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副朱民挑战西方显学

卜丁

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周日在《金融制度的重新设计》论坛上说，中国将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或许是他当天发言中最具市场影响力的一句，但很可能也是他在论坛上最乏味的一句话。事实上，在整场讨论中朱民的表现一直很活跃，虽算不上妙语连珠，但也足以使本次讨论会的主讲嘉宾、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希勒教授黯然失色。比如，朱民一开讲便说，他是头一次被安排就坐在自己的大幅头像下，感觉很不习惯，因此如果他在讲话中胡说八道，那都是大头像闹的。在恭维希勒教授的学术成就时，朱民还不忘爆料说，由于编制凯斯·希勒房价指数，希勒“赚了很多钱”。

但随着场上嘉宾的讨论进入高潮，朱民话里话外的“火药味”也渐渐浓了起来。当说到一些行为经济学家被吸收进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团队、美国众议院上周五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在限制高管薪酬方面可能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时，朱民突然反问道：金融企业高管基于长远考虑做出的决策就一定是理性的吗？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行为经济学。传统经济学一直把市场的总体行为是理性的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市场行为并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其中有着太多的“动物精神”。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传统经济学的不足，一时间使强调市场非理性一面的行为经济学成为了显学。朱民这一设问的意思是，既然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决策行为充满了非理性，因此有必要限制高管的薪酬，使他们不会因为薪酬激励而作出过于冒险的短期决策，从而酿成巨大损失，但这能保证他们立足长远考虑作出的决策就一定是理性的吗？如果是，则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自相矛盾，如果不是，那么限制高管薪酬又有何意义？

对于这一挑战，同为行为经济学家的另一位论坛嘉宾黄明教授回应说，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否认市场存在理性因素。身为康奈尔大学金融教授的他举例说，虽然IBM的股价在某一时间点上很可能存在明显的高估或低估，可如果以十年为一个阶段来考量，会发现IBM的平均股价大体还是靠谱的。但他的这一解释似乎并没能说服朱民。我也觉着这两人的“辩论”颇有点鸡同鸭讲的味道。首先，黄明用股价作例子来说明“长远行为”更加靠谱似乎并不恰当。因为IBM在任何时间点上的股价都是众多投资者一次性决策(买或是卖)的综合体现，而这类综合在一起的一次性决策十年中日日出现，虽然它们每一个也许都充满谬误，但混杂在一起彼此抵消、补偿，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IBM十年平均股价。而企业高管在某一时间段内无论是出于短期激励还是立足长远作出的决策其实都是一次性的，如果他某一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通过以后的决策对此加以对冲、补偿，企业就先垮台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朱民对行为经济学的“挑战”似乎切中了要害。

但据笔者理解，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通过指导理性监管体系来应对市场非理性行为的挑战，而不是一味强调市场的非理性特点，因为那样的话只能落入不可知论，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基于这一点，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尽量减少市场决策的非理性色彩就有其合理性，朱民的提问是从传统经济学的市场理性假设一下子跳到市场绝对非理性假设，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是“有限理性” ──参与经济的主体是人，是有限理性的人，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强化其决策的理性一面。

这种“鸡同鸭讲”风格似乎正日益成为中美对话方面的“显学”。 中美目前正在舌战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国副外长何亚非打比方说，一屋子人在吃饭，发达国家已经吃很久了，发展中国家刚坐下来，发达国家就说，应该由你们来埋单，这合理吗？与朱民的提问一样，何亚非的这一诘问虽然切中了西方要害，但也有失之偏激之处，因为毕竟发达国家已吃不下去什么，而发展中国家的肚皮才刚刚敞开，而且发达国家也不是完全拒绝埋单。

其实，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朱民与何亚非这些中国官员在面对西方显学和主流观点时所表现出的敢于怀疑精神，对于这一点不知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谁能给出更准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