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BBC版《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的观众，一定会注意到一位老人，在野外边主持边讲解野生动物。这位老人大有来头，他就是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大卫·爱登堡。他被称为有史以来旅行路程最长的人，多年来与BBC的制作团队一起，实地探索过地球上已知的所有生态环境，无论是冰天雪地的南极，还是酷热炙人的火山口，都曾出现过他的身影。2015年，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思楠筹备出版《大卫·爱登堡自传》，从书籍入库到正式出版，她与外方权利人通信5年，往来邮件224封，这本书也是她从事编辑工作数年里历时最长的一本书。书籍出版后，她在豆瓣上写了一篇编者手记，记述了这本书从出版、翻译、制作到推广过程中的各种历程与细节，“快要出版之前，我去联系了一些著名的公众号，希望可以合作首发，这些媒体像约好了一样都拒绝了，而且给出的理由都一模一样：这样的书没有流量。”一本新书也需要流量？就像人们每天在微信公众号里选择阅读的文章、在电影院里决定观看的电影、随手刷到的娱乐新闻，我们似乎逐渐步入了一个被流量所包围和控制的世界，但被流量忽视之外的世界，其实也充满了人们未曾料想到、来自大自然深处的乐趣与险峻。《大卫·爱登堡自传》，David Attenborough 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12
在这本传记的最后一段，大卫·爱登堡这样写道，“然而，我之所以用这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今天节选的这篇书摘，讲的是在印尼群岛科莫多的一段冒险经历。书摘之外，我们也跟编辑王思楠聊了聊这本书制作与出版的情况以及她对“新书是否需要流量”这个问题的看法。黎明时分，我们醒了。昨晚我们抛锚的地方刚好是在一个开阔海湾的入口处。在白色的沙滩后面有一些山丘，上面覆盖着干枯的棕色杂草，零星长着几棵棕榈树，像帽针一样直直立在那里。在更远处，我只能看到一处由茅草屋构成的小村落。潮水昨晚就退了，现在海水很浅，我们可以直接蹚水穿过珊瑚礁，到村子里去。村子的首领在他的茅草屋里接待了我们。是的，这里是科莫多；对，这里有“布阿甲 -达拉特”（buaja darat） ——就是科莫多龙，在山地游荡。就在几天前的夜里，一条科莫多龙钻进村子，还弄死了他的几只鸡。它们危险吗？这个嘛，这位首领实事求是地说，几年前有条科莫多龙害死了一位老人，不过也不能全算，因为那位老人很虚弱，可能是在科莫多龙找到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我们想看看科莫多龙，这肯定没问题。只需准备一头山羊的尸体，最好是已经微微腐烂发臭的。这个他可以帮忙弄到。第二天，几个男人带着一头死羊，跟我们走到一个长满灌木的小山谷。在一条干涸小溪的河床，我们把山羊尸体挂到了一棵树上，这样它那恰到好处的浓重气味就能扩散得更广。在岸边，我们用树枝搭建起一个小型掩体，查尔斯就把他的摄影机安置在掩体后面。等待中，我们用望远镜扫视着对面的河岸，急不可耐地期盼着看到这种非同寻常的爬行动物，它正是我们千里迢迢赶到这里的原因。在我们身后很近的地方，传来一阵沙沙声。我以为是那些搬运工去而复返，我转过身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要他们保持安静。然而那不是搬运工，是科莫多龙。它离我们只有不到十码远。我用胳膊肘碰了碰还在盯着河床的查尔斯。他转过身，我俩就和那条科莫多龙面面相对了。查尔斯甚至都没法拍它，因为摄像机装的是长焦镜头，而科莫多龙离得太近了，对不上焦。我们似乎无计可施了，只能干坐在那里。科莫多龙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像雕塑一样完全静止，这是爬行动物的典型特征。它抬起头，下颚边缘的鳞片已经磨掉了，所以在身体的某些地方露出了下面粉红色的肉。而正常情况下，它的装甲外皮是铁灰色的。嘴角的线条稍微向上翘起，令这种动物总保持着一丝冷酷的笑意。它那条长长的黄舌头前端分了很深的叉，从嘴的前部滑出来又滑进去。毫无疑问，它正在空气中品评着我们的气味。一只蝴蝶轻轻拍打着翅膀，落到它的鼻子上，但是科莫多龙仍然没有动。然后，它非常缓慢地转过身，极其从容不迫地绕着我们走了半圈，沿着低矮的河岸走上干涸的河床，向诱饵走去。我们计算失误了。这条科莫多龙太大了，它直立起身子已经能碰到山羊尸体的下缘。现在它离得足够远了，刚好在查尔斯的焦距范围之内，于是他拍下了科莫多龙试图抓取诱饵的镜头。它一下抓到了，然后开始拽，使出浑身的力气往后猛拉。如果它把尸体拖下来，可能就会带着它溜走。想让公司的会计部核准两头腐烂山羊的采购可够呛。我从掩体后边跳出来，挥舞起双臂。那条龙松开羊尸，闪进了灌木丛里。它有多大？肯定比我见过的任何圆鼻巨蜥（water monitor）都大得多。那种巨蜥和科莫多龙是血缘最近的亲戚，体型也非常庞大。不过圆鼻巨蜥的尾巴格外长，以至于躯干部分只有身长的三分之一；而科莫多龙的身体占到了体长的一半。所以就体重而言，科莫多龙的块头就大多了，也比任何圆鼻巨蜥更加孔武有力。萨布兰很想抓一条。他说自己只用在灌木丛里能找到的材料外加一段绳子，就能做个陷阱。我解释说我们没有带它出境的许可。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我们真的用陷阱捉住一只，就可以给它测量一下了。不管怎么说，用陷阱捕科莫多龙的过程本身也会是一段有趣的影片。在萨布兰的指挥下，我们把木桩钉进河床的沙质土壤，用藤蔓拧成的绳子在木桩周围绑了一圈树苗的细茎。我们在前面挂起一个陷阱门，并将它固定到一个简单的触发器上，触发器连着一个倾斜的平台。我们在里面放了一大块臭气熏天的尸体。科莫多龙的表现十分完美。它走进了陷阱，陷阱门掉了下来。我们近距离拍摄了它透过陷阱的木栏盯着我们，发出嘶嘶声的样子。我们还测量了它的长度 — 刚好9英尺（约2.7米）。并未打破这个物种身长的世界纪录，但也够大的了。接着，我们就把它放走了。那天晚上，我们和首领及其家人一起吃了顿庆功宴。像往常一样，由萨布兰来帮助我理解他们说的话。首领告诉我们，你们这个船长，不好，“蒂达克 -贝克（Tidak baik）”。我说，这个，我们也知道。但为什么说他不好呢？这个嘛，他就不是个渔夫，甚至不是弗洛里斯人。他是爪哇的一名军火贩子，在新加坡买了武器，走私到北边苏拉威西岛（Sulawesi）的叛军手里。军方正在追捕他，所以他才要躲在毛米尔港。这样一来，好多事情就解释得通了 — 他对这片水域的无知，以及他那拙劣的航海技术。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头。他告诉村民们，我们有很多钱和贵重物品，并问他们，在我们离开科莫多时有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他们联合起来的话，就能制服我们。第二天，我们又拍摄了科莫多龙撕扯山羊尸体的画面。之后，就心满意足地启程了。我们觉得，船长在没人协助的情况下，也不太会动念制造什么麻烦。即便如此，还是决定，在余下的航程中，我们几个不要同时入睡。没必要原路返回毛米尔岛了。船长不会说那里是他的常驻港口的，我们也知道可能未来几个月都没有飞机能从那儿接我们走，于是我们继续向西航行，驶向印尼群岛长链上的下一个岛 ——松巴哇岛，那里的比马（Bima）有一座小港口。它在我们的航空地图上被格外粗重地标记出来，看来那边很可能有一条适合任何气候的跑道。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那里，怀着如释重负的心情，给船长结清了酬劳。这里的飞机跑道是实实在在的混凝土，同毛米尔湿漉漉的草地比起来算是进了一步；但没人说得清飞机何时能着陆，或是会往哪个方向飞。我们决定在一座混凝土方盒子里扎营，其中有一张桌子和一组刻度盘，被用作机场办公室。无论飞机往哪里飞，我们都不想错过。萨布兰进城去买吃的，我们则在地板上舒舒服服地安顿了下来。不久，我们就和这里的一两名工作人员半开玩笑地达成了一致。他们效力于航空公司，偶尔会来上几个小时。每天都有一到两趟航班，有时会被取消，有时飞机并不飞往时刻表所列的目的地。没有开往爪哇的航班。不久后，我们就成了当地名人。人们从附近的村子来到这里，坐在我们旁边，毫无顾忌地凑近了看我们古怪的进食方式。到了第三天，一架飞机降落了，接下来它要飞往北部的苏拉威西岛。我们还在争论是否要乘坐这架飞机，因为那边或许会有更多飞往爪哇的航班，然而，这架飞机已经满员了。飞行员原来就是把我们留在毛米尔的那一位。当他看到我们的生活状况时，他回到飞机上，给我们拿来六份午餐盒饭。这是我们几星期来吃到的最好的饭了。第二天，来了一架开往泗水的小型机，这次我们顺利登机。大约一小时后，又回到了胡布勒支家的豪宅。达恩和佩吉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的消息，都十分担心。他们差点要去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为我们组织一次空中-海上联合搜救行动。萨布兰帮助我们把分散在胡布勒支家花园和泗水动物园各个角落的动物收集到一起。我们共同把动物们装上了一趟前往雅加达的货运列车，接着，他就要留我们自行乘船回到三马林达了。我的印度尼西亚语依然很糟，但即便讲得再好，也感到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我希望他能理解，包含在我那支离破碎的语句背后的意思。我们在雅加达把动物转移到一架货机上，接着就同它们一道回了伦敦。三天后，我开始剪辑我们的影片。凤凰网读书：这是你做编辑的第几年，这本书是你编辑的第几本书？王思楠：我2012年夏天回到重庆，9月进入重庆大学出版社工作，先在图书营销部工作了一两年，算起来这应该是我做编辑的第六年吧，这本书是我做的第40本书。凤凰网读书：在编辑这本书时，你个人感触最深的是什么，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王思楠：个人最深的感触是爵爷的人格魅力，他太了不起了，正如我用在腰封上的文案“最精彩的纪录片 其实是他的一生，乐观、幽默、专业、勇敢、热忱，用生命解说大自然，不枉此生”。最大的挑战是改稿，这本书文字量真的很大，为了达到“信达雅”，编辑改得非常辛苦。另外书中有大量的物种名以及和摄影相关的专业术语，这一部分是由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老师审订的，奚老师说，“我是爵爷的忠实粉丝，请一定让我为这本书做点儿什么”，真的是非常感谢奚老师。2002年大卫·爱登堡入选BBC评选最杰出的100个英国人之一凤凰网读书：你在豆瓣里发布了一篇这本书的编辑手记，其中谈到关于“做书需要流量”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王思楠：说到流量，我想到前段时间刷屏的外卖平台的算法，活在这个似乎被大数据掌控的时代，虽然确实给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我觉得很多地方也挺令人觉得悲哀的，流量和算法都是机器搞出来的，但我们毕竟还是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有大脑的人，我肯定不会因为是否有流量来决定是否做一本书。流量确实不在我的能力可控范围，不过作为一个编辑，我肯定会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做好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从前期的编辑，到装帧、选纸、印刷，再到后期的营销宣传。有媒体拒绝，那也没关系，再接着找就是了，实在联系不上媒体发稿，我还能自己在豆瓣上发表编辑手记不是，力量虽然很渺小，但是也要努力去做，所谓“苔米小如花，也学牡丹开”。凤凰网读书：据说这本书国外版权人给你回信时写道，“我在这行干了57年了，从来没有跟中国出版社合作过，因为你们那里书价太低，印量太少，我们没有利润可言“，你对此的感想是什么？王思楠：十几二十年前确实是这样。我在回重庆做编辑之前，其实在北京是做版权代理的，当年很多客户都是这样跟我说的，对于这样的话，我觉得毫不意外。但是世界在变，这些年来，我觉得国内的出版行业确实进步很大。我写信告诉版权人，目前中国的出版行业是什么样子的，这本书如果出版中文版，定价和印数大约会是多少，你可以有多少的版税收入。人都是讲道理的，我把情况解释清楚了，版权人自然会愿意授权的。傲慢与偏见永远都存在，这没关系，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去沟通就好。凤凰网读书：对于书中主人公并且也是本书作者的大卫·爱登堡，如果要用一句话向读者描述他，你会说什么？王思楠：自然纪录片之父，通过他的纪录片，我们才真正认识了大自然。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3-3 10: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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