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或许就像一滩水，近看崇山倒影、深不见底，远看海市蜃楼、不知深浅。
离开家的很多年后，我从别人口中知道了母亲生前不为我所知的细节。
回想和母亲生活的日子，她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情，让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她的性格或许才是毁灭她的最大因素。
在农村，身体不好就意味着不能干活，成为街坊邻居日常的谈资。
孱弱的母亲从出生起便带着这个原罪，直到顺利长大。这件事情依旧像蝴蝶效应一样，断断续续贯穿并影响了她的一生。
1972年，鼠年，我的母亲刘三姐出生在重庆市偏远地区的大山里。
她是家中最羸弱的孩子，排行老三。外婆家还有一个大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四兄妹中的其他人都在重庆安顿下来，只有最听外婆话的母亲，最终远嫁他乡。
刘三姐出生时，体重不到五斤。刚生下来时，她的胸脯、肚子、脑袋瓜的大小还算合格，可四肢却出奇的纤细。像极了老鼠的体格。生下来后的刘三姐也没大声地啼哭，面色白，拍了好久没肯哭，产婆狠狠掐了一下，脸才微微泛起红晕，胸肺鼓囊着一起一伏，瘦小的身体里才传出一声声孱弱的哭声。老祖嘎婆一看，是个女孩，还这般羸弱的模样，便抿着嘴、紧锁眉头，叹了口气说，“这娃娃一看就不好养活，早晚活不长，不如趁早偷偷扔了去，还省些口粮，少受点苦。”
外婆说：“我心疼我姑娘，我养，好赖都生了下来，是条命，能活的。”老祖嘎婆说：“能活下来那就是福气。”那个地区的医疗条件，没有保温箱，只能靠孩子硬扛。总之，刘三姐还是没被外婆家给扔去荒郊野外，还幸运地活了下来。
外婆家荒废的菜地里野草疯长，刘三姐也仿佛是借势长壮了一些，但那差点儿被扔掉的话却成了一句玩笑话，变成了老祖嘎婆和外婆在村口的谈资，也在刘三姐的跟前毫不避讳地一次次提起。
“这就是你家第三个姑娘？”
“狗儿嘞，这是你的大姑婆，大姑婆。”
“这女娃子看起来长壮实些了哈，先前弱禁禁那么瘦一个。”
“是啊，看她那个样儿，以为活不久，打算扔了的，小命儿硬。”
无论关乎孩子的什么话题，长辈们似乎永远都能转成茶余饭后的笑谈，乐此不疲，总得说上一嘴你家孩子我家孩子，方才满足。
刘三姐还是没长成体格壮实的健康小孩的那般模样。当同龄人早开始追着鸡鸭撵着逗趣儿时，刘三姐依旧没学会走路，甚至她的胳膊上臂都比大腿长得还要粗实一些了。于是，老祖嘎婆再次让外婆把这娃儿扔了去。
好在三岁时，刘三姐在躲避鸡鸭的追赶间，学会了走路。她或许不再记得学步时的艰难，却记住了自己原本是要被丢弃的孩子。
体弱对她的影响或许只是暂时的，但差点被扔掉的遭遇，从小就印刻在她的认知里，挥之不去了。母亲的性格也因此变得极为斤斤计较。
外婆从小便常常教导刘三姐，“要乖、要懂事、要听话，外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的爸爸妈妈，只有爸爸妈妈才会真心为你好，是你的亲人”。或许是出于未被丢弃的感激，抑或是将要被丢弃的恐惧，刘三姐似乎比任何孩子都更听从母亲的话。刘三姐即使摔倒也不哭不闹，总是谦让于兄弟姐妹，外婆说一，刘三姐不敢说二，因此，外婆愈发喜欢这个听话懂事的女儿，她的隐忍也换来了全家人的称许，刘三姐是从心底里感到认可和满足的。
但体弱之人往往敏感脆弱、多愁善感，她那些隐忍的情绪，并没有消失，那些看不见的盛满的伤痛，也将在日后以漩涡之势释放，将刘三姐吞噬进情绪和身体的黑洞里，只不过，缺的是压死骆驼的最后那一根稻草罢了。
性格之所绊，寻其本源，无论因果，谓之全都是命。
刘三姐出生时，外公就在村里当小学教师，外婆做庄稼，家里没有收入，只能依靠在生产队记工分，来分得一些基本物资勉强糊口。
即使家徒四壁，或许越艰苦的环境越能激发出繁衍后代的原始欲望，没等刘三姐学会走路，外婆腹中便像是赶趟儿似的，马不停蹄地又怀上了孩子。
比起生活的苦难，生育这件事或许还算得上是相对容易又给予人期盼了的吧。怀孕之外，外婆奔波劳作的步履也不曾停歇。喂养鸡鸭猪，割猪草，种地，插秧，炒菜做饭，外婆常常忙得汗流浃背，刘三姐望着眼前的母亲，满是心疼。
外婆说，有一次，刘三姐那时还没站稳，就硬是要端着碗从灶房走到门前的田坎上去，给她送水。为了送那一口水，不到三十米的路程，瘦弱的刘三姐不知趔趄过多少次，洒了多少水，也要将碗高举头上，不肯停下。刘三姐是怕的，可怕的不是摔倒，而是怕将碗给摔烂了，她宁愿摔疼了自己也要将碗护好，免遭外公责难和外婆嫌弃。说起刘三姐，外婆眼里淌着泪水，话里话外全是对刘三姐这个乖巧懂事的女儿的赞许与心疼。
干活的人往往不得空去思考什么，因为意外是防不胜防的。想得多不如睡得好，无论今天的日子过得如何，干体力活的人总是能倒头就睡。
在酷夏日的某一晚，外婆一家人挤在小小的案板床上睡觉，孩子们也睡得横七竖八。睡熟了的外婆，丝毫没注意翻身时是如何压到了刘三姐，被枕头、被单和大人身躯压迫着的刘三姐就这样差点被挤憋断了气，她只能发出微弱的声响。
好在她的二姐听到了动静，起初还以为是猫叫，可声音又不像，感到害怕，冒着挨打的风险，还是唯唯诺诺地起床唤醒了大人，这才发现是妹妹刘三姐，她的脸已略微泛白发紫，但幸亏是没死。
长大后的刘三姐说起这些，没有丝毫的埋怨，而是满心的感激，和感叹身世的自怜。
是啊，那个年代的人命如草芥，风里来雨里去，能活下来就是极大的幸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生产队改制后，外婆家开始逐渐有了收入，但微薄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四个孩子上学。起初，家里的资源尝试倾注到家里唯一的男孩身上，但大儿子成绩不好，于是那个唯一的名额便落到了最小的女儿身上，举全家之力供养一个孩子读书成才，便是外婆家最大的希望。刘三姐自然没有多说什么，甚至连争取也没有过，她知道自己要懂事、要听话，更要以大局为重。
再后来，外婆家的大儿子没混完小学就辍学了，刘三姐和她的姐姐则勉强混到小学毕业，才开始职业的务农生活。
能够干活之后，猪草便占据了刘三姐和她姐姐生活的全部，家里的猪也几乎都是姐妹俩喂的。虽然成摞的猪草没有压垮她们为生活前行的动力，但这样了无生气的日子又何时才是尽头？
刘三姐实在是受不了了，早就受不了了，她暗自下定决心这辈子只要不割猪草了，干什么都行。这是她第一次开始想要逃，逃离割猪草的日子。
毕竟还在外婆家屋檐下，总归是要听话的。毕竟听话才能讨得外公外婆的欢心，而免受外公戒尺的责难，刘三姐盘算着，那就熬吧，刘三姐就这样忍了一年又一年。
直到刘三姐二十岁时，她才终于得到外婆的应允外出打工，外公托了早年教过的一名学生替刘三姐开了一封介绍信，最终才得以离开家乡。
外公那学生将刘三姐带去了广东，刚进城时，她欢欣鼓舞，像是村姑进城，开了眼了，感叹大城市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起初刘三姐进了一家工厂的流水线做活，她手脚麻利，干活勤快，吃苦耐劳，懂得谦让，深受领班的赏识。
当时刘三姐工厂的老板看上了她，觉得她勤奋踏实，能成为一个贤内助，那是刘三姐第一次被人求婚。她不知道怎么办，没有答复，说要和妈妈商量一下。于是，刘三姐转头便给家里写去了信，告诉外婆这件事，外婆虽不识字，信的内容也全凭外公读信传达，家里商议之后，回信说“姑娘远嫁，省亲诸多不便”。此事便就此作罢。
后来，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刘三姐便也都一一回绝了。刘三姐把自己的婚姻大事，全权交给外婆来决断。
等到刘三姐二十三、四岁左右，外婆让刘三姐不要再去广东务工，年纪到了，可以找对象嫁了。于是，刘三姐可能是名字里带个“蓉”字，觉得与成都有缘，她便去了离重庆不远的成都，外婆虽然还是觉得远，但总归是比广东好，也没再多说。刚去成都的日子，刘三姐经人介绍做起了美容美发的学徒，因为踏实勤奋，还被老板认了干女儿，从此，刘三姐觉得在这座城市算是站稳了脚跟。
但那干爹虽然已结婚生子，可依旧不老实，总是找机会对着刘三姐揩油。这让刘三姐觉得不踏实，她说，她那时迫切地想要结婚。当年流行婚介所，她便去婚姻登记所交了钱，做了登记。媒婆问刘三姐对男方有什么要求，她想了想外婆的话，回答说：“只要求兄妹少，因为‘人少，扯皮拉筋的事少’。”
再后来，经登记所介绍，刘三姐便认识了叶先生，也就是现在的老公，我的父亲。
他比刘三姐大几个月，那时他当兵刚退伍不久，瘦瘦高高的，只有一个大哥。刘三姐便给外婆打去长途电话说：“这人看起来挺好的，但有一个兄弟，一个兄弟，也就一个，还可以。”外婆想着自己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关键也没什么钱，再换人又要缴钱，何况人家看得上眼也难得，男方还当过兵，看起来是个老实人，便不再挑三拣四。再后来，刘三姐与叶先生的这门亲事便成了。
在怀上我的那年，叶先生的大哥决定去山东做沙发生意。
他觉得打工何时是个头呢？年轻就是要搏一搏。
叶先生二话没说就跟着大哥去了山东，顺带上了怀孕的刘三姐，两人愈发憧憬将来的美好生活。
到了山东，叶先生开始入行做起了沙发，刘三姐改行学做起了沙发套子。
俩人都没有和大哥谈过钱的事情，也不愿开口，只是觉得到时候赚到钱了大哥自然不会亏待自己的。
刘三姐和叶先生在山东的日子很充实，两人都不知疲倦、乐在其中、甘愿奉献。叶先生相信大哥，刘三姐相信叶先生，有吃有喝有住，仅仅是暂时没有工资而已那时，叶先生夫妻俩和大哥一家关系很好，有说有笑，那是他的亲哥哥，还能坑得了自己的兄弟？
叶先生想着，愈发卖力地为大哥鞍前马后地做事，制作沙发、司机、跑堂的，叶先生什么都不马虎。即使到后来我出生之后，因为工厂任务繁重，刘三姐没坐完月子，便被提拎起来，被大哥安排去继续帮工了。刘三姐自己没反抗，外婆说不上话，奶奶没管，叶先生劝慰说吃点苦，日子总会慢慢好的。于是刘三姐月子没坐几天，便又开始踩起了缝纫机。而彼时叶氏大哥的老婆却懒得很，在游手好闲。
刘三姐因为没坐好月子，落没落病根儿谁也不知道，但帮工并没有为叶先生带来预期的收益，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叶氏大哥称因为挣不了钱，一年后便要打发叶先生和刘三姐回老家去发展。绝口没提钱的事。
即使一年多的帮工最后没有拿到钱，还委屈了刘三姐那时月子都没有坐完，叶先生还是认了，转头对刘三姐不争气地说：“毕竟是我哥，算了。”之后，便灰溜溜地带着刘三姐和不谙世事的我回到了成都。
对于大哥，他表示理解，抬头不见低头见，依旧敬重。对叶先生而言，血缘和亲情是他永远无法叛离的羁绊，他倍加礼让敬重，即使吃了亏，也只是用“毕竟”二字草草收场。刘三姐没说什么，只是隐忍，丝毫没有抗议，可她的沉默忍让在日后并没有换回别人的丝毫感动和退让。
回来后的两人便继续找了沙发厂的零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三姐就这样开始了打沙发套子的一生。
被叶先生的大哥欺负过后，日子还是要照常过，我就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慢慢长大。
外婆一家想，叶先生是个当过兵的人，人品至少不差，勤劳致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刘三姐内心依旧满是希望和动力。
为了赚钱，年轻的刘三姐成日混在沙发厂里，宁愿加班，宁愿租房住在工厂附近，只为了多讨点钱。最初的日子里，叶先生还是与刘三姐同在一个沙发厂里相随相出的。但叶先生不满足于此，工作总是换了又换。
记忆里，叶先生去过机械设备厂里打机械零件，去开过夜班的货车，但无论叶先生做什么，刘三姐永远都是体贴并且无条件支持的。母亲的这种顺从是割裂的，两人虽然感情亲密，但仿佛都是在自顾自地生活。这种自由更像是一种妥协，因为一旦打破，便会露出生活鸡飞狗跳的真相。
时间慢慢地过去，家里的情况逐渐好了起来，叶先生便不再满足于整日打工的日子，开始寻找乐子和新的机会。
他开始混迹于酒局、茶馆、饭馆，广交朋友。他的酒肉朋友之多，走到街上便有陌生的面孔和他打照面。
那时，年轻的叶先生还跟着大老板混迹过高端酒局，在茶馆、麻将馆里通宵达旦地打过单局千元起的牌局，彻夜不归。
而母亲这边，则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岁月静好。她照常埋头苦干，早起上班。看似支持，但其实不在乎父亲到底在干嘛，反正是干正事做生意去了，自己也要加倍努力。
他常常早出晚归，甚至不归，日子愈发地浑浑噩噩，却似乎又倍加充实。那时年纪尚幼的我记不清也不明白我的父亲每日都在干些什么，但我知道他很忙。
但也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愈发听信这些朋友的话，变得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模样，开始暗自捣鼓起各种生意来，无论正经不正经，皆被他称作是生意，包括打牌吃饭。
刘三姐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或者抱怨什么，但是她的行为渐渐展现出她性格的另一面。
她疏离。父亲曾多次盛情邀请母亲一起出去见朋友吃饭，母亲从来都是拒绝，她总是说，”你们几个兄弟耍，我去干什么。”
她冷淡。她丝毫不在意叶先生的生意和我的学习，她似乎只要知道每个人在做事，别的她就什么也管不着了。
她逃避。她从来不去参加我的家长会，她总是说“我要上班，叫你爸去”来逃避，被我无底线地央求着，她这一辈子，终于才去了一次家长会。
生活或许就像一滩水，近看崇山倒影、深不见底，远看海市蜃楼、不知深浅。
在我七岁那年的一个夜里，一家人都被一阵阵急促而强烈的敲门声给惊醒了过来。胆小的我抱着刘三姐说：“妈妈，我害怕。”刘三姐安慰我说：“别怕，睡吧。”她让叶先生独自起身去查看屋外的情况。
没过多久，父亲在大门口发出惊叫，随后返回室内，急促地呼喊刘三姐的名字，“刘蓉，刘蓉，快快，衣裳拿起，拿点钱，赶紧走”。
父亲并没有开灯，两个人摸黑拿了些钱就出门了，出门前，刘三姐叮嘱我好好睡觉，语气镇定果决。于是我裹紧被子，一觉睡到天亮。
天亮时，才看到卧室门口有几滴红色的东西，下楼时才发现更多了，我才瞬间反应过来那是血，这才开始后怕和担心起来。
第二天我才知道，父亲毫无防备地打开大门时，门外那人刹那间拿出了刀子，一下子割断了他的大拇指。父亲因为村里强拆的事情惹了不该惹的人，才遭如此横祸，政府也赔了父亲接手指的医疗费。
为了接上那根断掉的手指，叶先生的下腹部和手臂上还多了两条新鲜的、长长的伤疤。刘三姐那段时间，只是事无巨细地照顾着叶先生，满是包容与慈爱，从不多说什么。
家里没有争吵，父母和谐恩爱，但是我却对这个家没有一丝安全感。
自那时起，我便逐渐丧失了安全感，其原因最初是叶先生，后来又因为刘三姐。小小年纪的我觉得，叶先生如若能老实本分地干一行，还有不再混迹于酒局广交酒肉朋友就好了，但不知何时起，叶先生野心随着他日渐膨胀的啤酒肚一样再也收不回来了。
而刘三姐的世界，仿佛一只被胡萝卜牵着鼻子的驴，终日疲于奔命，头也不抬地往前奔，到最后，连头也不抬了。勤奋踏实是美德，亦是枷锁，裹挟着刘三姐不敢停歇地往前走。
自出生起，父母对家中大小事情的安排，只用一句“小孩不懂事”便将我搪塞。在这个家里，我总是不知情的那个人。可事实呢？我能察觉一切，而他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似乎他们才是对所有事都毫不知情的那一个。
十岁那年，刘三姐突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她说去广东找工作了，然而一年后，她回来了，怀中抱着一个女婴。
原来，三十五岁的刘三姐再次怀孕，并且瞒着我，回到娘家生下了她。
我渐渐知晓了这些家事，和妹妹也度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但是没承想，这个家里被瞒住的人，除了我，还有刘三姐。
几年以来，叶先生承包过铁路修建、楼房、商铺，开过餐馆等等，无一例外地，全部失败了。可他没有说，第一次没有说，第二次也没有说，直到亏空欠债，纸包不住火了，才一副坦荡荡的样子对刘三姐承认，“亏了没敢告诉你们，就是想着下一次就赚回来了”“我尽力了，但没办法，运气不好，生意全赔本了”“这年头经济不景气，生意不好做”。
做生意这事刘三姐是知道的，但做什么生意、如何做的生意，刘三姐信他，从来没有过问过。如今亏了，那也没办法，叶先生不用多说，刘三姐自己认了。
因为二胎是在娘家那边生的，不知是心疼谁，刘三姐开口向娘家的兄弟姐妹借钱，能借的都借到了，钱也全都拿去填补了叶先生造成的亏空。有了第二个孩子和债务之后，刘三姐也愈发卖力地干活儿了。
刘三姐依旧一言不发，就像是从前那样少言寡语、闷头干活一样，从来不对我多说些什么。而我，也未曾听到过她对叶先生亏钱的抱怨，而是时常听到她自怨自艾地嗟叹自己命不好。
他们又开始了整日疲于奔命的日子，孩子们的学习成事成才自然也都听天由命，全看个人造化。刘三姐除了言语上嘱托我们要好好学习，别无他法，但却对我和妹妹的成绩寄托了深沉的希望。
一直到中考，刘三姐发现妹妹的成绩远不如我时，她便开始头疼担忧起来，就像是疼痛才能引起注意，问题大了才着急解决，刘三姐对妹妹学习上的投入也开始增多，但她依旧很焦虑。
而我，却因往事与父母日渐疏离。我宁愿去各地流浪，也不喜欢回家。于是，不爱回家的我，就又成了刘三姐心中日夜的牵挂和心结。
对于刘三姐而言，或许这些年来，尽管焦虑不安只是心理因素，但却在深不见底的地方逐渐扭曲爬行，腐蚀肉体。
我觉得刘三姐早就不快乐了。但她忍着，没想改变，无法改变。但她似乎又是快乐而不知疲倦的。我从来没有看清过她的心灵。
成都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就像疫情来得猝不及防。2021年，在我毕业后回家的那次，我发现刘三姐难得赋闲在家，那是冬天，霾很重。但她依旧像是停不下的旋转陀螺，不停地找事做。
那时，她站在厨房里忙忙碌碌，我问她怎么没去上班，她说：“政府来查了嘛，喊不准开厂子，今天有人来查了，老板让我们赶紧偷溜回来的，明天还是偷偷摸摸继续去做。”
当时我没戴口罩，还在奇怪为什么在外面走了一会儿就会感觉嗓子干涩不适，这时我才意识到是因为工业污染的问题。
我坐在外面，一瞬间她侧过脸来，面色是枯黄树叶的颜色，我看着她脸色感觉不正常，心想她的肝多半出了问题，就说“别去打套子了，你去找点轻松的班上吧，像是收银员啊那些”。刘三姐无情地说：“我知道，你别管，我的事，我自己知道。”再后来我就又因为她的态度和她争吵了起来，她终于稍微停下了手中的活，气愤地再一次说出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我的事不用你管，我自己心里有数”。
她依旧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气得我嘴里憋不出别的字来，说了句“好”，便愤恨离去了，但我知道她只是将歇斯底里的愤怒和委屈活生生往肚子里吞咽了回去，从来没有化解掉。
再后来，刘三姐依旧在干打沙发套子的活。因为，钱稍微多点。
也正是在那年，不知怎的，我曾做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梦里刘三姐死了，人们常说，梦是反的，我便不以为意。后来，在我整理遗物时，发现刘三姐不知什么原因，在那年去照过一个上半身的CT，问了妹妹才得知，她那时住了会院，但没多久就出院了。妹妹说：“反正当时说是治好了。”
今年年初，刘三姐如往年一样回外婆家过年。在过年期间，刘三姐说自己总是感到心累，气紧，腰频繁出现剧烈疼痛的症状。她说，去年就开始疼了，起初以为是因为久坐而导致的疼痛，就去按摩店按摩以缓解。她让叶先生帮她按摩一下腰部，叶先生稍微按了两下子，便说过完年回去，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刘三姐捱着，本不想浪费钱检查，但实在难忍，便终于答应去了。
而结果也出乎他们的意料。报告上写的癌晚期让叶先生一度不能接受，刘三姐依旧没说什么，问“那怎么办呢？”，听之任之，一副全由别人替她做主的模样。后来，叶先生便带她辗转多个医院检查，无一例外地确诊了癌症。为了取活检做基因检测，发现基因突变类型以寻求根治术，刘三姐需要立马住院治疗，但那时因床位紧张，一直捱到了四月份，刘三姐才住上院。穿刺前的几天，她娘家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来看她了。大舅娘告诉我说，那时他们只是想，若不来，怕就再也见不到了。
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一如既往，我和妹妹是没有话语权的。即使我们各自都去查了资料，得出结论，去参加临床试验或许还有得救，关键是不要去做放化疗，因为化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刘三姐没有考虑我们的建议，就如同以往一样，自始至终，大大小小的事，都全权交由她的娘家人和她的男人为她定夺了。她似乎早就没有了自我，从她将自己的生死主动权交由她的男人和娘家人来决定的时候，悲剧或许早就开始了。但此刻，再没有谁，可以介入她的生命，去改变什么了。
叶先生咨询医生后，转述说“医生那边，建议中西医结合治疗，推荐了化疗药，先用着看有没有效，有效就继续，不行就换药”。就这样，刘三姐没多想，听之任之，手臂上被置入细长的留置针，做起了治疗，开始了每日挂点滴、打针、吃药、记录体征变化的日子。
即使如此，她依旧对周围人充满感激之情，尤其是那个劝她带她陪她来治疗的男人，尤其感动，她说“我还是感谢你爸爸，要不是他劝我来，我都检查不出来，他还带我跑了那么多医院，要是换作是我来照顾他，我什么也做不了”。在输完三种化疗药还是不见效之后，叶先生就开始换医院，换医生，换治疗方案，刘三姐一夜之间仿佛成了小白鼠，不停地被按下痛觉开关。
可又有什么法子呢，无论如何科学理性，这个病的治疗方案无论选哪个都是死路一条了。医了跑了忙了，顶多就是能让活下来的人心安理得一些罢了。
再后来，我赶回了家，开始了最后这段时光的陪伴。此前叶先生告诉我说刘三姐罹患的是肺癌，但我不信这个男人的话，便找出检查报告自己翻阅，报告上赫然写着“1.左上肺恶性肿瘤（恶性黑色素瘤Ⅳ期）；2.左上肺阻塞性肺炎；3.肝继发恶性肿瘤；4.骨继发恶性肿瘤”。
这是一些不用看分析就令人感到作呕的可怕字眼，仿佛是死神对刘三姐的通缉令。
而我，那个她口中叛逆的小孩，冷眼旁观地看着她，心中满是愤恨。人生的悲剧往往是从自我的失衡开始的，从她开始将自己生命的大小事的做主权交由别人时，我便已心灰意冷。我只是没想到，她的身体最后也会以如此形式背叛她，将她出卖。既然别人可以代替她做主，那么她的病痛可否因至亲的感同身受而转移呢？
我刚回来陪伴她的那一个半月，她的病情似乎略有好转，吃得喝得，也有精神和力气说话了，若是忽略因化疗掉光了的秃头，看起来像是要恢复成正常人了。即使略微有好转，我也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与刘三姐的时光了。因为网上说，黑色素瘤晚期，中位生存期9个月，具体要看重要脏器的侵害情况。而我，看了检查报告之后，早已在心里默默画上了句号，她能挺到明年春天，就已是极大的幸运。
临死前的这段时间里，她终于对着奶奶、外婆和来看望她的娘家亲戚，将那些腐朽发酵的陈年往事，忿忿不平地吐露了千千万万遍，里里外外都在说“我在这边，没有亲人”，她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任何委屈了。
可悲的是，回来后我才发现，不知何时起，妹妹也与刘三姐不再亲密，她曾说“你们两姊妹要这样对我，你们看看外面的母女手挽手多么亲密，你们好生想一想，要这样对我”。她还说，她与工作认识的、玩了十多年的两个姐妹也都不再来往，因为“她们都瞧不起我，就不跟我玩了”。
这些人与刘三姐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爱憎分明的我确实对这个濒死之人都没有一点好脾气，就如同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会说出那些让我想与之决绝的话一样，我的话像刀子一样令她难受，她的话如寒风一样令我心灰意冷。她指责我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这么大了还如此不听话、叛逆，如今，她希望我找个人户早点儿结婚安家。我则愤愤地将她当年的话还了回去，“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好了再说吧”。
不知是为了逞强还是保护自尊心，我也讶异于我的冷酷无情，但我还是这样做了，即使我知道，她再也好不了了。
日子渐长，那些癌细胞就像当年我背叛了刘三姐一样的离经叛道，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更好了，只能不停地做侵入性治疗来减缓疼痛，叛变的癌细胞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刘三姐开始了整日卧床的日子，她那冷白的皮肤看似完好无损，却早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渐渐地，她的肚子也开始鼓得像鱼肚白一样又圆又大，快要撑破肚皮了似的，她开始吃不下了，但幸运的是她再也不用吃止吐药了。实在是没辙了，医生在她的小腹左下方插管，安置上了肝腹水排放袋。排了腹水，她的肚子终于泄气，但她也只是难受少了一些，做什么辅助都再也无法真正舒坦了。同时，吃不下后，由于开始排放肝腹水，也排走了她身体最后的营养供给，她开始日渐消瘦。
刘三姐仿佛知道自己的时日将到，再也不堪身体重负，说出了那句“我想死”，人一旦有了求死之心，便只能留活着的人陷入虚无的沼泽地里挣扎。
但她还是想要先回家，这里的家不配称为家。叶先生开始帮她收拾行李，不一会儿，便搬空了那个她住了二十多年的屋舍。离开时，她站在门口，只淡淡地对着这里说了句，“我走了哈”，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便是她对这里和妹妹做的最后的道别。
叶先生护送刘三姐回到了外婆家，去迎接死神的来临了。我也在她离开成都的第二天赶回了外婆家。
刘三姐拖着虚弱沉重的身体回到了家乡的病榻上，那里有外婆为她铺好的床铺，床边有兄弟姐妹为她准备好的坐便器，她再也没办法站立起来了。外婆哭丧着对刘三姐说：“老天爷怎么这么没长眼，你那么心善，对老的也好，怎么会得这种病，你还那么年轻，换作是我该多好。”刘三姐只是忍着泪水艰难地蠕动着嘴唇说：“没关系，妈妈，你不要哭。”声音轻得像尘埃。
再后来，她最后的所有的念想便成了虚妄，止痛药、安眠药和任何药物都不管用了，活着使她再也无法入睡了。她的嘴唇愈发地干裂，紧实干瘪地挨着牙床，颧骨凹陷，表情时而因身体的疼痛狰狞，紧咬牙关龇露出牙龈，时而因疲劳过度安静地平躺着，嘴巴微张，胸膛高低起伏，像背负了千斤顶似的喘着粗气。她的腿很纤细，可以轻易地捏到髀骨，因为太过纤瘦，仔细观察时才发现脚竟也开始肿胀了起来，那双轻飘飘的杆子腿，她却用最后的力气说：“我之前腿还能抬起来的，现在我连腿也抬不起来了。”她不停地翻来覆去，为了让自己舒坦一些，但再也找不到任何能够缓解疼痛的姿势了。她的皮肤冷若冰霜，却依旧喊身上火热得不行，要吹电扇。她时而捶打，时而蹂躏自己的胸脯和那鼓囊囊的肚皮，使不上劲，又像是极度怨恨自己不争气，没办法把里面坏掉的东西掏了出去。
没过多久，在这场与肿瘤的拉锯战之中，侵入性治疗的后遗症也爆发了，她的凝血功能也开始异常，每个癌细胞转移灶都在进行着这场最后的火热狂欢，发黑的脏器透过她身体表皮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底色，皮肤底色也愈发深沉，最后，开始从里而外透出黑色的斑点来，就像是痛苦渗透成了她生命的底色。那个几周前因拔罐变成了紫红色的淤青也愈发黑了，就像是有东西烂在了里面的样子。
她的额头开始因疼痛冒出豆大的汗水，她的眼珠不停地向上翻滚，瞳孔放大，眼球突出，身体开始直愣起来了。我开始感觉不对劲了，跑出去找外婆，霎时间，她大哥的一声强烈呼喊，所有人便都围了过去，开始撕心裂肺、呼天抢地地呼喊着她的名字，还说“你放心地走吧”。众人开始一起将她抬到门前，按照风俗约定，安放搁置，她的眼瞪得很圆，久久没合眼，嘴巴咂巴咂巴着，像是要说什么，却再说不出话来了。她的大哥尝试为她拂去双眼、关上嘴，但她的眼和嘴巴依旧微张，合不拢。我知道，因为有心愿未了，她还是无比眷恋这人世间。
在这场对抗中，刘三姐终究还是输了，癌细胞也没赢。在回到外婆家的第六天，10月24日下午3点30分，刘三姐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丧事办得很热闹，后来偶然听到刘三姐的大哥与人的聊天，我才知道，这几年，刘三姐夫妻俩才把叶先生欠的钱还完，好不容易开始挣钱了，最后也全拿去治病了，虽说人财两空，但也算是走得干净。
让我倍感凄凉的是，这些我家的事，却大部分是从别人嘴里得知的。
往事如烟，从外婆家向远方望去，山脉绵延不断，不见边沿，呼唤大山，能听到远山袅绕的回响。山很深，不知她小时候，是否也像我那般站在门前的田坎上，对着山呼喊过，“妈妈，你在哪里”，那一声呼唤，被大山报以悠扬的回声，传回来。多年后，她也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从此被葬在山脚下，永久地安歇了，一旁还有她儿时的至亲做伴。
但这里的山太多，她自年少起不堪忍受出离半生，也未曾摆脱困苦的命运。这里的田也太多，她那一双做活路的手，勤耕不辍，胼手胝足，却也未能编织出她体面的一生。
刘三姐一生都在逃离，她逃了一辈子，没能成功，也未能找到心安之所。那些小时候的苦日子，回头看时，却发现那已是她生命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她却再也回不去了。
而那条通往镇上的热闹街市的漫长崎岖、蜿蜒曲折的山路，从此便再也没有了她和她姐妹相伴相随的身影。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6-16 03: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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