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建成至今，南京中山陵镶有“天下为公”石额的正门只开过三次。第一次是1953年毛泽东前往谒陵，第二次是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大陆拜祭，第三次则是2009年，开门的原因是为了一部电影的拍摄，这就是在当年斩获4.5亿票房的献礼片《建国大业》。
献礼片的出现始于1959年，此后六十年间，逢九必有大事，也必有大片。
1959年的奇迹
1958年下半年，文化部接到了中央下达的重要任务，生产7部思想性艺术性强的彩色故事片，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当时，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工业部门的信心很足，喊出了两年内赶上英国的目标，文艺界当然也不能甘居人后。
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向首长表态：“我们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有信心完成甚至超额完成。”
全国各大制片厂的厂长知道消息后，都争先恐后地报计划，上影说7部我全包了，长影说那我也要拍7部，八一厂和新成立的西影更是艺高人大胆，分别报上了10部和12部的计划。
最后，文化部确定了拍摄63部献礼片的目标。目标定得豪迈，但拍电影毕竟不是炼钢铁，等到59年春天的时候，很多片子连剧本都还没写出来。在医院养病的周恩来着急了，他知道文艺界受到了大跃进的影响，这么搞下去，拍出来的片子也会是“废钢”。
< 周恩来视察长影 >
于是，郑君里、赵丹等著名导演和演员被周恩来叫到医院商谈。刚一坐下来，郑君里看到周拿出一张纸条，就说我们真希望听听总理的指示。周一听就不高兴了，他指着赵丹、张瑞芳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我在重庆的时候就认识你们，要我作指示，我就不说了，把我当朋友，我就说两句心里话。
听到这儿，赵丹埋怨地看了郑君里一眼，示意他别再说了，然后两个人望着总理不好意思地笑了。周这才接着说，献礼片是不是报的太多了，艺术不能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粗制滥造。今后四个月，我会让文化部不再催电影厂，你们要集中精力拍精品。
总理的一番话给文艺界松了绑，献礼片的数量也被控制在了18部，其中诞生了好几部现在看也是上乘之作的片子，有上影厂的《林则徐》《聂耳》，北影厂的《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还有长影厂的《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爱情片《五朵金花》先后在46个国家公映，引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巨大反响，获得了1960年埃及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这些佳作让1959年的十一档热闹非凡，全国放映了9万多场，观众高达1.2亿人次。
以献礼片为契机，积累了多年人才和经验的中国电影在1959年发出了闪耀的光芒，以至在2005年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评选百大佳片时，1959年的献礼片入选5部，成为20世纪中国电影颇为难忘的一年。
伤痕里的苦恋
1959年的十一晚宴上，周恩来为文艺界举杯：“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
在场的电影人无不踌躇满志，大家都憧憬着在建国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还将取得怎样数倍于昨日的成就。但是，当十年后的未来真的来临时，却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凄凉。
1969年，电影工作者大多下放劳动，各大电影厂也有三年多时间没有拍摄过一部故事片，只能拿出《地道战》和《平原游击队》这样的老片“献礼”，陪着只有样板戏可看的老百姓熬过了史上最惨淡的十一。
直到1978年，电影工作者才迎来第二次解放，压抑已久的创作欲望化作一部部充满反思和救赎的电影。1979年十一档的热度直接“烧”到来年的春节，期间上映的三十部电影占了当年总产量的一半。
其中，既有新人当道，颠覆传统拍摄手法的战争爱情片《小花》，也有反思文革、台词尺度堪比《茶馆》的伤痕电影《太阳和人》。
《小花》这个片名是电影评论家、阿城的父亲钟惦棐给起的，老先生希望它是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主演有二十多岁的唐国强、刘晓庆和十八岁的陈冲。
《小花》大胆借鉴了西方电影的表现手法，比如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影像是黑白的，回到故事发生时再变成彩色，把传统的军事题材拍成了人性救赎的爱情片，让唐国强等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小花》盛开了，而代表反思的《太阳和人》却未能通过审查，据说只在内部点映了几百场。这部电影根据作家白桦的剧本《苦恋》改编，讲述了一个归国华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但依然反对自己的儿女逃到国外，始终苦恋着祖国的故事。
白桦剧本中的一句“你爱这个国家，可国家爱你吗”让他受到广泛的批判。1982年，海峡对岸的导演王童、编剧吴念真把《苦恋》搬上银幕，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提名。
而在大陆，白桦成了众矢之的，《苦恋》中的故事也让人唏嘘地成为了现实。他的儿子不堪压力远走美国，临行前不解地问父亲：“别人家的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我们家的为什么没有结束？”
最终，白桦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检讨，“苦恋风波”才渐渐平息，由史上最特别的一次“献礼”档刮起的反思风潮，也随之消散在八十年代全民下海的春风里。
我的1999
“无情未必真豪杰，请看荧幕如何把毛泽东由神回归人；鬼面也有七情六欲，且看该片怎样把蒋介石由鬼写成人”。
这是长影厂为建国四十周年献礼片《开国大典》写的两句宣传语，这部电影出现了138个历史人物，以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为背景，讲述了1949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权更迭。
1988年11月11日，《开国大典》在中南海正式开拍，从两年前的《血战台儿庄》到两年后的《大决战》系列，主旋律电影开始进入大片时代，影片的目标不仅是完成政治任务，越来越多的个人风格和商业元素也被加了进来。
在片中，毛泽东独自一人逛天桥吃羊肉泡馍，结账后饭馆老板才反应过来：“我怎么能跟他要钱啊！”蒋介石视察江防，发现几个将军在打麻将，他没发火，只问了句“谁输了”就坐下继续打，最后把赢的钱都给了输钱的部下，还恳切地嘱托道：“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天险就仰仗诸位了。”
这些生动的情节让观众首次在主旋律电影里看到了毛蒋普通人的一面。《开国大典》在香港上映后，创造了连映113天的纪录，虽然因故只在一家影院放映，还是收获了一百多万的票房。
有香港的家长对报纸说，自己的孩子总问国家民族的来龙去脉，他以前不知从何说起，这部电影替他回答了很多说不清楚的问题。
十年后的199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要用电影回答很多问题的多事之年。
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战机炸毁，10月，建国五十年华诞，11月，中美就WTO入世进行第二十五轮谈判。这一个个关乎国家命运的事件，要求1999年的献礼片必须热血同时充满智慧，于是就有了揭秘原子弹研发经历的《横空出世》，以及重现八十年前巴黎和会中国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的《我的1919》。
在中美入世谈判中，对好莱坞大片开放市场是很重要的一项条件，也是中国电影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前一年在中国上映的《泰坦尼克号》以3.6亿的票房让市场领略了好莱坞大片的威力。
在11月初的某天晚上，中方的几个谈判代表去了中影公司，集体观看《我的1919》。当看到陈道明扮演的顾维钧拒绝签字，然后说出那句“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那场戏时，代表们群情激奋，大喊“拍续集，就叫《我的1999》！”
几天后，电影局的领导在好莱坞大片入华的协议上签了字，谈判代表们略带悲壮地走出了东长安街的外经贸大楼，站在北京初冬的暖阳下回首张望。1919的峥嵘已经漠然远去，几条街外的电影院里，正在热映的《星球大战前传》喧嚣非常。191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五十周年，为了纪念这场让美国消灭奴隶制、走上世界霸主地位的内战，导演大卫·格里菲斯拍摄了3个小时的史诗巨片《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献礼片”不仅豪取一千万美元的票房，它开创性的制作模式和承载的宏大理念，直接开启了好莱坞电影的大片时代，影响至今。
2008年底，圆了奥运梦的中国将再迎建国六十年大庆，此时需要一部电影，用新颖的方式，把1949年政权更迭这段历史搬到大荧幕上。这个任务落在了中影董事长韩三平的肩上，他接到的指示是，拍摄一部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电影，剧本主要围绕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展开。事关重大，韩总有点犹豫，但经过领导点拨后马上领悟：“我母亲要过生日了，大家做一个礼品送，不能以后别人问到我，新中国60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做商业片呢。”放眼当时的中国影坛，有能力在短时间整合明星、资金、宣发等资源的，只有人称“三爷”的韩三平。韩三平生于1953年，《五朵金花》红遍大江南北时他六岁，《小花》火爆时他在电影厂当照明工，等到《开国大典》献礼那年，他被破格提拔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副厂长之一。1999年，他进入中影担任副董事长，三平成为三爷。2008年内地影院一共公映了77部华语电影，其中有10部电影都有韩三平的署名。这10部电影的票房将近8个亿，是全年华语电影票房的三分之一。六十年大庆在即，韩三平再次拿起导筒，距离他上一次当导演已经有十七年之久，那还是1992年的《毛泽东的故事》。为了腾出手统筹全局，他找来了自己的老同学黄建新做联合导演。黄建新跟韩三平是老搭档，俩人都上过北京电影学院83级的导演进修班，当时韩三平是支部书记，黄建新是班长。在第五代导演中，黄建新的电影以黑色幽默著称，关注现实和都市题材，1985年就凭借讽刺官场文化的《黑炮事件》震动影坛。听说韩三平找了黄建新，有位领导不无担心地问：“他不会把这个戏拍跑了吧？”韩三平拍着胸脯保证：“放心，有我呢。”导演的人选定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韩三平回答，那就是怎样让一部主旋律电影获得“70”和“80”后观众的青睐，进而被市场接受，取得票房上的成功。陈凯歌看完剧本后提了一个建议：这种片子要想成功只有一个办法，所有的角色都由明星参演，哪怕就一句台词。于是，韩总一挥手，来了172位不要片酬的明星。两岸三地的明星都表示，妈妈过六十大寿，做儿女的献孝心是应该的，哪还能要钱呢。后来韩三平在采访时特意让记者写上，只要票房过了2亿，他就给参演的明星按市价付片酬。别的角色用明星观众看着可能很新鲜，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扮演者必须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演技派，在《建国大业》中，扮演毛泽东的不二人选就是老戏骨唐国强。唐国强第一次扮演毛是1996年的电影《长征》，之后又在多部电视剧里出演。在那之前，特型演员古月的主席形象深入人心，说的台词也是用湖南普通话配音的，让很多见过主席的人先闻其声就认定了这个演员。而唐国强不仅在外形上不如古月像，台词也是用普通话说的，所以争议很大，连主席的女儿都说：“唐国强是演雍正的，能演我爸吗？”唐国强的主席形象被认可的节点，是2001年电视剧版《长征》。在这部剧里，他演出了毛泽东在面对各种困境的喜怒哀乐，让观众更多关注剧情，而不再纠结长得像与不像。在《建国大业》里，唐国强又对毛泽东的形象作了突破，比如淮海战役胜利后，他冷静地说了句“从此长江以北再无大战”。如果是以前的影片，估计就到此为止了，但在这部电影里，毛泽东就在下一场戏里喝多了，坐在缸上像孩子一样笑。因为他也是正常人，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心里不可能不激动。与唐国强的顺理成章不同的是，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有些出人意料。接到韩三平邀请的时候，张国立还在拍《铁齿铜牙纪晓岚》，正好是光头。试妆那天，韩三平亲自来了，看到粘上胡子的张国立说了句：“就是你了。”但是张国立心里却并不感兴趣，他认为在这种电影里，蒋介石肯定是次要角色，拿到剧本一看发现就38场戏，果然不多。韩三平说，38场的戏份在这部片里绝对是主要角色了，梁家辉就俩镜头，李连杰脚跟都没动一下就演完了。这时候，张国立才知道这个“蒋介石”不同以往，值得一试。在看到唐国强、刘劲、王伍福等人的状态之后，张国立感觉压力很大，比演皇帝紧张多了，因为那几个演员的形象“像得让他害怕”。造型师本来也想给他粘个耳朵、鼻子之类的东西，但是被拒绝了。“我知道我非常不像，但我绝对不会粘任何一样东西来演这个蒋介石。”张国立想的是从内心上找到蒋介石的感觉，所以原本没准备减肥，但是架不住周围的人总是说他胖、不像，他才迫不得已把每天的伙食砍到只剩一碗粥，暴瘦了十多斤，拍完后还有点厌食症。备受“折磨”的张国立跟两位导演说：“如果我的戏被剪了，我可要索赔的！”关于蒋介石的戏一共剪了八场，其中有两场让张国立特别可惜。一场是跟美国将军马歇尔的谈判，他当着宋美龄的面对马歇尔说，你不是中国的太上皇，在中国我说了算。“体现蒋介石霸气的戏不多，还被拿掉了，所以成片里体现没落的东西多了点儿。”< 得知李宗仁票数后，“蒋介石”表情的微妙变化 >另外一场戏把演他儿子蒋经国的陈坤给演哭了，那是从大陆撤退之前，蒋介石嘱咐蒋经国：你到了台湾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做一件事——土地改革。因为他一直在想，自己几百万美式装备怎么就败给了小米加步枪，想来想去答案是没得到民心，所以才会对自己儿子说把土地分给农民，十年内反攻大陆才有希望。拍这场戏的时候，黄建新问陈坤为什么哭了，陈坤说“父亲”的杀伤力太强了，他看到了一位倔强的老人。明星云集的《建国大业》拍了120多天90多个场景，几乎每天都要拍完一个明星的戏，所到之处一路绿灯，除了开头提到的中山陵，南京的总统府也破例让剧组的汽车开了进去，一连拍了六天。从葛优到陈道明，再从刘德华到成龙，众明星都以参演这部献礼片为荣，但还是有因为各种原因挤不进去的大咖，周星驰就是一个。有记者问他想挑哪个角色演，星爷瞪大眼睛看着对方：还挑？！韩总让我演谁我就演谁，他让我从山上跳下来我就跳下来，不过他到现在都没通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分量不够。至于为啥没邀请周星驰，《建国大业》的副导演说了一个原因：影片要求演员都是1949年以前的发型，周星驰的头发太现代了。上映前，《建国大业》的总时长从3个多小时减到了2个多小时，黄建新的电话也被明星经纪人们打爆了，他们纷纷恳求：“请一定保留那个谁的戏，哪怕没台词，露个脸就行！”3000万投资的《建国大业》成为年度票房冠军，黄建新没来得及喘口气，韩三平已经对外宣披露：“接下来我们准备拍《建党伟业》”。2014年，韩三平退休。继贺岁片后，他给中国电影留下了又一个现象级的类型电影——大制作大卡司的献礼片。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又有三部新片一起亮相，也都取得了亮眼的票房，但观感让人一言难尽。献礼片虽然已经拍了六十年，导演们似乎仍在寻找最恰当的镜头。但毋庸置疑的是，献礼片会一直拍下去，因为总会有下一个十年，甚至都不用十年——十一期间看看朋友圈有多少国旗头像，就知道这块市场有多诱人了。[1] 蒯乐昊，《黄建新 《建国大业》绝不是宣传片》
狗仔卡
发表于 2019-10-9 11: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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