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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可怜,只能顺从
如果说《香港的信》建立了我跟香港这个城市的关联,那么接下来这件作品,就建立了我跟香港的人的关联。
我是2014年去的香港,那时候不太适应,到了2015年就更不适应了,经常失眠。晚上饿了我就去麦当劳,结果发现有好多无家可归的人睡在麦当劳。而且我发现他们是会消费的,并不是什么都不买。但是他们又没钱,买不了太多,通常就会只买一个东西,比如说5块钱的小可乐。
而普通人,要可乐、鸡翅、汉堡、薯条,他们的单据就多几行字,就长一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想收集这些单据。
但我没有身份证,不能工作。我发现到了晚上,麦当劳员工的衣服很简单,就是一个黑T恤上绣了一个M。接下来大家可能都猜到了,我买了一件黑色的T恤,用黄线绣了个M,就去上班了。
消费的单据在12点以后对这些睡在麦当劳的人就没什么用处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其他客人会去,店员也不会赶他们。我就过去帮他们擦一下桌子,把垃圾收到盘子上丢进垃圾桶,顺手把单据放在口袋里。一年的时间,我一共拿了1259张单据。
这些单据时间久了会褪色,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有扫描下来,用非常精密的测量钻石的秤测量出每张单据的重量。每张单据都很短,只有一行字,比如说小可乐,就很轻,大概是0.3克到0.5克。而普通人的单据多四行字,就更重,可能是0.5-0.7克。这0.2克的差别,就像两种人,或者说两个阶层。
角落里这一张单据,是这个系列里最轻的。因为那个人太无聊了,把单据折来折去,最后把四个角撕了,所以只有0.258克。
我把这些单据的重量和单据上的时间,写在了砂布上。砂布非常地粗糙、廉价,但是又非常有生命力,很像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给我的感觉。
▲《Heavy Is the Night》部分单据
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其实这些单据的内容也有变化。通常下雨天或者冬天,去麦当劳睡觉的人更多。食物也不一样,夏天他们喜欢吃凉的,比如冰淇淋或者小可乐。冬天他们就喜欢吃热的,巧克力派或者是苹果派。
这些人也像一个小社会一样,会有分区。经常去的就像大佬,睡在最里面的卡位,光线暗而且可以躺着。新来的就只能坐在最外边光线很亮的地方。人群主要以老年人为主,还有一些中东的青年、东南亚的妇女。
也有一些人什么都不买,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会用文字记录一下他们。
比如有一个人,ta在桌子上立了很大的一个硬纸板,可能是怕光线太亮了,也有可能是怕被人看到,所以我也不知道ta的性别。还有一个人看到有人消费完,立马就跑过去坐下,这样店员以为他是刚刚消费完的,就不会赶他。
我还看到一个人非常神圣、严肃地吃一个汉堡,他把那个汉堡的盒子打开,生菜叶子掉到盒子里,他就捡起来塞到汉堡里再吃,再掉了又塞进去再吃,感觉像在享受一顿大餐。
最让我心酸的是除夕夜,那天下着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颤颤巍巍地走到吧台,拿了个盘子,又走到另一侧,往盘子里拿了几十包加在咖啡里的免费砂糖,然后颤颤巍巍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撕开纸袋往嘴里倒。
正常人我们一抬头就倒进去了,她不行,她驼背非常严重,所以她必须把头仰到像脖子被掰断了一样。动作也非常缓慢,撕开、抬头、倒,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光是纸皮都堆成一堆。
而整个系列最让我觉得温暖的,是一个年轻男人。他经常去麦当劳,我们互相都面熟。春节刚过去的某天,我又去拿单据,拿过来一看,他在背后写了两行字:恭喜发财,攞多D吉。(即攞多啲吉,是粤语拿多一点吉利的意思)我当时就觉得人间真美好,一个生活那么艰难的人,还在给我送祝福。
▲单据背后写着“恭喜发财,攞多啲吉”
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我会跟一些策展人交流,他们就会问:你觉得他们那么可怜,为什么不直接送给他们一个面包?
我跟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原本是一个团体,我如果站出来给他们发面包,就变成一个施舍者,他们是被施舍者,关系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所以这一年我不能可怜他们,只能顺从他们,这样他们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尊重。
另一方面,其实是有专门的福利机构去给他们发面包的。有时候太晚了我也会趴在那里的桌子上睡觉,有一天凌晨4点多醒来就发现桌子上有一个面包。
但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艺术的功能是什么?
我觉得艺术不是直接地改变世界,而是间接地改变世界。艺术家只要把作品做得好,就会打动好多人,被打动的人,就会成为艺术的杠杆,直接地去改变世界。这样的影响力,比我买个面包送给他,要大得多。
2018年,我在香港湾仔做了个展览,展出了400多张,是整个《Heavy Is the Night》系列中的1/3。
当下的不可逆才是「美」
我是2024年拿到的香港永居身份。没法工作的这些年我在家买菜做饭,就是个家庭主夫。买菜的时候,我会习惯性地看一下保质期。快30岁的那一年,想到人生第一次30,有点感慨,我就自然地把保质期的时间跟我的年龄结合在一起了。
▲马玉江在超市
我当时就想,我这么多年想吃鱼就买鱼,想吃肉就买肉,买的都是有用的,能不能买点没用的,纯粹是为了美?
但这个美不是好看,不是漂亮,而是结构的美。比如都是碳原子,排列比较精密、紧致的,就变成钻石了,排列杂乱无章的就是炭。我就想我过的日子要不要也紧密一点,精致一点?
我就一月一号只吃一月一号到期的东西,一月二号只吃一月二号到期的东西,找不到我就没东西吃。我想持续一年这样做,结果30岁那一年失败了,我第一个月只找到了5件,没办法,太饿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就经常留意,再加上那几年环保议题比较火爆,超市都开始在角落里专门放一个货架,放即将到期的物品,这样我找起来就容易多了。于是2023年我35岁的时候,就又尝试了一次,这次就成功了。
单据上黄色部分标出来的就是我购买的日期,商品包装上的就是到期的日期,这两个日期一样,就证明我是在当天买到的。也有的超市它没有单据,但是它的屏幕上有时间,我就拍了它的屏幕。
▲1月1号买到的1月1号到期的饼干
很顺利,1月1号买到了一盒1月1号到期的饼干,我就吃了这盒饼干。1月2号买到了一袋1月2号到期的面粉,我就吃了这袋面粉。1月3号买到了一盒1月3号到期的奶,我就喝了这袋奶。以此类推,整年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我通常会去我家楼下最近的5家超市,还有两家打折店。如果找不到,我就去中环还有金钟两家大超市,再找不到我就去铜锣湾,沿途经过一些小超市,我也会去找。还找不到,那就过海去九龙,或者坐地铁去南区。
香港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它这里有好多世界各个地方的货品,有一些很小众。比如说土耳其的茶,埃及的果汁,捷克的啤酒,瑞典的小黄瓜,约旦的橄榄,墨西哥的豆泥、保加利亚的辣椒,印度的苏打粉,乌克兰的鸡,尼日利亚的芝麻。墨西哥的豆泥是整个系列中最便宜的,只要一块钱。
▲《到期》中的部分商品
这一年的365天里,我找到了286件,还有79天没有找到。我觉得没有找到的日子也是作品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找到的“无”,跟没有付出劳动的“无”是不一样的。我付出了劳动,即使没有结果,这个时间仍然是非常有存在感的。
▲红色表示找到,白色表示未找到
仔细看,1月份是最辛苦的时候,连着3天没找到,2月份也有连着3天没找到,剩下的就比较幸运了,只有1天或者连着2天没找到。
找不到我就没东西吃,所以这件作品快结束的时候,我做了个体检。
果然很不正常:红细胞太少,白细胞太少,贫血,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心脏,做完心电图检查,那个医生一看,表情就很严肃,说我T波异常。我也不懂啥叫T波,就去找心脏专科医生,他一看就问:你是不是焦虑?
▲马玉江的体检心电图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当然焦虑了。我找不到就没东西吃,一天找不到我就焦虑,两天找不到就睡不着,三天还找不到那就像疯了一样。
去年,我给这件作品《到期》做了个展览,这是展览的情景。东西都吃完了,包装盒都在。每一个物品,都曾经跟我共处一天,那一天是非常纯粹的,只有我跟它,我只找它,只买它,只吃它,这种纯粹我觉得是非常美的。
▲马玉江《到期》展览现场
并且那一天是它生命的最后一天,所以在这件作品里,那个时间,那个日子,不是度量时间的刻度,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而时间是什么?我觉得时间是当下,比如此时此刻我跟大家欢聚一堂,明天我们就各奔东西了。不用明天,等一下我讲完了就各奔东西了。这种当下性、唯一性、不可逆性,才是时间美的地方,而不是说你的生命有多长,那个并不美。
把生命变成第一现场
以上的四个故事,有个共通点:都是跟困境有关系。《母与子》是我妈妈去世,《香港的信》是我去到香港的不适应,《Heavy is the Night》是我跟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同病相怜,《到期》是对时间流逝以及对生命的感慨。
通常我们遇到困境,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逃避,我和困境像平行线一样,我不管它;还有一种是抗争,我一定要打倒困境,跨越困境,我和困境就像垂直一样。
那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呢?我觉得也是有的,就是转化。困难来了,那我转一下自己的视角,困难就以另外一种形态呈现了。通常的转化方式是画画、做音乐,或者是写诗、拍电影,但这些方式都是有门槛的。
我觉得也有没有门槛的方式,就是生活。我这里的生活,跟平常所说的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没钱了就赚钱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这里所说的生活,是要有主体性地、有意识地、用美的标准去塑造生活。
为了区分这两种生活,我给我的这种生活取了个名字,叫“做生活”。如果行为艺术就是将我们的身体语言化,让身体成为第一现场,从此身体在哪里,艺术就在哪里。那在行为艺术的基础上加上叙事性,从此把生命当成第一现场,生活在哪里,艺术就在哪里。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做生活,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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