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5年11月，云南省香格里拉市迪庆州卫健委通报了一则处罚。卫健委提到，今年8月，一名未成年女孩在云南香格里拉一家医院生下一名女婴。在女孩和母亲都明确表示不愿抚养孩子之后，医院的麻醉科医生提出有个亲戚想要领养小孩，抱走了女婴。卫健委认定医院的违法行为包括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对香格里拉民生医院作出罚款一万元的行政处罚。本刊采访的多位社工、性教育老师和学者表示，未成年女孩产子的事情现在不罕见。采访中一位专家追问：“她身边的家长、同学、老师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她身体的变化吗？家庭、学校、医院这些关键的场域中，对未成年人的支持是不是足够充分？强制报告制度已经实行了5年，为什么仍有不履行报告义务的行为？
看到未成年女孩生子的新闻，虽然不知道事情具体的情况，但在云南做社工的李溪云还是觉得很感慨。前两年，她就遇到过一个极为相似的案例。一名14岁的辍学女孩忽然感觉肚子疼，到医院发现临近生产，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与新闻中的事件不同，14岁女孩生子后医生进行了强制报告，也告知了父母。但女孩母亲不愿意抚养婴儿，因为他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家里经济条件也很困难。后来民政局介入，领养了婴儿。李溪云说，女孩的母亲说女孩本身有点胖，在家穿非常宽松的衣服。两人关系紧张，女孩经常不在家里。
李溪云从事青少年保护已经十多年，2019年起开始做一些受到侵害儿童的帮扶工作。她注意到这些孩子的父母多在外务工。她还发现，这几年儿童被性侵类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2018-2019年，侵害者多是辅导班老师、邻居，甚至是继父、表哥，也有一些是大街上的陌生人。但是从2020年开始，未成年人与人在网上认识，对方以谈恋爱的名义哄骗，或者单纯是线下见面后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开始增多。”
这与公益组织“女童保护”的观察一致。“女童保护”每年会对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做统计，他们发现超过70%的案件都是熟人作案，施害者并不都使用暴力，实际上还会利用贿赂、诱骗、关爱的手段。该组织“拥抱青春期”性健康教育项目的负责人陈灿记得一个案例：一名不到14岁的女孩去卫生院检查，发现自己怀孕。检察院调查后发现这个孩子跟多人发生过性行为，有的只是一起吃了饭。“在城市，孩子放学大多会有家长接送，但留守儿童一般是自己回家，跟学校以外的人接触的机会更多，部分孩子甚至会更主动地和社会上的人有一些交往。”
李溪云提到，2019-2020年，他们工作的其中一个区域内的儿童性侵案大约有三十起，2021-2022年，数量达到五六十起。“暑假、国庆等假期是案件高发期，可能是因为假期孩子们都拿到了手机。”
这其中，怀孕的事情也不少见。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香格里拉民生医院针对此事的情况说明显示，未成年女孩是在网上查询自己的肚子上的花纹，发现是妊娠纹，才知道自己怀孕。多位接受本刊采访的社工、性教育老师、学者表示，青少年性知识的缺乏并不罕见。
安徽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联合主任叶文婷从2014年开始做性教育科普，叶文婷的性教育第一课往往是“我从哪里来”，她去给乡村孩子们上课时，有回答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充话费送的，牛粪里钻出来，猪圈里拿出来的，甚至鬼送来的。“家人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倾向于回避性。但这样的回答可能会让孩子产生自卑感，孩子们会觉得难过。”
叶文婷说，很多孩子其实不知道怀孕的条件和表现是什么，更不知道应该如何避孕。但有时她想在课堂上讲这部分的内容，学校的老师却觉得不需要。但多位性教育老师提到，孩子们看色情网站的现象很普遍，这对孩子们的性意识甚至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李溪云去年在乡村做儿童保护工作时，有一堂课请了心理咨询师讲爱情，有一个男孩在纸上写了两个数字，课后她问是什么意思，男孩说是黄色网站的地址。“在他们看来，谈恋爱就是为了发生性关系。”李溪云最近也在学校开展性教育讲座，课堂上她问女孩们，你最想和男朋友做的事是什么？她们一般都说拉手、亲亲、睡觉。“有的孩子之间还会相互比较：你有没有男朋友，你还是不是处女。有过性行为有时候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李溪云说，在自愿发生性行为的案件中，很多未成年女孩觉得性行为本身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是家长的态度会伤害到她们。“有的家长觉得太丢脸了，简直没法提起，有的要去向对方要10万、20万，有的说要去把对方杀了。这些态度会伤害到孩子的情绪。”李溪云记得一个案件：14岁的女孩跟17岁的男孩谈恋爱，女孩的父亲知道后暴怒，要找人去打男生，虽然在家人的劝说下忍住了，但报了警。男孩有前科，因为这件事要坐牢。女孩对那个男孩有很强的愧疚感，认为自己害男生坐了牢。
叶文婷观察到，乡村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不会跟他们讲性相关的东西。李溪云在讲座中问过学生，父母或家人很严肃地跟他们讨论过性知识的，70个里只有2-3个。
上性教育课时，叶文婷能感受到孩子们的害羞。她去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叫过她“黄老师”“色老师”“睾丸老师”，说“老师你不要老给我们讲这种怪东西、害羞的东西。”但他们又有很多好奇和困惑。叶文婷说，随着网络的普及，孩子们会在网上接触到一些词汇，一知半解，又不敢问大人。曾有三四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用小纸条上向她提问：什么是宫外孕？男人为什么老是打老婆？男人为什么不能生孩子？
甚至有的孩子不知道月经是什么。叶文婷告诉本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女孩们首次来月经的时间有所提前，有的孩子三四年级就来月经了。但她在课堂上发现，有的孩子只知道自己每个月会流血，但不知道流血意味着什么。“有的以为月经是好几个月来一次，还有的孩子认为来月经是不好的。”类似的青春期的身体变化，也会让孩子们觉得恐慌。“比如有女生嘴边长细小的绒毛，会觉得自卑。来月经的时候乳房胀痛，以为自己生病了。”
多位从事性教育的老师告诉本刊，他们接触的乡村学校，几乎没有学校有系统的性教育课程。在李溪云驻点的学校，性教育课就是生物课上老师讲的生理卫生知识，这部分内容有的老师还会让学生自己看书本。学校聘请了一名心理老师，但由于其他课程太过紧张，没有给她排课。“学校的重心在考试和成绩上，所以没那么关注。老师们没有接受过性教育课程的培训，不知道怎么讲这方面的知识。”叶文婷补充，老师们有很多行政事务需要处理，评职称的压力很大，还需要上课，平时很难再有精力兼顾性教育。
“成年人对性的认知也很不全面。”叶文婷告诉本刊，前年她们去一个乡镇学校上课，课前校长问了她两遍：“待会儿上课，孩子们是穿着衣服的吧？”还有领导担心，性教育会诱导孩子们尝试性行为。“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发生性侵害事件，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离自己很遥远。”叶文婷说。陈灿告诉本刊，在她们接到的授课需求里，部分是因为学校发现在性方面出了问题，比如学生过早地发生了性行为，甚至出现性交易。“我们就像消防员一样。”可能也是因此，陈灿发现，在出现问题的地方，课程推进会越来越顺利，“他们会拿出学生状态最好的上午的几节课给我们上性教育课。”
“其实孩子们很聪明，他们能够理解性教育的内容。”叶文婷说，曾经在五年级的一堂课上，她说到“要警惕对你毛手毛脚的人”，一名女孩忽然大哭起来，说自己在县图书馆被一个初中的男生猥亵了半年。就在上课前一天，那个男生还摸了她。她说自己以前只是感觉不舒服，但不知道如何拒绝，也不知道那是猥亵。“如果不是在这节课上说了出来，可能那位女生会继续遭到猥亵，甚至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对性的误解，有时候导向的是令人心痛的结果。李溪云在做个案服务的时候，还遇到过几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未成年女孩们因为各种原因离家出走，参与到嫖单中。李溪云说，她们一开始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模模糊糊了解一些，但不知道法律后果。女孩们后来也会说自己做错了。“这些未成年女孩有的是觉得缺爱、孤独，通过谈恋爱来寻求爱，还有一些是想要钱。也会有人对性有认知方面的偏差，觉得发生一次是发生了，发生几次也是发生了，跟一个人发生是发生了，跟几个人发生也是发生了。”
李溪云说，未成年性侵案发生后，“很多家长会责怪自己的孩子，觉得孩子不检点，夜不归宿，不听话。”但绝大部分家长还是爱孩子的，在社工指出她们和孩子之间的糟糕互动后，家长们也会反思自己的责任，“有的觉得自己太忙，没有照顾好孩子。”过去做服务时，李溪云发现有些警察也会认为组织性交易就是女孩的错，但对警察进行培训后，他们也能意识到这些行为背后，可能是家庭、社会的支持系统出了问题。
11月5日，云南省香格里拉市迪庆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对香格里拉民生医院作出罚款一万元的行政处罚，认定医院的违法行为包括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2020年5月，最高检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等具有“强制报告”义务，并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流产，十四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所致怀孕、流产，属于应当报告的情况。2021年起实施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
“香格里拉民生医院的医生未执行强制报告制度，除了故意不报告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没有接受过培训，不知道有强制报告制度或不知道如何执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张央及其团队曾在2020年10月至11月底对北京、云南、安徽、广东和湖南的强制报告制度执行现状进行问卷和访谈调研，他们调研的责任主体包括儿童主任、社工、教师、医生、检察官、民警等，发现近五成的报告主体不知道强制报告制度，知晓的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在需要强制报告时很犹豫，最终有六七成的人决定不报告。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沈纪及其团队曾在2021年11月至2022年5月对北京一所专门学校的强制报告制度实践情况进行参与式观察，也发现很多教师不了解报告的流程，有的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制度。对这个制度比较了解的一般是学校的领导层，比如德育主任、德育副校长。有些任课老师认为强制报告是班主任或者社工的责任，班主任又认为是校领导的责任，有的老师向校领导报告后，后面的流程就不清楚了。“教育系统的注意力和资源更多集中于学业和成绩，认为强制报告不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不够重视。”
张央和沈纪都提到，在国内，强制报告制度顶层设计出台后，报告的主体对谁应该报告、什么时候需要报告、向谁报告、报告后如何保护受害儿童权益仍然存在许多困惑。张央告诉本刊，责任主体最大的困扰是应不应该报告。“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专业的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担忧的东西太多了。”张央说，曾有一名医生对他说，强制报告意味着泄露患者信息，他担心不符合职业伦理。有时，他们还担心报告无效——报警之后，公安机关会不会受理、立案、出警。“公安机关判断某个事件是否属于儿童侵害，标准是是否构成犯罪，不符合立案标准的事件，更倾向于不介入。”张央说。
沈纪观察到，还有一个普遍的担忧是，强制报告后是否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后续服务，真正地保护受侵害儿童的权益。这一点在社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担心案件进入办案流程后，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孩子会回到本来的环境中，继续面对原有风险。也曾有社工对张央说，进入司法程序后侵害孩子的亲人被抓走，孩子被放到福利院等地方庇护，虽然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但但去家庭化的保护并不能保证儿童的健全发展。“如果报告没有用，还有可能让孩子的处境恶化，那还不如不报告。”张央说。
沈纪说，这些担忧部分来自社会文化中对性的回避、压抑甚至污名化。沈纪在2021年接触过一个案例：未成年人小王主动告诉驻校社工自己被猥亵，但又担心外界的眼光。社工向小王解释了这么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小王认可通过报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愿意配合。然而和母亲沟通后，小王母亲不想强制报告，她认为如果孩子以后不再遭遇这种事，创伤就会慢慢平复。但如果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影响孩子的名声，孩子以后就没法正常生活。
沈纪说，在性侵、猥亵和强奸这一类案件中，家长不希望强制报告的情况最为常见，他们认为不报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比如他们觉得裸照就是隐私部位，看不出来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你们也别掺合了。学校了解家长态度后，也会觉得很担忧，如果报告了，引发学生和家长的不良反应，比如家长投诉学校，学校能不能承担后果？”张央也提到，在部分地区，未成年女性自由恋爱后怀孕或流产，无论是当事人的家长还是警方，甚至医生，可能都觉得这是私事，使官方介入遭遇重重阻力。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主任李红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首先要让大家意识到报告是没有什么风险的，”李红勃指出，一些医生、教师会害怕“报错了”或者日后被“报复”，这就要求不管是医疗机构还是学校，应该有比较明确的报告流程，对具体报告人有保护机制，将报告的风险降到最低。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普及“强制报告”是一项法定责任，而不是所谓的“热心肠”行为，“对《意见》中规定的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来说，遇到规定情形，是必须要报告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溪云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2-14 04: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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