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东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源济

东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俞天任 @ 2011-1-1 17:07


写在前面：东边有个太阳

日本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为“日出之国”，而人们在表述有关日本的题目时，也很喜欢用“太阳”这个词。上世纪80年代，各种媒体在谈到日本时曾经再三使用“东边的太阳”、“升起的太阳”这些词；而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西沉的太阳”又成了描述日本时被使用最多的字眼。像自然界的太阳不断地升起和沉没一样，日本的位置好像也在升起和沉没之间不断地换来换去。

日本在近代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崛起是在军事上的崛起，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太阳也就沉了下去；接着日本又再次崛起，这次是在经济上。这次的崛起在规模上甚至超过了第一次崛起，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当时的第一经济大国还在走下坡路。上世纪80年代，当美国里根政权身受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这一对“双胞胎赤字”之苦，陷于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所谓滞胀困境的时候，挺身而出为这位自由世界盟主两肋插刀的是当时处于经济最顶峰的日本。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提出这样的号召：“每个日本人买100美元的美国产品”，来拯救美国经济。

当时的日本真是如日中天，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洛克菲勒中心被三菱地所买下，著名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也成了索尼公司的囊中之物，有人形容说：“从洛杉矶的地平线看过去，全是日本企业的资产。”

但是进入了90年代以后，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经济进入了一条长达十数年的黑暗隧道。土地和金融投机所引起的银行坏账使日本经济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荣光。直到小泉纯一郎内阁实行的强制性改革解决了银行坏账问题和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过剩的日本生产能力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日本经济才缓过气来，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好景不长，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又给刚刚看到一线光明的日本经济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变得无法容纳日本的产品，这样人们在现在的日本所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日本立国的支柱——制造业出现大幅度衰退，工业开工严重不足，连日本制造业的象征——丰田汽车去年都出现了巨额赤字，各种传媒上充斥着悲观的论调，大家根本就找不到走出这条看不到前景的黑暗隧道的出路，日本经济列岛似乎真的要沉没了。

而且，日本这次面临的问题，还不像泡沫经济破灭时的那样：实体经济并没有出问题，仅仅是金融上的困厄，只要解决了金融上的困厄，就能找到出路。相反，这次日本的金融机关本身受到的直接打击并不大，出问题的是日本的实体经济。

日本的成功，是“制造业立国”努力的成功，战后的日本人在造船、金属材料、汽车、微电子、化工、工作机械等几乎是现代制造业的所有部门都获得了成功，使全世界都承认了“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这几个似乎有着魔力的文字，日本人也很自豪地认为日本人是最有生产性的民族，只要他们愿意，就肯定能生产出质量一流的产品来征服世界，上个世纪后半叶日本人最喜欢的一句英语就是“Japan is Number One”（日本第一）。

日本战后的崛起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没有发生过其他地方经济增长时所肯定会发生的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日本人基本上均匀地享受到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相比起其他国家，日本社会享有安定、安全的美誉，“一亿总中流”成了日本人最自豪的地方。东南亚国家所羡慕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制造能力和经济规模，连社会形态都是学习的对象，这点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上世纪末一系列的言论中就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但是近年来经济的不景气使日本社会也开始变得不安定起来，失业率上升，贫富悬殊增大，使得有人担心这是日本社会将要出现一系列崩溃的前兆。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日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全世界，特别是现在作为全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东亚各国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在寻找太阳为什么会西斜，太阳还会不会再次升起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前，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太阳是怎么升起的，这可能会更加有助于解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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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东洋货”到“日本货”

有种误解，即认为在上世纪中国打开了国门以后，欧美日本的产品才开始进入中国的。其实，中国一直在进口欧美日本的产品，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前进口的主要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很少，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余力顾得上生活。比如说日本车，大概不少人会想到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出首都机场就能看到的那块巨大的广告牌：“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事实上，最早进入中国的不是丰田小汽车，而是“日野”大卡车，当时的铁路、水电建设工地上经常能看到“日野”的身影。

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洋货涌进了中国市场，其中日本货占了很大比重，最早的可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铺天盖地地席卷了中国的“五交化商场”的“四喇叭收录机”，从“四喇叭”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录像机、冰箱、洗衣机、彩电和汽车，随之而来的是“索尼”、“乐声（松下）”、“声宝（夏普）”、“丰田”、“尼桑”等品牌名字，给了中国人一个崭新的“日本货”的形象。

日本产品的特色并不仅仅是造型精巧、功能齐备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日本产品最优秀的是其质量，日本产汽车和家电的质量人所共知，日本产的其他不那么广为人知的产品，像钢材、塑料原料等也是一样地享有盛誉。

其实日本货原来在中国并没有什么“誉满全球”的形象。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是抱着很怀疑的态度看这些“东洋货”的。中国人对“东洋货”并不陌生，东洋货和国货的市场竞争甚至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期的甲午战争之前。在老一辈中国人的语言中，“东洋货”绝不是一个和现在的“日本货”同等的名词，不仅不是，而且还是“价廉质次”的代名词：东洋花布虽然颜色鲜艳，花样繁多，可是很轻很薄，既不御寒，也不耐用，多洗几次就破了；东洋伞则肯定扛不住稍微大点的风雨的。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日本军阀的军靴和刺刀，东洋货在中国大陆是竞争不过国货的。但是，“东洋货”是在什么时候成了“日本货”，又是如何成了高价优质的代名词的呢？

日本人开始搞近代工业的时间和中国差不多，如果把曾国藩1861年开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当做第一所中国近代工厂，把1865年李鸿章开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当做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的话，日本人可能还晚了几年，直到1870年，明治政府才设立工部省，制定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开始建设近代工业的。

可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结果，说明了在中日几乎同时开始的工业化革命上，中国失败了。甲午战争之后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却给日本带去了振兴工业的强心针。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最辉煌成就就是现在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本制铁，其前身八幡制铁所就是使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建造起来的。

日本工业的成功建立在中国工业化失败之上，然而成功了的日本工业当年除了军工生产之外心无旁骛，只有零式飞机和大和战列舰才是他们的最爱，而民用产品是等而下之的东西，再加上当时能力不足的日本工业连军用都不能满足，本来就没有余力顾及民用，所以日本人只能在制造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的同时捎带着生产点洗洗就烂的花布和用用就散的阳伞，再依靠军部的刺刀和大炮把这些东西强行卖到朝鲜和中国，有可能的话再指望一下东南亚那些当年还是美英法列强殖民地的市场。从日本准备甲午战争开始，其经济就仅仅为战争而存在，国家预算的40%左右是军费开支，民用产品排不上。日本人当时也没有什么“公正的国际贸易”这个概念，只要有刺刀和大炮作为后盾，被他们占领了的土地上的人就只能接受他们的产品而没有其他选择，这也是一种垄断，一种用刺刀和大炮作为保证的垄断，只有在美国人彻底摧毁他们的零式飞机和大和战列舰以后，日本人才失去了这个垄断地位而不得不把态度端正过来，认真开始了民用产品制造，从而真正开始了“制造业的日本”这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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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Made in Japan”的背后

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重大粗厚工业”，这是从产品或者生产这些产品的机械设备的重量、体积、口径和厚度等方面来划分的一种产业分类方式，这些“重大粗厚”基本上指的就是在很长时间内作为日本产业代表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八幡制铁等重工业企业和石油化工企业以及电力、煤气等能源企业，从日本开始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重大粗厚工业”一直统治着日本产业界。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丰田汽车公司、索尼公司为代表的日本汽车和电子企业开始进入美国市场并走向世界，70年代这些新兴的企业成为了世界性规模的大企业以后，“轻小细薄”的企业才成为了日本的代表性企业，从而真正开始了战后历史上日本制造业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全世界是通过丰田汽车、本田摩托、松下彩电和索尼的Walkman才知道了“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的，也正是通过支持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才真正知道了日本的制造业的。

现在在讨论日本制造业成就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把目光集中到丰田、本田、索尼、松下这些有名的代表日本制造的大企业身上。一些业内人士或许还会注意到支持着这些企业的日本金属材料、塑料材料和工作机械产业。但总体来看，人们对于支持着这些大企业的大量日本中小企业却没有给予充分注意，其实这些中小企业的存在才是那些日本大企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真正基础，也使日本社会在战后经济成长时期避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类似发展时期所出现的两极分化、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不安等问题，才有了社会平稳、经济增长的局面。研究日本的中小企业，不仅能够找出日本制造业发展壮大的原因，而且能够看出日本近年来衰落的原因，因为这十几年中日本经济的徘徊不前和社会逐渐趋于不安，实际上是由于中小企业没有了过去那样的活力这个原因。

据统计，现在日本全国有450万个中小企业，占日本企业总数的99.1％，雇佣的劳动人口占全部雇佣数的70％。日本“中小企业”的定义很广，根据《中小企业基本法》的规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和IT产业的中小企业是指资本金3亿日元以下，雇佣人员300人以下的企业；批发业中是指资本金1亿日元以下，人员100人以下的企业；服务业中则是资本金5 000万日元以下，人员100人以下的企业；零售业中则是指资本金5 000万日元以下，人员50人以下的企业。

这种定义各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区别是雇佣人数。欧盟内部一般是指250人以下，也有几个国家的上限是200人的。美国则分类更细，500人以下都算中小企业，其中50人以下算“小企业”（small firms），10人以下算“微型企业”（micro-enterprise）。资产的计算上，欧盟更重视年产值。但不管计算口径如何，美国、欧洲和日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中小企业数目占到了企业全部的99％以上，从全球角度来看，整个中小企业的产值要占到GDP的一半左右，这是一个绝不可小视的部分。

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方式，生产规模越大、集约性越高，效率才能越高，大量效率低下的中小企业的存在实际上是违反资本主义经济理念的，然而世界各国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存在。尤其是意大利，据说意大利法律规定13人以上的企业必须成立工会，为了不让讨厌的工会指手画脚，所以意大利13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出奇的多，高居欧洲之首。

美国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提倡“small business”概念，转向重视中小企业。当时美国的经济在巨幅下滑，美国国内除了惠普公司以外，其他公司的业绩都普遍下降。但日本经济依然在上升，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也在快速增长。对比美国企业和亚洲企业，特别是四小龙企业的业绩，美国的管理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相对小型的企业对急剧变化的环境更容易适应。由于四小龙的企业规模普遍比美国的大集团更小，他们对于转变的适应来得更快；另一方面，由于惠普公司将整家公司划分成细小的“organization”（组织，机构），并容许“organization”的领导人有更大的自主权，从而在大公司里形成了某种“中小企业”，这就使得公司更容易适应外来环境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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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企业中的“金字塔”

美国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更深刻地说明了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但这种观点并不能诠释在当时经济并不低迷的境况中，中小企业在日本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

日本虽然在法律上规定300人以下的企业就是“中小企业”，但除了爱知县围绕着丰田汽车公司的那些企业之外，实际上能够达到这个员工数字的中小企业并不多。在日本说起“中小企业”，人们想起来的往往是东京大田区或者东大阪市的那些员工数在100人以下，其中多数又在50人以下的那些制造业厂家。服务业在日本人心目中并不属于“中小企业”，仅仅是“店”而已。发达国家中，像日本这样有如此多的中小企业从事制造业是不多的，这些中小企业才构成了日本制造业的真正基础。

拿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和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作一个对比就知道，丰田公司的外制率为70%以上，除了发动机、传动系统和车架是自制之外，其余一律外购，可以说，丰田本身就仅仅负责车型开发和总装。而通用汽车公司在1990年以前的自制率是70%，和丰田正好倒了过来，当然这几年通用的自制率也降低到了40%。

丰田汽车公司之所以能够把自制率降到如此之低，是因为日本所特有的把中小企业整理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所谓“系列企业”的结构。处于这个金字塔顶端的，是一个有强大产品开发能力和产品销售能力的大企业，为这个大企业提供零件总成的是一批被称为“第一次供应商（supplier）”的厂家，为这些第一次供应商提供零件组装成总成的是更多的被称为“第二次供应商”的厂家，依此类推。比如丰田这么大规模的汽车公司，与之真正有实际业务往来的公司不超过1 000家。其中有200家左右是为丰田提供总成的，这就是第一次供应商。这些第一次供应商可绝不是中小企业，它们本身就都是大企业，这些供应商的股票基本上都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或者第二部上市，起码也在大阪交易所上市，围绕在他们周围的还有数倍于这个数目的一批第二次供应商向他们提供组装总成的零件，这些第二次供应商们的周围还有一批数目更多的“第三次供应商”向第二次供应商们提供零件和劳务服务，为了在第三次供应商之间调节订货的高峰和低谷，在第三次供应商的周围还活动着一批“第四次供应商”。

松下、东芝等电器生产厂家和丰田、日产、本田等汽车厂家在日本国内，起码到去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都是维持着这么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日本有一批工艺水平很高的制造业中小企业。

有这么多较高工艺水平的中小企业是日本制造业的特色之一，美国的中小企业里最多的是4人以下的微型企业，除了这20年发展起来的IT行业之外，美国微型企业里以服务业为多，这很符合美国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特性。一般来说，中小企业就是搞制造业也就是小作坊而已，但日本的这种小作坊却很能干一些事情。2009年1月23日，日本用H-ⅡA火箭发射了一颗观测温室气体用的人造卫星。发射卫星不是什么稀奇事，稀奇的是这颗卫星同时搭载了8颗人造卫星。更为稀奇的是除了主卫星是日本环境省和日本宇宙开发机构（JAXA）共同开发的以外，其余7颗都是JAXA通过在社会上公开选考的方式选出的各种团体自己制造的小卫星，这些卫星中有一颗就是由东大阪市的6个中小企业组成的“东大阪宇宙开发协同组合”（SOHLA）联合开发的观察雷电的人造卫星SOHLA-1号，那是东大阪市的“人造卫星规划”的一个部分。

两年前，笔者在大阪参加过一次波音公司的订货会议，一位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老头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用结结巴巴的声音问波音日本分公司的总经理：“波音777的内部湿度能够维持在多少？”在波音总公司采购部部长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老头说：“我不喜欢坐波音公司的飞机，内部太干燥。我们有维持铝框架环境中湿度的技术。”波音日本分公司的总经理听后激动地说：“Please，please give me your‘meisi’（名片）。”

日本的中小企业就是有这么强的技术力量，而且因为长期处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经济结构中为上级企业服务，上级大企业和下级小企业之间有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上级企业能够相信下级企业的生产能力、制造技能和产品质量，而下级企业也充分相信上级企业的订货意向、支付能力和经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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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从战争中走来的中小企业

日本制造业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中小企业群体？这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因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点不一样。日本人在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喜欢中小企业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人谈到中小企业时，还都是在更多地注意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经济学上的所谓“两重构造”，指出中小企业在效率、员工收入方面的低下，总想引导中小企业向大企业发展或者干脆被大企业收购合并。

日本制造业中存在的中小企业问题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政策直接相关。日本政府从开始搞现代产业的时候就很重视中小企业问题，但那时候重视的目的是限制和打击中小企业。日本现在有一个叫做“中小企业诊断士”的国家资格，“中小企业诊断士”是一种检查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提出改善建议的经营咨询顾问，这个国家资格的认定考试开始于1963年，但实际上早在战前的1925年，日本政府就已经开始对中小企业开始了这种经营咨询活动。

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对当时的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打击。在这次地震中，大企业所受到的直接打击还不大，受直接打击最大的是在东京市内的中小企业，由于金融机构陷于瘫痪从而无法兑现支票，这种打击随之波及全国，缺少资金的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这个“震灾支票”是引起1930年“昭和大恐慌”的重要因素。当时日本的中小企业以纺织业和丝织业为主，是出口的主力。随着当时在国际上唯一有竞争力的丝织业的衰退，农村的广大蚕农们也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把女儿卖往城里甚至南洋的妓院成了农民的唯一选择，昭和大恐慌是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的日本政府下力气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这种经不起打击的问题，只不过当时还没有“中小企业”这个词，用的词汇是“中小商工业”。在1931年，日本政府根据德国的产业合理化经验，提出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把全部产业分成２４个种类进行统制，统制的目标是：

１． 统一工业制品标准。

２． 改善作业工程，研究作业时间，提高工程效率。

３． 减少能源浪费。

４． 进行机械化的研究。

５． 改革经营组织。

６． 减少不必要的竞争和浪费。

７． 实现作业的专门化。

８． 节约劳动力。

虽然当时日本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是师法德国，但实际上是想引进美国的福特生产方式和泰勒制——在纺织、钢铁、水泥、制糖、制粉、石墨等重要产业中制定卡特尔，由法律做后盾实行产业改革，压制企业的自由活动，在每个行业中扶持大企业，其最后目标就是消灭中小企业，实现几大财阀的产业垄断。因为当时的日本人认为：缺乏资源的日本不应该让效率低下的中小企业来浪费宝贵的资源。

大量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低下的中小企业的存在，被当时的日本人视为日本工业水平低于欧美的原因之一。而且，这种中小企业大多不是按照产业资本的需求和“下级承包”的生产方式来组织生产的，而是按照商业资本的组成分地区由“问屋”（批发商）来组织生产的。受儒教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也存在着“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观念，而“商”是处在最底层，因此，如果不能取消中小企业的话，起码也要把中小企业从卑贱的商人手里解放出来，交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资本手里。再加上这些大部分原来只是小作坊的中小企业也确实不懂现代化工业的生产方法，需要大企业的指导，因此，政府支持大企业的产业资本直接和中小企业挂钩，表面上是“帮助”中小企业，实际上是想消灭中小企业，让财阀们包揽一切。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以后，为了统制战时经济而成立的企画厅（后来改名企画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提出的《机械铁钢制品工业整备要纲》中更是规定了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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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前途一片漆黑

制订《机械铁钢制品工业整备要纲》的目的就是要扩大机械钢铁这些军工产品的生产，因此，对全国中小企业进行了网罗式的动员之后，为了减少无谓的竞争，也为了减少中小企业由于营业活动而消耗经营资源，由政府出面将企业分为“发注企业”（订货企业）和“下请企业”（承包企业）两类，并规定：发注企业只向自己的下请企业订货，而下请企业也只接受来自自己的发注企业的订货。这两类企业之间不仅仅是单纯的订货和供应的关系，发注企业还有责任在资本、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帮助下请企业，使下请企业得以专心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中小企业并没有被当时日本政府的这些措施所消灭，因为没有时间。《重要产业统制法》本身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经济转化为战时经济，因为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告诉人们，现代战争不同于过去的战争，现代战争已经成了一场国力的较量。和其他国家比起来，日本人是“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的，在大工业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之前，就已经到了要和美国、英国这些已经发达了上百年的老牌工业国家比生产力的地步。现在一说起上世纪30年代的那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就会提到罗斯福的新政，实际上当时各国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但是都没有成效，最后摆脱经济危机的方法还是最古老的方法——战争。

仅靠三菱、川崎这些大型军工企业是无法满足当时军工生产的要求的，日本政府只好打消，起码是暂时打消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念头，转过头来动员能够动员的所有民间力量为军工生产服务。除了现有的中小企业之外，政府还鼓励在制造业中开办新的中小企业为军工生产配套，特别是在东京、大阪和广岛这几个本来就是制造业中心地带之外的地区开办企业，更加受到政府的支持。这样，昨天还是敲打白铁皮的小作坊，今天就开始敲打某种军用产品的零件，日本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机械铁钢制品工业整备要纲》所采取的方法在日本普及制造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测量、管理技术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不可能靠“大跃进”的方法在短期内取得进步，但那种揠苗助长的做法却让那些小作坊起码知道了现代化生产所必不可少的管理手法。现在，日本以及深受日本影响的韩国和中国台湾所特有的这种大企业和围绕着这些大企业所存在的配套中小企业群的体制，实际上源自当年日本在战时为了动员全部国力而采取的方法。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军事战争失败了，但为了这场战争所做的努力不但存在了下来，还成了在经济战争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经济在战后的发展，除了一些内部原因促使日本企业具备强壮的企业体质之外，外部因素也帮了日本很大的忙。尤其是国际形势发展对日本的垂青简直要让人嫉妒。

本来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理所当然的亚洲领袖。日本人在战争失败以后，失去了大日本帝国陆海军，失去了台湾、朝鲜这些殖民地，但最让日本人绝望的是，已经很具规模、能够制造零式战斗机和大和号战列舰的日本制造业看不到任何可能重新兴起的希望。如果中国没有出现内战，如果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能够再强硬一些，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地图可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因为作为战胜国政府的中国政府可以要求战争赔偿，把尚未被美国B-29轰炸机全部摧毁的那些生产设备运回中国，只要中国政府愿意，甚至还能把那些处于饥饿地步的日本技术人员和技工们弄到中国来。那位坚决主张开战的辻政信不就投奔了委员长吗？制造“柳条沟事件”、暗杀中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不也动员“山西株式会社”的日本员工留在中国大陆为阎锡山打工吗？当麦克阿瑟含着玉米芯烟斗出现在大日本帝国海军厚木基地的“巴丹号”门口的时候，他可没有什么要拯救日本民族的心情，美国国务院在这点上也和麦克阿瑟持同样的态度。

阅读日本近代史有时会给人一个很无奈的感觉：上帝很厚待大和民族。日本战败时几乎没有人对其能够东山再起抱有实质上的信心，但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却给了日本人以机会。中国内战的爆发，共产党取得政权，特别是日后的朝鲜战争使得美国人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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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日本投降以后，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麦克阿瑟都没有把振兴日本经济当做一回事，二战中美国人的惨重牺牲使得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准备放任日本再次成为工业强国的打算。但由于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人修改了对日政策。

首先，美国人反对所谓“过度赔偿”，理由是：纳粹德国出现的根源之一就是一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进行赔偿的数目太大从而使得德国人太艰苦，反过来促成了复仇主义情绪的蔓延。所以，对日赔偿不能重蹈《凡尔赛和约》的覆辙，必须让日本人维持合理的生产力。这样，日本所剩下的工业生产能力就全部保留了下来。

这些保留下来的生产能力在朝鲜战争时开始全速运转，为恢复日本经济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战前，日本虽然没有什么有名的民用产品，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则已经具备相当水平，只是因为疯狂扩军备战才使得日本没有发达的民用工业。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军的火器、运输工具的维修和军用品的订货，为正找不到活路的日本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光开战的头6个月，美国向日本仅订购卡车一项就达到了1 300万美元。

这种订货被称为“战争特需”，包括弹药、铁丝网、卡车、轮胎、通讯设备、煤炭、纤维产品和维修服务，等等，这种特需把日本的仓库存货一扫而空，使得数百家已经停产关闭的军工企业重新开工。

战争特需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当时美国国务院日本部部长理查德·费恩在回忆录里记载：美国对日本的直接订货到1952年4月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正式结束时，共计14亿美元，而到1953年战争结束时，共计23亿美元。

在1950年以后，日本的棉花、羊毛、木材、麻、铁矿石、盐、人造丝、纸浆、石油、机械和化学药品的进口数量增长了一倍，而出口数量增长了三倍。到了1951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了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水平。

朝鲜战争的战争特需对日本制造业的影响远远不止于这些具体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它使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通过战争特需，日本人才知道原来赚取外汇的不光是纤维，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也可以。在1952年的时候，日本进口总额对国内总生产的比例已经降到了战前的一半，这是由于出口产品的附加产值比过去高多了。

1950年6月底，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有一个叫威廉·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的人从美国来到了日本，他是个统计学家，是麦克阿瑟找来的。找他来是为了解决当时日本制造业中存在的的最大问题，也就是质量控制问题。

麦克阿瑟知道，能够制造零式战斗机和大和号战列舰的日本人实际上没有支持进行一场现代化战争的工业生产能力。这种能力的欠缺不仅仅表现在生产数量上，更加表现在生产质量上。麦克阿瑟在回忆录里曾经说，在他占领日本以后，发现日本人至少还有8 000多架外观完好的作战飞机，但这些作战飞机仅仅是“外观完好”罢了，实际上因为缺乏大约2%~5%的零件而无法起飞，麦克阿瑟说：“这些飞机如果能够起飞，战争的进程会发生怎样变化就不得而知了。”

但这些飞机没飞起来，因为日本人缺乏提供大量质量稳定的制成品的能力，这就是输掉那场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麦克阿瑟找来了威廉·戴明，让他来帮助日本人提高产品质量，实际上，不如说是让威廉·戴明来使日本人真正了解现代制造业。

威廉·戴明告诉了日本人数理统计在质量控制中的作用，告诉了日本人质量控制实际上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部分，而日本人也因为太平洋战争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前，而听进去了他的教诲，并且真正应用到了企业管理之中。在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战中，日本人能够为美国人提供大量的合格的军需品就是威廉·戴明成功的证据。

所以，威廉·戴明在日本被尊为“经营学之神”。有趣的是，美国人自己却陶醉在二战的全胜中，完全忘记了胜利的基础，把威廉·戴明抛在了一边，直到上世纪80年代发现自己的制造业已经摇摇欲坠，回过头来找原因的时候，才又想起了这位“经营学之神”。

朝鲜战争和越战给了日本人机会，但是日本人如果没有已经具备的制造业基础或者没有听进去威廉·戴明的教诲的话，也无法抓住这个机会。只要看看越战就行了，当时就在越南边上的泰国、马来西亚和香港，除了挣点轮休的美国大兵的嫖妓费之外，什么也没捞到，真正发财的还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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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大家一起打“白条”

朝鲜战争使日本人在战后挣来了第一桶金。

无论美国人有怎样的胜者风度，日本是美国在二战中的敌国，这是事实。美国人不会眼看着日本人饿死，但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闷头发大财。麦克阿瑟就要求过日本人重整军备，承担盟国的义务。当时的吉田茂总理做出了一个最影响日本战后政治历史进程的决定，也是现在争议最大的决定，就是拒绝麦克阿瑟的提议，坚持日本放弃军备，放弃武装，在美国的保护下过日子，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只管赚钱，不管别的。

光靠第一桶金是活不长久的，朝鲜战争也不会万岁万万岁地给日本提供军事订货。日本还是要靠别的过日子。日本在战后初年发展经济时，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是发展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资金问题。日本在战后起步的时候和中国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不同，中国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广场协议出笼，面临金融破产的美国企图在经济上打击日本和西德。半年内翻一番的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使得日本的制造业大受打击，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美国人成功地让日本人在半年内一贫如洗，“穷得只剩下了钱”。

而日本政府解决企业运转资金问题的方法是大量采用本票制。中国企业间的支付手段一般是用银行转账支票，“本票”的含义和这种转账支票也差不多，但是兑现期限是在开票的3个月到6个月以后，现在6个月的居多。这种所谓“本票”其实就是一种延期支付的支票。这个“延期”就给了企业一点活路，企业可以先开出本票去采购材料，然后在销售出去了以后再支付，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白条”，笔者曾经听一位企业家说过这种本票的实质：“就是全社会在互相诈骗”，但这种本票制度在日本战后初期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法律是除了银行之外不容许其他企业开本票的，这是因为本票的风险太大，一旦成为空头支票，兑现不了所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而日本经济活动中基本上都是采用本票，这不是说日本的本票就没有风险，即使在从理论上来说人人都可以开本票的日本，能够为人接受的也是有信用的企业所开出来的本票。

在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中，资金周转也就是俗话说的“轧头寸”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稍不注意，一个公司由于资金周转不过来就垮了。因为一个企业很难完全掌握，甚至无法掌握市场上到底有多少自己开出的本票在流通，自己账户上的存款余额到底够不够兑现。而在法律上，一个企业在6个月中出现第二张空头支票的时候，银行就可以立即冻结账户，这样，这个企业实际上就已经自动处于了破产状态。

每当日本政府遇到天灾或经济动荡时，首先要采取的经济对策肯定是放松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政策，这一点在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有点奇怪，这其实就有本票这个因素在起作用。发放贷款并不是去支持企业投资，而是保护企业不至于受到地震、洪水、大型企业破产或者其他的什么不可抗因素而发生突然倒闭的现象。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就规定各商业银行必须向中小企业发放一定数量的贷款，这是政策性贷款，如果发生无法收回的情况，由政府出面清偿。这项政策使得前途被看好的中小企业得到很大支持。因为无论政府如何保证清偿坏账，商业银行也是绝对不愿意出现坏账的，这样一来，没有信用或者没有前途的中小企业也得不到这笔贷款。这个本来是以保护中小企业，实现“社会公平”为出发点的政策实际上又成了一个淘汰劣质企业的筛子。

典型的日本中小型企业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根据日本政府总务省的《事业所、企业统计调查报告》的统计就可以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86%以上的日本中小企业其员工人数在20人以下，而在这86%的中小企业中，又有51.6%的企业员工人数在4人以下。

这些中小企业绝大部分属于金融、保险、不动产、餐饮和其他服务业，扣除这些行业后得出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典型形象是：资本金1 000万日元，员工6人，年产值1.25亿日元，人均产值2 000万日元左右，总资产8 500万日元。

这个数字和一般人的想象以及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在发表被称为《日银短观》的短期景气观察报告时所采取的典型形象“员工数50人以上，299人以下；资本金1 000万日元以上，1亿日元以下”相比，似乎有点差距，太小了点，但这才是比较真实的中小企业形象。

源济

08  对大企业的依附性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企业中有90%以上是中小企业，雇佣人口的70%以上在中小企业就业，国民经济产值的一半左右由中小企业创造，那么，中小企业的境况如何就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境况。要知道这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和未来走向只要注意一下他的中小企业的经济情况和未来走向就知道了。

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日本中小企业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大企业的依附性。日本在战前和战后的经济也反映在这种被依附的大企业的不同上。战前日本中小企业所依附的都是军工企业。这是因为在战争时期对兵器的需要量增加从而对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要求增加，并没有其他的特殊理由。军事工业本身对外包加工的要求并不多，因为兵器本身就要求零配件必须尽可能的简单，所以扣去兵器本身数量的因素之外，兵器工业不需要多少外包企业。

正因为如此，战后三菱、川崎等重工企业虽仍健在，但这些企业对发展中小企业的贡献就变得很小了。这些企业当然还在生产兵器，但现在日本生产的兵器数量很少，不需要外包，更主要的是，这些企业的民用重工部分对于中小企业的需求也很小。重工业是配件较少的产业，而且重工业零配件中基本上也都属于“重大粗厚”，能外包的不多，所以被中小企业依附的不是几大重工企业。

被战后的日本中小企业依附的是一些原来日本所没有的新型企业：汽车、电器和电子行业，这些行业的产品生存周期很短，经常要换型改造，再加上日本的这几样产品在世界上做出了名声，市场占有率很高，所以对中小企业生产能力的要求也一直在不断上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大企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又反过来为大企业能够推出更加优秀的产品提供了条件，这样的良性循环造就了日本在不扩大贫富差别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起飞的历史。

日本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国家大企业和向其提供零配件的中小厂商之间的单纯订货关系不同，日本的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的”紧密联系。中小企业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向订货的上级大企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更常见的是在大企业的产品规划设计阶段就参与其中。日本的中小企业很重视自己的“提案力”，认为自己能否生存的关键在于自己拥有多少这种“提案力”，也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特长，对上级企业的产品设计或生产能够提出多少改进方案的能力。而上级企业在设计产品时，除了考虑产品所要求的性能之外，还能够根据麾下企业的能力特性从工艺上去考虑论证这些性能实现的可能性，避免了纸上谈兵。在国内做过正规的日本、韩国大企业产品的人都知道，日本、韩国的企业不仅对最终产品的质量标准会提出严格的要求，而且对生产设备的配置也会提出具体的要求，这是出于企图更明确地把握为其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的目的。

一个国家，像这种在整个产业链中居上游的企业越多，在调整经济政策时的余地就越大，可以采取的手段就越多，社会经济状态就越趋于稳定，在遭受经济危机打击时的恢复能力就越强。最突出的证明就是：韩国在十年内遭受了两次金融危机的袭击但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恢复了过来。这是由于相对同时期遭受同样打击的其他国家来说，韩国有不少居产业链上游的大企业，实体经济比较健康的原因。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大量拥有高端技术的中小企业，大企业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而没有能够稳定提供订货并且不断提出更加严格的质量要求的大企业，中小企业也无法成长。现在在中国有个一直在被讨论的“代工”问题就最能说明这种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了大量的制造业中小企业，但在十几年过去之后，人们很遗憾地看到，这些中小企业在制造工艺水平和成品质量上并没有多少进步，更不要说具备独立开发产品或者工艺的能力了。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那些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大多是为国外大企业配套或向国外大企业提供各种劳务服务的，国外企业在中国进行的生产都是已经成熟了的产品，不会让这些中国中小企业参与其产品开发的过程。光靠“代工”是既不能得到技术也不能得到市场的。

Poo

我喜欢这样的连载分析！ 谢谢

源济

09   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

谈日本制造业的时候，把中国台湾和韩国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事，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不同发展道路和结果似乎可以给人一些启示。

韩国国土面积9.6万平方公里，人口4 800万，而台湾省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2 300万，韩国面积比台湾省要大将近3倍，人口也要多1倍以上，人均面积要比台湾省多一半，但是台湾省除了台风和偶尔的地震之外，整个自然环境明显要好于冰天雪地的韩国。国民党去台湾省虽然比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南半部晚了几年，但是一场朝鲜战争把整个朝鲜半岛打成了一片焦土，而国民党接收过来的台湾省已经在日本手里打理了50年，基本设施没受到什么战争破坏。

两地都受到了军事压力，但是韩国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则远不是台湾省所能比的。汉城就在北朝鲜的常规火炮射程之内，就像北朝鲜所扬言的那样，只要北朝鲜愿意，随时可以把汉城变成一片火海。而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是在台湾的国民党手中，大陆除了隔一天向金门等岛打几炮之外，对台湾本岛构不成什么实质上的威胁。

中国台湾和韩国在整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都是实行军事独裁，政治体制区别不大，韩国能到日本去绑架金大中，台湾也敢到美国去暗杀江南。甚至连两个地方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时间都相差不大。

至于资金就更不能相比了，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拥有全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不管其具体数额到底有多少，起码没有人会怀疑国民党政府和两手空空的韩国李承晚政权相比起来的巨大差距。

两个地方的发展也很相像，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两个地方都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好像没什么区别。表面上看，中国台湾比韩国还安定一些，它是世界第三外汇保有方，而韩国成天闹金融危机。

但实际上不然，仔细比较一下中国台湾和韩国就会发现，两地有云泥之差，根本不能相比，中国台湾在制造业上比韩国差了非常多，虽然两地都是从做对美纺织品出口起家，但是到现在，韩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的制造业体系，基本上能够向本国制造业提供所要求的所有材料和机械设备；拥有了诸如“现代”、“三星”等超大规模的优良企业，所生产的从汽车到电子产品在全世界都是知名品牌。

可是中国台湾呢？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它除了装配业之外，就是为装配业提供零件的代工业，而且这些装配业所装配的不是台湾自己的品牌，还是在代工。台湾没有汽车产业，没有电器产业，当然也就没有为这些产业提供材料的材料工业，以及为这些产业提供加工设备的机械工业。台湾产的加工机械基本上就是“劣质”的代名词。韩国已经在往外倒腾高铁了，台湾才刚请日本人来修新干线。

追问一句“这些差距从何而来”是很有趣的。笔者认为：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差距来源应该是韩国继承了日本式的经济操作方法，而中国台湾更加接近美国式的自由经济。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受人欺负，总想弄弄好，所以一直有人去海外留学取经，中国历届政府中海外留学组都有很大的分量。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从“二十一条”事件之后一直就不好，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国民党政府中除了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军人之外，留日的文官很少，文官中主要是欧美派，以美国为主，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也不可能会使用受过日本文化影响的本地人，所以，虽然台湾的街景看上去很日本，台湾人也喜欢日本，但台湾的政府思维里日本的影响实际上很少。

而韩国除了殖民地时代日本人培养的人才之外几乎没有人，不管韩国人怎么恨日本人，50年的日本教育已经把韩国人弄成了日本人，韩国人查韩奸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早些时候不能查，一查的话就连查的人都没了。最初人才来源的不同，造成了两地政府思维的不同，之后，虽然大量美国留学归来人员进入韩国政府，台湾政府也采用了不少留学日本的人，但已经无法改变成为定势了的政府思维方式。

虽然日美两国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但日本自认为其经济起码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曾根的行政改革之前是属于“修正资本主义”，并不是原教旨的自由资本主义，这样，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体制有所不同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源济

10   财阀的作用？

日本和美国的经济体系最大的区别就是日本有“财阀”这个概念而美国没有。如果比尔·盖茨是日本人的话，估计现在随便哪个小姐兜里的保险套可能都是“微软”的了。美国人确实喜欢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一般不太去管民间的破事。从广场协议之后，政府开始管点民间婆婆妈妈的杂事，但和别的政府比较起来基本上就不能算在管事。

现在的日本政府也不太管民间的杂事。但原来不是这样，原来的日本政府是最强势的政府之一，从现在韩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就能够看到原来日本政府的影子，现在韩国产业进步的势头也和当年的日本相仿。当年，日本有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大财阀，是不是为了和这个“四大”看齐，韩国才把大宇给弄没了，剩下来三星、现代、LG、SK这“四大”财阀的？这虽然是一句笑话，但韩国人潜意识里的日本情节实在太深了，比如踢足球，韩国人输给谁都行，唯一不能输的就是和日本人的比赛。

“财阀”这个词一般带有负面形象，而且财阀制确实会带来很多问题，德国和日本的财阀还曾经把国家带到过毁灭的边缘，韩国的几次金融危机也都与几大财阀有关。但不能否认，后起的国家在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制造业时，财阀制非常有用。财阀制能最有效地把国家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使用，从而取得最大的效果，德国、日本和韩国的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

所谓“财阀”，都是大企业集团，但并不是大企业集团就是财阀，否则中国的巨大国企都能进入财阀的行列了。财阀是指家族控制的包含面极广的企业集团。随着财阀集团所掌握财富的增加，在国家政治问题上的发言力也在不断增加，财阀势力可能完全控制政府为己所用，在过去的德国和日本都发生过这种情况。

德国和日本的国家被财阀控制之后发生了真正的悲剧。为了争夺原料和市场，两国的财阀很轻易地采用了诉诸武力的手段，在给其他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国家带到了毁灭的地步。

当然，财阀的这种扩张性和侵略性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表现出来，比如韩国有财阀制度，李明博就以曾担任现代财阀一员的现代建设社长的身份出任总统，这件事足以说明韩国财阀力量的强大。但是，一来韩国不但不是军事强国，而且其地理位置还位于几大军事强国的环绕之中，二来战争作为一种谋求经济利益的做法也已经不为现今的国际社会所承认，这样，财阀的好战性就表现不出来了，而其扩张性则通过政企（政府和企业）一家的合作方式在很多方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比如，最近韩国在企图出口核电站和高速铁道技术时，都是李明博总统站在推销工作的第一线；2002年SK财阀在采纳美国手机标准CDMA2000的时候，韩国政府几乎是把韩国整个国家都押上赌台了的。

一般说来，衡量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安定，而现代社会的安定与否取决于就业率。换句话说，也就是看社会中中小企业的经营是否顺利，而中小企业是普遍依附于某个大企业的，这么一来，中小企业的安定与否实际上是取决于大企业的安定与否，所以一个国家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企业，最好是优良超大企业越多，社会也就越安定。

马英九在讲述这个道理时，是这样表述的：“大企业获利小企业就能获利，大小企业都是整个产业链的共利结构，就像一串粽子一样。”结果，被台湾媒体批判为“偏重财团利益”，好像评判并不好。

台湾媒体批判马英九实际上是很没有道理的。“偏重财团利益”并没有错，锅里有了以后，碗里才会有，台湾媒体实际上是有点在玩弄原教旨民主主义的那一套忽悠大众，根本就没有从经济运行的现实出发。

但问题是，大企业到底能获多少利？台湾的大企业，比如鸿海、华硕、宏基和台积电到底有多大的获利空间？10年前有部香港电影叫《新上海滩》，刘德华在里面演一个黑社会新秀，他在刚到上海时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要倒全上海的马桶。”

把倒马桶全部垄断起来做实际上挺不错，只看金钱的话确实是财源滚滚，但是再怎么不错也只是倒马桶而已。台湾的大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是在为人代工，自己也就是挣一份辛苦钱，这样如何能有大的获利空间呢？更不要说，台湾现在基本上是靠大陆过日子，如果受到大陆经济制裁的话，台湾的生存空间比韩国要小不知道多少。

源济

11  品牌意识和意识形态

日本人在自主品牌方面的意识是相当强的，比如丰田王国的创始人丰田佐吉在得到英国人支付的100万日元的织机专利费之后，立即就投入了汽车事业，因为丰田佐吉在美国看到了汽车，认为只有汽车才是未来社会的主人。要知道，当时在东京最好的地段盖一座住宅也只需要5 000日元，这100万日元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战之后，只会造卡车的丰田准备开始搞轿车的时候，通用、雪佛莱曾经向丰田提出过由丰田在日本组装雪佛莱CKD散件的建议。那时的日本刚经历过战争，创伤累累，而丰田公司也刚从破产的危机中脱身，但当时的社长丰田喜一郎想都不想就拒绝了这条看起来见效快、来钱也快的建议，坚持要开发自己的轿车，花了3年时间终于开发出了纯国产的轿车“皇冠”。把中国的一汽集团、二汽集团以及上汽集团这几个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集团的表现与日本丰田相比是很令人丧气的。俄国人在1953年就教会了一汽造汽车，但是在60年以后的今天，一汽还是一个国际汽车展览会之类的东西，人们在那里可以找到欧洲、日本的大量汽车品牌，唯一找不到的是真正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品牌。

和日本人类似的是韩国人，在这里抄几行属于现代财阀的现代自动车的历史可能会给人一些触动吧：

1967年，现代创业（比二汽大1岁，比一汽小14岁，比本田小5岁）。

1968年，CKD生产福特的柯蒂纳（Cortina）。

1973年，开始接受三菱的技术协助。

       1975年，开始销售韩国第一辆国产车小马（Pony）。

1986年，登陆美国，开始销售Execl。

1988年，推出首款自主设计的索纳塔。

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评价现代的品牌之路。

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发展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这也是他们有着强大的品牌意识的根本原因。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赚钱，更主要的是“富国强兵”。

而在中国，则很难看得到这种例子。对于中国人来说，好像拘泥于某个具体的教条或者某个具体的口号是很可笑的。中国大陆的国企说起来是“企业”，实际上只是一个政府衙门。看起来是一个生产单位，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单位。其领军人物实际上是政府官员，这样，从制度上就决定了国企的目标是公司领导如何把官做大做稳，企业是否拥有自己的品牌对于他们没有多大吸引力，60年来大陆国企，尤其是央企没有拿出过一样像样的有自主品牌的东西就是铁证。

那么为什么国营企业势力并不十分强大的台湾也没有多少自己的品牌呢？这点可能国民党当局要负主要责任。被台湾称为“外省人”的国民党从来就没有认真经营台湾的打算，要么是做“反攻”大陆的美梦，要么是为退休以后去美国做寓公的现实打算。从蒋夫人开始，似乎就看不到有哪个台湾领导人对台湾有过信心。

上梁不正下梁歪，所有的台湾大企业全成了华硕、宏基、鸿海、台积电这种电子零件企业。笔者总是怀疑，台湾之所以弄成这样是不是因为这种电子零部件行业投资少，对员工的要求也低，稍有风吹草动马上就可以搬家走人的缘故？

其结果就是台湾是广场协议之后最早出现“产业空洞化”的地方，因为台湾的那些产业实在太容易流动了。

台湾除了一个“国营”的中钢公司之外就没有一个像样的重工业企业。笔者每次看到台湾买美国废弃军舰时就想笑，当韩国人连宙斯盾驱逐舰都能自行制造了的时候（当然宙斯盾系统本身还是买美国人的），台湾人居然还只能靠捡连澳大利亚、希腊都不要的美国废旧军舰过日子。原来的国民党想“反攻”大陆，后来的民进党想搞“台独”，无论如何海军都是最重要的军种，不要说进攻，就是防守台湾也仅仅就是靠着台湾海峡这道水上屏障啊，可是台湾居然连像样的造船业都没有，很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正想过“反攻”大陆或是“台独”。

而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里就有一种重视过程（process）甚至胜过结果（result）的特性。发展制造业本来应该只是作为总目标“富国强兵”的一个手段，但在日本人那儿，这个手段就被强调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日本人是不是为了发展制造业而在发展制造业，这样的结果就是日本有了强大的拥有大量自我品牌的制造业。

源济

12  精致无处不在

一个民族的民族性会在各个方面反映出来，在制造业上也是如此。本来日本人就有一种手艺人的天性，做事特别认真精细，日本人在画春宫图的时候，甚至连阴毛都会一根一根地认真精心描绘，他们的信条就是：“既然动手做这件事了，就一定要尽可能地做好”，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敬业”。到了现代工业时代，这个基本上忽视或抹杀个人特性的时代，日本人的这种认真精细的民族性还是很顽固地要表现出来，只要有可能，就要使经手的工件带上自己的印记。

这种性格对于现代制造业的影响不好一概而论，现代制造业确实是否认甚至抹杀个性的，在现代制造业中，过分讲究个性或者精雕细作是违背大规模、成批量生产这个现代制造业的要求的。这在战前或战时的日本制造业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这一点上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日本战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日本工业无法成批量地生产进行战争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当时的日本人能够自行生产绝大多数武器装备，在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人的武器性能并不落后于美国，但日本人无法大量生产这些武器装备，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有其硬件——生产力落后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就是软件——生产组织能力上的落后。

美国人发明了生产线，能够大量地生产出同样的零件，然后装配成成品。日本人知道这种生产方式后，也派人去发明这种生产方式的福特汽车公司实地考察过，实际上，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要求生产厂家推广和应用这种生产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这种要求被日本产业界拒绝了。

日本产业界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是对工匠们的侮辱，日本人喜欢莫名其妙地崇拜一些东西，像本来应该是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技能却超过了生产本身而成为了崇拜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无法生产出所需要的数量。虽然太平洋战争开战时的零式战斗机每架都可以说是完美的工艺品，但是首先日本的生产能力就无法弥补作战所产生的损耗，再加上开战以后大批熟练工人被抓丁上了战场，来填补劳力缺口的妇女和儿童没有那种长期工作而锻炼出来的技能，因此产品质量急剧下降，而美国在劳动力方面虽然有和日本相同的问题，但美国在生产组织方面不依赖于劳动者的个性，所以，即使男性工人上了战场，由女性劳动力来生产也不会出现产品质量下降的问题。

当时日本人在战场上缴获美国的P-40战斗机以后，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P-40的引擎居然很干燥，没有漏油的现象，而日本所有飞机的引擎都是这里那里滴滴答答地在漏油，到处黏糊糊的不能伸手去摸。

原来，日本在生产飞机引擎时，不知道如何控制大量同一零件的精度和质量。像里面封装有高温高压气体的引擎气缸活塞，居然要工人用锉刀进行调整以后，才能放入滑动面里面去，这种操作需要高度的技能，非老师傅不能完成。如果换了新手进行，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日本产飞机引擎的活塞滑动面损耗是美国产品的10倍以上，很快就丧失了精度。

这样的生产方式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缺点，就是零件之间没有互换性。飞机也好，坦克也好，损坏了的零件无法只用简单的更换方法来修理，因为所有的零件都要有经验的修理整备兵进行手工调整以后才能安装上去，还需要进行试运行来再次调整，而且损坏了的产品上的未损坏零件也不能简单地拆下来进行再利用。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南太平洋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儿被包围的日军只组装出三架飞机就是证明。实际上，当时日军所损伤的飞机的零件收集起来原本可以组装更多的飞机的，就是因为零件之间的互换性太低以及更换零件所需要的技能技术要求太高的缘故。

在朝鲜战争开始以后，日本的机械工业帮助美军修理战场上损坏的军械，这时日本人才在美军的指导下学会了大规模生产和质量控制，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的经验帮助日本人真正建立了现代化工业，而这时候，打了败仗的日本人已经没有了抵抗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力量了，大规模生产线才被日本人接受下来。

但是，接受了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日本人还是要顽固地表现他们的特性，即使在以批量生产为唯一目的，没有个人发挥空间的场合也是这样，不过此时的个人变成了装置、设备或者流水线，日本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物理设备的特性来得到理想的产出。比如：在塑料树脂原料制造的场合，日本人依靠运行和维护人员的努力，能够做到同样品名、生产批号不同的产品的理化特性完全一致，从而使用户免去了在更换原料时必须的再次微调手续。

源济

13  制造业从尊重手艺人开始

日本人有着手艺人的天性，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尊敬手艺人的社会。从日本的小学毕业纪念册上就可以看到小学生最向往的职业是“大工”，也就是木匠。虽然手艺人的种类繁多，但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手艺人的作用下降了，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少，所以，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中，除了一些由政府保护的传统手工艺之外，能说得上手艺人的可能只有家屋建筑业中的木匠了。这是因为在日本木质结构住房所占的比例比较大，木匠的用武之地还有不少。当然，日本的家屋建筑也在越来越工业化，即使是建造木质住房，现在也基本是把构件运到现场再加以组装，传统木匠的用武之地也在不断减少。

可能最有名的日本手工艺品是日本刀，这很能说明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日本制造业的一些特点。日本刀的制作技术本来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隋刀和唐样大刀的制作技术上发展而来的，但日本人却把制刀技术发展到了冷兵器制作的顶峰，名工打造的日本刀一直是各国收藏家趋之若鹜的热门对象。北宋文人欧阳修就曾写过一首名为《日本刀歌》的诗：“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日本刀中的名品都能说得出制作这把刀的名匠的名字和他的特点，而反观中国宫廷，虽然奇珍异宝无数，但能说得出制造匠人的名字的却寥寥无几。日本的制刀名人能留名历史，这和中国能身后留名的除了帝王将相就是文人墨客形成了明显对比。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儒教文化，但在接受儒教“学而优则仕”的概念的同时，却没有接受那种轻视“奇技淫巧”的观念。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日本人对手艺的看法。日本有一家以锅贴为招牌的中华料理饮食连锁店叫“饺子王将”，这是一家在全国拥有520家店铺，资本金82亿日元的大型上市企业。一次，电视台在采访这家公司的社长大东隆行时出了一个难题，说想吃社长亲手烤的饺子，大东社长二话不说，换上工作服，立即在摄像机前露了一手漂亮的煎锅贴的手艺给大家看。

有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比较耳生的“国际技能奥运会”，正式名称是“International Skill Festival for All”，基本上是两年一次，参赛资格是22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赛项目全是手艺：从新娘美容到粉刷墙壁；从收拾餐桌到整理数据库；从焊接钢板到烹调西餐；从砌墙到组装机器人；从金属切削到宝石研磨；一直到修理汽车、实时控制编程，五花八门，各行各业无所不有。

日本于1962年第一次参加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11届国际技能奥运会。从1962年第11届到1971年的第20届这段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里，日本队总共拿过6次金牌总数第一和4次第二。从1977年的第23届到2003年的第37届为止的15届中，韩国后来居上，除了第32届和第35届输给中国台北而屈居第二以外，全部都是第一！但是韩国在2005年的赫尔辛基退到了第六位，日本又回来了——和瑞士一起并列第一，2007年、2009年日本依旧名列第一。

日本举国上下对这种技能奥运会极为重视，每次的参赛队伍都是以公司或职业学校为单位组织的，争夺参赛资格的国内预选赛会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传媒也给出相当大的篇幅报道。参赛本身就说明该公司在这一项目中具有领先的年轻人才，或者这个职业学校的培养水平真正达到了国内领先，显示了这个公司或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暗示着这个公司或职业学校具有第一流的手艺人或师资力量，其宣传效果不言而喻。

技能奥运会开始以前，首相会亲自接见选手团为其壮行，结束以后，首相又会再次接见选手为其庆功。日本人对体育奥运会选手的尊敬和对技能奥运会选手的尊敬一样，这和“为国争光”没什么关系，都是出于对手艺和手艺人的敬意，因为体育选手的“技艺”也属于一种手艺。

源济

14  “准世界标准”是这样来的

手艺人有一种要把活干得更好的天性，这种天性在日本的中小企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现代制造业都面临着一个加工能力过剩的问题，企业要在这种基本供给过剩的市场中生存下来，就一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只有具备个性化生产技术或产品的企业才能最后生存下来。

个性化的生产或产品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种是发明了全新的生产技术或产品，还有一种就是在使用现有技术生产既存产品时，通过种种方式表现出自己企业的个性，也就是日本企业所追求的“改善”。而日本企业在产品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能表现自己独创性的余地，主要是在生产技术上的“改善”。“改善”是丰田汽车公司的口号，丰田公司把“改善”提到了极高的高度，提出了“工作即改善”这个口号。这个口号很能得到日本人的共鸣，因为手艺人本来就有要把活干得更好的自我满足的心理趋向，这种心理在加以引导以后，很容易变成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的不断研究完善而附加以个性，使自己公司显得与众不同。

日本的制造业并不是在所有的领域和方面都站在世界前列的，但如果注意一下日本领先于世界的那些领域，就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些领域事实上都属于那种还无法完全用数值解析，而只能靠长期乏味的摸索和经验积累以后才能看到成果的范围，例如材料制造这种要进行大量的配方实验和数据对比的工作。日本人甘于寂寞，还有一种自己没有创造力这种莫名其妙的自知之明，使得日本人非常擅长摸索和整理工作。

在大众型汽车的降噪音方面，日本各大汽车公司也站在世界前列，特别是对进排气的流通系统很有一套独特的造诣。每一款车式的气流系统都经过大量的实验，一般从正式的数据模型建立以后到最后的模具定型，都要经过七八次甚至更多的模具改修，这才产生最后的量产模具。

这几年，日本汽车模具的制造流出日本，流向韩国、中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在国外制造的模具，基本上都是最早的实验模具和最后量产用正式定型模具，中间的改修都还是坚持在日本国内进行，因为这个修正的过程才真正反映了各汽车制造厂家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诀窍，日本人不愿以之示人。

大阪有一个叫做“棚泽八光社”的企业，现在这个公司在日本的中小企业中已经算是规模相当大了，它在日本国内拥有8个工厂，还在美国、中国和泰国拥有4个工厂。这个公司很有名，“棚泽”成了一种没有被正式认可过的国际标准，在中国的模具行业，说起“棚泽番号”也是人人皆知，这是个什么企业呢？

这个公司在1905年就有了，一战前只是一家搞铸造的小作坊，战后改行干起了印刷电路，从而掌握了生产印刷电路所必需的电解腐蚀技术。当原来汽车还是少数人才能享用的高档商品的时候，内饰件多用木材或皮革。随着汽车的日益大众化，这些内饰件趋向于采用价格低廉，易于生产的塑料成型品，同时为了美观，又希望这些塑料制品具有木材或皮革的视觉效果，这就产生了一种被称为“咬花”的表面处理技术。所谓“咬花”，就是采用电解腐蚀技术在制作好的注塑模具表面上做出各种花纹，从而使成型品呈现各种不同效果，包括皮纹和木纹。好的咬花技术处理过的模具生产出来的塑料产品能够产生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效果。

棚泽八光公司进行咬花业务的时候，正好是日本汽车工业开始发展的时候。战前日本只能制造卡车，从战后才开始生产小轿车，小轿车普及使得对仿皮纹和仿木纹的注塑产品需求大增，棚泽公司在印刷电路制造上积累的经验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在金属上咬花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但是要咬出可以乱真的花纹则需要根据模具材料、树脂材料、产品形状和需要咬花的区域进行细微的调整，需要长期的摸索和整理。棚泽公司成功了，现在日本各汽车厂家都指定：咬花必须由棚泽公司承包，在图纸上就直接指定该部分采用哪种棚泽标准花纹，这样，棚泽的标准就成了日本汽车业的标准，而随着日本汽车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大，棚泽也走向世界各地，成为了一种“准世界标准”。

源济

15  一条道走到黑

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公司的奠基人松下幸之助说过这样一句话：“胜利是坚持到了胜利的那个时候才是胜利，失败则是从承认失败开始。”这也是日本民族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转弯。认准了一个目标以后，不管这个目标是对是错，也不管这个目标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就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没有变通的余地。不好说这种性格是好还是坏，没有什么好的民族性，也没有坏的民族性，中国有句俗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切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定。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甲午和日俄两场战争中获胜，奠定了列强的地位，而这两场战争的结果都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在战争开始以前，除了日本人之外，没人预料到会有那样的结果，而日本人也根本就不去想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因为据说“失败是从承认失败开始的”，只要不承认失败，就不是失败，从此这种登峰造极的精神主义更加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

这种赌徒精神把日本推上了军国主义的战车，和美、英、荷、中四国开战，还去挑衅苏联，因为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他们不会失败，只要坚持就会胜利，所以，这种性格又是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争失败了，日本人这种民族性并没有改变，当然，民族性也不可能会改变。但是这种一条道跑到黑的精神在经济建设上又成为了成功的因素。在经济建设中，即使是完全错误的决断所断送的也仅仅是一家企业，不会相关到国运，但是如果成功就带起来了一个市场。

精工表现在是有名的日本品牌之一。从1892年就开始制造手表的精工一直也就是一个手表制造商而已，因为在机械手表上瑞士人已经攀到了顶峰，要超过瑞士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后精工舍找到了超过瑞士人的地方，那就是石英表。

石英表的原理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为人熟知，而且也已经利用石英晶体在加电时发生的每秒32 768次的稳定振动这个特性生产出了计时装置。但当时所使用的真空管使得这种计时装置极为庞大，比一架大座钟还要大，所以，石英的这种特性只是被用来加强计时机构的精度，但是精工却莫名其妙地提出了把这个庞然大物缩小到台钟、挂钟，甚至手表的设想。

所有的人，包括精工舍内部的不少人都认为提出这个设想的精工舍社长服部正次是个疯子，但是服部正次坚决不准手下人退却，硬是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终于，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精工舍把那个从庞然大物减小到了长20厘米、宽16厘米、厚7厘米，包括搬运用的箱子在内仅重3公斤的能够实用的石英钟放到了计时台上，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

但实用化后的石英钟由于价格过于昂贵，除了用在像航海这种对计时精度有很高要求的场合之外，并没有市场。所以，服部正次和他的部下们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坚持研发，终于在1969年推出了石英手表，这样才真正打开了压电石英式计时器的市场。当时的日本制石英表是“日本制造”的代表之一。可以说，没有服部正次那种近似于疯狂的毅力就不可能有精工牌石英表的诞生。

日本人很服从于权力，人事上的权力也好，企业之间的权力也好，都会服从。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不会拒绝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方所提出的任何要求。这就是日本人经常能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出来的原因，石英表的诞生是因为手表公司老板对把石英大座钟缩小到手表的执念，而更多的日本人发明出来的装置、加工方法和技术则经常出于下层企业几乎必须无条件地满足上层企业所提出来的那些有时候听起来是很蛮不讲理的要求。

笔者就见过一个这样的实例。本田公司为了节约经费，想省去装配线上的一个工位，于是对下面的模具厂提出了将两个相邻的零件并为一个的构想。但这两个零件是互相干涉的，专门设计模具的设计事务所得出的都是无法设计的结论，但本田不肯接受这个结论，一定要下层企业提供这个合二为一的零件。

而这家下层公司也不敢对本田汽车公司说不能干，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最后发现：跳出现有的产品和模具材料尺寸比例以后，还是能够回避那些干涉的，这个产品的实现是有可能的。这样，现在那个产品已经成了行业的常识了。

源济

16  “洗脑”专业户又来了

民族性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神乎其神的名词，民族性也不是由DNA决定的东西，并不是说在血统上是日本人了就一定会表现出所谓“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是他们作为日本人在日本文化环境中长期受到熏陶而形成的。文化的熏陶一般是隐含、暗示，或者通过宗教活动的濡染而渐趋同化的过程，而日本的企业文化所要求的那些基于民族性的行动准则则是通过赤裸裸的思想灌输——说白了就是“洗脑”——来实现的。这是日本企业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人们在日本企业经常能够看到上班前下班后的各种仪式，甚至好莱坞电影在反映日本企业时，都把这些仪式当做打趣日本人的小花絮。这些仪式已经通过传媒和日资企业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现在不少血统纯正的中国企业也在上下班时搞这种仪式了。不要小看这种似乎可有可无的仪式，对于东方民族来说，很多时候仪式就能决定意识。

在日本常能看到这种景象：一个作坊似的小企业，十来个人，一楼是个小车间，二楼是办公室，但在墙上却很认真地贴着名为“社是”、“经营理念”、“行动方针”之类的条幅，里面一般写着“技道、精进”、“顾客第一”等字样，看惯了豪言壮语的中国人很可能会以为他们也在搞什么形式主义。

不能完全这么说，当然，这种做法首先确实是一种形式主义，本身并不创造什么产值。然而这家企业的客户，也就是向它订货的上层企业肯定喜欢看到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喜欢，有时候就是要求。这种上级企业一般在这个小企业之上好几层，在资金上和它没有关系，但是在经营上则是它的上帝。它的订货来自这个上层企业，所以它必须遵守这个企业的所有规矩，从技术术语一直到经营哲学。一般从日本企业的用语中就可以知道这个企业属于哪个系列，相似形状和功能的零件，在丰田的叫法和在三菱可能是不一样的，同样丰田的经营哲学和三菱也不一样，根据所在的系列不同，这个企业贴的内容也不同。

还有，就是这个企业确实想做到墙上贴的那些条条的要求，起码那些条条是对一般员工的要求，老板希望员工能够自觉地去实践那些条文。日本式企业和美国式企业经营管理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人的因素，像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等几位被日本人尊为“经营之神”的经营者们无一不把人作为企业经营的主体和对象。

日本有一种“三优企业”的说法，就是说优良企业应该是由生产优良产品的优良员工所组成的，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有优良的员工。实际上，不少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们也常常把问题归结到“中国企业员工素质太低”这点上去，但这些人忘记了培养素质高的员工是经营者的责任这一条。可以说，经营者最重要的责任是如何把员工转变为“优良员工”，这牵涉到如何“教育员工”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进行“洗脑”的问题。

日本企业的“洗脑”有时能达到一个近似宗教的境界，有人开玩笑地把松下幸之助的经营思想称之为“松下教”，因为松下幸之助在其经营思想里把“人的成长”弄到了有点神乎其神、无法进行准确定义的境界。

日本的社会分工很细，干什么买卖的都有，有一种专门承包对企业员工进行“洗脑”的组织，这种组织大多叫做“企业经营顾问”。这是个很热门的行业，一般做财务顾问、市场调查、企业诊断和提供向海外市场发展时的帮助，对于经营力量薄弱的中小企业，经营顾问也帮助制定企业内的各项条例制度，培训基层干部，整顿人事关系什么的，这些是在各个国家都能看到的企业经营顾问业务。而专职负责对员工或基层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好像只有在日本才能看得到。

这些帮助教育员工的公司实际上都是很有些“新兴宗教”嫌疑的团体，熟悉日语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新兴宗教”实际上就是“邪教”的委婉用语。他们通过办培训班、出版小册子这些方法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中小企业教育员工，大型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教育部门和教育计划，用不着他们来帮忙。反过来，这些“洗脑”专业户基本上都出身于大型企业的员工教育部门，所以日本企业的员工教育都大同小异相差不多，都是强调一个很抽象的“成长”，完成这个成长的标准就是放弃自我，一切以企业利益为准绳，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化中的“企业人”。

源济

17  每天必须要“洗脑”

来看看这种教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有一个叫做“经营伦理研究会”的组织，他们发行一种叫做《职场的教养》的小册子，每月一期，每天一页纸的内容。日本人每天早晨上班以前要全员集合进行“朝礼”，中国企业也有这种规矩，叫“班前会”，但日本的“朝礼”和中国的“班前会”不同的是：日本人除了布置当天的工作之外，还有不少政治内容。大点的企业以唱社歌的节目开始，没有社歌的小企业也是以政治为中心，比如全员集体复诵一遍“社是”什么的。这个“经营伦理研究会”所发行的《职场的教养》就是瞄准这个时间，提议全体员工轮流主持朝礼，在负责人布置完工作以后，每天读上一段他们的东西。

一般讲来，他们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比如：

在食品厂工作了9年的A小姐，担任了销售系长3年后对工作感到很充实。但每年到秋天都觉得忧郁。

公司主力商品的订货单大批到来，作为负责人的她觉得指挥包括后辈在内的大量人员时有点力不从心，开始对那些动作迟钝、错误多发、出了错误也不报告的部下用生硬的语气进行斥责。

这样一来，她对自己也开始不满。几年都是这样，她终于和在商务上是大前辈的父亲谈了此事。

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只热衷于完成自己的职责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美学，为用户服务，为社会贡献才是真正的责任。只有站在顾客的立场上，和同僚合作，真心真意地工作的时候才会出现改善和成功的智慧。”

眼光一亮的A小姐脑海里出现了顾客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销售出去的商品的景象，她开始精神抖擞地进行繁忙期的工作。

又有这么一段：

无论是工作还是业余爱好，一开始肯定会全身心地沉醉其中。

但是，这种全身心投入和沉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是不是一般都会难以坚持？

比如在公司里，有人会抱怨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或者：“我不适应这个公司的体制。”但是对于这种人，做出日本最高级寿司的小野二郎是这么说的：

“适合自己的工作是没有的，自己一定要去适应工作。一个连工作经验都没有的人，一会儿说这个不行，一会儿说那个不行，这么一来就没有可以干的工作了。”

他还说：“只要把交给自己的工作看成天职，拼命地钻研苦干，谁都可以成为能手的。”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对工作所采取的态度？

还有这么一段：

H君的业绩上升不了，完不成目标，心中很焦急。另外，H君所在部门的氛围最近也很低落，他觉得业绩一停滞，连环境都变了。

在怀着苦恼的心情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朋友给了他这样的建议：“一直听到现在，除了哭哭啼啼就是借口，再就是牢骚，首先应该使用明朗点的语言嘛，要知道：只有积极向上的语言才能减少负面语言。”

H君开始积极使用起最基本的明朗语言“是”、“谢谢”，办公室的氛围慢慢地起了变化，业绩也开始好转。

各人所处环境和性格不同，我们一天所说的话如果是一定量的话，明朗语言多了，负面语言自然就少了。

所以要多说明朗的语言，减少负面语言，把工作场所的氛围变得轻松、愉快。

这些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熟悉的，都是些对具体问题避而不谈，空谈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废话真理，似乎只要把握了正确的政治大方向，端正了态度，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只要做几个简单的代换，就能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和中国曾经有过的在思想工作中经常用到的“为人民服务”、“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等东西属于一类。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中日两国都受儒教文化影响，在牵涉到用以教化人的社会道德的时候，相似的地方肯定非常多，其实说穿了全是“存天理灭人欲”、“委曲求全”那一套，只不过在中国的某段时期加上了一点意识形态的包装罢了。

在“文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中国已经不太说“做思想工作”这句话了，有几位来日本进修的中国中小企业主们对日本企业的这一套“洗脑”方法很感兴趣，因为看起来这些话对日本人好像还挺灵验的，他们很想在中国也来一下。

源济

18  “洗脑”是学不来的

笔者帮助几位中国企业主收集和整理过一些日本的有关资料，但同时也发出过忠告：这些在日本有一定效果的“洗脑”手段在中国不一定有效，虽然道理的框架相似，但是内容和背景的不同使得效果有很大的不同。

“洗脑”的目的不同，效果也不同。中国过去的思想教育过于空洞，目标过于虚幻。一切的目标都是为了一个谁都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的“革命”，而日本企业主对员工洗脑的目的很清楚：为了企业。当然这个企业就是企业主的企业，为了企业也就是为了企业主自己，但是为了企业主的同时也兼顾了企业员工的利益，因为企业主和企业员工的利益在两者都需要企业继续维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日本的员工教育所强调的目标看起来很空洞，但实际上非常具体。比如：日本的员工教育强调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工资，强调幸福不在于金钱，但同时不断指出个人的责任，比如要养家糊口等。日本人在强调社会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个人，只不过更加强调锅里有了碗里才能有，公司如果不能盈利，不能继续生存的话，个人的收入也无从谈起。

同样，“顾客第一”这句话也是非常现实的。员工的收入只能从顾客的付出而来，而不满意的顾客不会付钱，采取欺骗的手段也会使顾客流失，因此必须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只有这样，才能使顾客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

这些东西在现在的中国也已经是常识，但是如果就这样原样照搬日本企业的员工教育教材来使用的话，恐怕还是得不到效果，因为中国的老板们是否有对员工“洗脑”的资格这一点很可疑。一般来说，日本企业主的收入不超过员工收入的5倍，而在中国要找这种企业恐怕不容易。一次，日本电视台在介绍中国东北某港口城市的电视片中采访了一位养禽业企业主，在介绍了这位企业主的企业规模、收入以及豪华的生活之后，顺便向电视观众提了一个问题：“在这位老板的养鸡场工作的员工的月收入为多少？”对于经常回国的笔者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问题，根据那个地区的平均水平，笔者很有把握地说：“600元。”事实上也确实是这个数字。

笔者不好说这个工资的数字是否合适，但能够说明一点，如果这位老板要对属下的员工进行思想教育的话，恐怕不可能。因为那位养禽业企业主的员工仅仅是被简单剥削的对象，企业是否发展和员工没有关系，仅仅取决于老板能够把员工的工资减到什么地步而已，这样的老板需要大量低工资的员工来控制产品价格以利于市场竞争。他们也不会觉得有教育员工的必要，如果员工的表现不能令人满意，立即解雇再找一批就行了，用句俗话来说，就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笔者在中国各地都见到过一个很不理解的现象：配备了自动换刀装置ATC的数控机床上都只装有一把刀具。日本企业一般是多加几把刀具，白天装配和调整刀具，晚上无人的时候自动运行。这样，一来能够减少所需人员从而压低成本，二来因为是同一人装配和调整刀具，刀具装配误差会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偏移从而提高加工精度。

笔者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晚上的无人运行和实行三班倒在成本方面没有多少差别。因为雇佣的成本是很低的，当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千元以下的月工资随处可见，所以老板没有必要去考虑那几个小钱。相比起三班倒，无人加工的CAM加工程序的可靠性更加令人怀疑，如果有一个小程序出错而边上无人值班，这样造成的经济损失会远远大于多雇佣几个人而增加的开支。

“为什么不能想办法去编制更加可靠的CAM加工程序呢？”

“找不到合适的人；有合适的但开价太高；有过合适的人但又走了，因为有地方开的工资更高。于是就是现在这些人在对付着干，机床先开起来再说。”

“就准备一直这样干下去？”

“不知道，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中国的员工没有日本员工那么素质高。”

但日本员工素质高并不是天生的，“中国员工素质不高”实际上也是企业和社会疏于教育的结果。这几年一直在讨论有关“制造业升级”的问题，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员工的质量。制造业的关键当然是设备，没有设备制造不出东西，但是制造业更重要的是人，没有优秀的员工制造不出来好东西。所谓“优秀的员工”并不只是指员工的知识和技艺水平，在更大程度上是指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忠诚度。制造业升级的问题，说白了就仅仅是制造好东西而已。日本制造业之所以能够称雄于天下，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企业拥有在这个意义上的优秀员工，这是教育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有能够教育员工的社会和企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