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沉默战场」的暗斗｜吴真 一席第1133位讲者

源济

追书的十六年我经常会面对这种失望，又一次次从郑振铎那里获得精神力量｜吴真 一席第1133位讲者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来从上海抢救到香港的111箱古籍已经装箱，为明确物主归属，又再度开箱加盖印章。就因为多出了逐册盖章这个环节，结果耽搁了三个月，误了船期。

很快香港沦陷，日军劫走了全部三万册图书。

另一个「沉默战场」的暗斗

2025.9.21 上海

                            

大家好！我是吴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今天很高兴在上海与大家分享我十六年来的追书经历，因为上海是我追的书籍的一个重要站点。但是这段经历的起点却是在日本东京。

沉没（默）的书与人

2009年，我无意中翻到这本《广东战后报告》，作者讲述了1938年底他在广州见到各大学的图书被日军弄得一片狼藉，其中有一位来自帝国大学的教授，专门负责搜集与汇总有价值的图书。

这引起我的极大好奇，因为我的母校中山大学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仓促撤退，未能及时转移16万多册图书。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已经找不到这些图书的下落了。

那么，《广东战后报告》是否指向某条路径呢？我咨询了日本的合作导师，他对于这些图书的下落表示不乐观，他说：“那些士兵不懂文化，他们不懂保存图书。”

但是我很快在日本防卫省找到一份解密的1938年档案，是侵华日军第21军（也就是图片上的“波集团”）的参谋长，密令专门召集4名大学教授，组成特别调查班，派遣到广州。这份档案让我明白，日军用什么方式劫掠图书。

▲ 日本防卫省 1938 年陆军省档案

这支日军特别调查班的成员，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古籍文献专家，他们是农林、矿产、气象、经济方面的研究者。他们到广州之后，也不是搜罗古籍文物，而是把日军从各机构掠夺来的战略文献整理、打包，发送到陆军总部。

因为当时日军正在图谋侵略海南岛，进而进攻整个东南亚地区，而中山大学又是领先世界的东南亚研究重镇，中大没有运走的这十几万册图书，恰恰是日本侵略军最渴望的战略文献。

于是，这些日本专家在短时间内，挑选中大资料最有用的部分，编制成各种战略参考资料，比如照片上这样的资源图。

那么执行劫掠的学者是谁呢？书又到哪里去了呢？从2009年我就开始追踪相关的人与书。

我在日本福冈乡下的旧书店，花6千日元买到了这本简陋的油印本。

日军攻占广州的久纳部队把《国立中山大学概要》翻译成日文，还重新绘制了一张中大的地图，方便不懂中文的日本士兵在这一带活动。

负责这种资源搜集、翻译的就是“兵要地志资料班”，或者简称“调查班”。侵华日军在每一个师团都配备了文化部队，成员主要是日本的大学毕业生甚至大学教授。

日军在占领中国每一个地方之前，调查班就已经打探清楚这个地方的文献和文物，拟定没收清单，占领之后，立刻展开掠夺、整理和研究。

调查班里还会配备随军作家，比如这本《广东进军抄》的作者，火野苇平。他在1938年拿到日本权威文学奖“芥川奖”，同年跟随久纳部队侵占广东，这张照片就是他在中山大学文学院的留影。

日军侵犯中国人文荟萃的江南一带，更是配备了充足的文化部队。日本一向很重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侵华日军把最懂中国文化的学者派遣到了江南。1938年春，作家阿英这样记录杭州沦陷情景——

从1937年开始，日本大批的文化人被征召入伍，这些人、这些书在战后都沉没（默）了，所以连研究中国五十多年的日本导师都不知道这些有文化的日本军人的存在。

在这个沉默的战场上，中国的损失到底有多大？这是我统计的一组数据：

第一个数字是九千万册。但这只是1938年中国的公立图书馆系统损失图书的官方数据，民间私人藏书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至今无法用数字来统计。

第二个数字是二百七十四万多册。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简称“盟总”）提交《战时被劫物资清单》上的数据。清单显示，抗战时期中国共损失公家书籍2253252册、私家藏书488856册。

第三个数字是十五万八千多册。这是截止1949年最终归还、回到中国的被劫图书，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公家图书。

那么，怎样解释这三组数字之间的鸿沟呢？

盟总关于抗战时期赔偿文物的条款规定特别严苛，要求列出文物被劫夺的详细经过，甚至要求说出日军的番号，这样盟总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劫物的下落。

但是，从上面几个“沉默战场”的例子我们知道，一方面是日军有计划、有组织地在掠夺中国文献文物，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保护意识不足、保护能力不够。所以抗战胜利后，申报追索被劫物资的中国民间机构和个人极少极少。

一般民众在逃难时未必会全部携带古籍藏书，于是私家藏书在战乱中大多沦亡，而且它们是“消失的大多数”，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个体家庭在经历战乱之后，很少留下书籍被害的现场记录。

比如这张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的个人损失报告单，他从北平到东莞，最后到香港，一路逃，一路被劫，损失书籍一共九万册。但是后来他没能出具遭劫具体说明，所以就没办法向政府申报追索。

▲ 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的财产损失报告单

源济

郑振铎的战场与暗斗

书籍不会自己说话，书籍在战争中遭受的劫难，需要有人记录，有人讲述。从2009年开始，我每次到日本访学，一边从事古代戏曲的专业研究，一边业余追查中国被劫图书的相关资料。

我发现，在追索成功的十五万册图书之中，有一批价值最高的三万四千多册古籍都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战时在上海的暨南大学文学院担任教授的郑振铎。

让我们回到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的上海。8月14号那一天，郑振铎目睹他寄藏在虹口的一万几千册书籍，被炮火烧得片纸不存。

望着这些受难的书籍，郑振铎下定决心，留居上海，等待天亮。郑振铎所在的暨南大学仍在上海办学，他家里有十口人，当时像他这样因为工作或者家庭原因而没有跟着政府内迁的人，还有许多许多。但是这些人被迁到内地的朋友认为是“顺民”，于是，留守上海的文人普遍怀有一种道德愧疚感。

郑振铎把抢救古籍视作留守孤岛的自我救赎与考验，书生报国的方式就是为书而战，他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照片上最高的男子就是郑振铎，他比旁边的朱自清、俞平伯等人明显高出一大截。祖籍福建长乐的郑振铎身高一米八五，高鼻子，深轮廓，是民国著名的美男子。

这是1937年5月暨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合影，中间穿西装的就是39岁的郑振铎。

可是，全面抗战八年，他再也没有出现在毕业合影上，也不肯把个人照片交给学生。我很想找到一张郑振铎在 1937-1945年的照片，也咨询了他的孙子郑源先生，却一直找不到。这很可能是他为了不被敌伪发现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郑振铎的战场就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一块“孤岛”上，实际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大批民众涌入租界避难，“孤岛”人口从二百万猛增到近五百万。

在日军劫掠之后，1939年，很多沦陷区的劫余古籍陆陆续续流散到了上海。当时北方的日美机构，比如华北交通公司、“满铁”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等，都在派人挟巨款南下购书。这些文物文献不仅流向日本，也流向美国。此时，如果不筑起一个拦截的大坝，所有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就都会流往国外。

一开始，郑振铎散尽家财，凭借一己之力默默地抢救古籍。但是到了1939年秋天，面对潮水一样涌进上海的古籍，他深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于是在1939年11月，他联合了何炳松等6名上海文化人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呼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文献。重庆方面的复电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封电报理解为，重庆政府鼓励上海的人士自行众筹，等胜利之后，再由国家连本带利偿还资金。要知道，这时候正是全面抗战的第三年，抗战局势最为悲观。

一般人要是得到大后方这么敷衍的“空头支票”，很有可能就算了，反正那些古籍也不是自己的东西。然而郑振铎偏偏是一个“但肯做事、不怕失败”的实干家，他没有等到重庆的出资承诺，自己就先行动起来，宴请了一批北平书商，“希望他们能多留下些国家文化遗物”。

1940年1月，重庆政府教育部终于决定把建设中央图书馆的四十万元中英庚款，转拨用于抢救文献。郑振铎联合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人，在上海秘密组成了“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江南各地流散的古籍文献。

这是1940年的上海市街道图，郑振铎每天从星号标的庙弄家里，也就是今天静安寺旁边久光百货所在处，坐公共汽车到三马路、四马路，也就是今天的汉口路、福州路。

抗战时期，那一带三步就有一个书摊，五步就有一个书店。表面看起来郑振铎是去那一带逛书店，实际上他是在接洽各个书商和旧书买卖的中间人，与敌伪势力争夺珍贵古籍。

郑振铎本来是一个戏曲俗文学研究者，但是他为国家收书，却更注意保全那些地方志、地图的史料文献。因为当时华北交通公司等日伪机关也在着力搜购，郑振铎看穿日本人的目的：“近言之，为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为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

他抢救图书的目的性、斗争性很强，他指出，“亡人国者必亡其史”，他是从与日本侵略者争夺“历史记忆”的国族立场来抢救文献的，因为“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

日本方面，图书的出版和劫收整理也是在华情报工作的重要一环，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就是这方面的主管，他曾亲自到三马路附近的中国书店去找郑振铎——

“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一个购书的人。”

郑振铎一直以为清水董三只是“管文化工作的”。但是这几年我通过查阅日本档案发现，清水从1939年3月开始主管华东地区的战略情报工作，还是日本侵华特务机关“梅机关”的决策层。

在长期的高压环境之下，郑振铎练就了一身反侦察功夫，到旧书店去，会特意地换上一身中装长衫。他很有警惕性，“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

在看这些史料的时候，我的脑海经常会浮现一幕幕的上海谍战场景。1943年11月重庆一家期刊的这则报道就很有画面感：

这里说，南京汪伪政府派出熟悉郑振铎生活习惯的特务，到上海四马路一带的旧书店抓捕。郑振铎本来正沉浸地翻阅旧书，被特务连拍几下肩膀才回过神来，他不吱一声，拔腿狂奔，与特务在四马路上，你追我赶，展开生死赛跑。

这就是比赛现场的四马路。最后，郑振铎凭借他一米八五像仙鹤一样的大长腿，逃出生天。

源济

运书与藏书

到1941年夏天，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抢救了近6万册古籍，其中有不少宋元珍品。上海当时已经被日本军舰包围，而且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郑振铎多次向重庆建议，尽快把其中最珍贵的3万册善本古籍抢运出“孤岛”。

这是1941年6月制订的运书路线：从上海经过海路秘密运到香港、再借道马六甲海峡绕中南半岛一圈，上岸后，通过一千多公里的滇缅公路，颠簸到昆明，最后到达重庆。

但是在突破日军的重围、运出上海的第一关，面对如此庞大数量的珍宝和巨大的风险，无论是上海英国商会还是美国领事馆，以及主事的重庆官员，“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都选择了临阵退缩。

这时候，郑振铎再一次地先斩后奏，他发动中国书店的伙计杨金华等人，利用该店为外埠客人订购书籍并邮寄上门的业务，把善本古籍混杂在书店每天向外埠发送的上千个邮政小包之中。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将近3万册古籍被分装成两千七百九十余件邮包，从敌伪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一包包地运抵香港。

负责在香港接收邮包的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是郑振铎的老朋友。他也不问这么多邮包是给谁的，就默默地拿提货单去取货、点收，保存在冯平山图书馆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郑振铎没有跟着暨南大学撤退内地，因为他要留下来，守护那来不及运走的另外三万多册古籍。

面对老练凶残的日本宪兵队挨家挨户的搜查，郑振铎独自离家，改名换姓，先是隐居在今天宛平路的小房子里，后来又转移到今天高邮路5弄25号的小阁楼。

▲ 郑振铎蛰居地：今上海高邮路5弄25号

不久之后，汪伪政府第三号人物、大汉奸周佛海，搬到了郑振铎隐居地对面的别墅里。这样一来，郑振铎就要天天面对敌伪的警卫人员和密探。这可真是虎窟之旁。

▲ 周佛海在抗战后期的别墅

在这么危险的地方，郑振铎仍能安心读书，他把那三万册古籍，分别藏在四个地点。其中最隐蔽的、也是保藏最大量古籍的地点，甚至郑振铎自己都从未在文章中透露的，就是位于今天常德路418号的觉园法宝馆。

▲ 觉园 今上海常德路418号

觉园是一个佛教活动场所，园内还设有慈善社和难民收容所，法宝馆里头藏着的都是线装古籍，不知内情的人以为是佛经，其实是同志会搜购的善本古籍。法宝馆的佛教气息瞒过了日伪的耳目，大批珍籍安然渡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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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港古籍在日本的流转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但是郑振铎始终悬着一颗心，因为他还没获得之前抢运到香港那三万册古籍的确切消息，他甚至以为它们沉失于海洋中。

回到1941年10月，重庆方面放弃古籍内运的方案，转而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商量借藏。本来郑振铎他们抢救来的那111箱古籍已经完成了装箱工作，为明确物主归属，又再度打开木箱，在每册书首页加盖照片上的这两个印章。

▲ 两章分别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

就因为多出了逐册盖章这个环节，结果耽搁了三个月，导致古籍赶不上船期。

12月25日香港沦陷，很快，日军宪兵队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准备寄美国的111箱古籍，1942年2月上旬，日军23军调查班劫走了图书，3月将之启运日本东京的参谋本部。这是我在日本防卫研究所查找到的，日军调查班的班长手写的供认书。

▲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中军人掠夺财产”调查记录

我发现，这批古籍在1943年被劫运到日本东京之后，又经历了四次颠簸磨难。

刚开始是被运到长野，日本战败之后又运回东京，又因为日方不甘心拱手让给美国主导的盟总，于是挑出两万册最有价值的中国古籍，匿藏到神奈川的乡下，企图逃过盟军的追查。被挑剩留下的一万多册善本，则随意地堆放在东京图书馆的地下室。

▲ 三万册古籍在日本的流转

1946年1月英军少校博萨尔在地下室找到自己在香港被劫的藏书，发现旁边古籍上都盖着图章，走近一看，就是中央图书馆那一批图书。

五年前误事的盖章，又变成了中国向日本追索的有利证据。这真是宿命感拉满的“神转折”历史一刻。

战时的上海同志会所有购进的图书，全部由郑振铎一人负责搜访、洽购和登记，他亲手整理了一份寄港古籍书目，厚厚的两册。

1946年，有了上面说的那两个印章，还有郑振铎提供的天地间独一份的目录，中国驻日代表团向日方发起了追讨，挫败了日方隐藏部分图书的企图。

1947年2月，34970册古籍终于完整回到了故土。这批古籍，也是抗战时期中国被劫文献那座巨型冰山露出海面的比较完整的一角。从这冰山一角，我们可以想象沉在海底的大部分图书的情况：它们漂泊于何方，何时归家？

作为乱世微光的书籍

在过去十六年的日本追书历程里，我偶尔会碰到书页上还盖着民国某些大学或图书馆图章的书籍。我想这就是当年侵华日军那些秘密的文化部队遗留下来的痕迹。

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福武直在自传中就提到，1945年1月，他从一个国家研究机关借到一本《社会学界》期刊合订本，书页上有清华大学的藏书印，他觉得这应该是日军从中国掠夺的图书。

日本战败后，这个机关被废止，福武直没地方还书，于是这本书就一直在他手上保管。等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福武直把这本书拿到东京的中国大使馆，还给中国。

2001年，又有一位日本学者叫中生胜美，好奇当年福武直的这本书到底有没有回到中国，于是她到清华大学来调查，但是她并没有找到那本书。

我过去十六年的追书经历中，也经常会面对这种失望。当我一次次地面对这些无声的沉没时，我又会一次次地从郑振铎先生那里获得精神力量。

如果将书籍的聚散比喻成长江大河，那么现代史上就有着一座“郑振铎大坝”：它把江南藏书楼的近六万册善本古籍拦截在上海，避免其零落流出海外。在那个历史暗夜中，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郑先生成为了这样的大坝？

那就是对书的热爱。郑振铎在尽力抢救民间藏书的同时，也记录下他所目击的民间书籍劫难全过程。

一本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书的命运同人的命运一样，在战争中或颠沛流离，或灰飞烟灭。郑振铎真的把每一本书都当成了一个人，每抢救一本书，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抢救了一个人。

对书籍的爱，不单单是郑先生这样的大读书人，哪怕是一位普通百姓，也可以拥有，也足以让ta度过艰难的岁月。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的上海孤岛。美发沙龙倒闭了，店面被流动书摊所占领。书籍不仅仅照亮了郑振铎这样的书生的人生暗夜，也成为了孤岛上平民百姓的“乱世微光”。

在涌入租界的难民之中，有这么一位裹着小脚金莲的妇女，她坐在堆满了家当的独轮车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在阅读。

那一刻，她忘却了战火的伤痕，忘却了正身处逃难的艰辛。当你无处可逃的时候，至少还可以逃向书籍，它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锚点。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动荡，通过书籍，精神的安宁与富足还是会有片刻属于你的。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今天是郑振铎逝世 67 周年纪念日。

📚 “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郑振铎于上海孤岛购书、藏书、运书，是书生报国，也是历史暗夜中的自我救赎。

策划丨恒宇啊

剪辑丨大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