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东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源济

56  大企业成了技术推广的障碍

人们很可能会根据日本在电子电器上的发达猜想日本会不会是一个到处都是先进的电子设备的地方，实际上不是这样。从上海、北京到日本来的中国人可能会很失望地发现，他们所看到的日本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不少在中国已经看不见了的东西在日本则是随处可见。

这种现象不见得都是坏事。勤俭是一种美德，更不用说从资源保护和地球环境保护的观点出发更加应该珍惜一切东西了，所以，在还能继续使用的时候就不要轻易地抛弃。

但有时似乎不能用“珍惜”这个词来解说这种现象。比如笔者在1997年初曾经把一段儿子在日本生活的录像带带回国内，但无法放映，因为当时国内已经很难找到VHS的录像机了，VCD光盘以强劲的势头一下子就把录像机驱逐出了中国。

而在此之前，中国连录像机都没有普及，所以一旦有更加方便、更加便宜和质量更好的东西出现就会立即占领市场，把旧的东西驱逐出去，这一点是没什么稀奇的。笔者在日本没有感受到VCD也属于正常，但是笔者回到日本之后的发现就不太正常了。

笔者在中国时读到了传媒对VCD浪潮的评论，当时国内传媒指出：VCD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东西，最后必将被当时日本已经开发成功的DVD所代替。而笔者在此之前，从未在日本传媒那里读到过这方面的东西。

回到日本以后，笔者在电器店里找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播放VCD光盘的机器，只找到了松下产的DVD播放机，价格不菲，超过10万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接近1 000美元）。在之后的很多年，笔者的那个DVD播放机都是个稀罕物件，到笔者家里来玩的日本人见了都要问一下那是个什么东西，偶尔遇到个把懂行的日本人还要仔细研究一下DVD和VHS录像带到底有什么不同。当他们发现DVD的放映质量和录像带根本不是一回事，几乎可以同电视节目的图像相媲美的时候，都会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怎么没有人宣传日本开发了映像质量如此之好的产品，而大家都在忍受那种映像质量低劣的VHS录像带呢？”

笔者的DVD光盘都来自中国和美国，日本当时推广不开DVD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可播放的光盘，市面上也有DVD光盘出售，但是贵得令人咋舌，一张好莱坞50年代的旧电影就要将近4 000日元，折合35美元，这么贵的DVD片子当然无人问津。

其实日本市场上的DVD片子贵得也不很离谱，那时的日本市场就是那个价钱，那是一张音乐CD还要卖2 000多日元的时代。日本人自己并不购买音像软件，都是到出租屋去租来视听，问题是出租屋里没有DVD，所以人们就不会去买DVD播放机。这就形成了一种怪现象：DVD是日本企业开发出来的，但一直在20 年之前，所有日本企业在DVD事业上全是赤字，与此同时，DVD在中国和其他市场飞速普及，养活了不少吃DVD饭的人。

这种现象一直到10年以后的2006年才被扭转过来，因为索尼那年发售的PlayStation上面的标准配置是DVD驱动器，破除了DVD只是一种映像载体的传统观念，这样DVD才在日本流行了开来。而PlayStation-2也可以用来播放普通的映像制品，出租屋在这种形势下才开始出租DVD，到现在，VHS的市场已经大幅缩水，除了一些老人外已经没有人用录像机了。

因为影像制品出租行业的缺乏远见、不愿意承担风险从而导致整个电器行业在一个产品上失去了国内市场，险些在竞争中败给外国同行。日本映像制品出租行业的这种保守性不奇怪，这是日本民族性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新事物的抵抗和不信任的表现。

在日本常能看到这种现象，比如在其他国家已经成为商业活动所不可缺少的MSN、SKYPI等通讯工具在日本企业中使用得很少，尤其是大企业。中小企业因为在和中国交往时还没有那种绝对的主动权，所以不少人被中国合作企业牵着开始使用起了MSN和SKYPE，而大企业一般在对外交往中占有绝对的主动权，所以都很顽固地坚持着日本人的传统做法，拒绝采用新生事物。

日本现在的电话系统非常复杂，除了传统的电话线路之外，还有光纤电话、IP电话和一些说不清楚怎么回事的电话。日本有一个捐助救灾系统是通过电话捐款救灾，拨通一次那个号码就捐10日元，这也算是一个积少成多的好方法，但是所有的这种捐款号码都规定一条：“这个号码只能接受使用传统线路拨打的用户”，就没有人去想一下是否应该改进一下以接受更多的捐助。

原来的日本人可不是这样的。

源济

57  CD和DVD

垄断了音像制品出租市场的公司们由于其保守性而使得自己开发出来的DVD技术好几年内不能在本国推广，这也是日本大企业已经进入了老龄的一种标志，当年在推广CD时可不是这样的。

当年日本音像家电产业最红火的时候是那些革命性的新产品如同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出现的时候，彩电、盒式收录机、随身听和带CD唱机的小型音响是日本音像家电的象征，征服了全世界的用户。

提起CD，人们就会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全球的日本产CD唱机，这个词和日本似乎就是连在一起的。但和DVD不同，CD技术不是日本人的发明，而是日本人善于将产品商品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CD是荷兰人的发明。上世纪70年代初，荷兰飞利浦公司开发的那种大型激光唱片是CD的鼻祖，这也是CD（Compact Disk）这个名称的由来。1975年左右，索尼开始开发独立的激光唱片，而飞利浦公司从1977年才开始开发小型激光唱片，1979年就拿出了原型。索尼在这一年终止了自己的开发计划，转而和飞利浦合作开发后来被称为CD的小型激光唱片。

1982年，CD开发成功，索尼、日立和日本哥伦比亚公司就在当年的10月1日推出了CD唱机，索尼的音像部门也开始了CD激光唱片的销售。

刚上市的CD激光唱片比传统唱片要贵大约两成，索尼在大做“音质优美，完全没有噪声”的广告的同时和磁带出租公司谈判成功，以出租的方式吸引用户购买CD播放机。1982年10月，CD唱机在欧洲开始销售，1983年开始在美国销售。

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到后来的MP3出现为止，CD和CD唱机几乎统治世界音乐市场20余年。

那时候的日本大企业有朝气、富于想象力、敢于挑战也敢于决策。该冲的时候冲得上去，该撤退的时候撤得下来，没有什么好顾虑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大不了从头再来。那时候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也没有什么“Japan is Number One”的自我陶醉，只有前些年还吃不饱饭的记忆和恐惧。

但时代不同了，哪怕仅仅只过了10年。这10年中，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知道了什么是“世界顶尖企业”的荣耀，也知道了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拥有摩天的总部大楼的自豪，更知道了成功和失败相隔得是那么近。泡沫经济崩溃的时候，昨天还是不可一世的企业，一夜之间股票突然变成了废纸，而当时被誉为“日本最健全的银行”的三菱银行只是因为它的“头取”（总裁）有着“日本最无能的经营者”的匪号，在别的银行大肆进行投资扩张的时候，这位却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失去了不少发财的好机会，却也使三菱银行在泡沫经济中得以全身而归。

所以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的大企业都摇身一变成了官僚机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潮已经浸透了日本的企业，再也看不到日本企业的昔日风采了，本田汽车公司在进入美国市场后不久，本田宗一郎曾经说过一句：“要教会消费者如何选购汽车”，现在的日本企业的首脑们是再也说不出来这样有气魄的话了。

丰田章男在出任丰田总裁之后不久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经很有感触地讲过一件往事，说他父亲丰田章一郎在丰田汽车出问题时经常亲自去现场解决问题，而现在丰田的总裁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现在的丰田太大了”。

“太大了”，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大企业恐龙症”，恐龙灭绝的原因之一，据说就是脑袋已经无法指挥庞大的身躯从而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现在日本的大企业也有点像庞大的恐龙，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一个大企业去说服另一个大企业承担风险，明显是不现实的。

不但在DVD的日本市场上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新一代DVD的规格之争中也能看到这个问题。东芝那么简单地就放弃了HD制式的生产与研发。对于这个决定不仅在东芝内部，就是在日本也有不同意见，据说东芝内部反对放弃HD制式的人把这个制式拿到了中国，试图得到中国的支持。这个举动后来没有听说，不知道进展如何，如果有所进展的话，DVD的发展可能还会有所变化，毕竟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市场。

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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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58  大企业成了衙门

日本大企业的这种唯利是图，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把众多中小企业推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大企业无法照看了的中小企业只能自谋活路，寻找新的合作厂家，生产新产品，开发新的加工技术，这样的结果就是一般所说的产业升级。

人们知道产业升级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实际上产业升级还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抛弃多年来的传统，开辟新的路径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在最后取得产业升级的结果之前还要克服大企业所设下的种种障碍。

恐龙病的一种症状就是企业的一部分变得像衙门一样，凡事不求进取，只以不出差错、明哲保身为己任。比如前边举过的一个开发斜坡载人运输系统的米山工业的例子，这个米山工业就吃够了这种企业衙门的苦头。

米山工业把这种运输系统改造成了适合于建筑工地的移动式脚手架。建筑工程离不开脚手架，脚手架是人员的通路，也是材料的堆放场所。但搭建和拆去脚手架要占去不少时间，特别是在修理工程中，而且工程规模还不大的情况下，按照常规的方法也要搭建范围很大的脚手架，更不要说像桥梁这样搭建脚手架很困难的情况了。米山工业把移动式单轨载人运输系统的技术发展成了一种活动式脚手架，在建筑现场架设吊轨或者利用建筑现场已有的吊轨来运行已有的单轨式运输系统，从而节省了架设大规模脚手架的时间和造价，说米山工业的活动式脚手架是一次革命也不为过。

这个发明现在在好几个国家取得了专利，不少建筑现场，特别是桥梁和机场建筑中常常能看到这种脚手架，像现在还在进行的新加坡樟宜机场一号航站楼的改建工程就使用了这种脚手架。

但是在一开始，米山工业发明的这种活动脚手架的推广非常不顺利，不像原来的斜面载人运输系统那样立即受到了欢迎。米山工业在1980年左右就已经取得了这个专利，但一直没有人使用这个系统，尽管米山工业想尽办法还是没有用。原因是：这种活动脚手架一般都应用在大的建筑工程上，而这种建筑工程的承包商一般都是大建筑公司。日本的大建筑公司尤其以保守著称，特别在自主采用新的建筑技术和建筑工艺方面更是如此。日本人在决定使用某种技术或者工艺时，有无“实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使用旧技术和工艺，出了事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只要改进旧技术和工艺即可，但如果有谁主动去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而发生了事故，则这个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能够混到有权决定大的建筑工程采用何种技术或工艺这个位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谁也不会拿自己过去的努力和将来的前程去赌博，这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人之常情。

现在的米山工业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们开发的活动脚手架没有任何建筑公司肯采用，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东西，但就是没有人用。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和歌山县修建纪之川河口大桥的时候，负责建设工程的建设现场所长才下了决心：“本官已年近退休，官场竞争与本官无关了，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用？”这样，活动式脚手架才总算得到首次使用。使用的实绩非常好，安全性和费用的经济性得到了实际证明，这一下全国的建筑工程都开始了应用。

如果没有那位已经年近退休、不在乎官场竞争了的所长，这个发明很可能见不了天日，米山工业反而会由于无法承担对一个中小企业来说是巨额的开发经费而陷于经营上的困境，甚至最后公司破产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一般来说，日本的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开发一些加工方面的新技术很宽容或者鼓励，因为这些技术最终反映到自己的制品上，对于提高自己制品在技术上和成本上的竞争力有帮助。但是，对自己开发新商品的中小企业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首先，能够自己开发新商品的中小企业都是独立的，并不隶属于某个大企业，大企业没有保护和扶持的义务。反过来，使用这些没有所谓“实绩”的新产品会给决定采用的人带来风险。基于以上原因，一些新技术在日本反而推广和应用得更慢。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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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妞 发表于 2011-3-11 22:00

这个系列不错，值得花时间读。

源济

59  出口转内销的新产品

类似米山工业的活动式脚手架这样的故事很多，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说起日本的中小企业，人们自然会想到大阪府的东大阪市和东京都的大田区，这两个地区没有别的，全是中小企业。战前和战争的时候这些企业基本上都和军工生产有关，为军事工业提供零部件和加工；战后则转向了民用，利用日本廉价的人工和长期积累的制造经验向全世界提供各种小商品，比如1986年广场协议时，日本在钉子、螺丝、螺帽等这种小五金生产上占有全世界生产份额的60%。

但普通的螺钉类不需要什么很了不起的技术，随着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急剧升值，这些产品中中级以下的产品基本上都转向了韩国、中国台湾和大陆，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在螺钉产业所占的产值份额已经下降到20%，数量只有10%了，在标准品的螺钉市场上已经看不到日本人了。

东大阪市有一个叫“竹中制作所”的小企业，从战前就开始生产螺帽、螺栓，最风光的时候曾经有过220名员工，年产值40亿日元，盈利3亿日元，日子过得很风光。但从1984年开始，连续4年出现赤字，产值下降到17亿日元，公司都要开不下去了。

但是这时候来了泡沫经济，螺帽、螺栓的价格又上来了，似乎公司又要活了。这时候别的公司开始重新扩大规模、添置设备，但竹中制作所的社长竹中弘忠不这样想。普通的螺栓、螺钉是没有理由继续在日本制造的，现在的好景气应该只是暂时的相对现象，接下来的肯定是绝对的不景气，对策是要么关门歇业，要么干别人干不出来的东西。

这时，有个在炼油厂工作的朋友向竹中社长提了一个建议，说能不能开发一种不怕海风里所含有的盐分侵蚀的螺栓出来。普通的镀锌螺栓一般在使用100小时以后就开始生锈，这给海上和海岸附近的石油设施的维护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如果能够开发出耐腐蚀的螺栓，四面全是海洋的岛国——日本应该有很大的需求。

黑色金属防腐不是什么难题。管道和阀门当时就是通过在表面镀特氟隆（就是不粘锅上镀的那种学名叫“聚四氟乙烯”的东西）来达到防腐目的的。但当时在螺栓上应用还成问题。这是因为螺纹的凹凸使得镀层平均比较困难，最主要的还因为螺栓受力部位的镀膜很容易受力剥落，暴露出来的铁质部分还是会被腐蚀。

竹中制作所花了5年时间，终于研发出一种叫“TAKECODE-1000”的特殊镀膜螺栓。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属于企业秘密，没人知道。

新产品出来了，但是竹中制作所还是没能摆脱公司存亡的危机。因为竹中制作所花了3年时间，没能在国内销售出去一根螺栓。不管竹中制作所的销售人员怎样向大公司介绍——这种镀膜螺栓起码能耐海风腐蚀4 000小时，甚至在海水中浸泡4 000小时以后腐蚀面积也不到10%——都没用，“有使用实绩吗？没有使用实绩，本人为什么去吃第一个螃蟹呢？”甚至有人公开对竹中制作所的销售人员说：“你说的再怎么好也没有用，要我拿一生的前途来和你们公司的产品交换可不行。”

到了第三年，竹中社长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外。

和日本企业的那种“购买部”、“仕入部”或者“资材部”握有物资采购的绝对权力不同，美国企业的技术人员在选择资材的时候有很大的权力，这样，新东西打进去的可能性大得多。

于是，竹中社长带着样品和测试数据亲自去了休斯顿的埃索石油公司总部，埃索石油公司经过仔细的审查以后把竹中制作所的名字和他们名叫“TAKECODE-1000”的特殊镀膜螺栓登上了他们公司的《Master Vendor List》（《主要配件供应商名单》），但并没有实际购买。

不过，这对于竹中制作所来说已经足够了。竹中制作所再拿着这本名册满世界去找买主，最后，第一笔生意是和马来西亚国营石油公司做的，以后美孚和壳牌石油公司也开始使用这种产品。这就算有了实绩，原来再三拒绝使用的日本公司也争先恐后地开始使用竹中制作所的产品了，到现在，竹中制作所90%的产品实际上是在日本国内销售的。

一般的螺帽、螺栓每吨的售价在10万~15万日元，而TAKECODE-1000的售价是100万日元左右，如果材料是特殊合金的话，每吨千万日元也是有的。这种螺栓其实有点品质过剩的味道，但现在的海上石油开采和原子能有关的设施离开了TAKECODE-1000是无从谈起的。

源济

60  只有“穷”了才会思“变”

米山工业和竹中制作所的例子实际上就是经常在说的“产业升级”。原来生产一些很普通的东西的企业经过努力生产出了高附加值、不容易被人“山寨”的高级品，从而使企业上了一个台阶。

被称为“代工”的中国的低级加工产业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告诉人们：中国的产业急需升级，不升级就没有活路。但是怎样才能做到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指的是一个经济趋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结果，不是大张旗鼓地搞宣传就能够起作用的，也不是谁着急就能升上去的。产业升级是逼出来的，没有哪个企业或哪个经营者会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去改变自己的产品结构。俗话说“穷则思变”，人都有惰性，最优秀的企业的生产条件也是“安定”，所以企业主是最顽固地反对变化的一些人。如果企业主没有一定要变的动机和动力，产品不会变，企业也不会变。著名的福特“T”型车在从1908年到1927年长达19年间未作换型而生产销售了1 500多万辆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同样，如果时间在1986年凝固了下来，竹中制作所也不会去开发TAKECODE-1000抗锈螺栓。

只有企业再也没有了活路的时候，才会想方设法地去开发有销路而且能盈利的产品，整个产业界的这种各自的努力合在一起得到的最后结果才是产业升级。日本制造业，包括中小企业的产品升级或者产业升级一直在进行中，到现在还在进行，这是因为日本的制造业一直在各种压力之下，有日元升值在价格上带来的压力，有来自韩国、中国台湾的中档产品的压力，也有来自东南亚的低档产品的压力，研究日本的例子就会发现：日本的产业升级完全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并不是主动进行的。

生产无法继续下去的企业怎么办？关门是一种选择，这种做法在日本叫“废业”，但不是所有老板都能够做这种选择的。关门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日本的中小企业主们当然很有钱，不愁下半辈子花费的，但大多数都没有很多的积蓄，平常有了点钱都花到企业生产上去了，不少人的家庭财产都押在银行里呢。公司还在营业的话，个人和家族就能活下去，一旦关门歇业，如何养活一家老小？再者，即使有钱也没有几个人肯放弃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企业。

转行是个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主意。从事制造业所积累的经验的范围都是很窄的，也许能够转产到类似的行当去，但一般说来，一个行当做不下去了临近的行当也绝不会好，至于转到毫不相关的行当而又能够成功的例子则非常罕见，几乎可以断言：没有。

所以，给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留下来的唯一能够选择的道路就是不断挖潜改革，用日语说就是“再绞一把干毛巾”，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减低造价，加快速度，同时引进新设备和新技术，生产国外还暂时不能生产的产品。最理想的是能够开发出有市场的新产品，这样就能一举走出困境。

日本这种产业升级的例子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在得出了用常规手段已经无法战胜竞争对手的结论之后，为了生存而去寻找新的生路的例子。日本政府对产业升级是十分重视的，经常有支援产业升级的新政策或新措施出台，但是没有看到过靠着这种政策成功的例子。因为只有找出了生路才意味着升级成功，而没找出来的结果就是废业或者破产倒闭，商场上的竞争就是这样残酷。“产业升级”并没有什么现成的道路可走，只是竞争的结果，因为没有人知道升级的方向。

但是不管能不能有革命性的创新出现，这种压力迫使整个制造业在不断前进。比如就机械加工精度来说，笔者在日本就亲眼看到因为中国加工能力的提高而使日本企业不得不在这方面下工夫。原来误差在2%毫米之内算“精加工”，现在不管加工什么，首先是把误差控制在2%毫米之内，1/1 000毫米（micron，μ）的精度也不是很吓人的要求了。只要有这个要求，起码大家都知道这种加工需要什么机械、刀具和测量仪器，这应该也可以算一种产业升级。

源济

61  山寨啊山寨

能够成功实现升级的中小企业并不多，更多的是在破产的边缘苦苦挣扎。因为现在整个国际大环境留给日本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很小。

如果说大企业的主力产品的生产据点往国外转移对于依靠大企业订单吃饭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三九寒风的话，那么，积累了一定生产技术的国外企业所生产的那些本来并没有转移到国外生产的产品反过来出口日本，就是雪上加霜了。

这几年，在中国流行一个词叫“山寨”，这个词的意思并没有十分准确的法律定义，一般指质量差一点的仿造品，其实，现在质量可以算“精良”的山寨产品也不少见。“山寨”产品的出现对日本产业的打击比日本大企业转移生产据点的打击还要大。大企业转移生产据点受到打击的还只是那些没有自己品牌和产品、依靠向大企业提供服务过日子的日本中小企业，而山寨行动则直接打击品牌本身，在不少场合就是大企业也难逃厄运。

一般来说，“山寨”这个词带有的负面含义较多，给人一种不光明正大、投机取巧、占人便宜等印象，欧、美、日等国也正是这样批判中国的，中国确实存在侵犯他国和本国知识产权的事实。但是“山寨”和侵犯知识产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很多山寨产品并不牵涉到什么知识产权，虽然在质量上不敢恭维，但因为其价格低廉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所以照样有销路。这就是欧、美、日一直在担心和批判的所谓“中国在出口通货紧缩”的事实。

所谓“出口通货紧缩”是指：市场上廉价物品多了起来，使得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造成非廉价物品销售困难，只能降低售价来竞争的情况。其结果使企业的收益下降，收益下降了的企业能分给员工的就少了，而员工们的消费就更加依赖于廉价商品，这样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物价指数下降的过程，如此循环，造成了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的原因，不用说是因为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充斥了市场的缘故。廉价到了什么地步？这几年，日本有一种新型店铺叫做“百元店铺”，里面的商品全是100日元，大约1美元左右。本来就廉价的文化用品现在在100日元可以买一摞，立体声耳机也是100日元，甚至带立体声耳机的袖珍调频收音机还是100日元，反正那里面商品的价格即使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现在还有了“90元店铺”甚至“80元店铺”。

生产这些小商品的都是中国厂家，实际上这些中国厂家的经营也十分困难。笔者认识一位在福建经营小企业的人，他告诉笔者，他们专做出口北美市场的石英钟，每个出厂价只有1美元。笔者大吃一惊，在进出口业务中，一般产品的最后市场销售价是出厂价的3倍左右，笔者做的调查表明：北美市场上这种石英钟售价正好在2.5美元左右。

那位企业主告诉笔者，他们的日子很难过。精打细算地节约每一分钱，到最后几乎没有利润，一直想改行做其他产品，但因为一来从创业开始就是做石英钟，不会做别的；二来现在做什么行当都差不多，所以还在苦熬日子。

笔者告诉他，如果他日子难过的话，那么肯定还有人日子过不下去了。很容易就能推断，在中国的这些产品进入北美之前向北美提供石英钟的那些厂家，应该早就破产倒闭了。

经济学上有一句“劣币驱逐良币”的话，有意思的是，在制造业中也是这样的。

山寨产品因为不需要搞研发，现存的实物就在眼前，只要照葫芦画瓢就行了，所以出现的速度非常快。那被山寨的商品就只能不歇气地不断推出更加新型的商品，否则，市场会很快被山寨产品所占领。

如果被山寨的产品拥有知识产权，还能把山寨产品遏制在一定范围内，但绝大多数的产品没有什么知识产权，和尚摸得的，阿Q也能摸，这样就要拼谁的造价更低。虽然拼造价的结果是杀人上千自损八百，但八百毕竟少于一千。更不用说八百的一方计算的是多出来的那两百，而一千的一方只能计算少掉了的那一千，所以，在这种仅拼价格的地方，被山寨的注定了就是失败的一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山寨和被山寨的历史，即便是现在牢骚满腹的日本人也没少干过这种事。

源济

62  我们当年也山寨

很有意思，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在日本被称做“海贼版”，也就是“海盗版”，而在中国一般被称为“山寨版”，山寨里除了“山贼”还能有什么？“山寨版”其实也就是“山贼版”，从海贼到山贼的名称变化，好像也说明了日本和中国一个是海岛国家而另一个是大陆国家。

应该说，没有任何发达国家对中国山寨产品的头疼程度超过了日本，因为中国所山寨的产品中原产于日本的不少；但也没有任何发达国家对中国山寨产品的宽容程度超过日本，这里所说的“宽容”不是指政府间的交涉，也不是指被山寨的那些日本企业就此忍气吞声，而是在日本民间对这种行为并不是那么痛心疾首。

大观园的贾老太君说过一句名言：“打小人人这么过”，实际上大家都干过这档子事，但日本人干得最晚，因此还记忆犹新，所以现在这么快就来了报应，日本人心理上还是能够找到平衡的，特别是那些60岁以上的日本人，他们还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是怎么山寨别人的。

日本有一家造滑雪鞋模具的公司，全亚洲真正能够开滑雪鞋模具的就只有这一家。现在中国也有地方在生产滑雪鞋模具，但那还只是在实现了数字化建模之后做第一次模具，第一次模具出来了以后还要经过大量的测试和调整才能投入正式生产。而这些测试和调整几乎全是手工作业，中国现在在这种手工作业的领域里还无法山寨，所以说，亚洲真正具备全副滑雪装备调整功能的就只有这一家。

但你要是和这家模具公司以及其他日本滑雪用具厂家谈起日本生产滑雪装备的历史时，他们会很开心地告诉你当年他们是如何搞山寨的。

竞技滑雪是源于欧洲的一种富人消闲运动。日本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钱以后，也开始玩滑雪了。当时包括滑雪鞋在内的滑雪用具都是欧洲产的，不适合日本人的体形，有一些日本人就起了自己造滑雪鞋的念头。

买来法国造的滑雪鞋，拆开来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测量、研究，先弄清楚这些零件是如何装配起来的，然后再研究应该如何改进才能使其适合日本人的体形。当时正好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各大企业的经济能力很强，像神户制钢所还特地为滑雪鞋模具开发了专用的合金铝材料，住友化学也专门开发滑雪鞋使用的耐低温塑料。

一般来说，日本人在购买或是山寨了一个原型技术以后，就会开始改善这个原型技术直到把生产原型的鼻祖“打”得满地找牙为止，这种例子很多，但是滑雪鞋的情况不太一样。日本人掌握了滑雪鞋制作技术正好是泡沫经济的时候，滑雪成了一种时尚，从小学生到60岁的老人都去赶这个热闹，所有的滑雪场都人满为患，建滑雪场的速度还是无法赶上客人增加的速度，当然滑雪装备也就供不应求，生产多少鞋出来都有人买，不少人就是不去滑雪也要弄副家什摆在那里告诉别人：“其实我也想去，实在是没时间。”

日本人有个很古怪的心理，对于他们认为是属于技术或者技能范畴的东西从不认输，想方设法要做好了和人家一较高低，但对于他们认为是不属于技术或者技能的东西一般则不去过问。日本人特别喜欢所谓“名牌”，特别是欧洲的那些多少带点人文色彩的名牌。日本人从不挑战名牌，而是以生产非名牌赚来钱后，再去买那些名牌为荣。滑雪鞋的主要生产国是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又是所谓“名牌”成泡沫的国家，所以，日本人从不动和法国名牌滑雪鞋较个高低的念头，只是非常热心地从欧洲市场上买来各种最新款式的滑雪鞋，弄回日本后连图纸都不愿花时间描，直接就打成了石膏模，再根据日本人的脚型做一些尺寸修正就直接架在仿形铣床上开始加工。欧洲市场有什么新款式出来了，没多久日本产的有点相像的东西也上了市，和现在中国不少企业干的一模一样。所以笔者认识的几位搞滑雪鞋的朋友提起“海盗版”时，从来就是笑而不语——大家都一样。

但永远搞“海盗版”是没有前途的。泡沫经济一破灭，日本人就变穷了，别说不太爱去滑雪场了，就算偶然去一次也不自备滑雪鞋，而是到滑雪场去租，这几年地球温暖化问题又在加剧，冬天连雪都不太下，滑雪场经常开不了业，从来没有到国际市场去和欧洲名牌一决雌雄的日本滑雪鞋也就从此一蹶不振了。

源济

63  山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日本有一个极典型的山寨化例子，那就是石英钟表。

在旧时候手表当然是贵重品，钟也不是便宜货。原来中国人能用上“三五牌”座钟的就是挺牛的人家了，就是买个双铃马蹄表也是一件大事。美国当然比原来的中国要富裕得多，几乎没有用双铃马蹄表的，但从好莱坞的旧电影中可以看到一家人家的起居室里摆个大摆钟也是件家什。

钟表的这种属性从日本的一个奇怪的商业惯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直到十来年前，手表都放在珠宝店里卖，一直到最近超市里才开始卖手表，那是因为“100日元商场”里甚至也在在卖花花绿绿的石英表。

手表是贵重物品，欧洲的小国瑞士精工制作的手表更是因精确精巧、造型优雅、品相高贵而成为表中之精品，瑞士就是钟表王国，但是精工舍就愣是把这个钟表王国给山寨了。

真正的所谓“山寨”应该是一个把原来只有少数人能够享用的高级或者稀罕物品用新工艺或者新方法制造出来，变成了一个一般的、所有人都能享用的东西。

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日本的石英计时技术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精工表也就跟着“誉满全球”，一直被尊为“手表王国”的瑞士从此走下了宝座，除了罗莱克斯等高档品牌之外，一般已经听不到瑞士表的消息了。

实际上，人类发现石英计时的时间要早得多。石英晶体在电压作用下发生的振荡频率相当稳定这个所谓的“压电效应”早在1880年就由皮埃尔·居里发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个压电效应就已经应用于军用超声波通讯。1927年，美国人已经造出了第一台电子管石英钟。

但那是一个庞然巨物，除了证明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可以用来计时之外，什么实际用处都没有。但是随着1948年晶体管的发明，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考虑利用石英晶体来计时。

1881年开业的“服部时计店”，原来是经营外国手表的贩卖店。1892年服部时计店开设了一个叫“精工舍”的工厂开始制造钟表。精工舍如果没有定位在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石英计时器上，那么，到现在它也就是一个钟表厂；精工社如果只是做精确的机械手表的话，日本人也永远做不过瑞士人。

精工舍在1959年开发出来的第一台石英钟是一台高2.1米、宽1.3米的巨人，这么巨大的体积和昂贵的造价使得人们除了在航海和天文这种需要尽可能准确的计时领域之外，想不出什么应用前景出来。

但是精工舍在5年后的1962年，就把原来那个电子管的怪物用晶体管缩小到了长、宽只有45厘米，重量也只有30公斤的石英钟，广泛地应用于船舶导航。到了东京奥运会前一年的1963年，精工舍石英钟的尺寸又缩小到了长20厘米、宽16厘米、厚7厘米，重量连包装盒在一起也只有3公斤。这使石英钟完全实用化了，只是售价是12.5万日元，相当于350美元，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要知道当年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也就是5 000美元，不用说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价格，但是照样供不应求。因为石英钟是一次革命，和每天误差20秒之内算正常的机械挂钟相比，石英钟一个月的误差在2秒钟之内。

在东京奥运会上，精工舍以其领先世界的石英计时技术震撼了世界。那个时候的手表厂家主要集中在瑞士和美国，瑞士产高档表，美国产中低档表。也不能说欧美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手表的更新换代问题，但是欧美人的思维被“发条为先天性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所限制住了，因此所有的革新都围绕着如何增强发条的准确而展开，比如使用快摆、音叉等来校正发条等等，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过干脆把发条去掉。直到日本人拿出了不用机械发条的挂钟以后，欧州人才恍然大悟。为了超过日本人，欧美直接就进行石英手表的研究，1969年12月，瑞士人宣布还有一年他们的石英手表就可以问世了。

可惜太晚了。

1969年12月24日，精工舍研发出了世界第一款石英手表，售价45万日元，当时这是一辆轻型小汽车的价钱。美国的手表行业被日本挤得除了Timex一家之外几乎全军覆没，而钟表王国瑞士也元气大伤，名气稍稍小一点的厂家就没了，剩下来的高档厂家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们重新又以怀旧的忧伤心情想起了机械表而再次将其列入珠宝类之前，在黑暗的隧道里挣扎了将近30年。

源济

64  山寨很危险，后果很严重

精工舍干的更损的一件事是公开了它的全部专利，这样，石英表成了一个谁都可以制造的东西，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廉价石英表把手表从珠宝的档次降到了婴儿玩具的级别，而日本又凭借其在精密加工上的优势占据了高档石英手表的市场。

这才是真正的山寨行动，所以不能把“山寨”行动简单地误解成只是简单地违反某种法律或道德的行为。山寨实际上是一个后发达的国家的制造业在侵蚀和争夺先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所拥有的那部分市场时所必需经过的阶段，没有一个山寨的过程，后发达国家将无法发达起来。

因为先发达起来了的国家通过向市场提供市场上认可了的“最优质”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的回报从而维持着他们“先发达国家”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就是说他们是做“高档品”的，而这种“高档品”一般都受到法律或思维定势的保护，后发达国家在生产同等产品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想取代先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

这些“高档品”历来就是那些后发达国家的主要进攻目标。所谓“山寨”就是去掉所谓“高档品”的神秘包装，将其从少数用户普及到绝大多数用户，形成泡沫。在山寨的过程中，原来垄断这个产品的发达国家的那个行业也就没落了。100多年前，汽车是几乎顶级的家用交通工具，能和今天的飞机相比，只有极少数巨富才能享受私家车。可是一个叫亨利·福特的美国人愣是把它给山寨掉了，山寨到了什么程度？1929年，有名的福特“T”型车的零售价是290美元，而当时美国人的收入是多少呢？根据历史资料可以知道：在那时候，美国收入最高占人口总数1%的人其平均年收入是15 721美元；接下来的2%其平均年收入是2 700美元；再剩下来的97%就可以算是“穷人”了，“穷人”的平均年收入是544美元。这样，汽车即使对于收入较低的美国穷人来说也就是半年的收入，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东西。所以美国就成为了汽车王国，成为了超级大国，而英国的老牌高档汽车从此成为了鸡肋行业，只有在偶尔听说“罗尔斯罗伊斯”、“本特利”这些很带有宅气的品牌名时，人们才会记起原来英国人也会造汽车。

由于山寨掉了汽车，美国成为了超级大国，而英国沦落成了一个二流国家。

石英表也是这样，当然，除石英表之外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索尼的晶体管收音机震动世界之前，拥有一架庞大的电子管落地收音机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人们现在还能在老电影中欣赏到那种老式电子管收音机雍容华贵的身影，然而索尼使收音机一钱不值，成了一个接收广播信息的道具而已。

制造业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强大，只要其主要产品被别人山寨了，立即就会一蹶不振。战后的美国也是这样，二战时为美军和盟军提供了几乎无法统计的坦克、装甲车、火炮、军舰、雷达的美国机械制造业和电子工业在战后由于在家用电器和汽车上被日本人山寨了，立即陷入了困境，以至于到现在，美国连电视机都不能生产了。

当然，想山寨掉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制造业绝非易事，光靠把原来价值100美元的东西山寨成50美元是山寨不掉人家的，但是把10万美元的东西山寨成8万就完全不同了。更可怕的是，像刚问世时候的石英表那样把原来就不便宜的东西山寨成为一个也不便宜的东西。因为几百美元的东西不是别人的命根子，伤不了被山寨国家的元气，而自己依靠山寨这种本身就廉价的东西获利也几乎只是聊胜于无，无法用山寨赚来的资本进行再投资，这样的话，就可能永远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上，无法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这里说的石英表、晶体管收音机和汽车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不一定人人都能遇上，但是要抓住这种机遇却需要极为厚实的产业基础。精工舍把一个2米多高、1米多宽、重量上吨的庞然大物减小到一个能戴在手腕上的小玩意可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石英表开发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激动人心，每减小一点尺寸都困难重重。如果没有平时积累起来的精密微细的制造基础，石英计时器就永远是一个庞然大物。

源济

65  生也萧何，死也萧何

笔者曾经写过日本的陆海军，指出过日本陆海军失败的原因正好是他们当年兴盛的原因。这种事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不光是在日本。因为世界会变化，事物会变化，环境会变化，条件也会变化，唯一不会变化的就是变化本身。

世界上没有任何先天性正确或者错误的教条，任何教条的正确性和错误性都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表现出来，如果不能根据条件的变化及时地修正方针和政策的话，肯定会碰钉子。日本人有很多非常适合制造业的民族性，但在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些天性也有可能反过来阻碍制造业，这就是日本人现在所陷入的困境。

说“日本人有很多非常适合制造业的民族性”，并不是说别的民族的民族性就不适合发展制造业或者适合的部分很少。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说，日本人在发展制造业的时候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民族特性的道路而已，一旦这条道路出现了问题，这些原来支持着发展制造业的民族特性很有可能反过来妨碍制造业，甚至连精致、兢兢业业和精益求精这些公认的制造业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走火入魔成为负面因素。

比如说日本人重视过程轻视结果的思维方式使得日本人对于制造过程本身就非常认真，这是提高质量所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认真过了度以后的结果就很难说。

本田公司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本田在开始生产摩托车的时候有不少质量问题，而本田负责质量管理的人则认为：质量管理的任务仅在于把质量指标控制在规定的百分比之内，而不可能做到质量事故完全为零。本田宗一郎听说这种论调以后十分震怒，拉开窗帘，指着马路对面一个蹲在摩托车跟前不知道在鼓捣着什么的青年对这些人说：“你们看，这个小伙子可能省吃俭用了几年才攒出钱来买了一辆摩托车，我们也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拿出了钱才有了收入，你能对他说‘对不起，你这辆车因为不可避免的百分比，一定会出故障，而我们没有责任，因为没有故障是不可能的’吗？故障率一定要降到零，今天不能就明天，明天不能就后天，反正就是不能有故障。”

日本人在讲到质量管理时，肯定会津津乐道地讲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确实挺感人，说明了日本人对质量问题的看法，但实际上本田宗一郎的看法是有可商议之处的。零故障率作为品质控制的终极目标，只能不休止地去企图逼近，而不能作为操作目标。品质不好当然是问题，但强调品质到了脱离用户所要求的从而造成品质过剩也只能带来成本上升、加工周期变长的问题，反过来削弱产品的竞争能力。

在这点上，丰田做的比本田就要现实得多。丰田的口号是“80分”，就是说：在问题上不一定要追求100分，只要能够达到80分即可。

但在喜欢追求完美的日本人看来，丰田的口号太离经叛道了。正好从去年开始，丰田汽车出了一连串事故，使得丰田不得不在全世界召回天文数字的各种汽车进行修理或更换零配件，但这次丰田的召回门即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召回688 314辆汽车事件。原因很多，不能一概泛泛而论，但不少日本传媒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这个“80分”的口号上。

日本人的创新不是很多，更多的情况是对已有的概念或产品进行“改善”，在质量、机能和其他使用性能上进行改善从而添加上自己的特色之后再参与市场竞争，这样就使得日本产品基本上都带有质量和机能胜过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形象，这是好事，但这个好事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

在和日本制造业人士谈话时，时不时会听到“masturbation”这个词，这个词在这里当然不是手淫的意思，这是日本人在自嘲。日本人借用这个词的“自我满足”的意思来解释那些没有必要的加工和检查工序，意思就是这些工序并不添加附加价值，用户也没有这些要求，生产者得到的仅仅是自我满足而已。

笔者一位朋友曾经说：“日本人怎么把本来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的制造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似的东西？”最能说明日本人这种天性的就是日本人现在自己也在经常讨论的“加拉帕哥斯进化的日本产品”。

源济

66  加拉帕哥斯进化

提到达尔文，肯定会同时提到加拉帕哥斯群岛，据说达尔文就是在加拉帕哥斯群岛得到了进化论灵感。这个位于赤道上的群岛因为和大陆天然隔离，岛上缺乏天敌的生物们都进化得怪里怪气，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以后这种走不同道路进化从而产生不同生物的现象就叫做“加拉帕哥斯进化”。

后来，人们才知道：加拉帕哥斯进化并不是什么孤例，凡是和其他地方隔离开来了的地方，其生物的进化就不同于其他的地方已有的生物，从而产生了一些某地所特有的生物。

产品也是这样，在日本这种被称为“加拉帕哥斯产品”的东西不少。依靠对外贸易立国的日本本来应该和外界交流很多，但这种加拉帕哥斯产品的大量出现却也说明了日本人的保守和内向。日本人在没有外来竞争的情况下，就特别喜欢弄一些日本人特有的规格出来，当初是为了防止外国同类产品进入日本，但到后来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失败，要么撤销这些奇怪的规格，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地依靠自然淘汰。

比如IBM发表了个人计算机PC以后，NEC也推出了个人计算机，叫做“98系列机”。这个98系列特别怪，它是PC兼容机，操作系统也是DOS。用过IBM-PC计算机的人几乎都能立即毫无困难地使用NEC的98系列，但总有点不顺手。

比如IBM-PC机的硬盘驱动器一般是从C开始，A和B是留给软盘驱动器的，而NEC的硬盘驱动器则是从A开始，软盘才是从C开始，和IBM是反的。

磁盘驱动器的编号还只是小问题，NEC最邪门的是自己弄了一个软盘的格式化规格。当时计算机网络还没有普及，软盘是最常用的传递文件手段，可是NEC的文件和IBM不能互拷。其实，NEC是有意这么做的，就是想把外国货从日本市场上挤掉。日本人做个人计算机做不过美国人，也做不过台湾人，就干脆不和人家争外国地盘了，只求保住日本这块地盘，不让外国货进来。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995年Windows出来以后总算把NEC的98系列给拍死了，但是残存的98系列机怎么办？于是市场上又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能够对应两种格式软盘的外挂式软盘驱动器，这也是日本特有的奇观。而且，虽然98系列停产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但旧货市场上配备有好的显卡的98系列机还是能卖出天价来，因为这个98系列的个人计算机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在继续使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开发的一些CAM（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都是在98系列机上运行的，虽然当时的用户界面非常简陋，甚至有一些都没有图形系统支持，但因为使用这些系统能够产生效率最高的数控机床的控制代码，所以到现在还有不少用户在使用那些系统。对于大批量生产来说，时间和效率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而Windows版除了操作上的便利之外，生成代码的效率和已生成的代码的效率都远不如过去的DOS系统。

除了这个98系列个人计算机，日本人创造的各种古怪的文件格式大概是最多的，但是后来成为国际标准的几乎没有。如果这还是日本企业在努力把自己的生意做大或者是在保护自己的地盘的话，那么日本手机就是在受保护下来的地盘上最典型的加拉帕哥斯进化了。

日本的电子产品很有名，但是近十几年来日本人在新兴的电子产品上却没有什么建树。手机是这十几年中最有代表性的电子产品之一，而日本手机的产量现在只占世界年产量的6%，和其他的电子产品形成很大的不同。

日本手机在海外几乎没有市场，十几年前，日本通产省搞过一次对中国山东产大蒜头的制裁。作为报复，中国把日本手机也列入了制裁名单。当时还是手机属于奢侈品的时代，对华手机出口仅占日本对华出口的0.5%，所以日本人也没当回事，但那次制裁似乎就预示了日本手机在整个国际市场上的未来。

从2008年京瓷从中国大陆撤走了手机业务以后，日本手机在中国市场就全部消失了。实际上不只在中国，日本手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市场，连在最开放的美国市场上都是这样，更不要说其他国家了。

因为加拉帕哥斯的生物不能适应其他地方。

源济

67  古怪的日本手机文化

手机到处都在用，但像日本那样用的地方好像不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没有像日本那么大，日本甚至有一句“携带不况”的话。日本人管手机叫“携带电话”，而“不况”的意思就是“不景气”，这句话的意思是“手机引起了不景气”。

像这种“游戏机引起的不景气”、“因特网引起的不景气”等把不景气的原因归结到电子玩具上去的言论很多，基本上也都有点道理。大家都玩手机，电影没人去看了，音乐没人去听了，书籍没人去读了，饭馆没人去吃了，甚至连游戏机都没有人玩了，因为全去玩手机游戏了。如果这些现象还能够理解的话，那么连烟草业都在感慨“手机弄得香烟都卖不出去了”就不好理解了。

日本法律规定：2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吸烟，但法律规定是法律规定，实际上未成年人抽烟的大有人在，不管是不是犯法，反正事实上未成年人也是烟草公司销售对象的一部分，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未成年人没有经济收入，要把钱往手机上花的话就必须削减其他开支。就这样在手机普及之后，日本未成年人吸烟减少了。未成年人抽烟减少是一件好事，但在烟草公司看来就是不景气。

日本手机怎么就能把人整得迷迷糊糊的呢？从“携带”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一点端倪来。“携带”绝不只是“携带电话”的简略，而有着更深的意义。对于日本的手机来说，“携带”绝不是表明这种电话的一个属性，而是说明这种东西的全部属性，就是一个携带着的功能集合，“电话”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而已。其他的功能除了上网和MP3、MP4音像播放器等常见的功能之外，日本手机还有一种在其他国家很少见的认证功能。就是说，日本手机可以作为电子货币、身份证之类来使用，比如在飞机场买票，在酒店退房都可以使用手机简单地办到。

日本在10年前就普及了能上网、发送电子邮件的手机，这和日本社会所独有的一些性质有一定关系。日本的手机通话费用过于昂贵，因此这种可以发送电子邮件的功能立即受到了热烈欢迎，接下来的发展就是收发电子邮件逐步取代了通话成为了手机用户间主要的交流手段，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到现在，年轻人见面不是交换手机号码而是交换手机电子邮箱地址，这可能也算日本特有的一大景观了。

最能说明日本手机通话功能衰退的可能是这个例子。有一次某电视台找了一大堆专写广告词的作家在一起讨论、起草一封最能打动异性的邮件，而这些年收入都是几千万日元的广告界大佬们集体讨论了半天的邮件内容居然是：“我能给您打电话吗？”

这样，日本的手机这十来年除了手机的通话功能没多大改善之外，其他莫名其妙的功能应有尽有，连大学上课时老师点名都用手机代替了，因为用口头答到有冒名顶替的可能，但用手机则万无一失，人没有来手机绝不会到场，有句笑话就是这么说的：“出门可以不穿内裤，但绝不能不带手机。”现在的手机几乎成了日本年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让同学带到课堂里去冒名顶替是不可想象的。

具有这么多功能的手机当然不坏，但是手机真有具备这么多功能的必要吗？手机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通话，实际上就是在现在的美国，手机相机像素在30万以下，甚至根本就不带相机的手机也为数不少，更不要说还有非洲了。而日本手机里面的这些五花八门的功能除了在日本这样社会治安极好的国家之外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手机被盗也就意味着自我丧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而遗失了的手机上那些强大的功能则很可能在为别人提供周到的服务。

如此功能齐备的手机自然价格不菲，这样高昂的价格会让用户不敢问津，日本人为解决这个问题采用了一种更加古怪的方法：对SIM卡加锁，让每台手机都归属于某个手机公司，这样手机公司就可以用高昂的使用费来降低手机售价。而且日新月异的功能进化又引诱着人们去更换更加新型的手机，产量的增加也降低了手机的成本。

可是这么做有到头的一天，到市场饱和了的时候日本人才发现日本手机在国际上已经没有任何竞争力了。

除了日本产品具有“加拉帕哥斯进化”的特点之外，日本制造业前景黯淡的最后根源还是在和这种手机文化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身上。

源济

68  从人多为患到人手不够

明治维新后的很多年里，日本一直在为如何养活众多的人口而发愁。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不到3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1/25，人口却为中国的1/10。沉重的人口负担也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向外扩张的原因之一。那时候，中国东北挤满了日本的“开拓团”，成员多是农民家庭中无法继承家中土地的老二、老三们。日本战败之后，开拓团撤回了日本本土，但是日本还是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处，政府虽然找了些荒地给这些人去种，但那都是些种什么都不长的废地。没办法，不少坐着撤侨船回了日本的人，只好再坐移民船去了南美。

日本的人口问题一直到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才算得到了解决，高速增长的经济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人再也不是光会吃饭了，还能够创造社会财富。中国也有类似的经验，从“计划生育是百年大计”到到处都缺人也没有几年。

但是这段时间并不长，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工业社会带来的肯定是人口增长率的降低，而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现代医学的发展又使得长寿成为可能，人生七十再也不是什么“古来稀”的事情了，相反人生未满七十倒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情，而社会也出现了一个叫做“老龄化”的怪东西。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如果65岁以上的人口高于7%就是“老龄化”社会了，超过了14%的话就直接是“老龄”社会了，而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字表明：在2008年，日本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22.1%，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龄”社会了。

日本全国人口总数这20年来变化不大，一直还在极其缓慢地增加，比如说2007年比2006年只增加了1 000人，基本上稳定在1.27亿左右的水平。但是人口结构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年之前的1990年，日本的人口结构是这样的：

14岁以下（将来劳动人口）：22 486千人；

15-64岁（现在劳动人口）：85 904千人；

65岁以上（不劳动人口）：14 895千人；

到了2008年，人口结构则成了：

14岁以下：17 176千人；

15-64岁：82 300千人；

65岁以上：28 216千人；

劳动人口从20年前的69.5%降到了现在的64.5%，将来劳动人口从16.2%降到了13.5%，而65岁以上只能靠社会抚养而无法期望其劳动的人口比例却从12%增加到了22%。这就是现在日本社会所背负的沉重的赡养老人的包袱。

平均每3个不到的劳动人口就要赡养1位老人，这本来就不容易，何况老人们的年金还挺高。现在30岁的人拿到的工资赶不上同一个企业里退休老人的年金不是什么稀罕事。除了政府掌管的年金之外，各个企业还有自己的年金，日航（JAL，Japan Airline）破产的原因之一就是无法支付巨额的老人年金。

2010年初，读卖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主持人辛坊治郎半开玩笑地提出了自己对日本将来的一个预测：“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将超过150岁”，这并不是在吹嘘日本的医学怎么发达，而是在指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所谓长寿老人只是根据各地方政府的人口台帐而来，并没有人实际去检查过，有人估计日本长寿老人中的一半左右是“幽灵”，只是因为子孙后代想骗取其年金而不向地方政府报丧，这就出现了实际上已经去世了的人还继续活在各地方政府的台账上的尴尬局面。

直到最近，这才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从东京开始调查这些领取年金的高龄者行踪。调查刚刚开始，就出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号称东京都最高龄的男性实际上30年前就已经去世，东京都最高龄的女性也在30年之前就行踪不明。仅仅两天，全国各地查出来的行踪不明的百岁老人就已经超过70余人，几乎都牵涉到年金问题。

对于那些骗取年金的高龄者家人来说，秘不发丧也可能是无奈之举，长年的经济不景气使得那些没出息的家人只能把脑筋动到去世了的家人的年金上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现在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年轻人的地狱。可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肩负着这个国家将来的年轻人的质量似乎比不上当年建设这个国家的那些年轻人的质量。

源济

69  问题就出在人上

现代制造业是资金和设备的集合体，或者说是资金的集合体，因为没有钱就无法购买需要的硬、软件设备，越是高端的制造业越是如此，几乎到了没有资金就不要谈制造业的地步，而现代制造业所使用的设备又实现了高度的智能化，因此在讨论现代制造业时非常容易忽视人的因素。

前面说过，日本的制造业非常重视人的因素，甚至在日本的管理学书籍上有把“人才”这两个汉字特意写成“人财”的，意思就是只有人才是企业的真正财富，但是现在起了不少变化。

这种变化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现在的人离财富似乎也远了点；另一个方面就是日本企业现在也不再把人看做是财富，而是一种可以用完就扔的工具了。

笔者有一个朋友供职于一家商社，做工业配件生意。由于经常在各个制造业企业跑来跑去，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刚来日本时对日本人很尊敬，时间长了就觉得只有50岁以上的日本人才值得尊敬，30岁以下的日本人就是垃圾。”

那朋友对笔者说这句话的时候大约是10年前，朋友举了一个例子：“一卷薄钢板拆掉包装以后还是卷在一起的，老师傅拿着一根钢制米达尺这里那里轻轻拍几下，既不费力又不费时，这卷薄钢板就变得平平整整。可是现在呢，小年青对着卷在一起的钢板抓耳挠腮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拍平整了不好用，可是一拍下去钢板就成了皱巴巴的抹布了，你说这样下去日本的制造业还能继续牛下去？反正我是不相信。”

朋友的话点出了日本制造业中最大的危机：后继无人。

笔者在《冰眼看日本》中谈过日本的教育，本来任务是培养社会生产工具的日本教育系统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责任的。把持日本教育系统的日教组现在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在历史上，日教组和日共的渊源很深，在反对最后把日本拖入战祸的军国主义问题上旗帜鲜明。但在对于产生军国主义的原因和如何采取措施以防止军国主义再燃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总让人产生疑问。

日教组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东方文化中的全体主义，为了杜绝军国主义的产生，必须用美国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来取代它。这种看法本身可能没有问题，因为美国确实没有产生过法西斯，但是要在本族文化中纳入异种文化中的价值观是十分困难的，再加上日教组和在他们领导下的日本公立中小学的教师们本来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化以及美国式思维方法也知之甚少，于是就弄出来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宽松式教育方式。

尊重学生的个性，让学生全面发展，从培养兴趣着手指导学生学习这些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把这些正确的教条绝对化到一切以学生的兴趣为目标，一切听从于学生的“乐趣”就荒谬了，而日本的公立学校到最近才刚开始试图去改变所谓的“宽松式教育方式”（ゆとり教育）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所谓“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必须强制的行为。如果让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孩子们顺着自己的兴趣去选择，那肯定绝大多数的孩子们会选择不受教育。但日本社会是一个严格的学历社会，不容许不受教育，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学生们逃避理工科，转向学习轻松的文科。据统计，日本中学生中愿意学理工科的人数比例不到7%，其余全部想去读什么诸如“人间科学”那种云山雾罩，基本上属于胡说八道的大学。因为日本大学招生人数已经大于高中毕业生总数了，大学多了，多也就多在那些私立的文科大学上，名义上存在入学考试，实际上是只要报名就没有不录取的。在那种几乎可以称为“野鸡”的大学里，只要按时交学杂费，没有不能毕业的。

这种连最基本的初中数理化常识都没有的大学毕业生对于要用人的企业来说，离“财富”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只要花一定的时间，这些人还是能够成为“人财”的，毕竟现代制造业中需要童子功的工种已经不多了。但这个从白丁到人才的过程需要企业和个人双方面的努力才能成功，而日本的现状是：一方面企业已经没有余力像过去那样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年轻人也不像过去那样能安心吃苦。这就造成了本来就年轻人不足，而符合社会要求的年轻人更加不足的这种最坏的现实。

源济

70  差距有多大

几年前有一档电视节目叫“これは変な日本人”（古怪的日本人），节目邀请在日本的外国人谈对日本社会、日本人的观感，让外国人发发牢骚。

一天，有一个中国人在节目中批判日本的年轻人安于享乐，不肯吃苦，不肯学习。他谈了自己的经历：自费来日本留学，靠打工挣钱读大学，最困难的时候身无分文，在公园的长凳上露宿，但他还是坚持着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院，现在在一家很好的公司里工作，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他认为一个人就应该这样努力才行。

在场的人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是一个日本嘉宾狠拍了他一板砖：“你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我非常尊敬你。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孩子还会这样吗？如果你不能保证你的孩子还会像你一样的话，你就不能以自己的经历来批判日本的年轻人。”

会场里安静了下来，那位成功的中国人也一时无言以对。这位嘉宾的话说到了点子上，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了。他们的父辈基本上都是农民家的老二、老三，初中毕业之后坐着“就职列车”背井离乡到城里来，为了在城里建立起一块生活的地盘，绝不肯随便离职，因为离职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无法在陌生的城市里生活。加上家里的田地也已经由长子继承，农村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回不去的故乡，所以，为了在城市里立住脚，他们什么样的苦都肯吃，况且城里的苦和那时候日本农村的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他们的后代不一样，城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不会再去背井离乡，不管外面有多少不愉快的事情，那个温暖的家是永远不会拒绝他们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受着“宽松式教育”长大的一代人。

这种“宽松式教育”的后果在直到泡沫经济崩溃为止的时代里还看不出来。这是因为：战后日本成了一片焦土，贫穷和饥饿的威胁使得人们还没有资格去重视什么“兴趣”，再加上一直到经济高速增长的60年代、70年代为止日本人只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振兴经济、过好日子，除了这个目标之外，一切都是胡扯。

但是进入80年代，战争以及战败所带来的贫穷和饥饿都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Japan is Number One”成了战后一代的骄傲，日本人过上了还算富裕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就是整个世界”这种荒唐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战后一代走上了社会。

走上社会的这代人发现：这个社会和学校所提倡、所实行的似乎不一样，企业里的上司拥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所从事的工作似乎与“自己的兴趣”相去甚远，自己也无法从中得到“乐趣”，这时候怎么办？

不干了，这就是一部分日本年轻人的选择。

日本有个名词“neet”，意思是“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既没有就职也不在受教育或者接受职业训练的人，换言之，就是游手好闲、窝在家中的人。根据统计资料上的数字，2009年这种neet已经达到了万人。

“neet”这个词最早起源于英国，用于统计有多少18岁以下的青年人处于这个状态，这个词因为被日本人山寨了以后而变得在全世界出了名，日本人的统计线是35岁以下，事实上更大年纪的neet也不是很罕见。

这种人和失业者不同，他们是坐在家里吃闲饭、不就业的一类人。这些人一般在高中或者大学毕业以后有过就职的经历，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离职不干。这些原因无非是公司太苦太累，上司和前辈同事也不像父母、老师那么和善、溺爱，与其受陌生人的窝囊气，不如回家，反正在家靠父母，父母有吃的，也少不了自己的一口。就这样这些人成了neet。

出现这种情况，很令人感慨，时代确实不一样了。不要说当年太平洋战场上那些到处搞万岁冲锋、玉碎冲锋的“皇军”们，就连战后那些被称为“企业战士”的工薪劳动者们，他们的口头禅也是“绝不认输，因为失败从承认失败开始”。同样一个民族，怎么过个几十年居然会变成这样！

源济

71  转职带来的问题

neet是一个社会问题，当然也并非所有离职的人都窝在了家里。一直到最近为止，日本的失业率一直很低，再找一份工作并不难，在这里干不下去了辞职再找一份就是了，或者干脆就不找正式工作，打打零工过日子。这种人叫“自由人”（freeder，这是个“和制英语”单词，free+der），自由人无拘无束，想干就干一天，不想干就休息。

由于这些原因，最近中小企业中招来的人中，工作未满3年就离职的比率居然高达40%以上，这个比率引起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本企业基本上是采取年功序列的分配方式，收入和在企业服务的时间长短成正比，经常换工作首先在收入上就是吃亏的，除了从别处挖墙角挖来的人之外，换工作的结果首先是收入减少。除了年功序列造成收入降低之外，频繁更换工作对本人的技能磨练也有影响。制造业的技术技能全是花时间磨练出来的，没有过硬技术技能的人找到了新工作以后，除了打杂之外也不可能派去担当比较重要的工作，这样，本人的热情进一步降低以至于有可能再次离职，几次下来，这样的人除了当自由人之外就是去当临时工、季节工了。

这就又出来了一个名词：“working poor”，工作着的穷人。现在，日本的传媒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很多，这些人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而且有点风吹草动立即就被企业扔掉。传媒似乎很同情这个弱势群体，但就是没有人去问一下，这个群体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群体中的成员自己有些什么问题？因为直到近几年为止，日本应届高中生、大学生的就业率没有过什么大问题，即便是在“就职冰河期”，也只是找不到自己要求的那个档次的工作而只能降低档次就职而已，事实上，这个群体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

这个群体的存在还会引起其他的连锁反应，企业主能够利用这个群体的存在去压缩正式工的数量和收入，从而使年轻一代的整体收入降低。低收入又使得青年人无法结婚、生育。统计资料显示：年收入350万日元以下的人是无法结婚的，而生育和抚养后代又需要更多的收入。所以，年轻人贫穷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出生率进一步降低，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导致在工作的人身上的负担变得更重，个人所得进一步减少，最后形成了一个不断加剧贫富差别的恶性循环。

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存在一定的贫富差别还有助于激发人们的上进心，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意思。问题是日本现在的贫富差别特别古怪，日本基本上不存在绝对贫困，除去极端的例子之外，衣食无着的现象几乎没有，因此，这种贫富差别激发不了什么上进心。

日本企业用正式工的代价是很高的，比如一个人进来3年又走了，这3年里包括年金、保险、交通费在内，企业一般每年起码要支付400万日元，3年就是1 200万日元，约合13万多美元，还要加上在职业介绍所刊登招工广告的50万日元，人一走就全打了水漂。

即使根据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也无法得出企业方没有损失的结论，因为一般在日本制造业工作不到3年的人还不能独立工作，也创造不出能够让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3年之内走人对企业来说是很不利的。

这样的结果，除了本人无法获得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必需的技能和技术，从而只能打打零工、一辈子陷于贫穷而无法自拔之外，用人一方的企业除了在支付工资方面有所损失外，更重要的是无法获得技能和技术的人才。这样，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目光放到临时工和外国人身上。现在，日本不少企业在合法或者非法或者不知道是合法还是非法地使用外国人，包括丰田的总装线。这种能同时听到三四种语言的企业是不稀奇的，但连语言都不能相通的企业制造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可疑的，“日本制造”的品牌讲究的是精雕细作，因为日本不太有别人没有的产品，日本人的长处在于他们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一些。如果不能精雕细作的话，即使生产地在日本国内，也不能先天性保证质量一定合乎要求。而在一个连作业手册的翻译都没人能保证是否正确的情况下，还谈什么精雕细作。

这样下去的结果，必然就是手艺的逐渐退步和质量的降低。

源济

72  只有一条命纲太危险了

日本为数众多的、技术高超的中小企业只是日本制造业发达的条件之一，中小企业为日本大企业在争夺市场的竞争中胜出提供了技术保障，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对于日本大企业来说，中小企业的这种保障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也非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向大企业提供这种保障。

决定制造业胜负的领军将帅们是那些大企业，也就是说，只有大企业本身的经营成功才是日本制造业胜出的战略因素，而中小企业只是战术因素。就像太平洋战争已经证明了的那样，战略上的失败是不能用战术上的胜利来弥补的，而战斗的胜利无助于整个战争的失败。

但中小企业能否正常经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小企业处在困境之中，那么，社会也必定处于困境之中；如果中小企业看不到复兴希望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也看不到复兴的希望。然而，中小企业走不出困境几乎已经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一个定论。

日本的中小企业会继续衰落，但日本制造业中有几个行业在看得见的将来是安稳的。像材料、化工、精密机械、精密测量仪表仪器等这些领先程度本来就较大，人工费用不是主要考虑因素或者对人工素质要求很高的行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这些产业对社会的贡献度不大，社会贡献度大小的衡量标准并不是产值或者盈利，而是看其带动其他产业、解决社会就业率的能力的大小。商业银行的产值够大，在日本这种存款利率几乎为零的国家银行盈利非常可观，10年前几乎是天文数值的几十万亿坏账就是靠这种盈利给冲销了。可是商业银行在带动其他产业、解决社会就业率方面的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从这个角度而不是从商业银行在现代经济上的重要性来说的话，商业银行是没有什么社会贡献的行业。

广场协议之前，在日本拉动社会就业的主要是家电和汽车这两个行业。为了解救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下降从而造成失业率上升的问题，日本人把目光转向了土建等公共投资项目，结果却是一个泡沫。

泡沫粉碎之后，日本的社会就业率基本上就只靠汽车业来维持了，千军万马战汽车就是现在日本中小企业的一个写照。松下公司的根据地在阪神（大阪和神户）地区，原来养活了数不清的各种中小企业，阪神地区近十多年来萧条的根源之一就在于现在的松下公司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雄风，预算方面很大程度上依靠松下公司所缴纳的法人税的大阪府都已经在“破产”的边缘徘徊了好些日子了。

原来为松下做家电配套的中小企业很多转向汽车。但位于日本几乎正中间的阪神一带却没有汽车工业，日本的汽车集中在更东面的名古屋和更西面的广岛周围，这样阪神一带的中小企业为汽车做配套在缺乏经验之前，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就处在了非常不利的地位。

但能为汽车做配套已经是非常幸福了，如果现在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日本汽车行业也发生了像曾经如日中天、领导世界新潮流的日本家电行业那样，被别的国家挤下去了的话，就真是日本的末日。

首先是销售量上的竞争，日本主要的三大汽车公司丰田、尼桑、本田在全球的总销售量还没有发生比其他国家厂家更大的下滑，可是在日本国内生产的数量却不断在下滑。一来是由于各大公司的现地生产策略的影响；二来是国内市场在萎缩，日本国内新车销售量在逐年下降，汽车已经不是日本年轻人向往的东西了。

还有一个因素是：这个世界对于质量的要求似乎也有点变化。笔者的一位在一家相当大规模的印刷公司工作的朋友曾经很丧气地对笔者说过这样的话：“原来泡沫经济的时候，用户对印刷质量鸡蛋里面挑骨头地求精求细，只要印得漂亮，无论采用什么复杂的工艺，采用什么价格的纸张都没有意见，但现在的用户也是鸡蛋里挑骨头——为了节约，甚至经常有用户公开地说‘看得清楚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追求过分的美观，要不是需要的数量太大，自己用打印机都能凑合’。你说到哪儿去盈利？”

汽车也一样。热销汽车的金砖国家现阶段所要求的还是稍微简陋一点的汽车，等到这几个国家的购买力进一步上升，对质量更好的汽车形成需求时，谁又能说那些国家还是造不出好汽车呢？

更可怕的是：现在的汽车概念会不会发生变化？

源济

73  命纲会不会断裂？

据说丰田人成天在想的只有一件事：“现在的做法是不是最好的？”回答是现成的：“当然不是。”接下来就是去找哪儿不好，如何改正。这就是最有名的丰田式“改善”，见过丰田式改善的人绝对对那种工作方式印象深刻，更不要说是被丰田改善过的了。

不要说外国企业对丰田受不了，就是日本企业，只要不属于丰田系列的被丰田改善了以后也会郁闷万分。笔者知道一家金属零件加工公司，原来做三菱自动车的活，前几年三菱在出了好几次事故以后风雨飘摇，市场销量大减，直至最后停产整顿，这样那家公司就没有了订单。没办法只好改换门庭投靠丰田。

那家公司有一定的规模，改换门庭是在地方政府和经产省的指导下进行的，丰田只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也派人来进行管理上的指导，不然上不了丰田的轨道。那家公司对丰田来人的指责经常有一种五雷轰顶似的震撼。

比如机械加工工程完了之后，操作者要打开机床的门来观察一下加工情况，而这开门的幅度就被丰田亮了红牌，一般人都是把门全拉开来身体伸进机床里面去看，而丰田则要求把门只开到齐肩宽，只把头伸进去观察，理由是这样节省时间。真要测量被节省下来的时间估计也不会超过0.1秒，但丰田就是在这0.1秒上做文章。

机械加工中还有一种很普遍的方法，就是加工工程完毕之后用压缩空气吹掉粘在加工工件上的切削用加工液和金属切屑什么的，但丰田不这么干，丰田是让加工过了的零件经过一段斜坡之后再用压缩空气吹，理由是这样能够回收更多的切削用加工液，那家公司在丰田的指导下这么做了之后，居然每年在加工液一项上就可以节约600万日元的开支。

这就是能在干毛巾里拧出水来、闻名于世界的丰田式“改善”，用丰田的话来说：“所谓工作就是‘改善’。”丰田就是坚持靠这种枯燥而不起眼的改善工作爬上了汽车工业的顶峰。“改善”在英语中对应的单词是“improvement”，然而在英语中对应所谓“丰田式改善”的单词是“kaizen”，日语中“改善”的译音。

在产业的发展上除了“improvement”之外，还有一个词叫“innovation”，这个词在中文中一般翻译成“革新”，但实际上有时候这种革新的规模、爆发的能量和带来的结果能够和革命相比。

在原来还用唱机听音乐的时代，大阪有一家专做唱针的公司。这家公司生产的唱针的品质世界第一，还原力好又不损伤唱片，可以说是高级唱机的唯一选择。当时这家公司生产的高级唱针占了世界市场份额的80%，几乎没有人能够挑战这家公司。

可是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没有了，理由很简单，因为唱机已经没有人用了。激光唱片的出现，特别是后来CD的普及，使得唱片和唱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收藏家感兴趣的古董，品质再好的唱片也无法与最普通的激光唱机竞争，更不用说现在的iPod了。

这就是改善的局限，日本人现在最心惊胆战的一点就是汽车工业会不会也出来一个这样的innovation，更直接地说，就是现在的燃油汽车会不会被电动汽车完全取代？

如果那种事情发生，日本将失去唯一赖以维持产业生存的命纲，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就不敢想象了：丰田、尼桑、本田这几家大汽车公司一落千丈，围绕着几大汽车公司运行的中小企业的订单将全部消失，企业也纷纷倒闭，社会上充满了失业者，一言以蔽之：日本将彻底沉没。

有人会怀疑：就算真的出现了燃油汽车被电动汽车取代的事实，为什么日本人就不能制造电动汽车呢？说日本就一定会沉没是不是太过分了？

日本人有不少迷信，这个“电动汽车亡国论”也是从日本人的迷信中发展出来的一种论调，结论虽然有点过激，但是挺符合日本人的迷信，所以相信这个论调的日本人还不少。

和天生具备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美国人相比，日本人有一种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倾向，看过笔者《有一类战犯叫参谋》、《浩瀚大洋是赌场》的人肯定对当时日本陆海军军人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的复杂性有深刻印象。这种天性反映到制造业上，就是日本人设计的产品特别复杂，而习惯于复杂的日本人也确实有一种能把复杂的东西整合起来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