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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高层住宅楼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它们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高层住宅指的是楼层在10层及以上,或者整栋楼的高度超过27米的住宅建筑。
冯果川向凤凰网回忆,中国真正的“高层潮”出现在1998年房改之后。在那之前,中国的住宅以五六层为主,高层并不常见。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尝试过少量高层住宅,但数量有限。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终结,住房市场化全面铺开。地价随之飙升,盖高楼成了开发商降低成本的唯一办法。
冯果川解释,起初批量建设高层住宅并非出于居住习惯(“谁会天然喜欢住在二三十层?”),而是土地红利推动的结果——楼层越高,摊到每套房子里的土地成本就越低。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飞速推进。1998年前后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比只有约30%,到2022年末,这一比例已跃升至65.22%。短短二十多年里,超过 3 亿人从农村走进城市,住房需求也像潮水般涌来。有限的土地叠加膨胀的城镇人口,带来了越来越直冲云霄的住宅楼。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报告指出,自1998 年房改以来,“高层住宅成为中国商品房供给的主要产品,目前已形成了大规模的建筑体量”。如今,中国现有高层建筑逾100万栋,其中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达5000余栋,总量居世界第一。
“遍地高楼”的景观终于在今天进入城市化叙事第二章: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高楼老化考验。
冯果川提到,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是,高层住宅楼依赖一整套机电和消防系统——包括电梯、送风机、喷淋、报警器、消防栓、高位消防水箱、防火门等——也在迅速老化。楼越高,设备越复杂。
比如,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规范,24米(约8层)以下的建筑只需要在楼梯间加装防火门;一旦超过这个高度,必须设置“消防前室”,即在走廊与楼梯间之间增加一道封闭空间,再配合送风系统,防止火灾时烟雾倒灌;超过100米的超高层,更要专门空出避难层,设消防电梯停靠点、防火门和排烟设施,供居民在火灾中临时避险。
这些附加系统的设计初衷是保障安全,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寿命远比楼短。综合冯果川和既有报道中的行业观点,凤凰网发现,电梯、送风机、喷淋泵、报警主机等配套设备,通常在15至20年就进入老化期,需要持续投入维护。
当维护跟不上老化时,问题就会集中暴露。2024年,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公布的火灾隐患名单中,多个高层小区被点名:长兴镜水蓝庭小区防火门损坏、消火栓和喷淋系统无水,消防主机线路故障;永康龙域天城小区的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喷水、室内消火栓、排烟系统等多项设施则处于瘫痪状态。
这些隐患并非停留在纸面。去年,武汉一小区22层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本想先用消火栓灭火,却发现从1楼到34楼,消火栓里没有一滴水。
还有人认为,消防云梯是火灾最后的保障。恰如武汉市民张果的担忧,据科技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前国内主要的消防云梯车高度一般在50米以下。目前已知国内最高的消防云梯为101米,最多只能到达35层左右。
曾在一线消防队伍中服役27年的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全国建筑防火高端智库专家许传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高层建筑内有许多竖向井道(如电梯井、管道井、天井),当烟气通过井道竖向蔓延,容易形成“烟囱效应”。按照现行消防规范,超过33米的住宅楼必须安装消防电梯。一旦火灾导致停电或电梯故障,这条通道就会失效,消防员只能依靠体力攀登。而呼吸器的续航有限,消防员需要轮换进入,宝贵的救援时间就在种种限制中流逝了。
国家消防救援局数据显示,仅2024年前9个月,全国高层建筑火灾就已发生38750起,超过2023年全年的23633起。虽然高层火灾只占总火灾起数的5.4%,造成的死亡人数却占到15%以上。
高层住宅暴露出的风险远不止火灾。它像一个庞大的机器,任何一个零件老化失灵,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外墙是高层住宅更隐秘的安全隐患。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许浒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建筑外墙脱落是老化的结果,而高层建筑往往建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如果放任其发展,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概率和风险将非常大。在凤凰网的统计中,2023年至2025年,每年都发生了外墙脱落致死事件:2023年,福州临江新天地福江苑小区一住宅楼发生大面积外立面脱落,一位居民当场身亡;2024年,昆明一名外卖员在送餐途中遭遇外墙装饰层坠落致死;2025年,长沙北辰三角洲小区一块脱落的外墙水泥块砸死一名住户。
正因此,中国大规模高层住宅老化后沦为“贫民窟”的论调一直甚嚣尘上。一位曾住在28层的业主在社交平台上记录,她怀孕时,有次赶着去产检,偏偏电梯坏了,“只能抱着肚子从28楼一点点挪下去,到一楼腿都软了”。后来,她家隔壁单元发生火灾,从15层一路烧到22层,又向下蔓延到13层。她下定决心卖了房,置换了一套位于2楼的房子。她说,新家阳台外就是两棵桂花树,开花时桂花香溢满房间。她也不再因为住在高层而心忧:“真遇到突发情况顶多跳下去骨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曾在《对当下中国住宅问题的几点思考》的演讲中提到,尽管住宅产权是70年,但住宅的有效寿命只有30年甚至20来年,且过去的住宅建造标准更低。当电梯故障、管线老旧、跑冒滴漏等问题不断发生,我们正面临尹稚所描绘的“老旧实体建筑技术性死亡”的现实。
专家的担忧,道出了许多高层住户的共同感受:问题早已不是“会不会坏”,而是“坏了怎么办”。如何维护、谁来埋单,成为这些高楼老化后绕不开的另一重难题。
从理论上来说,高层住宅的老化问题是可以预防的。
冯果川形容,楼宇就像人,需要定期体检。人体的心脏、肝脏往往能坚持几十年,但牙齿、皮肤、视力却可能更早出现问题;同样,高层的主体结构寿命动辄50年甚至上百年,但电梯、外墙、消防系统、管道等机电设施,往往在15-20年就开始衰退。对这些部件进行定期检测、预防性维护,是一件再正确不过的事。
冯果川认为,未来可以探索建立第三方检测和强制更新机制,甚至像车检一样,把楼宇体检纳入周期性管理。检测技术的发展也能解决公众的部分担忧:新型无人机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整栋楼外立面巡查,发现瓷砖空鼓和外墙裂缝;传感器能实时监测电梯运行数据,预警异响与异常振动等。但要做到这些,需要政策法规、维修资金、居民共识的共同支撑。
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隔着厚重的鸿沟。凤凰网接触的业主们几乎都提到了维修翻新难是因为“居民意见不统一”。
李梅所在的小区曾商讨过电梯大修,最终卡在费用分摊上。换一部电梯需要30多万元,折算下来每户约需承担2000元。这并非天文数字,但一旦牵涉到上百户居民,意见就难以统一。李梅说,住在低层的居民,觉得电梯故障对自己影响有限;把房子租出去的业主,认为电梯异常事不关己。结果不了了之。换电梯也是王磊小区业主群里常出现的议题,却始终没有人把意见凝聚成行动。他说:“大家都知道危险,可真要出钱,谁都往后退。”
小区里每一次公共设施的修缮都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赵明回忆,有一次小区要修缮无障碍坡道,原来的坡道镶嵌着鹅卵石,看上去美观,轮椅却无法顺畅通过。考虑到不少家庭有老人或行动不便的成员,许多业主支持改造。工程最终搁浅,是因为一楼业主强烈反对,理由是他们家没有老人,并认为开发商交付的就是“最好的”。
理论上,每座小区都缴纳了公共维修基金,用于处理像电梯更新、外墙翻新这样的重大项目。在现实中,这笔资金的启动极为困难。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要使用维修资金,首先要经过业主表决同意,然后是居委会、审计部门、房管部门的层层审核。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曾撰文披露,从提出申请到落地,“总体没有6至8个月拿不下来”。
即便高层老化的风险摆在眼前,意见的分歧却让集体决策寸步难行。居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问题停滞在日常里,靠个体智慧和侥幸心理躲避最坏的可能。
在那次被困电梯后,李梅不时联想起新闻里电梯冲顶致人遇难的场景,她的手机里收藏了许多“电梯自救”视频;赵明目睹小区外立面自由落体后,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一定离楼体远一些;还有居民未雨绸缪,在家里准备了应急逃生包,里面有防毒面具、灭火毯、逃生绳……
“它(高层住宅)像电器一样,十几年以后各方面零件都会老化,但是你不可能在一栋房子里只住十几年,对吗?”李梅已经产生了搬家的念头,并坚定了一个想法,以后不会考虑高层住房了。但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当下换一套房子谈何容易。如果不想在日渐衰败的家园里和一座座高楼共同老去,那么无论是居民、物业,还是政府,恐怕都要在预防住宅老化这条路上积极而持续地探索。
应对方要求,文中张果、李梅、王磊、赵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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