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前抑郁的高学历女性们

源济

产前抑郁的高学历女性们

区别于激素水平骤降引发的产后抑郁，产前抑郁发生在激素急剧上升的阶段。此时，女性的身体和精神都在适应新生命的到来，这种复杂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可能导致抑郁。对职场女性而言，她们往往还要应对生育门槛、职业压力和不友好的工作环境，在劳动收入整体下降、家庭经济压力普遍增大的背景下，职场女性正隐秘地成为产前抑郁的高发群体。

一份覆盖全国的大规模调查显示，中国约四分之一的孕期女性存在轻度或以上产前抑郁风险。几位高学历职场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一路求学，在职场中艰难奋战到一个位置，在怀孕后，却困在职场、家庭与医疗系统的夹缝中，经历着强烈的孤独。

怀孕那年，吴薇28岁，是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的高级模组测试工程师。那是她进入公司的第三年，她连续多个季度绩效评为最高档，也深受领导重视。备孕两年后，她如愿怀孕，但从孕期的第二个月开始，她逐渐陷入情绪低谷。

怀孕第一个月时，因胎儿供血不足，吴薇向公司报备后住院保胎一个月，期间将工作妥善交接。返岗后，她依然身处核心团队，凭借扎实的技术与同事协作排查问题，甚至能持续两小时专注复现代码问题。

然而，生活与工作很快走向失控。先是激素作用下，剧烈的孕吐让她身心俱疲，随后职场环境也悄然“变脸”。初返岗不久，在一次谈话中，部门领导寒暄过后，提出希望她接受降职，以便另招新人“分担她的工作”。

吴薇拒绝了这一安排，从浙江一所高校毕业后，吴薇在互联网高速发展期进入大厂后，职业生涯顺遂。但从那一刻起，她陷入持续、难以控制的焦虑和担忧：控制不住地担心自己会被开除，反复质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力不足……

渐渐地，她对周围的人和事失去兴趣，回避与同事接触，拒绝朋友的探望与外出邀请。怀孕前，她是那种乐观积极的性格，走路“蹦跳”，喜欢美食。但之后，她对此兴趣减退、丧失。在持续的情绪低谷与人际回避中，吴薇产前抑郁的症状弥散着。

作为职业女性，激素水平的变化与职场压力的双重影响，成为吴薇产前抑郁的诱因。当“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或丧失”及“过度的焦虑和担忧”同时出现在吴薇身上，她的心理状态进入了危险边缘。

产前抑郁，这种发生于女性妊娠期的抑郁，由激素水平波动、身体系统变化、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导致的抑郁障碍，相较于产后抑郁，却常常为人所忽视。有研究显示，所谓重性“产后抑郁”发作，约有50%在孕期已有表现。

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产后起病”被更名为“围产期起病”，正式承认了孕期精神障碍的存在。围产期指整个妊娠期到产后四周，在临床工作中，其范围常常扩展至产后一年。

妊娠期，女性体内激素水平显著升高。比如胎盘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将在8-10周内从几乎检测不到飙升至50,000-100,000 mIU/mL，雌激素则会暴涨100-1000倍。作为参考，在一次普通的月经周期中，这个数值是10-20倍。

2024年秋天，孕5、6个月时，由于孕激素变化，陈晏左小腿上开始出现了瘙痒不止的湿疹，严重处红肿、渗液。此外，她出现了神经性头痛，医生告诉她这类孕期湿疹无法使用西药，让她用中药湿敷控制。但湿疹水泡后出现在掌心，她夜晚因瘙痒无法入睡时，陈晏感觉自己完全被抑郁吞噬了。

图 ｜ 陈晏的孕期湿疹遍布全身，住院挂水

陈晏的产前抑郁，比吴薇来得更早，从确认意外怀孕时就开始了。研究生毕业、3年前考公上岸的陈晏，怀孕前，刚结束两年在外地的借调，回到原单位工作，发现自己对本地工作和业务并不熟悉，她坚持出外勤加班、参加比赛，希望把握住前三年评优争先的职业生涯。拿到确认怀孕的报告单时，她没忍住哭了。

刚工作时，陈晏收到前辈“想升职工作3年内不要怀孕”的告诫。意外怀孕后，工作中的她很快迎来失落感。孕5、6个月时，日益显怀、身体笨重的她开始被安排做文职，她感觉自己正在“被集体隔开”。因湿疹痛苦到住院时，有几个瞬间，陈晏有了从窗户跳下去的念头。

对于那些曾有焦虑、抑郁症病史的职场女性，在怀孕最开始，天天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情绪深渊。2024年初，作为北漂程序员，首次产检中，她就被查出心理评估异常，报告建议她前往精神专科医院进一步诊治。

天天并未就诊。那时还是2024年初，天天努力调整状态，但孕早期问题接踵而至：先有轻微出血，随后查出孕酮偏低、桥本亚甲减、贫血和维生素D缺乏，持续的肠胃不适……她遵医嘱用药，但坚信要靠自我消化，默默地忍受着。

和吴薇、陈晏一样，后来的天天也开始难以控制，不断涌现的灾难性思维。进入孕晚期后，朝10晚9，脑力消耗量大的工作，天天体力明显不支，坐在工位上已经成为身心的折磨，但天天还是撑着，“自我安慰”，坚持下来就可以避免产假后可能被裁的结果：

虽然直属领导初期表示理解，但团队为确保整体进度，已逐渐不再将重要任务交给她。预期中持续走低的绩效，成为悬在她头顶的阴影。

天天觉察着，既往心理疾病本就是产前抑郁的高风险因素，在孕期这个特殊阶段极易复发——职业压力的叠加，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

社交平台上，孕妇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小红书的 #怀孕 标签已有186.8亿次浏览量，7984.8万讨论量。在 #孕期就是一直在闯关 中，能看到很多难解的情绪，“崩溃”和“抑郁”高频出现。13.3亿次浏览和1279.8万讨论背后，“产前抑郁”给了女性孕期的痛苦一个名字。

吴薇原本计划做丁克，后来面对家中老人催生的压力下，她积极配合。互联网996工作环境下，她怀孕很难，吃药、打针、健身、运动一样不落，进行了2年，她才备孕成功。她觉得，小朋友出生前，她觉得自己“说不上多喜欢小孩子”。

对比孩子到来的欣喜，她更要应对许多突如起来的变化。孕3个月时，工作变动仍旧降临了。公司以业务调整为名，吴薇被调往郊区分部的另一个团队。当其他同事因此不满时，吴薇木木地待在工位上，接受了这一切。

在新团队，吴薇体验到被边缘化的感觉。她过去负责核心的模组测试，如今被安排做最基础的网页测试。“我接受不了，”她说，“感觉自己被当白痴一样。”原老板批评的话语仍萦绕脑中，逐渐包裹了她。她不再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力，到了工资入账的日子，她甚至有一种羞耻感。

据北京一所三甲医院精神科医师小然的观察，她的诊室中，六至七成的就诊者为女性，其中一半处于孕期或产后阶段。许多前来就诊的女性原本在生活和职场中表现优秀，习惯于掌控局面。当面对孕期、产后出现的情绪或关系困境时，她们容易产生强烈的落差感：“明明以前什么都能处理好，现在却不行了。”

这种自我怀疑加剧了她们的痛苦。当在公司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即便可能是出于照顾的意图，但这种做法反而让她们远离了家庭与生活的中心位置，产生失落与无助感。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经验，在信息闭塞的安徽小县城，周钰正独自面对着一个并不安全的环境，情绪压垮了她。

在安徽县城一家基层事业单位，从事编外工作2年的周钰，在2025年初，29岁的她艰难怀孕，因患有不完全子宫纵隔、子宫内膜异位症，在初怀孕时被医生告知“保胎比常人更难”。生活在“孩子可能会保不住”的恐惧中，周钰情绪变得悲观。

周钰所在的编外工作月收入大概3千元，她担心丈夫在生育后不给她生活费、担心生育后的开销，2025年春，办公地点进行的白蚁消杀的刺鼻气味持续了一个月，她产生了每次呼吸都在伤害孩子的念头，她被完全击溃了，整晚睡不着觉，无端哭泣，甚至想放弃孩子、离开丈夫。

要好的同事愿意听周钰倾诉，但每次回去到办公室，消毒剂的气味让她不安时，周钰开始自责自己太懦弱了，恐怕不适合做母亲。怀疑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婴儿，是产前抑郁的典型症状。孕妇更容易将矛头指向自己，产生内疚、自我评价低的情绪，而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她们的抑郁。

孕妇的产前抑郁，和其他生理症状如孕吐、肠胃问题等一起到来时，很容易被忽视掉。而诉说时不被理解，也会成为她们精神压力的更深重根源。

周钰尝试过向家人诉说她的恐惧。她感到无法承受焦虑，想请长假，或者干脆辞职养胎。父母不以为意：“以前的人怀孕还下地干活打农药，孩子都好得很。”丈夫态度更为坚决，反复强调：“现在社会，男人的收入养活不了一个家。”

周钰听丈夫的语气，冒着孕期流产的风险，也希望她将工作维持下去。这让她更加觉得两难，她也渴望守住自己的工作，尽管编外工作工资微薄，但让她不必伸手要钱。

觉察到自身的抑郁倾向，她决定去医院求救。但她去本地县城医院，医生以“产检未出问题、自己需要负责任”拒绝开假条。

周钰毕业于省会一本院校，刚毕业时，她留在省会城市工作，是个普通上班族。虽然忙，但人际关系简单，也不受家庭牵制。人生好像从在父母叫她回老家县城结婚，怀孕时开始出错，她觉得自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这话又能和谁说呢？

为了请假，周钰反复询问医生，县城医院、省医院、上网查询，希望有人能帮帮她。但直到孕晚期，她才终于在省城医院诊室里，听到一名产检医生的一句：“现在怀个宝宝不容易。”医生愿意给她开假条，但在当时，周钰即将要休产假了。

经济压力、家庭支持缺失、睡眠障碍，周钰命中了多项产前抑郁高风险因素。孩子出生前，她是这个矛盾重重的家中最脆弱的一环。

2025年，生殖医学家黄荷凤院士团队牵头的一项调查显示，年家庭收入低、睡眠质量差、配偶及岳父母支持不足、意外妊娠和多胎妊娠，被一致认为是女性产前抑郁的风险因素。调查同时指出，随着地区人均GDP的减少，产前抑郁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

图 | 周钰去省妇幼保健院看心理门诊

近年来，国内医疗体系加大了对孕产妇情绪问题的关注。2020年和2025年，国家卫健委等部门两次发布文件，提出将孕产期抑郁筛查纳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强调“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并明确将防治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作为孕妇健康教育的重点内容。

在北京工作的李霏，经历过建档。她211院校毕业，在 2018年进入互联网行业，在大厂做程序员9年，一直知道自己身体机能不佳，但她想先“卷”工作。

生育年龄与事业发展期重合，怀孕在女性的职业生涯中可能到来的断裂，几乎完全影响了她的生育决策。直到2024年，30岁的她被调到新团队中不受重视的职位，眼看跳槽和升职无望，李霏计划在现在这份工作中怀孕生产。

为将机会成本降到最低，她制订了对绩效和年终奖影响最小的怀孕计划：按照财年反推，以老板和同事知道自己怀孕作为绩效低分的起点，哺乳期结束作为终点，她希望怀孕只影响自己两个财年的收入。

但成功怀孕后，在职场上从前鲜少因琐事耗费心力的她，开始难以控制的情绪波动。孕5月，在会议发言时，被一位同事回怼。接下来三天，李霏内耗、自责，在回家时抱着丈夫大哭。

小然迄今接诊的来访者中，她对其中一位印象深刻。曾有一位看诊的年轻产妇，她觉得“人生还没开始就已结束”，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孩子，当母亲的抑郁困境未被解决，问题可能会延伸下去，形成一种无解的循环。小然强调，无论是母亲还是孩子，都没有做错什么，但结果却令人心痛。

因此，她认为，帮助患者识别并表达出自己的痛苦，是走出困境的重要一步。许多人只是感到“不舒服”，却无法理清原因。一旦能帮助他们分析清楚这种不适的来源，他们就不再感到那么混沌与无助。

丈夫支持吴薇工作，带她去郊区散心。如今回忆起围产期后期持续的抑郁，吴薇有些后怕。孕晚期她看见孩子们列队热热闹闹地出早操时，吴薇生出念头：做不好业务，随时会丢工作，这样的我怎么接得住这个孩子？

产后，吴薇和婆婆住在一起，婴孩软糯可爱，但因为母乳不足，婆婆责怪她没有把孩子养好，再后来，吴薇总是在听见婆婆类似的话后被激怒、人也变得烦躁。一个人扛不下去，她终于向一位全职带孩子的母亲求助，对方安抚她“母乳和奶粉混合喂养，不会影响孩子”， 当这位有育儿经验的母亲不停地开导她之后，她慢慢走出了阴霾。

怀孕时，十个月漫长得看不到尽头，哺乳假结束，吴薇回到工作。等待她的是又一轮业务调整。法律规定哺乳期员工禁止加班，这次她也不再勉强自己，完成工作后早早离开。团队成员都很照顾她，没有人对她另眼相待，她度过了平稳舒适的一年多。因为怀孕前表现优秀，后来她被再次委以重任，升任智能车行的测试主管，带领自己的小团队。

如今，她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一年级。回忆自己十年的互联网从业生涯，她希望年轻的职场女性知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非常重要，也不要害怕工作上出现停顿，这并不是很严重的事。 

图 ｜ 吴薇孕期的一次住院

对于李霏来说，她想，在一次次的仰卧起坐之后，她最终会越躺越平，不再迎合别人的期待。职场上有所成就的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如果可能，她想探索新的、更平衡的生活模式。

她观察过一些怀孕生产的同事。在一次跨部门合作中，她留意到一位刚生完孩子的同事建了一个方案文档，但直到汇报前一天晚上八点，文档还是空白的。李霏觉得奇怪，这位同事履历优秀，不应犯这样的错误。第二天上班，她在工位坐下，带着疑虑再次点开文档，里面已经有了一份详尽的方案。点开编辑记录，她看到，这份文件的编辑时间是夜里10点、11点、2点、3点、5点。李霏心里惊了一下。

最近几个月，这位同事看上去非常憔悴，反应速度和业务表现都不如从前。直到看到编辑记录，李霏终于理解了同事的疲惫从何而来。为了在职场上看起来“没变”，这是她付出的代价。

*应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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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叶雨

编辑｜崔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