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东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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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强大的日本制造业会凋谢？

日本的制造业很强大，这是大家都承认的。虽然有人喜欢比较中日双方最强的那部分，但笔者更喜欢比较双方最差的那部分。水桶的容量是根据最短的那块桶板来决定的，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时候对比双方最基础的那部分可能更为合适。

中国现在能进行载人宇宙飞行，日本还不能，但是否能就这个事例得出中国制造业已经超过了日本的结论呢？当然不能。要比较得比较制造业最基本的工艺水平、使用的最多的零部件的质量，比如说日本产弹簧的使用寿命是100万次，日本工业标准（JIS）就是这么规定的，而中国市售的弹簧基本上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至于其他的诸如螺栓变形、防水橡胶圈稍加挤压就变形之类的问题就更多了。现在出口日本的模具基本上都有一条“使用日本零部件”的规定，因为国产的这些通用零部件的质量还成问题。国内从事机械行业的人士对日本的各种金属材料名称和性能了如指掌，这并不是由于收集信息的能力强，而是国产材料还不过关，制造上档次的产品必须使用进口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来讨论“东边的太阳会不会落山”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超前了？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日本制造业会不会真的凋谢，而在于讨论这个问题会不会让人觉得很古怪。可能有人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但现在不会有人把提出这类问题的人看做神经病，现在已经有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土壤了。

可是仅仅在十来年前呢？

一般讲起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会回溯到“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提出把今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实行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但那只是解决了一个指导思想问题，搞经济可不像搞政治运动，喊两声口号就能忽悠忽悠地掀起巨澜。再加上越战结束之后东南亚进入了和平局面，安下心来搞经济的绝不只有中国，而且像泰国、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起步都比中国还要早，到最后中国可以胜出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笔者曾经听一位日本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位日本人的看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是正确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重建被“文革”破坏了的经济，但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是有限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要实现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上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则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那位日本人的根据是这样的：搞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就是一次产业革命。要取得产业革命的成功必须具备几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资金、技术和人才。香港和台湾地区会往中国大陆注入资金，但资金量有限，日本能够向中国提供的资金不会超过对上一次战争的负疚程度。中国大陆光整顿发展制造业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像高速道路网络、电报电话通讯网络等就足够吸光所有注入中国的投资，从而无法购买所需要的技术。“文革”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如何弥补？上千万青年人被送到农村去虚度年华，这些人没有任何制造业所要求的技能，更不要说高超的技能了，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大量技能劳动力到哪里去找？所以这位日本人认为中国能够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一些问题，解决温饱问题，但是要想在制造业上有所成就则不可能。

这位日本人认为所谓NIES（也就是中国人一直所说的“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那都是一些小地方，基本建设所需投资不大，而中国地域辽阔，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将达到不可思议的规模，中国找不到这个资金来源，靠现有的四个特区的产出来积累这笔钱是不现实的，而且当时那四个特区的吸引外资情况也不能尽如人意。

那位日本人错了，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在这2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制造业有待改进的地方当然数不胜数，但是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了。但他的道理没有错，他说的是人们到那时为止所积累的有关产业革命的经验，但他没有估计到事情是会变化的，一切的条件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变化的结果就是：中国能解决的问题远远不只是“解决温饱问题”了。

因为中间出了一个广场协议，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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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一切从广场协议开始

1995年，日本NHK在广场协议签订10年之后采访了里根政权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舒尔茨很不高兴地说：“广场协议除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之外什么都不是，贝克干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事。”

这个“贝克”就是詹姆斯·贝克。里根第一任期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第二任期时的财政部长，后来乔治·布什政权的国务卿。

不管是赞美还是批判，广场协议的当事人中除了詹姆斯·贝克之外都对广场协议进行过评论，唯有詹姆斯·贝克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人知道他在事后到底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大作的。

实际上这种沉默本身应该就已经表明了詹姆斯·贝克的看法。贝克应该是在后悔，因为广场协议把日本带入了一条长长的看不见出口的隧道，而美国本身也因为采取了那种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轻率短视的做法而走向了这次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金融危机。

所谓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指1985年9月22日为了帮助美国解决巨额赤字的问题，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这5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在纽约曼哈顿的广场酒店（The Plaza Hotel）仅仅经过20分钟的讨论之后发表的一个事先商定好了的有关安定汇率的一个协议。广场协议之后的五国对国际外汇市场所进行的联合干涉，使得日元和西德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在短期内大幅上升。

不少人认为现在日本没落的一个很大因素是广场协议。但是广场协议究竟是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美国企图摧毁日本经济的一个阴谋，而日本则只是因为没有反抗能力所以只能眼睁睁地被美国人玩弄呢？这件事很值得讨论。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对广场协议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日本人对广场协议仍然持肯定态度的反而不少。

现在看来，参加广场协议谈判的国家中没有谁从广场协议中得到过好处，唯一从广场协议中得到巨大恩惠的反而是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而且是美国潜在敌国的中国。当时的美国里根政权中以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为首的那部分人不去追究和改善本国产业缺乏竞争力的真正原因，而是简单地认为美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原因仅仅在于美元汇率被不正当地高估了，以及日本、西德的国内需求被不正当地抑制了。于是，美国使用其对盟国的绝对政治影响，联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国和法国来逼迫战败国日本和西德协助美国扭转美元对盟国货币的汇率。

美国人的努力成功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广场协议发表后的半年里从260：1飙升到了130：1，涨幅达到了100%，日本的对美出口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美国在短时间内也确实减少了对外贸易的赤字。

广场协议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笔者拟在另一专题里讨论，这里只想简单地说一下日本制造业在日元飞速升值时的对策。

广场协议当年的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出口额为805亿美元，而10年后的1995年，这个数额是1 209亿美元，从账面上看，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贸易还在上升，而且上升幅度接近50%。但是考虑到日元汇率已经上升了1倍以上这个事实的话，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额实际上已经减少了1/4，是不是美国人的努力成功了呢？

没有，美国经济的本质没有丝毫的改变。日本在这本账簿上所减少的出口额度只不过是换了另外一本账簿来表现而已，而且这个额度还有很大的上升，同理，日本企业的利润空间也有了大幅的增长。这种方式就是把原来在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一来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减少生产成本，二来可以减少对美国的直接产品出口从而不去触怒美国国会内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思潮。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进出口的计算只是根据产品的最后生产或组装地，而不是根据生产该产品所获利润的最后流入地。比如：在中国生产的松下电视机在出口美国时，被计入中国对美出口的数额，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去考虑松下公司是一个日本公司，利润最后流入日本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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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怎么会有广场协议？

本文不讨论广场协议，但在1983年日美两国就通货问题开始谈判的时候，两国确实是在认真地想解决日本对美贸易不均衡的问题。美国人这么想是很正常的，日本不能战后40年了还靠在美国怀里吃奶，日本应该想办法启动内需。而扭转仅仅依靠出口的经济轨道也是日本政府的心愿，如果能在经济上不再受制于人，日本在政治上的发言力也可以得到增强。但是事情演变到最后，结果却是日本进入了长达二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美国也发生了以次贷危机为标志的金融危机，而且最让广场协议的当事者郁闷的是，凭空出现了一个他们最不愿意看见的经济大国——中国。

广场协议的当事国们都犯了错误。美国人不愿意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情来加强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梦想在汇率上做点文章就能解决问题，而日本政府也没有估计到冷战会结束得那么快，那么可怕的苏维埃帝国会在一个早上突然消失。

所谓日本政府，实际上也就是指把持着政府的那批高级公务员。日本的高级公务员制度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最值得学习的日本制度就是日本的公务员制度。这个制度很有效地选拔出了一批精英来处理国事，在明治维新以后30年的时间里，日本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岛国通过战胜大清而成为了一个强国，再经过了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成为了旧“国联”的五强之一。日本能以这样的高速发展起来，与其拥有一批高质量的高级公务员（当时叫“高等文官”）是分不开的。

战后，日本从一片焦土上重新开始建设，还是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再次成为了强国，这次是经济强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取代德国而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强国，其原因，还是因为日本拥有一批优秀的高级公务员。

人无完人，日本的高级公务员们实际上也是有缺陷的。他们是搞经济的好手，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只会搞以出口来带动全面的出口型经济，从战前到战后一直是这样。当美国人提出要扭转“强大的美元”的想法时，日本人没做什么抵抗就接受了。不但政治家是这样，就连号称“公务员中的公务员”的大藏省官僚们也接受了。

事业一直顺利的人，很容易产生自己是全能的错觉。日本人能在短短几十年中就把一块焦土重新建设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件事使得那些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们没把拉动国内需求当做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他们只想到了日本民族有着东方民族共有的喜欢储蓄的天性，但没有去想为什么日本人喜欢储蓄。除了天性之外，日本人在用钱方面也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战后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发展势头的经济使得日本的失业率非常低，而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比较平均、公平的分配使得日本人只要有工作，就可能得到一份不算太差的薪水，能够过上还算富裕的生活，再加上东方民族勤劳的习惯，“不劳动者不得食”也就成为了天条。于是政府也就有意无意地忘记了、放弃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这一块。

日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在发达国家中是属于最低一类的，当然日本的税率也低。这种制度不管是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为战争服务的经济还是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期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不存在就业问题。长期的战争，使得人均寿命很短，“老了以后怎么办”似乎是一个遥远的问题，但进入了和平发展期之后，这些问题都显现了出来：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老后的生活问题，再加上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期，人们还得担心失业问题，种种原因使得日本人不会因为政府官员或者是几个学者的声音而放弃储蓄的习惯。指望日本人敞开了用钱，首先得加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让日本人没有后顾之忧才行。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的花费只能来源于税金。加税对于政治家们本来就是一个噩梦，而对于以缺乏远见著称的日本政治家们来说就更加是噩梦中的噩梦了。

在这种情势下指望日本人花钱从而拉动内需是不现实的，应该怎么办呢？结果就是政府出面吹个泡沫当内需。1987年中曾根内阁为了解决日元升值而带来的不景气发表了一个60 000亿日元（按照当时汇率约为460亿美元）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这个经济对策所带来的表面经济指标非常令人满意，1988年经济企画厅的报告甚至把1987年的日本经济称做“实现了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增长了的只是地价和股价，结果是弄出了一个空前的泡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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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草草收尾，后患无穷

因为广场协议，日本和西德都产生了通货溢出的现象。和日本不同，德国人并没有什么对土地的迷信，所以通货的溢出在德国并没有造成地价的上升而是造成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曾经使德国成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所以西德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是世界上对通货膨胀最敏感的，也是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不顾美国人的反对，立即采取了提高利率的行动，广场协议实际上崩溃了，庞大的流动资金立即开始流出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只要没有外国的资金流入，财政立即就会破产。1987年10月1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在一天之内暴跌508美元，下跌幅度高达22.8%，中曾根内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上了帷幕。

流出美国的投机资金更加大了日本的泡沫，东京股价从中曾根下台时的22 000日元飞涨到1989年12月29日的38 915日元。

但在下一个营业日，1990年1月4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就开始了大幅度下跌，泡沫经济正式终结，此后就是长达20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长期的股价和地价的下跌过程。地价的下跌，使抱有大量以不动产作为债务抵押的商业银行出现了天文数字的坏账。

加上从中曾根内阁之后的22年内，日本更换了17任首相，除了小泉纯一郎维持了一个5年半的长期政权之外，其余全是两年之内的短命政权，其中的宇野宗佑和羽田孜只维持了两个月。除了小泉纯一郎之外的日本首相们不要说没有在宏观上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决心和能力，就连解决的时间都没有，而小泉纯一郎在任上除了解决商业银行的坏账问题之外也没有余力去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所以，虽然现在的日本人看到韩国的现代和三星集团迅速崛起，而且也知道韩国政府在现代和三星集团崛起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还是没有人会把希望寄托在日本政府身上，因为公务员们自身是不参与国家政治的，没有有远见的政治家来指导的话，政府不会主动地为企业做什么，而有远见的政治家在日本已经是很久违的了。

日本制造业的黄金年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也就是说日本实行修正资本主义路线的时代，应该说，从1982年的中曾根康弘内阁之后，日本开始逐步接受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路线而放弃日本所特有的修正资本主义，才使得日本开始失去在制造业上的领先地位的。

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对象一直是偏向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因为日本人在历史上和这两个地区的渊源较深。在广场协议以后日元急剧升值时，日本企业产业转移的首选目的地还是这两个地方。但是美国人对这两个地方监视得很紧，因为这两个地方当时已经有成为第二、第三个日本的趋势，对美出口已经到达了让美国人不安的水平了。正因如此，日本贸易振兴会曾经专门向日本企业发出呼吁让他们不要去韩国或中国台湾，这样日本企业转移的目的地就只剩下了东盟和中国大陆了。

这样，就出现了日本制造业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急剧上升的局面。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JTRO）在2000年对在东盟国家有投资的977家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调查，70%以上的企业是从1986年以后开始对东盟国家投资的。而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由于东南亚缺乏日本人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日本对东盟国家除了些由政府掌管的援助项目之外没有大规模的投资项目，投资总额一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

同期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水平也很低，这是因为中国大陆是怎么回事当时谁都不知道。别说当时，就连现在还有不少误解。《读卖电视台》有位思想观点颇有些右翼保守的节目主持人叫辛坊治郎，他在这次采访了上海世博会以后深有感触地说：“可能还有不少人和过去的我一样对中国有种误解，总认为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些人应该和我一样去中国实地看看才好。”

可是在二十几年前，就算是实地去看了以后得到的印象也肯定还是“那是个贫穷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所以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直接对华投资的规模并不大，小于日本对东盟五国的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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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大家一起去中国

这种现象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逐步得到了改变。一来是东盟五国无法容纳由于日元急剧上升而带来的大量急于转移出日本本土的产业，二来是日本产业界逐步了解了中国，特别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有关“姓资”还是“姓社”的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趋于消失，政治上的稳定不但对中国的发展极为重要，对日本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也是一个着重考虑的因素。

中国在距离上离日本近；那时候的日本人在历史观上对中国有负罪感；中国政治稳定；中国抛弃了斯大林主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一个优点就是有成功的初等教育体系，虽然这个教育体系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但整体上中国的教育水平还是高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什么资金和开工问题，这是日本人在战后重建经济时所没有的优势，所以有种“广场协议的唯一受益国就是中国”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刚刚开始对华直接投资的时候，来中国的多是那些中小独立的企业，常见的主要是一些如电镀、皮革加工那种既消耗人工又污染环境的企业，他们在日本国内受到日益严格的各种法律的约束，所以最早一批冲向海外，说逃向海外更加合适一些，而且里面很有一些企业都不是直接从日本来的，是一些先到东南亚，后来在东南亚被赶得无处存身的家伙，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时候，他们趁机混了进来。当时日本的大企业还牛哄哄地根本就不把中国往眼皮里夹，像丰田汽车当年就曾经傲慢地拒绝了邓小平请他们到中国来生产皇冠轿车的建议。

随着各地引资法规的逐步健全，现在那种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已经很难在中国生存，起码在沿海地区是很难了。笔者就认识一位日本人，这人从1984年开始就在中国做高级棒球鞋。高级棒球鞋的鞋底是皮革的，要求把牛皮晾干以后再刷上涂料然后再烘干，然后再刷涂料再烘干，真正高级的棒球鞋的鞋底的制作流程是在这样反复七次、牛皮全部收缩以后再进入裁剪和缝纫的工序的。整个流程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因为市场并不大的原因被这位全部垄断了下来。由于日本的人工成本急剧上升，在日本已经无法做到涂七次涂料了，只好减为五次。但减少涂料工序的次数会造成牛皮收缩不足而使得皮鞋穿上脚以后还会继续收缩，从而出现了大量的用户退货。没办法，这位日本人只好把工厂搬到上海青浦来，同时把牛皮的原材料也改为采用中国河南产的黄牛皮。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很好，廉价的原材料加上廉价劳力，再加上他上家的日本运动鞋厂家也正好开始在中国投资设厂，这一来连运费都省下来了，两家公司都发展得热气腾腾。

但这个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从2005年以后该公司在中国的境地就开始变得困难。困难的原因并不是上海地方工资见涨，而是地方上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皮革处理所排放出的污水以及工厂散发出来的恶臭使这家企业在当地成了众矢之的。当然，除了这个因素，上海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可能也是因素之一，反正他在青浦做不下去了，前几年把厂子迁到了安徽。前段时间笔者遇到他时，听他说现在连安徽也做不下去了，看样子得直接去黄牛皮的产地河南了。

取代这些高人工、低技术而且严重污染环境的垃圾企业进入中国的才是真正的日本制造业，而现在讨论的所谓“日本的悲剧”，这个悲剧源生于此时。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基地几乎到了一种赶时髦、一窝蜂的地步，随便到哪个稍微像样点的企业，坐下来一开口肯定是中国话题，如果到上海浦东机场去看看，肯定分不清楚是说日语的人多还是说汉语的人多。

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产业都适合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外国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有日本人特有的从众心理在作怪，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财界也没有了领路人，没有人能出面喝止这种几乎到了荒唐地步的生产转移。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财界，也就是所谓的财阀，一直在日本国家政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也就是麦克阿瑟进驻日本之后立即采取了财阀解体措施的原因。但财阀解体之后，日本的政坛依旧被一些财界人操纵着。理由很简单，搞政治需要大量的资金，政治家没有财界人做后盾是不可能的。而当时日本的情况又很特殊，战前的主流财界人士都成为了财阀，暂时没有了发言权，这样一些见不得阳光的黑钱就趁虚而入，成为了政界的资金源，因为这些钱大多来路不清，也就造成了日本政界的“黑幕重重”，以至于到现在日本政治中说不清道不明的部分还是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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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日本财界没有了领军人

现今日本财界和政界之间说不清的关系和战前没有什么区别，但财界的领军人物却起了变化。战前带领财界的是财阀，而战后的一段时间出来带领财界的却是一些不为人知的人，比如被称为“财界四天王”的小林中、永野重雄、水野成夫和樱田武等人。这些人和战前的财阀没有关系，本来默默无名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号令日本财界的原因是：有一笔日本昭和年间最黑暗的钱，就是所谓儿玉誉士夫的资金在支撑着他们。

儿玉誉士夫最早是社会主义的信徒，后来转向超国家主义，成为右翼分子头山满的门徒。在数次被捕之后，去了满洲继续进行右翼活动。1938年之后，儿玉受日本海军航空本部委托，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叫做“儿玉机关”的集情报收集、跟踪盯梢、暗杀抢劫和走私贩毒为一体的情报机关，其活动之猖狂甚至都引起了日本陆军宪兵的注意。

没人知道儿玉在上海到底敛了多少横财，一般认为按照现在的价值来计算的话大概超过40亿美元。美国人不知怎么的对日本海军很有一些好感，认为这笔资金是日本海军的财产，也没有没收，而日本海军为了隐瞒这种严重的战争犯罪事实，根本就不承认儿玉和日本海军的关系，因此这笔本来属于中国的财产就被儿玉带回日本，成为日本战后政治资金的一大来源。儿玉本人曾一度被麦克阿瑟抓了起来当做甲级战犯嫌疑人关在巢鸭监狱，但随着麦克阿瑟的对日本占领政策从推进民主化改到了“反共”之后，儿玉又被释放了。

2010年6月份刚下台的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祖父叫鸠山一郎。鸠山一郎在战后曾经缔造了两个分别叫做“自由党”和“民主党”的政党出来，然后合并成为现在的自民党，在自由党和民主党的建党资金中都能找到“儿玉资金”的痕迹。

政治需要金钱，但是政治并不等于金钱。更何况这笔钱是这样的肮脏，所以儿玉的资金提供都是通过别的财界人进行的，这就是“财界四天王”的来历。他们使用这笔资金支援合意的政治家，像鸠山一郎、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人，打压不合意的政治家像鸠山一郎、河野太郎和田中角荣等人。

那时候主宰日本财界的人们很重视意识形态，比如鸠山一郎就先后在合意和不合意的名单上出现，看起来有点可笑，实际上很好理解。因为他们“合意”的标准当然是要“反共”，但还有一条是“反苏”，而鸠山一郎原来的政治立场只是“反共”，因此合他们的意，但是当上首相之后的鸠山和苏联走得挺近，这样就不合他们的意了。

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逐步恢复，财界和政界的关系也在慢慢发生着有趣的变化。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过程，说到底是一个战前的财阀企业逐步恢复元气的过程，除了松下、索尼这些战后出现的一些电子、电器企业之外，大部分日本大企业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战前，属于战前的某财阀。战前的日本是他们的日本，因为战败被麦克阿瑟强迫过了一段很心酸的日子，现在“胡汉三”总算回来了，就要进行“反攻倒算”了。

被称为战后“财界四天王”或什么其他的名字的那些财界人所进行的最后的工作就是把田中角荣弄下台。这是因为田中角荣和其他政界人物不同，他不单单从财界人那里拿钱，还自己动手去弄钱。在财界人看来，这是不可饶恕的行为。那些所谓的“新兴财界人”认为：政治家不应该自己去弄钱，只能靠他们的钱过日子，会自己弄钱的政治家就无法控制了，会是危险人物，所以应该尽早去除。

但他们在把田中角荣弄下去以后自己也走到了尽头，被称为“日本经济三团体”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和经济同友会的重要位置不约而同地被大企业，也就是原来的财阀企业所占据了。

财阀又回来了。

其实不是财阀回来了，仅仅是财阀企业又回来了而已。麦克阿瑟已经把财阀解了体，财阀不存在了。麦克阿瑟可能不是最好的军人，却是最好的政治家，在日本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可是他划定的界限，至今日本无人敢越雷池一步。虽然有人为了赚眼球，发表一些“× × 帝国在行动”的言论，但实际情况是，日本在战后确实已经不存在财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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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不干涉政治的日本财界

之所以老是会出现“× × 帝国在行动”的奇谈怪论，是因为日本的旧财阀企业虽然已经被拆成一大堆单独的企业，但是原来出身同一个财阀的企业基本上还是抱成了一个以银行为中心的团，甚至老总们每周还要在一起吃顿饭，这很容易给人一种财阀复活的印象。但那只是日本人喜欢念旧的一种表现而已，实际上，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除了在社史社名上有点联系之外，也并没有更加超越经济规律的东西。

这些财阀企业重掌日本财界大权之后，还带来了一个更新的变化，是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知道，反正就是财界不再过问政治了，不但不像原来的财阀那样直接对政府发号施令，连像战后的那些“新兴财界人”那样利用政治献金来控制和选择政治家都不干了。

实际上，日本财界对政界不再明确要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一来是财阀本身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原来属于同一个财阀的不同企业在同一件事情上的利益也不一样，在各种具体政策上已经无法提出一个共同的要求，而是按行业结成松散的联盟来掌握国会议员从而形成代表各自利益的议员集团，像“土建族”、“防卫族”、“厚生族”等；二来是在战后三十几年的时间里，日本财界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取得了共识，“反共亲美”大义名分已经树立了起来，危及到这个大义名分的左翼工会运动已经不再存在，这也是“新型财界人”退出表面历史舞台的理由，财界团体在更大程度上只关心国家预算如何分配，对国家的未来走向和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关心，这是日本财界团体不问国事的一个重要理由。

这样的例子在最近几年经常看见，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小泉纯一郎内阁时代是这30年来中日关系的最低谷，主要原因是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当时有中日之间“政冷经热”一说，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种正不断冷却的政治关系再发展下去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关系。当时有不少日本的大企业领导人发表了请首相自肃前往靖国神社的言论，但三大经济团体从来没有代表日本财界向小泉首相正式或公开进谏，劝阻其停止这种行动。

这三大经济团体莫名其妙地有一个如同“军人不干政”似的“不干涉政治”的自我规范，从不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的第45届众议院选举之前，由于大家都知道从1955年以来一直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这次肯定要失败了，所以“经团联”第一次打破了不干涉政治的惯例向新闻界发表了支持自民党的声明。虽然这个声明对自民党挽回选举的颓势没有用处，但却正式表明了日本财界在自民党和民主党之间所作的选择。

整个说来，日本财界支持的是自民党，到现在民主党执政10个月之后，真正支持民主党的有名财界人士也只有稻盛和夫——一位既没有财阀背景也没有产业大集团背景的单干户，这就是民主党把再建破产了的日航公司的重担交给稻盛和夫的原因。

以旧财阀企业为中心的日本财界就这样变得怪里怪气了：在自民党执政时死守不干涉政治的教条，从不向政治索取经济所需要的；现在在民主党执政时又极端不信任民主党政权，更加不会主动阐述自己的主张，要求政治上的支持。

在日本财界或产业界貌似骄傲、不过问政治的面具背后隐藏的事实可能是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自我主张，长期在美国人圈定下的思维框架中行动，已经使他们习惯于变得麻木，支持自民党只是因为自民党亲美，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利润而已，并没有什么其他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所以，在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带来日本经济震荡的时候，日本财界根本没往深处想，就动上了转移生产据点的脑筋。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干预政治的财阀，国家会怎样发展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所需要关心的仅仅是公司每年决算报表上的那些数字。

但是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是像服用毒品一样会上瘾的，这个头一开，除了加大转移的力度和速度之外，不能指望有别的结果。真正的结果是，曾经是那么有活力的日本中小企业迅速地衰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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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金钱会有的，工人也会有的

搞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有技能的劳动力，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人能够满不在乎地认为中国不可能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但日本人终究还是错了，并不是说这两项条件不需要了，而是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两项条件突然得到了满足。

日币升值和泡沫经济破灭后找不到出路的日本资金涌向了中国，日本大企业为了转嫁日币升值以后带来的价格竞争等不利因素把生产据点也转移到了中国，问题是中国是否能提供那么多的劳动力？

从绝对数目上说这不是问题，首先中国是13亿人的人口大国，再加上联产承包的农村改革所产生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而且这些剩余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或者以上的文化程度，起码也是小学毕业。中国虽然一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农村教育的普及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只需加以一定的训练，完全可以成为这些转移到了中国的外资企业所需要的工作人员。

如果问题仅仅到此为止的话，日本的对华投资以及转移生产据点对日本制造业的打击可能还不会那么大，不至于以后在对华投资和生产转移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加速度。

如果仅仅把没有技术含量或者技术含量很低的那部分的生产据点转移到海外，对本国的产业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本来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投资和转移就一直在日本和韩国、中国台湾之间进行，现在韩国、中国台湾的制造业几乎都是日本人手把手教出来的，但一直到90年代之前没有形成什么大问题，这是因为这种转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日本国内的生产能够得到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在韩国和中国台湾，训练工人需要时间，日本人无法大规模地进行产业转移，而这段时间又给了日本人重新训练国内工人、调整国内产业的时间。这样，韩国和中国台湾两地加工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可以填补日本国内因为产业升级而需要的配套能力。如果只从经济上来考虑问题的话，当时日本和韩国、中国台湾之间确实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但是从90年代开始，在日本向中国大陆大规模投资、转移生产据点的时候，事情有点不一样了，各个日本企业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向中国大陆转移生产据点。按照传统的观点这种速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伴随着这种生产的转移，不但没有出现预料中的中国民营中小企业可能会因为受到外资企业的挤压从而在使用技术工人上遭遇到困难。与之相反，中国民营中小企业的加工技术却得到了同步提高，这样日本企业在转移生产据点时就变得更加方便。中国有好几个行业，在短短几年中，就走过了别的国家要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发展道路。到日本人醒过神来以后，发现中国除了还缺少研发能力，除了一些真正拼经验的基础行业之外，日本人能拿住中国人的行业几乎已经没有了。10年前日本人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句话是：“这项工作中国人做不了，只有日本人才行”，而现在已经很难听到了。

比如被誉为“制造业之母”的模具行业，仅仅10年前还是日本人的骄傲，当时他们的结论是：“Japan is Number One（日本第一）的保证是日本的模具工业无敌于天下，只要日本的模具技术继续领先，日本的制造业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问题。”

可是现在呢？“日本除了在超大型冲压模具和超精密模具上仍然具有优势之外，在普通通用模具领域，无论是冲压的还是注塑的，与其说中国产模具质量已经跟了上来，还不如说中国产和日本产已经看不出差别了。”

笔者看到过这样的事情，一家为本田提供配件的公司经常干“全球下单”的事情，就是一副模具同时向日本、美国和中国下订单，完成后运到日本进行检验，然后再发回各国进行生产。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对中国产模具的检验特别仔细，而现在生产地的概念在检验人员头脑中已经消失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模具是对技术和技能要求极强的产品，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模具生产的水平反映了那个国家机械加工和装配的技术工人的水平，这是一个经验的积累过程，中国的农民工们是怎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赶上了有着几十年、上百年经验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的？

这要感谢美国人。

源济

44  美国的电子是日本的噩梦

日本人和美国人打过一次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日本人输得一败涂地，现在的日本就是那时候输出来的。一般来说，日本战败的原因要是想在兵器上找的话，那就是原子弹、VT信管和雷达，美国的三件大杀器里面有两件是电子产品。

以家电为首的日本电子产品很有名，但日本的电子产品有名始终只是在制造上，而不是在创造上。创造是美国人的事情，有趣的是，美国人凡是创造个电子产品就是奔着打日本人去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雷达和VT信管就是去打日本的，而太平洋战争结束40年以后，美国人又弄出来了一件整垮日本人的武器，那就是电子计算机。

电子计算机早在战争中就诞生了，但诞生后由于其高昂的价格使其一直是高岭之花，只能用在重要的科研上，平时不要说摸了，就连能看到电子计算机的人都是些牛人。笔者所在的高校因为原来自动化系有一台国产的CJ-730中型计算机，整个学校都跟着牛气冲天。不管你是搞核武器的还是搞宇航的，只要进了我这一亩三分地，就连看纸带穿孔机的杂工也能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但进了80年代事情就不一样了，在摩托罗拉、Zlog和Intel公司开发出了M6800、Z80和8080这三种微机芯片以后，事情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微型计算机的价格只有一万美元左右，而且性能比原来晶体管的中型甚至大型计算机还要强，这下计算机再也不是什么很神秘的东西，一般工科院校都为学生们开设了程序设计语言课，计算机一下子就普及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IBM发表了个人计算机的体系结构，90年代中期Windows95出现之后，计算机就完全泡沫化了，而这个泡沫化了的计算机给了日本制造业以沉重的打击。

原来搞“文革”的时候成天在批判两句话，一句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有一句话是：“学会车钳刨，天下可以跑。”这两句话据说是在鼓吹“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是和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着干的，大家都去学文化、学技术，那革命还要不要干了？人活着不革命可太反动了，当然也太浪费了。

这两句话是否正确和本文无关，只要是个正常人都懂得这两句话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后一句话。车钳刨是指机械加工行业里的车床工、刨床工和钳工，这句话说明了这三个工种在机械加工行业里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培养合格的车工、刨工和钳工的困难程度。

在数控机床普及以前，机械加工是十分困难的，全是手艺活。加工直线还勉强能凑合，加工曲线就困难多了，先在工件上画上线，然后操作工按照画好的线，操作两个分别控制横向和纵向的手柄来控制刀具的走向从而切削出所需要的轮廓。

轮廓是这样，变化的断面怎么办呢？变化激烈的只有先做木模或者石膏模来进行仿形加工，高低差不大的就先做特殊刀具来加工，而制作特殊刀具更是技术活中的技术活，非经验极其丰富的老师傅不可。当时要培养一名能够独立操作的机械工人起码要5年以上的时间，而要培养一名能够独当一面，根据图纸来确定加工工艺及流程，制作所需要的特殊刀具的机械工则没有10~15年以上的磨练根本就不可能。

但计算机泡沫化了以后，一切都变了。廉价的计算机使得原来一直停留在大企业的数控装置成为了可以普及的东西。数控的理论很简单，但在没有通常称为CAD/CAM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的支持，仅靠手工编制数控机床的运行命令是一个足够使人神经错乱的工作，所以数控机床在问世以后的多年里始终无法推广。但是泡沫了的微机加上CAD/CAM软件，使得为数控机床编制操作命令成为轻而易举的工作。原来培养一个熟练工人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现在随便从哪个大山深处走出来的乡下孩子，哪怕他从来没见过电灯都没关系，有个把月的时间足够教会他认清所有的按钮和按动这些按钮的先后顺序了。

当然，数控机床的操作远不止按动按钮，但只要会按动按钮就能够做出来“和那个东西相像”的东西。“像那个东西”并不是说“是那个东西”，更不要说比那个东西还要好，但是不要忘记，原来可是光教出来一个会做“像那个东西”的人就需要好几年！

源济

45  美国车和日本车真有竞争吗？

就是这样，中国不仅为那些急于转移生产基地的日本公司准备了建设工厂的土地，还准备了合格的劳动力，托美国人计算机技术的福，这些劳动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依靠CAD/CAM在经验上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可以接受的水平。中国成了容纳这些日本企业生产基地的最大场所。

中国大陆也成了向欧美、日本的大企业提供劳务的最大场所，不用讳言，所谓“血汗工厂”确实存在。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血汗工厂，才有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奥运和世博，无论怎么赞扬中国农民工们对中国的贡献也不会过分，因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重量就是压在几千万中国农民工的瘦弱的肩膀上的。

但是中国不能永远只依靠那些背井离乡进入陌生、不友善的城市，在很差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默默地劳动着的农民工的付出来发展。中国的发展要依靠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去和别人竞争，通过更高的附加价值去争取到更大的市场份额来达到发展的目的。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竞争对手是日本制造业。虽然现在中日之间互补的成分还远远大于直接竞争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还只是为日本大企业提供劳动力，为日本隐藏一部分巨额出口黑字（进出口贸易一般只计算产地而不管最后利润的去向）而已，但是中国制造业迟早会和日本制造业发生大规模的直接对抗，实际上现在在不少领域的产品上已经开始了一些小规模对抗和竞争，只是还没有到最后决定胜败的那一步。

笔者在前面说了日本制造业的基础，说了日本政府和社会对制造业的支持，也说了日本制造业的成绩。面对着看起来如此强大和优秀的日本制造业，弱小和落后的中国制造业有胜出的可能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只有两种：“有”或者“没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要摒弃意识形态或者民族意识的影响，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中国是能够在中日制造业的竞争中胜出的，而且这个条件并不是什么“there might be a blue moon on the sky”（“天上会有个蓝月亮”，用来比喻异想天开）的那种条件。

我们以汽车业为例来看看，到底“竞争”是什么意思。

汽车产业可以说是日本民族的骄傲，战后日本在只能制造劣质卡车的基础上从零起步独立自主地建立了自己的门类齐全的汽车工业。现在，日本人无论是卡车、轿车还是其他特种车辆都可以和任何国家比试。在汽车工业的皇冠——轿车上，更是把现代汽车工业的祖师爷——美国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厂家给逼得走投无路，不要忘了，美国是被称为“轮子上的国家”的。

可以说，目前日本在汽车工业的竞争上对美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怀疑这句话的人可能不多。

但是这句话真的不能怀疑吗？也就是说：日本和美国的汽车真的有过竞争吗？

笔者认为，没有，日本汽车和美国汽车实际上没有过竞争。

这里的竞争，是狭义的竞争，就是同种类型，两个厂家的汽车摆在同一用户的面前，结果用户选择了日本车而放弃了美国车，这才是“日本车竞争过了美国车”的定义，而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现象，只是“日本汽车工业在和美国汽车工业的竞争中取胜”。

“汽车工业”和“汽车”有区别吗？有的。

如果说美国人在同日本人竞争“汽车”中失败，那意思就是说美国人造的汽车不好，要么达不到自己所宣称的功能，要么质量上有问题，要么价格上有问题，反正就是如此种种使得用户除了日本车之外不选择美国车。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美国车不是那么不堪，喜欢美国车的人有的是，就连日本自己也在进口美国车。这就是说美国车销售不好并不是美国人已经不会造汽车了这个原因，而是美国汽车的市场变小了。

美国人在汽车的设计哲学上就和日本人不一样，或者说日本人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和美国人不同的汽车设计哲学。美国人造的汽车马力大、耗油高、车身坚固，是男人开的车，是那种体现了拓荒者精神的老一辈美国男人开的车，而日本车马力小、操纵灵活、油耗低，是现代都市女人开的车。

美国车和日本车几乎没有重叠部分，所以笔者说实际上不存在美国车和日本车的竞争。

源济

46  并不一定优秀者才胜利

但是现实就是日本车在美国所占有的市场份额逐步上升，销售量也一年比一年大，到了2009年，丰田终于超过了美国而成为最大的汽车厂家，而作为美国象征的通用汽车公司也终于破产倒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国有企业。

实际上，这出活剧的背后是消费市场的变化。由于都市化的发展，由于女性走向社会，由于资源日趋紧张，由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换句话说，都市女性在增加，都市人口也在女性化，这样那些所谓有着拓荒者精神的男人们或者拓荒者男人精神在萎缩，需要那种典型的美国车的人口比例也跟着下降，选择满足于女性化的日本车的人口比例则不断上升，所以，在美国与日本的汽车大战中现在日本获得了胜利。这和日本车在物理上胜过了美国车无关，只是美国车的设计哲学过时了。

美国人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汽车设计哲学过时了，也不是不能设计女性化的都市用车，但是上百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美国汽车工业不敢改变他们的设计风格和哲学，改变这种风格和哲学所冒的风险一点也不比不改变来得小。

这就说明，取胜的不一定是技术高超的那一方。

有时候技术高超的反而会失败。

中国是在1842年被英国人的大炮轰开了国门，而日本打开国门则是在1859年，两国打开国门的时间相差不多，日本比中国还晚一些。但日本成了欧美国家之外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而中国一直到1949年才真正开始工业革命。

这个差距的由来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原因出在政治体制上。西太后的清朝廷自不用说，就是后来的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权在执政能力上都无法和日本政府相比，日本也没有肩负着像中国那么沉重的文明包袱，也没有直接受到过西洋列强的掠夺，这些都是原因。

但就是除开这些原因，中国也在产业竞争中败给过日本人。

这件事情在中国不太被提起，在日本则有很多人研究，特别是现在，又重新成为了研究的热门，因为这是一个在技术、品质和工艺均居领先地位而由于市场错误最后招致竞争全面失败的典型事例。

那就是中日之间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丝绸大战。

产业革命首先所需要的是资金，购买设备、原料、技术都需要资金。如果无法对外掠夺的话，这些资金就只能从出口中来，而所有国家在进行产业革命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首先选中的都是投资最少、见效最快的纺织品，可能纺织品受到青睐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没有经过产业革命的国家唯一熟悉的制成品了吧。

打开国门以后的中国和日本都想进行产业革命，选中的都是纺织品，两国曾经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产业竞争。

中日两国的纺织品都有点古怪：一般所理解的“棉纺织品”实际上在出口上所占的份额以及在获得外汇上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这是中日两国都缺少国际市场所需要的优质棉的缘故，至于日本根本就不产棉花，日本的棉纺织业所需要的原料全是从国外进口的。据说，因为日本人在美国南部买棉花买得太狠，以至于现在美国南部的方言叫棉花不叫“cotton”，而叫“men”，这是从日语“棉”的发音而来的外来语。

这样，日本的棉纺织业实际上一直是赤字，除了在解决就业上发挥过作用之外，在为产业革命积累资金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

日本在战前的出口商品中，有一些重工业、机械工业制成品，甚至还有诸如巡洋舰之类的大型重工业制成品，但所占比重极小。日本战前重工业和机械工业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军事工业，而不是出口创汇。日本到1940年代为止，出口创汇最主要的商品是生丝，1930年日本的生丝出口量占到出口贸易总额的30%。

而生丝和丝绸本身是中国的特产。当时的中国虽然出产棉花，但因为不产优质棉，所以主要的出口商品也是丝绸。根据1915年的统计，丝绸出口占中国出口商品总额的40%以上。

这样，日本做丝绸出口生意的话，肯定是要和中国相撞的，日本的丝绸能够和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丝绸抗衡吗？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只能靠货真价实，日本货欺负不了中国货，当时中日之间也还没有爆发全面战争，日本人也无法使用武力来破坏中国的工厂设施，这样看起来日本的丝绸是毫无胜算的。

但事实是，到1930年，中国的丝绸出口几乎为零。

源济

47  决定竞争胜利的两个因素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自古以来，中国通向外面世界的通路就以“丝绸之路”来命名。中国丝绸誉满天下绝不是中国人廉价的自我陶醉，而是公认的事实。

当时国际市场上的生丝主要有这么几种：华南丝、华中丝、东洋丝和印度丝。华南丝是指广东一带出产的生丝，华中丝是指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出产的生丝，东洋丝和印度丝则分别为日本和印度所生产的生丝。一般来说，生丝以华中丝最好，东洋丝次之，华南丝又次之，印度丝最次。

华中丝的优点首先在于颜色纯白，富有光泽，而东洋丝则是灰白色的，光泽也不如华中丝，华南丝则为淡黄色，而印度丝根本就是黄的。

意大利丝除了在颜色和光泽方面无可挑剔之外，最大的优点就是丝线上所含瘤结个数很少，个头也小，而华中丝的优点首先在于颜色纯白，富有光泽，而东洋丝则是灰白色的，光泽也不如华中丝，华南丝则为淡黄色，而印度丝根本就是黄的。丝线上所含的瘤结的个数和个头也是按照意大利丝，中华丝，东洋丝，华南丝和印度丝的顺序递增。

价格还是这样，比如1918年在纽约市场价是意大利丝一公斤4.18美元，华中丝4.12美元，东洋丝3.66美元，华南丝3.18美元。

在中日两国进入国际生丝市场之前，国际市场上最大的生丝生产国是印度。不管对不对，实际上确实有种说法，就是桑蚕原产于印度。在中日两国打开国门之前，印度产生丝和丝绸统治了国际市场，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中日两国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国际丝绸市场以后，这个份额下降到了0.5%，以后就不再认为印度是丝绸的生产大国了，剩下来的竞争是中日之间的市场争夺。

1873年到1877年间，日本的丝绸在国际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为11%，中国为54%，而1926年到1929年间，日本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上升到了67%，中国则下降到了22%，换言之，中国丝绸业全面败给了日本丝绸业。

称这场竞争为“丝绸大战”也不过分。应该说，无论在丝绸的人文历史上，还是在生丝的质量和品牌号召力上，中国丝绸都胜过了日本丝绸，中日两国在缫丝厂和丝织厂的机械水平上也一样，比如上海的宝昌丝厂和日本的富冈制丝厂的总工程师都是同一个法国人保尔·布鲁纳（Paul Brunat）。

而且根据日本人的研究，当时中国丝绸企业的盈利大大高于日本同行。中国丝绸商品出口价格比日本人高出20%，而中国的蚕茧收购价只为日本的80%！

但中国丝绸就是败给了日本丝绸，原因何在？中国丝绸业的失败在于市场定位的错误。首先是国际市场的定位错误，在中日两国开始向国际市场出口丝绸的时候，中国丝绸的主要市场在欧洲，那时的欧洲市场比美国市场大，比如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丝绸年消费量是3 500吨，美国是1 900吨，所以中国丝绸占领了欧洲市场，价廉质次的日本丝绸只能出口美国。

但是接下来就是美国经济的高速腾飞所带来的美国消费的迅速增加，到了1925年，法国的年消费量增长到了3 700吨，美国则增长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38 300吨，居然增长了17倍。没有能够占领美国市场的中国丝绸走下坡路就很正常了。

再有一个就是中国没有一个发达的国内丝绸消费市场。说来奇怪，丝绸在所谓“丝绸之乡”的中国却被当做一种高档衣料而庶民无法问津，根据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和当时各国一套标准外衣所需生丝数量推算，在当时，中国平均每34人才拥有一套丝绸服装，而同期的日本则是每4.5人就拥有一套丝绸服装，美国则是每个女性拥有一套丝绸服装，如果折算成丝袜的话，相当于50双。

就这样，因为中国丝绸业在欧洲市场可以得到可观的利润，而当时美国市场对高档生丝的需求不大，所以，中国丝绸商缺乏开拓美国市场的动力。而一个没有国内市场作为缓冲的纯粹依靠外销的产业在受到意外冲击时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在遇到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丝绸业没有任何可供自保的手段，以至于到了30年代全军覆灭，几乎退出了世界丝绸市场。

这就是一个在技术、品质和工艺上均居领先地位而最后却在竞争中全面失败的典型事例。日本人反复研究这个事例并不是在怀古，说一声“我们先前阔”，而是日本人感到那个时代又来了，中日两国又开始了一次竞争，这次竞争的面更广，而且日本处在了很不利的位置上。现在的日本和18世纪末时的中国非常相像：拥有技术和质量，但市场定位错误，而且没有有力的政治指导力量。

可能不少人会怀疑笔者的这个结论。其实，只要看看日本的现状就可能会有助于打消这种怀疑。

源济

48  企业不光要盈利

丰田汽车公司曾经拒绝过中国有关要求其在中国国内生产、组装皇冠轿车的要求，一般这件事被人看做日本人缺乏经营战略目光或者远见，看不起中国，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现在，丰田汽车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这件事付出代价。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能那么简单地归结到只是缺乏战略远见上吗？2009年开始在汽车的制造和销售上都超过了通用汽车公司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公司的丰田汽车公司似乎不应该那么傲慢和缺乏远见。丰田汽车公司的母公司是丰田自动纺织机公司，在从丰田织机到丰田汽车这100多年的历史中，除了很少几年外一直是丰田家族的人在当掌柜，丰田家族的人还是比较争气的，没有其他家族那种富二代、富三代的毛病，不但不太听到丑闻，反而每代人都有点创新和发展。

明治年代（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是日本产业革命的年代，各个国家产业革命的第一步都是纺织业，丰田的创业人丰田佐吉就是因为发明了自动织布机而打下了丰田家族事业的根基。丰田佐吉在美国看到了大量的汽车，他敏锐地感觉到汽车将是未来工业社会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在得到英国购买其发明的自动纺织机专利的100万日元时，毫不犹豫地将其投入了汽车事业。当时的100万日元可绝不是小数目，那是个5 000日元就能够在东京盖座住宅的年代，丰田的举动是如此大胆得几近于疯狂，以至于从来和产业界作对的传媒都联合起来支持他的举动。因为按照法律，丰田的这笔收入需要交巨额所得税，传媒在知道这笔钱的用途是开拓汽车事业以后，利用舆论的力量强迫政府采取了特殊措施免去了对这笔钱征收的所得税。

丰田汽车公司在战前和战争中生产的只是卡车，当时的日本不会制造轿车。二战以后的丰田准备在卡车制造的基础上生产轿车。当时的通用汽车公司向丰田提出了一个由丰田公司在日本组装雪佛莱轿车的建议，但这个省力、来钱快的建议被丰田拒绝了。丰田的经营哲学就是：“要开发就开发自主品牌的国产轿车，花多少时间和金钱也要有自己的轿车。”

在开发出了自己的轿车以后，丰田立即瞄准了汽车超级王国——美国的市场。当时规模并不很大的丰田把刚开发出来、被美国人当笑话一样看的那个像轿车样的东西弄到美国，一边做实验，一边改进生产，从而满足严格的美国市场对轿车的要求，几十年的努力最后终于让丰田轿车在美国市场上也占据了名列第一的市场份额。

丰田汽车公司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不能说丰田公司是个缺乏战略远见的公司，否则不可能发展到这一天，丰田拒绝中方的提议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因为单纯从丰田公司可能获得的利润来说，向中国的组装厂提供CKD散件组装后销售并不劣于在中国出售整车，而且实际上提供CKD散件供组装也不用担心技术流失的问题，那为什么丰田要那么干？

丰田公司现在在世界上26个国家的51个整车厂里组装各种型号的丰田汽车。但是认真考察这些整车厂的来历就会发现：每一个工厂都是丰田公司在做了最大限度的抵抗以后不得不设立出来的。不仅是丰田，整个日本汽车工业都是这样，再扩展开来的话就是整个日本产业界，日本人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不搞“现地生产”。

日本汽车业最早和规模最大的在进行现地生产的地方是北美，以至于有些北美人甚至不知道丰田、尼桑、本田是日本品牌，而以为是北美品牌。走到这一步是无数次美日之间争吵和争斗的结果，日语里的“产业摩擦”最早指的就是汽车。在日本人无法抵抗美国人的压力，一次次地让步之后才形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广场协议的起因也是因为汽车和其他运输车辆问题，所以这不是什么战略目光问题，而是日本人的企业经营宗旨问题，而日本产业界甚至整个日本社会，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日本企业的经营宗旨已经无法坚持了。

企业经营的第一目标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回答是“利润”，但实际上利润只是维持企业经营的必要条件，随便哪个企业也无法做到长期亏损经营，企业必须要盈利，但企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盈利，日本现在的问题就是绝大多数大企业仅仅把盈利作为了最高的目标。

源济

49  盈利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

一个社会必须安定，成天革命造反的社会当然不是好社会，就是隔个七八年革命造反一次的社会也让人受不了。构成了社会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人们的希望首先是生活能够安定。安定生活的基础是有安定的工作，安定工作的来源就是有安定的、能盈利、能向社会提供工作岗位的企业，所以企业存在的意义是维持社会安定，用提供就业的方式来维护社会安定，而不仅仅是盈利。

日本大企业的财政年度决算都是从前一年的4月1日开始起算，到第二年的3月31日结束。2008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从2009年5月份陆续发表的各大公司决算来看，2008年对几乎所有日本大公司来说，都是历史上年景最好的一年，产值和利润创历史记录的公司比比皆是。如果只看东京证卷交易所的数字，人们会以为日本社会非常蒸蒸日上。

可是实际上的日本社会又是怎样的呢？

举几个例子。

2001年6月8日，一个名叫宅守间的人，持刀冲进大阪教育大学池田附属小学，举刀杀死8名一年级和二年级儿童，砍伤15名儿童和教师；2008年6月28日，一个名叫加藤智大的人，开着一辆租来的卡车在东京繁华的电器街秋叶原向毫无关系的行人撞过去，撞死3人，伤2人，接着又跳下车挥起匕首扎死4人，扎伤8人。

就在笔者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又传来了有人开着卡车在广岛马自达宇品工厂撞死撞伤11人的新闻。

日本人自豪的一点就是日本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日本的犯罪率很低，破案率也很高，一般国家常见的偷窃、抢劫和强奸案在日本的发案率确实不高。但现在除了这些让人震惊的恶性犯罪案例之外，还有很多让人无法理解的犯罪案例。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母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爱情”。但近年来在日本常能听到父母虐待孩子致死的新闻。人类社会当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犯罪，但如果人们无法理解发生在这个社会的犯罪时，这个社会肯定是出问题了。

如果看看这些犯罪者的简历，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或是正在失业，或是没有安定的工作，随时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

日本曾经是失业率极低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失业率也仅在3%左右，这很让欧美人羡慕不已，而现在失业率已经超过了5.2%，其中男性失业率达到了5.4%。除去刚刚战败的那几年外，这个失业率是不可想象的。

日本人的勤劳是有名的。笔者刚到日本的时候，一次和同事一起看了一部美国电影之后，笔者曾经听过日本同事发出这样的感叹：“那主人公下班回家的时候天还没有黑诶，美国人那么早就下班回家？”

笔者当时有点不解：“可是公司也不是永远都那么忙，都要加班的，不加班的时候怎么办？”

“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重温过去的工作，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回家。”

“为什么？”

“被邻居看见了会怎么想？‘那家人家的御主人（日本人称自己的老公为“主人”，别人的老公为“御主人”），怎么回事？是不是所在的公司要倒闭了？或者是在公司里是可有可无的人？’这种风言风语流传出去，连家人都会被人欺负的。”

对于日本人来说，有工作不仅是有收入，而且还是自身的社会存在和被社会承认的一个象征。失去了工作或者工作上出现了问题，首先还不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一种自信心的丧失，一种被社会抛弃了的孤独和无力感。因此，在工作上出现了问题的人就会自暴自弃，在某种情况下甚至采用极端的手段来向这个社会报复。

日本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和犯罪率之间成正比关系。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比欧美国家表现得更加明显。原因是日本的保险制度虽然还算是比较完备，但比起欧美来还有一定差距。实际上，日本劳动保险制度的不完备并不是因为日本人不重视失业保险，而是因为原来终身雇佣的制度和一直非常高的就业率以及企业求人率（相对一个寻找工作的人，企业有多少岗位在招人的一种比率），所以，日本人对失业问题并不是十分重视。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失业才成了日本的重大社会问题。

源济

50  大企业的经营出现了问题

这个严重的失业问题当然是因为企业接受员工的能力有限而产生的。那么企业为什么会不要人呢？因为企业没有活干了当然也就不需要干活的人了。日本总劳动人口的70%以上是由中小企业雇佣的，因此，如果中小企业在经营上有了困难的话立即就会影响到雇佣市场。

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来源于日本制造业特有的以大企业为首，下面按照一次、二次零部件供应商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这种金字塔式的构造。这种金字塔式的构造使得大企业有足够活力的时候，能够集中多方面的技术和加工能力完成它们没必要亲自动手的加工，这样，大企业可以专心于开发新产品而且那些中小企业能够节省营业时间从而专心于提高加工能力和加工技术，反过来又能给大企业新产品的开发提供更加雄厚的后备支持。

但是现在，大企业的经营发生了问题。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制品在价格竞争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通过技术革新或者工艺革新向内部挖潜能够解决一点问题，推出无法比价的新产品是另一条道路。但这两条路都不容易，首先内部挖潜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无法应付像日元升值这种突如其来、类似于恐怖袭击似的问题，要知道，广场协议后半年内日元就升值了一倍。其次，推出新产品也同样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市场，因为日本的所谓新产品不是完全革命性的新产品，几乎都是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加以改善形成的，一刹那就能拿出让用户不计金钱就购买的新产品不太现实。

留给日本大企业的，就只有依靠转移生产据点来降低零部件价格，从而改善一点日本制品在价格竞争上的劣势，同时努力开发新产品这一条路了。转移生产据点也属于无奈之举，因为这种举动直接就意味着日本的广大中小企业没米下锅了。当年丰田拒绝中方有关在中国组装皇冠轿车的举动的思想根源实际上就是想保日本的就业率。日本的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长年以来一直和美国人扯的皮实际上也是这个，并不仅仅是大公司赚多少钱的问题。

日本的制造业可谓门类齐全，什么行业都有，但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海外，最有名的还是汽车和家电。这两类产品都是零件数不胜数的产品，生产这两种产品需要数不清的配套厂，特别是日本大企业的零部件外购率非常高，整体上来说，这两类产品不但带活了日本的制造业，而且带动了整个日本。

看一个数字就知道大企业对整个日本社会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了，丰田汽车公司在2007年4月到2008年3月财政年度的国内总产值是12万亿日元，盈利1.5万亿日元。丰田公司人员工资听起来很高，平均811万日元，实际上7万多员工的工资总额也就是580亿日元左右。这样算下来，丰田汽车公司产值中的10万亿日元（按照当时汇率约合900亿美元）以各种税金和采购的方式在日本社会流通，平均每个日本人能摊到7万日元。

这样规模的公司如果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事情？

同样是这个丰田汽车公司，在2009年4月到2010年3月的财政年度的国内总产值是3.6万亿日元，不到两年前的1/3，还出现了463亿日元的赤字。也就是说，6万多亿日元的需求从市场上消失了。无论这个需求是以购买电力、自来水、钢铁材料还是塑胶产品的形式出现，反正就是没有了，靠丰田公司的订货活着的那些中小企业们的处境可想而知了。所谓中小企业年产值超过10亿日元的不多，6万多亿的需求消失也就意味着有6 000家规模尚可的中小企业全年的订货消失，实际上2008年全年日本全国的企业倒闭数字超过了15 000家，其中还包括33个上市企业，创造了战后最坏记录。

所以，在上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虽然日本几乎没有直接吃到次贷坏账的倒账，但经济也一蹶不振，其原因就在这里。产生这个后果的原因用一句话表述，即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使全世界购买力萎缩，市场缩水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大企业经营情况恶化，连带中小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大企业就是这样影响着经济系统的运作，在大企业为了自保而转移生产据点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和产生的后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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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企业盈利和国家无关

就是这样，本来负担着维护社会安定的大企业，结果成了破坏社会安定的力量，这就叫“产业空洞化”。这种空洞化的后果十分可怕，但从账面上却根本看不出来。

广场协议之后发生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长达二十余年，至今仍不景气的时期。可是，如果只看统计数字的话，结论可能不一样，这段时间里除了泡沫经济之外也出现过好景气——从2002年2月到2009年3月长达86个月，以日本神话中的女神伊弉冉命名的景气，而且，它还是日本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但就是在这段时期内，日本的传媒纸面和电视屏幕上充满了“通货紧缩”、“企业倒产”、“消费低迷”等令人丧气的字眼，这段时间的历届政府也都把解决经济问题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政府的统计数字在骗人还是传媒的报道在骗人？

实际上二者都没骗人，这就是产业空洞化的特征：好景气与国民无关。

日元急剧升值的结果，迫使日本大企业将生产据点转移到海外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方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出售价格。日本企业的这一招是成功的，汽车行业的日本产品受别国制品威胁本来就不大，这样一来，日本产品的竞争优势更加突出，丰田、尼桑和本田这三大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国所占市场份额一直在逐年稳定地上升就可作为证明。高档数码家电也是这样。但近年来，曾被日本于上世纪80年代左右所垄断的中高档以下的家电市场已经被韩国和中国分别从中高档、中低档两个方向蚕食得所剩无几了，21世纪初的时候，日本中低档家电的最后市场就只有日本国内了，而且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最后的阵地”是牢不可失的，三星、海尔畅销日本市场之时似乎就在眼前。

10年过去了，日本人守住了国内市场。外国品牌的中低档家电产品没有能够占领日本市场，日本人支持国货当然是一个因素，这10年来日本家电在节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是一个因素，最重要的是日本产家电并不很贵，或者说，这10年来日本的家电在更新换代的同时销售价格也在不断下降，起码没有上升。做到这点的关键是将生产据点转移到海外去。现在的日本家电超市里，除了最新型的高档品之外，很难找到“Made in Japan”的字样。

比如松下电器公司在2001年度居然出现了5 500亿日元的赤字。这个大约50多亿美元的赤字几乎是老挝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第二年松下就缓过气来了，2002年松下实现了7 400亿日元的产值，盈利700亿日元，同样其他曾经陷入困境的索尼公司和夏普公司也是如此。这就是政府统计数据上“景气”的由来。

但这只是大企业总部的统计数据，只具有数字上的意义。确实这些大企业的产值是那个数字，盈利也是那个数字，但这些数字的背景和过去不同了。过去是除了盈利之外，企业产值的成本部分全部落在了各个日本企业手里，工资开支也是发给日本人，肉烂在锅里，整个日本经济都得到了好处。而现在呢？外购的零部件和劳务发生在国外，这部分成本支出所活跃的是外国的经济，还要向外国政府交纳税金，向外国雇员发工资。虽然外国员工比日本国内员工的工资低，可那是百分之百地在国外消费，和日本梦寐以求的国内需求不沾边，更不要说发给国外员工的那部分工资实际上是节约下来的日本国内员工的工资，对日本国内消费的贡献是负数。

这就是产业空洞化的本质。转移生产据点可能使某些企业能够更加盈利，但国家收不到税，增加出来的那部分税金是交给外国政府的，本国收不到，再加上本来承担那些被转移了的生产量的企业陷入了开工不足甚至破产倒闭的境地，这就使得政府丧失了那部分本来能够收缴的税金，使得国家税收减少更为加剧。比如这两年日本的国家税收就只能应付岁出的一半，而减少了税收的国家面临着比原来还大的支出负担，国内的失业率上升至少意味着国家能收缴到的失业保险金的下降和必须支付给更多的人失业救济金。

所以说，某国的某些企业赚了钱并不等于某国赚了钱，更不等于某国的国民能够享受到他们国家的企业盈利的好处。

那么国家就看着这些企业胡闹而不管？一方面是管不了，又不是国有企业，凭什么管？再一方面就是日本国家行政方面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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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国家政治，避不开的话题

在小泉纯一郎把日本邮政民营化之后，现在日本除了一些地方公交系统之外可以说已经没有了国营企业，当然还有一些像林业、印票子那样的既不与民争利又不好放给民间去干的“国营事业”。其实，原来日本是有不少国营企业的，像通常称为“满铁”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就是成立于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

特别是1938年近卫文麿内阁为了进行战争而搞了个《国家总动员法》，其实就是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搞的那个《全权委任法》（正式名称是《解决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例》——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的日本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出现了一大堆名目繁多的“国策会社”，但这些公司在认为政府不应该自己去做买卖的麦克阿瑟来了之后基本上全部解散了，留下来的是被称为“三公社五现业”的一些国有铁道、烟酒专卖、电报电话、植树造林、印钞票邮票的国营企业。到现在除了植树造林还是政府在管，印票子的事情干脆成立了一个叫国立印刷局的衙门来管之外，已经没有国营企业了。

但这绝对不是说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不大，相反，日本政府对经济事务有相当大的发言力和影响力。实际上，不管在哪个国家人的心目中，政府的责任都是搞好经济，经济好了什么都好说，经济不好就别怪别人不客气。老布什就算打赢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但是搞不好经济，就别想连任；而克林顿闹出那么大的丑闻，但由于他在位的时候是美国经济近年来最好的时候，美国人照样支持他竞选连任。

连美国人都这么想，日本人当然就更认为搞好经济是政府的责任了，而政府也当仁不让地担起了这个责任。日本的“官民一体”是很有名的，这个“官”就是政府的意思。过去日本社会的经济活动后面肯定有政府的意愿在活动。特别是在战后经济恢复期和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对经济活动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是这种“官民一体”的修正资本主义遭到了原教旨资本主义者的美国人的坚决批判，美国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干涉经济活动、干涉市场，否则就是共产主义。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日本人开始抛弃这个传统，开始攻击那些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经济政策的高级公务员，认为他们才应当对日本的不景气负责。所以，组成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们的职责就变得仅仅是事务处理，如果没有政治的强烈要求，他们是无法主动去干预经济生活的，能够提出这种要求的只有国家政治。

而日本的国家政治又是困难重重。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除了小泉纯一郎维持了一个长达5年半的长期政权之外，几乎全是两年之内的短命政权。为了总裁交椅的争权夺利使得自民党的政治家们没有闲暇去考虑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应该采取的方策，事实上除了小泉纯一郎之外也没有哪个日本的政治家谈论过国家形象或者国家前途的问题。而小泉纯一郎高唱的“改革”除了将邮政事业由国营改为民营之外，实际上并没有其他的什么内容，对于民营经济应该如何发展则从不言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经济出现长达20多年的不景气的原因实际上发生的还要早一些。日本人常常以日本社会是一个“一亿总中流”、贫富差别很小的社会而自豪，但是从80年代中期的中曾根康弘内阁之后，日本开始逐渐接受美国式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教条和做法。首先就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住民税的合计最高税率。中曾根上台是1982年，到1983年为止，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和住民税的合计最高税率是93%，而到竹下登就任自民党总裁的时候，这个税率已经降到了78%，现在更是降到了55%。

降低这个税率的意义远比富人可以少交一点税要深远得多。这些符合最高税率的纳税人一般都是大公司的老板或者董事们，是可以决定自己的收入的那些人，降低税率给了他们增加自己收入的极好机会，而增加收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降低或者冻结员工的工资。

这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所谓的“人工费”一直是讨论热点的原因所在。日本的工资水平一直高于韩国和中国台湾，但在原来看不到如此规模巨大的产业转移现象，这是因为日本的那些大企业的人工费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并没有传说的那么恐怖。从前面提到的丰田公司的数字中就可以知道：丰田公司的工资总额实际上只占到总产值的0.5%，查一下日本的股票上场公司的数字就可以知道，这个比例各个公司可能不一样，但是没有超过1%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日本这些大企业转移生产据点的行为不一定有什么过硬的理由。

日本的大企业也和过去不一样了，褪去了财阀颜色的大企业，除了盈利之外不会考虑什么国家利益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于是在日元升值时首先挑选的就是转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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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大企业掏空了日本

并不是所有的产业转移都是坏事，在受控的条件下转移产业不但可以提高企业的盈利，也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资源投入到新兴产业，从而形成良好的产品开发循环。但这种所谓“受控”仅仅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再加上日本大企业在这十来年里向国外转移零配件和劳务成了一窝蜂的举动，把日本中小企业赖以活命的那部分给挖空了，因此国内除了经济萧条问题之外，出现了严重的、找不到解决办法的社会问题。

在一开始，并没有人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反过来，不少人怀疑这些生产是否能够那么容易地就转移出去，因为不少日本的中小企业所承担的那部分提供给大企业的劳务都是建立在几十年的基础上的，需要大量的经验。但是日本的大企业们像当初发展日本的制造业一样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笔者知道这样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金型工业会（一个模具行业的行业协会）曾经向通产省呼吁，要求通产省出面制止大企业吸收日本模具厂家的制造经验和窍门，传授给日本模具厂家的海外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厂家的行为。

模具被称为“工具之母”（Mather of Tools），各种冲压和注塑模具是现代制造业的根本，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高低从这个国家模具产业的水平就能够看得出来。中国过去的工业基础很差，模具制造的水平也就不高。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家汽车厂要从生产了30多年的苏联汽车上换型，可是换型出来的汽车怎么看怎么脸熟。当时一来山寨风气还没有现在这样浓厚，再者那时候也还没有随便就山寨别人的能耐，那可不是山寨，那是正经八百的原装，没有侵犯任何人的知识产权。那就是从日本买的人家五十铃淘汰了的冲压模具以后再改的，所谓“改”也就是换个生产厂家标记什么的，所以没法不像。

日本大企业刚来到中国时，连中国国营大厂的模具制造水平也不过如此，地方国营或者小私人企业的水平就更可想而知了。日本大企业要转移生产据点，就必须一起转移生产技术。可是这些技术并不在大企业手里，掌握着这些技术的中小企业往往又无法和大企业一起转移到国外，于是日本大企业就展开了一个吸取中小企业的模具制造技术转移到国外的行动。

日本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ISO-9001活动是在21世纪初。本来这个活动对于像日本这样的企业系列构造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企业间的归属关系非常清楚，不需要那么详细的文件表格，而且工作记录一应俱全，只不过是记在大家的脑子里或者笔记本上。干过多少活，怎么干的，不要说几年，就是几十年前的老账，下面的从属企业也记得一清二楚，因为日本特有的那种上下双方或者几方一起参与的开发过程让从属企业不得不保留大量的资料，而且日本终身雇佣的制度也基本上保证了人员一般不会流动，再加上几个、几十个人的中小企业也没有余力去搞那么多的文件报表。

但不搞不行，大企业说了，现在是ISO的时代，如果这一关过不去就取消今后的订单，为了管理的正规化、数码化和现代化，从今往后只向ISO达标企业订货。这样一来，中小企业为了确保今后能够继续得到订单，一般都不惜时间和劳力投入ISO达标活动。

中小企业取得了ISO之后，大企业一般都会鸡蛋里面挑骨头，对中小企业开出来的账单都会仔细核对，一定要说出个道理，这个部件花了多少时间，使用了多少材料，经过了多少工序，到最后就是：“交出图纸来，以后图纸要经过我们审批。”

除了极少数大规模的模具企业，日本的模具公司就只有十几到几十个人，一般都没有制图能力，基本上都是凭经验备料加工，现场主管画几张草图，指明几个必须保证的尺寸，大家就这么各自为阵地干。每个工种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很默契地互相配合，要说图纸，图纸就在大家的脑子里。

但ISO以后，这套方法行不通了，大企业一定要看到正规的东西。好在当时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只要学会使用Auto-CAD，画一套虽然按照机械制图的标准可能有点问题但绝对能让人看懂的模具图纸并不难，这样，日本凡是模具厂家都学会了画图。

刚学着画的图纸肯定错误、遗漏不少，上级企业会有人来一条一条地追问，教中小企业怎么画图，怎么标尺寸，怎么加注解，弄到最后，凡日本的模具厂家都画得一手漂亮的模具设计图。

一直到有人在中国企业里发现了这些图纸，还有加工用的材料、工时、工序、测试的步骤等数据之后，日本的中小企业才知道当初的大企业们到底在搞什么鬼，这才有了日本金型工业会到通产省去大吵大闹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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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流动的资本没有国界

经常有“美国资本”、“日本资本”这种说法，但是资本真的是有国界的吗？资本的国别仅仅是表明其持有者的国籍，和这个国家的利益真的有什么相关吗？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比如说2008年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6 803亿美元。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到底对日本经济有什么影响呢？日本经济产业省是这样回答的：

1. 在投资的初期能诱发设备和原材料的出口。

2. 海外生产走上正常轨道之后生产的产品能够减少对投资国的直接出口，并且通过投资国生产的产品对第三国的出口来进一步减少对第三国的出口。

3. 通过进口日本企业在投资国生产的产品的方式增加日本的进口。

也就是说，日本的对外投资除了在投资的最初阶段需要日本供应设备和原材料之外，对国内经济是没有什么拉动作用的。但是因为能减轻对投资国的直接出口，这样在账面上减少了日本的对外出口黑字，增加了投资国的就业率，所以，这种做法在1980年代之后在解决日美汽车摩擦、半导体摩擦时被积极采用，到现在已经成为日本企业解决贸易摩擦时的标准手法。

这种手法很有效，最近美国汽车行业的经营极为恶化，但是北美日本汽车厂家再也没有成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这是因为在北美的日本汽车厂家已经被北美人看成了北美厂家的缘故，实际上还真有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丰田、本田什么的不是美国厂家。

这种被称做“现地生产”的生产方式，不但减少了日本和投资国之间的摩擦，而且为投资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好处，因为可以使用当地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减少了运输开销，设立了品牌的当地性。总之，对生产企业本身来说起码没有坏处。

但是对日本来说就不一定是这样了。美国之所以接受这种方式，是因为美国能从这种方式中得到改善就业率的好处，而这一点则绝对是一个零和关系，不存在双赢。美国就业率的改善就意味着日本就业率的恶化。

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认为这是个问题或者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的日本人没有就业率的恶化会趋向一个不可控制的方向的经验。所以，在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在北美大规模进行现地生产之后，其他行业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主动进行现地生产的实验，特别是在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几乎所有的日本出口行业都采取了这一做法。其结果就是国内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制造业严重开工不足，国民收入普遍下降。作为对策的就是利用日元升值的优势增大进口以填补国民收入的下降，而这种进口又诱发了其他非出口产业的收益下降甚至萎缩，这样，国民收入进一步下降，也就是形成了一个无法脱身的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最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各大企业在账本上显示出来的数字非常生气勃勃。也就是说，日本的资本已经完成了从“富国强兵”的财阀资本向一般的仅仅追逐利润的资本的过渡，无可阻挡地流向能够取得最大利润的方向。

美国和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2008年底的统计表明，日本6 803亿美元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仅为GDP的12.3%，而同期美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6 988亿美元，占GDP的25.61%，英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更是达到了15 675亿美元，约占GDP的74.52%，那为什么美英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的通货紧缩？

这是因为美英都是金融大国，纽约和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美元更是世界的基轴通货，因此，单纯地将美英和日本在这个比率上作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美英的对外投资中真正美英的资本占多大比例是个无法统计的数字，实际上，一般都认为在美英的对外投资中，来自美英两国之外的资本所占比例更大，外国资本流向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再从金融中心流向世界各地，也就是所谓的“逆投资”现象。

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都是日本资本，日本不是金融大国，没有一套通过重新分配对外投资所获利润而使整个社会得到更多活力的机能，对外投资所获利润基本上就只归投资者所有，而这些投资者基本上都是生产性企业，所获利润又重新用于新一轮的对外投资，国内基本上分享不到这种对外投资的好处。

那么，这种现象有无改变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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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出来了就是不归路

如果认清了转移生产据点的恶果，还能不能纠正过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转移生产据点像服用毒品一样是条不归路，制造业一旦出了国就回不去了。

笔者的一位朋友就职于一家大型建筑公司，这家公司的特长是建造港湾、港口和桥梁等和水有关系的工程，除了日本国内的这种工程之外，日本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ODA里面也经常包括这种基本建设项目，因此那位朋友常年出差在外，在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干这种工程。

一次和朋友见面时，笔者顺便问了一句：“这次又是中东？那地方可不太安宁，要多注意安全哟！”

谁知道朋友的回答是：“这次的地方安全，是在美国。”

“在美国干吗？难不成你们连美国的基本建设工程都承包得到？”

“干桥梁。”

笔者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帮美国人造桥？美国人可是现代桥梁的老祖宗，美国人在别人还只会用石头砌桥的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用钢缆拉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大桥，纽约的布鲁克林桥、旧金山的金门桥，哪一座不是经典？怎么连日本人都能承包得到美国的桥梁工程？笔者并不是看不起日本的桥梁建筑技术，日本的桥梁建筑是很有名的，但在笔者眼中，日本的桥梁建造技术怎么也不能超过老祖宗美国啊，加上日本高昂的造价，因此，日本建筑公司在美国建筑市场中应该不具有竞争力啊。

朋友接下来的话可让笔者开了眼界。

美国确实是钢索桥的鼻祖，但是美国人已经有好几十年没建过桥了。虽然桥梁建筑的理论大家都知道，所建造的桥梁的资料也都在，但已经没有实际干过的人了，因此在这次建桥时，桥梁建设的老祖宗只能请别人来干了，而日本人的桥梁建筑水平在竞标时占有了优势。

制造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容易，而原来“有”的东西变成了“无”以后再要恢复那个“有”，将会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特别是在一个产业全部消失的时候，重建这个产业所要求的投入会让人望而却步，从而使产业一旦“走”出了国门就再也回不来了。这是因为资本流向了其他的领域，原来生产这些产品的厂房和设备随着产品的消失而被挪为他用或者废弃，有经验的生产工人们也全都各谋出路。而且，恢复生产的难度和新开发一个产品的难度相差不大，但在新开发产品时有一种对未知利润的向往作为动力，而恢复生产时是知道利润率的，所以一般一个行业一旦消失就再也重现不了了。

现在日本国内消失或者濒于消失的产业很有几个。中档以下的服装、箱包这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自不用说，连日用陶瓷这些原来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的产品也几乎不存在了。而且这几年的生产转移和前几年又有了很大的不同，转移的并不只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不少劳动密集度并不高的产品也在转移之列，甚至在不少情况下为了海外转移而进行技术改造，在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减少了人工干预的需要之后再往海外转移。据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海外工厂的工人技能不如日本国内的，为了减少海外生产和国内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差异，即使在海外生产中也要尽量地减少使用人工。和人们想象中的不一样，那些为了节省人工费用而转移到海外的日本大企业，它们的海外工厂的自动化水平和设备水准一般都要高于国内工厂。

虽然这样做所节省的人工费用比重较小，但由于海外的地租和税金一般都小于日本国内，所以这样做还是有利可图的。最主要的是海外工厂的产品不管是出口还是进口都是隐性的，记不到日本的名下，这样日本在国际上受到的攻击能少一些。

海外工厂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也会带来国内工厂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这样在国内继续开工的那部分工厂对人工的需求也就更加减少。前几年，松下电器要在日本国内建一条彩电等离子板的生产线，那已经是松下公司多少年以来第一次在日本国内建设新厂了，各地展开了一场招商的混战，结果兵库县的尼崎市胜出，把这个厂弄到了手。

但是弄到手以后才发现上了当，这个占地30万平方米，最终年产42英寸等离子板100万套的工厂居然只要不到100个人就玩转了，不要说指望它解决尼崎市的就业问题，连卖便当的生意都没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