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褚健困境 ——写于褚健被拘一年之际》

源济

褚健困境 ——写于褚健被拘一年之际

2014-10-14 吴晓波频道

在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下，若一个科学家欲将某一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且从中拥有个人产权，那么，产业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几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额越大。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检察官提审褚健，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答，“不知道。”曰，“如果不是坐在这里，今天是你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答辩日。”

当褚健夫人以极憔悴和细弱的声音，对我讲述这个细节时，旁听者均凄切默然。

整整一年前的 2013 年 10 月 19 日，浙江大学副校长、科学家褚健突然被拘捕，一些媒体迅速做出报道，褚健被指控的罪名有四大宗：掌管浙江大学校办企业 8 年之久贪污国有资产数亿元、向国外转移巨额资产、乱搞男女关系、在 2003 年的中控公司产权清晰化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

今年 8 月 24 日，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完成侦查后制作了起诉意见书向律师送达，并将案件正式移送湖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该起诉意见书中，前三项均无涉及。其罪责聚焦于 2003 年的中控产权清晰事件，对此，我在今年 1 月的一篇专栏里曾评论过它的制度性缘由【点击这里，可看：“不划算”的褚健】。起诉意见书中，最主要的起诉内容与此有关，其犯罪涉及金额高达 7000 多万元，这足以置褚健于万劫不复之地。

特别要提及的是，在十个多月的时间里，中纪委巡视组、浙江省检察院、审计总署以及教育部等四个机构对褚健任副校长期间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多轮审计，均证明他无贪腐行为或私德问题——在此，先要恭喜浙江大学，它至少有一位清白的副校长，另外那些言之灼灼的媒体或举报人似乎也应该对褚副校长说一声“对不起”。

褚健在浙江大学演讲

在褚健被拘的大半年里，发生了这些援助性行动——

4 月，四位信息安全相关领域的工程院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信，为褚健事件陈情；

4 月到 7 月间，原全国政协领导及国务院参事室专家向高层多次反映情况；

8 月下旬，褚健家属和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一份“取保候审的申请”，800 多位浙大教授及中控公司员工签名愿意为褚健作保，其中包括现任学院院长、退休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以及工程院院士等人；

9 月，近十位法律界、经济界学者在杭州就褚健事件涉及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专题研讨会；

最近几天，我细读了起诉意见书、专家陈情书等材料，请教了一些熟悉中控业务的人士以及董事会成员、当事律师等人，对案件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的了解，内心感触也是越来越多。

先说褚健被拘对国家的科研损失。

褚健的最新研究领域是控制系统的信息安全，在实验室状态下，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如下试验：在远距离遥控下，无人驾驶的轿车可以任意被加速、熄火、换挡和启动；模拟攻击并摧毁装备了现有市场主流工业控制系统的城市轨道交通和自来水厂等城市公共设施的实验；模拟对电厂、电网、油气管道等进行遥控定点控制或破坏，以证明该些系统存在真实的被攻击风险，而发达国家却掌握这种攻击的技术。

用通俗的话说，褚健研究的是信息化时代的“后门技术”，事关国家军事及重大产业安全，他是中国在这一领域无可争议的“第一人”，中控是“我国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据有关院士计算，因中控的出现，在过去几年里将国外进入的产品价格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为国家节约起码 400 亿元设备引进投资。在过去一年里，失去了灵魂人物的中控等多家关联公司，或受干扰或被资产掠夺，现状令人扼腕。褚健一旦下狱，有关产研水平势将倒退。

再说褚健事件的法律问题。

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颇多褚健贪污、挪用国家资产的事实，且金额惊人，然而，一项一项细细推研，却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1990 年代初，褚健创建的中控公司是浙大工程中心下属的校办企业，工程中心当时设立中控的时候，出过出资证明，证明公司有多少钱，但实际上并没有出钱。也就是说，褚建是白手起家，拿了一张批文去成立公司；

再比如，1997 年，浙大为了谋求上市，将中控等三家校办企业重组为浙大海纳，其后多年，拼凑而成的海纳一路坎坷，经历控股权转让、分拆独立等多次波动，而其中，唯中控系一脉坚持研发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并最终占领国内市场，可是，褚健却因产权更迭中的“不规范行为”而获罪；

又比如，起诉书中指控中控有三笔股权转让系褚健以“骗取”的方式低价把相应股权转让给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而据海纳的法律顾问、独立董事等人的回忆，在当年的董事会上，几乎所有董事都认为褚健即将投入的研发项目“产业不行、投入高、成本大、风险大”——而这不正是科学闯关的基本特性吗？——因此由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并作出书面决定而完成转让；

还比如，中控在 2002 年的账面利润为 834 万，检察院据此加权推算褚健贪污 6000 多万元，然而，若分项来看，这一年国家给予的科研补贴收入就有 858 万，中控的营业性净利润只有 15 万，律师的观点是：“用后面的收益来算前面的部分，检察院取了高值来定罪，不是按照其净利润来评估。”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一项是，褚健于 2005 年出任浙大副校长，他在此时将所持中控股份退出，而让 100 多位核心员工持股并享受分红，期间，“很多员工没有掏钱，或掏了很少的钱”。而在检察院的起诉书中，那些没有出钱而获得股份的员工，大多被认定为“替褚健代持”。

上述所列的种种“比如”，都是褚健案中颇可讨论的地方，其中涉及体制内创业、科研经费使用、科研人员知识产权认定以及科技型企业股权合法转让等多个课题，可以相信的是，褚健的遭遇有非常大的典型性，几乎所有在高校内从事产学研工作的人都有极强烈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褚案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所在。

褚健（左一）曾接待国家领导人视察企业

多年以来，国家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开发上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扶持力度，然而，在制度层面上却始终有着种种的漏洞。很多人问，中国有那么多的高校，有那么多的优秀科学家，可是为什么出不了一个硅谷？其最大的区别恐怕正在于：硅谷形成了人才—高校—资本-公司的生态型环境，在这一生态链中所有的资源配置都是建立在成熟、公开的法治土壤之上，而在中国，却往往因制度建设的滞后而导致了创新的阻碍及人才的涌现。

在 8 月，我受邀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那场专题讨论会，与会者中包括了浙大的两任经济学院院长、法学院教授和著名法律人，大家共同的感慨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中，褚健的行为确有瑕疵，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怀璧之罪”。

由此，似乎存在着一个“褚健困境”：在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下，若一个科学家欲将某一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且从中拥有个人产权，那么，产业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几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额越大。

失去自由长达一年的褚健，在看到起诉意见书后写了一篇申辩文，他写道：“我的前半生，倾尽心血为国家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和国家安全核心技术研发而奋斗，得到了国家和师生的公认。我的后半生，愿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为反腐倡廉而奋斗，为维护司法公正而奋斗，为维护反腐环境的风清气正而奋斗，为维护科技工作者安全安心的创新研究环境而奋斗，为揭露敌对势力勾结腐败分子打击我国核心技术和企业的阴谋而奋斗……我身患多种疾病，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遭受着非人道对待和巨大身心摧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随时可能发生各种不测，已命悬一线。”

这真是一段无尽辛酸的陈词。

真希望褚教授的后半生仍然能够“倾尽心血为国家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和国家安全核心技术研发而奋斗”，而不需要为其他的什么而“奋斗”。中国科学家与硅谷科学家相比，最悲哀的正是，我们需要“奋斗”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科学之外，干卿底事!”

源济

“不划算”的褚健

2014-10-13 吴晓波频道

如今看来，中控科技是一辆在当年没有被抽查到、然而却在十年后突然又被拉出来重新“安检”的车，而褚健就是那个倒霉的司机。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993 年的初夏，我很年轻，接受我访问的这个人也很年轻，我们坐在浙江大学的大草坪上，相谈甚欢，彼时，青春如白云苍狗，翻卷无度。他那年三十而立，是这所江南著名高校最年轻的正教授，学术前途大好，然而，他却决定下海创办一家高科技企业。那是一个改革即将复苏的年份，邓小平南巡一呼，天下人蠢蠢欲动。几天后，我写作的人物特写《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吗？》被新华社通发全国，刊登在几乎所有的报纸上。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名叫褚健。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又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新闻网站上读到了他的名字，此时的标题是《浙大副校长褚健被批捕，或因侵吞国有资产》，照片上，年届 50 的他已满头灰发，颓然中年。我回家查找当年的剪报，竟已不可得，往事被记忆吞没，时间却比任何想象都要残忍。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也有几次机会了解和接触过褚健，他还记得那次久远前的访谈，每次见面总是开玩笑地说，“是你‘害’了我，让我出了莫名其妙的名。”褚健的专业是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及仪表，在他看来，这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如何将实验室里的成果转化为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力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的使命，因此，他走出实验室，创办了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它后来更名为中控科技，成为该领域里科技水准最高的企业。

据媒体的报道，“公司刚刚成立时，国内自动化行业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但中控的崛起打破了这一局面。2012 年，中控集团拥有4000多员工，产值超过30亿元，并制定了国内自动化行业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在二十年里，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到浙江考察高科技企业，中控科技都是必到的一站。

前国家主席视察中控科技（左一：褚健）

而褚健对我的抱怨其实也是对我提出的那个设问的“反抗”。我从百度百科中查到，从 1997 年到 2013 年，褚健获得过八个国家级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甚至在不久前的 2013 年 7 月，他的名字还出现在 173 位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也就是说，企业家褚健一直没有放弃科学家的身份。

当然，在外人看来，在商业和学术上都收获多多的褚健似乎也得到得太多了。在 2005 年，他被任命为浙江大学的副校长，分管人事、离退休、学校企业工作。他还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有一回，他的一位浙大同事曾开玩笑地对我说，“除了长寿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之外，褚健已经得到了一切。”人间盈亏，否泰无常，此语中可有多少莫测。

到我写作这篇专栏的时候，对褚健的罪名认定还没有公布。据权威报道的资讯是：褚健这次事发可能与中控科技涉嫌掏空浙大海纳资产的旧事有关。浙大海纳是 1999 年由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以及褚健等人共同发起，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当时的招股书，浙大海纳上市时的核心资产主要有三块，即浙江大学半导体厂、杭州浙大中控自动化公司、浙江大学快威科技产业总公司经营的业务。这三块业务，经由资本运作，先后被剥离，并试图再次包装上市。在 2003 年，中控科技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增资转让，褚健及其妹妹以 60% 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褚健因此一度被流传为“浙大首富”。

若这一段文字被认定确凿。那么，其事实过程应该是：在中控科技从浙大海纳中被剥离出来的时候，完成了一次产权私有化的动作，而褚健家族成为了实际的产权所有者，也因此，落下了“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

这是中国企业变革史上一段迄今仍然争议重大的公案：从 1998 年到 2004 年，中国企业界发生过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主题的产权清晰化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有、集体企业被出售予私人，其中，苏南及浙北地区就有 97% 的国有、集体企业被私有化，从客观上看，这无疑释放了中国产业经济的生产力，完成了产权私有化的“惊险一跃”，中国民营资本集团的格局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下来的。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出台过产权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条例，因此，每一家企业的产权清晰改革都手法暧昧而讳言莫深。从严格的现行法律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可以被视为“国有资产流失”，每一个产权获益者都有“侵吞”之嫌。若读者稍稍回忆一下，都应记得在 2004 年秋季之后，香港教授郎咸平曾对海尔、长虹、TCL、春兰及科龙等公司的产权改革提出质疑的轰动性新闻事件，几乎所有被郎教授盯上了的企业，其清晰化方案都经不起“推敲”。正如已公布的信息可见，中控科技的产权清晰，正发生在 2003 年。

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好比上百万辆车过“安检”，每一辆车和它的司机都有“违规动作”，若被拦下检查，必无法通过，而制度性的问题是，“安检”部门从来没有公布“非违规法则”。

如今看来，中控科技是一辆在当年没有被抽查到、然而却在十年后突然又被拉出来进行重新“安检”的车，而褚健就是那个倒霉的司机——我从一份网上流传的申诉材料中看到，“褚健在 2005 年已经退出浙大中控，说明他没有占有浙大中控产权的故意”，这当然有待进一步的案情公布。

这样的悲剧，在 2014 年突然落到“已经得到了一切”的褚健头上，实在是命运在开一个残酷的玩笑。很多年后，人们也许将像今天叹息褚时健一样地谈论褚健。

这不是一篇为褚健做“无罪推论”的专栏。我只是有一份特别惋惜的叹息，我只是想起了二十一年的那片大学草坪。

如果在那年，年轻的正教授褚健没有萌动勃勃的创业之心，如果他安心于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生涯，也许，他早已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工程院院士。然后，他会出现在那些“高大上”的科技论坛上，神情悠然地讨论——“中国的自动化行业在什么时候可以打破被国外公司垄断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