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东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源济

74  复杂的东西干不了

日本自卫队现在使用74式自动步枪，在此之前使用的是64式自动步枪，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使用64式的部门也不少。自卫队对这种自动步枪怨声载道，战后的自卫队没打过仗，64式的作战性能无以得知，死在这种64式自动步枪下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但被这种自动步枪毁了前程的人倒有不少。

这种64式自动步枪就是最典型的日本式产品，全部分解开后的零件数居然达到58个，而自卫队和其他所有的军队一样，也是没事就要把武器分解开来进行擦洗保养的。但这种64式因为零件实在太多，稍微不注意就少了一两个，而丢失枪械零件就要受处分，本来挺有前途的人为了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受了处分从而丧失了爬上去的机会。据说这样的人不在少数。顺便作一个比较，苏式的AK47式自动步枪的零件只有12个。

一把普通的自动步枪没有必要做得那么复杂。但是能够从一支步枪上分出那么多零件，再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还能装配到一起去使用还真是需要一定功夫的。日本在总结自己民族性的时候发现：日本人在组装和整合复杂系统的时候最能表现出自己的能耐。

一辆汽车大约有3万多个零件，据说日本人在设计、装配、整合和调试这3万个数量级零件的产品方面最拿手。零件数目一少，这些工作就显得不是那么枯燥无味，这时候日本人那种耐得住寂寞的脾气就显示不出优势，而真到了航天火箭那种三十几万个零部件的大系统的时候，日本人认为他们没有把握全局的能力，所以也不行，这就是日本人给自己的宇航火箭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找出来的理由。结论是：日本人最会干汽车，日本人也只能干汽车。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登场的电动汽车呢？电动汽车并不只是节能和环保，也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革新，电动汽车对于日本这种燃油汽车的王国来说是一场社会革命。电动汽车因为没有了燃油引擎，发动机周围的进、排气和静音用的管道和装置就都不需要了，这还仅仅是光用电动机代替燃油引擎的情况。日本庆应大学研制的一种电动汽车干脆把电动机和轮胎合成了一体，那样就连传动部分都不要了。除了内饰之外，据说只需要三十几个零件就能够拼装出一辆电动汽车出来。如果是根据“日本人只能干由3万个零件组成的产品”的理论，一旦电动汽车占据了市场，日本人可真要去找地方自杀了。

当然，不管这种理论在日本是如何地被一再重复，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几乎是一种半开玩笑的胡扯。但是零部件数目的大量减少肯定不但会大大减少汽车行业入门的门槛高度，使得竞争更加激烈，而且在这种竞争中日本厂家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大量经验将成为无用的东西。除此之外，零部件数目的大量减少还意味着所需要的协作厂家的数目将会大量减少，即使是各大汽车公司没有像现在这样争先恐后地扩大海外生产据点，但也意味着汽车工业这块蛋糕将大为缩水。那么，靠着汽车工业拉动的广大中小企业怎么办？

实际上，这才是日本人恐慌的根本，当然恐慌的不仅是日本人，所有燃油汽车厂家都在提心吊胆地看着那个充满着未知数的怪物，起码想尽量推迟它的到来。所以说，电动汽车商品化的障碍与其说是在技术上还不如说是在社会效果的考虑上。

丰田公司还是在他最擅长的“改善”上着手，也就是丰田的“混燃技术”。这是丰田“改善”的登峰造极之作：既没有减少零部件的数量（相反还有增加），又显示了丰田的技术实力，还满足了环保人士的虚荣心，一举多得。

但是丰田的这种举动（还有不少其他厂家在不断继续跟进）到底有多大作用还是个问号。经常有人会想起前几年数码照相技术起步时的照相机行业：那时照相机厂家们在明知数码照相肯定成为必然趋势的时候，还是不肯放弃银盐胶卷，企图通过“改善”来苟延残喘，推出能够在银盐胶卷上附加信息的“APS”技术来“模拟”数码化糊弄人，但当真正的数码相机问世之后，这种技术立即就被人抛弃了。

丰田首推的混燃技术经常被人比做当年的“APS”技术，但汽车行业对日本的影响远非照相机行业能够相比，说它是“日本制造业”的代名词也不算太夸张，这个行业真会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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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中国有没有机会？

不管日本的汽车行业会不会真的垮掉，对于中国来说，更加有趣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机会”。中国现在号称是“世界的工厂”，据说聚集了世界上最大的产能，所以中国人这么想是很正常的。

但是“世界的工厂”这句话本身是不是就说明了一点问题呢？这句话最早来自日语的“世界の工場”，因为对应日语“工場”这个词的中文单词是“工厂”，所以在中文里就成了“世界的工厂”了。

到底应该怎么来看这句话？原话实际上很传神地描述了中国的现实，但翻译得不是很贴切。日语的“工場”和中文里的“工厂”有点不一样的，中文里“工厂”这个词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过去计划经济时候那些制造业企业的名称，比如“第一汽车制造厂”、“宝山钢铁厂”什么的；而日本的“工場”是制造业公司下设的生产单位，虽然这个“工場”可能规模很大，分成许多个车间，人数也不少，但根本上就只是一个没有经营权也没有自主权的生产单位，一切行动听从公司生产本部的安排。“工場”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大企业下属的“分厂”。

这样一来，就体现出了“世界の工場”这句话的传神性——中国只是世界大企业的加工厂。“Made in China”的产品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找到，但那只说明了产品的生产场地，并无法说明产品利润的走向。中国现在确实是在200年中第一次变得这么富有：大城市里林立高耸的摩天大楼，能把人彻底绕晕的高速道路……这些在十几年前还是中国人幻想中的景象现在都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切切实实的存在，即使是不喜欢中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认真看看中国，它所分到的那部分利润又太少了。一个它制造的产品在全世界的任何市场都有销售的国家，它的那些每天劳动在10小时以上、用疲劳的双手和双肩扛起了社会重担的国民即使不吃不喝几十年，所积累工资也无法在他所居住的城市买一套普通的住宅，那些在烈日和风雨中盖起了高楼大厦的农民工也不应该连拿到低得可怜的那点工资都还要采取乞讨的方式，甚至有时要用跳楼自杀的方式来向社会呼吁，希望这个社会能够良心发现，而那仅仅是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工资啊。

然而，这种本不应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而且还不少。事情的根源很复杂，不可能归结到某一个因素上去。但是必须承认，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这个社会能够用来分配的蛋糕还太小，无法满足需要。

利润就只有这么一点，想从里面挣出所有人都住得起的房子，确实不容易。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在制度上尽量改善那些不合理的部分之外，就是要想办法把可分配的蛋糕做大，只有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靠代工是无法把蛋糕做大的，2 000万人的中国台湾能够那么干，13亿人的中国大陆却不能那么干。

“代工”也就是没有自己的品牌，而只能为别人提供劳务服务的意思。实际上“代工”问题本身就说明了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这种依附关系，能有自己的品牌或独立产品的中小企业并不多，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只能依附在一些大企业之下，也就是说帮人代工。但中国，有关代工问题的讨论的实质并不在这里，中国的代工问题，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代工问题并不只是依不依附大企业的问题，而是依附哪儿的大企业的问题。因为中国自己目前几乎没有能够让中小企业依附的大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只能依附于外资大企业。甚至本国资本的大企业在发生经营困难时，都有可能抛弃这些依附于他们的中小企业而往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地区转移从而产生产业的空洞化，那么，不受本国经济政策约束的外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不可信任。这样，为外资企业代工就造成了中小企业经营上的不安定。

现在，这个问题特别突出的是珠江三角洲的那些台资或港资的企业。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些台资和港资的企业中，不少仅从外在规模上来判断，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大企业，甚至是超大企业。像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就是一个雇员人数达到55万人的超大企业，但它却没有自己的品牌，仅仅是一个代工企业而已。即便是号称进入了世界500强的中国一汽解放集团、二汽东风集团和上汽集团，进入他们展销大厅的感觉也就是进入一个列国汽车博览会的感觉——他们也还是代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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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支付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就开始了对外出口劳务，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代工”。代工现在几乎成了限制中国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也就是代工的规模过大，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对出口依赖程度太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8年的GDP是45 218.3亿美元，而同年的出口是12 180亿美元，占到了27%。另据张维迎教授在2009年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这个比例是37%。

这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数字，日本经济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完全依靠出口市场的经济，实际上日本的这个比例在2001年只有10%，虽然以后逐年上升，但在2007年也只有17%，远远低于中国。日本的这个比例最高的时候是1929年世界大恐慌之前，曾经达到过20%。

必须注意到，日本的出口商品基本上自己掌握有品牌权，出口商品的附加价值也比较高，这样中国经济的出口依赖率就显得更加高了。这么高的依赖率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拉动内需。

这是一个令人很不好理解的事实：中国货以价格低廉行销世界各地的市场，其低廉程度一般要比国内市场还要低，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内销应该有利可图，起码不会比出口差，但为什么大家还是一窝蜂地要去做出口呢？

这是因为中国国内市场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与之相关的法律还不齐全，和经济活动关系最大的两大法律——《商法》和《民法》都还是空白，因此做内销虽然利润并不低但是风险也相当大。

做内销最头疼的就是货款回收问题。中国市场货款回收的困难是很有名的，日本的经济类报纸、杂志上经常会介绍在中国如何回收货款的方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国中小企业更加情愿接欧美、日本企业的单子，哪怕利润再微薄，哪怕在质量或交货期上条件再苛刻。

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应该把市场交给市场，但是政府有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三角债”就好像是萦绕在中国经济上的一个噩梦，始终挥之不去，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有人出来大声疾呼一番，然后就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接着又是连锁债务的不断累积。

现在的三角债还没有达到上世纪90年代的高峰程度，只要大型国企之间不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还不至于影响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但是中小企业就不一样了，中国银行系统对民营中小企业是几乎没有什么支持的，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在创造了65%的GDP，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企业主在挂着“×总”、“×老板”的同时，却得不到银行的资金支援，他们的运作资金基本上都是自筹的。为了支撑下去，他们想尽办法东拼西凑、东挪西借轧头寸。所以，民营中小企业拖欠货款的情况有时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现实是：这个拖欠大军的行列中，不仅仅有中小民营企业，国营大中型企业甚至央企也照样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干着这种拖欠甚至拒付货款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想拉动内需不容易，所谓4万亿的注资，3.7亿的信贷真正转化到民营制造业上去的很少，大部分进入了土地开发的基本建设和国企内部的闭路循环，效果自然好不到哪儿去。进入土地开发的那部分资金还加剧了房价的上升，实际上是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现在，对于“产业升级”的呼声很高，特别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对外出口发生困难的时候，把目光放到改善产业结构，提高产品档次上是很正常的，但是要实现这种希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虽然号称有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并不能为整个制造业提供一个闭环的流通环境。中国有不少东西自己还无法制造只能依靠进口，从高精度加工机床、高规格工具钢直到在要求严格的场合使用的螺栓、弹簧和防水橡胶垫圈等。

韩国在这十来年里起码遭遇过两次大的经济危机，但是韩国同时所表现出来的抗打击力也确实令人惊叹。比如韩元在2008年几乎一下子贬值了一半，但同时韩国方面对日提出来的报价却是原来的一半，笔者问韩国方面这个报价是怎么回事，对方的回答是“我们按韩元折算成日元的，所以这个价格很正常啊”，因为韩国所使用的原材料和零配件全是韩国自己的，所以韩元的兑换率就能这么简单地反映在报价上。而中国企业的不少原材料和零配件只能采用进口货，所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无法那么简单地反映到报价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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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要当“世界的公司”而不是“世界的工厂”

代工企业不管其规模大小，在制造业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是一样的：通过在经营上“再绞一把干毛巾”的努力，利用大批量的生产来维持企业的生存。企业在利益分配中的位置决定了企业为社会能做出什么贡献，有自己品牌产品的企业，能够通过产品开发、扩大市场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从而产生产值，这些产值的大部分通过向为其代工和提供配套企业订货的方式转换为他们的产值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条。而代工企业只能靠提供代工的企业的产值中的分配份额过日子，自己没有主动权。

制造业只有从“加工业”的死胡同里走出来才有活路，不能再继续做“工場”，而要做公司，什么时候成为了能够自主经营、自主规划的“公司”，什么时候才能取得最大的利润，那也是真正的利润。

因为除了在非洲等第三国家出售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之外，在发达国家出售的中国产品基本上都是其他国家的品牌，中国只是代工，赚点工资钱而已。就是在非洲市场上出售的那些低档产品，由于中国没有强有力的商社，没有强有力的策划团体，所挣到的钱也非常有限。

刚结束的南非世界杯上，给人印象最深的可能都不是首次夺冠的西班牙，而是那支吹得震天动地的长塑料管——“呜呜祖拉”。人们很自然地相信那是中国制造的，否则不可能满场都是，而后来的报道也证实了95%的呜呜祖拉是中国制造的。

呜呜祖拉几乎是最典型的能够说明“Made in China”的实质的东西。据说，南非世界杯赛场上遭遇抢购、售价高达60南非兰特（54元人民币）的呜呜祖拉在中国的离岸价只要0.3美元。《经济参考报》的报道说，生产一只呜呜祖拉，工人挣一毛钱，老板赚一毛钱。

首先是整个中国在呜呜祖拉从制造到销售的整个经济过程中拿到的太少，不到最终售价的5%；第二是中国在分配拿到的那部分利润时也极不合理，老板居然是和“每一个工人”对半开，简单地说就是老板有多少工人，老板的收入就是工人的多少倍。这种老板员工的收入差距不要说是在欧美、日本，就是在韩国、中国台湾也是看不到的。

实际上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三大障碍就是代工和分配不公，还有国有垄断。

前面说过，现在有一个热门词叫“产业升级”，有趣的是传媒在谈起“产业升级”的时候往往针对的是中小企业，这可能是对“升级”这个词的误解，不少人把“升级”等同于厂房设备等环境的更新换代。大企业自然设备会好一些，可能这就是被一些人把大企业放到“升级”之外的原因。

实际上，产业升级要有存在能够支持这些中小企业的大企业作为条件，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根本就没有高级别的大企业或者那些大企业根本就不去考虑是否应该产业升级的时候，只要求中小企业的产业能够升级未免太不公平。

再有就是中小企业到底有多少产业升级的动力呢？自然人也好，法人也好，只有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候才会去努力改变现实，姜昆在相声《虎口遐想》里说过一句话：“若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后面跟头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能爬上去？”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穷则思变”，不穷是不会去思变的，而中国的中小企业老板们并不穷。就像生产一支呜呜祖拉工人能挣一毛钱，而老板居然也能赚一毛钱，以此类推，中国的中小企业老板能穷到哪里？

办企业当然是为了挣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作为企业主比一般员工多拿一点当然也是应该的。但问题是中国的企业主所得到的利润太多了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都多，这种分配上的问题使得中国私营企业主们在企业经营上实际上没有什么压力和欲望。坦率地说，中国私营企业能得到的这种过度的利润率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障碍。

一直有人在担忧中国制造的产品所凭恃的只是价格上的优势，一旦遇到诸如人民币升值、工资水平提高等影响价格竞争力的事情以后，中国的中小企业怎么办？

实际上这些因素会对中国的产业造成相当大的打击，但同时这种打击也应该迫使中国产业更加向追求附加价值的方向发展，使之放弃旧产品，开发市场所需要的新产品以及制造这些新产品所需要的新技术、新工艺，也就是提供所谓“产业升级”的动力。就像日元对美元的比价从360 ∶ 1升值到240 ∶ 1之后的这段时间在日本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畅销的新产品层出不穷，伴随着日元的升值反而使日本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占的份额不断扩大，就是说，经营上的压力转化成产业升级的动力使得日本制造业在不断进步。

汇率和用工成本的进一步上升确实会给中国制造业造成很沉重的打击，这是很令人担忧的现实。但是指望和日本曾经发生过的一样，这种危险所激发出来的危机意识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想法可能就有点过于乐观了。

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现实是：对于这个问题，还有点“皇帝不急急太监”的意思。在各种传媒不断提出汇率和用工成本上涨可能对企业经营，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造成困难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少中小企业主本人倒并不怎么在乎这些因素，根本没有什么危机意识。并不是那些私人企业主们感觉迟钝，而是在他们那儿确实没有什么“危机”可言。一些平面传媒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所作的调查表明，那些中小企业主们所想的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能做就做，实在不能做了就关门歇业，反正生活不会出问题，甚至连过下辈子的钱都已经有了。

在中国的中小企业主里要找身价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人民币的人不是什么困难事，也就是说，这些中小企业主不但不穷而且非常富。富的反过来对这个社会起负面作用了，而本来中小企业主是不应该富成这样的。因为这些中小企业往往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技术或者技能，只是为人代工，利润率异常之低，应该是连生存都很困难的。可是在中国，居然中小企业主也成了食利者的一部分。

不管什么社会，都要注意抑制食利阶层的生成，当然所有社会都会有食利者出现，这些食利者会不会成为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有多大？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预示了这个社会的将来。如果担负着为大企业提供劳务配套、解决社会就业率这个重任的中小企业主成为了食利阶层的一部分，随时可以关门不干的话，就别去指望什么“产业升级”了。

中小企业主可以成为食利阶层这件事说明中国社会的分配方法是有问题的，从前３０年不准私营企业存在到后３０年对私营企业不闻不问、听凭其随意存在，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极端，都不是对国家经济有好处的做法。

这个问题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无关，因为在美国、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普通的中小企业主也没有能够作为食利阶层存在的资格，他们可能比其员工多拿一些，但是如果一旦企业关门，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和被他们解雇了的员工们没多少区别。这样和员工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一样，中小企业主们也永远和企业能否继续存在的危机相伴，这种危机也就是中小企业主们不断奋斗的动力。

但中国这些年来在税收法律和执法上的失误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少收几个税钱的问题了，中国的税收现状加剧了两极分化，一方面使得员工愈加相对贫穷，从而无法安心工作、钻研技术；另一方面也使得愈加富有的老板们可以根本就不去考虑如何加强公司的管理和提高公司的技术水平，能从员工身上搜刮点就刮点，实在刮不了了就关门大吉，反正今生生活已经无忧了。这种现状就注定了中国私营企业经营上的压力很难转变为产业升级的动力。

说句笑话，有人说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是在干坏事；也有人说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是在干好事。实际上说什么都行，在人类还没有找到能养活所有工人而不需要资本家的方法之前，就不能允许资本家随随便便地不剥削工人，像干好事不能半途而废一样，随随便便地就不干坏事，除了造成社会混乱之外，也不会产生什么别的效果。

源济

78  集团必须跨行业

原来计划经济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全是什么什么“厂”，一百人是一个“厂”，一万人还是一个“厂”。改革开放之后，“集团”又成了一种时髦，大点的厂都成了“集团”，现在满街都是“× × 集团公司”的招牌，但那也就是表明企业规模大小的一个尺度，真正名副其实的“企业集团”没有几个。

现在中国的所谓集团公司，即使连那些巨型国企一起算，也都是些斯大林主义经济体的延伸，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同一类产品在运作。即使有些集团公司有一些和本业无关的子公司，那也是一段时间强调多种经营时的遗物或者是近年来为了公司的经济效益而设立的公司，目的只是挣现钱，并不是为了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

这样的结果就使整个制造业看上去门类齐全、应有尽有，但实际上敲锣卖糖各干一行，行业之间没有联系，使用材料、工具、机械设备的用户不知道应该把意见和要求反映给供货方，而供货方也没有任何改进现有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的动力，因为他们是各管一段的铁路警察，没有义务去注意那些事情的。

笔者在３年之前就提过中国模具行业所广泛使用的40铬钢材在机械加工前后居然还要进行调质的怪事，指出了在可见的将来看不见改进的可能性，结果３年过去了真的没有任何改进，国内在对40铬进行机械加工的前后还要调质，既浪费宝贵的时间又损失加工精度。

为什么会这样？理由很简单：钢铁等材料工业没有为模具工业提供方便使用的材料的动力，如果嫌调质过程浪费时间、损失精度的话，只管去用进口钢材好了，这种劣质钢材反正能销售出去。

可是如果提供钢材的企业和使用钢材的企业同属一个企业集团呢？那么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基本原则，只要对钢材稍加处理即可做到皆大欢喜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同理，通用加工机床以及普通刀具的制造技术并不是什么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在中国长期处于无人关心的地位。

如果能以某个基本行业作为骨干，这个行业可能是汽车，也可能是造船，吸收其他地区的其他行业的企业形成强有力的企业集团，比如材料、机械、设备等，最后形成一个能够进行闭环加工的系统，除了最初的矿产原料和最终的产品之外，这个系统和外界不发生任何交换活动。这样下来，这个系统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所有发生的增值全部归系统所有，就像现在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那样。

实际上，闭环制造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能够进行闭环制造的地方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制造机械设备的优势，设计出最优秀的产品。有句讽刺想当然的古话叫“闭门造车”，闭门造车在现代制造业是行不通的，设计人员不懂得现场、不了解制造过程是设计不出来好东西的。

更深化一步的要求就是：设计人员不仅要了解制造工程，而且要熟悉制造工程。因为设计人员的设计思想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这个产品能否在设计人员的想象中生产出来，这样，设计人员的想象和现实生产现场的距离就决定了这种产品能否顺利投产以及其先进性如何了。

丰田、本田的日本设计人员能够对设计出来的产品进行评价，在评价点不高的情况下能够给出原因的判断。而笔者也亲眼看过某国营汽车大厂的设计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外包注塑厂面对着由于四季气温变化而造成成型品尺寸不一、无法装配的问题时面面相觑、呆若木鸡的样子，这就是中国企业随处可见的“闭门造车”的现象，设计人员不了解生产流程，在设计时就没有想到生产现场的环境温度变化问题而采取对策。

而在实现闭环生产的条件下，给设计人员所留的空间更加宽广，设计人员不但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和工艺来达成自己的设计目的，还可以向设备制造厂家提出要求来满足自己对于加工工程和工艺的特殊需要。当然，也可以向外国厂家提出这种要求，在很多情况下也能得到满足，但从交流的效率上来考虑，人们会更加倾向于本国的厂家，这就是凡能实现闭环生产的国家其产品设计水平也很高的理由。

源济

79  仅仅是“世界的工场”

一般人都会怀疑，在中国国企连一个简单的产品都做不好的时候，去讨论建立跨地区、跨行业的国企集团是不是太不现实。

其实，现在这些无能而又无赖的中国国企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是一群不受管辖的特殊经济群体。诚然，国企的高层人事变动受到各级党委组织部控制，但国企的受控就仅仅到此，其规划、预算和决算，高管以上人员的工资根本不受任何部门管辖。中央各部委看起来对国企有生杀之权，确实在相当多方面不但是中央各部委，就是一个地方的小单位也能把堂堂央企困扰得寸步难行，但是真正能够负责任对其管理的部门或单位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国企领导人除了需要担心他自己的椅子之外，实际上拥有无限不受管辖的权力。换句话说，国企在要做正事的时候可能出现数不清的婆婆，但是在要做坏事的时候则没有人去约束。

这样，国企的领军人物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所想的只是如何把官做大做稳。他们只能反映权力的意志而不会反映经济的要求。６０年来，这些国企，尤其是央企没有拿出过一样像样的东西就是他们缺乏想象力和上进心的铁证。但离开中国制造业国企，尤其是巨大的制造业央企真正进化成现代化的制造业这个条件是无法谈论中国制造业的。在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进行闭环生产的大企业集团之前，中国就仅仅是一个“世界的工場”，世界加工业的中心，而不存在真正的制造业。

大企业应该是国家经济的依靠，国家依靠大企业缴纳的税金来维持预算开支，靠大企业的对外订货来维持中小企业的生存从而维持社会就业率、维持社会稳定。但是中国的国企不同，国企之间形成了一个自我的交换闭环，对维持社会就业率没有做什么贡献。社会就业率是靠广大中小企业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代工企业代工来维持的。

中国126个央企中，名列世界５００强的着实不少。但仔细看看又很使人泄气，入围的绝大多数是银行、电力、石油、铁路、保险、基本建设等国家权力公司。

入围500强的倒有三家制造业企业：一汽、二汽和上汽。其实这三家汽车公司能够入围世界500强才真正说明了中国国企的无赖性。汽车是标志着一个国家工业生产水平的核心行业，现代制造业像汽车那样能大规模带动其他产业的几乎没有，一辆汽车３万个左右的零部件，钢铁、玻璃、橡胶、塑料等材料工业和加工这些材料的加工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等产业全能上来。

汽车业是这样的重要，而中国又有三个汽车公司入围世界500强，虽然排在丰田、尼桑、本田、福特、通用的后面，但和现代也相差不远，重更要的是这三家公司还都排在日本马自达的前面，这是不是能说明中国汽车工业起码和韩国也差不了很多，和日本的距离也能看得见了？

看看中国汽车界历史最悠久的一汽吧。虽然苏联人在1953年就已经教会了一汽人造汽车，可是一汽在造了五十几年汽车之后，他们的网站上提供的车型居然是：奥迪A6、A4，迈腾，速腾，新宝来，开迪，高尔夫，捷达，皇冠，锐志，卡罗拉，花冠，威驰，威姿，RAV4，普拉多，普锐斯，兰德酷路泽，特锐，马自达6。

汽车界的富士康，一个只会代工的家伙而已。

其他的两家——东风和上汽也都差不多，他们的展销厅就是一个八国联军司令部。代工也能代出世界５００强，如果问一句他们可以代到什么时候？回答可能是无限期。从那些公司网页上那些肉麻的自吹自擂就知道这个“无限期”绝非夸张，他们没有觉得对于他们这些跻身于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来说，搞代工是很丢人的，一个已经堕落到无耻境地的企业，还能指望他们有多大进步呢？

和韩国的汽车同行相比，中国汽车业的人士应该集体去自杀。

源济

80  中国站在起跑线上

老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有一个很难忘的镜头：一群穿着破衣烂衫、拿着长短不一的武器的游击队员们坐在湖边的高坡上，一边弹着土琵琶，一边开心地唱着：“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

那场抗日战争在六十几年前就已经结束了，日本人在过去的流血战争中失败了。但是日本民族在战争失败以后又从经济建设上站了起来，创造了堪比明治维新的经济奇迹，在三十几年的时间里，把一个战争废墟建设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时甚至在向第一的位置紧逼，人们确实在那段时间里很认真地相信，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很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日本没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且连现在这个第二的位置也要让给一个曾经是很落后，曾经很被日本人看不起的国家了，现在人们很知道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只要不出大的意外，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今年。

其实，与其讨论中国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位置的意义，还不如讨论中国能否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来得更有意义，同样，与其讨论中国是否能够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或者更加豪迈地讨论中国是不是能够或者何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还不如讨论日本为什么没有保持住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更有现实意义。

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理解“什么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我们为什么要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以及“中国能够确保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吗”这些问题。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很能使人兴奋的问题，其实笔者认为这已经成为了伪问题，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崛起，不管人们出于什么心理愿不愿意承认，不管中国还存在多少堆积如山的甚至还有些看起来是无从解决的问题，但中国就是已经崛起了。不管“G2”这个说法是不是用心邪恶，但在这个提法已经出现了以后还来讨论如何“崛起”就有点矫情了。与其讨论崛起还不如探讨失败。这个世界有很多国家曾经崛起过，但也有很多崛起的国家失败了。

比如东边的那个国家就是这样。他们曾经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生气勃勃，在制造业上创造了一系列的奇迹，把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大半时期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可是在２０年不到的时间里，他们交出了自己的宝座。

经济上的失败使得日本人变得非常失望和沮丧，根据最近一次中日双方媒体对双方国民的一次联合民意调查的结果：有80%的中国人认为到2050年中国将取代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同时，70%的日本人却认为到2050年时日本将退化为一个中等富裕、没有什么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这20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原来那个坚信“Japan is Number One”的国民们变得这么消沉失望？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笔者认为这是最值得中国人认真仔细研究的。

中日两国有着很相像的文化背景，有着很相像的思维方式。坦率地说，日本人犯过的所有错误在中国人看来都不是不可理解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有可能会重犯所有日本人犯过的和正在犯的错误，中日两国这种特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使得中国人其实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必要研究日本，也比研究任何国家都更有必要研究日本。

何况，即使是即将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宝座的中国，其现在的经济稳定程度也远远不如日本。和长期停滞不前的日本经济相比，中国经济更像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只有在维持一定速度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它不至于倒下，而中国经济的GDP增长速度对于中国经济本身来说，已成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种靠增长速度来维持的经济无论如何不算是健康的经济。

时代已经进入了２１世纪，中国无法依靠掠夺殖民地来积累自己的财富，只能依靠默默苦干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制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占领市场来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加富裕一些。这条道路就是战后日本人一直在走的，日本人成功过，也失败了。

中国人是否能说已经成功了呢？如果成功了，会不会失败呢？

笔者写这些文字，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关心这个切切实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