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经典中的经典，是每当我想要重温老片时，一定会重新拿来看的。因为常看常新，每次重看都有新的震撼。
它就是那部21年前脍炙人口的禁片：
《鬼子来了》
这部电影究竟有多经典呢？
有人说它是国产片里的最高境界。
还有人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抗战片，尽管片中没有出现一处战争场景。
总之，千言万语道尽一句话：
《鬼子来了》，牛逼！
我认为，牛逼在于，透过这部二十多年前的电影，姜文就把人性给说透了。
片中所呈现出的荒唐景象，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丑陋，今时今日依旧在上演。
简单来说，《鬼子来了》讲了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
姜文饰演的淳朴农民马大三，救下一日本鬼子，不料最终却给自己和全村人引来了杀身之祸。
但如果只是这一句梗概，只看到了最表面的一层含义。
日本人的残暴、凶狠、冷血，只是这个故事中的皮毛。
更深层的含义，其实是展现整个民族面对这种血海深仇和家国矛盾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丑陋、迂腐，愚昧，以及集体性的无意识 。
和其他讲抗战的电影不同，《鬼子来了》里没有大的战争场面，主角也不是杀敌的英勇军人。
而是以一群最为普通的广大农民作为视角，去展现他们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
正是这样一群看起来最平凡的农民，却代表了广大中国百姓的某种共通性，也浓缩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悲剧。
在影片里，农民的形象是善良淳朴的，但同时也是腐朽狡猾的。
当马大三被一个来路不明的“我”用枪顶住了脑袋时，吓得连眼睛都睁不开。
这个“我”丢下了两个麻袋扬长而去，说是三十晚上来取，如有任何闪失的话，可能会小命不保。
打开麻袋一看，装着两个活人。
一个日本鬼子，名叫花屋小三郎；一个汉奸翻译，名叫董汉臣。
“我”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要照看这俩人？又要如何照看？
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马大三一问三不知。
这个“我”告诉他到时候来取人，可是马大三连“我”长啥样都没看见。
而且，“我”明明说的是如果出了闪失要让马大三负责，结果马大三在跟村民们传话的时候，就变成了出了闪失要让全村人负责。
这下倒好，本来只是一个人的锅，现在要让全村人来背。
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马大三这样的农民，尽管胆小怕事，但狡猾的小心思也不少。
不过，就算把风险和村民们平摊，眼前这个大麻烦还是没有解决。
在此之前，马大三和村民们一直老实本分。
尽管外界战争不断炮火连连，日本人每天也都会经过这里。
但整体上来看，在这个闭塞的小村庄里，他们和日本人也算勉强能够融洽相处。
只要朝日本人点头哈腰，夹起尾巴做人就好。
因此，被日本骂两句不算什么，扇两个耳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能够生存，能够活命，尊严这种事情，也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内心里，村民们当然知道，日本鬼子都该死，当汉奸更应该千刀万剐。
但战争并没有激发起村民们更多的家国荣辱情绪。只要能活命，这些宏大议题在生死存亡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
然而，这个鬼子的到来却让所有人都慌了阵脚。
村民们们手足无措，又不敢怠慢了这俩人，棉被捂着，饺子喂着，生怕回头来取人时发现缺斤少两。
可这俩人，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日本人花屋从一开始就一直骂骂咧咧，口口声声“支那猪”。
在他的思维里，没有办法继续效忠天皇是永远的耻辱。如今被俘虏，他更是宁愿自杀都不愿意苟活。
相比而言，汉奸董汉臣却反倒更“识时务”。
他从一开始就想要活命，所作所为也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精通两国语言的他可以帮花屋去欺骗中国人，也可以站在中国人这边去羞辱日本人。
村民们问花屋：有没有杀害过中国男人，欺负过中国女人？
花屋答：这是当然，我来支那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翻译想了一下，给翻译成了：
他刚来中国，没见过中国女人，没杀过中国男人，是个做饭的！
此话一出，村民们倒也信以为真。
另一边，花屋跟翻译说想要学几句中国话来骂人，结果到最后就变成了大家都熟悉的这一经典一幕：
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好笑之余，展现出的是语言的隔阂，这种文化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也是两国人民之间思维方式和立场的差异。
表面看来，村民们和花屋之间的这种“鸡同鸭讲”意外地达成了一种巧妙的和谐共存，而翻译无疑在其中承担了沟通的桥梁。
但往深层了看，这种和谐的本质是建立在某种欺骗之上的。
这恰恰展现了一种虚假的现实情境。
它是以一种沟通和理解的“失效”来维系两种文化立场之间的短暂平衡，充满了讽刺意味。
好不容易熬到三十晚上，马大三等了整整一宿，“我”都没有出现。
又等了几个月，马大三实在养不起了。
村民们便商议不然还是自己动手把俩人给办了吧。
结果，平时嚷嚷的最凶的人又怂了，到最后抓阄，还是得马大三亲自动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杀人的事，谁也没干过啊。马大三犹豫了半天，还是不敢下手，找了个地方继续偷偷养着俩人。
你说马大三善良吧，确实也是善良，毕竟是两条人命，但是这个善良背后是不是也藏着些怕担责任的小心思呢？
可你要说他怂吧，也真是怂，明明是不共戴天的民族仇人，都快把自个家给吃空了，还在“无私”地养着这俩人。
我只能说，此刻特别能理解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义。
然而，真相还是败露了。
他的行为遭到了村民的指责唾弃，甚至被大家怀疑是否拿了日本人的好处，和他们是串通一伙的。
马大三跪在地下，声泪俱下，哭着说自己不敢杀人，下不去手，但此举并没有得到村民们的谅解和同情，反而招致了更多的质疑和侮辱。
这一场戏真的是把国人擅长窝里斗的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虽然整个情节看起来不乏荒诞的喜剧色彩，但一想到现实生活竟是如此真实，真的让人笑不出来。
看到马大三在地上声嘶力竭地自证清白的时候，我不由想起了很多年后，姜文在《让子弹飞》里同样安排了小六子剖腹自证只吃了一碗凉粉的情节。
姜文啊把人性的丑陋和卑劣看得太透彻了。
再后来，村民们又是一阵商议，决定“借刀杀人”，请刽子手“一刀刘”出马杀掉俩人。
结果，“一刀刘”一顿操作猛如虎，花屋却毫发无伤。
众人皆懵逼，“一刀刘”留下一句“此番失手，说明此人命不该绝”。
于是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不过，大概是真的看见了死亡近在咫尺的景象，没想到此事过后，花屋性情大变，再也不说想要自杀了。
只见他满脸都写着求生欲，甚至不惜想要骂自己高高在上的天皇，来向村民们示好。
昔日凶神恶煞的花屋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同样只想活命，毫无尊严可言的将死之人。
花屋甚至笑脸盈盈地向村民们承诺，只要把他们活着交给日本军队，就可以“以命换粮”。
到这里，如果说影片的前半部分，一直都是村民们占主导地位的话。
那从后半程开始，花屋归队后，天平开始逐渐倾向于日本人一边，他们的残暴、阴险、狠毒也在最后展现得淋漓尽致。
马大三为首的村民们认为，自己和日本人相处了这半年多的时间，从一开始的互不理解，到最后双方意向达成一致，人性中最基本的“人情味”早已超越了家仇国恨和身份矛盾，占了上风。
换句话说，马大三还有这群村民，可以说是花屋的救命恩人，要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早已饿死了。
但，村民们还是错误地低估了敌人的邪恶和狠毒。
他们以为自己和日本人达成了契约精神，他们认为人“好死不如赖活着”。
他们觉得只要有粮食，自己就能活下去，到时候你我井水不犯河水，生活还能回归原来的模样。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明白，所谓的“人情”其实是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之上的。
可是当对方手上握着枪时，自己的善良，无疑是在给对方递上最后刺向自己的刀。
这种与虎谋皮的结果，到最后只能是引火上身。
日本人残忍地血洗了整个村子，影片开头时洋溢着的黑色幽默气质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观众无尽的愤懑、悲哀，以及沉默。
在影片里，中国人是善良的，也是愚昧的、冷漠的；而日本人的形象则是滑稽的，更是邪恶的、丑陋的。
姜文曾经说过，《鬼子来了》是他的“前世”，他想要去探究，横亘在两个民族之间的这场战争，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想要知道，为什么弱小怯懦的中国人，在面对血海深仇时仍然可以对仇人如此软弱。
为什么在极端军国主义思想的浸染下，瘦削的日本青年可以拿起长枪刺向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甚至连手无寸铁孩子都不放过。
遗憾的是，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当局的认可。
2000年，姜文带着这部影片征战戛纳电影节。那一年，华语电影在戛纳大放异彩。
姜文的《鬼子来了》获得二等奖评审团大奖；杨德昌凭借《一一》拿下戛纳的最佳导演；梁朝伟凭借《花样年华》捧回戛纳影帝的奖座。
从戛纳回来后，姜文收到了当局满满几页的修改意见。影片在全世界8个国家上映，这其中并不包括中国大陆。
姜文也因此受到了五年不得拍片的处罚。
可就在影片拍完的两年后，本片也登陆了日本院线，收到了无数好评，甚至有观众将其比肩黑泽明的《七武士》。
它的荒诞、残酷、对于人性丑陋本质的无情鞭挞和讽刺，是如此真实地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它想透过这种方式，来提醒如今的我们，以及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历史并不可怕，遗忘才最可怕。
它是如此尖锐，又是如此深刻，像一根针切切实实地扎进了每个观众的内心，让人笑着笑着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影片的最后，抗战胜利了，日本人被国军俘虏。
马大三闯进日俘营，想要替死去的村民们报仇，却被自己的同胞们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最终，他因为杀害已投降的日本士兵，被国军斩首示众，行刑的人正是此前受过他恩惠的花屋。
看戏的人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所有人都在见证着这桩事先未张扬的凶杀案。
大家笑着、议论着，仿佛在看一场事不关己的盛大表演。
他们脸上的无情、冷漠、愚昧，以及呆滞，穿透银幕，望向了每个观众的内心深处。
马大三的头在空中翻转九圈，落在地上，一片血色降临，马大三含笑而终。
他在笑什么？
是笑同胞的“不争”，还是笑敌人的“不齿”，抑或是现实的讽刺，还有自己的解脱？
这份笑容，看得瘆人。
穿透历史的迷茫雾霭，直到现在，马大三最后的仰天长啸，仍飘荡在时代上空。
是控诉，是嘲笑，更是警醒。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9-19 02: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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