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引发的口水大战——深刻影响中国的一场大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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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们说，文帝时代，人们随便铸钱（天啊，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冶铁、煮盐，吴王刘濞垄断了煮盐业，成为盐业大亨，邓通则在铸钱业上独领风骚，成为行业的皎皎者（这是个多么风光的行业啊，可以随便造钱），山东所有狡诈的人都聚集在盐业大亨刘濞的手下。
　　秦、雍、汉、蜀的人都很崇拜邓通，吴王刘濞以及邓通造的钱在天下是硬通货。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禁止私人造钱。
　　官员们讲的这两个人都不是一般人，都有来头，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被立为吴王，名下好几十座城，他造钱，当然硬通啊。那时候造币技术简单，不然，谁都可以造个钱，然后把自己的大头照印在上面，那确实是够乱的。
　　邓通是四川人，文帝很器重他，将四川的一个铜山赐给了他，邓通因地制宜，就用铜造钱，富了起来。
　　不富才怪。
　　私人造钱绝对是要禁止的，政府实行了禁令，种种奸诈的的行为就能得到遏制，这类行为遏制了，人们就会放下获得横财的心。
　　死了发横财的心，不种田能干什么呢 ？
　　所以，国家统一造钱，谁也休想把自己的脑袋印在钱上，谁都不会胡思乱想。
　　钱币由国家统一发行，老百姓就不会有怀疑。
　　这一段，天经地义。历史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和规律来发展的。
　　
　　社会贤良们说，古时候，钱币种类很多，财物在市场上流通，人民过的不错。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收集钱币的人，他们应该看看这一段，社会贤良们的观点是放开钱币的发行权，这是后代大多数社会都无法接受的。但是，社会贤良们至少给后来钱币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信息，古时候，有很多钱币。
　　多古，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辩论的当时离现在就已经够古的了。
　　后来，旧钱废除了，搞了一种白金龟龙钱，人们纷纷用各种方法使用新钱，钱币经过多次改革，人们开始怀疑了。货币的可信度低了。于是就废除各种钱币，设立了专门的水衡三官造钱。
　　结果呢，官吏和工匠偷工减料（那个时候国营企业就不靠谱，连造钱都偷工减料），从中牟利，有些钱造的不合格，次品很多，厚薄都不一样。把用钱的农民搞的很恼火，不相信新钱，还是相信老钱，可是老钱又被废除了，真真假假的把市场搞的乱七八糟。
　　商人们看到其中有利益可图，用真钱去换假钱，半数的真钱能换成倍的假钱，假钱照样可以流通，买卖东西的都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禁止铸造假钱的法令早就颁布了，但是钱币有好有坏的现象还是存在，跟过去一样。谁用真钱谁吃亏。
　　用钱的人为这事没少发愁。
　　换谁也发愁啊，真钱假钱在市场上没人管，那还了得。
　　最后，社会贤良引用了《春秋》上的一段话，作为货币之辩的结尾，原文是：“算不及蛮、夷则不行”。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字面上理解就是：计划、谋划、算计赶不上蛮夷就不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整个辩论中起什么作用呢？
　　楞是看不懂。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贤良们辩昏了，瞎引用一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咱们就是看不懂。
　　最后，社会贤良们说，所以啊，政府对外不要垄断煮盐业，对内不要限制铸钱，谁想造就造，以便利人们的流通使用。
　　这句话这么翻译了，很多人都这么翻译的。但怎么看怎么不靠谱。还是看原文吧，原文是：“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不管你怎么理解，社会贤良们主张的是一种彻底放开且自由的社会体制。
　　这倒好，要是这样的话，我现在能想到的是，您肯定看不到这本书了，因为根本就没人印书，都直接印钱了。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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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到这里，双方感觉是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都是有身份的人，但是有的话却反复地引用，辩论。相信记录下来的文字是经过整理的，而现场则是没有秩序的，你一段我一段地辩，辩着辩着就有点乱，有点重复。
　　您将就着看吧。
　　官员们说，平常老百姓有点好东西，都要藏在匣子里，更何况是帝王的自然资源呢。这个世界，财富大多会在深山或者大海里，不是有很大势力和实力的人是开发不了的。
　　以前，盐铁没有国营的时候，老百姓当中涌现了个邴氏的，诸侯中有吴王刘濞，前面咱们都提起过他们。
　　这个刘濞垄断了铜矿，发财就发财吧，可是他有钱了搞意识形态，公然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减轻赋税，救济贫苦的老百姓，通过这种手段收买人心，他的个人威望是提高了，但是也对政府的威信造成了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斩草除根，不要让他发展大，要考虑到这种现象的危害，这种危害比挖开吕梁山，让黄河水泛滥还要严重。
　　姜太公说：“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
　　现在要是把盐铁这样重要的产业下放给了老百姓，肯定会产生豪富权贵，这样一来，就等于废除了盐铁官营的政策去资助那些暴徒一样，顺从了他们的贪婪，他们会纠集众多邪恶的人，以豪门为中心，结成党羽，对国家形成威胁，令国家很难威慑和制服他们。
　　他们再去垄断，兼并，形成垄断巨头，作奸犯科。
　　
　　社会贤良们说，百姓的财富藏在家里，诸侯的财富藏在所封的土地上，政府把财富藏在大自然里。
　　百姓把自家的院墙当成藏富的匣子，政府把天地疆域当做保险柜。
　　政府到了诸侯那里，登上大堂东面的台阶，诸侯交出开闭过门的钥匙（这应该是古代的一个礼仪，来区分天子和诸侯的区别，证明财富的所有权）。
　　诸侯手捧着些这姓名官职的牌子，站在旁边等着天子发话，不敢以主人自居。
　　所以，有度量的天子用不着积蓄财富，而是藏富于民；政府不去追求工商的利益，而是注重用礼仪去教育人民群众，礼仪完备了，人民群众就会买帐，就会接受教育。
　　这样的话，就是商汤王、周武王还活着的话，也不用犯愁。
　　搞工商业，干欧冶子那样的事，怎么能形成作奸犯科的党羽呢？
　　三恒掌握鲁国的政权，六卿掌握晋国的大权，并不是因为盐铁私营才产生的。
　　所以最后权利和财富的人，并不在老百姓当中，根本就不用担心他们中会涌现威胁政府的人和势力集团，而是在政府内部，一家伤害百家。
　　邴氏那样的人算个屁啊。
　　再解释一下朐邴，朐是是春秋时曹国的一个地名，现在山东的菏泽县，这个这个人叫曹朐氏，通过冶铁而勤劳致富，天下闻名，大概跟现在的某个首富之类的差不多吧。官员们曾引用过这个人。
　　而社会贤良却豪不留情地说，真正会对社会产生危害的人、势力集团并不在民间，而是在政府内部，就是说，国营垄断会造成利益集体，他们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
　　像一两个朐邴那样的企业家，虽然名声不小，但绝翻不起大浪，好听了说，是个钢铁大王，新时代涌现的企业家，不好听了说，再大他也就是个铁匠。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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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精彩的辩论终于到了，您即将看到一场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激烈且精彩的辩论。
　　令后人瞠目结舌。
　　官员们说，禁止民间开发自然资源，他们就没有互相竞争倾轧的机会，物价的涨落完全由政府的计划调控进行制定和限制，民众就会对物价保持充分的信任。
　　国家实行平准法，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政府官员明显的说瞎话了，估计是辩论辩急眼了顺口一说），原文是“人从所欲”，即便是小孩子到市场上买东西，也不会被骗。
　　现在，你们要废除盐铁国营的计划经济政策，就会使民间涌现出的富豪垄断霸占自然资源，垄断商业利益。他们在家里遥控市场，决定行情。物价的涨落完全靠他们一句话。
　　他们用资本垄断市场，他们的力量不仅无法得到抑制，反而会被不断堤增强，形成寡头经济。小老百姓就没有机会了。
　　这就等于把财富藏在了强盗的家里。
　　如果纵容强大的，压制弱小的，哪里还能谈得上平等公正呢？
　　这就好比田间的杂草长的旺而损害了五谷的生长一样，一家伤害所有的百姓，不是朐地邴氏这样的富豪，又是谁呢？
　　这里有两个比喻，将市场经济中的经营者、企业家归类为强盗和杂草。不知道两千多年后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句话的出处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没有。
　　
　　社会贤良们说，自然资源是社会财富的根源。
　　铁造的农业生产用具是农民最重要的工具，只有用这些农具才能铲除田里的杂草，杂草铲除了，就能开垦土地，开垦了土地，就能收获五谷。土地和自然资源被开发利用就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人民群众供给充裕，国家就富裕，国家富裕后再用礼仪来教育人民，民众走在大马路上就会互相谦让，做买卖的也不会互相欺骗了。人与人之间都真诚相处，没有人去拼命争利。
　　秦国、楚国、燕国、齐国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所以，农具的大小也要跟着各地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现在政府硬要把农具统一，就能不使农具适应各地的土质，农民用起来很不方便。农具使用不方便，农民耕作的时候就累的臭死，不能有效地铲除杂草，杂草不除，庄稼就长不好，庄稼长不好，人民的生活就会贫困。
　　煮盐和冶铁的地方，大多都是离深山很近，靠近有铁矿和采集木炭方便的地方，地理位置偏远，生产艰苦，郡县服役的人，大多都不能忍受那种艰苦的生产劳动，于是就用钱雇人干活，郡县里管铁的官员有的按户征收生铁，而且还压低收购价格，偏远的少数民族等地方又依照地方的远近，出钱雇佣车和劳动力代为运输，既麻烦，又费钱，搞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我们只看到官吏伤害百姓的事情，却没有看到像你说的伤害百姓的朐邴。
　　
　　社会贤良指出了国营垄断的两个命门，一是国营生产的农具不考虑市场需求，反正不愁卖，直接生产，也不管各地的土质。造成老百姓只能用一种规格的农具，影响了生产力。
　　二是腐败。
　　按照政策，各地都需要服役，就是说这些垄断的国营企业并不是雇佣农民去劳动，而是服役，因为太苦了，所以，很多农民就雇人去干活，管铁的官员按户收铁，随便压价而造成腐败。
　　所以，社会贤良们说，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的不是民营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员。
　　最后一句的原话是：“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
　　愚窃见，乍一听，好像社会贤良还很谦虚，其实，按照这辩论法和架势，双方已经冲动了。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很笨，但也能看出来，祸害老百姓的不是朐邴，而是。。。。。。。”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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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们说，有个武官回老家给父母办丧事后，说，政府制定的盐、铁法令，无论从内容还是执行都很不错，冶铁的人吃饭穿衣都有国家供给保障，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冶铁的人条件之差前面已经说了，地理位置偏远，条件简陋，手段粗重，一般人受不了那苦，所以都是囚犯和服兵役的人干。
　　这个武官说，国家供给他们的费用还是不错的，没有影响群众的利益，但是，有的地方基层官员素质有问题，不能执行政府的政令，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官员们引用这位武官的话还是很中肯的，利弊都提，没有隐晦。
　　官员认为，国家将盐铁国营，不光是为了获得利润，也是为了促进农业发展，限制私营企业和，瓦解分化各地可能形成的对中央集权有害的势力，禁止群众因为有钱了而奢侈腐化，杜绝他们在争夺利益中互相倾轧，相互收购兼并。
　　不把自然资源分封给诸侯，是因为分封给他们以后，他们就会独占这些资源，这些资源都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宝藏，都应该归政府管理，但是，政府并没有将这些宝藏当成政府的私有财产，而是有大司农去当做国家财产去管理，用这些销售自然资源获得的收入来补贴税收的不足，那些靠投机倒把获利的刁民，一心想着这些自然资源，随时准备从中渔利雇佣收买群众，所以，一直以来，要求遏制这种现象的议论就很多。
　　铁器和兵器，对国家非常重要，不适宜私营，过去，有些富豪大户占有自然资源，采矿铸铁造铁器，用海水煮盐；有的富豪大户聚集的人多达上千人，而且很多都是被流放的犯人。这些人离开家乡，丢弃祖坟，依靠这些大户生活，这些大户把他们聚集在偏远的深山里，培植出割据力量，极容易造反。
　　问题很严重。现在，用各种方法推举有才能的人，慎重选用基层领导干部，用不着取消盐铁国营，群众也会平安无事。
　　这里官员们回答了一下武官提到的见闻，基层腐败的问题，官员们认为基层的腐败是因为任用官员的方法问题，所以采用了推举制度。
　　而且是各种途径。
　　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基层官员的问题。原文是“广进贤之途”。
　　由此看来，不能说过去的官员就落后，也不能说过去的政府就封建。至少“广进贤之途”就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高度。在执行上也是问题重重，知道武则天的科举制度出现之后。才算是有了一个标准化的制度。
　　这一制度，至今也无法超越。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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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贤良中一名代表起来发言，说，你提到的那个武官的说法，只是一个例子，因时因地当个佐证还可以，不能当做长久治国的例证，更不能以这点小经验传给后世。
　　这不是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方法。
　　《诗经》上说：“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是听”。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没关系，举这首诗的社会贤良懂，他当场解释道，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讽刺那些不懂得治国的道理，只擅长玩弄权术的人。
　　这里再解释一下，社会贤良好像是举这首诗批评官员们用一个武官探亲获得的信息来证明自己的政策的正确性的做法，意思是，你们不懂得真正的治国之策，而是找些亲信到下面看一看，就觉得自己都对。
　　事实上，社会贤良们也从中看出了官员们相互倾轧，玩弄权术的种种行为。只是不好明说，而是引用了一首古诗，借故说了出来。
　　这一说，刺痛了这些官僚们。在后面官僚的发言中，官员们也没客气，下了逐客令。丝毫也不给贤良们面子。
　　还是先把贤良们的发言听完，再听官员的逐客令。
　　贤良们继续说，孝武帝抗击九夷，扫平百越，不断用兵，粮食不够的时候，就让主管农业田地，相当于国土资源局的官员们造钱币，让天下的有钱人用粮食来买官，用以解决军需供给的问题。
　　现在，皇上接下了汉武帝遗留下来的种种棘手的事情，面对这疲惫的人民和生存需求与呼吁，正是要安抚人民的时候。可是，你们呢？你们在干嘛呢？你们这些官员们应该考虑如何稳定局面，凝聚人心，为国家去除弊病寻求发展道路，用仁义德行去辅助皇帝，建设我们的国家。
　　皇帝上任以来，六年了，你们这些高官们没有如人民期待的那样让那些不适合的官员下岗，也没有减少或者罢免只懂得弄权谋利而没有才华和能力的人，可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不甘心地等，等啊等，等啊等，等的都花儿都谢了。
　　可是，人民群众还是对政府有着巨大而美好的期望，现在好了，皇上圣明啊，下发文件让我们这些社会贤良乘官车到伟大首都长安参政议政。谈论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和《六艺》。讨论国家危难和利弊。我们要深入领会和贯彻皇帝的思想，可是，你们这些高官们，不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却在一些枝节上搅合来搅合去。
　　这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是什么？
　　解释一下“官车”，字面上理解是公车，古代的公车，把各地的社会贤良用公车接到长安，可不是个小工程，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啊，一个个地通知，再接来。多难啊。
　　也当驿站讲，说是古代专门有见皇上和大臣时专门用于等待的地方，大概是吃住全包的那种，有点类似驻京办什么的，不过不是各省都有，而是来了都住一个地方，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
　　古代接个人，得一站一站地，大概是马车吧。如果天津到西安，走一天住一夜，走一天住一夜，真的是很漫长，会议是春天开的。大概代表们冬天就得赶路了。这样子，一路辛苦地赶到京城，确实不容易，等会开完了，再回家，又是一路奔波，到家了就该夏天了。所以火气大一点也是在所难免的。
　　可是，代表们还是压制着火气，毕竟是官员啊，人家不高兴了，你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请你来是给你面子，让你参政议政也就是一说，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啊。代表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在言语中还是非常谨慎的。
　　但是，官员们已经恼了。
　　再解释一下《六艺》，这个六艺确实不简单，是指儒家的经典《礼》、《乐》、《书》、《诗》、《易》、《春秋》。
　　后人也有称为《六经》。
　　圣贤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别说都读通了，就是一个《易》，脑力弱一点的，八辈子也学不清楚。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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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们终于恼了，发飙了。
　　他们说，房檐下的燕子、麻雀不知道天高地厚；小家子气哪里会动的治国方略，欠着一屁股债的小商小贩哪里能体会大老板猗顿的家当。
　　武帝他老人家考虑到外族跟我们的关系问题，了解他们的情况，觉得用兵可以取胜，而且是一本万利，一劳永逸的胜利，所以考试攻打他们，使我们大汉的国土疆域和长城连在以其，北边到了黄河，一直打到匈奴的老窝。即便这样，武帝的事业还没有完成。
　　以前，周文王讨伐崇侯虎，在丰地建国都，周武王继承文王的遗志，在战车上载着先王的灵位，终于灭了商朝，活捉了商纣王，成就了帝业。
　　山东鲁国武士曹沫事你们记得吗，不记得我讲给你们听，他是鲁庄公的卫士，鲁国和齐国作战，三战都败了，庄公没办法，只好割地赔偿讲和，在“柯”这个地方(现在的河南黄县东北)跟齐国开会，好战士曹沫忽然间用匕首逼住齐桓公，迫使他把侵占鲁国的地方还了回来。
　　以此洗刷了战败的耻辱。
　　这个段子，《史记 刺客列传》中有记载。
　　还有管仲辅助齐公子纠时倍受社会批评，他顶着压力努力干，后来终于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所以真正有志向的人不会计较一些小事，做大事用大权的人不会和一般人的见解一样。现在，我们考虑的是如何继承先王遗志，彻底打败匈奴和东北方的那些少数民族，活捉敌人头领单于，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你们这些不懂的政治的外行的空谈，也不可能采纳你们这些固执的酸儒的建议。
　　接待你们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一会儿领导发言总结，你们举举手就得了，然后请大家撮一顿，握握手，合个影就散了
　　你们还是哪来的回哪去吧。回家以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最后这两段非原文里的内容，是我加的，你爱看不看，我乐意。）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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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时，辩论双方彻底翻脸了。社会贤良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干脆就豁出去了，他们虽没有权势没什么政治力量，但是却有个让官员们头疼的毛病，就是不攀权不附势，管你是什么官啊，一副我又不是有求于你的架势。
　　社会贤良们说，燕子和麻雀离开屋檐下的鸟窝就有被老鹰吃掉的危险，井里的青蛙要是离开了井就有可能被老鼠和蛇干掉，更何况翱翔在广阔的天空和五湖四海之内。
　　危险大了，祸绝少不了。
　　什么意思呢？前面官员不是说社会贤良是麻雀和燕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懂得治国的方略吗，这里社会贤良们说，你们这些麻雀和燕子在政府里本分地干点份内的事就得了，真要是治国平天下，妄想建功立业就跟麻雀和燕子要翱翔天空畅游四海一样，不是被蛇鼠吃了，就是被老鹰叼了去。
　　等着倒霉吧。
　　这话也够损的吧。
　　可是，损归损，还真的是这样一个道理，社会贤良是站在一个哲学乃至整个人生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为了呈一时之快。
　　贤良们举了李斯的例子，又举了赵高的例子。
　　李斯被腰斩，赵高也没有好下场，这两个曾经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一直被后世弄权者感慨。前面讲过，社会贤良中有易学的高人，这些高人是能推算的，只是因为是世外高人，懒得管这人间的破事，看到了，也不好意思说，就用赵高和李斯的例子暗示了一下。
　　暗示谁呢？就暗示了辩论的主要对手桑弘羊，意思是，所谓的建功立业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靠谱，里面潜藏着很大的危机。
　　事实上，桑弘羊后来自己被砍了脑袋，整个族被灭。
　　当时，一定有人看到了这个结果，只是不便说出来。说出来，桑弘羊也不信啊。倘若桑自己能看到这个结果的话，肯定不干了，肯定是带着一家老小找个地方过田园生活去了。何必趟这浑水，就是接着趟，人生态度和事业态度肯定也就变了。
　　官员们接着说，周文王、武王受命讨伐不讲理的崇虎、暴虐的商纣王。却没有见他们劳民伤财去攻打边疆的少数民族。
　　过去，秦始皇没事就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跟匈奴和百越打仗，全国的财力几乎都用于军费开支，从来也没有打出个什么最终的结果和名堂，天下人只是看到上百万的军队被皇帝调来遣去地作战。
　　频繁的战争会让人民疲惫不堪。
　　这正是我们这些“固执的酸儒”们寝食难安的事情啊。
　　这一段算是中国古代的反战思想。对战争现象的精辟描述，对人类和平的精辟见解。讲了义个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要和谐相处，不要擅动兵戈的道理。
　　可是，不动兵戈是件多难的事情啊。你不动，他要动，那怎么办啊。
　　社会贤良开出的药方是道德。
　　整个人类的道德。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道德。
　　但，这个对官员们太遥远了，官员们要解决的是现实的问题，少数民族没事就来抢汉人的粮食和土地，杀害几个好干部，搞的边境人心惶惶，那也是很头疼的事情。
　　官员们还要配合帝王的思想，配合帝王个人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建功立业的想法和具体行为。
　　官员们要解决的是实际问题，一时想不到更高的形而上的事情，或者想到了也没有时间去琢磨。
　　大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商鞅。
　　然而，对这个人的评价，竟然是截然不同，辩论已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了。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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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
　　这是个奇人。关于他的评价，两千多年前就在争论，现在还在争，争，是因为关系到我们究竟应该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他生性刻薄，为人很差劲。
　　可是后来的王安石却对他大加赞赏。
　　简单说，商鞅是一个提倡以法治国的人，和后来的以德治国有点对立，也和后来的法制和道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说法也有对立。
　　商鞅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官员们把商鞅搬了出来，说，商鞅做秦国的丞相的时候，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特别是刑罚，让社会上的坏分子胆战心惊。没有敢干坏事。
　　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做了很多变革。
　　使国家强大起来。
　　这是官员们的说法，对商鞅的判断。我们先来客观地看看商鞅的具体做法。
　　商鞅绝对够狠，轻罪重判，有点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意思，最厉害的是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斩敌高级士兵的脑袋瓜子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总之，商鞅还有很多里厉害的手段，为了推广他的法，两名秦国太子犯了事，商鞅把太子的老师一个割了鼻子，另一个脸上刺了字。
　　一下子，贵族们都老实了。
　　守法公民越来越多，坏人坏事越来越少，有一段时间确实是路不拾遗，社会风气很好。
　　可是商鞅树敌太多，尤其是和秦贵族之间的矛盾，严酷而没有人情的法律被执行下去之后，全国竟然有一半的人因为受罚而成了残疾人。
　　可是，商鞅又是个很无私的人，尽管大家都很恨他，但是他的政治对手一时又找不到他的毛病。
　　但是，所有人都预见了他的未来，后来，在他政治失势之后，四处逃难，因为他颁布的法律而无人敢收留他，最终，他被捉住之后，遭车裂而死，全族被灭。
　　历史上把有这种思想人叫“法家”，法家中还有个大人物韩非，他就曾跟秦始皇说，大臣和人民靠不住，老婆孩子也靠不住，臣民，你就算是给他一百个好处，可似乎偶尔给他一个不好，他就会怨恨你，怎么能靠的住，老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都盼着皇帝早点死掉，他们好当太后和皇帝。
　　所以，只有法，严酷的法律才靠的住，利君、利国、利民。
　　现在，汉朝的官员们搬出了商鞅和他的先进事迹，包括商鞅对内严格法制，使社会和政治稳定，对外搞了很多为国家创收的政策，特别是对自然资源开发进行征税，使得国家经济殷实，农具和兵器都够用，各种物资储备充裕。
　　所以，有条件去攻打敌国，开拓疆域，不必向人民群众收重税就能够供给军队，物资用不完，老百姓也不觉得日子过的难，国土扩大了，老百姓也不觉得苦。
　　这一切都是因为盐、铁国营，正是这项好政策满足了人民群众和军队的需求，积累了财富以防万一。
　　盐铁国营的好处这么多，利国利民，老百姓举双手欢迎这样的好政策，你们这帮人没事愁眉苦脸地瞎叨叨什么呢？
　　搬出商鞅来，绕了半天又绕到盐铁国营的好处上来了。
　　绕的很费劲。
　　这一段，官员们在逻辑上辩论的很差劲，费了很多口舌，都没在点上，但是点出了法家和儒家的治国方略的根本距离。
　　听听社会贤良们怎么说。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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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商鞅还好，一提起他来，社会贤良们立刻气不打一处来，在整理这一段辩论的时候，恒宽老师也放弃了中立的立场，而给这段起了个名字叫“非鞅”，意思是他也觉得商鞅这人不地道。
　　恒宽老师从此而在这本著名的国学典籍中站在了官员们的对面。
　　社会贤良们说，汉文帝时，没有盐、铁国营一说，但是百姓富足，现在国营了，老百姓反而穷困潦倒，你说，盐铁国营的好处到底在哪里。害处倒是看到不少。
　　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盐铁国营的好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里长出来的，而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
　　本来是人民的利益，却被说成是你们的功绩。老百姓的利益就是官员们的利益，不能对立的，官民就是一体，只是外在的形象上有点区别而已。
　　这就跟蠢货们反穿毛皮去背柴一样，毛朝里，为了保护那些毛，可是却把皮底子给磨坏了。皮没了，毛能如何保的住呢？
　　利益好处这个东西也要用长远心去看待和观察，不能只看一时一的利益和得失，比如，今年的李子、杨梅结的多，来年就结的少，新米下来了，就意味着陈米要吃完了。
　　天地间的这种得失规律使得人间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事情。所以，对这边有利的事情，对那边就必然有害。如果日月不能同时照耀大地，白天黑夜有长有段一般。
　　商鞅实施酷法，聚财兴利，搞的秦国人的日子都没法过下去了，大家都跑到秦孝公那里去哭诉。吴起兴兵打仗，搞的楚国人心慌慌，一起到楚悼王那里哭诉，从此以后，楚国一天一天地危险起来。
　　秦国也一天一天地衰弱。
　　你看，国家经济史发展了，但人民的怨恨也加深了，疆域是扩大了，但祸患的种子也种下了。
　　经济发展了，但民众却受了罪。
　　最终还有更大的祸患。
　　现在你们崇尚商鞅，对内采取他的政策，对外学吴起那样用兵打仗，让将士们常年在外奔波作战，家里的人缺衣少食，老母亲哭泣，妻子叹息。。。。。。
　　我们这帮人倒是想视而不见，可是做不到啊。。。。。。
　　解释一下吴起，在《史记，吴起传》里这样记载，他是战国时卫国人，开始是鲁国的大将，后来跳槽给魏文侯干，文侯死了以后，听部下的劝说，离开魏国，转会去了楚国，给楚悼王当相，颁布了很多法令，卖了很多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衔，干掉很多贵族，掠夺了不少私财，用于强兵。
　　后来悼王死了，吴起被杀。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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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盐铁论》，里面的话题被分类，是作者恒宽分的。但是，看情形，双方辩论时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比如，今天讨论商鞅，就讨论了一天。
　　第二天换话题。
　　有的话题讨论了很多次，说了很多废话，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那就可能是讨论了好几天。
　　猜测汉朝的礼制，双方似乎是各坐一边，一边坐六十多人，一边坐一拨人，挨个地辩。
　　谈商鞅，社会贤良彻底地批判他。
　　但是，官员们无比的推崇他。官员们讲，秦国用好商鞅，使得国家富强，兵强马壮，终于干掉六国统一全国，如此事业怎么能轻易抹杀，到了二世的时候，没搞好，那是因为奸臣当道，法制得不到落实，老的贵族势力与新政权对立，最终导致秦朝灭亡。
　　《春秋》上说：末言尔，祭仲亡也。
　　什么意思呢？有一段典故，春秋时以个叫祭仲的郑国人，给时任国君的郑庄公当宰相，庄公死了以后，昭公上台，没过多久，这个祭仲受宋国的威胁，把昭公赶跑了，扶植可能是亲宋的厉公上台，三年后，他觉得不好，改主意了，又把赶跑了的昭公又给请了回来，厉公就逃跑了。
　　祭仲死了以后，厉公又跑回来夺权，成了。又当上了国君。
　　这句话就出自这一段，意思是，算了，别提了，怪乱的，反正那个祭仲已经死了。提也没用。
　　这里隐含着一个辩论中的心计，官员们在面对历史经验的时候，耍了个花招，引了一段典故，说，算了，别提了，反正都过去了。
　　这段典故就是说秦国灭亡的事实，因为官员们也认可，秦国的灭亡和商鞅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商鞅的政策可以强国强兵也是有目共睹。
　　可是，秦朝还是完蛋了。
　　那就是说，商鞅的政策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国家不是为了强盛一下就完蛋的，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民谋福利的。
　　官员们耍了个花招后，接着说，会唱歌的人有本事能让别人续上他的歌声，会制作的总是有能力找到接替他的事业的人。
　　过去时独轮车，后来车子越发展越先进，都是因为不断创新改良的结果。周朝能建国，是因为周公出力。
　　裨偡为郑国写各种报告和起草法令，但没有子产帮他来修改润色，也是不行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制定的规章制度，没有周公何吕望的配合，也是没戏的。
　　现在你们讲赵高篡权导致秦国灭亡来攻击商鞅，就好比用崇虎侯和殷政捣乱这档子事来指责伊尹一样。
　　最后这一句，前半句赵高导致秦国灭亡看懂了，攻击商鞅也看懂了，崇虎侯和殷政以及伊尹之间的破事就看不懂了。
　　算了，没关系，看不懂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理解双方的观点。
　　官员们力挺商鞅。

源济

　　31、
　　
　　社会贤良们说，善于用凿子在木头上打眼的人做的把柄，就会很坚固，用起来不晃动。
　　会打地基的人垒起来的墙，能垒很高还不倒。
　　古代人总是这样比喻，比的都烦了。
　　不过，后面他们提了一个人，叫伊尹。很有意思。
　　他们说，伊尹用尧舜的治国之道作为商朝的治国方针政策，所以子子孙孙，竟然过了一百代都没有断绝。
　　而商鞅呢，用酷刑和严格的法律作为秦朝的方针政策，到第二代就完蛋了。秦朝的刑罚本来就已经很严了，商鞅又搞了个“连坐法”，还有”诽谤”罪，禁止批评言论，还对受刑人的肉体进行惩罚和摧残。
　　搞的人民群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搁。商鞅收税已经收的很重了，还禁止群众搞经营，不允许私人开发自然资源，把所有垄断的、获利大的行业都收归国营。
　　老百姓没有话语权，重经济而轻道义礼仪，重武力，虽然也能对国家有利，但是，这就好比人得了水肿一样，越喝水就越重。
　　大家只提商鞅为秦朝开创了帝业，却不提他其实就是导致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凿个不靠谱不合槽的卯眼，就是鲁班来了也没法安一个合规格的榫头。
　　只有一簸箕的浮土，再高明的建筑师也没法在上面盖个大厦。
　　就好比秋天的草被霜打了以后，再遭风一吹就完蛋了。虽然有十个像子产那样的能干的人，也没辙了啊。
　　所以啊，扁鹊不能让死人的骨头重新长出肉来，微子和箕子也不能挽救灭亡的商朝。
　　这一段就这么个意思。
　　比较有意思的是伊尹，这个人大家都公认的治国的高手。他有什么先进事迹呢？
　　 伊尹，有据可查的是，他死于于公元前1713，哪年生的就不知道了，大概知道他老人家活了一百岁。他为商朝理政安民六十多年，治国有方，世称贤相，辅佐了三代商朝帝王。为商朝六百多年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墨子•尚贤》称：“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
　　师仆就是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在甲骨文中有大乙(即商汤)和伊尹并祀的记载。伊尹是目前中国第一个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
　　伊尹自幼聪明颖慧，勤学上进。。。。。
　　算了，不说那么多了，总之这个伊尹是个圣贤，通尧舜之道，而且他还有一手烹调，还是个很好的老师。
　　而且，他还很有名，是个名人。不是唱歌跳舞而出名的名人，而是靠学识远近闻名，商汤王三番五次以玉、帛、马、皮为礼前往他所在的有莘国去请他。
　　今嵩县空桑涧西南，有个平兀如几的小山，就是世传商汤聘请伊尹的三聘台，而在城南沙沟龙头村的“元圣祠”右厢房则专修有三聘台以供后人凭吊。
　　这个故事比三顾茅庐牛要早的多。
　　当时伊尹所在有莘王并不答应人才外流，商汤王只好娶有莘王的女儿为妃。于是，两边成亲家了，就好说话了，伊尹来到了商国。
　　《孟子》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
　　什么意思呢？商王请伊尹给自己当老师。一手好厨艺的伊尹教给了商王一些什么知识呢?《孟子•万章》篇说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其实就是教给商汤谋划灭夏的方法和治国驭民之道。
　　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老师。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想搞点别的。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之地桐官，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深刻反省，“处仁迁义”，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
　　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精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宗”。
　　在今嵩县城南沙沟龙头村，明代曾重修过的“元圣祠”，是作为纪念伊尹生地而立的。祠堂有副对联说：“志耕莘野三春雨，乐读尼山一卷书”。上联说的是伊尹事耕桑于莘野(今嵩县莘乐沟)，下联是说孔丘著书于尼山。可见古人是把伊尹和孔丘等量齐观的，一个是元圣，一个是至圣。
　　简单说，伊尹的政治主张就是德政。
　　伊尹的一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按照历史记载，这么评价他老人家是不过分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老人家的简历比这要复杂的多也牛的多。
　　《汉书•刑律志》伊、吕并书，称赞其治国和军事才能。杜甫诗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也是从这个角度评价伊尹；苏东坡著《伊尹论》则更从政治角度称赞他是“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节者”。夸赞他不以私利动心，“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当代的教育史家毛礼锐、沈灌群等称他“在帝王教育方面堪称典范，在殷代政治舞台上，也是一名重要角色”。在今嵩县元圣祠题诗云：“五谷丰登时不碱，亿万斯年存古迹”。
　　辩论双方对商鞅的政策和为人有这巨大的本质上的分歧，但对伊尹的评价和态度是一致的。
　　介绍下伊尹是为了讲清楚辩论双方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

源济

　　32、
　　
　　到这里，我都烦了。
　　就为这么点事情，双方叨叨叨叨个没完，再翻翻《盐铁论》全文，老天，这才只是个开始，他们从个人到国家，从鸡毛蒜皮到国计民生。各抒己见。没完没了。
　　下面讲的还是盐铁国营的好处。
　　还是从商鞅开始讲。
　　官员们说，说着容易，做着难。真有才能的人脚踏实地地做事情，而不是动嘴说空话。过去，商鞅同志擅长使用“开塞”的方法，靠上级领导秦孝公给于他的权利，为秦国的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得秦国能够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最后各国诸侯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归顺地处西部的秦国。
　　蒙恬你们还记得吧，就是他打击匈奴，开拓土地，把匈奴打到黄河以北，一路上摧枯拉朽，就是因为使用了商鞅的谋略，平时有准备，到了打的时候就不手忙脚乱。
　　所以，国家积蓄财物，才能运筹帷幄，这就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原因。如果废除了盐铁官营，交给私营企业家去干，这根本就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也看不长远啊。
　　官员们讲的“开塞”可不是“开塞露”的那个开塞，而是有利的事业就开放，不利的就堵塞。《淮南子，泰族篇》也写为启塞，“启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术也”。
　　拿现在说，就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市场的解释权归官员们所有，其实也没有市场，觉得这事对国家有利，就能干，不能就不让干，民众啥权利也没有，国家的一切资源都围绕着国家机器运作。
　　
　　社会贤良们说，商鞅同志的开塞之术不是不能用，蒙恬打跑匈奴不是没有功劳，秦国打败天下，不是不强大，诸侯归顺秦国，都很牛。
　　然而，这正是请过灭亡的原因。
　　商鞅这个家伙玩弄权术危害了秦国，蒙恬开拓了疆域却让秦国亡了国，这两个人，只知道功勋却不懂得祸患，只知道前进不懂得后退。他们最后完蛋，很多人也跟着完蛋。
　　这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没有长远心的原因，基本上算是浅薄的蠢货，哪里算的上什么治国的大道。
　　俗话说，小人一开始迎合主子，后来背叛主子，这种人一开始威风凛凛，耀武扬威，但最终肯定是一把血一把泪。
　　商鞅这个家伙就是典型。
　　这段还是很有意思的，两拨人竟然对一个人的看法和评价截然不同。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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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们很生气。
　　说，身心健康的好人就会遭到那些身心丑陋的人的嫉妒，贤能聪慧的人，就会受到脑子不好的人的憎恨。
　　屈原他老人家就被上官大夫靳尚在顷襄王面前诽谤，子路这个大人物也曾经被公伯寮向季孙氏说坏话。
　　商鞅同志出身贫民，从魏国到秦国，仅仅一年时间就成为丞相，成为了政府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勇于革新，锐意进取，逐步把秦国治理成超级强国，出手就胜，搞到很多土地，收兵休整就能让国家财政有钱。
　　秦孝公很爽，赏给商鞅五百亩土地。
　　五百亩土地啊，要是做房地产的话，那得盖多少房子啊。商鞅赚大了。
　　商鞅同志功高盖世，美名传后代，他的功绩一般的平庸之辈根本就无法够的到。
　　所以啊，这些平庸之辈就开始嫉妒他的才能，对他的成就吹毛求疵。
　　
　　官员们生气就生气了。社会贤良们可不管那套，说，君子当领导干部必须要有道德有修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也应该体面地下来，善始善终，才高但不骄傲，有成绩也不没事就夸自己几句。权重位高但为人谦虚，通情达理。
　　这样，大家就不会嫉妒他的才华，不会贬低他的成就。
　　现在，你们欣赏的那个商鞅不顾道德仁义，一味玩弄权术，不用仁德，靠暴力，提倡严刑酷吏，习惯暴虐，靠欺骗朋友立功搞政绩，用对贵族施酷刑提高威信。上对贵族不讲信用，下对百姓不讲仁义。
　　所以，人人恨他，家家烦他。
　　虽然他靠这个有了不少政绩，获得五百亩封地。可是，这就跟吃毒肉一样，吃的越多，死的越快。
　　苏秦联合六国抗击秦国，功劳不能说不大吧，桀、纣和尧、舜同样名传后代百世，不算短吧，但是坏人是不会被尊重的，美名不是随随便便就流传的。

源济

　　34、
　　
　　官员们说，一块白布掉黑色的大染缸里，拿出来还能是白的吗？
　　就算是圣贤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政治漩涡里也无法保全自己，所以，萁子被囚，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辅佐吴王称霸，可最后竟然被夫差宰掉，尸体装进皮口袋里扔到江里去了。
　　乐毅为燕国立下汗马功劳，却被惠王猜忌。
　　为人臣的为了尽忠的名节只好赴死，即便这样也无法获得君主的信用。
　　文种辅助越王勾践，呕心沥血，帮助他干倒强大的吴国，成为东南霸主，可最后还是被勾践赐死。
　　这能怪臣子不够意思吗？根本就是君主们忘恩负义，昏庸无知，听信谗言，忘掉了这些宠臣的功绩。
　　你能说，这些臣子们都活该吗？
　　上面提了很多人，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的名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名人，是大名人，政治明星，要是挨个地解释他们的革命家史，这书就写不完了。我们就记得一点就行了。
　　这些政治明星都死的很惨。
　　先是风光了一些日子，然后就死在他曾经为之付出心血和汗水的事业之下了，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历史，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不记得教训。前赴后继。
　　官员们这时候说话已经有点失态了，竟然在这种场合讲这样不合适宜的话，他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臣子死的惨，不是臣子的责任，是皇上的责任，直接批评最高领导者。
　　而且说的很心酸。
　　直接的意思是，商鞅死的惨，灭族灭的惨，蛋不是他的错，是皇帝的错。商鞅还是个好同志。
　　
　　可是，社会贤良们不听这一套，不管你心酸不心酸，谁叫你搞政治，搞政治就要知道政治的凶险。
　　愿赌服输。
　　可是，社会贤良们还有另外一个理论。直接上升到精神领域的理论。
　　他们说，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杀后装在皮囊里扔到江里，并不是他们活该，他们的死并不是因为冒犯了君主遭致灾祸，也不是拼命进谏为自己赌个忠臣的好名声（历史上还有干这买卖的），而是他们为了拯救黎民百姓，为了天下苍生，而忘掉了自己的处境，忘掉了会让自己遭致灾祸。他们的智慧是知道结局的，但是，为了他人的苦难和福祉，宁可冒险劝谏君王，而导致杀身之祸。
　　他们死而无憾，心甘情愿。
　　这跟商鞅的死时两码事，商鞅那是活该，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君子能洁身自好，但是没办法制止别人做恶。
　　虽然君子也死的很惨，但这不是君子自身的过错，比干的死让殷人对纣王彻底失去信心，最终导致了纣王的灭亡，伍子胥的死引发了吴国人对吴王夫差的怨恨。
　　商鞅的结果和这个正好相反。
　　当时秦国人对商鞅的仇恨完全是公仇。秦孝公一蹬腿，全国人民都开始攻击商鞅，商鞅到处逃窜，偌大的天下，竟然真就没有他容身的地方，最后只好仰天长叹说：“嗟夫，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
　　这可能还真的就是商鞅的原话。因为是文言文。翻译一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商鞅在被全国人民逼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仰天长叹说：“我靠，搞政治把我自己搞到这个地步，搞到绝路上来了。”
　　最后，商鞅被五马分尸，整族被杀绝，天下人没有同情他的，都耻笑他。
　　这是他咎由自取，跟别人没关系。
　　社会贤良们发言完毕。
　　这些话说的够狠吧。

源济

　　35、
　　
　　恒宽老师没直接写，辩论辩到这里，忽然间就停了，不说商鞅了，换了个人，晁错。
　　按照文字的节奏，估计正好到这里，该吃饭了。所以停了下来，大家吃饱了饭，回到辩论场，气都没消，趁着刚才的那股劲，就接着来。
　　恒宽老师给下面的这些辩论起了个名字叫晁错第八。一共辩了八个论题。
　　这一段就说晁错这个人。
　　官员们说，《春秋》上说：“君亲无将，将而必诛”。
　　后人一般这样解释这句文言文：国王和父亲，做臣子和晚辈的绝不能起杀害之心，起这样的心，肯定会背诛杀。
　　官员们为什么引用这样一句话呢？
　　他们接着讲：为臣的犯罪没有比杀国君更严重的，当儿子的犯罪，没有比杀父更严重的。从前，淮南王、衡山王，没事研究儒家，招了一批闲人，山东的儒家还有墨家，在长江淮河一带非法集会，搞意识形态，写了几十篇文章，谋反作乱，最后牵连他们的家族都被诛杀。
　　皇上让晁错改革，削减各地威胁中央的势力，特别是削灭封地的政策，得罪了诸侯，最终诸侯叛乱，对他恨之入骨，举兵要求“清君侧”，最后皇上无奈，把晁错腰斩于长安的东市。以满足诸侯的条件。
　　这是谁杀的晁错呢？
　　晁错。
　　说来话长了。他比商鞅要复杂，也比商鞅要有故事，要曲折，看在他的故事如此精彩的份上，还是要讲一下晁错同志的事迹。这样对全面两拨人的辩论也有好处。
　　
　　公元前154年，长安的人民群众目睹了晁错在闹市被腰斩，那是一种很血腥的死亡方式，晁错要是有时间反省自己的一生的话，可能要先反省他命运中的第一次走运。
　　本来，历史没他的事，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国就没什么文化人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总不能全中国都是文盲吧，还是得找明白人，这时候发现懂得《尚书》的就剩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找到他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啥也干不了了。
　　怎么办呢？所以就只好找人去学，找谁呢？汉代的部不叫部，叫“寺”，教育部叫“太常寺”
　　太常寺选中了晁错。把晁错送到济南伏生那里学《尚书》。全国就这一个，当然稀罕啊，所以晁错一学完，名声就大了。
　　当然，学问也大。
　　一回朝廷上班，汉文帝就给这全国最有学问的人分配了工作，陪太子读书。这个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晁错是个热血青年，一边陪太子读书，一边关心着国家大事，在陪太子读书的同时，给汉文帝写了好几篇文章，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后人把这些文章收录在《汉书》里。
　　按说晁错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文化的人。是个奇才，虽没有戎马生涯，但是对军事却有独到的见解，文章中很多见识都非常了得。太子以及太子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
　　但是，他不擅长处理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史记，晁错列传》里说很多领导干部都非常不喜欢他。估计是他做人做事不懂得内敛，早早的锋芒毕露，招致众人的厌烦。
　　文帝驾崩，汉景帝闪亮登场，当然要重用自己的老师啊，给的第一个领导岗位是内史。内史是负责长安城所有的行政工作，就是长安市长，可能就是因为年轻气盛，工作方法不讲究，又没有什么资历，坐直升机上来的干部，挺愤青，今天改这个，明天改那个的，一不小心得罪了很多领导干部。
　　他的第一个政治对手是丞相申屠嘉。
　　先说申屠嘉同志的事迹，他可不是个一般人，《史书》对他评价很高，这人非常的廉洁，叫“门不受私谒”，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有事不许到家里谈，一律到单位去谈。
　　那年月这种清官还真不少，大家都很买账。人缘也不错，一批这样的官。
　　可是就这么个清官，就想找机会搞死晁错。
　　晁错的办公楼叫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进出不方便，就在南边开了一个门，南边恰好是太上皇的庙，就等于是把太上皇的庙外面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一看，机会来了，这是大不敬啊。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拿这事说事，可是汉景帝说，这事朕都知道，是朕让他打的。
　　申屠嘉也是气性大，一把年纪的老臣，跟着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人啊，这么个市长就搞不定，太没面子了，下班回家以后就吐血死了。
　　晁错的对手还没怎么过招就死了。但是，这可不是好事，等于晁错一下子把自己放在众多老臣的对立面上，况且，申屠嘉还是个人人皆知的清官。
　　晁错得罪的绝不是一个申屠嘉，估计是能得罪的都得罪了，而且都是口碑好的领导干部，其中还有一个廷尉张欧，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说了，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办案子有一。
　　这个人长期在司法战线上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汉朝的司法工作奉献了毕生的经历，是汉朝司法界首屈一指的好干部。
　　他在工作中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从不轻易放过一个疑点，反复确认，只要是认为证据不足，程序有问题，就会退回地方，如果证据确凿，一定要判处死刑，他就亲自去监狱，给犯人念死刑判决书，一边念，一边哭，然后安慰人家，法律无情啊，来世要做个知法守法的好人啊。身后事就放心吧，政府和我个人会帮你安排的。
　　就是这样的好干部后来也参与联名要杀晁错。
　　申屠嘉吐血死了以后，就在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错同志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手握重权的晁错开始实施他的政治抱负，向景帝再提削藩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削藩策》。
　　　晁错认为，各地的势力威胁到了中央集权，必须要予以打击，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
　　他提出对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
　　其中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就是前面反复提到的那个铸钱煮盐的刘濞。为什么说他危险最大呢，是因为景帝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和刘濞的儿子下棋，发生矛盾，刘濞的儿子被打死了，刘濞气坏了，说自己有病，皇上都叫不动他，按律是死罪；当时的文帝心太软，只打了他几棍子。
　　这个刘濞开铜矿造钱，煮海水熬盐，有钱有地，有势力，手下招募了不少，在晁错看来，对刘濞这样的人，削他的封地会反，不削他的封地也是要反的。先下手为强。
　　《削藩策》一经提出，在广大领导干部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景帝召开扩大会议，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由于大家都清楚景帝是支持晁错的，也就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他是皇太后的亲戚，有资本，站出来表示反对，两个人就当面争起来，结下了梁子。
　　最后，景帝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晁错一共更改了三十条法令。
　　诸侯们大为恼火。政治气氛很紧张。
　　晁错的的老爸觉得势头不对，赶紧跑到长安城，找到儿子说：“皇上刚上任，你也是刚刚走上领导岗位，就削藩，这些诸侯之间都是亲戚，你搞的他们之间矛盾重重，何苦呢？”
　　晁错说：“爹啊，不这么干部行啊!不这么干，天子的面子往哪放，天子没有面子，国家就危险了。”
　　他爹叹息着说：“刘姓天子是有面子了，我们晁家该倒霉了，我走了，不跟你扯了。”
　　这位先知先觉的老人回家就服毒自杀了。临终遗言是：“我实在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
　　唉----
　　历史啊。
　　　　朝廷的扩大会议讨论的削吴国封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吴国，刘濞没犹豫，直接联系了诸侯，发动叛乱。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刚过完年，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老套路，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目标晁错。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
　　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景帝接报后，赶紧找来晁错同志，说，叛乱了，晁错说，真的叛乱了。景帝说，真的。
　　皇帝毕竟是皇帝，立即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太尉烃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为主力，进攻吴楚军；曲周侯郦寄攻赵军；将军栾布攻齐诸军；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向，作为后援。
　　可是窦婴以有病为由推辞。其实，很明显，他就是因为当初反对削藩的意见未被采纳，心想，惹祸了，要我出马了啊。
　　没办法，景帝只要费口舌做他的思想工作，跟他讲：“现在国家有危急，王孙(窦婴的字)难道可以推辞吗？”等等要以大局为重的道理。
　　给足了面子，做通了政治思想工作，窦婴这才接受了任命。
　　要不说人也不能死读书呢，读书是能长学问，开智慧，比如说，晁错当年写的关于军事的文章就很厉害，一介书生，竟然能将军事战略包括军事地理还有军事器械、兵种、作战方法分析的如此有见地，确实能看出他的才华。
　　而且，晁错有胆识。
　　可是，死也就死在这上，没有能善巧方便，凡事硬来。
　　他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建议景帝，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长安，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对战局的影响如何，都使景帝产生心生不爽，也给他的政治对手提供了攻击他的口实。
　　还有一个是追究袁盎的责任。
　　正式这个袁盎要了晁错的命。
　　袁盎是谁呢，也是朝中大臣，两人在工作岗位的时候，长期不合，闹别扭，闹到谁也不跟谁说话，晁错在，袁盎就走，袁盎在，晁错就走。
　　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这个短落在了晁错手里，晁错当上御史大夫以后，组织专案组审查袁盎受贿案件，证据确凿，要判他的罪，景帝心一软，算了，没杀他，开除朝廷内外一切职务，削职为民了。
　　吴楚七国反叛了。备战过程中，晁错还要追究袁盎，对他的属官说：“袁盎这个腐败分子，接受吴王的贿赂，包庇吴王，说他不会造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审问袁盎预知吴王反叛之罪。”
　　御史府的一个属官说：“现在这么办恐怕不合适，袁盎只是接受贿赂，凭心而论，应该不至于会预先知道刘濞会谋反。”
　　证据不足，晁错也不能随便把人抓来就杀。正犹豫时。但是，却有人给袁盎通风报信，把晁错的话告诉袁盎。
　　袁盎吓坏了，连夜跑去找窦婴，商量对策。他们都是晁错的政治对头。一商量，决定干掉晁错。
　　这个晁错，错就错在他是书生一个，不够大度，大敌当前，还去追究一个已经从高级干部削职位老百姓的责任干嘛呀，政治上已经胜利了，何苦再去不依不饶地。说明心里放不下。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恰好，景帝正跟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
　　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怎么看？”
　　袁盎说：“不用担扰，一定可以破吴。”
　　景帝说：“吴王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一定可以破他呢？”
　　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
　　晁错这时插话说：“袁盎那你能不能策划个好办法出来!”
　　景帝说：“对啊，袁盎，你有什么对策？”
　　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
　　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场。
　　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
　　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气坏了。知道自己被人家玩了，但一切都晚了。
　　袁盎绝对够狠，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现在最好的办法，把晁错斩了，派人去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
　　和平，和平，和平解决叛乱。
　　唯一的代价就是杀掉晁错。从理论上讲，这算是个什么办法啊，也太损了吧。但是，对帝王和国家来说，这可能是解决问题最小的代价。
　　景帝沉默了好久，说：“先观察一下情况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
　　你看，晁错没有认清楚自己的位置，而他的父亲早就认清了。
　　他最信任的领导，他的学生，他的亲密战友就这样把他给出卖了。事不宜迟，景帝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这一切，晁错一无所知。
　　十多天以后，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联名上了一分弹劾晁错的奏章，说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罪当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竟然完全不顾师生之情、君臣之情，改革的亲密战友之谊，批准了这份奏折。
　　此时，晁错还完全蒙在鼓里呢!
　　这叫什么事啊，历史啊。
　　汉代的一个大晴天，中尉到晁错家，谎称皇帝请他上朝议事。晁错同志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
　　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下车，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圣旨，然后众人上前，将晁错从车上拉下，就在闹市里，众目睽睽之下，腰斩了他。
　　而后，晁错家人被满门抄斩。
　　可怜的晁错啊。
　　晁错死了，景帝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诉对方已经杀了晁错了，君侧已经清了，恢复被削封地，吴王你们退兵吧。
　　这时刘濞仗打的很顺，哪里还听进去这套。袁盎同去的一个叫宗正先的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大笑着说：“我已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
　　袁盎连刘濞的面都没见着，直接就被留在军中，刘濞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
　　这一段很有意思，这个袁盎可不是一般人，有腐败的前科，有给同事下绊子的手段，还有逃命的手法，想必他是绝没有武侠小说里写的那种绝世武功，能一人挡千军，可是偏偏就是这个人居然就在军队中逃了出去，而且军中还有五百人专门包围着他。
　　天知道他是怎么逃出去的。
　　这样，吴王刘濞以实际行动证明“清君侧”根本就是一个骗局。也证明了晁错对形势的判断和分析是正确的，对刘濞的认识也是正确的。
　　这时，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景帝问：“你从前线回来，晁错都已经腰斩了，吴楚退兵了吗？”
　　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几十年了，为削他的封地而发怒，要求诛杀晁错不过是个借口，现在杀了晁错，我恐怕天下人从此闭嘴，没人敢说话了。”
　　景帝问：“为什么呢？”
　　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刚开始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
　　景帝听了以后，他叹了一口气，对邓公说：“你说得很对，我后悔啊。”
　　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景帝调整政策，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晁错杀也杀了，委屈求和的路彻底断了，迫使景帝横下一条心，与叛军死战到底。
　　二月中，景帝下了一道诏书，号召广大指战员奋力杀敌，建功立业，又下令严惩参加叛乱的官吏。
　　在周亚夫等路军队的攻击下，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叛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不到三个月，叛乱平息。
　　长安东市上，晁错的血早也已被清洗干净。
　　大文豪苏东坡，写过一篇文章叫《晁错论》，他说一个国家要命的事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巨大的隐患。因为你连问题都不知道在哪里，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你能怎么办呢？
　　所以，只有那些特别的、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可以担当起这样的重任，但晁错不是，苏东坡的观点是，做这种事情要：“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来龙去脉，厉害关系，都得想通，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要想明白。
　　晁错同志想清楚想明白了没有呢？没有。
　　他只是判断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反了该做什么准备，不反该如何，景帝也糊涂，竟然也没做准备。这么大的事，削藩这样的事，师生俩说干就干了。
　　“事至不惧”，就是讲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事先你都做了细致的判断和准备，会发生什么基本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所以就可能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
　　不能走一步，看一步。
　　晁错没做到，景帝也没做到，晁错说削藩，觉得有道理，行，那就削。人家造反了，行，那就派兵跟他干；人家说杀了晁错就退兵，行，那就杀吧。还腰斩，还斩全家。
　　　 “徐为之图”的意思是事情发展到最后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一一解决掉。
　　不管怎么样，晁错的个人政治生涯是一个大悲剧。
　　他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及影响，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好了，晁错的故事讲完了，官员们引用这一段典故，意思是错在君王，而不再晁错本身。
　　你们说商鞅是自找的。那么晁错呢？难道也是自找的吗？他忠心耿耿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做何解释呢？
　　是啊，做何解释呢？
　　社会贤良们说，孔子渴不饮盗泉水，曾子不入胜母巷。就因为名字不好而厌恶它，何况那些叛逆不肖的臣子呢。
　　孔子他老人家上朝前先沐浴斋戒，跟鲁哀公讲陈文子的事。
　　这个陈文子干了件什么事呢，他是齐国的大夫，生活的很优越，光马就有四十匹，四匹马拉一辆车，他有十辆车，多好的生活啊，相当于现在谁家里有十辆宝马，这是多么富贵的日子啊。可是，在齐庄公被人杀死之后，陈文子连四十匹马都不要了，离开齐国。
　　《礼记》上讲，一个正人君子，可以富贵，可以贫贱，被杀掉也行，但就是不能让他犯上作乱。
　　一个人，表面上很好，嘴里都是仁义道德，但私下的行为却令人不耻，这种人其实就跟强盗是一样的，不配在君子的国度里。
　　《春秋》里讲，绝不能让少数人去侵犯多数人。
　　有人就会有政治，有政治就会有残酷的杀戮，一定要杀戮的话，是应该有范围和原则的，不能夹杂私怨。过去，虞舜杀了鲧，但是又任用了鲧的儿子禹，这就是没有私怨。如果因为一块好玉有了瑕疵，就把整个玉扔掉，如果因为一个人有过错就牵连他人，那天下就没有宝玉更没有忠诚的好人了。
　　晁错说诸侯势力太强大了，有背叛朝廷的趋势。
　　吴王刘濞犯了错误，削了他会稽的封地，楚王犯了错误，削了他东海的封地，平衡诸侯的势力，也是为了后代子孙谋福利的好事。
　　晁错对汉朝时忠臣，对诸侯是死敌。各为其主罢了。
　　社会贤良们讲了半天，观点在这里，他们的意思是晁错死的这么惨和商鞅有一定区别，商鞅是得罪了天下，而晁错是为自己的主人和事业而死。
　　社会贤良们还讲了两个人，比较有意思，一个是弦高，这个人很传奇，他是整国的一名商人，来往于各国间搞外贸生意，鲁售公33年(前627年)，他去周王室辖地出差，路上忽然遇到秦国军队，那时候估计军民关系还不错，或者那时候军事情报的保密工作做的差，竟然让他了解到眼前的这支秦国军队是要去偷袭他的祖国郑国。有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弦高一面派人急速回郑国报告军情，一面又急中生智，竟然当场冒充郑国国君的外交特使，送给秦军12头牛，说是犒劳秦军的礼物。
　　秦军以为郑国已经知道偷袭之事，觉得特没面子。自己只好班师返回。郑国避免了一次灭亡的命运。
　　弦高回国后，郑国君主要奖赏弦高，召开表彰大会，却被他却婉言谢绝，作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典型的弦高说，作为一个商人,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接受奖赏，岂不是把我弦高当作外人了吗?
　　爱国的弦高步仅以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感动了郑国的国君，也把自己的爱国史写进了史书里。
　　社会贤良还提了一个人物，解杨，也是因战争而名垂青史的，春秋末期，楚国包围了宋国国都，宋国上下有人组长立刻动员组织宋国国度保卫战，誓死抵抗，有人考虑投降。
　　关键时刻，宋国国君派人向晋国求救，晋国派优秀的外交官解杨星夜兼程往宋国赶，要告诉宋国，晋国的救兵马上就到了。不要投降，咱们联合跟他们死磕。
　　解杨赶路的时候路过郑国，郑国人把他给抓到，送到了楚国，楚王一看，这么重要的外交官被逮来了，真是爽啊，可是楚王不知道为什么，想了个最便宜的能解决战斗的方法，他不仅没给解杨尚老虎凳，没为难这个来自敌国的使者，反而弄了好些礼物贿赂解杨，和他套关系，让他去宋国，跟宋国人说，晋国不管他们了，还是投降吧。
　　解杨就假装答应了，但最后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宋国。
　　楚国鸡飞蛋打，最后只好撤军了事。
　　社会贤良分析解杨的事迹是这么说的，为人臣的各为其主，谈不上好坏善恶，解杨从情感上与晋国和宋国好，与楚国一般，而已。

源济

　　36、
　　
　　官员们说，现在越地的具区湖，楚国的云梦湖，宋地的钜野湖，齐地的孟诸湖，都是国家富强的重要财富。
　　顺便说说这些湖吧，民间有古话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讲人和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些辩论的古人一是为了找到当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二是为了给子孙后代谋求幸福生活的途径。可是，先人们要是知道后人已经把他们讲的那些湖都给祸害没了，不知道该有多难过。
　　具区湖就是太湖，据说水质很差了，云梦湖有两个，跨湖北省江南江北，江北为云，江南为梦，面积巨大，现在不知道这湖在哪里，应该还有点残存吧，孟诸湖在河南省商丘，早就没了。
　　这些重要的资源由君主统一管理，国家就会强大，经济殷实，否则，国家就会灭亡，过去，齐国就是没有控制资源，就等于把自己的肠胃给了别人，大臣们随便开发国家的重要资源，结果势力增大，没有被及时遏制，结果呢，就好比树枝太大压折了树干。
　　他们还控制了大海资源，海产品和盐业都被垄断。
　　掌握了国家资源的大臣们拥有了很大的权势，有能力雇佣很多人，有条件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最终导致齐国政治崩溃。国家大权落到大臣的手里。当时的君主权势还不如国内的田氏家族大，这个田氏家族运鱼和运盐的车有好几千辆。
　　国家既掌握不了农业，也掌握不了工商业。
　　现在山川和湖泽的资源非常多，不仅仅是具区湖、云梦湖、钜野湖、孟诸湖这些地方（古时候自然资源多好啊）。
　　炼铁、煮盐肯定是在偏远的地方，人烟稀少。很多坏分子常常在这些地方往来，就担心会出事。
　　这些掌握了国家资源的人，凭借手里有钱而骄横跋扈，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农业发展。
　　大农盐铁丞东郭咸阳，孔仅等向朝廷提案：愿募民自給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
　　可以看出，盐铁国营不仅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有着更深的用意，是从更长远的利益来考虑的。
　　大农，又叫大农令，也叫大司农，在汉武帝时专门掌握国家税收、盐铁、金融粮食等重大事关国计民生的管理。
　　盐铁丞，大农下面的官吏，专门掌管盐铁国营。就是汉代钢铁及盐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愿募民自給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这段话不仅是国营，可以看出古代的生产经营形式。他们是由国家招募老百姓，就是民工，民工带着生活费，使用国家提供的生产工具，来煮盐，产品由国家收购。这种形式和国营企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点工程承包的意思。既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又给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但是，这就有致命的问题，就是腐败。
　　国家如果在这个环节中解决收购产品时的腐败呢，如何解决在盐铁国营中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以及灰色收入、潜规则这样的事情呢？

源济

　　37、
　　
　　社会贤良说，没错，制定国营制度的考虑是长远的，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个制度中有权势的人会轻易地为自己谋取到私利。
　　法令制度最好是预防犯罪，其次是惩罚犯罪。
　　你们看，自从设置了相关的国营机构，盐铁、酒、均输这三大事业兴起之后，大街上熙熙攘攘地驾着好车来回穿梭的全是有权有势的人。
　　这些仰仗权势而获得财富的人，无视法律秩序，为谋取私利无所不用其极，势力范围涉及多种行业，垄断国家市场。早已经不是鱼盐之利了，由于他们的身份特殊，其势力逐渐影响到国家政治，成为政治角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势可不是当年那些大夫所能比的了的。
　　他们的威风势力比过去晋国的六卿要高，钱比陶朱公和子贡这两个大老板的还多，衣服和车辆比皇族的还要多，还要豪华。
　　房屋住宅的豪华超过了政府所规定的标准。他们通过搞房地产开发，把兼并来的土地住宅连成一片，巷道都被隔断，豪华至极，大肆征地盖房，建设供自己享受的办公、会馆、娱乐等设施，挖水池，修花园，广场大的足够跑马。平日里钓鱼、斗狗，捉兔子玩。
　　频繁出入声色场所，歌舞嬉戏。女眷们穿着豪华，二奶们也风风观光。子孙们的好车一辆接一辆，在街道和市场里进入，招摇过市，娱乐尽兴。
　　社会风气如此，导致种地的无心种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像融冰一样涣散、消极，颓废，没有上进心。
　　就是因为目睹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别人夺走了。
　　人们互相模仿奢侈享受，更加助长了这些歪风邪气。这就是社会风气败坏，生产力下降，大家都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的根本原因。

源济

　　38、
　　
　　恒宽在回忆这场大辩论时，按说，不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因为他只是记录者，可是，在汉代的那个深夜，当他整理现场资料，或者回忆起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段时，特别是到这一段时，他有了立场。
　　这是后来人们看到《盐铁论》中，作者的立场，他褒社会贤良，而贬官员。
　　两千多年后，《盐铁论》被重新提起，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很多革命干部能讲《盐铁论》背下来，背下来的目的是为了批判书里提到的社会贤良，也就是儒家学者。
　　但是，革命干部的思想与他们的眼睛一样荒唐。竟然选择性地忽略了下面这一段。
　　官员们说了一段非常荒唐的话，很反动，也很现实。所谓言多必失，也许这就是官员们的真实想法，也许是在辩论中一时激动造成口误。但这段话，很不地道。
　　官员们说，官位高的人就应该工资高，薪水高，就跟大树一样，树大，枝叶就应该多。周文王有德，所以他的子孙都封侯，周公作相，他儿子伯禽就富可敌国。
　　水深的地方鱼就打，父亲的地位高，儿子自然就跟着享受富贵。《公羊传》上讲：“河海润千里。”
　　何况身边的妻子儿女呢？
　　丈夫在政府当了官，媳妇在家里就应该享受荣华富贵。家庭富足，生活美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道理。孟子说：“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
　　意思是说，王和普通群众是一样的，他显得不同，是因为他处的那个位置。
　　言外之意，就是有地位的人享受特殊待遇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说，这就是官员们的想法的话，那也应该是放在心的，如果说这就是事实的话，那也不能随口就说出来，尤其是在这样的场合，因为，现场虽然没有电视直播，但是有史官啊。他们拿着个毛笔刷刷地在写呢。
　　也许官员们没吧史官当回事，觉得这些资料将来也容易删改，或者，官员们根本就觉得没什么。所以，他们说了下面这些听起来很不地道很不地道的言论。
　　他们说：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楼季耶，无钱而欲千金之宝，不亦虚望哉。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广大人民群众羡慕政府官员们以及他们的子孙们的荣华富贵，就好比瘸子梦想跟楼季那样爬得高跳的远，这帮没钱的穷光蛋却想着拥有千金财宝，这不是痴人说梦，脑子有毛病吗？
　　随便官员们怎么比喻，实在不应该拿残疾人开玩笑，这不是明摆着不尊重残疾人吗。怎么能拿残疾人跟楼季比呢。楼季是谁呢？楼季是战国时魏文侯的弟弟，擅长跑跳攀高。运动成绩很好，名气很大，大概就跟现在的一些有特殊跑跳才能的运动明星差不多吧。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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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些官员们情急之中的不当言论，社会贤良们竟然也没着急，或者着急了，恒宽没写，在后面，恒宽写了现场的一些情景，但这一段没写，不可能现场没有一点反应，这让我很着急，我觉得，这时候社会贤良们应该急眼了，他们指望的官员们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管理这个国家的管理者竟然是这样的人生认识，这个国家怎么好的了。
　　按照社会贤良们前面的言论，我猜想，他们应该扔鞋子过去了，或者撸起袖子了。估计是汉代都是席地坐，鞋子都脱外边了，手里又没有什么汽水瓶子之类的危险品，或者就是社会贤良们不敢。嘴上说说行，动手是不会的。
　　或者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社会贤良们说，大禹和稷都出身贫民，他们觉得到人民的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就跟把自己推进地沟一样难受，所以，他们不辞辛苦地站出来帮助唐尧平地治水，教育群众耕种。
　　他们把天下的疾苦冷暖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怎么能说拿着国家和人民给与的俸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媳妇儿女以及亲眷们享受呢？
　　管理国家的人会受众人的供养，那就要为众人分忧解难，体察人民的疾苦。只要这个国家有一个人流离失所，有一个官吏不作为，都是上层领导干部的责任。
　　当领导干部，是为了在天下推行仁爱，而不是为了贪图做管理者的权势，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享受国家的各种级别待遇，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培养人才，而不是为了享受那份财富。
　　发现了人才就不隐瞒，有很高的俸禄，不要独享。这就是过去的我们的优秀好干部公叔文子被谥赠为“文”，而魏成子成为贤人的原因。所以，周文王靠仁德赢得天下，然后分封给自己的子孙，但天下并不认为他偏向自己的家族；周公辅佐周武王成就王业，接受分封，天下并不觉得过分，也不觉得他做人很贪。
　　可现在呢？
　　亲戚眷属相互编制关系网，三朋四友组织朋党派系，相互吹捧和包庇，护短舞弊。老子身居高位，儿子就有钱赚，有地位，骄横而不知收敛；老公在领导岗位上，妻子就在外边接受请托，收受钱财。大搞腐败。
　　这些人没有周公那样的德行却享受周公的待遇，没有管仲的功绩却拿着管仲那样的俸禄。
　　所以啊，正因为社会风气都这样了，穷光蛋的老百姓当然也梦想跟领导干部的儿女们过一样的生活，瘸子也急眼了，想跑起来。
　　顺便说一下，社会贤良里例举的公孙文子时卫国卫献公的孙子，原来叫公孙枝，后来，他发现家里有个仆人很有才华、能力、德行，推荐他当了卫国的大夫。孔子知道后，对他大加赞扬说：“公孙枝可谥为文了。”
　　这一段被记录在《论语 宪问篇》。
　　另一位魏成子曾做魏国的丞相，他的先进事迹是竟然用自己薪水的百分之九十用于招募人才。
　　这位丞相做的实在是太极端了，招募人才是国家的事，得用国家的钱，他老人家偏偏就用自己的薪水去干这事。而且一拿就是百分之九十。
　　历史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都是人，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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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官员个个表情肃穆，心里很是不高兴，是啊，被人家讲成这个样子，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啊。
　　所幸的是，这毕竟是政府级别的辩论，不好恼羞成怒，但是，此时也失态了。有官员代表说：跟家里待着不干活的人，哪里知道在外边忙碌着负重的人的辛劳，在一边袖着手议论的人和真正的当事人的心里状态是不一样的。
　　伟大首都长安在祖国的中心，各级政府的大事小事都汇聚到这里来决策和处理，现在的国内外形势都比较严峻，我们心里忐忑不安啊，就跟乘坐在还未靠岸却遇到了风浪的船一样。
　　政府到处都需要钱，我们废寝忘食，拆东墙补西墙，筹算谋划，大事小事都得记着，拉下一件都不行，我们身边的那些个协助工作的丞史、工作人员、零时工都跟文盲差不多，有事跟他们也商量不着，自己处理吧，却实在是力不从心，所以很想听听你们的高见。
　　御史在各地考察调研，选拔孝廉，推举贤良、有才华的人，每年都有很多，现在你们这一批六十多人，都是具有六艺之才，请你们来，让你们说话，尽情地说，是让你们讲好听的道理，让你们举手，让你们鼓掌，让你们讲一些对我们有用的，有启发的好话，你们看看你们，讲的都是什么东西，你们讲的都是过去的那些陈谷子烂麻子的事，跟现在的社会发展、国情完全不相符。
　　是我们看走了眼呢还是你们根本就是一群貌似有才的混饭吃的人呢？
　　现在啊，见到一个贤人简直就太难了啊。自从倪宽靠研读《尚书》而获得超过九卿的职位之后，一直到现在，所看到、所听到的选举出来的儒生中，虽然也有参政议政的，有的也被提拔上来，有的位置还挺高。
　　可是，却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真正能够为朝廷建功立业、兴利除弊的人才啊。
      官员们提到的这个倪宽是什么人呢？这可是个奇人，做官、做人做到他这个份上绝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到的。而且是在汉武帝的手下。
　　爱好书法的都知道有一本字帖叫《倪宽赞》，就是赞扬他老人家的先进事迹的。
　　公元前103年，汉代的好干部倪宽在今天山东东营广饶县城西北十八里的倪家村出生了，和许多未来都有极大建树的好干部一样，倪宽有一个贫穷但志坚的童年。
　　倪宽穷的交不起学费，那时候也没有希望工程，于是好学的倪宽就在当时的郡国学校伙房帮助做饭，以求能在干活的时候找到学习的机会。
　　这期间，他还时常出去打短工。小小年纪就勤工俭学，真是不容易，哪里像现在的孩子，吃不得一点苦。
　　倪宽下地干活的时候，他把经书在锄头把上，休息时就认真诵读，细心研究。这就是至今为人们传颂的“带经而锄”的故事。
　　终于，好孩子就是会有好机会，由于他的勤学好问，得到了西汉著名学者、今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欧阳生身传亲授。后来又受业于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博士孔安国。所以在经学、特别是《尚书》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被当时的郡国选诣为博士。
　　后来，倪宽通过了公务员的答辩考试，那时候叫射策。做了掌握礼乐制度的“掌故”（官名）。不久，补为“廷尉文学卒史”（协助廷尉办理文字的官）。
　　这时，延尉叫张汤，主管刑狱。就是司法监狱的大总管，张汤这个人用刑残酷，素有酷吏之称，他所用的人，都是些善于施用严法酷刑的人。
　　张汤这个大老粗管刑狱能酷到什么程度，没找到详细的记载，但是能想象的出来，人类在发展史上不就这么点东西吗？不是打的人家鬼哭狼嚎，就卸人条胳膊腿的，折磨折磨人什么的，煮啊、火烧啊，刀剐啊，恐吓、凌辱啊，后来像关塔那摩那是有照相机会曝光了，汉代要是有照相技术，那现在的人看着得多惨烈啊。
　　分到这样一个单位里工作，倪宽肯定不适合，他哪里是能跑进监狱里跟人动粗的人啊，张汤当然也不喜欢他，我要的是打手，你一个书生来干什么。
　　以不熟悉刑律为名，把他给派到北方放羊去了。
　　倪宽真不是凡人，不抱怨不气馁，干一行爱一行，竟然一心扑在汉朝的畜牧事业上，由于他的勤奋工作，牛羊养的有声有色。
　　有一次，倪宽回廷尉府送材料的时候，就是送畜薄，大致是关于有多少头牛、羊，哪只有生了小牛校羊之类的汇报材料，正赶上直廷尉府出了疑案，几次奏报，都被汉武帝驳回。
　　主办奏报的人吓坏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汉武帝，那可不是一般的皇帝，搞的不好，办事人的脑袋就不在了。
　　正着急，倪宽知道了，向来品行端正，又乐于助人的他便帮着重新写了奏章。
　　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张汤，张汤大为惊疑，便亲自召见倪宽谈话，非常惊奇他的才能。倪宽写的奏章送上去后，立刻得到汉武帝的批复。汉武帝估计早就看腻味了张汤手下那帮刚打完人再捉笔写下的俗文，一见倪宽的奏章就高兴的不行。
　　第二天，张汤见到汉武帝，武帝问：“这次的奏章写的好啊，绝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写出来的，这是谁的手笔？”张汤说：“是倪宽所写。”
　　汉武帝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
　　
　　于是张汤赶紧提拔倪宽为奏谳，就是专门起草奏章的官，发挥他的专长。倪宽真不是个普通人，他在廷尉府工作，不光做好本职工作，而且竟然还说服、带动张汤和廷尉府那帮打人打习惯了的官吏们学习经学，按照《尚书》中《尧典》、《瞬典》的教义来治理狱讼，想一想，一群用惯了鞭子、棍子和各种刑具的粗人，忽然天天摇头晃脑学着圣贤书了，开始少打人、不打人，跟人家讲道理，以做思想工作为主了，这得是多么大的转变啊。
　　自己做一个好人不算什么，能够影响一群恶人成为好人，这可是了不得的人。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倪宽的老领导张汤做了御史大夫，推荐倪宽为侍御史，掌握纠察举荐官吏之权。
　　汉武帝召见倪宽，让他讲论“经学”。倪宽引经据典，把《尚书》中的《尧典》《瞬典》讲得非常精辟、透彻。汉武帝大悦，提升他为中大夫，专管朝廷议论之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宽迁升为“左内史”之职。左内史，相当于后来的京兆尹，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汉代的好干部倪宽同志任期间，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采取措施奖励农业、缓刑罚，重新清理狱讼，选用仁厚之士，体察民情，做事讲究事实求是，不务虚名。特别是兴修水利的措施不仅解决了当地的农业灌溉的问题，也化解了民间矛盾。因此，深得关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
　　倪宽在收农业税时，很讲究方式方法，对歉收的不同的地区和农户进行适当调整，对一些贫弱户和因故不能及时缴纳的可以延缓和减免，因而赋税征收速度较慢。显得工作很不力，看似没什么政绩。
　　后来，因军务用粮紧急，有令发至左内史，赋税纳公粮。于是，大户赶牛套车，小户担挑背负，交粮路上人车连绵不绝。结果，赋税任务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成为完成最快最好的。
　　汉武帝对倪宽的才能非常惊讶。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倪宽为御史大夫，跟从武帝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由倪宽主司封禅大典仪式。
　　在此之前，梁国丞相褚大，精通五经，为五经博士时，倪宽是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后御史大夫一职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以为自己就是去做御史大夫的，兴致勃勃地赶往长安。
　　走到洛阳的时候，听说倪宽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觉得武帝真是不会看人，自己这么大的才能竟然不被用，用了倪宽这小子。等到了长安，褚大与倪宽在武帝面前共议巡狩封禅之事，看到倪宽的行仪和为人，再一相处，才知道武帝知人善任，倪宽的才能确实胜过自己。
　　由此看，倪宽真的是了不起，褚大也了不起，一个能人能够意识到别人胜过自己说明那个人真的是胜过自己，也说明本人也绝非凡人，能够清晰地看清楚自己。可不是一般的本领。
　　汉初，汉武帝诏令倪宽主修历法，倪宽召集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二十余人，又加上方土邓平、落下闳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历法，即汉朝的《太初历》。该历法较秦朝颁行的颛顼历有了很大进步，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规定一回归年为365.3851539日，一月为29.4381日。
　　太初历即今天所说的夏历或农历。自西汉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实行，经过不断改进，被一直沿用下来。
　　倪宽做御史大夫在位八年，于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病逝，归葬原籍。
　　那样一个时代，一个大儒能够洁身自好，并且能够影响他人，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操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复杂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善终，还在历史中留下美名，留下实实在在的造福子孙的政绩。实在是不可多得啊。
　　真是大儒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