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豫 我从来不是一个很红的歌手

源济

齐豫 我从来不是一个很红的歌手

不久前，齐豫的「风采依旧·在」演唱会开始了。她从校园民歌唱起，歌词里那些丰富的意象——泥鳅与兰花草、童年与光阴、上世纪70年代的木吉他——串联起很多观众的青春记忆，有观众留下评论，「把广阔的世界观唱得踏实可感，又把微小的情绪扩散成景观，那些她歌声里的幻想与流浪，几乎都关于全然的真心与满腔的热忱」。

一直以来，齐豫是一个追寻安全感的女歌手，她一度只和李泰祥合作，抗拒开个人演唱会，形容自己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人。45岁前后，由于唱片市场和受众的剧烈变化，齐豫曾短暂地疏远主流舞台，回到最日常的生活里。直到最近几年，齐豫才开始更广泛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开演唱会、参加音乐综艺节目——最终让她回到舞台的，还是唱歌。

唱歌之于齐豫，是一件重要的事。1978年，还在中国台湾念人类学的齐豫在校园民歌比赛「金韵奖」中崭露头角。在中国台湾民歌最盛行的时候，她演唱的《橄榄树》成为标志着远方与自由的意象，也是一代人的声音记忆。齐豫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关于个体的故事，关于人的向往，才是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

演唱会前夕，我在北京见到了齐豫。见面那天，她叠搭了一身黑色长裙，手上的戒指叠戴了几层，笑起来的时候，她的酒窝很明显。她告诉我，自己是朋友间的开心果，喜欢讲笑话，性格其实大剌剌的。

那个下午，我们聊了聊《橄榄树》，聊了聊她和三毛的友情故事，也聊了聊属于齐豫的自由时代。过去四十年，齐豫经历了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她怀念那份轻松、自由，也怀念不为了流量而妥协的坚持。那种坚持没有具体的形状和样貌，好像是模糊的。但对一个需要安全感的、四平八稳的女歌手而言，这份坚持支撑着她在唱歌这件事上，走了很久很久。

以下，是齐豫的讲述——

文｜莱克西

编辑｜青青子

图｜受访者供图

「噢，我也能做个唱」

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可以说自己享受舞台。

以前我对现场是比较惧怕的，在录音室我可以很松弛、平常，可一上了台我就不自在，有很多忧虑。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录音室歌手，我就继续出唱片好了（笑），也不用去参加演唱会。

每次在现场唱《橄榄树》，我都还是会非常紧张。这点我其实不够专业，我的歌通常音比较长，一旦气不够，或者有点紧张气虚，就会影响到舞台上的表现，令人懊恼。后来发现每天都花一些时间练唱，练到喉咙习惯了，就会好一点。

在现场，很多东西都是不可预测的。我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来广州参加弟弟（齐秦）的演唱会，我唱《Stories》，英文歌，下面的观众就喊，「你翻译啊!」我说还好是让我翻译，不是「你下去吧!」

尤其是要站在那么多粉丝面前讲话，我很怕讲什么话会乱套。我的作品很严肃，我的思想很严肃，可是我的人很搞笑、很开朗。我很喜欢做一个开心果，笑点又低，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我说个笑话，自己哈哈大笑起来。所以我在舞台上的时候，就特别要记住——我不要说错话，不要有什么动作让演出偏离。

后来是周华健硬把我拉出来的，做他的演唱会嘉宾，那时我发现，站上舞台这件事也是需要去习惯的，是一种训练。

前一段时间听说林忆莲演唱会都不说话，我特别羡慕（笑）。2009年，我在北京开过一次演唱会，也是没有讲什么话，完全是导演安排。那一次我整个人就很舒心。

这次演唱会主题的《风采依旧·在》，原本朋友建议的是「风采依旧」。刚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心里稍微有一点点抗拒，觉得有些老套，意义性也不够，后来静下来想，其实很多时候，老话被用久了，已经失去了鲜活性，需要被赋予新意。我就在「风采依旧」后边加了一个「在」字。意思很简单啦，我可以在上海唱，在北京唱，也是想要强调说，风采真的还在。

这个主题看似很普通，但对现在的我来说，它已然变成了一种期许，我希望我能够风采依旧，而不是说我已经风采依旧。这个期许不只是我的外貌、年龄，状态，更可以是期许歌曲本身是风采依旧的。我唱的可能是别人的歌，而那首歌也是值得继续传唱的，让它在现在的音乐世界里有新的意义、新的感觉，这是共通的情感。

齐豫在「风采依旧·在」上海演唱会邀请了周华健做嘉宾。

我人生的第一次演唱会是2002年，在香港。那个时候，我已经出道23年了。

完成第一场演唱的那天晚上，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满足感，一边是觉得很轻松，同时也很紧张，但其实是会有成就感——噢，我也能做个唱。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很红的歌手，我的歌也不是那么朗朗上口，KTV里除了《橄榄树》，很少人会去唱我的歌，我的很多粉丝都是隐形的歌迷，不见得会出来的。所以做个唱对我来说也是不容易的。

香港观众其实很专业的，他们有听演唱会的习惯，如果喜欢你，就会愿意来支持你，看你的演唱会，所以观众的反应更是一个安全感，让你觉得，噢，是有人听我唱歌的。这真的是很好的感觉。

从年轻的时候，舞台上的意外就多的是，唱到一半突然断电，还有摔跤，忘词儿，讲话讲错了，但是真摔跤了就摔跤了嘛，站起来走就是了。

真正的危险还是属于自己的——嗓子有没有保养好，和乐队老师的配合好不好，会不会有失误？就像我说的，我的歌不是那么流行，我担心大家做起来没有自信。有的歌偏古典，它的完成度没有那么容易，在舞台上乐队老师会有所畏缩，我也会有所考量。音乐呈现不饱满的时候，是我真正害怕的。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太好的方式缓解。只有上了舞台，完成得差不多，我才突然觉得，这是一件我可以做的事情，下次或许还可以再做。但等到下次要开始的时候，我就又会犹豫、害怕、紧张。（笑）

齐豫「风采依旧·在」上海演唱会。

民谣里不止有爱情和悸动

我的歌手生涯是从校园民谣大赛开始的。

上大学之后，我开始接触民歌、民谣。那时候，西洋音乐在台湾校园很盛行。人嘛，都是会偏向于找像自己声音的，会很有认同感，我就是在西洋民谣里面找到了我自己的声音认同感。

之前的人生也都是读书啊，没有别的事情，不可以有外务，就是要挤进大学。到了大学我好像才全然放松下来，才知道有社团活动，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各种有意思的、新鲜的事物。

我是挺无趣的人吧，从来不看文艺小说，也不看武侠小说。但我又好像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压力在（笑），总觉得，你学人类学的，要多读点书、看一些名著啊，什么萨特、卡夫卡，好像只有看这种书大家才能够讲到一块去，或者聊出点什么东西，有一种同侪压力吧。但说实话，我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爱读书，而且，也不一定看得懂（笑）。

音乐在这个时候出现，甚至可以说是解救了我。小时候，我也听过隔壁的哥哥姐姐们做西洋歌曲，有人弹吉他、弹base、有人打鼓，几个人在一起就可以演奏起来。后来我发现，咦！吉他很便宜，600块钱一把，我马上就开始学吉他，等到会弹4个和弦，我们就可以唱无数首歌，一直唱一直唱。

大一的时候，我加入了吉他社，一有空就唱歌。我们坐在校园椰林柏油大马路上唱歌，坐在草地上唱歌，就是那种很年轻、一直向往自由的感觉，别人越怎么规矩，我就越要打破它。一上大学，女生都是穿裙子、穿洋装抱着一本书在校园里走，我就不要，我要穿牛仔裤，坐草地，其实都弄得脏不啦叽的。

学人类学相较于学文学又不一样，它讲求我们要去接触异文化、研究人类行为，这样一来就更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你看我可以接受不同的文化的东西，我很开放，我很自由，自己看自己，总觉得比别人要客观，不扭捏。

人类学要做田野，要去原住民的部落里实习，我们也真的很能适应那边的生活，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和当地人打成一片，白天做调研，晚上围在一起唱歌。

我从来不回避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后来我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正好校园民歌兴起，好像老天开一条路给我——我喜欢唱歌，老天爷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天赋，比赛得了第一名，遇到评委李泰祥老师，后边就有因缘签约去唱歌。

大家理解的民谣好像有爱情，有悸动。其实校园民歌还有很多可以表达的——国事、文化、抗议，年轻歌手都觉得好像这种音乐类型能说点什么、表达点什么。

跟我同期的歌手叶佳修比较喜欢描绘乡土、亲情，写了传唱度很高的《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大家的创作思路都是生活里面有什么，就会写下来，从南部乡下来的小孩写儿时的经历，年轻人写恋爱、写失恋。

那时候，大家是比较青涩、简单的，而且都不是学音乐的，但可能因为遇到了像李老师这样一些特别好的编曲家，他们可以把这些很简单的曲调，变成一首完整的歌。

校园民歌最早盛行起来，就是有一种社会情绪在的：要写自己的歌。那时候我们市面上充斥着英文歌，英文歌唱片15块台币一张，美国出了什么畅销排行榜，前100名，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去买，有很多学子就特别感受到了文化上的被覆盖吧。

所以，最初唱歌好像是一种使命，要唱属于自己的歌。唱片公司加入了以后就比较强调商业性，有些专业的编曲把它做成了一个风潮，这鼓励了很多人——即便我没有学过音乐，我还是可以从事创作，可以走这行。

比较大的阻碍还是父母的一些期许吧，他们还是要你去读书，认为唱歌是外务，觉得这个行业里面都没有好人，怕你学坏。他们想象中的唱歌是在歌厅碰到不好的人。

拿到「金韵奖」之后，我爸爸也没什么特別反应，还是跟我说，晚上10点钟以前一定要回家，留学的路也依然没变。有时候晚上回到家要偷偷摸摸的，哎呦一看，他就坐在那等着你，吓一跳。他不认为得奖是什么命运的犒赏，他觉得小孩子得奖很好，可你还是要读书，还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

我们跟父母是不可以争执的，只能听训。我完全是服从，这可能也是我始终追求安全感的根源吧，始终有一个边界会牵制住我。

从我参加比赛到出国留学也就一年的时间，我一边跟李老师唱唱广告歌，参加他的音乐发表会，同时考托福，该学英文学英文，把留学的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第二张专辑《祝福》唱完后，要开学了，我就赶紧出国念书了。

念大学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没有设想。我想过要当老师，但我不是立下目标笔直往前的那种人。当年不小心考进人类学，也是因为那时候专业是分发的，我根本不知道人类学是什么。我想过转外文系，但没有成功，我也没有其他更想要读的专业。人类学的方向其实很清楚，就是当老师、做研究员。出国念了两年后，我觉得这条路行不通，所以又回去跟着老师出专辑，慢慢成为了歌手。

很多年轻人在选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会很明确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也是一个方法啊，像我考大学时候填志愿，有人就只填外文专业，他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不是，我是把所有志愿都填了一遍，唯一没填的是日文，因为我知道我不要学日文。

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选择你会的，而不是凭空想的。

齐豫早年在录音室录音的照片，为制作《橄榄树》专辑拍摄。

和《橄榄树》有关的日子

在我的演唱生涯里，李泰祥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我第一张专辑里的《橄榄树》就是李老师作的曲。他比我大很多，已经很成熟，看过很多、听过很多、写过很多，也出国读过书，我却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跟他在一起我是很自卑的。李老师是很有要求的人，很清楚他的作品需要什么。他会给你清楚的指示，包括音要拉多长，到哪里要停，要用实音，要怎么唱。

我之前可能还是用民谣的嗓子和流行音乐的方式在唱他的歌，有时候我想用点虚音，就会被老师制止，他说这是靡靡之音。他完全不需要你用过多的流行技巧，就是希望从这个音自然地唱到那个音，让声带自然而然地紧绷或者跳跃。

当然也有很抽象的时候——我这里要蓝色的，我这里要绿色的，要阳光一点的，要有笑的感觉（笑）。听着很抽象对不对？可是我都能理解耶，可能就是有一种共通的语言，虽然我没有学过音乐，但我可以理解他所说的感觉。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成就感。

其实一开始看到《橄榄树》的歌词，我的理解只能说很粗浅。那时候，我已经看完了三毛的《撒哈拉沙漠》，一看到是三毛的词，李老师又认识三毛，就觉得好像接近了我的偶像。

很多人听到这个歌的旋律都会觉得很特别，和弦、拍法、律动好像有些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却很好听。一点都不夸张，这是20岁的我听过最好听的一首中文歌曲。乐手老师第一次弹这个歌，很容易会弹错，只有跟我们合作了很久的乐手，才能够不看谱、完全流畅地弹下来。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怎么唱都唱不准，永远是差那么一点的感觉，很奇特。

再说这个词，当时三毛的这个词已经写完五六年，一直没有发表。你看它这么简单，你说那时候理解吗？不理解。只是隐约会把几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三毛」、「流浪」、「远方」、「为了橄榄树」，这是一种自由。

感觉明明要去追寻，追寻什么也不知道，追寻的可能是一个理想，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就像三毛说去流浪，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去追寻什么，可我们觉得她是浪漫的。她有她的追寻，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追寻，可能追寻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浪漫的事。

那时候台湾属于戒严时期，留学是年轻人与外界接轨的唯一途径。当你不能出去，也没有旅游，看到她能够因为追寻而出去，内心会深感羡慕。橄榄树就象征着这样一种远方的追寻、远方的理想。你要去追寻属于你自己的橄榄树。

齐豫于197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谢谢你和你的天堂撒哈拉」

很多人都好奇我和三毛的故事，实际上我和她的接触并不复杂。当时她要到滚石唱片来出一张专辑，想要做有声作品，就拿了好多首词，全都是手写的稿纸。她希望由不同歌手来演绎这些词，每人唱一首，每个歌的感觉都不同的样子。老板觉得这是一个女性作家，让女性歌手来演唱可能更能贴合三毛自己的情感，就找了我来当制作，还找了潘越云和王新莲。

说实话，一开始，我看到三毛的古诗词作品，不是特别有感觉、有共鸣，她很喜欢《红楼梦》，她的词都是像晓梦蝴蝶这类的，我们觉得不行，我们要沙漠，要流浪。

我们去说服三毛，说大家对你的认识和好奇，是这些沙漠的故事，希望她把这些东西作为唱片的题材。她可能被我们这些小毛头缠得不耐烦了，勉为其难就答应了。最后保留了《晓梦蝴蝶》这一首，其他的全部重写。

制作专辑的那个时候，我和潘越云有时候会一起聚在三毛的家里，她跟我们聊天，看看我们想要听哪个部分的故事。三毛的家是台北的早期建筑物，在巷弄里，没有很宽的马路。她很喜欢席地而坐，旁边摆着很大的牛车轮，我们围坐在日式桌子边。她家里全是书，连厨房的柜子里也都是书，她每天都有至少八小时的阅读时间，真的是大量阅读、创作。

严格来说，我不能说是三毛很亲密的朋友。出了专辑以后我们没有再联络了，我们的关系更像是小书迷认识了作者，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去看她的风采，看她的做人、处事，她写的东西。

真的接触的时候，她和我想象中的三毛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之前觉得她应该是像我一样的北方人，在她身上应该能感觉到流浪、骆驼、沙漠，但见到之后发现，不是的，她是很《红楼梦》的，是比较古典的女生，讲话很细、很有诗意，不是大剌剌的。

可是她的个性又是果决、勇敢的。我们两个正好相反，我看起来很勇敢，很无所谓，可是骨子里很保守，要一直打安全牌。她看起来好像很柔弱，可其实很坚强，很能冒险。

她小时候身体不是太好，辍学在家里学习。这对于她的个性肯定是有影响，她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也从来不后悔。而我们就是那种野孩子，在外边玩、在疯跑。反而我们就是每天都只是在想想，终于去做了，又觉得好后悔（笑）。

这中间当然还有一些人们可能并不知道的，被遮住的东西。我看过她写我们做《回声》的文章，上边就写我们说服她去写那些词，她其实有一点点抗拒，至少是有一点点受伤的。因为她开玩笑说自己被退稿，说相信我和王新莲两个小妹妹的音乐专业性，但没有想到我们对文字的敏感度也不可以忽视。可能我们当初太年轻，对于想要的东西，我们好像要非拿到不可，也没顾忌怎么能去改人家的词。

一直到很久以后，三毛才把整张专辑听了一遍。她有跟我讲，《今世》听了第七次以后，她放声大哭。后来我才意识到，写那首歌的时候，我们让她回忆了太多跟荷西在一起的点滴，我们强迫她再度回忆了这一段好不容易走出来的悲痛。

她那么善感的人，我们却完全忽略了她的感受。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很天真、很执着，只觉得说就要写这个歌词，要写你的爱情，这样人人都愿意去听，可是我们不知道她要经历这样子的痛苦。我相信她在写这段故事的时候，整个人肯定都沉浸在痛苦中，也许她不想再继续了，但是我们一直在要求。我以前在采访里也说过，我们是有一点不体贴的。

后来我在写《不曾告别》这首歌的时候，想到这些，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边哭一边写，我总觉得，说不定在另一个空间里，她也是存在的。写到最后一句词，我问朋友，你觉得三毛的天堂是哪里？她说，那就是撒哈拉喽，所以我的最后一句词就是「谢谢你和你的天堂撒哈拉」，是有点想要跟三毛姐姐道歉的感觉。我一直认为自己很理性，很谨慎，可是我竟然做了这么离谱的事，还浑然不知。

就像你说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把三毛当成自己的精神idol。可能每个人都会在她的文章和书里找到自己吧。你喜欢的事情，你喜欢的书，你喜欢的文章，你喜欢的那些其实是你自己的影子。

我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喜欢上三毛的，那就是我想要的样子。她的东西跟我很契合，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会骑马、会骑骆驼的人。在她的书里，我看到了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和我喜欢的我自己的样子。

每一次唱这首歌，我都会提到她。别人问到她的时候，我会感觉她还是在我的身边。我想要谢谢她，谢谢三毛姐姐给了我《橄榄树》，也谢谢她给了我这条日光大道。

作家三毛（中）、歌手齐豫（左）和潘越云（右）的合影，为了她们在1985年合作发行的专辑《回声》而拍摄。

「齐豫你可不可以就当一个唱歌的机器？」

2002年前后，我有一段时间有点游离在歌坛之外。当时流行音乐开始变得很商业，你喜欢什么，大家就全部都做什么，今天什么流行，大家就都吃什么。

唱片公司也进入了一个黑暗期，比如说以前卖50万张，现在卖5万张；以前是几万张的铺货，现在是几百万张的铺货。我有点心灰意冷，毕竟我们是花很大的力气去做这件事情的。

我还有一个感想，主流流行音乐的受众都是比较年轻的族群。但2002年我都快50岁了，听众们好像都听不懂了，只关心你穿得好不好看。从那时起，我可能觉得这已经不是我的池子了，不是我该留的地方。我就觉得我不要去迎合这些了，我必须要转变一下。

我不是一个会很主动去争取的人，有一点随波逐流，我也不是一线很火热的歌手，我所有的歌曲都不是很流行，但我没有很大的失落感，我一直就是比较平和的人，欲望没有那么大，还OK就很好了。

老天眷顾我，给了我一个天赋，让我至少活到现在，没有为五斗米折腰，没有这样的心情，这是我最幸运的一点。通常走进这个行业，人家会跟你说，我一年出两张，我两年出三张，或者三年出五张，我没有这样的计划。

这种想法也受李泰祥老师的影响比较多。开始做歌之后，李老师其实是很磨人的。绝对不是现在这种专辑的制作做法，他一张专辑可能做半年、一年，因为他会一直变，一会改编曲，一会改唱法，就一直要更好、更好。

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商业的压力。没有人说你一定要什么时候出片，一定要宣传，就这么一直磨，一首歌好了，可能过三个月再一首歌，就这么慢慢慢弄出来的。那个时候步调是慢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那我也就跟着这样子。

我不想那么商业化，肯定也是跟老师的坚持有一点关系吧。所以后来滚石唱片有人来跟我说，齐豫你可不可以就当一个唱歌的机器？我们给你计划好，你就唱可不可以？我笑着对他们说，「那不可以。」

做歌手，把唱歌这件事做好，好像就是非得要坚持些东西。

这几年，我也有参加一些唱歌类的综艺节目，一开始我还犹豫过，我惧怕会有一些不可控的事情发生，我一直都停留在舒适区里，但其实你会发现，跨出去也就跨出去了，不会怎样。站在舞台上唱歌，我还是很享受、很快乐，我想跟曾经的粉丝朋友们问好，也想跟年轻的朋友们做朋友。

前一段时间，我要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可我就是不想把它唱成一个情歌，想改几个歌词。我写了封信给这首歌的原创海涛老师。他回了我一封信，说这些改动对于歌曲整体精神来说没有改变，没问题，他也很期待。一来一回的等待、回答，他也很认可，我非常开心。不论年纪，不论大陆地区还是台湾地区，不论作词者还是演唱者，有一种互相尊重、互相期待的贴心感。

你问我怀不怀念那个黄金时代，跟当下比，我很怀念的是那个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简单，不需要这么卷。我有时候是替现代的这些歌手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感觉平台很多，谁都可以说点什么唱点什么，但事实上，想要被看见是更困难的。

齐豫和吴青峰在舞台上合唱。

「这就是齐豫的东西」

最近我一直都在想演唱会的歌单。

内地的歌单一定会出现《飞鸟与鱼》，这首歌我在吉隆坡就没有唱，这是内地的听众们很熟知的歌。以我自己的歌来说，每场的歌单也不完全一样，在上海场，我加了一些时代曲，那是我母亲从小唱给我听的歌曲，我也是从那里出发，走到西洋民谣，再走到《橄榄树》。

到广州就有粤语歌喽。在北京场，我要想一下，不知道时代曲在北京会不会产生共鸣。一个演唱会总归跟歌迷之间是要有一些联结的。譬如说《菊叹》，大家一直都认为这是齐豫花园的园歌，所以我从吉隆坡就开始唱。

演唱会是多方位的艺术，不光有演唱，还有灯光、音乐，还有服装，都在讲故事。这次演唱会上，很多衣服都是我自己搭配的。我就用自己的想法去打造想要的感觉。我最近喜欢上了网纱，以前我用的比较多的是乌干纱或者丝，可我发现网纱也可以很波西米亚，很嬉皮，容易捏造出一种形状，可以在垂坠里做出一种冲突感。

其实没有任何的限制，只要我喜欢的、适合我的，我就想拿来一用。

我是不太会丢东西的那种人，所以我有很多很多以前的布。很多年前来（北京）秀水街逛的时候，我淘了很多很多披肩，到现在还在，那有几十年了啊。这些布料有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件衣服上的一个小装饰，有时候我也会把它们剪掉、变成一朵花。

我很舍不得把这些东西丢掉，因为当时你选它的时候，一定是觉得它的颜色好或者它的质料适合你，它必有它存在的道理。然后有一天，它突然发挥作用，我就会很开心。

不工作的时候，我的生活就很正常，跟你差不多。我没有什么特殊嗜好，就比较有规律性吧。以现在的年纪来说，我思考最多的可能就是维持现状吧。特别是年纪大了，还想要继续工作，想要继续要交功课，还是必须要有一些节制。

年轻的时候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年纪大了以后，你会知道，声带、喉咙都有它们的极限，就像肌肉一样，一定会有一点老化，耐久性也在降低。以前，我们录唱片，我可以从早上一直到半夜，就一直唱，一直唱，喉咙都没事，也没有任何减分。现在的话，它容易有疲累感，尤其我的音都比较高，比较费力。

想要保养的话就是要生活正常，讲话是最伤喉咙的，像我今天如果讲这么多话，明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我喉咙有点哑。我很喜欢吃油炸食物，也必须要控制一下，尤其在演出前就不要吃这些东西了。我还爱吃甜食啊，可是甜食会反胃酸，一定是影响声带的。反正演出之前什么都要小心，尽量清淡，要稍微自律一点。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既然走上歌手这条路，这并不只是一个赚钱的工作，而是一个自我完成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有表现自己的点，有些人是非常好的母亲，有一些人可能是在很小很小的地方，此生完成了最重要的一个点，这就成就了TA。

而我作为一个歌手，必须要完成的就是，比如说有人听到我的歌，说这就是齐豫的东西。它就是你的东西，这是你需要完成的任务，也是你自己交付的作品。能做到这些，我觉得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