以遏制危机扩大蔓延，尽快扭转缓解危机；第二阶段为治本阶段。当供求恢复暂时平衡、危机初步和缓时，要及时调整干预措施，转变调控方式，在清理退出某些政策方法、改善政府调控的同时，着力激活、恢复市场机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改革完善国家体制机制，优化国家管理，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和永久根除经济危机。

这两个阶段是存在重大差异的。一是调控不同。治标阶段突出加强国家干预，主要依靠和实施政府调控，治本阶段则注重复活、改善市场机制，同时调整、改进国家干预；二是对象不同。治标阶段应对的是一些政策浅层现实矛盾，治本阶段处理的则是体制深层的国家管理问题；三是着力点或切入点不同。治标阶段以供求平衡为切入点，主要是以扩大需求为主、以稳定甚至缩减供给为辅，如提高国民福利待遇刺激居民消费，淘汰落后产能甚至人为破坏产能，实施贸易投资进口保护等。治本阶段以国家管理为着力点，主要是以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边界为前提，改革国家体制机制，重点调整完善国家调控体系，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国家管理。

政策在这两个阶段的过渡转变时要平稳衔接、适时果断。如举措不当，则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既不能因前一阶段的应对处理而忽略、排除向后一阶段的转换，也不能因后一阶段的应对处理而不顾、割断对前一阶段的承接。同时又由于前后阶段存在重大差别，从治标到治本要有较大调整甚至某些方面要有180度的转向，治标往往是以“反动”治本、影响乃至背离治本为代价的，是以更大危机风险来换取缓冲时空的，过期过度治标会妨碍破坏治本，而治本一般是以“成功完成”治标为前提、以“纠正否定”治标为要求的，超前或滞后的治本都难以取得应对处理危机的预期理想结果。

应对处理经济危机为何要分成这样前后的两个阶段，或前后阶段为何存在重大差异呢？这是由经济危机产生原因及应对处理危机本身的内在机理决定或造成的。

首先，产能过剩和供求严重失衡——包括由国际失衡而引发、加剧的国内失衡——必然造成市场机制失灵、市场调节失效。市场调节失效，经济社会运行就会直接因调控缺失而发生故障问题，出现经济危机，如生产停工停产、企业破产倒闭、失业人数增加、社会矛盾激化甚至政局动荡、经济社会陷入瘫痪等。也就是说，爆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供求失衡，实质是市场调节失效。因此，先急则治标，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就要迅速进行国家干预，增加政府调控以填补因市场调节失效而出现的调控缺位，扩大需求以促使因产能过剩而失衡的供求恢复平衡（在不实施国家干预、刺激需求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社会被迫消化产能、自发削减供给后，供求也能恢复平衡，市场机制也能自我修复，但这是以经济生产力的严重倒退、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人们的极大痛苦为代价的）。

  
其次，国家管理不完善最核心的就是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未能合理分工、并用并重。要么只有政府调控而否定市场调节，如建立斯大林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么只注重市场调节而缺少政府调控，如工业化早期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欧美国家。不能合理分工，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就均有越位、缺位或错位的现象。

经济危机是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问题，是国家体制机制不合理问题，“病在金融经济，根却在政府政治”。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管理不完善，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不能合理分工、并用并重。治标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它是一剂“强心针”，只能遏制危机蔓延恶化和取得供求暂时平衡，并且是以根本上的国家管理更加劣化为成本的，其现实集中表现就是国家干预成效逐渐递减，且过期（越过拐点即治标与治本的转折点）过度会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直至形成国民经济“低速徘徊”乃至“滞胀”局面。

因此，后缓则治本，危机局势趋于缓和，供求恢复基本平衡，应对处理危机就要及时进行调整转向，激活市场机制，恢复和改进市场调节，调整和完善政府调控，健全国家调控体系，优化国家管理。治本的核心实质是以供求平衡为前提基础，在改革完善国家体制机制过程中，努力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合理分工、并用并重，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经济危机，谋取国家可持续发展。

从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至今的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努力探讨危机产生的原因，寻找危机解决的办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人们对危机的认识至今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应对处理危机的思路模式仍然不明确不清晰。

这次应对处理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截至目前的情况看，与以往相比确有明显进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当危机发生后，尽管掺杂较多国际博弈成份，但不论是成熟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也不论是始发型经济危机国家，还是引发型经济危机国家，各国都前所未有、空前罕见地协调一致、形成共识，迅速进行国家干预，实施空前规模的政府“救市”方案，从而比较有力地遏制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恶化，世界经济在动荡起伏中现已总体触底好转，一些国家已走出低谷阴影呈现经济复苏回升态势，如俄罗斯、印度等表现出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澳大利亚已开始调整有关货币政策等。

尤其在具体措施方法上，比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等的政策方法，这次应对处理有了很大改进。例如，美国除了从总量供求管理方面，继续运用扩张性财政办法如减税、实施相应货币政策如降息等以外，还创新运用诸如“点对点、一对一”的刺激方法，实施票据购兑、个别注资企业，以及史无前例地向投行和券商敞开贷款闸门、直接出资接管某些金融机构等救援办法，精细化、有针对性地应对处理危机。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现在还没有结束，尽管前期应对处理有进步有成效，但后续应对处理将会任重艰难。从世界形势和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情况看，如果在明确应对处理危机的思路模式上没有突破进展，在后续应对处理尤其治本阶段不能有重大作为，那么，可以断定，应对处理这次危机就不可能取得全面成功，美国及世界迟早还会再次爆发经济危机。

  
从目前世界情况看，现在系统的社会政治管理理论犹如十九世纪经典物理学一样，几乎已到了它的尽头，总体失去了其正确超前的指导作用。尽管各国前期应对处理这次危机，在国家干预方面体现出空前一致，但这不是自觉行为，而带有很大盲目性。没有理论上的创新突破，缺少系统正确的理论指导，要取得应对处理这次危机的完全成功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犹如中国战国初期一样，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大变动、大调整、大融合，新兴国家崛起伴随大国相对衰落及其国际国内失衡将难以避免，这必然会影响、妨碍对危机的应对处理，甚至还会导致人为制造、加重危机；另外，世界上众多的智库学者并没有清楚、掌握应对处理经济危机本身的内在机理，各国决策者也并不太了解应对处理经济危机存在着治标与治本的差异区分，更没有确立从治标向治本转换的科学评判依据，因而无法适时准确实施从治标向治本的过渡转变，难以顺利有效取得治本的成功。例如，经过一段时间的应对处理，在当前世界经济局势仍不太明朗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在是否继续进行国家干预上，就很难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准确做出判断，对政府刺激“救市”何时退出、怎样退出犹豫不决、举棋难定，各国之间特别是一些大国之间在有关方面也存在不小分歧等，这都会影响治本成效、耽误治本时间甚至错失治本时机。

从当前美国的情况看，由于没有从治标到治本过渡转变的科学评判依据（这从美国政府和许多专家学者在前期应对处理危机中，较多关注经济增长与居民就业等情况指标，而不是突出考察供求方面指标就可看出），以及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垄断利益而需要进行国际博弈等，美国何时对政府刺激救援政策做出调整改变，在时机把握上会有艰难抉择。

美国尽管在理论研究建设上总体走在世界前列，建立了相对优越的现代国家制度，但由于对市场信条的迷信和自由放任主义价值观念的执着，受国家政府为“守夜人”“路径依赖”的影响，以及国家制度也非尽善尽美等因素，也很难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无法做到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合理分工、并用并重。

纵观美国历史，美国的特长是善于“定制”而不善于“改制”（也许正因为擅长“设定国家体制机制”，所以才不擅长“改变国家体制机制”）。尽管奥巴马总统上台时提出“Change”，但美国历来也只是注重调整一般政策而不是变革国家体制。可以断定，奥巴马政府不可能在调整、改变美国的经济所有制制度、国民财富分配制度、政府组织人事制度、政党制度等方面会有所作为，在应对处理这次危机上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另外，建立在不合理国家体制机制和超强实力基础上、依赖国际货币垄断和世界霸主地位的超前消费模式，既为美国经济社会运行提供必要动力，是形成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内容，也为其造成“资产泡沫”、美元贬值走弱和国际国内失衡准备了充要条件，是爆发危机的主要症结所在。局限于经济领域单纯改变超前消费模式，推进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增加居民储蓄，缩减各种消费，美国的经济社会运行动力必然会减弱，经济增长就会放缓，巨额财政赤字就只能主要靠削减政府公共预算开支、增加税收、增发美元等来解决（向它国举债平衡赤字只是权宜办法，因为借钱早晚还要还钱）。而削减公共支出，就会更加弱化政府调控，不利于完善其国家管理，并且还会收缩美国对外“战线”，减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左右影响力；经济放缓而增加税收、滥发美钞，经济加快衰退、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走弱就不可避免，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势必会动摇。而维持超前消费模式，不进行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继续低储蓄高消费，“金融资产泡沫”就会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各种国际国内失衡将更趋严重，美国及美元的世界特殊地位同样会动摇。可以预料，美元及美国一旦失去其世界特殊地位，美国的相对衰落就会立马浮出水面。


进一步说，不进行“改制”，不能完善国家管理，无论是增加储蓄、压缩消费，改变超前消费模式，还是借钱消费、透支消费，维持超前消费模式，美国及美元的世界特殊垄断地位都会被削弱，国际失衡及有关国内失衡将难以避免。美国将其国际国内失衡归咎于其它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和出口导向型，以及华尔街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与金融高管们的贪婪等。这似乎有道理，其实是只看到问题现象而没有抓住事物本质，如金融高管们逐利贪婪是社会职责分工使然甚或必要，谴责金融高管贪婪而不检讨政府监管是本末倒置、避重就轻、不得要领，终将无益于从根本上消除其国际国内失衡。而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国土面积辽阔，存在人口、资源、潜在市场优势，特别是在前期应对处理这次危机中表现较为出色（拿捏分寸适当，成本代价较小），相对于美国而言，更有历史的长镜头和勇于“改制”的传统，有着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和对美国形成持续挑战的可能。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将无法左右国际力量天平的不利倾斜，难以阻止和解决其国际国内失衡，而且也比照出美国的相对衰落将难以避免，再次爆发经济危机可能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而已。不能有效成功治本，美国就只能以后面更大泡沫或更大失衡来平衡前面的泡沫或失衡，世界“2012”将会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