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出不穷的变革
2012年的一次曼哈顿上东区的聚会上,Brian Williams感慨,他自己是编辑部最依赖别人的人,“公司来的小实习生工作模式和我完全不同,可以一个人扛着用一个双肩包即可以装下的摄影器材,完成一条片子的拍摄、剪辑和回传”,Brian Williams说,“我也许是最后一个新闻主播。”
功成名就的Brian Williams也许可以不用改变仍坐稳主播台,但是他也深深感到所处的行业正向四面八方裂变开去。
查尔斯所在的编辑组曾经是一稿多审制,每篇文章的发布,记者在采写结束后,需要他和另外两个编辑审稿后才会发布。外界曾盛传《纽约时报》为了保证文本风格的一致性,会加入专人润色语言,“我们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要写成什么样的文风,但的确,《纽约时报》的文章风格有一定辨识度,我们作为编辑,会从中拿捏尺度”,查尔斯对我说。
现在的《纽约时报》不再有这样的奢侈或者说负累。“编辑部开始扁平化”,查尔斯说,“我现在要负责一两个记者的稿子,而我是他们稿件的唯一编辑。”
《纽约时报》在裁掉非重点版块的编辑的同时,增加了记者的数量,查尔斯告诉我,一些稿件,记者自己即可以刊发,不必经过编辑,“但是对我来说,同样增加了工作量,我现在一天编辑的文章数量比此前要增加两到三篇。”
1996年,《纽约时报》推出网络版,以一天更新一次的速度,向所有读者免费提供内容,网络内容几乎和每天的报纸内容一模一样。现在,《纽约时报》和所有其它网络媒体一样,以小时甚至分钟为单位,更新着内容。
在互联网这种媒介,提供了实时更新和不受版面限制的可能性后,部分媒体工作人员似乎异化成吸引点击量的机器,给数字媒体这座轰隆隆扩张的机器,喂养可以更新的内容。
在《纽约时报》开放式落地玻璃四壁的公共休息空间里,我问查尔斯,“质量是转变的代价吗?还是媒体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内容质量的衡量方式?你赞同管理层的改革方案吗?”
“我不知道”,查尔斯说,“我也不认为Sulzberger知道答案,从心底里来说,我是很怀疑‘改革’的方向的。”
深思熟虑后仍说出“我不知道”,是我和查尔斯对话中,很常出现的回答。
查尔斯说的Sulzberger是Arthur Gregg Sulzberger。2018年1月1日,A.G.Sulzberger从他的父亲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手中接过接力棒,出任《纽约时报》出版人。
A.G.Sulzberger最为人所知的事迹是领导编制了2014年《创新报告》的团队。2014年和2017年的两份《创新报告》旨在将《纽约时报》带进数字时代。现在的《纽约时报》内部不但鼓励记者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活跃,甚至还雇佣了一些“网红”加入团队。
查尔斯带我参观大楼和编辑部时,路过编辑彼得的办公桌。彼得面前放着三块屏幕,其中一个屏幕上,打开着Twitter等社交媒体账号。
“你一天要发几条Twitter?”,我问彼得。
“5条是很常见的,多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很吃惊”,彼得站在升降桌前,他的三块电脑屏幕对面的墙上,是《纽约时报》的一组老照片,老照片上是一位时报普利策奖得主拿着纸笔的照片。彼得反问我,“为什么不推特?”
鼓励所有记者保持社交媒体活跃度的A.G.Sulzberger没有任何社交媒体账号,“这曾经让人觉得有点讽刺”,查尔斯说。在2017年接受美国科技媒体《连线》杂志主编专访时,A.G.Sulzberger说,“我不用社交媒体,我是社交媒体的学生,我的工作之一是观察这些社交媒体的发展,找出其运行发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