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 抗战老照片背后的秘密 』 系列

源济

看了蒋纬国这几张照片，就明白老蒋把他"贬"到基层的用心了 

原创 2017-11-22 萨苏 萨苏

对蒋纬国来说，那些不能带兵的日子里，晚上的梦境中，会不会出现河防战场上的日日夜夜？

▼ 系列前篇：

细节中的八路军

『 抗战老照片背后的秘密 』

黄河前线的蒋纬国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曾长期在中国从事采访，抗日战争时期与毛泽东、蒋介石、阎锡山等都有密切交集，并留下大量珍贵照片，可谓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位新闻奇人。由于既善于交朋友又有良好的身份作掩护，他在那个时代拍摄的照片中，经常把一些历史人物无意中收录在镜头里，几十年后才让世人为之惊讶。

▲ 比如，这个在和美国人一起吃面条的八路军军官，谁知道几年以后便会震惊世界？

在福尔曼的影集中，有一批他到黄河河防前线时拍摄的照片，时在1944年。这批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不详，但肯定在他6月去延安之前。考虑到他去延安前在西安耽搁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再参考照片中人物的服装，可以推测它们应该是在4月份左右拍摄的。

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推测得更准确一些。

▲ 河防观察所的哨兵

照片拍摄地是风陵渡附近的河防前线，考虑到4月18日日军即开始进攻河防，豫湘桂战役中的河南会战爆发，从守军尚可称悠闲的神态推测，这组照片应是在1944年4月上旬所摄。

在这些照片中，可以发现福尔曼和一位年轻军人的合影：

▲ 从照片上看，他似乎是在参加欢迎记者团的仪式，一杠三星的领章显示这是一名上尉军官

国民党军队中不要说上尉，上校也可算多如牛毛，此人有什么特别吗？

▲ 上尉不新鲜，戴夜光表的上尉就比较新鲜了，特别是对比一下下一张照片，此人的身份便呼之欲出

▲ 此人，便是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

蒋纬国，幼名建镐，号念堂，是蒋介石的次子。但他晚年在自传《千山独行》中承认，其生父实际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他的母亲是戴的日本情人重松金子，后被戴过继给蒋介石。

无论他的身世如何，蒋介石待蒋纬国确如亲子，并对其培养十分重视。早年他曾留学德国，在其山地步兵部队服役，后入慕尼黑军校学习，在1937年蒋百里访德期间曾经担任他的副官。1947年，他以上校之身开始担任国民党装甲部队战车团团长，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此后在国民党军中晋升到装甲兵司令、陆军上将，1997年病逝。由于他带兵有方，待人宽和，故此至今仍为许多国民党老兵所怀念。

然而，即便是维基百科上，我们也无法查到从1937年到1947年之间，这位“二太子”究竟在做什么，似乎给历史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哈里森·福尔曼的照片似乎解开了这个谜——原来那时候蒋纬国在陕西的国民党军中当一名下级军官。福尔曼和蒋纬国进行了交谈，并注意到蒋纬国对自己的长官颇为恪守礼节。而那位长官则告诉福尔曼，在对日作战中，蒋纬国是在前线参加过战斗的。

▲ 蒋纬国和他那位长官，从此人的军衔看，很可能是1943年接任第一师师长的臬春涌少将

蒋纬国怎么会到黄河河防前线当一名下级军官呢？他在那里干什么？是不是与蒋介石发生了什么矛盾？

这一系列问题其实是有答案的。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出版过一套《文史选刊》，虽属内部刊物，但后来也在坊间流传。虽然其中不无讹误，但由于都是当事人的回忆，所以史料价值很高。我当时曾购得一册，其中有一篇正是蒋纬国在陕西期间其袍泽所写。作者当年是一名中尉副连长，他讲述了蒋经国到其部队的经历。

1942年，蒋经国回国后被蒋介石派到胡宗南的部队。胡宗南即委派其到第一师某团第三营一连担任排长（当时那位中尉是副连长）。

老蒋这样做用心良苦，显然是希望他能够从基层干起，了解部队情况，并获得实战经验。这样将来在军中才可服众。然而，他又担心这个儿子遇到太大危险，故此将其交给最信任的胡宗南来磨砺。

胡宗南也果然非常重视，既然让蒋纬国到该连担任排长，便提前对该连人员进行整调，而该营大小主官全被换成军校14、15期生，以保证其素质和政治倾向不会出问题。在蒋纬国服役于此期间，附近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员出没，便是胡宗南安排的保卫人员。

有这样的照应，蒋纬国的部队虽然偶尔与日军有接战，但基本是安全的。1944年福尔曼来访问前，蒋纬国已经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了。

那么蒋纬国当时给同袍们什么印象呢？根据此人所述，蒋纬国其人宽肩阔背，双目炯炯有神，很爱说话，操一口京片子，如果不熟悉的人想不到他是南方人；他很重视军风纪，尤其在意军人形象；蒋纬国会唱歌，但只会外国歌，这个中尉也听他唱过。两人是连队篮球队的领队和队长——蒋纬国会踢足球但不会打篮球，所以只能当领队。

尽管关系密切，但蒋纬国对他讲的一些事情也当不得真，比如他讲到自己的母亲姓陈，并没有提到真正的身世，反而在误导熟悉蒋家情况的人认为他是蒋介石第三个妻子陈洁如的孩子。

倒是他讲的两个笑话，被这位同僚记了下来，我当时读过，至今还记得：

一

一个说的是弟兄们问蒋连长在德国有何见闻，蒋纬国便告诉大家，我国当时驻德大使叫做郑天放，他经常会见到这位外交家。由于是大使，每天便有很多公文送来，郑大使便会在上面加批文，然后签字——“郑天放批”。

众兵都是粗人，开始根本听不懂，到了最后一句话忽然领悟——整天放屁？这大使身边的官员肯定是太难当了啊。

二

而第二个笑话则是——某次吃宴席，有个人很喜欢其中一盘菜，但其他人也很喜欢，都从里面夹，他怕下手慢了被吃光，于是心生一计，故作惊讶地指着这个盘子说道：“这个盘子的瓷质好细腻，似乎是官窑的。”说完伸手将盘子端过来，细细品鉴之后将其翻过来，好像要看盘底的标识——盘子里的菜自然倒进了他的碗里。等菜汤都倒完了，他才恍然大悟般指着盘底道：“原来是个仿制的……”

每次都能把当兵的逗得哈哈大笑。

这种培养应该说是有价值的。

▲ 几年以后福尔曼给蒋纬国又拍了几张照片，可见在蒋家王朝崩溃的时刻，他的装甲兵还真有些打成一片，官兵一致的感觉

推测蒋介石的本心，或许有让蒋经国从政，蒋纬国掌军，两人共同支撑残局的意思。

然而，1964年，台湾国民党的装甲兵中有人发动了一次政变，当时已经逐渐掌握权力的蒋经国先生，从此再没让蒋纬国掌过兵权，其震怒可见一斑。

▲ 哈里森·福尔曼在江西与蒋经国的合影，蒋经国亲民，没有架子的风格让他感到十分投缘

然而这样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竟然不能处理好和自己弟弟的关系。对蒋纬国来说，注定晚景凄凉；而对蒋经国来说，只能孤独地掌控全局，不得不远离人类的正常感情。

对蒋纬国来说，那些不能带兵的日子里，晚上的梦境中，会不会出现河防战场上的日日夜夜？

* 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源济

中国大爷酷爱的这项运动，没想到还是土八路的光荣传统 

原创 2017-11-21 萨苏 萨苏

这个背着大号驳壳枪的小战士据说绰号叫“袖珍魔鬼”，可以一杆进洞，让同志们十分佩服。仔细想一想，恍然大悟，什么“袖珍魔鬼”啊，这不就是“小鬼”的意译吗！

『 抗战老照片背后的秘密 』

细节中的八路军

八路军的帽子挺有意思的……

您说八路的帽子为什么有意思呢？当时的中国正规军都一个式样的军服，最多材料有些不同罢了。

▲ 就是朱总司令戴的这个样子

其实，什么事儿下功夫研究都会有所发现。

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日前购得一册1938年合订本的英文杂志《伦敦英文画报》（Illustration of London News）。之所以会花这笔银子，是因为这一册杂志上，有大量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其中有很多内容特别是图片为外国记者所摄，在我国似乎不见收存，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

在这些报道中，一连几篇以八路军为主题的专辑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敌后红色游击部队的风采。

其中一些照片，可说无意中体现了八路军的特别之处。

▲ 比如这名着冬季服装的八路军哨兵

服装虽然臃肿了些，却可以让我们看明白八路军军帽帽翼的结构，否则很多朋友一直弄不清八路军帽子上那两个扣子是干什么用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八路的帽子有两种戴法，一种是常规的。

▲ 像这位穿着大翻领风衣的女同志一样——当然她不是八路军，而应该是在延安的干部学员

注意，在这位“女八路”身后，还有两位戴着类似国民党宪兵军官在解放战争中用的帽子。

▲ 像不像？按说当时国军还没装备这个帽子，难道这两位女共党穿越了？！

解放以后的动物不许成精，我们继续谈正题。

八路的帽子还有第二种戴法就是那位哨兵的戴法，把护耳的纽扣解开，扣住下巴。这主要是为了防寒。这么戴是符合设计者初衷的——八路军所戴的军帽是国民革命军的标准形制，直筒式帽身配可以上翻的护耳，护耳前端用两个扣子扣住，冬季翻下来使用。

▲ 十九路军的高射机枪手，可以对比一下帽子护耳收起来和放下的不同

不过，似乎八路军哨兵这样打扮起来有些古怪，而且，这种制式军帽无论官兵的都比较薄，在冬季未必能够真的起到防寒作用。

于是我们注意到在《伦敦新闻画报》中，八路军官兵还有另外一种冬季使用的帽子。

▲ 出击敌后的八路军骑兵部队

八路军的骑兵骁勇善战，著名的129师骑兵团，“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便是由此而生。

▲ 八路军的骑兵战士

注意八路军的这张骑兵照片，除了让我们看到中国北方特色的马具，轻便的马枪等专用武器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八路军的帽子。这两名骑兵的帽子与朱总司令的相比，似乎显得更加厚实。

还有一种冬季使用的帽子，如下图这样：

这种帽子两侧增加一对棉护耳，保暖效果大为改善，也可以翻到头顶上，据推测原型可能来自于奉系军阀所用军帽，被认为是颇为实用的设计。

▲ 在有些电视剧中有这样的八路，虽然我们可能会有点儿不太习惯

▲ 国民党军队有一种类似的帽子，但是把原来的护耳去掉了，和八路军不一样。难道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进行部队的识别？

▲ 在《伦敦画报》中出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形象，他也戴着这样改进型的帽子

有意思的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王旅长打仗是头等英雄，长相嘛，也就是个马马虎虎，偏偏老外的记者别管男女，看到王震同志总是挪不动步，几乎每次八路后方来记者，都少不了王胡子的形象。《伦敦新闻画报》如此，1944年美军观察组带来的记者也一样。

▲ 359旅旅长王震和劳动模范吴满有，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摄

没看出王旅长和吕燕有什么相近之处啊。

值得一提的是，对比王震的两张照片，可以看出1938年八路军的着装和1944年有什么不同。由于第二张照片是在国际交往的场合，有统战意义，因此帽徽是没有变化的。但是，1944年的八路佩戴着红领章，与用领章标志军衔的国民党军不同，已经与后来的人民解放军接近，显示了更大的独立性。

那么，这种特殊的冬季军帽是三五九旅独创的吗？

应该不是。朱德总司令也戴过这样的帽子。

▲ 这是和彭德怀、邓小平等合影

▲ 这是和丁玲等合影

▲ 给“外国八路”林迈可也戴了一顶

可见，这种帽子并不是某个八路军部队自己的发明，而是一种制式装备。

有意思的是，在下面这张照片中，有个小战士也戴着如此帽子，却让人感到忍俊不禁。

▲ 仔细看，这是一张颇有戏剧性的照片——八路军战士们在打门球

这个背着大号驳壳枪的小战士据说绰号叫“袖珍魔鬼”，而且可以一杆进洞，让同志们十分佩服。仔细想一想，恍然大悟，什么“袖珍魔鬼”啊，这不就是“小鬼”的意译吗？

有戏剧性的事情在于，看到这张照片，忽然想到，在中国的红色革命者中，打门球似乎是个很有传统的事情。

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之前，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摄到的红军打门球情景，看来这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小战士对其很有兴趣。

门球（Croquet）发源于法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才传入我国，红军在1936年就开始打门球，可算是中国当时最时髦的一批人了。

如果结合现代的情景来看，就更加有趣了——前两年，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某某年为名义的门球比赛在我国各地的新闻中不时可见。

在国统区的照片中，我至今未见打门球的情景。所以，这或许可算是红军和八路军的独特运动了，今天打打门球，也算是对红色基因的一种传承呢。

经过查证，这些照片的主要作者是美国女记者弗兰西斯·露斯，她1938年时随同一支慰问团到华北地区，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并籍此提供了这批图片。那么，这个大家陌生的名字背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带着好奇，我开始在网上寻找弗兰西斯·露斯的相应资料。

开始，这似乎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当我真的找到她时，却感到万分惊讶——我没想到这个女记者，竟然和中国有着波澜壮阔的缘分呢……

* 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源济

上海解放后，这位起义的海军司令为啥还能穿国军制服工作？ 

原创 2017-11-23 萨苏 萨苏

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中，这个名字是不能忽略的，这不仅仅因为他在国共两军中都佩戴将星，更因为他有着在抗战时冒死敌后布雷，胜利后率舰收复南海诸岛的壮举。

▼ 系列前篇：

红军的什么传统成了老年国民运动？

老蒋把蒋纬国“贬”到基层的良苦用心

『 老照片背后的秘密 』

穿国军制服的解放军司令

按照徐海东大将的说法，自己是“青山大学”毕业的，1955年的开国将帅中，大部分和他的经历相似。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特别的，比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解方、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唐铎等毕业于洋学府的将领。他们之中，还有一位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这便是开国少将林遵将军。

林遵，字遵之，福建福州人，1934年毕业于普茨茅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1937年赴德学习潜艇技术，1948年在国民党海军中晋升少将军衔，1949年率海防第二舰队起义，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军衔，是人民海军早期重要将领。

在中国近代海军的历史上，林遵这个名字是不能忽略的。这不仅仅因为他在国共两军中都佩戴将星，更因为他有着在抗战时冒死敌后布雷，胜利后率舰收复南海诸岛的壮举。这位不喜欢打内战的将军，在中国海权史上是有功勋地位的。

听海军中的老人讲到，林遵等留英出身的将校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特别注重军人仪态和礼节。

然而……2017年《华西都市报》刊登的一幅林遵将军照片，却让人感到有些异样。

▲ 身穿国民党海军军官制服的林遵将军

从逻辑上说，这张照片似乎也并无问题，因为林遵将军本来便是出身于国民党海军的，在他指挥布雷队和日军周旋的时候，共产党这边还没有海军呢。所以，有穿国民党海军制服的照片实在太正常了。

问题是，如果细看会发现将军这身着装可谓古怪，他穿的这一套军服的军帽和帽徽很正常，但上衣没有肩章和领章，尺寸也似乎不太合身，而且衣服上有好几条死褶，特别是袖子上有着明显的折叠痕迹，若是哪个勤务兵敢把将军打扮成这样送出门，估计挨枪子的可能性很大。

既然林遵将军一生重视军容仪表，怎么会留下这么一张衣着不整的照片呢？

林遵将军穿这件衣服还不仅照过一张照片：

▲ 这张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各舰舰长的合影中，林遵将军也是穿着这样一身，无论是衣服上的褶子，还是脸上的表情都无二致

要是注意看的话，这张照片舰长们都很奇怪。有的穿夏季军服，有的穿冬季军服，有的穿礼服，有的穿军便服，可以说除了一顶帽子，几乎都不统一。难道国民党海军在1949年的时候的军容已经混乱到如此地步了？

从逻辑上说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当时遭到沉重打击的主要是国民党陆军部队，空军和海军由于活动区域的原因不必和解放军短兵相接，又长着比陆军更长更快的腿，损失并不大（倒是起义的很多），不应该潦倒到这样子吧？

应该说，有这样的疑问是很合道理的。而要解开这个谜团，需要看一看林遵将军那张“标准像”的全貌。

全貌？难道这张照片并不完整吗？正是，它的全貌应该是这样的——

▲ 画面上应该有三个人，林遵将军在中间，两边还各有一位带着人民解放军胸章的我军人员

有位朋友看了这张照片，说如果不了解底细，初看起来会让人误以为林遵将军是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将领，甚至还颇有些“大义凛然“的架势呢。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林遵将军是主动起义加入解放军，很快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无论是主持华东的刘伯承元帅还是负责海军的张爱萍，对他都礼敬有加，他们之间的关系堪称一段佳话，自然不会出现派人“押送”这样古怪的事情。

事实上，照片上这两位解放军，算起来都是这位司令员的部下。右边的这一位年轻的，是林遵将军的警卫员，而左侧个儿高的，则是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摄影队的负责人，著名摄影师薛伯青。

薛伯青，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一方面，他是上海滩最优秀的电影摄影师之一，拍摄过《二泉映月》、《夜半歌声》等经典影片；另一方面，他是新四军四师驻上海潜伏组的重要成员，从1938年开始十年间在敌后出生入死的红色地下工作者。

上海解放以后，薛伯青的老上级张爱萍将军创建华东海军，也将这位得力部下调入海军，成为华东海军摄影队的第一任负责人。

▲ 张爱萍和薛伯青的合影

知道这一点，只会让人更加感到五里雾中。张爱萍征调薛伯青加入海军的调令是6月10日发出的，而且由于工作关系，他并没有马上上任，直到7月份还在忙碌于上海入城式的拍摄。而林遵将军发动第二舰队起义，是在1949年4月23日。

所以，当薛伯青到海军的时候，林遵将军应该已经起义三个月了。如果说刚刚起义的时候，来不及换下国民党军的制服可以理解，三个月后这位人民解放军的司令员同志忽然换上一身国民党海军的制服，这是在是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不说惊世骇俗，军纪也不允许啊。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原来，林遵将军领导的海防第二舰队起义被认为是一个我军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与海军的建军密切相关。但刚刚起义的时候，由于外有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内有随时可能动摇的不稳定分子，整个舰队官兵都处在临战的紧张状态，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留下纪念这段历史的影像资料。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几个月后在苏联摄影人员的指导下，为这一事件作了一次“情景再现”式的补拍。

▲ 第二舰队起义纪录片画面：陈士榘司令员和起义官兵在舰上交流

应该说这次补拍是十分成功的，今天大家在银幕上见到的海防第二舰队和炮艇队起义等镜头，都是来自于当时拍摄的素材。

为了保证画面的历史真实性，要求最大限度地还原起义当时的情景。于是，陈士榘司令员、林遵司令员，各舰能够召集的舰长等都被请来本色出演自己的角色。起义官兵们便不得不重新穿上原来的服装，以保证细节的准确——林遵将军也不例外。

此时，起义官兵的旧军服早已上缴，当时也未进行妥善保管。为了拍摄临时找出来的旧军服不一定合身，只是做个样子而已。这才是林遵司令员以这般形象出现的原因。

至于薛伯青和警卫员跟随在他身边，恐怕也有些为司令负责的意思——战士们忽然看见司令员戴着国民党军的军帽在营区走来走去，要没有人跟着解释，还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乱子呢。

也难怪，这位将军的表情，仔细看去会感到嘴角边的笑容带有一丝尴尬。

▲ 海防第二舰队起义诸舰（上海）

好在在拍摄中他们大多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而真实的历史影像。

想想也对，这些军人都曾在战场上饱经风雨，枪林弹雨下闲庭信步，一个拍电影的任务，那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小CASE啦。

* 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源济

拿起镜头，他拍出了中国电影的里程碑；放下镜头，他比电影还传奇 

原创 2017-11-24 萨苏 萨苏

与真实的李白案相比，电影《密战》的传奇性应该说还远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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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仍穿国民党制服的海军司令

《密战》背后更加传奇的故事

文 | 刘茜 萨苏

* 本文发表于《北京青年报》

《战狼》引发的尖峰时刻刚刚过去，由郭富城、赵丽颖主演的《密战》又掀起了新的一轮观影高潮。有人惊呼：“当主旋律与谍战相结合，竟然比商业大片还好看。”

《密战》之所以会如此受欢迎，据分析，一方面在于影片故事原型是红色谍战中极为经典的上海李白潜伏电台案；另一方面，与同样取材于李白案《永不消逝的电波》相比，《密战》在保持对人物忠贞、机智等品质刻画的同时，增加了更多的传奇性，尤其是影片中那对红色谍战夫妻（原型是李白和裘慧英）的相濡以沫和智勇双全，更使各个年龄的观众都受到吸引。

不过，据李白案的知情者讲，与真实的李白案相比，电影的传奇性应该说还远远不足。李白和裘慧英的故事很多朋友已经熟悉，但在李白案中和敌人斗智斗勇的地下党组织里，这样的传奇夫妻并不只一对。

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永不消逝的电波》，摄影师选用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副总技师薛伯青，这是一位从三十年代便蜚声上海滩的著名电影摄影师，他拍摄的《夜半歌声》、《二泉映月》等堪称中国电影史的里程碑。

然而，拍摄的过程中，同志们却发现这位摄影师好像对剧情太熟悉了一点。据《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摄影助理朱鹿童回忆：

“《永不消逝的电波》继续沿用了薛伯青在三十年代的实景拍摄手法。在整个拍片过程中，可以感觉到他对主人公李侠的故事很熟悉，比如监狱里的一些实景，楼上、楼下哪间房屋干什么用；他还会对审讯提出一些建议：灌辣椒水怎么灌，老虎凳怎么坐，吊打是什么样，等等……”

▲ 薛伯青（左）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扮演者孙道临合影于延安

很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位中国电影史上留下足迹的优秀摄影师，竟然是一位从抗日战争便开始了自己潜伏生涯的地下工作者。

他和他的妻子薛岱云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对黄金搭档，而在李白案被捕的人员之中，便有薛伯青的名字。回顾他被捕前后薛伯青、薛岱云这对红色伉俪与敌人的周旋，以及其戏剧性的出狱，都向后人展示了地下工作的残酷与传奇。

1949年1月2日，薛伯青在上海被捕入狱，正是受《密战》主人公原型李白烈士电台案的牵连。但令人惊讶的是两人之前并不认识，李白是中央派遣潜入上海的电台台长。而薛伯青则是原新四军四师上海地下三人小组成员，他们之间怎样发生的交集呢？

事情，要从李白电台的副台长俞复（解放后，任公安部反间谍处处长）和陈洛说起。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掌控的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俞复和陈洛在千钧一发之间得到消息，避开追捕，却不敢返回住处，陷入无处可去的危险地步。此时，陈洛想起当时正在大华电影公司担任首席摄影师的薛伯青来——陈洛是薛伯青根据张爱萍授意发展的“城市运动”十兄弟之一。二人为躲避抓捕，30日晚，躲到了薛伯青的家中，住在薛家亭子间。

薛伯青最初并不知道他们的到来。根据其自传描述：

“当晚，我和薛岱云在大华影片公司拍摄《玩火的女人》内景，工作一通宵。31日，回家休息，发现亭子间陈洛留下的字条，说明他们二人昨晚在此留宿。晚上，陈洛又来我家，和我谈了电台被破获的事。”

陈俊（陈洛的弟弟，薛伯青的摄影助理）晚年曾向笔者详细讲述了这段历史的前后经过：李白这个电台是受潘汉年部下刘人寿的直接领导。实际上，这个电台在上海的时间很长了。

抗战时，李白住的小洋楼位于上海虹口区，隔壁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电台发报时曾被侦破到，但日本人误以为是自己人在发报。后来，像电影中描写的那样，日本人采取区域停电的办法，查出李白。李白一口咬定这是个经济电台，自己是重庆商人雇用报行情的，最后，被日本人放了出来。所以，这个电台一直用到解放战争。

暴露时，其实已经都不用它了，另一部电台已准备好，但还没调试，这时有了一个‘蒋介石下野’的情报，就说再发一次吧，结果暴露了。

李白被捕的经过并不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结尾那样。一开始，电台发完报已经被藏了起来，特务搜查时没发现什么准备走了。这时，有个特务摸了一下收音机，发现是热的，当时的电台都是和收音机连在一起使用的，就问李白：

“你刚才听什么了？”

“广播。”李白沉稳作答。

特务说：“现在是夜里两点，都戒严了，哪还有什么广播？再搜。”

电台出事后，陈洛和俞复两人互换了衣服逃了出来。陈洛回家后又将俞复的大衣换给了陈俊，就马上离开了家。他们虽然还没有确定自己已经暴露，但可能性很大。

得知这一情况，薛伯青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而怎样处理却十分为难。当时上海地下党采取单线联系方式，薛伯青的联络人任泊生此前前往昆明执行任务，一去未归（实际上任此时已经被捕，直到云南解放才获救脱险），所以薛伯青此时无法与上级进行联系，以取得应对的指示。

▲ 薛伯青与三人小组领导者，新四军四师联络部长任泊生

但是，凭借长时间地下工作的经验，薛伯青认为此时危机会不会波及自己，问题会到何种程度，尚难确定，于是决心继续观望一下。

陈洛此时也意识到自己紧急避险的做法可能给薛伯青带来的危险，也在努力了解情况和采取补救措施。1949年1月1日，清早五点刚一解除宵禁，陈洛的弟弟陈俊就到薛家送信，告知警备司令部到陈洛家查抄。陈俊已将有关文件烧毁，但还是被他们抄走了一张电话名录，里面有他的名字，要薛伯青提防。

薛伯青立即冷静地开始处理情况。

首先，薛伯青和陈洛本来约定当天到一个姓史的学生家去。薛伯青担心陈俊不及找到陈洛，当即送信到史某处告知陈洛赶快躲避；

其二，他约陈俊下午在远东影片公司见面，决定下一步的行止；

其三，他让薛岱云代替自己去史家，自己则一天都躲在公司以观风声。

下午陈俊与他再次接头时，情况已经明确，陈拿出一张飞机票给薛伯青，告诉他：“陈洛叫你马上离开上海去香港。”

去了香港，便是脱险了。但薛伯青飞速在大脑中思考着取舍。任泊生临走时，曾叮嘱他，遇事要慢一步再行动。现在情况不明，匆忙行动，是不是反而自行暴露身份？真走能不能走得脱？这都是问题。最后，他决定放弃机票不去香港，继续在上海坚持。

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走是不走了，但应变准备必须做好。薛伯青来到好友吴永刚导演家。告知最近朋友电台出事，万一自己有什么不测去自己供职的“大华公司”给厂长吴树勋报信。然后，他又转回“大华公司”，等到深夜十点才回家——上海晚上十点戒严，再晚，就回不去了。

▲ 薛伯青在上海

走到薛家住的弄堂口，薛伯青发现有两个陌生人。他绕到自家后门，从门缝中往里看，见远东影片公司录音师严玉良、摄影助理吴家骅坐在沙发上——他们都是来薛家拜年时被扣留的，另外还有两个显然是特务的陌生人。他心里已明白自己的处境。

但薛伯青依然按照预先的准备果断地敲响了家门，敌人很可能只是因为在陈洛处电话表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还不掌握自己的身份，他的返回，可以掩护没有暴露的薛岱云，也可以避免连累朋友。来开门的是那两个陌生人，其中一人问：“你找谁？”

薛答：“这是我的家。”

特务忙问：“你是薛伯青？”

“我是。”

特务马上厉声道：“把陈洛、俞复交给你的一包东西交出来。”

薛伯青沉稳地答道：“我们每天在摄影棚工作，没有见他们来过。”

“你胡说，明明前天送到你家的。还说没有，想抵赖？”特务说完，转身打了一个电话给警备司令部，报告说，薛伯青回来了。不久，来了一个大队长，也要薛伯青交出那包东西。

这件事薛伯青真的不知道。后来他询问过家中佣人才得知，12月30日晚，陈洛、俞复二人来借宿时的确带了一包东西，但走时又带走了。

双方在争执中，薛伯青看看严玉良和吴家骅，道：“他们都是我的同事，与此事无关。请先放他们回去。”

此时，特务显然还没有把薛伯青当作要犯，核实后便放两人离去。看到两位朋友离开，薛伯青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接下来，双方一直耗到深夜12点，大队长叫薛伯青先上楼去，并说：“有四个人要留在你家。”

薛伯青来到楼上，薛岱云急忙告诉他，史某把他送信之事招出来了，特务早就埋伏好，问了好几次你为什么还不来？还叫史某打电话到家里，催你快去，家中也有特务守着，薛岱云也是被特务送回家的。

预感到情况比想象的复杂，他们二人赶紧收拾了一些东西，又销毁了一些文件、照片、信件和杂志。夜深人静时，听到外面汽车停下来的声音。薛伯青认识到这次可能是来逮捕他了，凶多吉少，就叮嘱薛岱云：“设法去找吴树勋……”

还没等他们说完，大批人涌上楼来。为首的一人拿着手枪，指挥着十几个武装特务挤进房间，押着薛伯青下了楼。

深夜两点，薛伯青被押到威海卫路警备司令部大队部。被押进审问室时，看到有几个熟悉的面孔正被吊打。审讯官问过他的姓名、籍贯后，即拍案喝令他交代俞复、陈洛在哪里？

特务显然认为对付这样一个从事摄影行业的书生，只要恫吓就可以收到效果，但他们真正看错了。貌似木讷的薛伯青，和一副富家少奶奶样的薛岱云，都是有十年工作经验的老牌地下工作者。

要介绍薛伯青的地下工作经历还要从头说起。1936年12月，薛伯青拍摄了一部进步新闻片《绥远前线新闻》。1937年11月，他为了拍摄《平型关大捷》先后到太原、西安，结识了八办的彭雪枫、张震、邓颖超、任泊生等一批共产党人。1938年，时任新四军四师联络部长的任泊生发展薛伯青成为上海地下小组的成员之一。

之后的十年间，薛伯青先后十次来往于上海和淮北根据地之间，为新四军做了大量的工作，拍摄了唯一一部描写新四军真实情况的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在日寇肆虐的时代，他和薛岱云一次次冷静地穿越封锁线，在列车上甚至曾把运送抗战宣传品的箱子放到日本宪兵头上的行李架，而两人坐在远处不动声色，下车才去提箱子，顺利完成任务——没有哪个检查员会去日本人头上动土。

▲ 薛伯青与徐今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在淮北根据地

有这样经历的薛伯青怎么会被国民党特务唬住呢？他说：“我没有见过他们，东西也没有见到。”

“那你为什么到史家去送信，又叫陈洛逃走？”

薛伯青答：“到史家送信是告诉他们我有事不能去。”

审讯官转而又问：“你到飞机场去，是想逃走？告诉你，没有那么容易，你们去飞机场的人都被抓回来了。”

“我没去飞机场。”虽然心中暗道好险，薛伯青依然不动声色。

审讯官逼问：“你没去？皮鞋上怎么都是泥。想抵赖？还不老实地说出来。”

薛伯青冷静地说：“我没有去过飞机场。皮鞋上的泥土是我到斜土路‘远东公司’去走的。”

随后，薛伯青又被带到另一个审讯室，他还是照第一次的说法说了一遍。接着，又被问到“中电二厂”罢工的事情——1947年，在那里担任摄影师的薛伯青按照党组织指示领导了这次罢工——和他去淮北的事。

薛伯青说去蚌埠是贩运粮食。

审讯官厉声地说：“你不想老实地说出来，行吗？”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审讯官话题一转：“你的领导在哪里？” 

“我没有领导。”薛伯青毫无表情地回答。

“你没有领导会在厂中煽动罢工吗？”审讯官追问。

薛伯青坦然地说：“‘中电二厂’的事情早在1947年就结束了。”

审讯官又问：“你跟李白有什么关系？”

薛伯青摇摇头：“我根本就不认识李白。”

审讯官强硬起来：“你老实些，李白就在这里。你还不明白？俞复送到你家中的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你再不老实说出来就和你对口供，那时你可要自讨苦吃了。”

薛伯青一脸无辜，不紧不慢地说：“我每天在‘远东影片公司’摄影棚拍戏。什么人到我家，我都没有见过面。”

他们就这样翻来覆去地审问，从深夜两点到天明七点，利用疲劳战术来逼迫口供，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

显然，敌人已经从薛伯青与李白案有关这一线索，摸到了他此前的“案底”，情况十分不利。

天亮后，敌人在薛伯青背上贴一张19号编号，将他押到楼下关进一间大房间。薛伯青在这里见到了毛铁民（进步人士，解放后在上海文联工作）。

当天下午四点，监狱传下来命令，按照名单亲自写条到家中取棉被。特务当时不准薛伯青写，说他事情重大，不能让薛家知道他被关在这里。薛伯青想，这回自己是死路一条了。毛铁民问薛伯青有什么事要交待？薛伯青低声说：“万一我有不测，就让薛岱云将六个孩子托付给任泊生。”

事后证明，其实特务们并没有在机场截住谁。陈洛和陈俊是走铁路离开上海去香港的，而俞复夫妇则回了杭州。那么他们抓的是什么人呢？陈俊回忆：“我们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全上海就抓捕我们两人，有两个大学生乘飞机去留学，因与我们兄弟俩相像还被抓了起来。”

原来如此。

▲ 毛铁民（左）与薛伯青

薛伯青在拘押中危机重重，而他的家，此时也是险象环生。

敌人把薛伯青带走后，在弄堂口派了两个特务把守，家里也有两个特务轮流看守着薛岱云。凡是来薛家的人只能进，不许出。

薛岱云想借出去买菜的机会把消息送出去，没想到特务一大早也跟着她一起去买菜，怎么也甩不掉这条尾巴。回家后，她写了封信，想叫薛伯青的六弟薛卫送到吴树勋家，也被特务堵了回去。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薛岱云就变着花样地给他们讲拍电影的故事，麻痹他们的思想，说：“我们家一直是拍电影的，从不跟任何人有关系。”同时，她还一日三餐好菜好饭地招待他们。把屋里火盆烧得暖暖的，叫他们不要在弄堂口站着，西北风吹着怪冷的，可以到家里来取暖。

特务们津津有味地听着花边故事，被人好吃好喝地招待着，渐渐地放松了对薛岱云的警惕。并听了她的劝说，把弄堂口的两个人也叫了进来。

孰料，刚刚稳住了特务，又出现了新情况。任泊生的长子任克来找薛伯青。一进薛家看到有几个陌生人，聪明的任克立即警觉起来。特务刚要盘问他，薛岱云马上迎上去：“这是我儿子的同学，是来找我儿子玩的。”

听到薛岱云这么一说，任克就势机灵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玻璃球弹子交给薛岱云：“薛妈妈，我是给大咪（薛伯青长子的小名）送弹子来的。”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进步人士前来，薛岱云再次掩护……这以后，薛岱云赶紧嘱咐薛伯青的父亲守在厨房里放风，只要见到有人来，就做手势暗示，此地有鬼！叫人不要进来。

第二天上午九点，薛伯青被点名押上去审问，审问他的是大队副，一个四川人。他反复问薛伯青元旦晚上的情况。薛伯青机警地发现他写字台上有块记事板，上写着：今晚去马立斯新村（四川“哥老会”集合地点）。

薛伯青知道那是自己的老板吴树勋经常去的地方，就特地反复强调自己一号晚上在大华影片公司，十点前离开那里回家，深夜被押来这里。审讯翻来覆去地进行到中午12点，大队长来看他的口供还是和昨天的一样，就对副队长说：“这个人的嘴还真硬，不做工事（上刑）看来是不肯招的，下午给他做工事。”

难友们看薛伯青好好的被押下来有些奇怪。毛铁民上前问他：“怎么样？”薛伯青平静地答了句：“下午上刑。”

不一会，听到楼上审问他的大队副接听电话的声音：“是有一个穿西装的大个子。”薛伯青四下看了看同牢房的人，没有比他更高的人了。心想，看来凶多吉少了，等下午点名吧。这时，毛铁民又来问他：有什么要向薛岱云交待的。薛伯青还是那句话：把六个孩子交给任泊生。

▲ 薛伯青、薛岱云夫妇

当薛伯青冒死坚守秘密的时候，薛岱云正在特务的眼皮底下进行着营救工作。她努力尝试按照薛伯青的嘱托去找吴树勋，即薛伯青所在的大华影片公司的老板求援。

看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吴树勋，一个影片公司的老板怎么有从特务手中救人的能量？其实这个吴树勋大有来头！

吴是四川叙永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二十八军官总队少将总队长，后经胡宗南推荐，吴被任命为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算是国民党方面在电影界安插的桩子。抗战胜利后吴成立了自己的私人公司“大华影片公司”，专心经商。这是个同时在蒋介石面前和哥老会里都说得上话的人物。

那么，薛伯青和他又是什么关系呢？1947年，在“中电二厂”薛伯青因领导罢工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封杀，各公司都不得录用。风波过后，有人推荐他到吴树勋的“大华”去，他起初还不愿意。可任泊生却指示他：不仅要去，而且还要无条件地帮助吴树勋尽快打开局面，并抓住机会策反他。

原来中共曾多次派人策反吴树勋未果。薛伯青带着任务前往“大华”上任，因为他技术出众，为人正直，以最短的时间赢得了吴树勋的信任。这个人为人很有江湖风，颇为仗义。而吴树勋对薛伯青的礼遇，似乎也有留一条后路的可能。

因此，任泊生在去云南前曾嘱咐薛伯青：“吴树勋以后可以利用，他对你有好处，牢记我的话。”

薛岱云面对的问题，首先是能不能把消息送出去。

大概因为一直没什么收获，且觉得薛岱云只是个不懂政治的主妇，这天中午，一吃过午饭，四个特务就倒在薛家沙发上酣睡起来，几个孩子在旁边玩耍也没把他们吵醒。

薛岱云一看时机来了，本来想爬窗户到隔壁邻居家去打电话，可又怕别人泄密。她果断决定亲自出去送消息。薛岱云指指特务嘱咐孩子们：“不要吵醒他们，如果有人问起姆妈（妈妈），就告诉他，姆妈在楼上。”说完，她又叫来媬姆，让保姆守在楼梯口，有事叫薛伯青的父亲对付他们。

大冷天，为了让人看不出是出去过的样子，薛岱云连大衣也没穿，匆匆溜出弄堂，一拐弯就坐上三轮车直奔吴老板家。不巧，老板不在家。薛岱云就把薛伯青被捕的事告诉了吴太太，请他们设法营救。

吴太太让她放心回去，说等吴先生回来，让他马上去打听伯青的消息。临走，薛岱云还向吴太太借了50元钱（为应付那些特务的吃喝）。然后，马上坐车回家。她仍在弄堂口的拐角处下车，一边小心地观察有没有特务在弄堂口，一边沿着墙角疾步走回家。到家后，看到特务们还在睡，一点动静都没有，薛岱云这才松了一口气。

找吴树勋，薛伯青布置的这个营救有效吗？

监狱中，下午押了另一个人上楼，上刑后抬了下来。大家正为薛伯青的事感到担心和疑惑，忽听到外面有人和守卫的特务说话，查问了19号是薛伯青后，甩进来一个包袱。薛伯青一看是家里的东西，就明白薛岱云已经知道他被关在这里——营救奏效了。

傍晚时分，吴树勋打电话来薛家，告诉留守的特务，叫薛岱云给薛伯青送衣服和被子。他们一一照办，并允许薛岱云接听电话。吴告诉薛岱云，伯青人在威海卫路警备司令部，让她放心，他一定设法营救。薛岱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第三天上午九点，审问过薛伯青的大队副将他叫出去。低声说：“吴厂长昨天才找到你，知道你关在这里。昨晚有东西送来吗？”

薛伯青点点头：“送来棉被。”

“吴厂长叫我关照你安心等着。他在外面设法救你出去，我是吴厂长的学生。”大队副说完，转向看守的特务兵，“19号要买东西，你们就去买。”

特务卫兵后来对薛伯青说：“你的来头真不小！这里你是第一个上面下命令关照给买东西的犯人。”就这样，薛伯青和难友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当天的报纸和杂志。

事后证明吴树勋对营救薛伯青十分努力。接到薛岱云的消息后，他甚至一直找到了国民党上海卫戍司令陈大庆。事后，吴树勋见面就说：“伯青，你好危险呐！两个案子牵在一起就更严重了，连警备司令部的陈大庆都不知你关在什么地方。陈大庆给我看了一份捉拿共产党的名单，你在名单中。最后，才找到你关押的大队部。陈大庆这个龟儿子！说你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案情重大，不能轻易放你。”

然而，1月11日下午4时，突然来了几个卫兵，在牢房外叫道：“19号，薛伯青快收拾东西，解送虹口司令部枪毙。”全牢房的人都为之一震。趁薛伯青收拾东西之际，毛铁民急忙凑到他身边，再次询问有什么要交待的？薛伯青镇定地拍拍他的肩膀：“没什么，就叫薛岱云将六个孩子交给任泊生吧。”

难友们目送他被押出牢房。

薛伯青一上楼，看到那个大队副和吴树勋的夫人站在一起，顿时明白刚才是虚惊一场，吴太太是来接自己出狱的。大队副解释：“因为事情重大，现在只有提出来，没有放出去的。叫你时，是有意说押到虹口司令部枪毙。”

1月12日，薛伯青到“大华公司”去见吴树勋，才知道他最终是用哥老会的关系才把自己保出来。他告诉薛伯青：“审问你的大队副是我的学生，我关照他照顾你，不给你上刑吃苦头……我现在叫大队副将你的口供，还有二个人供出和你认识的口供，取出烧毁，你才可以安静下来。不然，还会有危险的！”

由于薛岱云的机智，也由于吴树勋的帮助，薛伯青终于成为李白案中的幸存者。

顺便说一句，薛伯青真正体会到吴树勋很仗义，又对自己有救命之恩，更决心积极争取他，至少不要让他继续为虎作伥，自取灭亡。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记起了这个学生，准备让他在上海组织兵力抵抗，连武器都发了一批下来。

久未掌兵的吴树勋开始跃跃欲试，但薛伯青为他清楚地分析了局势，让他意识到顽抗毫无意义。吴树勋最终接受了薛的建议，婉拒了蒋介石的要求，跑到香港继续拍电影去了。此举，无疑减轻了战争中人民的苦难，也使吴树勋避免了为蒋家王朝殉葬的命运。

1949年6月，上海解放，薛伯青被老上级张爱萍任命为华东海军摄影队队长，薛岱云也在该队之中，两人胜利归队，离开了上海电影界，回到自己的部队工作。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 薛伯青、张爱萍着海军制服合影

1949年8月28日，是薛伯青终生难忘的一天。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和堂会议厅接见华东海军代表。薛伯青作为我华东海军的一员，与接收接见的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及几位原国民党海军将领一起与毛泽东主席合影留念。

▲ 毛泽东主席接见海军代表（前排左起：黄胜天、徐时辅、张爱萍、毛泽东、曾国晟、林遵、金声，后排左起：蒋成玉、王真、薛伯青）

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介绍薛伯青时，对毛主席说：“薛伯青同志是中国有名的摄影师。他参加新四军工作有十多年了，一直在上海白区做秘密工作。现任华东海军摄影队长。”

主席听罢，再一次和薛伯青热情握手，并亲切地说：“好，在白区斗争不容易。部队和敌人打仗，是明斗，有计划、有准备。而白区斗争是非常艰苦、复杂的，任何时候都会发生突然的情况。”这番话使薛伯青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一时多少感慨涌上心头！

这可能是对这些在敌后战线上英勇奋斗的地下工作者们最令人欣慰的评价。

源济

永远不要低估中国这片土地上可能发生的神奇之事 

原创 2017-11-25 萨苏 萨苏

便如题图中第一排那个俯身抢镜头的小家伙一样，用他的微笑，向我们展示着这个民族在危机时刻的泰然自若，使我们相信这个民族不会灭亡。

▼ 系列前篇：

红军的什么传统成了老年国民运动？

老蒋把蒋纬国“贬”到基层的良苦用心

解放后仍穿国民党制服的海军司令

电影《密战》背后更加传奇的故事

老照片背后的秘密之神秘的土八路

一. 织毛衣的大胡子

常漫天掏出块青布帕擦了擦汗，岁月不饶人，他忽然发现自己真是老了，走完这趟镖，也该到了挂剑归隐的时候。天气又实在太热，前面若有荫凉的地方，歇一歇再走也不迟。

常漫天一提绳，纵马赶了上去，正准备关照老赵，忽然发现前面有个人端端正正的坐在道路中央绣花。一个满脸胡子的大男人。

常漫天闯荡江湖三十多年，倒还没见过男人绣花的，更没有见过有人会在这么大的太阳底下，坐在大路上绣花。

“这人莫非是个疯子？”

当我在哈里森·福尔曼1944年于延安拍摄的照片中看到这位正在织毛衣的大胡子，心中竟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古龙在《陆小凤》中描述的这个经典画面。

古龙小说中的那位大胡子专门绣瞎子，是个恐怖的家伙，不过还好照片中这一位没有那么多坏毛病，看来只是一心织毛衣而已。

▲ 这位织得还真是专心致志

▲ 而他的战友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

拍下这组照片的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著名战地记者，曾在1944年到延安和晋察冀采访。当时，他和他的骡子在抗战时期的边区，是十分有名的。

▲ 哈里森·福尔曼和包括朱德在内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关系密切

福尔曼有名不奇怪，他本来也是世界级的著名记者……再说，体重三百磅，边区长成这样儿的主儿估计也只有他一个。但他的骡子为什么有名呢？

福尔曼到边区采访的时候，曾向朱德总司令提出到各处转转。朱德很支持，赠送给了他一匹骡子（这匹骡子并不那么有名）。不料三天以后福尔曼又来了，向总司令请求帮助。朱德想难道你去采访有什么人从中作梗吗？福尔曼说不是，来求助的原因是那匹骡子被他给压死了，他深表歉意但请求帮忙再给他找一匹脚力。

这个体重三百磅的大胖子居然把骡子给压死了，可以想象八路们当时的反应。大家拿这件事打趣之后，总司令下令给这位调了一匹边区最强壮的骡子。

▲ 瞧，这就是哈里森·福尔曼和他那匹著名的骡子

福尔曼一生走南闯北，在约旦拍过婚礼，在马来西亚拍过游击队，但第一次看到个大胡子男人在织毛衣，估计反应和老萨不会相差多少。织毛衣这种活儿，难道不应该是女孩子们消磨时间的事情吗？

▲ 或许因为这个，他给这位神秘的人物多拍了些照片

还好，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这位大胡子同志采用的是最普通的平针，并没有在绣牡丹花，所以不能算是太古怪。

甚至，怀疑这位大胡子同志干活不认真也是不对的。在另一张照片中，能够找到他忙碌的身影。

▲ 忙碌的大胡子，看来不是个不爱劳动的人

看起来他们是在修筑窑洞，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原有的延安城（肤施）在1939年就被废弃了，延安的工农兵学商们自己挖窑洞，在王家坪、宝塔山周围形成了奇妙的山中城市。这种窑洞除了采光不太好，地震的时候比较危险以外，其他方面有着冬暖夏凉、房价低廉、没有公摊等种种好处。窑洞顶上往往是几十米厚，吸收冲击波极好的黄土层，而倔强的日本人认死理儿地居然把这样的地方炸到1942年，才终于炸不动了——从1939年延安搬窑洞之后，日军动辄出动几十架飞机的轰炸，每次延安伤+亡最多的纪录为10人（1941年8月19日，日机35架次），大多数时候是“无人伤亡”。

由于窑洞的结构特点，从空中根本没有找不到有价值的目标。按说日本人虽然犟，也该明白这种轰炸实在没有意义。不过，他们炸到1942年应该是没有疑问的。2001年8月，延安凤凰山旅游公司工作人员在凤凰山项的一块平台上平整场地时，发现了6枚日军轰炸延安时投掷的炸弹。这6枚炸弹中，4枚完整，另两枚只有弹头。炸弹长44厘米，弹体直径9厘米。一枚炸弹上还刻有“昭十七”字样，昭和十七年，便是1942年。

无论对福尔曼还是今天的我们来说，大胡子织毛衣，都是件奇怪的事情。男人会织毛衣的不少，但我所知大多有些男生女像，这种赳赳武夫类型的极少。所以，笔者曾想过能不能把这个神秘的大胡子找出来，看看究竟何许人也。

应该说这几张照片给我们的信息并不少，比如1944年的时间范围，比如这位大胡子身边放置了脱下来的军服，说明他应该是一名八路军军人，但最终我们仍然无法断定他的身份。

我曾向徐焰将军求助，请他帮忙查这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当时的八路几乎人人会织毛衣，他父亲也是其中之一。北方战场苦寒，土八路要是有件毛衣，会是十分值得炫耀的财产。西北虽然能产一点羊毛，但从毛线变成毛衣还是要人来织的。要说起来，八路军中的女同志很多心灵手巧。比如《敌后武工队》里面，便描写过汪霞给魏强用钩针钩了个钢笔套（要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又该瞎琢磨了），作为定情的信物。无奈当时条件艰苦，女同志又太少，织毛衣是个功夫活，女同志们即便都变成八爪鱼，也没法满足这么多男战友的需要。于是，男八路们便只好自己想办法了。

▲ 1945年初，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编印的教材，教八路和干部们学织毛衣

在这样的号召下，八路们便纷纷学会了这门手艺，有闲暇时便会设法打一打，自己解决穿衣问题。当然，设备什么的，是谈不上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大胡子的毛衣针，便是就地取材的，估计谁那时拥有一套毛衣针，也是很令人羡慕的。

另外，从这位大胡子同志只会用平针来说，在当时的八路中还真算不上出众的。有一位朱德警卫团的后人这样回忆：“先父会织毛衣，他织毛衣速度惊人，极快！会纳鞋底会并做布鞋（兼会做纳鞋底的木头夹板子），会打草鞋（文革时还教给我们草鞋的打法）。”徐向前元帅也会织毛衣。估计，这位大胡子在学会这门手艺的过程中，也是吃了不少苦的。

看来，人的本事都是环境逼出来的。

没有找到这位大胡子同志的真实身份总是一件憾事，若是有线索的朋友，也请提供一下，若是能找到，也是一段佳话——估计他的家人，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些照片的存在呢。

二. 开洋荤

无数的长方形的木箱也从车上取下来，将汽车上的铁铲、钳子，打碎箱子的木板，再挖开内层的洋铁，饼干、罐头、牛肉、鱼、虾子、香烟……许多不知道名字的，没有见过的东西，倾倒在路上。战士们高兴的吃着饼干，打开罐头就用手抓着。

“开洋荤，感谢日本强盗，他好像是知道我们吃小米似的送来了这么多洋饭洋菜呢！”

这一段文字，来自于萧向荣中将的日记，记述了土八路开洋荤的愉快心情。

▲ 后来担任过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萧向荣将军是红色军队中极有特色的人物，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居然是保台英雄丘逢甲！

题外话，可惜将军在1976年3月便去世了，否则不知会对台湾当局把刚从美国买回来的佩里级护卫舰命名为“逢甲”号有什么感想。

平型关下土八路开洋荤的场面没有被记录下来。然而，老萨却在哈里森·福尔曼拍摄的八路军照片中，确确实实看到了“土八路开洋荤”的场面。

▲ 这名八路军战士喝得的毫无疑问是洋玩意儿，是如假包换的开洋荤啦

▲ 瞧，这一位也在喝，根据标注说明，这两张照片都拍摄于1944年的延安

当时的土八路基本处于多盛一杯子米饭就近乎幸福的状况，延安哪儿来的这么多带英文字母的饮料呢？他们喝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把那位战士手中的饮料罐放大之后，答案便出现了——这还真是美国货，但算不算“洋荤”可就不好说了。

▲ 从标签上可以看到，这筒饮料还是“美国政府的财产（Property ,U.S. Government)”

只是内容物既不是可乐，也不是威士忌，而是“Emergency Drinking Water”——救急饮用水，这东西绝对是素的，和开洋荤有点儿距离。土八路怎么会去喝美国的救急饮用水呢？虽然说陕北缺水吧，这从美国到中国的距离是不是远了点儿，运水的费用也太高了吧？

此事背后要涉及到一个神秘的历史事件——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

所谓迪克西使团，公开的名称叫做“美军驻延安观察组”。1944年，在美国驻华使馆二秘谢伟思的推动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与蒋介石经过激烈谈判，达成了向延安派遣美军使团的协定。这个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团队，便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实际上是抗日战争中，美军与中共之间的核心联络机构，他们甚至曾经制定了美军与八路军合作，登陆青岛共同在华北与日军作战的计划。

▲ 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与中共人员的合影

这张照片上除了四位元帅和邓大姐，基本上便是这批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了。这些人大多成了八路军终生的朋友，甚至遭到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也不改初衷。他们到达延安后，不但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不少洋玩意儿。

▲ 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带来了大批对于八路军十分重要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显示美军对于和八路军合作在华北作战是有诚意的

在那些日子里，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成了明星——这架C-47运输机可能是张学良的波音247专机之后第一架使用延安机场的飞机，它带来的《米老鼠》动画片让土八路们大开眼界，而它也曾在抗战胜利后把八路军的将领们悄然运到前方，让老蒋死活琢磨不明白刘伯承、林彪、陈毅这些共军悍将怎么突然从延安到了前线。

▲ 美军观察组的C-47运输机

这跟土八路开洋荤有关系吗？

应该说，和真正意义的开洋荤是没关系的。由于和国民党方面的协定，驻延安观察组不能向共产党方面提供补给。美军的飞机给延安带来一定数量的药品，必要的电讯和气象器材，乃至送两部《米老鼠》尚在国民党方面容忍范围之内，若是送枪炮或者牛肉罐头那就快要打起来了。

不过，土八路喝的“救急饮用水”，正是这架飞机带到延安的。

原来，这架飞机第一次在延安机场降落便出了事故。1942年7月10日，该机降落时为了给后续的护航战斗机腾出跑道来了个转弯，结果误入没有完全清理干净的地域，左侧起落架陷入一座坟墓而引起螺旋桨触地，迸飞的螺旋桨正砍在机身侧面。

▲ 美国人：这种坑有点儿出乎意料

从图上看，C-47的螺旋桨落地时保持了笔直的造型，并没有严重的变形，从经典的事故分析理论而言，这很像飞机在发动机已经停车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

▲ 福尔曼在中国战场期间，拍摄到的一架被击落的日机，其发动机螺旋桨也没有变形，说明在空中便已经停转了

延安的事故肯定不属于这种情况，C-47的螺旋桨没有变形，是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停机，只是还在自身动力作用下转向，所以螺旋桨触地时转速已经降低。饶是如此，这枚螺旋桨还是在机舱上切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幸而飞机出事故时驾驶员在惯性作用下摔向前方，否则会被螺旋桨切成肉片的。

▲ 于是，这架飞机便被土八路拖出坑，并伪装了起来，直到美军的工程师来将其修复

既然八路军帮了忙，美军自然想表示感谢，急切间这些应急饮用水便被分发给了周围的指战员们。只是看八路军小哨兵喝水时费解的表情，估计他一定在心里嘀咕：美国人这是喝的啥洋玩意儿，怎么和我们喝的水一个味道？

八路军战士恐怕很难理解水干吗要被装到罐头里——这东西不是哪个山沟沟里都有么，至于这么宝贝？但对飞机勤务人员来说，这种蒸馏水比饮料有用得多。万一飞机失事，清水是最能延长飞行人员生存的必需品，而且可以用来清洗伤口。直到今天，在日本等多地震国家的防震物资中，罐头装的清水都是第一等的必备物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周围，土八路打游击的龙泉寺等山区，现在都成了优质矿泉水的产地。从这一点来看，连隔夜茶都认为不卫生的土八路，还真可以鄙视一下喝“化石水”的美国佬。

▲ 有意思的是，我在福尔曼拍摄的照片中，模糊看到这架美军飞机的机头上似有汉字，难道这架飞机还有中国名字不成？

▲ 放大之后，便很清楚了，原来是Honey——蜜糖，也就是说，八路军与美军之间的联络飞机，居然用的是“蜜糖号”这种软绵绵的名字，估计李云龙要知道一定大摇其头

不过，这组照片中，最让我注目的，应该说既不是水，也不是飞机，而是下面这张。

▲ 359旅旅长王震和一个孩子在观看美军的马达怎么工作，两人的神情同样专注，同样充满了一种单纯的好奇

忽然想到，后来王震在新疆屯垦，在中央做了农垦部长，拖拉机，甚至康拜因这样的大型农业机械，很多便是在他的任期引进和推广的。作为建设者，土八路和在战场上作的一样出色。

▲ 谁敢说，这份梦想不是在那个时刻种下？

三. 穿越抗战

现在网上流行穿越文，穿越回抗战是一个典型选择。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黯然——大多数穿越者是带着一种时代的骄傲完成他们作品的，想作为某个横空出世的大英雄改变那个时代，或者依靠携带一两件先进武器大显神威。

▲ 二战时期的日军，是亚洲地区一部横行的战争机器，战斗力十分强悍，今天写穿越文的作者，大多数军事素质应该还比不上那个时代的敌人

八路军在抗战中打得那么艰苦，恰恰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复兴没有灵丹妙药。两国国力的对比来源于近百年在发展问题上的差距——中国近代的大多数统治者重视权势远远高于国家的发展，于是在那场战争中，我国军民不得不用血肉长城来为统治者的错误买单。这就像一个运动员，平时不好好训练，忽然要比赛了，再怎么鼓舞士气哪怕是发奖金，也拿不了冠军。

当然，也有一批好作品，正视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发现，阵痛不可避免。

真实的抗战，可以说便是近代中国的阵痛。

然而……在八路军时代，有些神秘的照片显示，穿越这种事儿，闹不好真是存在的。

比如这张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抗战时期拍摄的老照片，车上中国战士背负的那支枪，便曾在国际轻武器论坛引发轩然大波。

▲ 弯曲的弹夹是这支枪的经典特征，第一次见到它的老外惊呼——AK-47原来是中国人发明的！

▲ 从外观上看，除了枪管位置稍稍靠上，这支枪简直就是卡拉什尼科夫大师的那支世界名枪

▲ 如果是这样，那抗日神剧中出现上面的镜头便不应该算穿帮吧

问题是，军工历史上明确记载，AK-47突击步枪是在1947年才定型的，47，便是1947的意思。那个时候，日本都战败两年了，和八路军交战的日本兵，不是已经回国在卖章鱼烧，便是在西伯利亚做苦力。AK-47引入中国要到1955年，当时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AK-47改进三型的图纸，我国定型生产后命名为56式冲锋枪。这支枪根本没赶上抗日战争。

▲ 而经过调色处理后的照片显示，这名背负“中国AK-47”的中国游击队员，草帽内还带了一顶红一方面军时代的小圆帽

▲ 就是这一种

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8月红军改编过程中，当时哈里森·福尔曼正在陕北贺龙的军中进行采访。

这难道不是一个穿越的证据吗？

好吧……不过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直到2017年，穿越说到底还是一门未来科技，放到二战时期，即便是神通广大的八路军，也没那个本事把十几年后出现的某种武器送回1937年去（虽然从技术上来说比送活人容易一些）。我们还是老实地寻找现实的答案吧。

这件事的答案令人啼笑皆非——原来，这支奇怪的枪出自四川某军阀的兵工厂，是一位有想象力的设计师根据格鲁曼冲锋枪改装而成的，总共改了几百支的样子，其间和红军交手，被四方面军缴获过。至今，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还存着这么一支实物。

中国人的创造力在军械方面是丰富多样的，制造出一支酷似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的怪枪虽然惊世骇俗，假如在1944年到晋察冀去，你还能看到二炮部队的雏形呢。

看到此处，估计卡拉什尼科夫大师的崇拜者们可以长吁一口气了——虽然在创意上殊途同归，但老卡的AK-47应该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他不可能在三十年代中期跑到中国川北的某个县城学习枪械设计。

其实，对哈里森·福尔曼和八路军参与穿越试验的印象，不仅来自这支枪。这家伙拍摄的八路时代，里面有很多疑似穿越的玄妙照片。

▲ 比如这一张，仔细看来，便有一个穿越的痕迹

这张照片，据称是他在1944年访问晋察冀根据地时，在山西河北交接的地区拍摄的，内容是一群“小兵张嘎”。这些充满尚武精神的孩子们拿手榴弹当玩具——虽然也许是教练弹，让福尔曼感到十分惊讶，于是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北京总还有一个民兵和两颗地雷。

那么，穿越的痕迹在哪里呢？

▲ 就在画面的这个角落

看出问题来了吗？

▲ 这一张就更明显了，连孩子们的表情都仿佛在嘲笑我们这些成年人对时空和历史的理解力

从衣着和脸型来看，这两个女孩儿应该是一对姐妹，她们还有一双相同的长辫子。不过……抗日战争期间的河北乡下，右边那个女孩儿头上怎么戴了一顶美国职业联赛的棒球帽？！

▲ 那时候，华北乡下的妮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各色的棒球帽，在今天是一些时尚男女生的招牌式装备，但抗战时出现在一个河北乡下妮子的头上，几乎让人立刻想到穿越的问题，而且还不是魂穿，而是带装备的那种。

时空管理局怎么能对这样明目张胆的挑战视而不见呢？总不能因为这丫头是中国人就拥有特权吧？

当然……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神秘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如果从操作层面排除掉穿越的可能，那首先我们要确认，那个时代，有棒球帽了吗？如果没有，河北省政府可以去收世界所有棒球帽的专利费。

不幸的是，世界上那时已经有棒球帽了，而且十分普及。二战中美国海军名将米切尔在航空母舰上指挥战斗时，便总是戴着一顶棒球帽。

▲ 沃尔玛特的创始人沃尔特先生和米切尔中将长得很像，也是戴着棒球帽

看来专利费的事儿，是泡汤了。

那么，咱们这个小姑娘的棒球帽，大约便会有三个来源——

第一，缴获来的；第二，外国人带来的；第三，中国人赠送的。

说缴获来的，是因为日本是个棒球大国，有好几个棒球选手还被征兵而战死中国。但是，这些选手应该没有棒球帽成为战利品的。日本进入军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国内对英美文化的影响展开了迅猛的肃清运动，英文的标识，英文名称的学校都被改为日文，澳洲的代表动物从音译的“康嘎鲁”改用了“袋鼠”，甚至通过英文给自己起艺名“密斯可伦比亚”的女演员都改名“松原操”了（干吗用这么个容易引起歧义的名儿？！！）棒球系统也是一样，不但“上垒”等名词换成了日语，而且运动员也改用了日本战斗帽式的帽子，棒球帽一时在日本成了“敌性”的象征。

▲ 二战中的日本棒球选手

不是缴获的，会不会是美国记者留给孩子们的纪念品呢？

这种事情倒不是没有，我们在福尔曼的照片中曾经找到拿着美国人卡宾枪的华北民兵。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福尔曼一行到根据地，从出发到返回有大量照片，她们带的几乎每样东西都可以在照片中找到，但这样的棒球帽从未出现在照片中。

还有一种可能是更合理的。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史上，曾有一批来自北平和天津的教授学者们参加了吕正操将军的队伍，这些颇带洋味的知识分子会不会把棒球帽这样的舶来品带到乡下，成为赠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呢？

也许吧，甚至我们还可以联想到赛珍珠战前也来过这一带……

可能性很多，而事实只有一个，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并不十分关心，美军记者送的也罢，八路军中的知识分子送的也罢，这毕竟和卢沟桥谁先动手不同，不是历史的重要课题，我更感瞩目的，是边区孩子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艰难时代乐观向上的精神。

▲ 便如这张照片中第一排那个俯身抢镜头的小家伙一样，用他的微笑，向我们展示着这个民族在危机时刻的泰然自若，使我们相信这个民族不会灭亡

忽然发现，和别的孩子放笔记本不同，这小家伙面前的桌面上居然是一副象棋！

再想想这小家伙灵动异常的表情，难道他也在告诉我们自己穿越的秘密？

呃，永远不要低估中国这片土地上可能发生的神奇事情。

* 有朋友指出，照片中小女孩戴的很可能不是棒球帽，而是我国民间流行的瓜皮帽，不过初看来，传统的瓜皮帽与此还是多少有些不同。

四. 抗日战场上的“龙骑兵”

龙骑兵的概念出自欧洲，意为强调机动能力的骑马步兵，在拿破仑时代曾风靡一时。随着火力密度的增加，二战中几乎所有骑兵都变成了骑马步兵，严格地说都是龙骑兵。

可能唯一对这一规律“不买帐”的便是土八路了。在敌后战场生存下来的南北两支主力骑兵团——八路军129师骑兵团和新四军4师骑兵团（改编自八路军四纵队），都是用马刀冲阵的轻骑兵。

▲ 正在进行训练的新四军4师骑兵团，可见其精妙的控马技术

▲ 有人说这两个团的风格源于其主官——129师骑兵团团长曾玉良，新四军4师骑兵团团长周纯麟都是在苏联学习过的“红色哥萨克”，习惯把骑兵当突击兵力而不是机动兵力使用

这是不准确的，即便两位团座有这个想法也无法违背战争规律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敌后战场过于残酷，龙骑兵或说枪骑兵这样的“先进”兵种作战时人马要分开，遇到紧急情况远不如人马合一的轻骑兵更加灵活。至于轻骑兵最大的缺点，在面对强大火力敌人冲击时牺牲很大……在那场战争中，我们中国人怕过牺牲吗？

这篇文章并不是给历史翻案的，其中的“龙骑兵”带了引号，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是军种意义上的龙骑兵。

▲ 在北京，有个著名的“龙骑兵”军友俱乐部，每年都要举行大规模的军装秀，这种时髦的角色扮演活动，在如今的流行文化中有个更为大家熟知的名字——“Cosplay”

当我们浏览抗战时留下的照片和记录，会惊讶地发现，土八路当年居然十分爱好这种叫做Cosplay的行为艺术，也完全可以组建这么一个“龙骑兵”俱乐部了。

▲ 问：八路有这样的爱好？这可能吗？答：中国之大，无奇不有

有道是，有片片有真相，我们便用历史照片，来看看事实究竟如何。

▲ 这是不是鬼子来了？

▲ 旗帜上隐约可见的日文字迹，证明这是如假包换的正宗产品

这种带有字迹的旗帜，通常为日军官兵自备，多是出征时其所在的在乡军人会、企业同僚等赠送，由众人在送行酒会上签名并写下祝词，往往携带旗帜的日军还会在上面写下征战过程中走过的地点和日期——这一点，也是八路军敌工部门喜欢的，据此可以判断出某一支日军部队的行军和驻扎情况，有的时候万金难买

▲ 不过，从整体服装来看，可以清楚判断出，这根本不是一个日本兵

这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44年在晋察冀拍摄的，画面中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使用缴获的日军武器。

▲ 放大以后可以看出，这位的日军战斗帽下面，还有一顶八路军军帽

土八路里面便有具备“龙骑兵”俱乐部兴趣的人物，可见并非虚构。

▲ 像这个，也是一队有同样爱好的八路军

从图片上看，这里共有七名八路军，六人着日军服装，一人着伪政权服装，而缴获的物品还包括行军中不大可能携带的酒，电话和训练用护具等，又有一挺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可以推测这些八路军是打掉了日军驻防某据点的一个班（班长称伍长）——这是日军的最基层编制，正常情况下含三至五人，而驻防据点日军可能还会有一名负责伪政权建设的宣抚官，一名翻译人员。看来，这个小据点是被打得全军覆没了。

而欣喜的八路军，便拿日军的装备演起了军装秀。

▲ 尽管打扮得不算尽如人意，但有这样的演员，演出效果绝不亚于北京的后辈们

▲ 甚至演出还有剧情设计的——这个是不是：“老乡，你地，新交新交的干活。”

▲ 面对这么善良的“鬼子”，大爷实在无言以对

有意思的是，在研读其他照片的时候，我居然还能发现这批八路平时不演戏时的样子。

▲ 他们平时的样子，与正常的八路军并无二致，看来并不是专门的演员

▲ 但可以肯定刚才那几个八路便是他们这个部队的，因为我们可以依稀找到那瓶酒的影子

看来，在那个物质和文化生活匮乏的时代，一瓶酒也能让土八路们发挥出极大的创造力。

那么，土八路怎么会流行起这样的演艺文化呢？

推测有上行下效因素在里面，至少，386旅的那位陈赓旅长，便有这个爱好。

▲ 这一张照片上的陈赓大将，身后便站了个“日本兵”，自己也戴了一顶日本战斗帽，这张照片却是颇有来历的

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129师于9月23日发起榆辽战役。386旅旅长陈赓指挥772团，16团主攻榆社县城。由于日军守备队（榆社警备队）依托城墙，工事顽抗。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386旅三次攻城不果，排以上干部便伤亡了二十多个，依然攻不下敌军的核心阵地榆社中学。第四次攻击中，工兵营长王耀南找来一群曾经干过盗墓的战士，把一条地道挖进了榆社中学敌工事的底部，才用爆破的方法打开了这座坚垒。日军守备队长藤本在绝望中自杀，榆社终于被攻克了。

▲ 榆社日军的绝命报告——在八路军的凶猛攻击下，日军死伤惨重，已无力继续抵抗，遂决定销毁密码等秘密文件，等待在“肉弹战”中的最后时刻

此战中还有个小小的插曲——王耀南回忆，攻击榆社中学前，左权参谋长在前线观察敌军态势后，令工兵不惜一切代价设法破坏敌军外围工事，掩护步兵的冲锋。王耀南闻令道：“那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左权听了很惊异，意思是同志我这是要你去打开通道，并不是要你死，你这是什么态度？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王耀南一看他误会了，赶紧解释——我需要一口棺材装炸药，塞到榆社中学院墙下去实施爆破……

最后，果然是这口棺材让日军坐了土飞机。

也正因为这一仗打得虽然惊险但是漂亮，胜利后愉快的陈赓便如是打扮起来，拍下了“龙骑兵”式的照片——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在七亘村伏击战胜利后，这位旅长大人也作过同样的游戏。

▲ 不过，这一次值得注意的是他身边那位身穿日本军大衣的

此人便是以善于识图过目不忘著称的开国中将周希汉，后来国民党军的天下第一师师长黄正诚便是折在这位的手里。打榆社时周希汉是386旅参谋长，这么沉稳的一个人，居然也会穿上日本军服来一次表演，只能说是被旅长带坏了。

有这样的旅长和参谋长，下层的八路们有这个爱好，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而真正令人骄傲的是，每一件土八路演Cosplay的道具，都是从“皇军”那儿缴来的。

能让“皇军”乖乖地当运输大队长，在抗战的时候，这得是多让人自豪的一件事呢？

源济

11个字挖出半部中国空军抗战传奇，这才是历史的正确打开方式 

原创 2017-11-27 萨苏 萨苏

提到历史的魅力，在深入其中探索之时，就像是被五色光环套住，不能自拔，走进这个领域，就像……就像是在探案，而研究者，便仿佛福尔摩斯。

▼ 系列前篇：

红军的什么传统成了老年国民运动？

老蒋把蒋纬国“贬”到基层的良苦用心

解放后仍穿国民党制服的海军司令

电影《密战》背后更加传奇的故事

永远不要低估中国这片土地的神奇

『 老照片背后的秘密 』

救护车和它背后的“老鬼”

往往一张历史照片背后，隐藏着意想不到的丰富信息。比如这张抗日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拍摄的照片，粗看上去，只是一架坠毁的中国空军霍克三式战斗机。

然而，稍加留意，便可以发现背景中上海江湾跑马场的建筑，提示这架飞机是在淞沪战役中不幸坠落的，而飞机上“宁波专号”的标牌，可以让我们追溯到“航空救国”运动中宁波师专的学生们上街募捐，为空军购买战斗机抵抗外侮的努力。

如果再进一步，还可以根据飞机的编号2503找到它的主人——中国空军25中队少尉飞行员张慕飞（牺牲于1939年）在空战中和迫降后的经历。他在上海居民帮助下躲开日军追捕重返部队的过程可以写一部中国版的《虎口脱险》了。

一张照片背后，是半部空军的抗战史，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提到历史的魅力，我曾对朋友说过，在深入其中探索之时，就像是被五色光环套住，不能自拔，走进这个领域，就像……就像是在探案，而研究者，便仿佛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怎么讲？朋友有些不解。

有很多历史的精彩之处，是隐藏在一段文字、一张照片、一块残骸之后的。如果你想把它的秘密探查出来，便要有像福尔摩斯一样的敏感和耐心，而解开谜团之后，你常常也会发现结果出人意料。做得好时，照片会给我们讲故事。

那么，能再举个例子吗？

好吧，比如这张照片：

▲ 这是一张来自日文版《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ける中国戦線》的照片，按照照片说明的是美国华侨在抗战期间捐赠的救护车，使用于飞机场

它能给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如果你会看，能够发现这照片中隐藏着一个“老鬼”。

先从正面来探究一下真相吧，画面的核心是救护车，那么，就像到探案现场一样，我们需要断定这辆车的身份。就像辨别当事人的身份一样，如果他不肯开口——照片当然不肯开口了，开口会吓死人的——我们就要通过蛛丝马迹判断它从哪里来，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对这辆车也一样。

这辆车从哪里来呢？

推测的结论是，它可能是由美国侨领朱守仁先生领导的团队募捐所得，于抗战中在1941年至1945年间送回祖国的。

这一结论从何而来？

最初老萨是想走个捷径的，试图通过网络的以图找图功能，发现这张图的拍摄背景或前人更多标注。不幸的是，几个国内外的搜索引擎都告诉我“查无此图”。

倒是有意外收获。

▲ 当时在美华侨向祖国捐赠救护车的很多

这张图，标明也是一批由美国华侨捐赠的救护车，指名提供给八路军，意外的收获在于坐在脚踏板上的这两位，注意这位先生。

▲ 感觉一下，除了年纪以外，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头发）

照片上的男士正是这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唐明照先生，女士则是他的夫人张希先，正是他们在美国组织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捐赠的。张希先晚年回忆共募捐到四辆车，两辆给了八路军，还有两辆给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

这对为八路军募捐救护车的伉俪可不是一般人。妻子张希先当年是海伦·斯诺评价的北大校花——当时叫做燕京大学——海伦说她是未名湖畔“最漂亮的姑娘”。而丈夫唐明照则是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副秘书长。

如果唐先生没有一个“闻父至而生”的女儿，今天中国人知道他的或许会更多。

言归正传，在网上找不到照片不见得是坏事，至少说明这张照片公开程度很低，大多数人没见过它，也就不可能去破这个“案子”了，这张照片的信息，应该还是一个悬案。

标注给我们的信息太少了，仅仅是“美国华侨”？哪里的华侨呢？通常，车上的标识文字会提供线索。

▲ 例如这辆车，便清晰地标明是西雅图华侨所赠

▲ 这辆，就得放大了看锦旗，是1938年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捐赠给八路军的救护车

当时华侨捐赠的救护车，通常会涂上鲜明的文字，既表示对捐赠人的尊重，也让前线将士知道海外中国人和他们同仇敌忾。

可惜的是，我们要查的这张照片像素明显不够高，只能辨认出中文字来，应该是“罗省华侨统一拒日后援会”的字样。

既然是美国华侨的捐赠，这“罗省”自然应该在美国，问题是，美国哪个省（在那儿应该叫州）也没有简称“罗省”的啊，难道是罗得岛州？

▲ 罗得岛是美国最小的州（名字却最长，全名是罗得岛与普罗维登斯庄园州）

一个天津市都差不多能装得下仨罗得岛，这儿的华侨在二战期间有那么大实力给祖国捐献救护车吗？这玩意儿加上运费在那个时代可不算小数目。

查证之后才明白我是想多了——所谓“罗省”并不是指美国的某个省，而是指它的一座城——洛杉矶。这个名字最初是从广东台山到美国的华人所起，带有粤语谐音的味道，至今还有不少在美的老华人习惯用它呢。

有了这条线索，“案件”的侦破就不困难了。很快，便查到洛杉矶的华侨在抗战中非常活跃，曾经先后向祖国捐赠了二十四辆救护车。洛杉矶是美国少数拥有唐人街的城市之一，华人力量较强。

组织这一活动的，是当地的中国侨领朱守仁等，他们发动华埠商店，在店前放置一捐款钱箱，呼吁经过的侨胞捐款救国；他们在华埠组织游行，社团的代表们执着一面大国旗与地面平行，热心侨胞纷纷将捐款投在国旗上，场面十分感人。

▲ 洛杉矶的这一感人画面我们无法再现，但是纽约华侨游行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约略了解当时的情景

朱守仁先生为首的社团，名字便叫做“拒日后援会”，是在当地中华会馆主席梁桂岩先生支持下于1937年成立的，他们还发动过著名的“一碗饭”捐款行动。救护车车身上的文字，说明正是他们的组织捐赠了这辆车。

那么，又怎么能判断这辆车是在1940年后捐赠的呢？

原因是1940年汪精卫组建南京伪政权，华埠侨胞为了表达反对伪政权，希望国家统一的意见，将“拒日后援会”的名称增加两字，改为“统一拒日后援会”，在救护车身上的字，说明此车应该捐赠于改名时间之后，显然应该是1940年以后的。

不过，这里面似乎涉及不到什么“老鬼”啊。

别着急，咱们下面再一起来抓这个“老鬼”。

说到救护车背后有个“老鬼”，有位老哥看了兄弟的上半篇文章，便神色凝重地问我：“抗战的时候，就有救护车闹鬼的事情了吗？”

这位老哥是个大夫，在候诊室里把老萨认出来的，和我说话时是在北医某院。去年心脏里面加了两个小雨伞，得经常复查掌握它的工作情况。

▲ 救护车……闹鬼？！

联系到这位的工作，忍不住问道：“难道说现在救护车有闹鬼的吗？”

“那是误传。”

“能说说看吗？哪个医院的？”

“就我们医院啊，前几天有个女的心梗送来，下车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没抢救过来。”说的时候老哥小心地看了老萨一眼，大概怕我有什么联想——老萨当然面不改色，俺又不是兔子，不至于这点儿心理承受能力都没有，“第二天出车的时候过太平间，忽然就抛锚了，怎么都发动不起来。末了……”

“末了怎么了？”这一下把我的好奇心也吸引过来了。

“末了在车里找出来一个手机，是抢救那女的时候忘了，丢在车里的。把手机拿去还给她家人，车子马上能跑了。”

“手机？”

“对，手机，那天正好是双十一，所以有人说……其实，就是一个巧合，离合器的一个小故障……小故障。”老哥摸摸后脖颈子，说话忽然有点儿结巴。

都这样儿了还没忘了双十一，老萨忽然觉得自己也有点儿脖子后头发凉。

当然，这只是一个误会，抗战时候的急救车……救的都是英雄壮士，更不会闹鬼了。

那，这救护车背后的“老鬼”，指的是谁呢？

▲ 您可以再看看这张图

顺便说一句，这辆车出现在机场，是不是真的在那里从事救护工作呢？

分析起来，它出现在机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接运伤员，但中国军队负伤人员得到这样“奢侈”待遇的情况很少，我所知只有两例：

其一是在滇缅战场，攻击胡康河谷和密支那等地的驻印军伤员，有用飞机运回印度美军医院进行救治的，这一举措使前线的中国官兵士气大振；

其二是新六军赶回国内参加雪峰山会战时，有影像资料表明曾用飞机救护伤员。

▲ 但前者不会在印度用到中国的救护车，后者持续时间较短，似乎都不符合这张照片的情况

既然不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可能性就大多了——那就是国府方面用这张照片，展示如何通过空地结合进行伤员救护。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摆拍的镜头。照片中车上人影皆无，背后飞机的舱门打开，露出的似乎是多层担架。在国内战时环境，由于当时航空运力的紧张，真能用到这种方式进行救治的伤员，只怕屈指可数。

而正因为车子内无人无货，才让我们看到了它后面的“老鬼”——那架与救护车配合的飞机。

这架飞机虽然展露的部分不太多，但恰好包含了可以辨别身分的几个关键部位。这就像某人在现场留下了指纹一样，辨明正身已经足够。

该机应是一架中国航空公司所使用的C-47大型运输机。

这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当时在中国能够达到如此尺寸的大型飞机，大概只有C-46、C-47、波音247三种。

▲ 波音247生产量极少，我国仅有少数几架，其中一架作为张学良的专机（抗战开始后被日军空袭炸毁）

▲ C-46是寇蒂斯公司生产的，由一种商用高空客机设计转变而来的运输机，马力大，载货多

▲ C-47是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一型运输机

其他这么大的飞机不是没有，蒋介石的福克专机勉强有这样大，但作为元首座机，不可能拿来和救护车摆在一起吧？（老蒋噎到了需要急救？）还有几架比如“中国飞剪号”这样的水上客机也有这么大，但它们没有陆上起降能力。

真正可疑的只有这三个机型，那么，怎么能断定它是C-47呢？

这个“指纹”便是其尾翼——C-47有一条顶部弧形而后缘为一条垂直线的单垂翼，成为它易于分辨的特征，另外两种飞机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又怎么能断定它是中国航空公司的呢？

这个“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是战前最初由美资建立的航空公司，抗日战争中成为中国民航人保家卫国的典范。中航的飞行员驾驶运输机，和盟军飞机一起飞越驼峰航线，为中国保留了最后的外援通道，曾付出重大牺牲。

▲ 中航的不变标识是一个蓝底圆圈中的白色“中”字

而那张照片中，从救护车的窗户透过去看，飞机后部的“中”字标志清晰可见，明白地显示了它的身份。

注意它尾部上方的编号“68”，中航共有约三十架运输机，其编号都是两位数字，其中“53”号机保存至今，它的机长陈文宽先生还曾经回到大陆看望自己的爱机。

▲ 老先生当时应该是百感交集

所以，如果真的下功夫，救护车这张照片上飞机的机长是谁，有谁飞过它，查一下中航的历史档案，应该很容易找到的。

既然如此，老萨，你敢把人家的飞机说成“老鬼”，不怕得罪人吗？

这个没什么得罪人的。把这架飞机叫做“老鬼”实在是因为找不到别的称呼了。

两年前，中国国家海洋局刚花了将近一个亿购买了一架它的同型兄弟——的确是它的兄弟，那架飞机还运送过美国82空降师登陆诺曼底呢！

我国买这架飞机不是作为古董收藏，而是作为最先进的科考飞机使用，今天它正在为我们的南极科考队服务呢。

我想听到这时很多人会有一种抓狂的感觉——2015年，我们买下一架年龄至少七十岁的飞机（对，是飞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乘的那种），来进行科学考察，还是在南极！

▲ 要知道，连那时候的汽车都是博物馆的珍藏品了啊

▲ 可这事儿如假包换，这架我国在南极的第一架固定翼科考机，正是一架C-47，大号雪鹰601（商业型号BT-67）

虽说它换了发动机，起落架也换成了可以用雪橇方式起降的，可机身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啊！

还不是我们买错了东西，您看：

▲ 您看，咱们这架前面，还有两架呢，是德国人买的，也是用于极地考察

▲ 美国今天森林中的“城管”也是它

C-47还有一个名字，叫做DC-3，是世界上最长寿、最经折腾、也是最受人信赖的运输机，从1935年面世，它一共生产了13000余架。

其间，设计载客23人的这种飞机曾经在密支那撤退战中载着七十多人返回祖国；

它曾在遭到日本战斗机装机后，看着敌机坠落而自己耸耸肩膀继续往回飞；

它曾在飞行员弃机跳伞后自己找了一块平原平安落地，落得比有飞行员驾驶还出色；

它曾在撞山折掉九英尺长翅膀后安然飞回……

直到今天，它仍然被认为是南极那样极端气候条件下最为合适的机型，当然，更换电子设备等使它的身价大大提升了，可是人们依然认为买它买得值。

不仅是在南极，它至今还在南非空军服现役，在哥伦比亚执行抓毒贩子的任务。卖“雪鹰601”给我们的公司曾对客户说过，他们储存的DC-3机体质量依然很好，至少到第一代飞这种飞机的老家伙们全都翘了辫子，仍然能保证它在天上飞……

▲ 面对这个逆生长的老家伙，你不叫它“老鬼”，叫什么呢？

源济

一封读者的纠错信，揭开铁道游击队队长生涯最后一战的秘密 

原创 2017-11-28 萨苏 萨苏

铁道游击队刘队长已经在1996年病逝了，但他留下的传奇或永为人们所记忆。再次感谢陈先生的来信，让我们得知了这位传奇英雄在抗日战争后又有着怎样的战斗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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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蒋军特种兵

——老战友笔下的铁道游击队长

历史的线索经常在不经意间出现在你的面前，其内容之珍贵，会让人想到“天上掉馅饼”一类的词句。

今天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看了以后便是这番感受。

这封信，本身是帮助我修正书中的一个错误。2011年，我所作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主要题材的《铁在烧》一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其中第212页，谈狙击兵战术的时候提到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牺牲在对日作战中。

▲ 铁道游击队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实际并未牺牲在抗日战争中

▲ 文中提到牺牲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是刘金山的前任，也是该部队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他在1941年12月牺牲于黄埠庄村战斗，年仅32岁

这封署名来信主旨便是纠正我这个错误（在此对来信的陈先生致以深切的感谢，并争取在该书再版时修正此处）。

不过，信中讲述的另外一部分内容让我十分关注。原来，这位老同志竟然曾经和刘金山大队长并肩作战过，时间在建国初期，那时，刘大队长已经担任师参谋长职务了。

这段内容真切地再现了建国初期浙东的剿匪反特作战，颇有历史价值，故特将其转置于此，以供有识者补充完善，或可为那个历史时段留下一个别样的注脚。为了保持信件的原汁原味，其文字和标点用法完全采用了信件中的原样。

书信如下：

“据我所知，刘金山同志自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解放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都立赫赫战功。解放南京国民党首都，是他所领导的团攻入总统府的。浙江解放后，他所在部队在浙江杭绍甬地担负剿匪任务。1950年年底前浙江浮在面上的匪特已完全肃清。第七兵团司令员张爱萍，政委谭震林下令新组建105师，开赴台州，温州前线，担负保卫海防，及解放尚北蒋匪军盘踞的浙东南沿海岛屿。刘金山同志被任命为师参谋长。当年我在第105师49团司令部工作。有幸在刘金山参谋长领导下战斗，工作，生活过。更有幸和刘金山参谋长在一个山沟里的山民屯舍里同宿同食三天两夜。

那时蒋匪军特种部队经过美国顾问直接培训半年后，2500多人，先头分队伪装成我军，打着八一军旗，于1951年7月20日凌晨，在我团与兄弟团结合部防区，浙江省乐清县（现已改县设市）清江渡口岸偷行登陆。妄图窜入丽水山区，建立反攻救国游击根据地。一是配合美帝在朝战争，牵制我后方力量对志愿军的支援。二是策应蒋介石后续反攻大陆。当我发觉蒋匪登陆已是当日中午，敌已深入雁荡山腹地距海岸20多公里。师部立即命令我团发起追缴歼灭之。

▲ 来信部分文字

我团参谋长率一个营从乐清县城出发（我也随团参谋长参加作战），当我不追赶至乐清大功山，七星岩地区与蒋匪接上火。团前方指挥部就设在山民宅舍里。第二天刘金山参谋长就从台州路桥师部率侦察连，感到我团指挥所，亲自指挥歼灭蒋匪特种兵的战斗。

尽管蒋匪非常顽强，武器精良，超过我当时装备，并非常狡猾。当交火之后，匪特就三，五成群分散，隐蔽深山密林中。但毕竟不是身经百战的刘参谋长的对手。在八一前夕就把来犯之敌，全部歼灭。

这样我有幸见到闻名遐迩的英雄指挥员——刘金山参谋长。更使我难忘的是他儒将风度，非常平易近人，乐哈哈，笑呵呵的，指挥若定。他满口山都枣庄口音，乡音不改吃水说成拂水，更对我谆谆教导，勉励使我终生难忘，他的英容笑貌还在我心中。

▲ 攻占洞头的解放军部队

一九五二年元月上旬，刘参谋长率两个团渡海作战（我团未直接参战），一举解放瓯江以东50余公里的洞头列岛。洞头到即现温州市辖的洞头县。他率部在该岛驻防多年。创造军民联防守海岛。电影《海峡》中的原型人物，就是取材洞头女民兵连长汪月霞的事迹。

▲ 汪月霞和其他民兵进行教学训练

一九五二年元月我团由乐清县移防瑞安县城，担负欧江南岸至闽浙交界处的守备。及对飞云江口以东敌占南麂岛实施打击视机解放之。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日夜，他指挥我团一个加强营，对南麂岛进行奇袭，非常成功，歼敌250余人，俘50余人，缴获电台一部，枪械一批。这次奇袭，我参加了。8月1日胜利返航，欢庆八一。

一九五六年我调至师司令部工作，可惜我去时，刘金山参谋长已离开洞头岛。前线军事指挥员的变动，是一级机密，不能过问打听。所以不知刘参谋长的去向。直至一九五八年我师部与温州军分区合并，成为全国第三个军级单位的军分区。大概在一九六五年南京军区召开民兵工作会议，我分区首长回来说起见到老战友刘金山同志了。他在江苏省南通军分区任司令员，也是军级单位。”

陈先生在信的结尾写道：

“岁月变迁，后来我转业地方，又由专业老了离休，就对刘金山首长情况一无所知，近日是否还健在？”

尽管时光已经过去数十年了，但老先生这封信中，战火硝烟和浓浓的战友情谊，依然从文字背后透射而出。浙东一带建国初期的反匪特作战虽然不乏记载，但这次1951年乐清-雁荡山与登陆敌特的交锋，似乎尚未见有专门整理记录的，或许是无意之中，这封信成了这段难忘历史的见证。

关于洞头之战，根据记载，刘金山参谋长指挥103师309团和105师315团实施登陆作战，歼灭国民党军“国防部独立第七纵队”王祥林部，这也是刘金山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也许老先生所参加的便是这次战斗。

▲ 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刘洪，原型便是刘金山和洪振海两人的叠加

传奇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已经在1996年病逝了，但他和铁道游击队留下的传奇，或永为人们所记忆。再次感谢陈先生的来信，让我们得知了刘金山这位传奇英雄在抗日战争后又有着怎样的战斗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