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显示,多数美国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未能达到基本的优质岗位标准。这项由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等机构支持的盖洛普美国工作岗位质量研究(American Job Quality Study,AJQS),对全美超过18,000名劳动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仅有40%的美国在职者从事的是“优质工作岗位”,即薪酬公平、工作稳定、受到尊重、具备成长机会,且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定话语权;而占多数的约60%的在职者所从事的工作岗位未能达到这个标准。
这项年度研究旨在直接衡量美国各经济领域的工作岗位质量,是全美首个颇具代表性的研究。该研究由盖洛普(Gallup)、家庭与工人基金会(Families and Workers Fund)、未来就业组织(Jobs for the Future)以及W.E. Upjohn研究所(W.E. Upjohn Institute)共同牵头,并得到了盖茨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不同于以往仅关注就业率或平均薪资等常规指标,该研究从五个核心维度评价工作岗位的质量:经济福祉、职场文化与安全、成长机会、主体性与话语权,以及工作结构与自主性。
报告指出,优质工作岗位不仅带来更好的职业表现,也关系到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然而,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并未让所有人感受到同等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四分之一的雇员认为在当前的职位中晋升无望。与此同时,获得指导和培训的机会也不均等,仅略高于半数的雇员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接受过在职培训。
在报告发布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盖洛普高级合伙人斯蒂芬妮·马克恩回应了《财富》杂志的提问。《财富》杂志先前的报道将劣质工作岗位与劳动者(尤其是年轻的Z世代劳动者)日益严重的“绝望感”联系起来。她回应称:“不幸的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直接关联。”该研究将这种“绝望感”定义为幸福感水平的下降。“我们确实发现,美国劳动者乃至整个成年人口在过去15至20年间,整体幸福感持续下降,孤独、孤立、焦虑、压力和担忧的情绪不断加剧。”
马克恩指出,美国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存在“幸福感危机”,疫情使这一危机进一步加深。她补充道,盖洛普认为,从人生目标、职业发展和财务状况三个维度来看,幸福感是实现个人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对许多人而言,职场生活对他们抵御某些负面压力的能力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些压力因素不仅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切实增加,在年轻劳动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谈及Z世代时,马克恩表示,盖洛普的研究一再印证,年轻劳动者“对雇主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期待”。凭借长达40年的数据积累,盖洛普能够清晰地对比不同世代的变化趋势,“我们确实发现,特别是Z世代,对雇主有着截然不同的期待。”与千禧一代相比,Z世代更看重心理健康与工作生活平衡,这些因素在他们择业考量中的权重远超以往。
研究人员发现,就业与幸福感之间普遍存在脱节。高达29%的劳动者形容自己在经济上“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或“难以维持生计”,而仅27%表示自己“生活舒适”。约四分之一的雇员表示缺乏晋升机会,超过一半的人感觉被排除在重要的工作决策之外。该研究还发现,美国职场存在明显的“话语权差距”——即劳动者目前在薪酬、工作条件以及职场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实际话语权,与他们认为理应拥有的话语权之间存在落差。这些差距在各类群体中普遍存在,尤以教育和社会服务等领域最为突出。
工作岗位质量研究发现,不平等现象无处不在。男性从事优质工作岗位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45%比34%),类似的差距也存在于种族、教育程度和地区之间。仅有33%或更少的非裔、西语裔、多族裔或中东/北非裔劳动者表示自己拥有优质工作岗位,远低于白人(42%)和亚裔美国人(46%)劳动者的比例。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以及18至24岁的年轻人,是拥有优质工作岗位可能性最低的群体之一。
该研究显示,工作岗位的质量度与整体幸福感、健康状况和满意度密切相关。拥有优质工作岗位的人群,对生活和工作高度满意的概率是其他人的两倍以上。他们也更可能表示自己感到幸福、健康,情绪状态良好。相比之下,日复一日的劳碌正对心理健康造成侵蚀:54%的雇员表示经常或有时需要加班。大多数人(62%)的工作安排缺乏可预期性与稳定性。遭遇不公平待遇或歧视的比例仍然偏高:近四分之一的劳动者表示曾因身份因素遭受不公平对待,特别是非二元性别和神经多样性员工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报告援引了一位名叫丽莎的公立学校教师的感言。她直言不讳地表示:“和婆婆住在一起成了我最大的依靠。如果我必须独自生活或者和家人住在公寓里,我知道自己根本无力负担。”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这种普遍感受。报告认为,充满压力、财务不稳定和缺乏掌控感,已成为当下美国职场生活的常态。(财富中文网)
作者:Nick Lichtenberg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