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2014年 09月 24日 11:02
Frederic Neumann
亚洲站到了十字路口。经过数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现在这个引擎需要重新调整。债务不再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解决方案,或许从来也不是。
美联储(Fed)明年可能开启紧缩货币政策之门,信贷成本将上升,从而冲击亚洲地区近来本就不稳的经济根基。而长期繁荣的关键动力──生产力增长步伐有所放缓,因为轻松的增长淡化了改革的紧迫感。
亚洲未来面临着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员们应该坐视不管,任由事情发展。他们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来避免经济出现更大的滑坡,并且有迹象显示在亚洲地区正在广泛地讨论改革话题。
近几个月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旨在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国有企业被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阻碍。在日本,安倍经济学三大支柱之一的公司治理改革似乎正在推进。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最终开始梳理该国盘根错节的官僚主义。定于下月就职的印尼当选总统维多多(Joko Widodo)已经暗示他将会削减燃油补贴。
这只是个开始。若要恢复生产力并使经济摆脱低息信贷,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不过,在这一长串的改革计划中,仍缺少一个关键步骤: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开放力度。扩大对外开放的紧迫性也许看似令人惊讶。在中国和东盟,FDI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不过,如果中国、东盟以及更加封闭的邻国日本、韩国和印度进一步提高经济对外开放度,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效率。
好处显而易见。首先,允许外资企业在更大程度上进入本地市场将能够增强竞争。以往,进入亚洲的大部分FDI都集中在制造业,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这对于引入现代化组装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有益的。
不过,本地市场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保护,通常由国有企业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所主导。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在服务业(包括电信、零售、公用事业、专业领域和金融)一直面临严格限制。在服务业,竞争更加有限,导致生产力落后。
其次,FDI提供了可靠融资。鉴于美元走强以及未来几年利率可能会攀升,最近的投资组合融资热潮或出现逆转。
这有可能是一个艰险的过程,人们只需要记起全球金融危机、步履蹒跚的欧元区或是去年的“缩减购债”就明白了。不过,整个过程中FDI持续涌入,占2013年外国融资的40%。为了确保资金的稳定流入,更大规模的FDI至关重要。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亚洲对FDI的限制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平均而言,对外资控股的限制是,持股比例不得超过77%。这比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92%还要低。
当然,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行业,上述数字有很大的变化。新加坡和香港是全球最开放的地区,而泰国(52%)、菲律宾(60%)和马来西亚(68%)则远低于地区平均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对制造业企业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在出口加工行业。但在服务业方面,中国一直比较封闭,评分仅略高于沙特阿拉伯,但低于肯尼亚和巴基斯坦。眼下,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产业。
与此同时,虽然过去二十年印度逐步开放市场,但最近五年流入该国的FDI下降逾40%。而对于一直算不上外商投资热土的日本而言,如果能够减少限制举措,并让封闭的本地市场面对更大的竞争压力,日本也将从中受益。
近些年令人担忧的一个趋势是限制举措范围扩大。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指出,各国政府减少服务等行业进入渠道的速度快于开放制造业的速度。此外,目前存在这样一种感觉:即使没有新规定实施,市场竞争环境已变得对外资企业不利。为吸引FDI以及获得随之而来的利益,税收制度的执行需要有透明度,投资相关规定应事先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托拉斯规定应得到公正执行。
当然,还有一些挥之不去的担忧:外资企业可能寻找规则漏洞,阻碍本地优秀企业的发展,以及在环保或劳工法规方面打擦边球等。不过这些是治理方面的问题,不管影响对象是谁,监管都需要得到加强。在合理监管下的FDI所能带来的益处超过风险。进一步开放对亚洲而言将是有益的。
(作者诺依曼(Frederic Neumann)担任汇丰亚洲经济研究部门共同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