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唐荣欣是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她陪伴过无数家庭,见证他们借助辅助生殖技术迎来新生命,圆了多年的心愿;也见过一些夫妻因对生育的执念几近“走火入魔”。在生育率下降、人口负增长成为公共议题的当下,那些费尽心思只为拥有一个孩子的人,似乎并不容易被外界理解。但他们并不罕见,只是更沉默,这些“不孕不育”人群的经历与痛苦,是需要被看见和探讨的。
基于这样的感受和科普的初衷,唐荣欣写下了《种下一粒光》一书,记录了20多个真实的病例,以及背后人们对于辅助生殖的种种误解。人类生育的过程注定要由女性承担,辅助生育的治疗和检查也大多需要女性来经历。在她看来,科普辅助生殖技术的意义并不是催促生育,而是为那些希望生育的群体,提供一种可能。生育本质上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并不会伴随女性一生,我们要知晓边界,给自己留有选择的余地。
以下是唐荣欣的口述:
记者|冉佳宁
编辑|徐菁菁
今年我写完了一本书,记录了我经手的20多个有代表性的不孕案例。我最开始给书起名叫《生生不息:一个生殖科医生的助孕笔记》,我还觉得挺有文艺气息的,结果出版社的人告诉我,这个名字不行,像催生,“生生不息”这个词让出版社的人看着都压力很大。
尽管我是个生殖科医生,我从来不会对周围的亲戚朋友催生,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宣传让大家生孩子。网上的知识很碎片,我想通过这本书系统地科普一下辅助生殖的知识,从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告诉大家,生育是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是会丧失的。
20多年里,我能够感受到病人结构的变化。晚婚晚育的人多了,随着二胎三胎完全放开,高龄的助孕女性越来越多,每个生殖中心的平均年龄都在35岁以上。除了政策影响,我接触的中年求子比较多的原因是结婚晚,而且不积极备孕,也有些人是中年再婚,想要自己的孩子。人的想法总是在变的,还有想要丁克的家庭改了主意,等到想生的时候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从医生的角度,比较好的生育年龄可以放宽到三十六七岁,从数据上看,40岁以内靠辅助生殖助孕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到了42岁以后就真的是“风烛残年”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现在的诊断标准,夫妻规律性生活1年以上,未避孕且女方未妊娠就属于不孕不育的症状,需要评估自己的生育能力,高龄女性(超过35岁的)认真备孕半年不孕,就要来医院评估了。
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些。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聊起过,她说不是经常有新闻说,有人五十多岁还能怀孕吗?我最近接待了一位47岁的患者,她保养得很好,但我感到很无力。她错失了很多机会,明明再早几年,做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会高很多。我必须告诉她成功的概率很低,但她心态很平和,说自己就是来撞撞运气,看老天能不能给她一个孩子。
我曾经听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医生徐苓讲,卵巢是我们人体器官里,为数不多需要提前退休的器官。她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我们的卵巢是要到点下班的。新闻之所以是新闻,就是因为五六十岁怀孕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还有人认为,只要还有例假就说明能怀孕,实则不然,那时我们的卵子都老化了,是很难受孕的。我琢磨着,这可能也和进化有关系,更年期是额外延伸出来的一大段生命,人在远古时寿命很短,可能到死都没有断经。
我曾经有一位44岁的患者(我书里的第一个故事),她的第一个孩子已经11岁了,她很喜欢孩子,为了第二个孩子备孕了十年,但一直没有消息。来找我的时候,她已经移植了五次胚胎,都失败了。为她取卵的过程,我称之为“抢收”。在生殖中心有两种情况称为“抢收”,一种是排卵的时间提前,另一种就是这种高龄的患者。她们每次能取到的卵量更少,能形成的优质胚胎也更少。
她在疫情期间经历了三次取卵,只攒到了四枚优质胚胎。考虑到她高龄助孕,丈夫有染色体异常,移植前,我临时决定再为她做一次取卵,尝试鲜胚移植,多争取一次成功的机会。她这次一举成功,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小女儿。这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正是因为她足够幸运。
除了年龄,我们还需要面对各种“疑难杂症”。近年来,我发现就诊的卵巢功能减退的患者也变多了。在我最早从业时,更多的是单纯输卵管因素的患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优质患者”,而现在很多年纪轻轻的患者,卵巢功能很差,子宫内膜异位症也变多了。我刚见了一位29岁的患者,卵巢功能已经很差了,她的工作性质就是压力很大。
年轻女性现在频发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和子宫内膜异位症,都有很大可能是现代的职场病:大家熬夜快节奏工作,晚上不睡觉抱着手机熬夜、吃不健康的食品。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表明这些病来自压力,但它实际上就说明身体处于一种慢性炎症、亚健康的状态。如果生活方式不改善,这些病是无法根治的,我们只能和身体和解,去接受它,然后管理好它。
每每看着三十七八岁的患者在生殖中心徘徊犹豫,像小狗摇尾巴原地打转,我就会催催她们。因为她们还有机会通过辅助生殖怀孕,我告诉她们,你们的卵巢储备正在下降,不要再执着于找原因了,想要怀孕就直接来做试管吧。
但如果是高龄的患者,我不会鼓励她,而是告诉她有一个选择:这个月有一个卵,你愿意试试吗?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病情,商量接下来还能做什么。辅助生殖中,最让人无助的就是年龄,如果没能成功,对她们经济和精神上都是不小的损失。
生育的过程中,种子(精子和卵子)、桥梁(输卵管)、土壤(子宫内膜),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女性的每一次排卵,输卵管伞部都会快速拾取从卵巢飞逸出的卵子,再将它运送至输卵管壶腹部。与此同时,精子从宫腔进入输卵管,经历层层筛选,最终与卵子相遇,结合成受精卵,在输卵管的推动下“滚回”宫腔,在子宫壁上找到合适的“温床”,在未来的九个月逐渐长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我很喜欢辅助生殖的工作,特别是遇到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患者,我觉得自己像破案一样,抽丝剥茧,把不明白的问题搞懂,帮助这些不孕的患者。
在如今的技术下,只要患者的子宫和卵巢还在,就算两侧输卵管切除,也可以进行生育。从促排卵,到取卵、移植,治疗周期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如果是鲜胚而不是冷冻胚胎则会更快。
但医学远远不是万能的。在医院里,经常有焦虑的患者想让我说出一个成功的概率,但我最不爱回答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数字对个体没有太大的意义,就算说有70%的概率成功,也无法解释那30%为什么失败。就像前面提到那个44岁成功的患者,要论她的成功率可能只有千分之一。还有些胚胎质量差到我都怀疑这还能成吗?但就是成功了,甚至还是双胞胎。
我也经历过无法找到病因,反复失败的情况。曾经有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失独的家庭,妻子已经42岁了,长了白发,但为了做试管也不染发,每次来就诊一说起就会哭。他们在其他的医院已经失败了四次,说自己哪怕要卖个房子也要生个孩子。我对他们也充满了同情,尽可能给予方便,她也很配合治疗,每次配的胚胎质量也很好,我还比较有信心。但试了两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着床,什么检查都做了,但就是找不到原因。
这种情况真的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无力。这一定是某个隐而未现的原因导致,但我们找不到。有很多的“为什么”我们回答不了。为什么有些人好好地会卵巢早衰?为什么移植胚胎还会宫外孕?我们像瞎子摸象一样,只有基础工作做得越来越多,我们才可能慢慢离真相越来越近。
有些因素,也是我们医生难以控制的。有些患者非常焦虑,每天都在查资料盯着自己指标。她会忧心忡忡地问我,“我这个卵泡怎么是扁的,我查网上说这样是不是不好?”我让她放宽心,这和测量角度有关关,再说卵泡和卵子质量没关系。内分泌的指标很复杂,有些患者一知半解,我倒是可以一一解释,但她们如果听不懂,反复琢磨这件事只能徒增焦虑。
虽然我们很难对心理因素得出一个量化的结论,但经验告诉我们,过度的焦虑会对内分泌产生影响,造成身体的反应。我有一个病人,是个娇滴滴的上海女孩,见我时哭得一塌糊涂。她的卵泡功能很差,辗转各个医院移植胚胎都失败了。她先生后来告诉我,直到还剩最后一个胚胎时,他们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决定再失败就去找供卵,这次移植就当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于是,这个女孩索性“摆烂”躺在家里看手机打游戏,但居然这最后一个胚胎就成功了,最终生了一个女儿。这样的病人不是个案。
反复移植失败,对医生和患者都是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我遇到最极端的情况是有病人移植了二十多次胚胎。在这期间,患者会感到很挫败、焦虑,每次移植之后恨不得一天都一动不动。
作为医生,我见过太多的病人和家庭,我依然不敢说自己能和他们感同身受,理解那种失败的挫败感。有些我心里比较有底的病人,我会尽量给她一个确实的回应,告诉她没事,你这个条件下次结果不会特别差。但遇到高龄或者反复胚胎质量不好的病人,医生也没有底气,我们能做的的确很有限,尤其高龄患者,能做的是尊重她们的意愿,告知风险获益比,让她们自己选择。我会尽量在治疗中多一些关心和陪伴,减轻她们的压力,在她们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拍拍她,说没事,你放松就好。
我们也知道,患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找到解决办法,这才是最大的帮助。我会在一次次治疗中剔除所有可能的因素,陪伴她们走过这一程。
我的一位患者坚持了五年,经历了15次取卵终于成功。拿到“毕业证”那天,她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说自己感恩遇到我这样愿意协商的医生。我发现,只要不是年龄特别大的患者,大多数没有放弃的人,最终都能够得偿所愿。
在生殖中心,每个来求助的家庭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是女性自己想要孩子,有的是男方更想,还有人说自己没办法,就是家里人催着。父母更急的家庭,看得出小两口什么也不管,妈妈跑前跑后帮忙付费。总体来说,夫妻一起来问诊的情况比较多,也有的是妻子先来做功课,之后拽着丈夫来。
但无论是谁想,最终的生育过程都需要女性来承担。从技术上讲,丈夫唯一必须到场的时间,是妻子取卵当天,他要配合完成取精,让胚胎师开始培育胚胎。有的时候是因为观念。我问过一些男性患者,他们会觉得自己在试管这件事上参与不够,除了配合取精,什么忙都帮不上。医院的生殖中心设计上也有些奇怪,男科诊室经常在犄角旮旯,妻子在看诊时,他们只能待在狭小的取精室或者在候诊区域看手机。
我始终建议夫妻要双方同时来就诊,因为生育无论是从生理还是社会心理来说,都是两个人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在不孕不育的案例中,男女双方都有问题的比例能占到30%以上。近年来,男性的精子标准正在一降再降。按照世卫组织现在的标准,一份合格的精液精子活动量最少要达到40%,如果按以前的标准,很多人都过不了关。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妻子患有输卵管梗阻,一直在疏通,但始终没能怀孕。我做术前检查时,意外发现男方患有梗阻性无精症——他们居然从来没想过检查丈夫的精液,就这样耽误了六年。比起女性需要做的一些有创检查,男性患者的检查方便得多,如果他早点发现问题,妻子也不至于去做输卵管造影反复排查。
作为一个女性,我自己都不愿意上输卵管造影检查的那张床。它需要在女性的宫腔里打一个球囊,然后打造影剂进去,制造气泡把宫腔撑起来方便显影检查。撑一个球囊已经够难受了,但如果注射造影液时患者的输卵管不通,她会非常痛,这个检查要持续15分钟。
女性在这过程里不只要经历生理的痛苦。我曾经在一家更大的医院工作过,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因为人太多,医生会叫一群病人过来排队,为了加快速度,每个人都脱了裤子拿着垫子,贴着墙站成一排。我现在的医院没有那么繁忙,助理也管理得井井有条,为了减轻女性做B超时的羞耻感,我们会把帘子拉得很严,一次只能进一个人,有些病人没注意,我们就赶紧提醒她到里面穿裤子,这个位置在门上容易被看到。
在辅助生殖的战线中,我们能看到不少夫妻关系的变化。感情好的一直很好。我的一个患者,他们做试管是因为男方的原因,这个丈夫因为妻子要陪着受罪,感到非常愧疚,一直在跑前跑后,问我很多问题,因为担心妻子保胎遭罪。相比女性,男性的压力很少说出口,我能感受到的是,当一个男性问题特别多的时候,说明他其实已经非常焦虑了。
但还有一些反面教材,男性一直在语言上给女方压力,显得很不耐烦。“这是我们最后的胚胎了”“不行就不做了”,但实际上女方还远没到山穷水尽的程度,至少在我看来是可以做的。在这种压力下,有些女性会产生很大的愧疚感,有患者向我透露过,如果再不成功,婚姻都要出现问题。我也见过两个人做着做着就离婚了。
一个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自己就是一个单亲妈妈,也是职场女性,一方面,我深知把孩子带大的过程非常艰难,另一方面,我也很感激他来到我身边。生育不至于摧毁女人。从青春期开始,女性到绝经之前,每个月的例假都是在等待一个卵,在为生育做准备,每一次月经,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一次受孕的失败,这是一种本能。但不生孩子,也不能说就是人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对一对夫妻印象很深,来找我的时候妻子四十多岁,他们中年再婚,非常想要一个孩子。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八九次移植,但这个妻子体重太大,而且有高血压,打麻药做手术都很危险。我对自己的取卵技术比较有自信,但有一个月我没能取到她的卵,胚胎也很差。看得出来,她的先生很关心自己的妻子,我就直接建议他们不要再做了。但妻子依然很坚持,期间有怀孕,但是中期妊娠流产,最终也没有抱婴回家。
辅助生殖这个领域很特殊,你会在生命最初的时候见证很多奇迹。我讲出自己的从业故事,从来不是为了鼓励别人去生孩子,我只是一个帮助者。我们要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清楚自己的生育能力,给自己一个“最后期限”,要理性治疗,也要及时收手。没孩子也有没孩子的活法,如果不生,那就快快乐乐地,和爱人一起这样走下去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