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夏杰艺
我至今记得2019年11月走进的那间干净明亮的茶室，桌上摆着一整套古朴的茶具，面试官为我们一个个斟茶，香气在晶莹剔透的瓷杯中打转。这次面试没有什么压力测试，只有一对一轻松愉快的聊天，结束后还有晚宴，我们吃了烤鸭和海参，最后被专车送回了学校。走回宿舍的路上，我的脚步都是雀跃的。这是工作的第一家公司留给我的初印象。在整个竞争激烈的秋招季，我从未被如此善待过——大部分名企都要求多次笔试，才能和七八个同样学历背景的应届生一起获得群面的机会，我会穿着西装在门外等待一整个下午，回答几个例行公事的问题，再被以不知道什么为理由迅速刷掉。可是那天晚上，这家公司的HR用甜美的嗓音给我打了电话，提供了月薪1.6万元的管培生offer。我当时想，起码有一份保底的工作了。然后，2020年，疫情来了，很多企业都停止了招聘，甚至开始裁员、毁约，这里成为我唯一可以去的地方。虽然不算满意，但我和父母依然觉得这是一份不错的、体面的工作。那时我不会想到，自己即将走入人生中最阵痛的一段时期，它对我的性格和命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那家公司，我几乎是被摧毁又重组了一遍，不到六个月就落荒而逃了。2020年夏天，我欣然入职了这家全国性的大型房地产公司，公司隶属世界500强，每年营收规模接近2000亿元，在十余个不同城市都有岗位。而人文社科专业的我被分配到苏州的人力岗位，成为地产营销部门的HRBP（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
公司为我配备了一名带教，38岁的资深HRBP。他穿着西装，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见到我的第一面，他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外表的问题：“你看上去太不职业了，充满学生气。妆容太淡，衣服也不够成熟，声音听上去软软的，简直像在撒娇。你的五官还行，但打扮得太朴素了，要把外貌优势最大化。”和我一起入职人力岗位的，还有两个漂亮的女孩，心瑶和雨涵，带教给我们的外貌排了序：“心瑶清纯，雨涵妩媚，但你的特点不明显。所以你现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自己的外表看上去更漂亮和职业化。”
在他的要求下，我剪掉了慵懒的长卷发，换成利落的棕色短发，并购买了一整套化妆工具及office lady常穿的衬衫和套裙。每天早上见我的第一面，这位挑剔的带教都会凑到我面前检查：“眼线太淡了，眼影用深颜色，眉毛要更有英气。”
我内心一百个不情愿，这个长得像蜥蜴的男人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但还是强压心中的怒火，按照他的说法完成了外貌上的改变，并学会在工作时压低嗓音说话，穿高跟鞋走路，努力让自己显得成熟一些。这样快速、显眼的变化，立刻得到人力总监的夸赞，他评价我是一个“可塑性很高的苗子”，甚至任命我为下半年最大的校招项目的负责人。
虽然主要靠装束的改变就获得了这么重要的任务，让我有些不解，但我立刻意识到，融入这里的规则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明显好处。带教对我的态度也非常满意，开始让我正式接手HRBP的工作。HRBP是外企的舶来概念，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声音告诉我，与传统的、处理事务性工作的HR不同，“HRBP需要深入到业务部门中，用专业的人力资源知识和技能帮助业务部门达成业绩目标”。
这句话的实际背景是，我所在的分公司营销部门共有80多名员工，销售团队流动性极大，每个月都有十余人入职或离职，而作为该部门的HRBP，需要不断寻猎新人填补空缺。除了负责该部门的常规招聘，HRBP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比如统计绩效薪酬、办理入职离职、处理OA平台上的各类申请，还要兼任营销总监的秘书。
过去的我绝不会想到，职场的一天是这样展开的：早上到公司打卡后，先帮营销总监拿快递，买早餐，洗水壶，将她接下来一周的日程排好，并提前预订相关的会议室；然后我会接连收到几个员工着急的信息，他们的OA系统出了问题，要求我找IT协调处理；接下来，我会接到五六名员工出差、请假、报销的申请，他们会不断催促我通过审批，并要我提醒其他领导审批；中午11点，当天新入职的两三名销售会来到办公室，我将会花大约40分钟协助他们办理入职手续，核实资料证件，并教会他们使用办公App。
午饭后我通常没时间休息，而是浏览招聘网站上的简历，为部门物色新的销售，趁午休时间给大约十来个候选人打电话，然后被大多数人拒绝；接下来我要协调领导安排两三场面试，推进已有的招聘流程；下午3点，主持一场转正会议，为已经入职六个月的员工举行述职答辩，让领导决定他们的去留。完成这些当日较为紧急的工作后，我才能开始制作每月的常规HR表格，包括社保统计、考勤统计、补贴发放表、销售值班表等。
当我做完这些之后，就已经到了下午6点的下班时间。我会在楼下便利店买个饭团，然后为一个月后的线下校招做准备。我将和其他人力管培生一起加班到深夜，完善招聘的细节——比如为校招宣传片写剧本、找导演；联系各大高校就业办的老师，付费预订宣讲会场地；确定宣讲会的流程，提前制作广告传单发放给学生；运营校招的应届生群聊，回答学生的各类问题……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我们常常一起熬到晚上10点。
最后，在我即将下班时，我的带教会叫住我，花10分钟的时间反馈我一天的工作，夸一下完成得不错的地方，再回顾我今天在会议上说了哪句错话，干了什么暴露情商的“蠢事”。我明白，他并非刻意刁难我，相反，他真心觉得这些“修正”能帮助我适应这里。我通常会安静地听完一番数落，然后独自乘地铁回到出租屋。
在带教的敲打下，我渐渐意识到公司想要的是怎样的人——一个周密妥帖、风风火火的“王熙凤”，能够照顾好上下几十号人。而真实的我，如果非要说的话，可能更接近大观园里死得很快的“晴雯”，敏感、率直、不太懂分寸。明白这一点后，我就像一个冒名顶替的人，后背爬满了蚂蚁，不安的感觉始终抓住我不放。
其实我已经露出了不少马脚：我常常在会议上说出一针见血的实话，让大家面面相觑；有时候，我会因粗心忘记一些小事，招来某位员工暴怒的电话；我讨厌做数据，更讨厌在细密的表格中检查错误，因此纰漏不断、给同事添麻烦。而一想起每天到岗时带教老师的外貌审查，下班后的“职场情商课”，我就想要“撕扇子、掀桌子”，恨不能“大闹天宫”再逃跑。为了不穿帮，我只能拼命压抑住真实的想法。
这份工作中唯一让我开心的，是和另外两位人力管培生的友谊。人力总监刻意将我、心瑶、雨涵置于竞争关系之中，但我们都本能地排斥这种设置。心瑶从学生时代就在这里实习，对工作内容和人际关系都更熟稔，她毫不吝啬地教我做事，我们经常一起加班到头昏眼花，一起赶末班的地铁。而雨涵和我类似，都是“新兵蛋子”，都对这份工作缺乏热情，我们一起吐槽，鼓励对方继续忍耐，再想象时机成熟后如何跳槽离开。
可一旦下班，我就会变成一座孤岛——在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除了同事我不认识任何人，除了工作我什么也没有。我租住的青年公寓位于苏州吴中区一处荒无人烟的地带，周边没有商超便利店和餐饮店，每天回家后，我只能一边呆滞地刷手机，一边消化带教的批评，直到夜里12点左右才去洗漱睡觉。我常做同一个噩梦，梦到身上被削掉一块块的肉，被拿去包饺子。入职两个月时，我已经开始厌恶起床，会一直赖床到快要迟到，才匆匆穿上高跟鞋出门。
虽然难挨，但我不曾想过离开，直到参加一次团建饭局。为了让公司总裁“胡总”玩得开心，人力总监特意将我、心瑶、雨涵安排在他的两边，我们被迫喝下一杯又一杯茅台，直到头晕目眩；接下来，我们又被带到KTV，人力总监给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发来一张“胡总爱唱的粤语歌”表格，让我们待会儿尽量点这些歌。我们卖力地唱了一小时，但胡总并不满足，他要求玩情色意味的唱歌游戏，所有人都必须拿起话筒，按照他的规则唱出那些羞辱性的歌词，唱错的人还必须接受惩罚。
我们都没见过这种情形，唱得吞吞吐吐。一个女孩被惩罚当众做性感动作，抚摸自己的身体和扭臀，另一个女孩被惩罚“跟瓶子接吻”——年近四十的胡总拿来一个空矿泉水瓶，满不在乎地要求她表演“舌吻”，还不断地斥责女孩“把舌头伸出来，让所有人都看见”。而在场的人，包括我，包括那些年轻高大的男性管培生们，都坐在位子上尴尬地笑着，不敢出声。
“我是进了什么地方呢？”我心想。趁没人注意，我快步走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捧起凉水往脸上扑，想让自己冷静一点儿。但我喝得太多了，神经也太过紧绷。对着洗手间的大号垃圾桶，将胃里的海鲜和白酒全吐了出来。我深吸一口气，把头发梳理好，整理了一下领子，打算走回KTV包间，可是越靠近那里，我就越抗拒。
那场饭局让我在接下来的一周都有些恍惚。心瑶是工程专业出身，对房地产行业更熟悉，她告诉我，地产公司和重要的城市资源更近，职场文化也更畸形，“经常都有饭局，喝酒玩游戏都是小事”。这种职场文化以男性为主导，有明确的等级秩序，总裁在这里就像“土皇帝”，女性员工则被看成“花瓶”“小菜”。
因为地产工程岗位有严重的性别歧视，普遍不收女生，心瑶只能放弃多年所学，做了和专业无关的人力岗位。在进入职场前，她就有了心理准备：“地产公司的人力都是人精。这里喜欢的是那种女孩——听了黄色笑话能面不改色，甚至调戏回去的女孩，要玩得开。”比如某个性格强硬、颇受重视的女总监，传说她在一次酒局游戏中接受惩罚，当众将内衣脱了下来。
因为实习得早，心瑶某种程度上已经接受了现实。她安慰我，只要没有肢体接触，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我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衡量再三，我和心瑶将此事告诉了人力部门一个信任的女性前辈，想看看是否有什么应对方法。诉说的过程中，我没忍住掉了眼泪，而心瑶因为实习时就经历过类似的场合，显得平静一些。前辈听了我们的遭遇，有些惊讶和同情，但并不觉得是什么大事，也不太理解我的失态。她更多看到的是“你太敏感了，心瑶更坚强成熟，你要向她学习”，还开导我，这种应酬的频率并不高，最多也就一个月一次，“下次找个借口不去就是了”。
这次饭局就像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让我发现工作中越来越多难以忍受的部分。比如，人力总监想开除某位员工，又不想被劳动仲裁，就威胁说以后都让对方无法在这个行业生存，他还要我旁观这一过程，以便我未来模仿他的“铁腕”；再比如，营销总监在酒局上想让我帮她倒水，但并不想开口，而是不耐烦地对着我敲敲空瓶子，扬扬下巴，像是对待一个“丫鬟”。而我的带教，总希望我能更懂眼色，知道在什么时候该站起来祝酒、夹菜或是结账。在他的指导下，我成功在一次应酬中干了九大杯的啤酒，创造了自己的最高纪录。但没人知道，我是怎么中途悄悄溜去厕所吐了两次，转身回来还面不改色地微笑着给领导点甜品的。
那天晚上，带教兴冲冲表扬我“飞速成长，充满潜力”，人力总监也称赞我有“令人惊讶的蜕变”。带教进一步提出，我应该尽快再增加一项技能——开车：“以后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我的工作就是你的工作。你要是不会开车，谁负责饭局结束后把领导安全送到家？”
这句话让我瞬间头皮发麻，倒吸一口凉气，我意识到他们真正想要把我塑造成什么。我就是在那个时刻决定辞职的，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现在回头看，我醒悟得的确太晚。我并不知道像房地产这样的传统行业，沿用的是一套极为陈旧的制度和文化，当我识别到一些不对劲的信号时，总是劝说自己：“社会不是乌托邦，要面对现实。”记得入职培训时，有一套职场礼仪培训，教我们如何在会议中给领导排座次，如何分辨宴席上的“主陪”“副陪”，不同情景下敬酒时杯口应该放在什么位置。那时，我就本能地对这种等级秩序感到不适，却不觉得这将是未来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可怕的是，有许许多多瞬间，我真的在尝试从外貌和内心改造自己，来适应这个世界。过去我是一个敢在课堂上站起来反驳老师，敢在火车上和不文明的中年男性大声吵架的人，而在那个KTV包间里，我将自己信仰的价值观抛在了脑后，沉默旁观了总裁对那个女孩的羞辱。我无法原谅自己。他们最深的改造几乎快要完成了。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就再也回不去了。我没法再打开电脑佯装工作，只要手放上键盘就会开始出神，等到回过神来，眼泪已经流到手背了。我必须频繁去卫生间处理自己被浸花的妆，以免被其他人看出来。心瑶和雨涵都注意到我的消沉，不断开解我，让我回忆工作中有成就感的时刻，但是我几乎一开口就是哭腔，就像崩坏的、只能输出乱码的机器人。
无论是工作内容还是氛围，我都不想再忍受，坐在这里的每一刻，我都感觉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我上了最好的学校，学了这么多知识，不是为了成为这样的人，更不是为了“服侍”谁。如果注定要消磨自己，难道不能是为了一些更有价值、有意义的目标吗？
可我还能做什么，还能去哪里？现在我已经工作了六个月，失去了北大毕业的应届生身份。而这段工作经历不仅不能带给我新的机会，甚至会在简历上变成一个污点，给我贴上“不负责任、没有定性”的标签。
我的大部分同学，不是去体制内当公务员，就是去高薪的咨询、互联网行业。我也曾经在这些地方实习过，有过留用机会。这些地方氛围更平等，工作内容也很新鲜，大家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穿着时髦且稀奇古怪，似乎更适合我这种不愿被束缚的人。原本我也打算在这些地方工作，但在实习期间，我就已经忍不住嘲笑那些工作里荒谬的部分——咨询，玩文字游戏糊弄甲方客户，先画一个价值数十万元的大饼，然后交付几张实习生连夜赶制的PPT；互联网，每天晚上10点后才下班，想尽办法把用户留在一个毫无营养的App里……我还记得实习时我是如何在一种高强度的节奏里仍旧感觉空虚，即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不想回去。
浏览网上的招聘信息，几乎没有我感兴趣的。我得出结论，长年的社科训练，没能给我较高的专业壁垒和竞争力，却让我养成了挑剔、缺乏毅力、什么都不相信的性格，很难在就业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原本打算一边待着，一边继续找工作，但整个人已经越来越抑郁，沉湎于自我厌恶的情绪里。我没有力气再假笑，更无法面对那些永远做不完的表格。周五的饭局又要来了，人力总监在叫我，我扭头看向窗口，好想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啊。那种恨不得马上结束一切的心情，令我瞬间清醒过来，我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
在团建上吃完最后一只烤羊腿后，我提出了离职申请。人力部门的所有员工都很震惊。这些年来，公司的管培生里没有一个这么“慌不择路”的。总监、带教、前辈一个接一个找我谈话，但我没有动摇。我想得非常清楚，现在首要的任务不是工作，而是活下去。
在等待下任、交接工作的两周里，我预约了几次心理咨询，倾诉自己的迷茫，也希望借此梳理自己的想法，当时咨询师问了我一个至今难忘的问题：“如果你已经赚到钱了，退休了，你想做什么？”我思索了一会儿，直觉性地回答道：“想写作。”但我又马上否定了这个主意，“写作养不活自己”。
“那不如假设你已经赚到钱了，现在你回家开了一个自己的公司，投资你自己的写作。如果你赚到了稿费，那就是你投资的利息。如果没赚到，就算是投资失败咯。怎么样？”咨询师说道。
我“扑哧”笑了出来，听上去是个荒唐但有益的“精神胜利法”。但她的话让我突然意识到，我为什么要用半辈子做自己讨厌的工作赚钱，等到退休才尝试喜欢的事？既然喜欢写作，不如现在就做相关的工作，至少每一天都会过得容易一点。
这时，“做记者”的想法出现在脑海里。我想起自己读到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时的感受，这是我能想象到的，将我的社科专业和写作天赋结合得最好的工作。但当时秋招我没考虑过，毕竟媒体已经在走下坡路，记者被认为是“没有前景的职业”。然而经历了这六个月的煎熬，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什么前景都不在乎了，找到一个小小的、能让我立足的地方，给我一点儿活下去的信心就好。
后来找工作也不算顺利，我不是新闻专业，也没有媒体实习的经历，不管是发邮件、找内推，几乎都没有回复。我的自信一点点流失。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家北京媒体的面试机会，面试官发现我第一份工作只干了六个月就跑了，便轻轻把简历扔在了桌上，从鼻腔中发出一声嗤笑，“哈，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飘了”。我一度想要放弃，但我的伴侣把一家知名媒体的报道翻出来看了一会儿，便“信口开河”道：“两年，最多两年你也能写成这样！”或许是这份盲目的相信给了我力量，我冥冥之中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做到。
大约经过了三个月的空白期，我终于通过公开招考成功进入了一家上海的报社，我还记得试稿的那两周时间，我始终像一根绷紧的弦，拼命熬夜，比别人多写了两篇稿子，最后获得了这份工作。两年后，我又跳槽到现在工作的媒体，也经过了高强度的考验，去过不少灾难、事故和案件现场，深夜一边崩溃一边敲字。但做了这份工作后，我的率真不再是缺点，反而帮助我迅速在采访中打开局面，细软的声音也不再是负担，反而能让遇难者家属感觉亲切，而我备受诟病的“敏感”，有助于感受和还原故事的细节。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可以刚刚好被放进去的位置。很抱歉，这不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现在我已经工作快五年了，也常有狼狈、疲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也怀疑自己。每当这时，我就想起自己是如何从那个失败的面试间走出来的——我的发丝和后背全是冷汗，冬天的风呼啸而过，身上立刻起了一层冰，我泄了气，拖着步子，漫无目的地走在北京东城区的幸福大街上，我想，自己可能永远当不上记者了——还有比那更糟糕的时刻吗？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49期。文中心瑶、雨涵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2-11 03: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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