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员053698！”
“到！”
2025年，是我成为正式警员的第十个年头。
而三十年前，我还站在酒店大堂，穿着迎宾的制服，悄悄梦想着另一种人生。
我的父亲是参加过淮海和平津战役的老兵，印象中家里的老衣柜永远挂着他的一身军装。我五岁那年，他走了。没有了父亲，我的人生指南针只有衣柜里那抹橄榄绿。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却从来不听课，有时候是趴着睡觉，有时候是老师在台上敲着黑板强调重点，我望着窗外数树上的麻雀，考试成绩经常倒数垫底。母亲从最初的恨铁不成钢，到后期的习以为常，应该是认了我不是读书这块料。
中考结束后，她帮我选了个民办职业高中，因为是首届招生，有初中毕业证就能获得入学资格。学费每年1600元，那是90年代，对于我的家境确实是一大笔开支，但母亲认为值得，总比我失学让她忧心强。
职高只有涉外旅游服务这一种专业，课程设置内容多以实训为主，老师示范讲解酒店总台接待流程、客房楼层清洁要领、餐桌摆台礼仪标准等操作知识。
1995年7月，我从职高毕业了，能选择的就业岗位就是去宾馆、酒店当服务员。10月，我聘到省城一家三星级宾馆的门童岗位，负责大堂正门的迎宾工作，兼顾为住客搬送行李，搬运行李像开“彩蛋”，偶尔碰到出手大方的客人，会额外送给几十元不等的小费。
第二年，总台接待处一个同事升职调走，前厅部经理临时调整我去顶岗见习，三个月的见习期届满后，我通过内部测试留任总台接待员，工资涨了接近一倍，本以为可以规划攒钱了，但省城终究是省城，五一路和文林街的酒吧、歌吧、迪厅鳞次栉比，夜夜笙歌，我成了典型的月光族。
1997年2月，酒店决定将总台接待员与收银员的岗位合二为一，节约运行成本，意味着我要承担起自己最讨厌的收银工作，收银台的验钞机像台刑具，凡是与数字打交道的工作，我一听就发怵，头皮发麻。
干了两个月，姐姐打来电话，说家乡的经济开发区新开的“小罗马酒店”在招人，纳入国企编制，只给三天报名时间，必须本人到场。母亲也劝我回去，说就在家旁边，很方便。
天刚亮，我收拾行李，退房辞职，马不停蹄赶回报名。
酒店开业前安排了三个月的全封闭岗前培训，每月发300元生活补贴。培训结束后，因迟迟未能正式营业，我们被临时分组轮流值班、打扫卫生。补贴开始拖发，后来干脆停发。
干了快一年，我一共领了900元生活费。若不是姐姐接济，恐怕早就熬不下去了。后来，酒店突然宣布项目终止，全员解聘，自己找出路。还未正式上岗就潦草下岗，大家听闻后面面相觑，集体陷入沉默无语，会场瞬间凝冻成霜，几声质疑刚起，领导就匆忙离场。
酒店距我家不足百米，解聘那天走到家好久好久。离别时与同事们互道珍重，大家嘴上虽维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最后体面，但都心知现在看上去有多潇洒，回家后就有多窝火。
但再怎么窝火，日子还得继续。情绪出不去，路也走不远。那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发呆，百般愁绪涌上心头，落在窗外月光里。
1998年夏，我瘫在家里啃老，昼夜颠倒。某天翻到职高合影，照片背面有同学的座机号。拨过去，他也在家待业。
同学正在自考大专，他卡在英语上，其他科目全过。 “拿不到毕业证，绝不找工作！”挂电话前他突然吼出一句，像句咒语，震得我耳膜发麻。
1999年春，他打电话说英语过了，毕业证到手。并问我有没有想法去参加自考，我赶紧以买不到自考教材搪塞，他笑道不要买了，教材齐全，全部送你，包括笔记。他说：“难道一辈子给别人服务？自考个大专文凭可以自主选择更多的就业岗位，你现在在家，正好适合备考，别再拖了，35岁后公务员都报不了名。”
听完这段话，我突然有种要与“酒店服务员”决裂的想法，体内瞬间涌起父亲作为军人的血性基因，发誓一定要拿到大专证。
谁知自考只是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旅游管理专科有14门单科课程，必须一科一科的考过，最后提交所有科目的及格成绩单才可以申请论文答辩，通过论文答辩后才换发自考的大专毕业证，这一系列操作下来，正常耗时需要两年。但我从决定备考那一刻就知道自己底子薄，需要的时间肯定会更久。第一次参加考试，我的英语只考了31分。
“全职备考”的日子让我有点心力交瘁，日子白茫茫一片，看不到终点。失业两年，我像头被困住的野兽，在狭小日子里原地打转，一点点钝下去。1999年底，退伍回来的大表哥上门串门，他开门见山：“越州交警中队要招四个交通协管员，工资虽然只有300元，但包吃住，不看文凭，就在离城20多公里的地方。我战友跟那儿的领导认识，问我有没有合适人选——你要不要去试试？别整天窝在家。”
母亲一听，也在一旁连声附和：“去试试嘛，不合适就回来。”那一刻，话语如石落水面，激起了我心底一圈圈的波纹。
表哥这条信息，无疑是雪中送炭。我不敢挑剔，更不愿再等下去，立刻照表哥提供的方式准备材料、投递简历。
越州交警中队驻扎在国道326线上的黄泥堡路段，与沿线其它交警中队一样，各驻一地，各管一段，分兵把守一路平安、全程护航车来车往。
原有的四名协管员因与交通违法者发生冲突被集体辞退，眼下急需补位，不问学历，只要政审过关，先来先上岗。
2000年1月，越州交警中队中队长电话通知我已通过政审，24小时内到中队集结报到。于是我赶紧收拾行囊，搭上最近的一班客车，往越州赶。
车子在国道上飞驰，我靠着窗坐着，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脑子里还在回想着这段时间的起起落落。从宾馆服务员到交通协管员，转行虽然突然，但对我来说算是好事，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上岗，先把工作稳定下来。
交警中队一般都建在主干道边上，为了方便出警，越州中队也不例外，地段偏僻，离城远，四周没什么人气。一进大门，右边是焊接竖立的玻璃橱窗，贴满了交通安全宣传海报。再往里走，就能看到左侧有桃树园，刚修剪过的枝桠造型各异，右侧是涉案车辆停放区域，多辆撞损的肇事车辆趴在一起冷冷对峙。
我被安排住进一间三室套间的宿舍，最外间是公共生活区。走进屋时，三个年轻人正在聊天抽烟，看见我拎着行李进来，抬头跟我打了个招呼。我们四个人就是这次补缺招进来的交通协管员。
第一顿饭，中队长就敲定了我们的分工，如果有外出路检路查，我们就全体出动一个不少。我和另一个同事还共同负责内勤工作的轮流值守。
到了2000年7月，大队开始组织考核，通过的就能签劳动合同，配套社保。这对我们几个协管员来说算是吃了颗定心丸，有了职业保障，干起活来也更踏实。
后来，中队的民警老潘向中队长提出让我还有另外两个同事轮流参与跟他办案，处理交通事故，表面上是培训，其实是老潘想挑个长期搭档。三个月后，他觉得我合适，就定了下来。从那以后，我开始接触事故处理的流程，现场勘察、绘图、拍照、记录、责任认定、调解赔偿、案卷归档，每一步都得仔细认真，不容马虎。
这时候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了解，让我对“当警察”这事儿有了更多向往。我的自考备考也更加努力。身边同事们都在打双扣、斗地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桌子上背单词，他们都说我“ 不合群”。这两年，我的英语分别考了45、57分，每次不及格的英语成绩让我打算放弃整个自考时，我会想起父亲战斗时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下决心要追随着父亲背影。
2002年秋，英语单科成绩终于险过及格线，拿下最后一门，四年的自考马拉松就此画上句号，旅游管理专科文凭终于“瓜熟蒂落”，我有了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敲门砖。
2003年，家乡所在市的人事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县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自考文凭也符合条件。这意味着，我刚到手的学历，有机会换来一份真正署名执法的身份。第一次报考，信心满满，却败得理所当然——竞争者众多，我还沿用自考的“及格思维”来备战公务员考试，忽略了“择优录取”的根本逻辑，最终榜上无名。
2004年再战，却发现岗位数量锐减、竞争更激烈。我冷静评估自身实力后，听从姐姐建议：先上岸，再转警。于是避开热门，反其道而行，选择录用人数多但偏远冷门的岗位。经过反复搜索比对，我锁定了县城的司法所职位——不限定专业，只要考进前24名就有机会面试，我第一时间报了名。
那年公务员招考政策变化不小，社招名额相比应届生缩减明显。我心里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一旦错过，再想转身就更难了。一回到中队，我立刻投入复习。夜晚办公室的灯光亮到深夜，成了我日复一日的“战场”。
2004年4月1日，我刚刷完行政能力测试题库的第一章就接到调令，中队长突然通知：调我去大队内务中队，接替离职的同事采编简报。内务节奏快、任务杂，白天无暇分神，晚上身心俱疲，复习效率大打折扣。我焦虑不安，决定请假“闭关”备考。向中队长汇报后，他亲自带我去找大队长。大队长听完请假理由，思索片刻说道：“公务员考试是好事，现在还有三个月，明天就回去好好准备。工资照发。”
得了准假后，压力更甚。没有工作牵绊，也没有懈怠借口，每一分偷懒都像是在辜负信任。我每日埋头刷题，窗外麒麟公园的荷叶翻涌，蛙鸣不断，那一声声“呱呱”仿佛在催我：“快、快、快。”
2004年11月，我收到被录用为公务员的通知，立即打电话给大队长报告录取结果，大队长简短一句“必须的”，既是肯定，也是鞭策。
命运的齿轮随着一纸公务员录用通知书而转动。我被分到五星乡司法所，距离县城20多公里，常住人口2万多，民风淳朴，很少有恶性命案。
结业仪式刚散，所长已在会议室门口处等着接我回乡，他个子不高，憨态可掬，像个兄长，一路上的嘘寒问暖，竟令我对这个地方亲切起来。
乡上的职工宿舍楼多为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风格，最高的那栋仅有三层，房间格局紧凑，内部面积较小，相比县城的新建楼房略显简陋，但比起乡里的大多数民宅气派太多。所长为我争取到二楼端头的小套房，与乡党政办副主任同住，各住一间，相对私密。
职工食堂的伙食品种较为单一，从年头到年尾基本都是那几道菜，一方面是乡政府财政补贴吃紧，另一方面是就餐人数寥寥无几。所长经常带我到处蹭饭，晚饭时间一到，职工宿舍楼的过道里佳肴飘香，屋内饭桌上的酒杯斟满，大家萍水相逢，踱着微步、举着酒樽，碰杯再碰杯，乡野比市井的喧嚣更加热闹。
如今回想，五星乡更像一个浓浓江湖味的世外桃源。
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都是年富力强的行动派，经常大规模组织开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从各站所抽调工作人员组成人海战术，集中攻坚，效果甚好。乡派出所是首当其冲的主力军，我们司法所与派出所的协作最多，相互交集浸染越久，我的从警心愿越浓。
我渐渐发现，在处理社会矛盾纠纷时，民警一身警服的出现，往往比再多语言更具震慑力。而我们司法所没有配发制服，我只能穿着便装四处奔走，常常因缺乏“身份感”而无法赢得信任。更尴尬的是，有时还会被当成某一方当事人的亲戚，闹出不少误会，甚至笑话。
那身警服，渐渐成了我的执念——不仅因为它象征着权威，更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被认可的身份。
工作调动的机会接踵而至。自2015年起，我从县司法所，先后被调到县司法局、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委组织部，再到市委办公室。至此，距离我考录为公务员，刚好二十年。
然而，每一次调动，都与那身警服背道而驰，离它越来越远。
2015年5月，市委办公室例行开展人事动议，秘书长在谈话中询问意向，我毫不掩饰地道出多年的从警心愿。他听后表示支持，随即以干部交流的方式批准了调动申请。那一刻，深埋心底的从警执念终于启程。
三个月后，我正式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报到。为了尽快进入状态，我主动申请到支队政治部工作，负责基层党建和组织工作。这既有助于熟悉警务体系，也符合我多年从事政工的专业背景，可谓得心应手。
2016年，省公安厅组织全省新入警人员统一集训，为期六个月，考评合格后才能确定警衔级别，核发警衔工资，成为正式警察。我接到通知，到警校报到，心里明白，这一仗若败，从警梦便将戛然而止。
集训刚满一月，枪械射击和体能测试就成了我面前的“拦路虎”。前有高墙，退路无门。想要前行，只能拼尽全力，在短时间内补齐短板、突破瓶颈。否则考核不过，一切前功尽弃，梦想成空。
初次实弹射击，我连“黄金一指”都未扣下，掌心便已汗湿。枪口晃动、准星偏移、子弹再度脱靶。身边一位年轻队员百发百中，我请教经验，他憨笑着说：“老哥，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我在警校练过射击比赛，子弹用了不少。”言虽实，但现实中哪来那么多子弹可供练手？
一次又一次脱靶，终于引起教官注意。他递来一把训练用模具枪，建议我每天固定握枪半小时，让掌心与枪柄形成肌肉记忆，在实弹射击中再作磨合调校，多加反复练习，实现人枪合一，精准命中靶心。照他所说，我每晚临睡前端枪静持半小时，不久竟在梦里都能“指哪打哪”。真实枪感也随之改善，渐入佳境。
集训队员中，九成以上是刚出警校的青年学员，而像我这样年近不惑、半路转警的“老同志”，屈指可数。两公里体测时，年轻人奔跑如飞，活力四溢，我只能在后面奋力跟跑，仿佛一位追风的“老男孩”。
课程安排相对紧凑，上午学理论，下午警情模拟课结束得早。我便趁机“加练”体能，傍晚换上短衣短裤，在跑道上独自刷圈。跑着跑着，汗水如雨，心跳如鼓，一颗初心却愈发坚定。
转眼入秋，风起霜降，半年集训迎来决战时刻。省厅考核组如期到来，每名学员需逐项完成警情处置、擒拿控制、枪械射击、体能测试等核心科目。真是“半年磨一剑，一朝见锋芒”。
考核中，我的射击与体能成绩在同龄学员中遥遥领先，最终被评为“优秀学员”，实属意外，那一刻，我相信：男人至死是少年，再老也能追风。
离校前，警校清晨的起床号角再次响起，熟悉却不再刺耳，反而令人怅然。整理行囊驱车返程，透过后视镜望向渐远的校门，它最终隐没在晨光之中。我顺手拨动雨刮杆，水珠飞溅而出，洒在挡风玻璃上，像极了心头难舍的别意。
再见了，昭通警校。
若说警服只是外在的符号，那么这场集训才真正铸就了“警察”的内核。从形到神，这条路，道阻且长。
2017年，根据转警时的职务职级及集训考核结果，我被授予“两杠一星”的三级警督警衔，在逐渐老龄化的警队中，还算年轻。支队政治部的工作节奏较为平稳，鲜有加班。周末若是风和日丽，便会带着家人郊游踏青，观云卷云舒，享风清茗香，岁月一度静好。
直到一次在农家乐，与前单位同事的闲聊将我拉回现实——当话题聊到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时，我一时语塞，难以厘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只得讪笑顾左右而言他。那一刻，政工岗位多年积累的“话术熟练”，无法替代警务实务应有的法律素养，我才意识到：从警之路，不能只顾“入门”，更要注重“进阶”。
入警的时间越久，越能体会到：每一项警务工作都与法律息息相关，而执法是否规范，归根结底要靠法治素养打底。2015年转警，我守住了“初心志”，却忽视了“真功夫”，一直以政工岗位的特殊性自我开脱，对其他警种技能和相关法律的学习，心存侥幸、久而荒废。
我向妻子吐露心声，打算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多年前取得的函授法学本科文凭，恰好符合报考条件。妻子不仅表示支持，还主动帮我报名了法考线上课程。
自此之后，告别了周末出游，迎来了全家陪考模式。每逢学习偷懒，儿子便“幸灾乐祸”地提醒：“老爸，快背书，不准偷懒！”我一把将他抱起逗笑：“那给你也报个补习班，一起背书，好不好？”话音未落，他早已溜之大吉，满屋欢笑。
可事实证明，我低估了法考的难度。那些熟悉的汉字，又拗口，又深奥。听课和做题是两回事，我坚持反复听课温习，但一做题就错，一直错，错到怀疑“坚持就是胜利”是个伪命题，长久的伏案导致腰椎、颈椎病变，压迫左手左脚的神经脉络，在我起身想舒展一下时突然僵硬难动，虽然经过中医综合理疗后有所缓解改善，但却成为后遗症困扰至今。
我躺在病床上接受针灸、火罐、推拿等理疗诊治时，多次冒出牺牲身体健康死扛法考不值得的想法，尽管逃避的因素占比较多，我也趁机与自己和解，接纳自己做题一错再错的事实，坚持这个过程，看淡所有结果，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又是备考四年，我才慢慢走出迷雾，如八百小时的“破茧定律”。2021年3月，法律职业资格A证收入囊中，我如释重负，最想做的事就是立刻出门撒欢。在这四年法考旅途中，至少有一千零一夜，是孤独对抗孤独，把一摞摞法条塞进一层层夜色里，再直起脖颈，对峙沉默，等待拂晓微光，温暖那座尚未攀顶的山。
岁月更迭，我的警衔也从“两杠一星”换为“两杠三星”。2023年底，支队开展长期岗位轮岗工作，我被调至法制部门履职。
2025年，回望来路，从警之梦一路跌宕，那年在警校射击场上挥汗如雨的身影，那些夜里灯下与法条死磕的孤独时光，那段重返一线重新“归零”的实战历练，都已悄然镌刻进我的警察履历，成为我警服之下不可动摇的底色。
如今，在法制岗位上翻阅一份份卷宗、审核一个个案件，常感肩头分量更重，脚下步伐更稳。不是因为已无懈可击，而是因为曾经的不懂、不会、不敢，早已被一次次学习、训练、实战磨砺成了一种内化于心的沉着与从容。那份曾经在农家乐闲聊中暴露的法务短板，已被岁月填补；那段夜以继日攻读法考的时光，也终于转化为评查案件时的一份专业底气。
昔日那个追风少年如今皱纹横生，我常常在梦里再次回到从前的越州交警中队办公室，还是那张熟悉的桌子，还是那个正在备考的自己，专注认真，我悄悄走进他身旁，轻轻说了一声：谢谢你！
现在，我的警服与父亲的军装并排挂在老衣柜里。一绿一蓝，沉默对望，像两代人的对话——他守着烽火年代的信念，我护着太平岁月的方圆。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6-6 07: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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