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0月12日，参加2025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主观题考试的考生在安徽省淮南一考点复习。（ 视觉中国 / 图）
全文共4589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从2018年至2024年，全国执业律师数量从2018年的42.3万人增至83万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律师数量的快速扩张正带来“诉讼爆炸”，应通过严格控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录取规模的方式，实现律师队伍的合理增长与结构优化。-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目前我国每万人仅拥有约5.76名律师，而在2024年，美国每万人拥有的律师数量约为40名，“我国的律师人数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怡帆
责任编辑｜钱昊平
2025年11月26日，司法部公布了当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主观题考试成绩。
法考的全称是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分主、客观试题。司法部公开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考客观题考试报名人数为93万余人，是自2018年报名人数“六连增”后的首降。即便如此，2025年的报名人数也比2018年的60.4万余人多出一半。
从2018年至2024年，全国累计已有逾104万人通过法考，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与此同时，律师行业也在迅速扩张——全国执业律师数量从2018年的42.3万人增至83万人，几乎翻了一番。
律师数量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也逐渐显现，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律师是“多了”还是“少了”的争论。
法考源于全国律师资格考试。1986年9月27日至28日，中国组织了首届律考，共有2.9万人报名参考，最终有1134人成绩合格，取得律师资格。
彼时，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只针对希望成为律师的社会人士，考试内容主要集中在宪法、民法、刑法和诉讼等基础学科。报考门槛上仅要求考生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当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资格考试并不统一。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分别由法检系统组织考试。直到2001年，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及律师资格获取者必须通过统一的司法考试，确立了国家司法考试制度。
中国正式从“律考”迈入“司考”时代。
自2002年起，司法部共组织实施了16次司法考试，报考人数从2002年的36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64.9万余人。
据《法制日报》报道，这16年间，全国共有619万余人次报名，513万余人参加考试，98万余人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其中近一半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等职业。
北京某律所合伙人王概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执业律师的。当时的考试内容几乎涵盖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共设4张试卷，两天内一次性完成。
2018年，国家司法考试迎来新一轮改革。
当年4月，司法部发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标志着“法考”制度正式确立。
相比“司考”，“法考”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内容，考试形式改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分开进行，两门考试相隔约一个月，只有通过客观题考试的考生，才有资格报名主观题考试。考试结果的适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初次担任法律类仲裁员，以及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法律顾问等职务的公务员，也需通过法考。
更为显著的变化是，2018年起，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且从事法律工作未满三年的考生，失去了报考资格。但按照“老人老办法”，2018年以前毕业的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仍可以参加考试。
尽管门槛有所提高，但法考热度不减。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2018年至2024年，全国累计有527.3万余人报名，104万余人通过考试并获得法律职业资格。
考生的年龄结构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市司法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的应试人员平均年龄为28岁，到了2023年，这一数据变为30岁。厦门市司法局连续6年公布的客观题考生平均年龄数据显示，2019年与2020年均为28岁，2021年升至29岁，2023年回落至28岁，2024年和2025年则再次上升至29岁和30岁。
王概注意到，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互联网大厂、私企、法务和媒体等行业的从业者加入“法考”队伍，选择“跨界”转行成为律师。在某大型律所执业3年的郭锋也有类似的感受，他发现身边一些做外贸的人，受环境影响生意不景气，也开始备战法考。
在王概看来，一方面是因为律师职业的入行门槛较低——“创业需要投资、开滴滴需要买车，而做律师只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在于，律师职业的发展路径相对清晰，只要积累经验、拓展人脉，收入与职业稳定性都会逐步提升。
不过，随着从业人数的持续增长，稳定发展的律师之路也越来越拥挤。
2021年12月，司法部印发《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要发挥律师在公共法律服务中的主力军作用。2025年全国执业律师达到75万名。
司法部同时提出，要加强无律师县国资律师事务所建设，鼓励、支持外地律师事务所在无律师县设立分所，基本解决全国无律师县的问题。
彼时，中国律师人数为57.48万人。但4年后，这一数字已攀升至83万，远超规划目标。
律师多了，业务量却未见显著增长。
2017年开始，司法部每年公布一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202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401.5万多件，这一数据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下降至167.9万件和141.6万件。
在诉讼业务上，律师代理的诉讼案件数量有所增长。2020年为660.9万件、2021年为811.6万件、2022年为824.4万件，但这三年间律师增加了约13万人。2023年后，统计数据未进一步更新。
律师数量在增加，全国律所数量同步快速扩张。司法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2.8万余家律师事务所；到2025年，这一数字已增至4.5万家。尤其是百人律所增长趋势明显——2017年，全国百人以上律所仅两百余家，而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已增长至五百余家。
多地发布的律师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也均强调要扩大律所规模、提升百人律所的数量。天津就提出，到2025年，全市律师事务所平均执业律师人数应达到10人以上，同时打造15家以上拥有100名以上律师、年业务收入超过5000万元的综合性规模化律所。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在2022年介绍，深圳计划到2025年，实现百人律所超过60家，本土律所设立在市外的分所数量突破500家。
2020年10月31日，当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开考，图为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考点。（视觉中国 / 图）律师人数的增长，以及律所的扩张，使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低价竞争的现象不时见诸报端。
据媒体报道，2022年，“某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法律服务定点采购”项目的竞价成交公告引发关注。一众律所的报价在1.2万至4.8万元之间，最终中标者报价仅为“1元”。
这并非孤例。同一年，河南有律所以6.2元和7元的报价中标某银行律师函项目；海南也出现了10家律所“0元中标”海南某法律顾问服务项目的情况。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针对这一现象，多地律协近年陆续发布警示或倡议书。合肥、杭州等地律协均指出，低价竞争扰乱了律师行业正常秩序，损害法律服务质量。2024年，合肥市律协更进一步，出台《合肥市律师协会恶性低价竞争行为查处工作规则》，并设立专门的审查委员，对被调查会员是否构成恶性低价竞争进行评议。
郭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两年律师行业在案件报价上的“内卷”现象愈发明显。
他所在的团队曾接洽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标的额较大但案情简单。按当地律协参考标准，他们给出约二十万元的全流程报价，已是“打了折”。然而，企业最终选择了另一家报价3万元、包揽一审二审及执行程序的律所。
不仅是民事案件，刑事领域的竞争同样在加剧。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律所主任对此深有体会，刑事案件“不像前些年那样多了”。一方面，无论是涉黑案件还是职务犯罪案件，家属请律师的意愿都在下降；另一方面，无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当事人的付款能力整体下滑，也在减少对律师服务的需求。
此外，法律咨询公司也在争抢市场份额，例如看守所会见。郭锋注意到，一些家属出于成本考虑，只会委托律师进行单次会见。在某沿海省份的看守所门口不少法律咨询公司的人员揽客，声称只需几百或上千块钱，就能替家属会见一次当事人。
“一些人在办律所的同时，也在做法律咨询公司，或者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前述律所主任表示。
该律所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2020年后，“律所的创收一年比一年差，今年最差”。该主任解释，部分原因在于所里律师的企业法律顾问业务减少了，“因为企业效益差，法律顾问的必要性就不那么强，一些单位就没有再续合同”。
激烈竞争中，青年律师在收入和职业预期上都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据郭锋观察，他所在城市的实习律师的月薪越来越低了，“我2021年签合同时是税前5000元，现在看到还有4000甚至3000元的”。
各地的调查报告也印证这一点。贵州省律协2022年发布的《律师发展状况调查与分析报告》显示，73.6%的青年律师税后年收入不足10万元，其中39.1%低于当年贵州省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47381元）。重庆市律协2023年的调研报告也指出，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年律师年收入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站在行业的角度，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刘道俊认为，律协有必要且有相应职权规范恶意低价竞争行为，低于成本的收费往往意味着服务缩水、流程简化，甚至可能出现接而不办、敷衍了事的乱象发生，将直接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律师人数持续扩张，引发了学界关于“是否应当控制规模”的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在2023年撰文指出，中国律师人数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和日本。而中国律师人数快速增长的同时，诉讼案件数量也开始膨胀。据统计，近二十年来案件总数平均每年增长5%。
何兵认为，律师数量的快速扩张正带来“诉讼爆炸”。他认为，中国律师的社会角色应定位为纠纷的解决者，而非诉讼的发起者，其价值在于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而非推动诉讼增长、消耗司法资源。
他进一步提出，这意味着中国律师职业不应完全市场化，而应承担“准法官”式的公共属性。应通过严格控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录取规模的方式，实现律师队伍的合理增长与结构优化。
但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我国每万人仅拥有约5.76名律师，而在2024年，美国每万人拥有的律师数量约为40名，两者差距悬殊，“所以，我国的律师人数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韩旭指出，律师资源在区域和业务领域分布极不均衡。“以四川为例，有三万多律师，其中60%以上集中在成都。而西部的甘孜、阿坝、凉山等地，律师数量极少，部分县前些年甚至一名律师都没有。”韩旭说，除此之外，“懂得AI、大数据、涉外法律的律师较少，高端业务的需求在增长，但我们能做的人不多。”
在韩旭看来，律师数量的增长是市场需求的自然结果，而非律师主动推动诉讼的结果。“大多数当事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不可能因为律师的推销而去打官司。”
律师规模几何，本质上是由市场需求调控，并非律师群体能够决定的范畴。前述律所主任倒是觉得，“不管律师有多少人，总有人收入比较好，有些人收入比较差，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
人数增长的同时，经济环境也进一步加剧法律服务行业的竞争。
一地级市司法局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行业转变带来的不适更多来自心理落差。“以前收入高、业务多，现在从奢入俭难，自然会觉得难受。”他进一步谈到，律师如果做不了高端业务，就应该放低身段，为普通人提供服务。
韩旭也认为，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律师增加反而是好事。“律师多了，竞争激烈了，收费自然降低。老百姓请律师的费用下降了，这是积极的结果。”
（王概、郭锋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陈浠莲对本文亦有贡献）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1-28 05: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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