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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韩国足球的权力版图做成树状图,位于中心的并非洪明甫,而是郑梦奎。郑梦奎的父亲郑世永是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的弟弟。因此他的背后,是韩国现代家族。 自2013年首次出任韩国足协主席以来,郑梦奎掌舵韩国足球长达13年。四届世界杯周期、五任国家队主帅,从施蒂利克、申台龙、保罗·本托,到克林斯曼、洪明甫,国家队一次次换帅、重组,韩国足球却始终没有换掉它的权力中心。 在韩国足球的发展史上,现代家族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它不仅是韩国职业足球的重要投资者,也深度参与了韩国体育产业和职业足球体系的形成。 这种影响力,可以追溯到1981年的“巴登-巴登奇迹”。当年,韩国与日本名古屋竞逐198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面对在国际奥委会中更具优势的日本,韩国最初并不被看好。但最终,首尔击败名古屋,获得1988年奥运会举办权。 ◆1981年9月,德国巴登巴登,郑周永(黑白照前排左一)参与奥运会申办活动时的合影。(图源:韩国《每日经济》) 这场申办不仅是一场体育竞赛,也是一场外交博弈。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凭借企业家身份和广泛的国际商业网络,参与到韩国的奥运申办活动中。对当时的韩国而言,体育开始成为国家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工具;而对于现代家族而言,这也成为其从单纯的商业资本走向体育领域的重要起点。 此后,现代与韩国足球的关系逐渐从赞助走向深度参与。现代体系先后与多支职业球队产生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今天的蔚山HD和全北现代。随着现代集团后来分家,原本集中在一个家族企业体系内的体育资源随之分散。如今,HD现代旗下的蔚山HD、现代汽车集团旗下的全北现代,以及现代家族其他分支关联的职业俱乐部,共同构成韩国职业足球版图中一道独特风景线。 1993年,郑梦准出任韩国足协主席。他几乎把整个任期押在了一件事上——把世界杯带到韩国。 当时,日本比韩国更早启动申办,也拥有更成熟的筹备方案。在这场竞争中,郑梦准没有把筹码只押在国内,而将突破口放到了国际足联内部。1994年,他出任国际足联副主席,开始持续展开足球外交,为韩国争取世界杯举办权。 1996年,国际足联最终决定,由韩国与日本共同举办2002年世界杯。对郑梦准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一次申办成功,也意味着韩国足球第一次站上了全球足球舞台的中心。 六年后,世界杯在韩国和日本开幕。韩国队一路创造历史,先后淘汰意大利、西班牙,最终闯入四强;数百万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走上街头,“红魔”成为那个夏天最醒目的国家符号。对于现代家族而言,这也是一个关键转折点——从投资足球、参与足球,到与韩国足球的国家记忆和权力结构深度绑定。 ◆2002年6月22日,韩日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韩国队点球淘汰西班牙队后欢欣鼓舞。(图源:法新社) 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绑定从未受到质疑。企业资本、职业俱乐部和国家队,构成一套相互支撑的体系。现代家族不仅提供资源,也创造了韩国足球最辉煌的记忆。“企业家办足球”成为韩国足球默认的治理逻辑。 与不少企业家将足协主席视作一种社会职务不同,郑梦奎的足球生涯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履历。他的路径并非从企业直接通往足协,而是一步步从俱乐部走向联赛,再进入韩国足球的最高管理机构:他先后担任蔚山现代和釜山IPark的负责人,随后进入韩国职业足球联盟,并在任内推动K联赛职业化改革,包括建立升降级体系。2013年,他进一步接任韩国足协主席,将自己的影响力从职业联赛延伸至韩国国家队和整个足球管理体系。 这条路径,使郑梦奎与韩国足球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财阀“投资—赞助”的关系——他不只是足球的出资者,更是韩国足球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参与者。 在郑梦奎任内,韩国足球也并非没有成绩。韩国男足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再次闯入十六强,亚运会连续夺冠,天安足球综合中心建成,青训投入持续增加。这些成绩与长期建设,成为支持他连任的重要资本。 但到了2024年,这套长期稳定运行的体系开始出现裂缝。克林斯曼下课、洪明甫选帅风波、韩国男足时隔40年无缘奥运会,再到文化体育观光部审计、警方调查和国会介入,一系列事件接连发生。过去被成绩掩盖的问题开始集中浮现,韩国足协的选帅机制、决策过程以及内部治理,头一次如此密集地受到外界审视。 韩国社会开始追问:当同一种治理模式持续了三十多年,当资本、俱乐部、联赛和足协之间形成长期而紧密的关系,足球管理者是否能真正接受来自外部的监督与制衡? 面对上述质疑,郑梦奎曾回应称,泛现代集团旗下运营着超过四支职业男女足球队,每年向韩国足球投入超过1500亿韩元。 这番解释没有终止争议。7月6日,距离韩国队出局仅过去6天,郑梦奎宣布辞去韩国足协主席职务。“所有不足和过失,由我承担。”他在声明中说,自己将回到一名普通球迷的位置,继续支持韩国足球。 郑梦奎的辞职,并没有让韩国足球的争议画上句号。随着调查推进,韩国足协多年积累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8月6日,一份由文体部编写的调查文件将公众视线拉回到十多年前。2011年至2012年,韩国足球协会七次向参加国家队比赛的外籍裁判提供不当招待,包括世界杯预选赛和奥运会预选赛等赛事。 其中一笔记录发生在2012年2月29日。当晚,韩国队与科威特队进行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比赛当日凌晨,韩国足协法人信用卡在首尔江南区一家按摩场所产生了一笔50万韩元(1韩元约合0.0048元人民币)的消费。文体部判断,这笔费用用于向参赛的两名裁判提供不当招待。 ◆8月7日,JTBC电视台记者展示韩国文体部2016年对足协法人信用卡使用问题的调查报告。(图源:JTBC电视台) 类似安排甚至出现在比赛期间。2012年3月14日,韩国队进行比赛之际,足协法人信用卡在江南区一家按摩场所产生了一笔19.8万韩元的消费。文体部认为,这笔费用用于向当场的比赛监督提供不当招待。 文体部早在10年前就掌握了相关情况,直到此次世界杯失利,这些调查才进入公众视野。韩国足协在8月8日发布的信中回应称:“从国会听证会,到史无前例的搜查,再到连许多内部成员都未曾知晓的十多年前事件被媒体曝光,对于因协会相关各类事件给各位带来的忧虑,我们深表歉意。” 对韩国足球而言,眼下的问题不只是更换一名主席、一名主教练,而是如何建立一套能够接受监督、保持透明,并避免问题反复积累的运行机制。 郑梦奎辞职之际,韩国足协启动改革。7月6日,韩国足协成立“K足球革新委员会”,由韩国队前队长、球星朴智星和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永共同担任主席。其公布的第一份改革清单并未将重点放在寻找主教练方面,而是列出四项核心任务:治理结构、青训体系、技术系统和长期规划。 朴智星在成立仪式上划明红线:“委员会所有成员都不会竞选下一届韩国足协主席。如果抱着竞选主席的想法加入委员会,那就谈不上公平。” “K足球革新委员会”提出的首个重要改革方案,是扩大韩国足协主席选举人团规模。韩国足协主席并非由所有足球参与者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限定规模的选举人团投票决定。当前选举人团规模不超过300人。 7月27日,“K足球革新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提出将大幅扩大下一任足协主席选举人团规模至1万人以上。朴智星透露,委员会讨论通过电子投票等方式解决大规模选举的现实问题。 不过,韩国《Sports京乡》提示称,世界杯后的韩国足球正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政府希望借改革强化监督,韩国足协则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两套治理体系并行,却缺乏足够有效的协调机制。“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不仅下任国家队主教练人选可能会再次陷入争议,韩国足球长期发展的方向也可能继续悬而未决。” 韩国明知大学客座教授申文善坦言,“足球真正的主人是球迷。即便拥有孙兴慜、李刚仁、金玟哉这样的黄金一代,观众和收视率仍在下降,说明球迷已经转身离去。”他认为,韩国足球需要建立的是能够持续投入青训、教练培养和专业行政的长期机制,而不是每逢危机便重新换帅。(实习生朱佳仪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