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引发的口水大战——深刻影响中国的一场大

源济

　　41、
　　
　　官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倪宽呢？
　　其实，有社会政治斗争经验的人会理解，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在语言对立斗争的时候，往往会在理亏或者处于劣势的时候拿出一个标准，让你无话可说，比如说，两个人都说自己好，有一个就说，你好，有雷锋好？你看看人家雷锋。。。。。。
　　这是个绝杀招，让你无话可说。
　　因为超级好干部倪宽是学儒的，就是儒家的。官员们的意思就说，你们这帮家伙跟这蒙事，我见的多了，你们本事再大还有倪宽大。
　　端出倪宽来，是为了证明眼前的这些儒生们不值一提。
　　社会贤良们接过话茬说，鲁班总干出好活来，是因为他能够制造和使用矫正方圆的工具，榫头啊和榫槽啊能恰到好处；师旷在音乐演奏时，善于使用校音器，相关的人就能准确地配合他。而现在的工匠和乐师，榫头不合槽的时候就去改工具，音不准的时候就去改校音器，结果是木匠的活越干越不不合槽，音乐是越奏越不靠谱。
　　真正的高手是一拿起工具就知道怎么做，一吹音笛就知道音调如何变化。次一等的是按老规矩做，会技术和手艺，但自己不能创作，得等那些有本事的高手来创作。
　　社会贤良似乎在讲艺术家和工匠的区别。
　　接着社会贤良们又讲了两个高人，一个是曹参，曹参有什么先进事迹呢，这个曹参辅助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以后，萧何一死，他继承萧何先生的遗志，当了丞相，他延续萧何在世时的政策法令，不予更改，有人向他建议改一改时，他老人家不说该也不说不改，请对方喝酒。
　　有请别人喝酒为了给自己办事的，他倒好，请别人喝酒时为了大家都别折腾。
　　还有一个人，就是官员们提的倪宽，社会贤良也提了，他们讲倪宽他老人家常常闭口不言，因为他心里有数，该做的都做了。
　　做大事的人不能乱，混乱了，还怎么做事呢？办小事的不可以松懈，懈怠了就无法成事。《春秋》上讲：“其政恢卓，恢卓可以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为匹夫”。
　　文化人就这个毛病，文邹邹地说这么一大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搞政治的人眼光和心地要宽大、长远，这样才能当卿相，就是高级领导干部，做事情苛刻，琐碎，这种能力只能当个普通的老百姓。
　　就是说，你们刚才不是说我们不是贤良吗？现在我们告诉你，你们这点才能也就能当个普通老百姓而已。
　　由此可见，官员们千万不要招惹文化人。还是他们的嘴比较厉害。
　　还没完。
　　社会贤良们接着发言。
　　他们说，国家的法律法规得不到贯彻，政令出不了长安的皇宫，社会道德风气得不到扭转，这是高级领导干部应该操心的事情，办理公文，召集个会议什么的，那是基层公务员和助手们该干的事。
　　《尚书》曰：“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尹允谐。”
　　太难了，摇头晃脑一套一套地说的这是什么啊，所以啊，政治家千万不要得罪知识分子，他们引用完了《春秋》引用《尚书》，曰啊曰的，一副不说死你不罢休的架势，不过，难还是要设法理解一下。
　　大概的意思是，有本事的人当高级领导干部，下属都以他们为老师，做好自己的事情，高级领导干部就是协调下面的官员，把他们都搞的服服帖帖的，搞和谐了。
　　当领导干部的要称职，大家每个人都为国家出力，因此，要想让国家和谐，不出乱子，各项事业都能顺利推进，就得要求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各司其职，管好自己的事情，高级领导干部掌握好政治方向，具体的工作交给那些有才能的人去做，自己其实用不着累的要死，累的要死那是制度至少是人才结构上出了问题，不该自己亲自干的非要亲自去干，就会导致即耽误了大事，小事也不见得能干好。
　　齐桓公对管仲，上下级的关系就搞的很和谐，和科学，既不放任也不约束。所以，君子只要在选用人才上下功夫，花心思，真正到用人的时候，就会显得运用自如，跟没事人一样，这可不是懒惰。而是管理国家的真功夫，真本事。
　　从前，周公做宰相时，为人非常谦虚又不把大事小事都揽到自己身上，而是从全国选拔和任用了很多有才能的人，结果，满朝都是德才兼备的人，他的门下全是有智慧有谋略的贤才。
　　孔子他老人家什么政治职务也没有，却有七十多个有才有德的人追随在身边，这七十多人可不简单啊，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卿相之才啊。
　　没有职务的人都能这样，何况位居高位的人，如果，真心招纳天下的人才，那还了得。
　　现在，你看看你们，占着高级领导干部的职位，拿这丰厚的俸禄，享受着高级待遇，却不能招引贤才，那是你们根本就没有选拔贤才的诚意。
　　从前尧提拔舜，以礼相待。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齐桓公任用管仲，那是把他当老师和客人那样尊重的。
　　身为天子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普通人，算是亲近贤士了吧；身为诸侯却把一个普通人看作是自己的老师，可谓礼贤下士了吧。
　　所以，各地有才能的人都络绎不绝地团结在以尧、舜、齐桓公、管仲的周围，真心的。不是口号。
　　现在你们这些当官的，既没有如燕昭王那样礼贤下士，也没有如《诗经》里说的那样礼敬贤士，相反还像臧文仲、子椒那样因嫉妒而埋没人才，自以为是，耍小聪明，诋毁别人的才干，骄傲自大，不肯向别人请教，看不起社会贤良，不和这些真正有德行、有思想、有能力的人交往，以自己的职位凌驾于真正有学识的人头上，凭借领取的高俸禄而蔑视他人。
　　就这样，你们还想要求社会贤能为你们所用吗？
　　说的太狠了，都不知道评价什么好了。还是那句话，不要招惹知识分子，不要请他们来开会，不要让他们说话，他们说的虽然是真话，但历史告诉我们，真话听着真难受。
　　顺便交代一下臧文仲和子椒同志的事迹。
　　臧文仲，春秋时的鲁国大夫，在《论语 卫灵公篇》中记载了这样的话：“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这个臧文仲实在是太倒霉了，且不说他是不是最恶劣的官员，最嫉贤妒能的人，光说映衬他的那个人，就知道他倒霉了，柳下惠啊。他显得很糟糕，恶名留青史，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映衬他的那个贤人柳下惠太了不起了。
　　所以啊，当官还是要谨慎，看到有比自己贤能的人，最好不要埋没他，况且真的贤人也埋没不了，一旦有一天他发达了，搞的不好就把自己的恶名留在历史里了，还不如顺水推舟。扶这些贤能一把。心胸宽一点，总是会对自己有好处的。
　　另一个子椒就更倒霉了，他嫉妒谁不好啊，竟然嫉妒屈原，就是他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陷害大诗人屈原。
　　这恶名留的，洗不掉了。

源济

　　42、
　　
　　辩论到这，官员们激怒了社会贤良，社会贤良毫不嘴软，一顿引经据典地数落，把官员们说的哑口无言，无言以答。
　　整个会场长时没有人说话。
　　原文这样记载：
　　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
　　前面好理解，官员们不说话了，后面呢，贤良们并没有因为自己辩论的精彩而得意洋洋，也许，他们比辩输了还要难受。
　　长叹息。
　　《盐铁论》看着双方过瘾，可以看到这里，也忍不住和社会贤良们一起叹息了。
　　你把官员们辩倒了，又能如何。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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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所有官员的发言在原文中都是说“大夫”。可以理解成普通官员，整个辩论场中，恒宽老师把所有官员的发言统称“大夫”。
　　前面的官员发言都是大夫。
　　到了这里，当大夫们都缪然不言，贤良们长叹息时。
　　御史进曰：
　　御史应该就是桑弘羊，他老人家终于忍不住了，他手下的官员们明显地在辩论中败下阵来，而且败的很惨。
　　在整个《盐铁论》中大多都是语言内容的记录，很少记录现场状况，这里稍微记了一点，“进曰”，如果是坐在凳子上开大会的话，那么御史就走出来，站在大家面前开始说，如果是坐在地上的话，御史就是挪动身体跑到前面来。
　　御史说：姜太公辅助周文王和武王获得天下，管仲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有才能的人得到适合他的领导职务，就跟蛟龙入水一样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
　　公孙弘跟汉武帝讲《春秋》，把汉武帝讲晕了，当上了丞相，与周公、召公一个级别，他身居要职，成为天下人的榜样，他不穿两种颜色以上的衣服，不吃味道花哨的饭菜，生活之简朴堪称天下第一。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对治理国家并没有什么帮助。
　　博士褚泰、徐偃受皇帝指派到各地去巡查、选拔孝廉，劝化人民群众，可是，社会风气并没有因此而好转，选举出来的社会贤良，尽管也都破格提拔，委以重任，有的走上高级领导岗位，难道还不像燕昭王、周文王那样选拔人才，礼贤下士吗？
　　可是，选拔并提拔上来的这些社会贤良们也没干出什么利国利民的事情来吗。我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才能，不是《诗经 鹿鸣》里讲的贤人吧。
　　褚泰和徐偃两个同志的事迹为我们复原了一段汉代的史实，褚泰是董仲舒的学生，通《五经》，徐偃是申公的学生，官为胶西中尉，汉武帝元狩二年，他们和另外四个人，共六人，赴全国各地考察民情，主要是了解“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的情况，就是走访和了解哪些讨不到老婆的，守寡的，残疾的，有病的，失业的，丧失劳动能力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予以救济和帮助。并劝化民众要孝弟，行善。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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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贤良说，冰跟火炭能放在一个碗里吗？太阳和月亮能同时照耀大地吗？
　　当公孙弘做丞相的时候，武帝谋划着攻打四周的少数民族，那时，出于社会政治环境的需要，各种阴谋诡计被采纳，湖北、湖南一带的剑客、勇士被重用，有的将帅封地封侯，享受极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那些在战斗中获得战功的人都得到丰厚的奖赏，所以，努力杀敌的人越来越多。
　　整个国家尚武，战争连年不断，都以当兵打仗为荣，以从军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军队人数越来越多。可是庞大的军费让国家开始吃力，也让那些士兵们疲劳不已。
　　政府拿不出那么多的军费，所以就在各地设置关卡，收取各种费用。那些主张盐、铁国营的官员开始当政主持工作，姜太公那样的贤人就隐居了，打死你你也找不着他们了。
　　为了找钱，这些官员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收取各种税赋。
　　最后开始卖官，用钱来免除刑责。
　　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过往的钱也多，管理人员开始腐败，从中营私舞弊，雁过拔毛，造成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还不得不服从。接受管理，因为有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啊。
　　所以，那些心性残暴的大臣开始当权，被重用。各种对老百姓有效对高级领导却没有约束力的严酷的法律建立起来，手段凶狠的人名扬天下。
　　而此时，以仁义之心辅佐国家的人就少了，满目都是以种种不正当手段来获取职务和提升机会的官吏在上窜下跳，为了迎合上级领导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太多了。
　　光一个公孙弘，能有什么办法呢？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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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史下面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前面都是政府的虾兵蟹将出场，本来以为他们辩一辩就可以了，到时候，御史做个总结性发言，大家一鼓掌，再吃顿饭，看场演出，就结束了。
　　可没想到，小官们都被驳得哑口无言。
　　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官吏是有基本素质的，不会混不讲理，输了就是输了，没理就是没理，这很了不起。
　　小官员们在细枝末节上辩来辩去，而御史出来就不一样了，他直接针对矛盾的焦点。
　　孔子。
　　这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大辩论。这个辩论两千多年没有平息。御史一针见血地说：其实，说了半天，你们崇尚的无非是孔子那一套，认为从古到今，他是圣贤，万世师表，独一无二。可是，孔丘他在鲁国和卫国传道讲学，他的弟子们并没有变成圣贤啊，当时的天下也没因此而被治理好。
　　鲁国的国运反而更加不堪了。
　　齐宣王褒儒学，孟柯、淳于髡等人享受很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不在政府里任具体的职位只议论国事，当时齐国的国都有一千多这样的人。那个时候可不是只有公孙弘一个贤人吧。但结果呢？小小的燕国攻打齐国，就跟美国打伊拉克一样，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国都临淄，漫长的补给线都没遭到袭击，齐湣王的卫队也没像别人预想的那样做殊死抵抗，也没有巷战，也没有伏兵，齐湣王本人仓皇出逃，最后被楚国人杀死，那些儒生自己都保不了自己，更别没说去把他救出来。
　　而齐王田建被秦国俘虏，那些儒生也跟他一起当了俘虏。
　　全完了。
　　你们说，靠儒生治理国家，能好的了吗？

源济

　　46、
　　
　　社会贤良并不因为御史发言了，而有所畏惧，反而越辩越勇，说：赶马没有鞭子，造父也驾驭不了四匹马啊。
　　造父是古代传说中一个特别会驾马车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方向盘，就是福特活着他也没法开他的四驱车啊。
　　没有权利和验证明顺的职务，就是虞舜、夏禹也没法治理国家啊。
　　孔子曾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这话很费解，凤鸟、河图到底是什么，说法很多，反正后人都没见过，都是猜测而已。孔子大致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那些必要的条件，我就完蛋了啊。
　　孔子要的必要的条件，一个是凤鸟，一个是河图，因为他是圣人，他的心胸和眼界绝非我们凡夫所能猜测的，所以，他的那个条件，我们也难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后面的话。
　　骏马拉小车，怎么能跑的快。
　　齐威王、齐宣王在的时候，重用社会贤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令国家富强，赢得了各国的尊重。到了齐湣王的时候，他接过并高举齐威王和齐宣王的旗帜，率领齐国人民走上了扩张和发展的道路，南边占领了楚国的淮河北部，北边干掉强大的宋国，使泗水一带十多个诸侯全都老实地归顺，西面威慑韩、赵、魏三国，击退了强大的秦国，邹、鲁的国君都向齐宣王称臣。
　　可是，齐王贪得无厌，没完没了，不懂得见好就收，继续不断地四处讨伐，最后导致人民无法忍受重负。而此时儒生的进谏不被采纳。没办法，儒生只要各奔前程，跳槽的跳槽，隐居的隐居，懂黄老道德之术的高人慎子走了，道家高人捷子也走了。
　　还有道家的高人田骈跳槽去了薛国，高人荀卿则转会去了楚国。
　　国内这些高人、良臣都走光了，诸侯合谋起来攻打你，最终导致齐王田建被秦国俘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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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尹以一个厨子的身份在商汤王身边，百里奚是因为养牛才在秦穆公身边混，刚开始都是搂草打兔子，随便混混的，后来被重用了，才协助君主建功立业。
　　商鞅用王道劝说秦孝公，孝公不采纳，就跟他讲富国强兵的道理，孝公高兴了，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邹衍用儒家学说游说各地的君主，都没有结果，后来，他改用阴阳五行学说，讲国家兴衰的道理，终于功成名就。
　　所以，马只要能跑的远，不管黑马白马，能跑就是好马，不一定非得是胡人的好马。
　　君子贵在实干。不在于能说会道。
　　孟轲这个老顽固，不肯与时俱进，不识时务，结果在梁这个地方被困。你们尊奉的孔子也是个老顽固，只能方不能圆，结果在黎丘这个地方挨饿。
　　你们这些后代儒生，致力于讲修德行，却常常碰钉子，碰了一鼻子灰，还总是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周朝建立至今，已经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你们还只是讲文王、武王、成王、康王这些老掉牙的人物，每说什么事，就必把他们中的一个抬出来，尽说那些办不到的事，说那些不靠谱的事，就跟两腿都瘸了的人一样，嘴上能说走很远，而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有本事的人可以用不同的途径获得一样的结果，不管他们怎么做，做或者不做，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商鞅虽然变法改革，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强盛，人民过好日子，邹衍运用阴阳五行中的“五德始终”的观点，也是为了达到“仁义”的目的。祭仲放弃自己的意见，是识时务的做法啊。受点小委屈，而已，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真君子，现在你们见识短浅，人又固执，死守儒学，跟尾生那样不见棺材不掉泪。在你们看来，就是晋文公用权势让诸侯尊重周室，也是小菜一碟，管仲受辱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也一般般，不值一提。
　　邹衍是谁呢？他老人家的户口在战国时的齐国临淄，因为看到各国的君主德行差，就写了十几万字，不是长篇小说，而是详细论述阴阳五行此消彼长的道理，发行量很打，成了畅销书，他也因此成了名，齐国人很尊奉他，称他为“齐天衍”。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把这些都称为封建迷信。
　　祭仲又是谁呢？他怎么就忍辱放弃了自己的见解被官员夸奖为识时务呢？他是春秋战国时郑国的宰相，郑庄公死了以后，祭仲立了公子忽，就是郑昭公，后来宋庄公不满意，悍然干涉别国内政，竟然派人诱捕了祭仲，这个祭仲也真够可以，还真的就让人家给诱捕了，宋庄公逼迫他重新立公子突，就是郑厉公，祭仲就答应了。过了些日子，等事态平息了，他又赶走了公子突，重新立公子忽。
　　历史啊。乱七八糟的。
　　还有个尾生，官员们用尾声这个人来挖苦儒生。尾声是个古代最讲信用的人，讲到什么程度呢？传说他跟一个女子在桥下约会，那个女的估计是塞车一时赶不过来，恰好又赶上山洪爆发，但尾声坚决不走，讲信用吗，就死死地抱着桥柱子等那个女的，最后被活活淹死了。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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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贤良说，伊尹跟着商汤是早就知道他是个明白人，百里奚跟着秦孝公，也是知道他的为人，这两个人的都很清楚很笃定他们所追随的人肯定能成就一番事业，是因为他们言行都很清晰，决策很有理路，不是那种稀里糊涂做事情做决定的人。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凑合两个人就能干出建立霸业的事情呢？
　　君子奉行仁德，重视礼仪，身体力行，乱时这样，安静时也这样。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随意改变。
　　孟子说：“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以朝居也。”什么意思呢？是讲在今天这个时代，不改变今天的习惯，而发展成一个有千乘兵车的人，我连一个早晨都不能跟这个人共处。我宁可忍饥挨饿住在破屋陋巷里，怎么可能改变自己的主张去附和那些恶人恶习呢？
　　过去，因为阖闾杀了吴王僚，公子季札就离开了吴国移民到了延陵，一辈子也不回吴国。鲁宣公杀了公子子赤，叔眄就辞职退休了，隐居起来，再也不接受鲁国的工资待遇。损害德行而获得高位，扭曲和放弃自己的道义而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欢心，就是死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只有良善仁德的主张得不到实行而隐退的，没听说反过来为了上级领导的欢心而故意扭曲德行的。
　　阖闾杀吴王僚是个复杂的宫廷恩仇的故事，要是拍出电影来，肯定好看的要死，简单地说，春秋时，吴王睡着觉就死了，啥话也没留下，他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可了不得，争相谦让，季札是老四，他上面的三个哥哥都想立他当君王，季札不肯，大哥是个极其仗义的人，就把君位传给了老二，老二死了以后，又想起了季札，老大还想立季札，结果季札干脆走人，跑了。大家就立老二的儿子僚为王，结果老大的儿子光就不服了，心想，这个君位怎么摊也应该摊到自己头上啊，就跟伍子胥合谋，派专诸刺杀吴王僚。得手后，光即位，就是吴王阖闾。季札认为阖闾这个侄子杀死吴王僚这个侄子是个很不够意思的事情，是不仁不义，于是就回到他的封地延陵，终身不再踏吴国的土地。
　　鲁公杀子赤，叔眄因此而隐退。也是一个宫廷里争权夺势的血腥故事，鲁文公的姨太太生的儿子杀了鲁文公的长子，自立为王，就是后来的鲁宣公，可是鲁宣公的亲弟弟叔眄比较一根筋，认为哥哥这事干的很不地道，属于不仁不义，就跟哥哥脱离关系，划清界限，终身不拿哥哥一分工资，不接受其任何待遇。
　　这样的人，现在少了啊。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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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们说，《论语》里讲，“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要是这个人干了不好的私情，真的君子绝不进他的国家。
　　可是，孔子嘴上这么说，但他根本就不是这么做的。鲁国的季孙氏忤逆做乱，赶走了鲁昭公，把鲁国的政权搞到了手，可是孔子的弟子冉求和仲由却做了他的家臣，成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礼记》上讲，“男女不授受，不交爵。”
　　可是呢，孔子到卫国，通过宠臣弥子暇晋见卫夫人南子，子路因为这个很是不高兴，弥子暇可是个奸邪的坏蛋，孔子通过他见卫夫人南子，就没走正道。男女之间不应该有这样的交往，孔子见南子，就是离经叛道。礼仪是他孔子自己讲的，他自己却为了博得他人的欢喜损毁道德。这怎么能谈的上为了仁德不能张扬而甘愿辞位隐居呢?
　　孔子见南子，是个公案，在《论语》里有，民国时，很多新潮小知识分子很津津乐道这个小段子，还编过一个戏，演出，内容是孔子见南子，动了俗心，形如小人，很搞笑。结果孔子的后人不干了，起诉了写这个戏的人，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官司一路往上打，最后惊动了国民政府，由政府出面平息了这个事情。
　　从《盐铁论》上看，官员们也是想从生活作风上给孔子找点毛病好攻击他，但是也没找到，只是说，孔子通过一个品行不好的人，和卫夫人见了一面。
　　两千多年后，有电影工作者要拍孔子的电影，孔子的后人提出，不希望看到有关于孔子的爱情乃至绯闻的情节。
　　但是，剧作者还是会有可能从这一段中演绎出孔子的爱情故事。
　　这纯粹是胡扯。
　　孔子见南子，是普通的政治交往。《盐铁论》中，辩论到了这么激烈的地步，官员们也没有讲，孔子有什么男女之间的事情，只是说，孔子见南子不妥当。不应该见，不应该通过弥子暇见。连子路都不高兴了。
　　官员明确地说，孔子见南子，不合“礼”。

源济

　　50、
　　
　　社会贤良说，天下不太平，各国不安宁，这是上级领导担忧的，国家的各级政权不够牢固，缺乏威信的时候，天下就会混乱，这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着急的事。
　　所以尧因为洪水危害人民而焦虑。伊尹为黎民百姓操心，管仲被囚禁而失去自由，孔子不辞辛劳地周游列国，教化民众，都是因为担心民众受苦想解救其于水火之中啊。
　　所以，他们以大智大才之身，不惜做厨子，失去自由，四处奔走，拯救天下苍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终身。
　　追别人，自己就得跑的比别人快，救溺水的人，自己就一定得下水。现在，人民在水中挣扎，想要拯救他们，却又不想衣襟沾水，这怎么可能呢？
　　
　　御史默不对。
　　
　　这一段辩论，以御史默不对而结束了。
　　
　　长安城里，生活照旧，饮食男女在生活，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社会贤良和政治家们在辩论，为了国家和人民，也为了各自的价值观，也为了后世子孙。
　　恒宽老师写下了“御史默不对”这五个字的时候，恐怕也长叹一声了吧。
　　
　　后面，开始辩论汉朝边防的边防事业。

源济

　　51、
　　
　　御史不说话，下面的官员们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和情绪，又说：
　　君王治理天下，就跟一个大家长一样，有一个人无家可归，得不到安置，领导人就会寝食难安。
　　广大人民群众有困难得不到帮助，领导人就有责任。国家有危难不为之操劳，这就不是好的臣子。报效祖国，廉洁奉公，这是领导者的光荣职责，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这都是领导人应尽的义务。
　　现在战士们在遥远的边疆戍边，领导人忧心忡忡，到处都需要用钱，大臣们也都在出谋划策，想方设法，增加政府的收入。所以皇上和各级领导干部，设立酒类专卖，以此增加国防开支，供给戍边的将士们，让他们更好地保家卫国。而你们，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怎么能够提议废弃盐铁官营的好政策呢？现在广大人民群众节衣缩食都还难以完全满足边疆将士的需要，现在你们又想废除好政策，减少边防军费。
　　你们像话吗？

源济

　　52、
　　
　　社会贤良说，周朝末年，周天子有点搞不定了，诸侯互相打来打去，令周天子很头疼，他的谋臣四处奔波，到处灭火。
　　这是因为敌国太多威胁到周朝。现在国家边界疆域稳定，天下统一，形势大好，皇上可以在宫廷中一边听小曲，一边看大臣的奏章，朝廷内有大型歌舞演唱会，外出也有音乐奏鸣，仪仗队威武雄壮，盛世啊，皇上的美德可以与唐尧、虞舜齐名，流芳百世。何必忧虑南方、北方的那些落后的民族，穷山恶水、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呢？如果皇上惦记着他们的话，只要对他们以仁德的政策，没事来点小恩小惠，这些落后民族肯定心向中央，自己前来归服。
　　对于政治上吗？
　　“然后以胡制于外臣。”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国两制”。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散落在民间的贤良们向政府提出了如果在政治名分上解决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区域的关系。
　　他们提出的方法是：“一国两制”，乃至“一国多制”。
　　就是说，只要你承认一个汉朝，你用什么制度，你就随便吧。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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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官员们没有透视两千年的后眼。
　　他们急了，说，我们的英明领袖皇上陛下鉴于中原的社会形势混乱，边疆斗争复杂，所以派王平等人到各地调查并了解民间疾苦，看望、安抚、接济那些贫苦的群众，但仍觉得没有找到要领，所以请你们来，咨询一下。
　　听明白了吗，就是咨询一下。
　　可是你们搞不清自己的位置，所谈到内容，不是上天，就是入地，即不靠谱也没道理，脱离实际，竟然想用治理一个小乡村的思维方法来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不是脑子进水了是什么？
　　你看看你们，都是哪里的人，一个个都来自穷乡僻壤，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知道水深水浅，水冷水暖。
　　你们别不是酒喝多了吧。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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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贤良们脾气也够好的，换点脾气不好的，甩袖子就走了。可是他们还不依不饶地讲：要想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就得回到礼仪上去，有了礼仪，治国的办法就自然有了，于自然、天地和谐相处，不用太操劳也能建功立业。
　　如果治标不治本，不在社会道德的根本上下功夫，就算是费尽心机也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想要国家稳定，反而会令国家危机重重，想要国家发展，反而败坏了国家。
　　治理国家首先要处理好主次的关系。
　　孔子说：“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与谋。”
　　你们这帮当官的根本价值观有问题，所以，就会觉得我们的主张不可用。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各位领导干部们。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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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们说，为臣的要忠君报国，做儿子的要孝顺父母，君主有错，为臣的就要为他掩盖，父亲有过失，当儿子就要为他遮羞。
　　君主死了，为臣的不能改变他们在位时的做法，凡是汉武帝说的话就是真理，凡是汉武帝的政策就是好政策，得这样才行。
　　现在盐铁均输这样国营政策，由来已久，你们想废掉，这岂不是损害了武帝的丰功伟绩，给武帝抹黑吗？
　　我们不是一路人，你们的那些主张是不可能被采纳的。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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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智慧的人，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方针政策，按照当时的情况制定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政策。孔子说过，以前的帽子是用缁布做的，是周礼，现在都用丝绸了，因为这样是为了节省，我也同意，挺好的。
　　所以，圣贤崇尚贤人的举止不和古代的礼节对立。但是又能做到与时俱进，却不能做到不媚俗，不去迎合社会潮流。
　　秦二世继承他父亲的方针政策，接着修阿房宫，他们都是忠臣孝子，但结果呢？
　　赵高继续用秦朝的酷法来治理国家，也算是忠臣孝子，但结果呢？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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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防算是辩论完了，话题一转，转到“园池”上去了。“园池”是什么呢？还真不好比喻，现在好像社会没有这个东西了，从资料里看，似乎就是由政府把一片山，一片湖泊之类的富庶的地方用篱笆一圈，就算是朝廷财产了。里面的所有出产都归朝廷。普通人民群众绝对不可以进入。
　　这笔收入有多大呢？全国众多园池所产生的价值，大于整个国家的税赋。
　　官员们说，诸侯的封地小，担心内忧，天子管理的区域大，担心的是外患。国土面积小的，所需要的财物就少，国土大，事多，所需要的财物就多。所以，朝廷开辟园池，统一管理自然资源，所得的财物用于补充税赋的不足。兴修水利，广泛地发展农、林、畜牧业。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干部每年把税收上来，加上园池的收入，全都用于支出，就这样，还不够用。你们现在要废除国营制度，就断绝了政府的财路。使政府和人民的财路都断了，造成贫困。（这一句明显是牵强附会）。
　　虽然你们倡导节约，主张少做事情，不折腾，但这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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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贤良说，古时候，用井田制，不仅可以群众可以自足，还足以供给政府的开销。诸侯有千辆战车，方圆百里的土地，以及公、侯、伯、子、男这些封爵的人还有各级政府官员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秦朝兼并了各国的土地，拥有了天下的财富，可是，日子却捉襟见肘，老是钱不够用，并不是因为地方小就用的少，地方大就用的多，而是因为他贪得无厌，最终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实在难以忍受他的苛刻。
　　正所谓：“厨有腐肉，国有饥民，厩有肥马，路有馁人”。
　　如今，国家饲养珍禽异兽，犬马奇虫，他们说消耗的社会财富，不仅仅是腐烂的肉和饲养他们本身的费用。我们的国家设置了大量没有用的官吏，做那些不急需甚至没有用的事情，使得社会风气越来越败坏，思想日渐奢侈腐化，对社会没有贡献，但享受着政府薪金待遇的人太多，就造成政府经费不足，百姓贫困。
　　现在不从根本上解决，反而从那些细枝末节上找问题，设立盐、铁官营，发展林业和畜牧业，这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男耕女织，这才是天下的根本大业。
　　古时候用土地分封的方法管理，实行井田制。因此，整个国家没有不产粮的土地，也没有无事可做的百姓。现在国家圈了很多园池、公田、池泽、国家徒有利税上升、经济大发展的虚名，而实际上，这些财富大多都落到了各级官吏的手里。
　　我们主张把武帝圈的园池全都分给百姓，国家就收税就可以了。这样，税的名字改了，但国家都可以收到税。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男人可以努力耕田，女人尽心纺织。荒地得到开发，生产得到恢复，国家和人民都会富裕起来，哪里还会有贫困呢？
　　 大夫默然，视其丞相、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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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史同志又出来发言：过去姜太公在营丘，开荒种地，那里土地贫瘠，人口少，于是就大力发展工商业，努力提高纺织水平。使得邻国都来和齐国进行贸易，齐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物质丰富，齐国也因此成为强国之一。
　　管仲辅助齐桓公的时候，运用轻重理论，进行经济改革，高举齐国先帝的伟大旗帜，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搞定了南方强大的楚国，成为霸主。
　　轻重理论是什么呢？
　　 这一段原文叫“轻重第十四”。意思是御史出来讲的是以轻重理论作为辩论的理论基础。
　　原文为，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
　　轻重，简单说，就是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具体制定和实施时依照轻重缓急进行操作执行。
　　御史讲这个主要是讲汉武帝和自己就是学习姜太公、齐桓公、管仲的方法治理国家，用轻重之行，统筹计划，发展经济，设立盐铁国营，开发自然资源，使得，社会财富一天天地丰富起来。所以，政府钱也够用，人民群众日子也好过，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国家和人民都从中受益。
　　这一切，都仰仗于统筹计划，不是搞搞男耕女织就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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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贤良们说，礼仪是社会和国家的根基，如果大家都凭借手里的权利去追逐财利，国家就会衰败。
　　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伊尹和姜太公只有百里封疆，却辅助君王打下了江山，齐桓公信任管仲，但齐国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却没有因此而使齐桓公成为帝王，因为他的治国方法有问题，有根本性的错误，所以管仲晚节不保，名声也坏在这里，他的主张也不能实行。
　　当时，诸侯没有一个将仁义的，都是尔虞我诈，争先恐后地追逐利益。现在天下统一了，成了一家，还去搞什么工商业？还去搞那些提高工艺水平的事情干什么？政府上下都在人民身上打主意，逐利找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还有那个江充、扬可之流上窜下跳的。
　　江充、扬可是谁呢？
　　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历史当中呢？这两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影响历史的事迹，但在当时却是手握重权的红人，《汉书，江充传》里记载，江充专门刺探贵族的生活，看谁过的比较奢侈，逾越制度，就没收其财产，将本人充军；扬可呢，他是专门查税的官员，专门主持告发有钱人偷漏税款的工作。就是前面讲的告缗。
　　这一切，跟当年管仲设立九府搜刮社会财富一样。
　　社会贤良连管仲也没放过，狂批一顿，是因为管仲的政策也是将政府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从这里看，社会贤良的观点很简单，他们要求国家要倡导社会道德，不与民争利，最终做到“藏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