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一三九、吴秀才脱颖而出

　　民国7年的湖南战争，使吴佩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

　　吴佩孚字子玉，是山东蓬莱人。幼年父亲去世，依随母亲长成。曾应登州府试，得中第27名秀才。他如何由秀才投军的呢？据说当了秀才的吴佩孚在登州染上了鸦片烟瘾，常到烟馆中抽上了两口，当时登州有一个大土豪名叫翁钦生，有一天翁独个儿在烟馆“雅座”中抽烟打磕铳，恰遇吴上烟馆，普通坐上客满，无法插足，可是烟瘾大发，乃悄悄跨入“雅座”，正遇翁钦生在休息，惊扰了翁的好梦，翁用鄙夷的眼光呸了一声，伸起了腿对吴就是一脚，大叫说：“滚！”吴一言不发，红着脸退了出来，心里越想越气，把这遭遇偷偷告诉了登州的几个流氓，大家同意要找翁的麻烦，在翁老太太做寿的一天，流氓们假拜寿为名，大闹寿堂，把翁家搞得天翻地覆，事后翁告到州府去，吴佩孚便和那群流氓逃出了登州。

　　吴在故乡不能立足，便逃往北京，在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栈投宿，这家隆庆栈是山东蓬莱人开的，店主姓孙，看见这个穷秀才甚是可怜，但念在老乡份上，让他住下，并且要帮他的忙，问他会做些什么，吴说：“我什么也不会，只会写春联，”孙老板说：“写春联没有用，一年到头能写几多，还是算命的好。”

　　于是吴秀才便在崇文门外搭起课棚来，以六爻卦糊口，饭虽有得吃，可是吃得并不饱。有一天，来了一位操蓬莱口音的人来问卜，吴佩孚拱手说：“老乡，你问的啥事？”来人笑着说：“老弟啊，怎么你连你堂哥哥都不认识了？”吴仔细一看，果然是多年不见的堂兄吴亮孚，他乡遇骨肉，不由自主地流下了辛酸泪，吴亮孚说：“我昨天打这里路过，见你端坐课棚，真没想到你中了秀才却落到这等模样，好吧，咱们喝两杯去吧。”于是吴收起了课棚，随着堂兄到一家杏花村小馆子，两兄弟一边喝酒，一边细诉衷肠，吴亮孚说：“兄弟，你怎么落到这般模样？”吴佩孚乃把自己在登州的事，以及到北京后人地生疏，谋生困难，不得已才摆摊课命种种，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堂兄。吴亮孚一边劝酒，一边叹息，最后用十分诚挚的语气说：“兄弟，算命既不能糊口，更没有前途，听我说，人要往高处爬，你念过书，中过秀才，可是做官大概没有你的命，依我看不如去投军，你如果投笔从戎，不是我当面奉承你，八年十载你不出人头地才怪呢，我们吴家像你这样人还没有第二个，赶快收拾起课棚，要零钱花用我这儿拿。”说着便从身上掏出几锭银子拿给吴佩孚，吴接了银子感动得哭了起来。

　　就这样，蓬莱秀才遂投笔从戎，烧了课棚去参军了。

　　吴秀才在堂兄鼓励下，于光绪廿四年投入天津武卫前军（统领是聂士成）帐下，因体弱只补了一个戈什哈，庚子年武卫前军溃败，吴佩孚遂流浪到保定，光绪廿八年六月十三日再回天津，投巡警营，仍任戈什哈。巡警营文案师爷郭绪栋有一天无意之间发现这个戈什哈很有学问，极为赏识，就向他的上司段芝贵吹嘘，保送吴入开平武备学校，入校后吴因太过文弱，常被德籍教官责其姿式不合，罚令躺在地上，用枪压在身上以示儆。

　　这一时期，最赏识吴的是郭师爷，郭常对人言：“子玉前程无量，将来出将入相，我们都得仰仗他。”他和吴磕头拜把子，每逢周末便在二太太戈氏家中请吴大吃一顿。戈氏曾向吴取笑说：“你大哥老说你能做大事，我看你和咱们娘儿们一样，怎能上战场呢？”后来吴佩孚虎踞洛阳，戈氏随丈夫在洛阳吴的帐下，常对她手帕交说：“我想起当年对大帅取笑的那些话，今天真不好意思见他。”

　　吴在开平武备学校因体力关系改入测量科，光绪廿九年四月，日俄战争之役，中国人多帮助日本与帝俄作战，袁世凯也在军官学校中挑选了一批年轻优秀学生，随同袁的日籍顾问守田赴满洲担任谍报工作，日俄战后，吴佩孚调派第三镇上尉见习员。光绪32年升任第十标第一营督队官（当时营长呼为管带，营附即为督队官）。这年冬天升为管带。光绪33年吴率全营驻军关外。

　　有一天，吴赴北京领饷折回长春，刚下火车，迎面来了一个熟人，正是冤家路窄，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曾经欺负过他的翁钦生，翁在长春开了一家旅店，前来料理店务完毕，准备南归。吴一手把翁拉住，翁颇觉惊讶，不知这位军官是谁，定睛一看，吓了一跳，眼前这位军官竟是多年前被自己赶出登州的吴秀才，他舌头和嘴唇都大了起来，话也说不出口，嗫嚅地说：“吴秀才，你。”吴哈哈大笑，一边抓住翁不放，一边说：“真巧，他乡遇故知，住几天再走。”翁听了更吓死了，赶快说：“有事要上大连非走不可，下次来长春再来拜望。”怎知吴执意不放，扬头叫了一声卫兵来，把翁老板行李送到营盘，然后便不由分说地拉了翁就走走。翁面色苍白，拖着千斤重的脚步跟了吴管带走出火车站，一边走一边想：“当年一页旧怨，今天狭路相逢，吴秀才变了吴管带，不挨揍五十大板才怪呢！”

　　那一边吴拉着翁走时，心中也在沉思，吴的想法正和翁相反，他想如果不是眼前这个人逼我离开山东家乡，我至今最多不过还是个穷秀才，与春花同落，与秋草同腐，幸而被他一迫，我才投车，才有今天，应该好好招待他。于是他把翁拉到营盘殷勤话旧，盛筵招待，并且请他带信回家。吴自离别山东，他的家乡还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消息，是他的仇人翁钦生回家时逢人宣扬：“吴秀才做了管带了，在长春，还请我吃饭，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吴驻军长春期间，由于翁钦生回到蓬莱，吴的家中才知道这位落拓秀才已经得意关外了。不久吴便派人回家，把老太太、太太李氏和兄弟文孚都接到长春，寄寓张家火店，这屋子是吴的督队官（营副）张福来替他物色的。吴和李氏住耳房，老太太和文孚住正房。店主人张家有位大姑娘，名叫张佩兰，长得肥头大脸，不美不丑，因两家往来较熟，所以张家姑娘便拜吴老太太为干妈，从此便认吴管带为干哥，干哥干妹问暖嘘寒，较之亲兄妹尤有过之。日子一久，男女之间便情不自禁地坠入爱河了。

　　吴手下有一位队官（连长）牛起顺是天津人，早已窥破吴的隐情，有一天便直截了当地对吴说破他和张家姑娘的好事，并愿自告奋勇去向张家说媒，把张家姑娘嫁给吴管带做二房，张家满口答应，于是在外边另租小公馆，准备先瞒着吴家这边的婆媳二人。怎知就在管带结亲这天，突然老太太和儿媳还有吴的兄弟文孚一起来了，这三人都是怒气冲天，吴管带赔了许多小心，道了许多不是。牛起顺和吴文孚不只是恶言相向，而且拳脚交加。虽然喜筵变做战场，可是生米已成熟饭，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在宣统年间吴所隶属的第六镇改为第三镇，第三镇可算袁世凯北洋军的基本队伍，统制（师长）先后曾由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凤山、曹锟等担任。民国成立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仍由曹锟任师长，调驻南苑，为了袁世凯不肯南下就大总统而受制于革命党，因此曹锟乃发动“兵变”，使老袁有借口而婉拒南下。北京兵变时，吴佩孚已升任炮兵团长，由娘子关移驻长辛店古庙中。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袁以汤芗铭督湘，令曹锟以长江上游总司令名义率第三师驻岳州为之声援。吴以团长左迁为师部副官长。副官长一席虽然重要，可是吴是个有大志的人，对于副官长一职颇为鄙弃，认为这是一个马弁头，任职者以巧言令色为必要条件，呼之为牛不敢为马，吴既不屑为，而他的长官也觉得他颇不称职。

　　有一天，长沙有一个团体开会，汤督军率各军将领出席，吴代表第三师师长致词，汤督大为动容，对吴非常赏识。后来曹锟到长沙拜会汤芗铭，汤向曹说：“三哥，你手下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请你借给我好不好？”曹问：“是谁？”汤说：“就是你的副官长吴子玉。”曹唯唯而退，他平日佩服汤会识拔人才，见汤赏识吴，回到岳州就把吴提升为第六旅旅长。曹锟为人不求甚解，但他能接受别人的好意见，其妩媚可爱处在此，他破格提升吴为旅长后，事无巨细都加以咨询，吴由此得意于第三师。

　　吴佩孚驻军岳州时期，颇能谦和容士，常和湖南士绅过从，他能作诗，又能文，又是秀才出身，治军又严，部下军风纪甚好，这许多条件使他受到地方人士的爱戴，有一位饱学乡绅王某对他尤好，因此有一天王某曾向他进言说：“外人常说湘人排外，其实这是不知湘人的皮毛之见，湘人重气节而轻死生，北军如果以征服者姿态高压湘人，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倘以合作手段厚结三湘豪杰，约束士兵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木，则湘人必翕然心服。”吴佩孚听了颇为动容，日后他在湖南便以此为政治信条。

　　民国4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唐继尧举义云南，袁调曹锟率部援川，暗中派他监视陈宦。迨帝制失败后，5年7月第三师班师保定，曹锟调升直隶督军，吴亦随军北归。6年解散国会及张勋复辟，曹与段芝贵、李长泰等随段祺瑞平乱，不久段对湖南用兵，曹遂与张怀芝分任两路军司令，吴遂代理第三师长，兼任直军的统帅。

　　吴虽文弱，但会用兵，且不怕死，早年临阵往往头裹青布，骑一骏马，身先士卒。湖南之战他即表现出勇猛本领，马不停蹄地冲入岳州，再下长沙，直趋衡阳，前后为期不过三月，一路势如破竹。

　　第三师第五旅长张学颜在师部中资格颇老，当吴升任第六旅长时，张学颜颇为不悦，对人云：“子玉区区马弁头耳！今竟和我分庭抗礼，将来难保不爬在我的头上。”他说这话不到一年半，吴果然代理第三师长，成为张学颜的顶头上司，张更为不满。第五旅入驻湘潭时，张学颜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吴闻张擅发布告，大为光火，乃召张听训，张推说抱病，吴遂自往第五旅旅部访张，责张不应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张学颜忿然说：“你是代理师长，你不出面，我是正式旅长为什么不能出示安民呢？”吴一怒而去。回到师部即打电报给曹锟说张学颜不听调遣。曹锟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后，知道两人不能相处，在此用兵期间，唯有舍张而留吴，于是乃下令调张学颜赴汉口另有任用，遗缺以团长董政国升任第五旅旅长，吴的爱将张福来为第六旅长，第三师所辖三个混成旅，第一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旅旅长萧耀南。吴佩孚则由代理师长改为署理师长。

　　如果论功行赏，湖南督军应该给予吴佩孚，怎知段祺瑞却把这一席畀予未建寸功的皖人张敬尧，这一着之差，与当年把湘督给傅良佐，把川督内定吴光新一样，时人论段祺瑞缺乏政治手腕，从这些地方都可以证明。对吴佩孚个人来说，这时候不做湖南督军并不是损失。

　　北京政府发表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担任了张怀芝的副帅，事先未曾征求吴的同意，段祺瑞认为曹锟态度已转变积极，吴没有理由会变的，所以不必一定先要征求吴的同意。怎知命令发表后，吴却置之不理，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吴只是在衡阳饮酒赋诗。衡阳是彭玉麟的故居，吴颇慕彭的高风，仿彭画梅，对彭的后人爱护有加。端午节前夕，段祺瑞自北京急电，饬吴部进攻两广，且以广东督军为酬，吴在段的电报上批一个“阅”字。第二天端节，吴邀全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和湘军将领派至衡阳的代表一块饮酒。这表示吴已正式和南军通款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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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徐树铮杀陆建章

　　7年6月14日，徐树铮忽然在天津枪毙了陆建章。

　　陆建章于6月13日由上海到了天津，他是个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和各省北洋军阀都有一些直接间接关系，冯玉祥的主和，就和他有关，皖系早已把他当作一个危险人物。这次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这个会议有不利于主战派的一种趋势，因此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把他的父亲叫到天津来，其目的是要利用陆建章说服曹锟重新回到直系来，与李纯合作，把督军团会议转变为有利于冯而不利于段的一种局面。

　　陆建章到天津后，徐树铮写信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一谈。陆建章自恃为现任将军又是北洋派的老前辈，绝不怀疑会有人下他的毒手。他如约而往，徐树铮殷勤地请他到花园密室中谈话，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就有卫士从后面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关于杀陆的原因，据徐树铮向政府报告说：

　　“迭据本军各将领先后面陈：屡有自称陆将军名建章者，诡秘勾结，出言煽惑等情。历经树铮剀切指示，勿为所动。昨前两日，该员又复面访本军驻津司令部各处人员，肆意簧鼓，摇惑军心。经各员即向树铮陈明一切，树铮独以为或系不肖党徒，蓄意勾煽之所为，陆将军未必谬妄至此。讵该员又函致树铮，谓树铮曾有电话约到彼寓握谈。查其函中所指时限，树铮尚未出京，深堪诧异。今午姑复函请其来晤。坐甫定，满口大骂，皆破坏大局之言。树铮婉转劝告，并晓以国家危难，务敦同袍气谊，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则云我已抱定宗旨，国家存亡，在所不顾，非联合军队，推倒现在内阁，不足消胸中之气。树铮即又厉声正告，以彼在军资格，正应为国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从不为国家计，宁不为自身子孙计乎？彼见树铮变颜相戒，又言：‘若然，即请台端听信鄙计，联合军队，拥段推冯，鄙人当为力效奔走。鄙人不敏，现在鲁皖陕豫境内，尚有部众两万余人，即令受公节制如何？’云云。树铮窃念该员勾煽军队，联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久有所闻，今竟公然大言，颠倒播弄，宁倾覆国家而不悟，殊属军中蟊贼，不早清除，必贻后戚。当令就地枪决，冀为国家去一害群之马，免滋隐患。除将该员尸身验明棺殓，妥予掩埋，听候该家属领葬外，谨此陈报，请予褫夺该员军职，用昭法典。伏候鉴核施行”。

　　杀陆之后，徐树铮从长途电话中，嘱咐院秘书长方枢拟就一道命令，请冯国璋盖印发表命令全文如下：

　　“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冯国璋吓得心惊胆战，当天还拒绝盖印，却又感觉到自身也有危险，16日终于盖印发表。

　　一个自封为副司令的退职军官，“先斩后奏”地杀了一个现任将军，这在当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显而易见，陆建章断然不会以奉军为煽惑的对象，尤其不会以徐树铮为煽惑对象。事件发生后，李纯、陈光远都有电报质问北京政府：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杀，死后又夺去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段赠给陆建章家属5000元，以表示北洋袍泽之旧情。徐树铮补发了一个通电，捏造陆建章在谈话中破口大骂总统和曹督军，表示陆死有应得，并非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皖系还顾虑到冯玉祥是陆的外甥，因此以冯旅于14日攻占常德为理由，任为湘西镇守使，17日开复他的原官，22日又授以勋四位，以安其心。冯玉祥不仅绝口不提这件事，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以打广东。

　　从19日起，冯国璋托病不见客，他怀着一种心病，害怕皖系还要进一步追究责任，因为陆承武发出一个电报，埋怨他对这个凶杀案完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皖系对曹锟也不能无所顾虑。事实上曹锟也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而且自己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但是皖系很快地治好了他这个心病，徐树铮信誓旦旦地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又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曹锟吃了这道“迷魂汤”，又摇摆不定了。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武备学堂毕业生，参加小站练兵，民国2年，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因此有“陆屠夫”之称。又常请人吃饭，送客时把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人们称他的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3年3月任第七师师长，3年6月任陕西都督，5年5月被陈树藩驱走。当陆建章被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段祺瑞生怕他被杀害，立刻叫曾毓隽坐汽车赶到天津来阻止，可是等他到达已经执行。曾第二天回到北京，带了一包文件给段看，段看过以后连说：“该死，该死！”

　　陆建章被杀，使两个人同时给人可怕的印象，第一个当然是徐树铮。他这年才39岁，且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士官的同学，而陆承武的太太和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两家有密切的关系，徐树铮竟出此毒手，令人心寒。另一个是冯玉祥，他在他舅父陆建章被杀后，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和复职的旅长，又被授以勋四位，因此他绝口不提陆案，装得就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这一个时期，冯国璋已无力和段祺瑞明争或暗斗。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一方面是皖系军阀的各存私心。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四分五裂，不能成为一个局面，因此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力，命徐树铮在小站先成立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目的。

　　7月28日张作霖到了天津。30日张怀芝也到了天津。31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这次天津会议有一个特色，是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的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仍是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且建议推段祺瑞为副总统。张作霖这时已不愿甘居人下，自己也有问鼎副总统的野心。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所以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作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这个建议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可是如今张作霖亲身入关，又想把这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另一方面却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以挽回南方的僵局。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当时徐树铮的表示是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怎知湖南前线发生了变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却拒绝作战，且和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而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在旁虎视耽耽。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真是进退两难。

　　这个布贩出身的老实人也有他一手，他在进退两难中想出了应付的办法，他一方面答应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曹锟料到北京政府对这三个条件难于接受，这样他便可借词推延南下的日期。他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因为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入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

　　段祺瑞派花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以“打手”姿态出现，各省军阀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以代替在前线按兵不动的直军。但是张作霖当然不肯这么做，他建议把奉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部队，随时应援前方，这当然遭到其他军阀的反对，这等于消耗了别系的力量，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大家都不是傻子，谁肯这样干？因此这个问题大家便牵延不决，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首先要求没有参加会议的各省代表列席。这是指直系的长江三省，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他们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却仍无结果。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终在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8月10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

　　日本政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多，却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天津会议是7月31日开始的，8月9日在无结果中结束。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防。只有张作霖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时爆发了一件大事，他发现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他再进一步查问，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原来徐竟玩弄“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因此心中对小徐已怀不满，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人欺到自己头上，怎不光火，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找小徐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见张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

　　8月24日北京发表张景惠为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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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一、安福国会

　　民国7年修正国会组织法早于2月17日由王士珍内阁公布后，北京政府遂令内政部筹备国会事务局，依修正法筹备国会选举。段系为了要巩固国会的力量，逐由徐树铮幕后支持，组织安福俱乐部以谋操纵选举。安福俱乐部是由中和俱乐部蜕变的，中和俱乐部也是段系的国会组织。安福俱乐部于7年3月7日成立。其领袖人物为王揖唐、王印川、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克希克图等。

　　新国会选举在南北战争期间，粤、桂、滇、黔、川五省均反对，而湘、鄂、陕三省也因战乱之故，选举不能正常，实际得以选举的，仅十四行省。选举结果：安福系大获全胜，获330席次，旧交通系获120席次，研究系只获20余席次。旧交通系仍以梁士诒为领袖，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为巨头，龙建章、沈云沛、梁鸿志等俱是著名人物，尤其龙建章和叶恭绰称为交通系的龙虎二将。还有新交通系是在段祺瑞讨张勋时为段卖力的，其领袖曹汝霖、陆宗舆、丁士源等，中有很多系著名的亲日派。至于研究系在张勋失败后，联段以获政权，段组阁时阁员多为研究系，段的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都是研究系的主张，可是自6年11月段阁垮后即一蹶不振，所以新国会中只占20余席。

　　新议员选出后依召集令于7年8月1日以前到北京报到，8月12日参议院解散，新国会成立，新国会因为是安福系所包办，故又称为“安福国会”。8月20日众议院选举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议长，刘恩格为副议长，22日参议院选举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为议长，朱启龄为副议长。

　　这个国会的产生多是用不正当的手法，段内阁支出了1000万元的选举费，议员名单事前早经圈定。如山东划分为四个选区，每区发给选举费10．5万元，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按照圈定名单全部选出。又如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王丙坤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办新国会的选举，指定周渤、罗正纬、王毅等十余人应当当选，由于投票结果，并未全部当选，张敬尧就用伪票纳入票柜。使原来圈定的人一榜及第。在江苏，5月20日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区投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再折回前门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此外还有浮报选民，如扬属七县先一届选民为29．8万人，本届光是江都一县就有29．9万人；淮属八县先一届选民是18万人，本届仅阜宁一县就有25．28万人；仪征一县人口为10．8万人，但列入选民名册的就有10．04万人。

　　安福系的议员开会前每人先预支出席费300元。

　　众议院副议长刘恩格无籍名，原来他是奉天籍的议员，张作霖支持他，所以他非当选副议长不可。

　　8月12日“安福”国会开幕前，代总统冯国璋通电宣布不竞选总统。电云：

　　“国璋服务民国，于兹七年，变故迭更，饱尝艰苦，去岁邦基摇动，幸赖总理与各督军，群策群力，恢复共和，其时黎大总统辞让再三，元首职权，无所寄托，各方面以《约法》有代行职权之规定，《大总统选举法》有代理之明文，责备敦促，无可逃避。国璋明知凉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颜庖代。顾念《约法》精神所在，一曰中华民国之统一，一曰中华民国之平和，国璋挟此两大希望而来，以求与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贯彻，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于法律，以自免于罪戾耳。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国璋虽自认《约法》精神，无有错误，而诚不足以动人，信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将士暴露于外，闾阎愁苦于下，举耳目所接触者，无往而可具乐观，虽有贤能之阁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国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无由发展其利国福民之愿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和平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国璋方日夜为国祈福，为民请命，以自忏一年来之罪戾。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若谓国璋有意恋栈，且以竞争选举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岂知局中之负疚？盖国璋渴望国会之速成，以求时局之大定，则有之，其他丝毫权利之心，固已洗涤净尽矣。至若国之存亡，匹夫有责，国璋虽在田野，苟有可以达统一平和之目的，而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者，惟力是视，不敢辞也。敢布腹心，以谂贤哲。”

　　冯国璋这通电报极得中外的好感，因为他强调全国统一与和平，并且放弃竞选总统，这些都能博得人的同情。尤其对于南方军政府，当冯电发表后，广东军政府立刻拍发一电呼应。

　　“溯自西南兴师，以至本军政府成立以来，于护法屡经表示，除认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执行职务外，其余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为，军政府万无容忍之余地。乃者大总统法定任期无几，大选在即，北京自构机关，号称国会，竟将从事于选举。夫军政府所重者法耳，于人无容心焉，故其候补为何人，无所用其赞否，赞否之所得施，亦视其人之所从举为合法与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国会，竟尔窃用大权，贸然投匦，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谨此布告，咸使闻知。”

　　8月7日在湖南的吴佩孚竟致电李纯，痛斥武力统一的亡国政策，反对包办民意的选举，和以外力为背景的内战。这是一篇动人肺腑的通电：

　　“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靡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一、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二、我国对德奥宣战，若以兵力从事内争，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不息，外患将不可图。三、内争年余，军费全由抵借，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用人取德与才，不论党派，乃与此层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政府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平！以上各理由，我军师旅团长俱表同意。近测南军心理，均不愿战。用特电达，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使双方前敌各将士同声相应，大局转圜，当易生效力。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

　　这个电报对段的威信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以前长江三督虽然通电主和，却从没有这么毫不留情地骂段，甚至西南各省也没有骂过这么激烈。

　　8月21日吴佩孚又领衔发表请冯国璋下令主和的马电。

　　“大总统媾和宣战之权为《约法》所允许，对外尚然，而对内主和尤不得谓为非法。恳请我大总统仍根据《约法》之精神，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慎勿以摄职期满，轻思息肩。尤望我经略使与长江三督师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

　　马电没有得到冯的答复，不过长江三督有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提议。段认为这一套都是冯的政治阴谋想拖延总统的选举，他嗾使张作霖发表敬电（24日）、倪嗣冲发表有电（25日），主张继续对南用兵，他自己也有敬电斥吴“师长职卑对大局无发言之权”。

　　段说吴职卑位低是不错的，他不过是个师长，可是由于驻防最前线，军风纪又好，现在一鸣惊人，自此开始，中外开始对这位蓬莱秀才、师长吴佩孚刮目相看了。

　　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竟发出狮子吼，使北方政局颇为震动，甚至使冯国璋和他的老长官曹锟都为之不安，曹锟有养电（22日）轻轻地斥吴：“吴师长通电，殊属不明事理。”后来曹听说段为此很生气，于是再有宥电（26日）训吴：“勿得轻信谣言，并饬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本人定于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定，即日南行。”曹发此电有他苦衷，因为他在天津，张作霖也在天津，这时天津的力量已落入奉军手中，奉军且在杨村增加兵力，而徐树铮则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狠角色。所以吴佩孚接二连三通电，使他大受威胁，因为吴佩孚的帐一定都记在他身上，他乃一面通电斥吴，一面借口南行，离开虎口天津，而赴保定，保定是他的大本营，曹在保定比天津安全多了。冯国璋也发表宥电：“吴师长激于意气，……宜先互商妥洽，不可即行入名。”

　　可是吴佩孚依然继续通电，他发出养电（22日）把前致冯国璋的马电照录全文送交全国各报刊登。

　　吴的通电立刻得到西南将领的响应，谭浩明、谭延闿致吴的漾电（23日）：

　　“奉读马电，大义凛然，同深赞服，已转达武鸣（陆荣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张，并通电西南各省，以为洛钟之应。”

　　谭浩明、谭延闿、陈炳焜（新任广西省长）有联名勘电（28日）。莫荣新有世电（31日）。湘西将领田应诒等有鱼电（9月6日）。刘显世有铣电（9月16日）。唐继尧有敬电（9月24日）。

　　吴一鸣惊人，使段大动肝火，乃发敬电（8月24日）。痛责吴不应“受人煽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敬电说：

　　“该师长军人也，当恪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责任内阁关系巩固国家之中枢，政令所由出，图私利者不能反对，不敢反对，阴使人反对之，是破坏国家，使人干犯纲纪，计非不巧，然而端人绝不为之。况春秋诛心，岂能逃千秋斧钺？尔何受其欺。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

　　同时，张作霖也有敬电（24日），倪嗣冲有宥电（26日）主张对西南作战到底。电文中当然对吴指责，同时也不满曹锟。曹锟身在北方，颇感为难，乃在保定补发宥电（26日），通报北方各省说：

　　“接吴师长马电，不胜气忿，当即发电申斥，文曰：马电悉，误会元首文电，居然通电主和，一意迳行，将军人天职全行忘却。……该师长等屡次坚持己见，竟以陆荣廷、赵恒惕之言为可信，牵动大局，此固国家之不幸，实亦鄙人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鄙人一息尚存，决不忍坐视该师长等受人愚哄，陷国家于危亡。务宜速自醒悟，屏除浮言等语。锟赋性愚拙，惟知拥护中央，服务命令。今该师长等有此举动，谅系奸人挑拨，欲破坏我北洋团体，锟现在保定，即日南行，策划进行。”

　　皖系和主战派都破口大骂曹锟是北洋团体的内奸，是口是心非的小人。曹锟这时的处境，就和不久前李纯的处境一样，天天要忙于答复各方面的责难。他又有感电（27日）说：“昨接吴师长敬电，擅请撤兵，殊属不合，业经严辞责斥，电令恪遵命令，扼守防地，不得擅自调动。”

　　倪嗣冲也有感电（27日）劝吴佩孚以北洋团体为重，并且极力为武力统一政策进行辩护。他说：

　　“我国对外之患难，实由于内部之分裂，不求统一，断无能以对外之理。……长岳失陷后，麾下请缨，首催襄樊，继下长岳，转战千里，至于衡阳，功在当时，名垂后世，若遽主持和议，不惟麾下百战声名尽付流水，前此掷千万人之性命，糜数千万之军饷，所以争此尺寸之地者，不几为多事耶？”

　　吴佩孚在衡阳我行我素，完全不理会北方的反对和谴责。因为段祺瑞有敬电（8月24日）责吴说“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句。他乃复以宥电（26日），称段为“我师”，自比“诤子”，他说自己通电主和乃是“仿照我师在孝感时通电主张宣布共和，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段的敬电中说“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吴的宥电答复说：

　　“学生直接服从者曹使，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指冯代理总统）。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在汉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

　　吴这里干脆表示没有服从国务总理的必要。他在宥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开对张作霖攻击，他说：

　　“津议阳为去冯举徐，阴实倒阁复辟，干犯纪纲，莫此为甚。蛮军（指奉军）满布畿辅，雷震春、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瑷等遁迹津门，与某督秘密连系，是为明证。”

　　接着，吴又有俭电（28日）致段，否认主和是受人之欺，他说：

　　“倡议和平，实出学生本心，即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大势所趋，非和无以善其后，如果中央能欣念民主……毅然为和平之表示，西南必当就我范围，实在学生把握之中。……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

　　曹锟在保定仍只好训斥吴佩孚，因此8月30日电吴说：

　　“宥电悉，引经据典，大放厥词，施之于同等尚且不可，顾可于尊长之前妄发议论？宁不知芝揆（指段祺瑞）再造共和，淡于权利，只以大局所关，同人邀请，不得已再出东山，其所以不能遽事和平者，实因南人复反也。……来电谓宣战媾和为大总统特权，不知媾和者，乃对外，国内疆吏跋扈，武人肆虐，惟有出于讨伐之一途。又津议种种尤为无稽之谈。该师长信以为真，何愚暗至此。……芝揆素有含容，兼与该师长有师生之谊，应即具电婉言谢过。幸勿再逞意气，致贻他人以口实。是为至要也。”

　　吴佩孚对北方局势看得很真切，他了解段祺瑞今日在北洋派中，只是一个虚声号召的领袖，并没有强大而坚固的实力作后盾；至于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督帅们，又都是些自私自利的纸老虎。吵吵闹闹是可以的，如果真刀真枪就不会来了。因此他虽只是一个师长，却气吞南北，把北洋派的前辈看得一文不值，所以他竟敢说：“如不允下停战令，师长等回防待罪，请即派员接替。”

　　曹锟不是不爱护吴，只因身在北方，不好表示偏爱，然而他何尝不知吴是自己的政治资本。但投鼠忌器，只好电斥吴，并且把电报照录下来通报北方各省。更发出世电（8月31日）表明自己淡于名利，暗示自己不希望做副总统。他在保定检阅军队，补充实力，请北京政府速拨发五百万元以备南下之用。

　　31日吴佩孚答复曹锟一电，表示坚决主和：“一俟和局告成，当北上请抗言之罪。”

　　北方军人中也不是全反对吴佩孚主和的，如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即发出径电（25日）响应马电。第十九师原驻防江苏，刚调到江西。

　　吴佩孚把所有同情和响应他的通电都转交全国各报发表。

　　直到这时，段祺瑞才决定把武力统一政策推迟一步，8月31日国务会议决定命令前敌各军暂取守势。

　　同时，段发出世电（31日）宣布本人将在政府改组后引退，电云：

　　“往者滇黔诸省独立自主，祺瑞仰承明令，从事讨伐，方据全胜之势，忽倡调停之说，祺瑞引咎乞休。讵中央方从事调停，而长岳失势，荆襄扰攘。彼时祺瑞专事筹边，不愿再综政权，而大总统亲自敦促，我同袍函电交驰，迫不容己，重负仔肩。受任以来，仍以统一为职志，和平为希望，与大总统同心同德，备挽劫运。荏苒经时，而统一之局尚需时日，将士疲劳于外，人民疾苦于下。今值国会告成，组织大总统选举联合会，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所有前敌各军队，希即明修战备，严防煽惑。倘有疏虞，危及国本，则前敌诸将领与任地方之责者。对于国家人民，皆有不可辞之咎也。”

　　段这通电报是在安福系操纵的国会已经开会，改选总统，合法倒冯的时机已经成熟时发出的，他先表示下野，以迫冯实践同时引退的诺言，可是他下台后，新选的总统是段操纵的，而段还保留了参战督办职务，所以段下台还是在台上，但是冯下台就是真的下台了。

　　冯段两人的斗争，在安福国会召开后，冯是失败了。

源济

一四二、徐世昌就任总统

　　段系决定不顾一切改选总统，南方的桂系则尽一切努力想延长冯国璋的总统任期。7年8月31日广州非常国会宣言，将继续召集护法会议，并进行总统的选举。对于所有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和公布的法律，一概认为无效。政学系的议员进一步主张即选冯国璋为大总统。9月2日广州的军政府发表宣言，否认安福国会有选举总统之权，如果选出了总统，西南决不承认。

　　段系既然决心要选举，为了怕发生意外，于是召奉军一旅开到南苑。张作霖向北京政府呈请恢复张勋的自由，而康有为又公然到了北京，于是北京内外人心皇皇，以为又要发生第二次复辟。

　　9月4日，安福国会组织两院选举委员会，到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总统。据说投票前每位议员都领了出席费和一张徐世昌亲笔题名的照片，少数不受控制的议员则以每张票5000元收买，由安福系所办的华通银行付款。整个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出的。议员们在投票后，段内阁分别不同身价聘他们为顾问、咨议，每月送干薪200元到1000元不等。

　　9月5日继续选副总统，两院议员到者仅88人，因人数不足流会。副总统本有四个人有希望竞选，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冯、段已有承诺同时下野，张作霖亦自动放弃，于是只剩下曹锟一人。交通系主张不要选北洋军人，以免西南更走极端，俾让徐世昌发动和平。积极主张的是梁士诒，北洋部分军人认为梁是广东人，想促成南方人当副总统，可是梁士诒则说他是希望缓选副座以留待对统一和平有功之人。梁曾有函致北洋军人申述自己意见书云：

　　“夫主张速选者，本谓选出曹使，则北洋系固结可期。士诒忝厕北洋有年，北洋系之固结，迩年来竭力经营，未尝稍懈。然士诒爱北洋系，而尤爱国家；且爱国家，即所以爱北洋系也。夫主张速选，以固结北洋系者，惟知固结北洋系，而不知因此足令国家分裂。曷言乎足令国家分裂？今日大总统已下令劝和，全国士商，多求罢战，是和平统一已为全国心理所同趋，苟无意外之阻力发生，则和平统一，当可告成。今若速选曹使为副座，则全国士商，不免大起猜疑，将谓中央又复主战，而西南人士，必以为故表对敌之意，是使已熟之和平终于无果。此足令国家分裂理由一也。西南对于主座之个人，本是同钦共仰，惟对于主座之选举，犹以违法相攻，今若选曹使为副座则彼等必合个人与选举而并攻之，其终也必至危及主座，若是则政局愈纷，去和平统一愈远矣。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二也。副座未选之前，则西南犹怀或归己得之望，此望未绝，则和平统一之机尚存。若一旦选出，则此望遂绝，而彼等必自行选举，若是则南北分立之局以成，而和平统一终于无望。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三也。有此三理由，故士诒主张缓举为有益于时局也。”

　　梁士诒因此一主张而和直系结怨，日后梁组阁受到吴佩孚的激烈反对，大部分由此而起。

　　徐世昌当选总统后有歌电谦辞，这是北洋政府官僚们例行地做作姿态。电云：

　　“国会成立，适值选举总统之期，乃以世昌克膺斯选，世昌爱民爱国，岂后于人，初非沽高蹈之名，并不存畏难之见。惟惓念国家杌陧之形，默察商民颠连之状，质诸当世，返诸藐躬，实有非衰老之躯，所能称职者。并非谦让。实本真诚，谨为我国会暨全国之军民长官并林下诸先生一言，幸垂听焉！民国递嬗，变乱屡经，想望承平，徒存虚愿，但艰危状况，有什佰于当时者。道德不立，威信不行。纪纲不肃，人心不定、国防日亟，边陲之扰乱堪虞、欧战将终，世局之变迁宜审。其他凡事实所发现，情势所抵牾，当局诸公，目击身膺，宁俟昌之喋喋？是即才能学识，十倍于昌，处此时艰，殆将束手，此爱国而无补于国，不能不审顾踌躇者也。国之本在民，乃者烽火之警，水潦之灾，商业之停滞，金融之顿挫，土匪劫掠，村落为墟，哀哀穷民，无可告诉。吏无抚治之方，人鲜来苏之望，固无暇为教养之计划，并不能苏喘息于须臾。忝居民上，其谓之何？睹此流离困苦之国民，无术以善其后，复何忍侈谈政策，愚我编氓？此爱民而无以保民，更悚惕而不自安者也。然使假昌以壮盛之年，亦未尝无澄清之志。今则衰病侵寻，习于闲散，偶及国事，辄废眠食。若以暮齿，更忝高位，将徒抱爱国爱民之愿，必至心有余而力不足，精神不注，丛脞堪虞，智虑不充，疏漏立见。既恐以救国者转贻国羞，更恐以救民者适为民病，彼时无以对我全国之民，更何以对诸君子乎？吾斯未信，不敢率尔以从，心所谓危，谨用掬诚以告，惟我国会暨我全国之军民长官，盱衡时局，日切隐忧，所望各勉责任，共济艰难，起垂蹙之民生，登诸衽席。挽濒危之国运，系于苞桑。昌虽在野，祷祀求之矣。邦基之重，非所敢承，干济艰屯，必有贤俊，幸全尘翮，俾遂初服。除致函参众两院恳辞，并函达冯大总统国务院外，特此电达。”

　　歌电发出后，北方军阀当然一致敦促如期就职，只有南方是劝阻徐就职的，广州军政府由岑春煊、伍廷芳两总裁联合拍电致徐，劝勿就职。

　　“读歌日通电，借悉非法国会选公为总统，公既惕世变，复自谦抑，窃为公能周察民意，不愿冒登大位，至可钦佩。惟公之立言，虽咨嗟太息于国事之败坏，而所以致败坏之原因，公未尝言之，此春煊、廷芳所不能默尔而息者。致乱之故，虽非一端，救国之方，理或无二。一言以次之曰：‘奉法守度而已’。《约法》为国命所托，有悍然不顾而为法外之行动者，有托名守法而行坏法之实者，均足以召乱。自国会被非法解散，《约法》精神横遭斲丧，既无以杜奸人觊觎之心，更无以平国民义愤之气。护法军兴，志在荡乱，北庭怙恶，视若寇仇，诪张为幻，与日俱积，以为民国不可无国会，而竟以私意构成之，总统不可无继人，而竟以非法选举之。自公被选，国人深感北庭无悔祸之诚，更无以测公意之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于众曰：“非法之举，不能就也，助乱之举，不可从也。”如此国人必高公义，即仇视国会，或感公一言而知所变计。戢乱止暴，国人敢忘其功？惜乎公虽辞职，而于非法国会之选举，竟无一词以正之也。窃虑公未细察，受奸人盅惑，不能坚持不就职之旨，此后国事，益难收拾，天下后世，将谓公何？如有谓公若将就职，而某某等省，可以单独媾和者；国会可以取消，从新组织者；护法各省，如不服从，仍可以武力压制之者，此等莠言，皆欲踞公于炉火之上，而陷民国于万劫不复耳。愿公坚塞两耳，切勿妄听。公从政有年，富于阅历，思保令名，宜由正轨。煊、迁忝列旧交，爱国爱公，用特忠告，幸留意焉！”

　　冯国璋收到徐世昌一函，内容和歌电相同，立函复徐世昌，敦请出山，词意诚挚，函云：

　　“顷奉大函，以国会成立，选举我公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虞棼丝之难理，辞高位而不居。谦德深光，孤标独峻，即兹举动，具仰仪型。惟审察现在国家之情形，与夫国民感受之痛苦，倒悬待解，及溺须援。天下事尚有可为，大君子何遽出此？略抒胸臆，幸垂察焉！比年以来，迭更事变，魁杓既无所专属，法律几成为具文。内则罥斧相寻，外则风云日恶，以云险象，莫过今兹。……然危厦倘易栋梁，或可免于倾圯，洪波但得舟楫，又何畏夫风涛？不患无位，而患无才；亦有治人，乃有治法。我公渊襟睿略，杰出冠时，具世界之眼光，蕴经纶于怀抱。与国记枢密之姓名，方镇多幕府之偏裨，一殿岿然，万流奔赴。天眷中国，重任加遗，所望握统驭之大权，建安攘之伟业，公虽卑以自牧，逊谢不遑，而欲延共和垂绝之纪年，当此固舍公莫属也。邦本在民，诚如明示。尔在兵连祸结，所至为墟，士持千里之粮，民失一椽之庇。疮痍满目，饥馑洊臻，定人谋之不臧，抑天心之未厌？我公仁言利溥，感人自深，纵博济犹病圣人，恩泽难偏于枯朽，而至诚可格天地，戾气或化为祥禨，况旋转之功，匪异人任，恻隐之念，有动于中，必能嘘备瘠以阳春，挽沉冥之浩劫。公谓教养匪易，虑远心长，实则彼呼号待尽之孑黎，此日已望公如岁也。夫以我公之忧国爱民也如彼，而国与民之相需于我公者又如此，既系安危之重，忍占肥遁之贞，平日以道义相期，不能不希我公之变计矣。至若虑蹉跎于晚岁，益足征冲淡之虚怀，但公本神明强固之身，群以整顿乾坤相属，虽诸葛素持谨慎，而衡武讵至倦勤，亦惟有企视老成，发挥绪余，以资矜式耳。国璋行能无似，谬摄政权，历一稔之期间，贻百端之丛脞，清夜内讼，良用惭惶，所代及时，负担获驰，徒抱和平之虚愿，私冀收效于将来。我公为群帅所归心，小民所托命，切盼信期就职，早释纠纷，庶望治者得以慰延颈跂足之劳，而承乏者不至有接替无人之惧，耳目争属，心理皆同，谨布区区，愿言夙驾，专肃奉复。”

　　徐世昌这年64岁，他是北洋的元老和重臣，本身不是军阀。在前清时代，外任总督，内握军机，民国时代则以超然姿态为政治上一大力量，因老成望重，而为北方泰斗。袁克定称他为活曹操，皖系在这个时候把他捧出来，只因为他是个文人，手中没有兵权，不会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争权夺利。同时由于徐世昌是超然派和元老，可以利用他瓦解直系。段祺瑞本人希望借徐世昌一顶帽子促成以段为中心的北洋派大团结。其实，段这个打算是大错特错了，徐世昌是个老狐狸精，是玩耍政治阴谋的斲轮老手，是透明的水晶球，他不会甘心做别人的傀儡和盖印机器。

　　徐世昌从当选总统那天起，就十分机密地指使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周自齐等联合新国会中的非安福系分子，组织另外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小集团，以对抗多数党的安福系。

　　7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并发表宣言：

　　“世昌不敏，从政数十年矣，忧患余生，备经世变，近年闭户养拙，不复与闻时政。而当国势纠纷，群情隔阂之际，犹将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盖平日忧国之抱，不异时贤。惟不愿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当能共见。乃值改选总统之期，为国会一致推选。屡贡悃忱，固辞不获。念国人付托之重，责望之殷，已于本日依法就职。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

　　虽然，此第解决一时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国之图也。立于世界而成国，必有特殊之性质，与其运用之机能。我国户口繁殖，而生计日即凋残；物产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而欲国家渐跻富强，以与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国实业，日以发展。况地沃宜农，原料无虞不给，果能懋集财力，佐以外资，垦政普兴；工厂林立，课其优劣，加之牖导；更以国力所及，振兴教育，使国人渐有国家之观念，与夫科学之知能，则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后，必有可观。此立国要计，凡百有司，暨全国人民所应出全力以图之者。

　　…………

　　内政之设施，尚可视国内之能力，以为缓急之序，其最有重要关系，而为世界所注目者，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自欧战发生以来，我国已成合纵之势，参战义务所在，唯力是视，讵可因循。而战备边防，同时并举，兵力财力，实有未敷。因应稍疏，动关大局。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欧战已将结束，世界大势当有变迁，姑无论他人之对我如何，而当此漩涡，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争既终，商战方始，东西片壤，殆必为企业者集目之地。我则民业未振，内政不修，长此因仍，势成坐困，其为危险，什百于今，故必有统治的实力，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则委蛇其间，一筹莫展，国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国家存亡之关键，我全国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长思也。

　　…………

　　昌一日在职，必本此以为推行，硁硁之性，始终以之，冀以刷新国政，振拔末俗。凡我国民，亟应共勉……。”

　　徐世昌字菊人，直隶天津县人。早年随父亲到河南做塾师，因得与袁世凯订交，袁以钜赀助徐赴北京应试，1886年得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袁小站练兵时，延徐为总文案，后来步步提拔他做到首任巡警部尚书和第一任东三省总督。西太后去世，袁奉旨养疴，归隐洹上，而徐虽为袁党，却在宣统时代仍为红极一时之汉人大官，辛亥年老袁东山再起，徐亦为从中奔走最力之人。袁洪宪称帝前把徐从青岛迎入北京，担任国务卿。袁死后，徐归隐天津。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圆滑得像个水晶球的政治人物。袁虽重用徐，可是却并不假以事权，徐对袁心怀怨恚而不外露。袁死后，他变成北洋派一致推重的老成硕望，和他有同样地位的，如张謇、如唐绍仪，虽和袁渊源甚深，可是在北洋派中则不受欢迎和拥戴。如是用现代政治术语来形容徐世昌，他在冯段之间是以太极权术来周旋这北洋系的二大派之间。段的要角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便是徐的门人。段斗倒冯，自己却不愿居总统之名，乃推徐出山。

　　旧中国的政客都有一套旁门左道，徐当然不能例外，他精于堪舆之术，他认为前三任民国总统都没有好下场，是因为总统府的风水不好，他就任总统后，乃决定府院地址互迁，末迁之前先在自己私宅办公。

　　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即请辞职，专任参战督办。国务总理乃由钱能训代理。

　　徐世昌改变总统府的风水，并不能改变北京的政治气氛，因此他也不能不承继他的前任黎元洪和冯国璋的衣钵，要和段祺瑞发生磨擦，这不是风水使然，而是段祺瑞的过分专横，使得总统除了乖乖听话，垂拱而治以外，无他途可走。徐的政策并不能推陈出新，他仍是要借重曹锟吴佩孚以对抗段祺瑞。

　　徐不止是拉曹吴，拉直系，同时拉旧交通系，且对研究系表示友好态度，月助党费，研究系在安福国会中已受尽段派的奚落，而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后，对新交通系极为重用，对旧交通系却不假以辞色，因此这两系对段都无好感，徐拉这两系为己用，正是双方都有事实需要。

　　老政客自然有他一套，他要主演“和平老人”，所以必需留下副总统一席给南方或是对和平有功的人，可是他不自唱，却嗾使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主唱，于是使曹锟竞选副总统的美梦落空。皖系主张继续用武力对付南方，他要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出面倡导和平。

　　不过，他却留给段一条路，让段进行他的参战借款和编练参战军，这是段的新生命线，段认为新的参战军练好了，就可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老徐不去碰段的这一点。因此徐段之间还能相处。

　　徐世昌是民国史上的第五任大总统，他就任于民国7年10月10日，民国虽换了五任总统，可是都有一个奇妙的巧合，国人从没有见过新旧总统交接典礼。孙中山先生是在南京交卸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则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来袁帝制失败气死，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黎的下台是被辫子兵逐走，冯国璋便以副总统升任大总统，冯是临时性质。袁黎的总统都不曾到交卸日期，到了徐世昌被安福系选为总统后，他便郑重地问礼于内务总长钱能训，钱说：“总统就职礼，本国无先例可循，只得求教于共和先进国例子来作蓝本。”于是徐乃电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法公使胡维德。顾维钧复电说：“美国总统就职，由大理院长主持，在大理院外筑台，新总统捧圣经举手向全国国民宣誓。”胡维德复电说：“法国新总统就任，由上院议长导入总统府谒见旧总统，相互行礼，互致颂词，词毕，旧总统出府，新总统到议会宣誓就职。”徐看了电报，乃搁在一边。

　　10月10日上午8点半，冯国璋派钱能训和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备礼舆迎徐，徐却乘汽车进公府，礼官导徐至怀仁堂礼台。9点正，冯由居仁堂到怀仁堂，与徐同向国旗行三鞠躬礼，礼毕，冯东向致颂词，徐西向致答词，词毕互相一鞠躬，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迁出公府，退居地安门外帽儿胡同私寓。

　　10时正，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议长及议员宣读誓词，词毕转北向，与议长议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礼毕议长议员转东向，阁员及文武百官西向，徐立于礼台宣读就职宣言。读毕，各行三鞠躬礼庆贺，10时半外交团入贺，11时清室代表入贺。

　　徐世昌就大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是：内阁总理段祺瑞辞职照准，派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总理。徐想仿照黎元洪对孙中山先生的前例，聘冯国璋为最高顾问，冯也学孙前例表示不受。

　　冯段之争到此告了一个段落，也可说是两败俱伤，冯在事实上困倒了段，段在法理上打倒了冯。不过段还坐在参战督办位子上，仍有他的威势，他下台后，竟一次查封北京报纸八家，这些报纸因为载有一亿大借款事。至于冯则躲在帽儿胡同私寓真正做了个下台总统，不闻不问。

　　段虽然把徐捧了出来，可是徐上台后并不是傀儡，自有一套作法，而其作法又大同小异于冯，仍要走和平之路，这是段所始料不及的。

　　冯在总统任内所坚持的政策并不错，也可说他正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求取和平，他也许有私心，要和皖系主战派唱反腔，但毫无问题他的立场是对的。他下台后郁郁困居帽儿胡同。一年后，8年12月28日，这位北洋三杰，做过大总统的冯国璋寂寞地病逝，享年六十有二。他病危时召张一麐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望和局早成，以不能亲见统一为憾。他殁后，全国下半旗三天哀悼。

源济

一四三、副总统难产

　　当徐世昌获选总统发出歌电后，吴佩孚即表示了和北洋军阀不同的意见，他于9月13日在衡阳回答徐世昌的歌电，他说：

　　“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不选送，似此卑劣不全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公若就职，民国分裂由公始。师长等不敢为公贺，且将为民国吊。公若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领袖，敦促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国会议员另行改选，将来总统舍公莫属，此则师长等所为预贺者也。”

　　吴的口吻完全和西南领袖一样。

　　9月14日曹锟发表寒电，不提主战主和，只说“阋墙之斗，权利之争，不宜再见。”这等于是反对继续战争。

　　9月20日吴佩孚回答曹锟的寒电，建议请长江三督继续担任南北间的“调人”。并请加入东海先生（徐世昌）为调人领袖。这个电报得到苏军将领白宝山、张仁奎、马玉仁、杨春普、陈调元等的响应。这是曹锟、李纯两个支系的直系军人大合唱，是新主和派和旧主和派合流的一种趋势。

　　9月26日，湖南战场上的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黄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联名发出寝电，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曹经略使、长江三督帅及岑、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这个电报将北京政府与军政府平列在前面，是吴佩孚所主稿，向南军将领建议，用联合名义打出去的。这是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北洋派领袖的第一次。对段祺瑞来说，像是地震，像是火山爆发。以前虽有北方军人主和的议论，可是却不是南北军人联合在一起的行动。现在吴佩孚唱出的“和平戏”，却是全面的，共同的。这个通电到达北京时，安福系的分子慌作一团，他们嚷着说：“吴秀才造反了！”

　　段祺瑞则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他认为这不是主和主战问题，而是北方将领背叛、通敌、降敌的问题。他要以通敌有据的罪名下令讨伐吴佩孚。但他的左右劝他忍耐，因为主战派已无可用之兵，讨伐令只是虚声恐吓，而吴佩孚现在是常胜将军，不会被吓倒的。

　　安福系议员邓熔在参议院提出惩办吴佩孚的紧急动议，但另一安福系议员张敬舜（张敬尧的兄弟）反对，因此不提付讨论。众议院议员贺得霖提出惩办吴佩孚的建议，也只能交付审查而无下文。

　　曹锟在保定，被他的爱将吴佩孚的一连串政治攻势搞得目眩五色，置身无地。因为他究竟是吴佩孚的直接长官，为什么竟没有半点影响力和约束力，所以他很难自解的。

　　9月30日曹锟不得不发出两个电报，一个电报致吴佩孚，告诫他：“嗣后一切行动必须请命而行。”一个电报致北方各省，表明自己态度：“以此言护法，恐终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平，恐终不免于战祸。……国家前途，必须中央有所主持，庶几政局重新，乱源可弭。”

　　段祺瑞虽然不敢下讨伐令，但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9月30日他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驳斥了南北军人的联名寝电。随后北洋军人纷纷起而作应声虫，倪嗣冲斥为“谬谈法律，破坏大局”。杨善德斥为“曲说乱真，逞以欺世”。阎锡山斥为“妄谈法律，徒逞私见”。长江二督之一的王占元也认为“吴师长竟与南方诸将领联合署名，不胜诧异。院电驳斥，义正词严。一隅之论，不足以淆惑观听”。张敬尧因为在长沙，对吴不敢过分指责，只说：“敬尧惟知服从中央，不知其他”！

　　至于张作霖，他早于9月8日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地位在北方各省督军之上。他于10月2日发表冬电说：

　　“前当谭浩明等抗命之初，作霖曾派少将刘鸿恩晋谒大总统请示方略，奉论张督若有一师相助，即当从事讨伐。迨长岳沦陷，作霖复派刘少将依前晋谒，奉论如初。曹经略使之南往，亦奉大总统明令，复由大总统颁布气死、羞死之通电。是政府之主战政策，作霖与各省同志一致赞成，均系服从大总统者。……其他依法选举两院议员，依法选举大总统，亦均奉大总统命令而行。而彼等一则曰不完全，再则曰非真正民意。所谓不完全者，乃削除叛乱分子耳，非真正民意者，仅无暴动分子耳！……近闻有人因国会已成，大局渐定，急思设法破坏，以遂一己之私，不惜辇金四出运动，淆乱视听，破坏国家。此等佥壬，是真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作霖正拟查访明确，联合同志，呈请元首依法惩办，以谢国人。”

　　10月3日以谭浩明、吴佩孚为首的南北军人继续发表讲电，对驳斥寝电者予以驳斥。讲电说：

　　“驻湘双方各军，因受中日军事协定之刺激，同谋息争御侮。自六月廿五日停战，迄今已四阅月。师长等屡请中央频布罢战明令，而合肥（指段）斥西南无诚意。师长等不得已本诸公理，再拟通电，征求西南同意，于寝日联名拍发，可见西南谋和诚意，信而有征。乃合肥仍不加察，谓为莠言惑众，破坏大局。夫和则全国一家，战则南北分裂，究竟大局在和乎在战乎？……如云国会非由强造，何以不令西南各省选送议员而任意指派？如云选举合法，何以九月鱼日合肥劝徐就职通电，除却西南五省？是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且将强东海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保全大局者，果如是乎？纵使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窃恐东海未必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纵使东海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而军民各界不肯甘心为不完全之中国人也。……总之，正义所在，是非自有公论。全国人之心理方为真正民意，非强造者所能假托，非强词者所能狡辩，更非一二人之言所能厚诬。”

　　段祺瑞对吴佩孚的憎怒到了极点，可是形势比人还强，吴佩孚所据有的形势已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段为了投鼠忌器，又不能对他采取过分的行动，于是只好再回过头来拉曹锟。自徐树铮私下答应支持曹锟为副总统后，由于吴佩孚的行动，段早否定了曹的副总统，现在为了缓和吴佩孚，于是又旧话重提，支持曹锟为副总统，以交换吴佩孚不要再反对安福国会，割断吴和西南方面“合唱”和平的论调。于是，段派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前往保定，向曹锟说明，即日进行副总统的选举，将以曹锟为唯一候选人。又派国务院秘书曾云沛前往奉天去见张作霖，劝他顾全大局，同意曹锟为副总统。同时授意安福国会，不要再提关于惩办吴佩孚的一切动议。

　　曹锟在保定颇有两面作人难之苦。北方皖系对他误解甚深，而吴佩孚又不听话，他认为副总统已没有希望。怎知段的代表吴炳湘却带来了好消息，他真是喜出望外，马上派曹锐到北京进行副总统的竞选活动，同时派另一位兄弟曹钧到奉天拉拢张作霖。

　　10月3日安福系的国会议员举行茶会讨论选举副总统问题，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宣读了段祺瑞向国会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信，内云：

　　“燕孙、一堂议长执事：比者副总统选举，诸君应有一致之主张，祺瑞与安福诸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举所知，以备参考。曹经略使督战湘中，功绩昭然，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能当选为副总统，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区区一得，尚希鉴察及之。专此敬颂议祉。段祺瑞拜上。”

　　王还补充说：“芝老功成不居，推贤选能，他的人格何等可钦，我们应该顺从他的意旨。”

　　在这茶会上大家决定于10月9行进行选举副总统。10月6日安福俱乐部举行干事会议，段命徐树铮出席，说明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原因。但是，安福系议员认为他们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已经尽了义务，现在选副总统不能再尽义务。换句话说，如果要他们投这神圣的一票就要有代价，而曹锟又不肯出钱，他认为北京政府还欠他的军费。这一来，就苦了王揖唐，经过他的奔走，决定由北京政府付还曹锟军费150万元，用这笔钱移作副总统的运动费，规定每张票2000元，当晚签发支票。

　　曹锟认为天下事已定，自己做副总统的美梦立刻就要实现，他盼望10月9日早些到来，不料当这天两院议员举行副总统选举的联合会时，议长梁士诒正在主席台上等待到达法定人数进行投票。可是出席的议员却是小猫三两只，稀稀落落，一点也不踊跃。秘书处打电话四方去催，也不见来，上午的会就流产了。下午继续开会，到的人仍很少，王揖唐建议一方面把议会大门关起来，只许进不许出，一方面派军警四出拉人，以凑足法定人数。他的建议才一宣布，就看见坐在议席上的议员纷纷夺门而出，拉的人还没有来，已来的又走了大半。

　　于是副总统的选举又流产了。

　　皖系虽然由徐树铮一手组成了安福系的国会，可是就在选出徐世昌为总统后，这个“段记的安福国会”却起了变化。因为研究系是不与安福系合作的，研究系在10月8日开了一次会，决定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反对选曹锟，如果段系一定要选曹锟，研究系就以不出席为抵制。不过研究系议员人数很少，在国会中无足轻重。但另一个素与安福系合作的旧交通系议员人数却不少，他们竟也和研究系采取同一立场，不出席选举会，于是选举副总统的大会就因不足法定人员而流产。

　　10月9日，选举副总统大会进行的下午，旧交通系议员有50余人到万牲园参加周自齐出面邀请的游园会，没有工夫参加选举。安福系在选举会中集中向梁士诒施压力，梁士诒不得已只好写一个便条，交给刘恩格、杜持、王印川乘坐汽车到万牲园，想把这些游园的议员请回去投票，可是这些议员们却故作闲情逸致，拒绝离开万牲园。这时王揖唐也赶了来，他坐了一部大汽车，死拉活扯，才拉了八位议员。

　　议员们对投票冷淡的另一原因是因为看见报载，曹锟以10万元纳刘喜奎为“簉室”，甚为寒心，认为一个刘喜奎要值50个议员的身价，因此都骂曹锟悭吝。可是曹也有他的道理，他想你们选我来保你们的江山，还要我掏腰包，太不公平了。选徐时，一切活动费是在借款项下开支，选我的运动费却要我在我的军费中开支，更不公道，何况我已汇过80万，不能再拿钱了。

　　10月9日选举副总统会流产后，又定10月16日继续选举。王揖唐知道旧交通系的杯葛，与徐世昌态度有关，于是他邀梁士诒一同去见徐，请徐表示一个明朗态度，可是徐说：“以我今天所处的地位，对于副总统应当速选、迟选以及选何人，都不便表示意见。”

　　10月14日，周自齐又邀了一批议员到天津去，把自己在英租界球场29号私邸让出来作议员总招待所，另在四家天津著名的旅馆分设四个招待所，议员们陆续到天津的，约有140余人，他们饮酒看花，征逐花草，及时行乐，意兴盎然。当他们兴尽后，乃开了一次谈话会，准备联名推出促进南北和平，推迟副总统的选举两项建议。而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也在北平正式表示，如果选举北方人为副总统，则南北和平，遥遥无期。

　　副总统选举流产显露了几点：第一，研究系和旧交通系本来互相敌对，可是到了反对曹锟为副总统问题时，两个政客集团却合流了。第二，旧交通系自张勋复辟时即依附段祺瑞，现在旧交通系却和安福系分道扬镳，显示出旧交通系一面倒向徐世昌，而徐世昌在总统当选后即和段祺瑞分了家。第三，安福系也不全听段的话。

　　段的安福系政治任务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拥徐去冯，此外一无收获。

　　10月15日王揖唐派安福系“大将”议员克希克图偕同八名孔武有力的议员，乘坐专车到天津来绑议员的“票”。王揖唐在天津的私邸派出一批家丁，分乘八辆汽车开到天津的新火车站，等待肉票一到，就立刻押上开往北京的专车。

　　克希克图一行分乘四部汽车，先到四家招待议员住的旅馆中去找“逃兵”，可是四批都扑了个空，在四家旅馆中，一个议员也没有找到，问旅馆中人可知他们去了哪里？旅馆中人回答说不知道。于是四批人都集中在一块，克希克图再下命令，直奔英租界球场29号周自齐寓，结果也一样扑了个空。他们带着失望的心情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寻找，果然在马路上碰到一位议员在百货公司买东西，于是一把扭住他，软骗硬逼，终于打听出周自齐正在南市妓院内吃花酒，这位议员因为怕太太，不敢进妓院，溜了出来在马路上漫游，不料被克希克图等抓到。

　　于是克希克图集中人马，直奔南市妓院，这些议员们“倚红偎翠”，正在温柔乡中享受。克希克图率领孔武有力的议员以及雄赳赳气昂昂的打手冲进妓院，这时已是15日深夜3点半钟，他们不问三七二十一，只说奉了王议长命，请各位上车，就像拉小鸡一样，死拉活扯，被绑票的议员则乱嚷乱叫，天津警察误会为真的发生了绑票，喝令停车检查，直到押车的议员缴验议员证章，才让车子开行。

　　被绑票的议员们要求先回旅馆拿行李，也不被绑架的议员允许，一个个送上火车，火车已升火待发，议员们一上火车车就开了，可是因为黑夜漫漫，很多议员在火车站混乱中溜脱，有些议员到了北京车站，躲到厕所间不出来，仍乘原班火车回到天津。

　　10月16日，王揖唐又在北京派出汽车多辆，分途去抓议员到会投票，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派出武装警察在西城放哨，禁止议员离开会场。可是如此绑票和拉人，到会的议员仍然是少得可怜，这一幕副总统选举仍然流产。

　　安福系还想对梁士诒施压力，梁士诒有徐世昌做后台，根本不吃这一套，态度非常强硬，他表示如果安福系仍然强压和不择手段进行副总统的选举，他就辞了参议院议长以为杯葛。安福系不愿事情闹得太大，就去请示段祺瑞，段认为对曹的竞选副总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既然人力不能挽回，但求于心无愧，乃决定不再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选举。

　　安福系领袖王揖唐觉得自己很丢面孔，就托病到汤山休养。曹锟也觉太扫兴，亦在保定称病。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时，曾下令授给曹锟一等大绥嘉禾章，曹锟予以拒绝。原来是总统府铨叙局摆了乌龙，没有查明曹早已得过这种勋章而再颁一次，为了补救这次错误，徐就改授曹以九狮纽宝光金刀一柄，刀上嵌有钻石三颗，珍珠九颗，软钢制造，可以伸展自如。

　　10月7日，下台的冯国璋通电陈述代理总统一年种种，以及时局现象，电云：

　　“督军省长各省议会各商会教育会各报馆暨林下诸先生公鉴：国璋代理期满，按法定任期，即日交代。为个人计，法理尚属无亏，为国家计，寸心不能无愧。兹将代理一年中经过情形，及时局现象，通告国人，以期最后和平之解决。查兵祸之如何酝酿？实起于国璋摄职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结束，则在国璋退职以后，其中曲折情形，虽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国璋无德无能之所致。兵连祸结，于斯已极。地方则数省糜烂，军队则遍野伤亡。糜烂者国家之元气，伤亡者国家之劲旅。而且军纪不振，土匪横行，商民何辜，遭此荼毒？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以此言之，国璋固不能无罪于苍生。而南北诸大要人，皆以意见争持，亦难逃世之公论。吾辈争持意见，国民实受其殃。现在全国人民厌乱，将士灰心，财政根本空虚，军实家储罄尽，长此因循不决，亦不过彼此相持，纷扰日甚。臂诸兄弟诉讼，倾家荡产，结果毫无。即参战以后，吾国人工物产之足以协助友邦者，亦因内乱故而无暇及此。欧战终局，我国之地位如何？双方如不及早回头，推诚让步，恐以后争无可争，微特言战而战无可言，护法而亦无法可护。国璋仔肩虽卸，神明不安，法律之职权已解，国民之义务仍存。各省区文武长官，前敌诸将领，暨各界诸大君子，如以国璋之言为不谬，群起建议，挽救危亡，趁此全国人心希望统一之时，前敌军队观望停顿之候，应天顺人，一唱百和。国璋不死，誓必始终如一，维持公道。且明知所言无益，意外堪虞，但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国璋只知有国，不计身家，不患我谋之不臧，但患吾诚之未至，亦明知继任者虽极贤智，撑拄为难，不得不通告全国人民，各本天良，以图善后。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再此电表明心迹，绝非有意争论短长，临去之躬，决无势力，一心为国不知其他。倘天心人意，尚可挽回，大局不久底定，国璋一生愿望，早已过量，绝无希望出山之意，天日在上，诸祈公鉴！”

　　10月9日广东军政府通告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务，10日发出通电云：

　　“军兴以来，军政府及护法各省各军，对内对外，迭经宣言其护法之职志，惟在完全恢复《约法》之效力，取消解散国会之乱命，以求真正之共和，为根本之解决，庶使人知所警惕。此后以暴力蹂躏法律之事无自发生，民国国基乃臻巩固。至是希望和平，一切依法办理之心，尤为国人所共闻共见。军政府及前敌将领，屡次通电，可复按也。及北京非法伪国会选举伪总统，本军政府于事前既通电声明非法选举无论选出何人，均不承认。事后又曾电徐世昌，劝其遵守《约法》，勿为人愚。乃闻徐氏已就伪总统。事果属实，何殊破坏国宪！以徐氏之明，甚盼及早觉悟，勿摇国本而自陷于危。本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护法戡乱，固责无旁贷也。特此布告，咸使闻知。”

源济

一四四、和平之声不绝如缕

　　湖南前线的北军，包括了北洋军的各军系，有直军，奉军、苏军、鲁军、皖军等，还有张敬尧的第七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可是在正前面和南军对磊的，则是直军，直军的统帅是吴佩孚，因此湖南和战之局的锁匙是操在吴佩孚手中。

　　在南军方面，桂系对湖南已没有兴趣，不愿为湖南而和北军拼死战争，又对湘军总司令程潜不放心。因此这期间的桂系，对谭延闿是表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赞成他回到湖南接收湘军的统帅权。谭延闿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一直和桂系保持联系，7年4月12日他由上海到广州，14日动身到广西，19日在武鸣会见了陆荣廷。

　　谭、吴之间的桥梁是张其锽。张字子武，原籍广西，和谭是同榜进士，民国元年先后做过南武军统领，湖南军事厅长。张研究六壬之学五年，自称“无师自通”，而吴佩孚也懂卜算，两人都长于诗文，精于星相，因此一见如故。

　　5月25日，湘军代表和直军代表在耒阳公平垆王壮武祠举行谈判，6月15日成立了停战协定，从此湖南便没有战事。

　　通过湘军的关系，桂系和吴佩孚也有了联系。

　　7月13日，吴佩孚派员参加了衡阳各界人士所举行的罢兵息争大会，并且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吴佩孚公然与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这是南北战争期间的重大变化。

　　谭延闿于7月间回到柳州，重任西南方面的湖南督军。

　　湖南战场既如上述，广东战场也起了变化。6月间，粤军继续占领龙岩、龙溪，厦门大为震动，援粤军总司令张怀芝因为副总司令吴佩孚主和，他变成孤立无援，手下没有直军，所能指挥的，只是些在湘东吃过大败仗的残兵败将，因此，所谓的“援粤”——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第五期作战计划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天津会议中继续对南方用兵的决议，便在不声不响中完结。

　　7年10月23日兼代国务总理钱能训亦电西南方面岑春煊等呼吁和平，电云：

　　“比者四方不靖，兵祸相寻，苦我人民，劳我将士。追溯用兵之始，各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国力既殚，纷争未息，政治搁滞，百业凋零，仅就对内而言，已岌岌不可终日，况欧战现将结束，行及东亚问题，苟内政长此纠纷，大局何堪设想？夫欧西战祸，谊切同仇，犹复尊重和平，致其劝告，矧均属邦人，奚分南北？安危所系，休戚与同，岂忍以是非意见之争，贻离析分崩之患？试念战祸蔓延，穷年累月，凋残者皆我之国土，耗散者皆我之脂膏，伤亡者皆我之同胞，同室操戈，有识所痛。推其所至，适足以摧伤国脉，自蹙生机。当兹国步艰难，一发千钧，再事迁延，噬脐何及？迩者东海膺选，首倡和平，能训等谬忝政席，俱同斯旨，用掬诚捆，敬告群公，倘念民困已深，国家为重，不遗愚陋，相与筹维。各该省一切军政、财政及用人诸端，无妨开诚布公，从容商榷。善后办法，更仆难详，大要在收束军队，励行民治，以劳来安集之政，收清净宁一之功，俾国脉渐苏，民生日厚。若法律问题，虽为当日争端所系，第是丹非素，剖决綦难，以今日外交吃紧，若舍事实而争言法理，势必旷日持久，治丝益棼。陆沉之忧，悬于眉睫，谓宜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凡兹愚虑，悉出真诚。诸公爱国夙殷，审时尤切，虑难匡济，当有同心。尚冀示我周行，俾资商洽！引领南望，翘伫德音！”

　　7年10月24日，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下令尊重和平。令曰：

　　“吾国此次加入欧战，对德奥宣战，原为维持人道，拥护公法，俾世界永保和平。苟一日未达此的，必当合国人全力动助，协商诸邦，期收完全之效果。

　　夫以欧西战祸，扰攘累年，所对敌者视若同仇，所争持者胥关公议，犹且佳兵为戒，倡议息争；况吾国二十余省，同隶于统治之权，虽西南数省，政见偶有异同，而休戚相关，奚能自外？本无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试数十年以来，几经战伐，罹锋镝者孰非胞与。糜饷械者皆我脂膏，无补时艰，转伤国脉，则何不释小嫌而共匡大计，蠲私忿而同励公诚，俾国本系于苞桑，生民免于涂炭。平情衡虑，得失昭然。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对待国人，而诚意所施，或难尽喻。长岳前事，可为借鉴。故虞诈要当两泯，防范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当力图绥定。兹值列强偃武之初，正属吾国肇新之会，欲以民生主义与协商诸邦相提挈，尤必粹国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张实业，以应时势而赴时机。及兹黾勉干济，犹虑后时，岂容以是丹非素之微，贻破斧缺罥之痛？况兵事纠纷，四方耗斁，庶政搁滞，百业凋残，任举一端，已有不可终日之势，即无对外关系，讵能长此搘持？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图，共销兵革，先以图国家之元气，次以图政策之推行，民国前途，庶几有豸！（下略）”

　　徐世昌和西南方面透过梁士诒暗通款曲，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大总统地位能获得西南方面的承认。西南方面对于大徐无所好恶，不一定喜欢他，也不憎恶他，西南在反徐问题上不是反对徐世昌，而是反对徐成为段祺瑞的傀儡，后来段已决定下台，徐又大作和平试探，自不必过于反对。不过对徐也有很多考虑，徐是个文人，不似冯有直系武力作基础，因此他没有本钱来和皖系对抗。同时在西南看来，徐的总统是由安福国会所产生，安福国会是西南所坚决反对的，因此对徐的总统地位有难以承认的因素。西南认为当前中国，徐亦不失为一个适宜的总统人选，但希望徐能先促成南北和平，在和谈中解决国会问题。国会问题解决，全国统一，再由另一种方式选举徐为总统。西南方面认为这种主张不是对人而是对法，是个法的争执。

　　在徐世昌来说，他要先做了总统再来促成和平，这就是他和西南方面不一致的根本因素。老实说，除非有大智大仁大勇如孙中山，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种胸襟和德操，放弃现成总统不做而去期待渺不可知的将来。同时，在事实方面言，徐世昌身在皖系势力范围内，也不可能不就总统而先担任南北间的调人。

　　徐世昌就职前，西南的非常国会特于徐世昌就职的前一天开两院联合会，决定方针，暂委托广东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总统选举，从缓举行。

　　徐世昌就任总统不久，曹锟等电呈：“张勋坐镇徐淮，功足抵罪，应准免予缉究。”张勋策动复辟，颠覆民国，恢复满清，就是背叛民国，这种大罪，公然可以翻案免究，也是北洋军阀才能作这样的文章了。张勋自以为和南方的陆荣廷有交情，想在南北和谈中插一脚，毛遂自荐做一个调人。10月25日他到总统府谒徐，徐挡驾不见。他回到荷兰公使馆，北京的要人们纷纷来见他，他也“端”了起来，一律挡驾不见。最有趣的是江西省长戚扬和他的一段渊源，在黎元洪总统时代，戚被江西省议会弹劾，国会通过查办案，赖张勋一言而幸免。戚给张电报说：“此恩永世不敢忘。”后来复辟事启，戚始而迎合抄录寄还，且附以十字按语：“今年之我，仍是去年之我。”张勋固然胡闹，戚扬尤其下流。

　　倪嗣冲这时也不安于位，他手下有一个镇守使马联甲正觊觎督军宝座，使他颇伤脑筋。至于张怀芝，他的山东督军一职早由张树元代理，山东全省商人竟联名呈文总统府，宣布他治鲁的罪状，这当然有张树元作后盾，张怀芝也明白自己想回山东是不可能了，便转过来想当陆军总长，徐世昌因为他不认识字，所以不予考虑。还有福建督军李厚基，民国2年他以一个团长地位，随刘冠雄到福建，赶走了闽督孙道仁，一步一步地由旅长而镇守使，由镇守使而督军兼省长。他参加对南用兵，派臧致平、唐国谟两部攻粤，不料闽军竟被粤军击败，还引来了粤军陈炯明和方声涛两部的反攻，攻入了永定、上杭一带。

　　10月29日卸任总统冯国璋回河间原籍扫墓，便道赴保定访曹锟，一面伫待由湖北北上的王占元。

　　11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湘西镇守使，吴新田为岳阳镇守使。

　　当徐世昌就任总统后，10月13日美总统威尔逊向徐致贺，电文中附带提出一项劝告：“中国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到维持正义之目的。贵大总统就任，更应和衷共济，统一南北，则于国际事务中可占其应有之地位。”徐复电说：“本大总统当选之日，即以国家统一为怀，现正力求治理，以达此原定之目的。”这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甫返国述职后到北京回任，即于10月18日，作为徐就任总统后的首次谒见，在谈话中也非正式地提出了南北和平的劝告。徐表示中国必需实现和平统一，不过中国实现统一后，就需要大量裁减军队，希望美国在道义上支持，在财政上协助。芮恩施答说：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必会予以同情之考虑。

　　早在7年6月间，美国就向英、法、日三国提议，改组五国银行团，加入美国，退出俄、德两国，由新的四个银行团向中国进行交涉，延长币制借款期限，帮助中国政府整理财政，裁减军队。8月30日又联合英、法两国公使抗议中国利用日本资金发行金币券，美国这期间的对华政策，已开始了击破日本包办对中国的投资，而用国际投资来抵制。

　　徐世昌为了配合国内外的形势，乃授意梁士诒组织一个政党，梁网罗了许多名流，先成立了一个“和平促进会”，非安福系的议员108人都参加了，其中包括研究系。安福系的机关报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不念安福系一手捧他做总统的大恩。

　　10月23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麐、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王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等24人，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这个新政党是各党派的大结合，包括国民党、政学系、研究系和拥护黎元洪、冯国璋的人士，甚至安福分子王祖同也被吸收，只缺少一个梁启超。梁也宣言，结束他个人的政治活动，“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

　　和平期成会组成时，梁士诒的和平促进会就宣告结束，以避免双胞案，因梁的和平促进会受到主战派和安福系的共同攻击，徐世昌这时并不愿和段祺瑞正式决裂，所以和平期成会成立后，梁就结束了和平促进会，事实上旧交通系的人物已全部加入了和平期成会。

　　熊希龄一再声明，和平期成会这个组织没有政治意味，不受任何方面利用，然而和平运动根本就是一种政治运动，不受利用是做不到的。

　　和平期成会的声势不小，它竟在广州成立了分会，并且受到了桂系的支持，岑春煊、陆荣廷等都通电响应和平期成会的主张，桂系想借这个组织和北方取得间接的联系。

　　和平既然成为南北一致的要求，因此具体的实现步骤便是先选定和谈的地点。总统府美国顾问伟罗门向徐世昌建议，由南北国会选派同等数目的议员在上海组成联席会议，制定宪法，追认徐世昌为总统，并选南方领袖一人为副总统，宪法告成后，这个临时国会和南北国会同时解散，根据新宪法，改选新国会。这应该是很公平的一个解决时局，又顾及到事实的办法。

　　徐世昌觉得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需先把北方军人们的意见沟通，免得将来意见分歧。所以他决定召集北方各省军人到北京来举行一次大规模会议，解决南北和平问题，裁军问题，军民分治问题以及各省不得擅自扣留国税问题。他叫财政部编制了财政收支月季表，分交各省参考，让各省军阀了解军费开支过大，收支无法平衡，借以使他们赞成裁兵。

　　这位老狐狸大徐，却害怕小徐（徐树铮）捣蛋，因此他于11月3日加徐树铮陆军上将衔，4日派他赴日本观操，这时小徐是段参战督办的参谋长，并兼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

　　徐世昌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前任冯国璋所努力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样，要取决于各省军阀，这就是北洋时代的特色。徐认为自己不同于黎元洪或冯国璋的，是现在的和平工作，有国际背景在后面支持，因此他相信可以克服反对力量。

　　11月上旬，张作霖、陈光远、孟恩远、赵倜、倪嗣冲、张怀芝、卢永祥先后应召到了北京。随后王占元和阎锡山也到了，其他没有赶到的则派代表出席。这是北京的督军会议，也是自有督军会议以来，出席督军最多的一次。更难得的是长江三督中，陈光远和王占元都亲自出席，李纯则派代表参加，这都是空前的。可是却缺了一个更重要的大督军，就是曹锟，他因为副总统没有当选，赌气不肯前来，徐世昌则一再电催，一定要等他来后才开会，在千呼万唤之后，他于11月14日在情不可却中赶到北京。

　　11月15日，北京的督军会议在总统府集灵囿四照堂举行。段祺瑞也应邀参加。参加会议的，除八个督军外，还有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省代表，府秘书长，全体阁员以及参战督办处代表二人合共出席23人。

　　皖系军人曾在会议前向徐世昌提出了一个条件——“和平我们不反对，只反对梁士诒一手包办和平。”

　　会议开始，徐世昌在简短的开会词后即请段祺瑞表示意见，段说自己已经下野，未便参预国家大计，和平问题应请大总统主持。但不能采取对等和平，也不应该讨论国会问题。徐接着发言，推崇段主持对德宣战的功绩。也谈到恢复国内和平的重要。随后钱能训发言，强调应采取和平统一政策。倪嗣冲、曹锟则提出南方有无和平诚意的疑问？钱能训答复说岑春煊、陆荣廷都有和平诚意，少数反对派没有力量。因此，这一天的讨论一点火药味都没有。

　　11月16日北京督军会议继续第二次会议，议决：（一）如果南方不提出过苛条件，一致赞成和平统一的方针；（二）欧战停止，参战督办处改为边防督办处；（三）预筹各省善后；（四）收束军队，先从调查军队实数入手；（五）责成各省照章报解中央税收。

　　就在这一天，北京政府下令前方军队罢战退兵。钱能训代总理电劝南军撤退。

　　19日英、美、法、意、日五国驻广州领事，奉各该国政府训令，向广东军政府递送一项照会，劝告南方接受徐世昌的呼吁，罢战息争，照会全文如下：

　　“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因见此二年内中国内乱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为悬系。此项纷乱情形，不特与外国利益有损，且影响中国治安极大。因此所生不靖之情，反足鼓励敌人之气，而于大战紧急之转机中，妨碍中国与协约诸国实行合作。今该转机已成过时黄花，各国人民正盼环球各处人民达到安居乐业之时，中国未能统一，则各国人民应为之事，难于进行。兹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对于中国大总统解决内乱之所设施，深滋冀望，对于南方各要人之态度，亦乐观其有欲和平了结之志趣。是以各该政府就此声明，对于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愿各废除私见及泥守法律之意念，一面谨慎从事，免除一切阻碍议和之行为，一面迅以慷慨和合态度，根据法律暨维护中国国民利益之热心，寻一两造和息之路，始克使华境以内平安统一，此各国政府之所殷盼者也。

　　此时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虽声明其切实赞同双方欲解决向日分裂之争端，惟毫无最后干涉之策，亦无指挥或谏劝此次议和条件之意，故此项条件，必须由中国国人自行规定。各国政府只系尽其所能，鼓励双方于所望所行各事上，达议和统一之目的，但中国国民对于各国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责，于中国历史上更为增大而已。特此劝告。”

　　22日南方通令休战。军政府七总裁岑春煊等电告徐世昌，全文如下：

　　“徐菊人先生鉴：护法军兴年余，双方相持，国是莫由解决。比者欧战告终，强权销灭，吾国亦有顺世界潮流，而回复和平之必要。美总统威尔逊，于本年九月二十九号为开募第四次自由公债之演说，实为国际及国内解决一切政争之根据，无论何国，均可赖之以为保证。世界各国，方将崇正义而永息兵争，岂吾国独不可舍兵争而求和平之解决？执事既令所部停战，本军政府亦令前敌将士止攻。惟彼此犹未实行接近和平谈判，玩日废时，殊属无谓。煊等特开诚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认上海租界为适中之中立地点，宜仿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等人数之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一切法律政治问题，不难据理而谈，依法公决，庶可富民利国，永保和平。特电表意，即希速复！”

　　徐世昌接到南方军政府七总裁来电，立即复电：

　　“广州岑云阶（春煊）先生，伍秩庸（廷芳）先生，林悦卿（葆怿）先生，武鸣陆干卿（荣廷）先生，毕节唐蓂赓先生（继尧），上海唐少川先生（绍仪），孙中山先生鉴：来电敬悉。生民不幸，遭此扰攘，兵革所经之地，膏血盈野，井里为墟，溯其由来，可深悯恻。欧战告终，此国彼国，均将偃戈以造和平，我以一国之人，犹复纷争不已，势必不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等之地位。沦堕之苦，万劫不复。世昌同是国民，颠覆是惧，况南北一家人也，本无畛域可分，故迭次宣言，期以苦心谋和平，以毅力致统一。今读美总统威尔逊今年九月间之演说，所主张国际同盟，用知世界欲跻和平，必先自求国内息争，然后国际和平，乃有坚确之保证。爰即明令停战退兵，表其至诚，冀垂公听。固知诸君亦是国民之一分子，困心横虑，冒百艰以求一当，决无不可解决之端。今果同声相应，是我全国垂尽生机，得有挽救之一日也。世昌忧患余生，专以救世而出，但求我国依然比数于人，芸芸众生，得以安其食息，营其生业，此外一无成见。所有派员会议诸办法，已由国务院另电奉答，敢竭此衷，唯希明察！”

　　北京国务院亦电南方军政府云：

　　“读诸公致元首电，敬谂开诚表示，共导和平，至深佩慰。欧战告终，潮流方迫，元首鉴于世界大势，早经历颁明令，申正义而弭兵争，当为国人所共见。近于通令停战之后，继以筹议撤防，积极进行，实出渴望和平之旨。会议办法，前已详细荩画，李督秀山转商，兹承示双方各派代表，克日开议。筹谋所及，实获我心。所云代表人数，论省区版籍，不能无多寡之殊，惟为迅释纠纷，固可不拘成见，似可由双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临时推定首席，公同协议。至会议地点，原定南京，本属适中之地，宁沪同属国土，焉有中立可言？且会议商决内政，不宜在行政区域之外，鄙意仍在南京，最为适宜。至来电所举辛亥前例，辛亥系因国事问题，不幸同时而有两国体，今则双方一体，论对内则同是国人，协商国政，固无畛域之分。论对外国交，只能有唯一政府，尤非辛亥之比。值此时局急迫，促进和平之意，彼此所同。亟当于会议办法，切实商决进行，其他枝节之论，宜从蠲弃，以免旷废时日。此间现正酌选代表为事先之筹备。尊处遴派有人，即希电示，以便双方派定，克期组织，俾法律政治各问题，日趋接近，速图解决，民国幸甚。”

源济

一四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民国7年11月11日协约国和德国签定了休战条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历时四年半，开始于民国3年6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宣战，帝俄出兵助塞，德国出兵助奥，先攻与帝俄同盟的法国。英国因为德国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遂助法抗德。英法俄等称为协约国，德奥土耳其及保加利亚等称为同盟国。协约国方面参战的国家和日期如下：

　　俄罗斯1914年8月1日宣战。（即中华民国3年）

　　法兰西1914年8月3日宣战。（同上）

　　比利时1914年8月3日宣战。（同上）

　　英吉利1914年8月4日宣战。（同上）

　　塞尔维亚1914年8月6日宣战。（同上）

　　门的内哥罗1914年8月9日宣战。（同上）

　　日本1914年8月23日宣战。（同上）

　　葡萄牙1916年3月9日宣战。（即中华民国5年）

　　意大利1916年8月28日宣战。（同上）

　　罗马尼亚1916年8月28日宣战。（同上）

　　美利坚1917年4月6日宣战。（即中华民国6年）

　　古巴1917年4月7日宣战。（同上）

　　巴拿马1917年4月10日宣战。（同上）

　　希腊1917年6月29日宣战。（同上）

　　暹罗1917年7月22日宣战。（同上）

　　利比里亚1917年8月4日宣战。（同上）

　　中华民国1917年8月14日宣战。（同上）

　　巴西1917年12月16日宣战。（同上）

　　海地1918年4月22日宣战。（即中华民国7年）

　　危地马拉1918年4月23日宣战。（同上）

　　此外尚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诸国，亦与德奥宣告断绝邦交。

　　欧战开始时，因德国陆军极强，一举占领了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法国北部。英法竭力抵御，且封锁其海港，德国乃出动飞机袭击英法首都，且以潜艇击沉各国商船，虽中立国亦不免，不过德国在非洲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均为英、法、葡所攻取，日本亦乘机侵占青岛及太平洋赤道以北诸岛。1917年美国商船因屡为德国潜艇所击沉，抗议无效，乃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是年，俄国推倒沙皇，退出战争，与德议和，德国遂移师西线，全力进攻英法，英法因有美国为后盾，奋力抗拒。1918年秋土耳其、保加利亚及奥地利均无力继续作战，先与协约国议和。不久奥国发生革命，国内瓦解，德国亦宣布共和，和平遂告实现。这次战争历时1566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是990万，伤者约2000万，战费4000亿美金。

　　欧战结束后南北和谈也逐渐成为事实，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幕后斗争，似乎徐占了上风，可是段也非弱者，他已斗倒了两位总统，老徐是他捧出来的，他总不能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曹锟一肚子委曲来到北京，段和安福系竭力拉拢他，一方面表示仍拥护他当副总统，一方面劝张作霖也支持曹，张作霖慨然应允，并且还反转过来疏通东三省议员一致投曹的票。曹知道以前几次副总统选举的流会，都是旧交通系捣鬼，而旧交通系又和老徐勾结，因此恨徐入骨，也恨梁士诒入骨。张作霖拍了胸膛对曹表示要对付梁，害得梁不敢回北京，而安福系也集中火力攻击梁。徐世昌在督军会议召开前本打算要梁士诒组织内阁，以皖系的稳健派靳云鹏为陆军总长，由于皖系和安福系的激烈反对，才未成事实。于是徐乃拟派钱能训真除国务总理，安福系则提条件，欲以钱内阁交换副总统。徐世昌为此颇感苦恼，但他表面上一点也不在乎，他说：“不通过钱内阁难不倒我，我的老朋友可以当总理的多得很，不像华甫（指冯）找不到一个内阁总理，我可以提出十个总理人选，难道他们能否决十次吗？”

　　7年11月24日，段授意督军团组织“戊午同袍社”，以团结北洋派为目的，推举曹锟为社长。曹锟做了社长，就俨然执北洋派的牛耳了。成立之日，曹假安福俱乐部举行“庆祝国际荣誉合肥首勋大会”，段着上将礼服参加。且拟请政府颁授只有大总统才有的殊荣“大勋位”给段，因陆徵祥讲了一句：“中国未出兵而颁殊勋荣典，恐贻笑外人。”这才打消此意。戊午同袍社表面上是团结北洋，实际上是拥护段复组内阁。

　　由于和平声势太大，主战派不敢直接反对和平，只是重复段的原则：反对对等和平，反对取消安福国会。倪嗣冲说：“取消国会么？咱们的大总统就是由新国会选出来的，取消国会岂不就是取消大总统吗！”

　　南方滇桂两系和国民党一部分人士都迫切希望和平，可是他们希望的当然是对等议和，这是南北和谈的先决条件。南方议和总代表原定岑春煊，后来因岑当选了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所以议和代表改推甫由日本回国的唐绍仪担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辛亥革命后，唐就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可是那时他却是北方的总代表，他和徐世昌、梁士诒都是老朋友。尤其是梁士诒，他是最早提拔和赏识梁的人，由他代表南京，比较容易和北方谈。

　　11月20日，徐世昌致唐绍仪一电，把不久前冯段相争，最后相约下野，请他出来收拾时局的经过和盘托出，希望唐竭力促进南北和平。唐回电强调南北必需对等议和，代表人数必需相等，谈判必需公开。唐的回电中，称徐为“菊人兄”，徐接唐电，赌气不理他，乃要钱能训代为回电，唐接钱电大为不满，认为徐在摆伪总统的臭架子，不念老朋友交情。

　　和谈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参加人数和地点。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所以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地点也由北方决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

　　徐世昌和钱能训在段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力图避去对等讲和的形式，苏督李纯主张和谈地点在南京，徐钱即以此向南方提出，同时主张会议的名称不叫南北和会而叫善后会议。

　　李纯则建议称为南京和平善后会议。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经常与南方岑春煊、陆荣廷两人互通电报，彼此互称先生。南方军政府也承认钱内阁是北方的事实内阁。不过西南也有反对和平妥协的一派，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就在漳州发出一个激烈反对的电报，同时有人在广州组织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议。

　　11月23日岑春煊致电熊希龄，反对避去对等议和的形式。30日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钱又代表徐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不过和议代表双方可各占十人。至于对等议和的形式也难接受，辛亥年南北有两个不同的国体，现在则不然，所以不能相提并论。12月5日徐回答七总裁说，他对于会议的有关问题全没有成见，已交由国务院研究答复。

　　12月24日，唐继尧建议仿照辛亥年成例，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双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数，南方代表人选由军政府主持选派，北方代表人选由徐菊老主持选派。

　　北方对和谈问题步调和态度都是不一致的，徐世昌和钱能训之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以及不用南北会议的名称，是力求避免主战派有所借口，而不利于和议的进行。

　　至于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本属意于梁士诒，曹锟一系的人坚决反对，后来又属意于李纯，皖系也坚决反对。皖系希望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以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这当然离题太远了，王揖唐是安福国会的议长，以他为议和总代表，就是表示北京拒绝讨论国会问题的一种姿态。

　　这时还有一种折衷的意见，是建议以汉口为议和地点。

　　奔走和谈的人愈来愈多，连复辟的祸首康有为也发出文电，呼：“菊人总统兄”，“干臣（钱的字）同年兄。”

　　梁士诒在香港未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晤谈，当时也曾谈到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唐表示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因此北方最后决定以朱启钤为议和总代表。

　　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一同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投送。

　　五国劝告给徐世昌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北方可以吓阻主战派的反对，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12月3日，就是五国劝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开特别会议。徐把五国劝告的咨文给大家看，问大家意见，将军们这一天倒表现得十分合作，一致表示愿服从总统命令。于是徐世昌宣布，关于议和地点拟同意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开会。竟也得到与会人士的赞同。最后，徐世昌请与会人士疏通安福国会通过钱内阁，大家也唯唯诺诺。

　　12月6日，五国银行团以盐税余款450万元交给北京政府以维持军政开支，这当然是给徐世昌以支持，同时五国公使郑重表示，更大数目的善后借款，需要在中国南北统一以后才能实现。

　　12月14日众议院投票同意钱内阁，18日参议院也同意钱内阁，这是北洋老政客徐世昌对北洋军阀斗争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胜利是黎元洪和冯国璋所未曾享受过的。12月20日徐以大总统明令发表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民国8年1月11日发表阁员名单：

　　内务总长钱能训兼

　　外交总长陆徵祥蝉联

　　海军总长刘冠雄蝉联

　　交通总长曹汝霖蝉联

　　司法总长朱深蝉联

　　教育总长傅增湘蝉联

　　陆军总长靳云鹏新任

　　财政总长龚心湛新任

　　参谋总长张怀芝新任

　　徐树铮赴日本观操，已于12月16日返国，他本反对议和，反对靳云鹏为陆军总长，可是时移势易，现在也不敢反对了。

　　新阁员就任后，发生一件极不愉快的事，1月31日为旧历除夕，新任陆军总长靳云鹏向新任财政总长龚心湛索300万经费，龚答无此款，靳就拍桌叫了起来：“没有钱你干个屁？”龚当然受不了，当天即递辞呈赴天津，钱能训派人请他回来，他提出两个复职条件：（一）收多少付多少。（二）武人不许开口骂人。要钱总理保证履行。龚和靳都是皖系，段祺瑞怕他们闹下去不可开交，乃命徐树铮调解，靳云鹏在段手下虽称温和分子，这时却很强硬，竟表示龚干我就不干。龚心湛号称安福粮台，也不怕靳，最后龚的条件修改为：（一）军饷事不与陆军总长直接办理，（二）政费应减应付由总理支配。钱能训约田文烈、傅增湘、张怀芝出面做和事佬，邀双方杯酒释嫌，不过也只做到表面握手为止。

源济

一四六、徐树铮西北筹边

　　民国7年秋天，段祺瑞所领导的督办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务处之下，成立了一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作为把“参战”改为“边防”的一个准备。边防筹备处成立后，刚巧遇上俄国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使外蒙古有心脱离俄国控制而倾向中国。

　　外蒙古的独立，是帝俄策动外蒙的哲布尊丹巴于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库伦登基，号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民国成立，一切正在草创，遂予帝俄以可乘之机。民国2年11月22日，中俄联合声明，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并允许不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民国4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定了一个“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到了民国6年，由于俄国内乱，失掉了对外蒙古的控制，逐渐引起了日本的垂涎。8年春天，日本利用布里雅特人谢米诺夫和蒙匪富升阿来策划组成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大蒙古国，在日本控制之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松井和布里雅特人的会议及宴会照片后来被中国参谋本部得到。这时，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的失算，又怕日本乘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

　　外蒙的内向，给徐树铮一个发挥野心的好机会。徐树铮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人。北京局势的混乱，使他不能施展抱负，而他一举一动又容易引起政治风波，加上段祺瑞的督办参战处已不见容于国人。刚好他担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正遇上外蒙古内向问题，因此他便于8年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6月10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6月13日政府特任他为西北筹边使，6月24日又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当时总统徐世昌非常赞成派徐树铮筹边，以调虎离山。因为他留在北京搞风搞雨极为不妥，倒不如请他向边疆发展，少一个麻烦。

　　西北筹边使的官制于7月18日公布，其职权如下：

　　（一）政府因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项地方事业，特设西北筹边使。

　　（二）西北筹边使由大总统特任，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关于前项事宜，都护使应商承筹边使筹助一切，其他长官佐理员，应并受节制。

　　（三）西北筹边使办理前条事宜，其有境地毗连，关涉奉天、黑龙江、甘肃、新疆各省，及其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别行政区域内者，应与各该省军政最高长官及各都统妥商办理。

　　（四）西北筹边使施行第二条各项事宜，应与各盟旗盟长扎萨克妥商办理。

　　（五）西北筹边使设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筹边使选定呈报。

　　（六）西北筹边使公署之编制，由西北筹边使拟定呈报。

　　当西北筹边使新命甫下时，北京派驻库伦的都护使陈毅，正和蒙古王公交涉撤消自治的问题。陈毅字士可，湖北人，是晚清中兴名将陈湜的孙子。张勋复辟时被任为“邮传部侍郎”，复辟失败，逃出北京，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去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才放他走。民国6年8月他被任命为都护使。

　　外蒙古的政制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迨自治后，活佛哲布尊丹巴为政教领袖，于是喇嘛专权，王公受排斥，只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可以为所欲为，迨俄国内乱，无力兼顾，王公乃发动撤销自治，其目的不是在归附中央，而是在恢复前清的旧制，借以重掌政权。代表蒙古公王集团来和陈毅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长车林多尔济。

　　陈毅和车林从8年1月中旬商谈撤销自治问题，一直没有具体的发展。到了8月4日，库伦大会开会，王公喇嘛之争益烈，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与陈毅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代替活佛）。（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以上的协商和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人及喇嘛毫不知情。

　　陈毅把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于8月21日提出阁议讨论，当时对于条件内容并无任何意见，不过认为在程序上必需由外蒙王公先用全体名义呈请政府恢复原制，然后政府根据外蒙的请求再与磋商条件。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训令给陈毅，陈却没有办到，只是继续和王公们磋商条件，同时敷衍政府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商妥协商各项条件，才能安心撤消自治。

　　陈和车林商妥的条件，于10月1日派秘书黄成垿把条件草案送到北京，这就是外蒙善后条件六十三条，其中重要的事项如下：

　　一、中央政府无论何时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毕，盟长、将军、扎萨克，高卓特巴等原有之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中央政府并不得施行殖民事项，将蒙旗土地改归他人所有。

　　二、设驻札库伦办事大员一员，乌、科、唐、恰，可设参赞人员，帮办参赞一员。正副人员，必须一蒙一汉，并且轮流更换（如第一任汉正蒙副，则第二任蒙正汉副），而汉员必须以文职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总裁之一，亦必须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驻军，其计划布置及额数，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同商定。遇有紧急事项，增派军队，事定仍须撤回。

　　四、内地人民建筑房屋，经营商工等业，以及开垦，种菜，伐木，割草，必须先取得该管扎萨克之许可。

　　五、开发矿产，兴办铁道，电报，邮政，必须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商办理。如必须借用外款，并必须先得外蒙地方议会通过，始得办理。

　　陈毅和外蒙古王公们的交涉有个最大的阻碍，就是陈毅所选的对象根本没有力量，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一切，完全操纵在喇嘛手中，而外蒙古人民的偶像是哲布尊丹巴活佛，也就是自治政府的领袖，活佛只信赖喇嘛。现在陈毅和王公商量外蒙古撤消自治就是对抗喇嘛，王公们想借北京政府的力量来推翻喇嘛，喇嘛既然有势力，当然不会轻易就范，所以成功的希望不会太大。

　　陈毅想透过王公去说服喇嘛，又透过喇嘛去说服活佛，可以说只是一厢情愿；而王公们又不断供给陈毅错误情报。8月19日陈毅给北京外交部电报说：“至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9月26日陈毅又有电报说：“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可是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五天，10月1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却写了一封致徐世昌总统的信，叫墨尔根堪布等五个喇嘛于10月9日带到北京，信内略云：“今突由中国驻库办事大员陈毅，提出取消自治……并提出所拟60余条前来……于是本外蒙大众，咸以单独破坏协约……徘徊犹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亦多忧虑，实深不安。”这封信很明显地看出活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条的。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于10月24日给徐世昌第二封信：

　　“大总统钧鉴：顷据库伦陈都护使声称，给予请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并编造蒙古以后遵行条件六十余条，与各赛持私室传观会议等情。本处当以如果大总统知悉此事，宜暂候如何平定谢米诺夫所招之乱党，并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萨克会议，解决内患等情，函至大总统去后，今蒙古各扎萨克大致尚未到齐，间有来者，不但不愿取消自治，希望仍旧存在，即库伦所有众蒙古喇嘛民人所属人等一闻知此举，亦议论沸腾。据此以观，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咸称仍旧保存旧制，难于迫其遵从。即取消自治之举，亦非出自我蒙赛特等之本意，只系陈都护使授意，借边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词，迫令出此。

　　本呼图克图汗至再思维，我外蒙不惑谢党谄言，一意恪守三方协约，保持自治。今复违反协约，请求取消自治，实多不合之处。而库伦陈都护使对于此案，异心不息，反根据与各赛特私议事件，不体众议，再三勒迫，近日益甚，由应在买卖城驻扎之防兵内，拨出支队，分驻逼迩库伦学经及喇嘛等地点，擅占外国商人房院。似此种种滋事情形，委实有拂众议，鄙心殊抱不安。深信前此我大总统密谕亲王朝克图尔巴达尔胡之仁谕，为此列举情形，密请鉴核。特派萨密迪巴克什诺门罕北勒岗禅呼图克图达木唐巴札尔，前去与我大总统献帛请安。恳将在我边地内人地不宜之陈都护使立予调任，自治官府仍旧存留有效。若是，则黄教益形尊重，逐渐扩张，永昭仁慈。中华大国与外蒙古之睦谊，益觉敦重无极矣。谨呈。

　　哲布尊丹巴特派地位仅次于他的嘉亨尊活佛，亲持这封信，送往北京，嘉亨尊于26日启程，11月1日到京。

　　哲布尊丹巴既然表明了反对撤治的态度，于是陈毅和王公们只好片面进行了。王公们决定单独具名递送一件呈文，由陈毅于10月29日、30日电达北京。这时的王公们已势成骑虎，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来，王公们这项向北京政府请求撤销自治，无异是外蒙自治政府内部发生了政变。

　　北京方面，这时的国务总理已是靳云鹏，他在收到陈毅专人带来的六十三条后，立即召集各部开会商讨，并于10月20日电告陈毅说：“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对蒙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以明权限。”

　　在段系中，靳云鹏和徐树铮是不合的，因此靳内阁当然不愿意见到徐树铮在蒙事上立功。陈毅以为外蒙撤治交涉，始终是自己一手经营，当然不愿徐树铮干涉，所以陈当于收到靳阁20日来电后，立即复电询问国务院：“前送条件，徐使曾否得阅？”

　　徐树铮当然知道这个秘约，所以他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对于六十三条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时要求待他召集一个会议研究后再作决定。靳云鹏对徐电大为反感，提交国务院会议时，靳认为此案已经阁议通过，就唯有决定去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并且对徐要召集筹边副使等开一个会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经政府交给陈都护专办，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至于后果如何，等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靳且指示照他的这番意见电告陈毅。

　　原来，陈毅的秘书黄成垿携带六十三条密件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黄到后六七天，陈毅有电给徐树铮说：“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可是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陈毅又曾嘱咐黄避免见徐，不要让徐知道此事，所以黄在北京尽量避免见徐。有一天黄在国务院碰到徐，黄不知陈毅有电给徐，所以见到徐时支吾其辞，只是说这趟是因私事请假赴奉天，陈都护嘱就近到北京来催队伍。

　　徐树铮于10月23日由北京启程赴库伦，动身前一天，往谒徐世昌，大徐问及小徐有关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称没有见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国务院秘书厅去调卷，卷调来后，原来是陈毅送来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徐因系奉总统命令，所以携带该件北行，10月29日抵达库伦。陈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树铮手中，所以对徐尚支吾其词。而徐则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反对这份条件，认为有七不可。

　　这件案中，陈毅不希望徐树铮介入，是认为已成的功劳不愿徐分享。国务总理靳云鹏则因与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见小徐立功，所以搞得非常复杂。

　　陈毅可能不懂利用王公和喇嘛之间的矛盾，达成政治上收回外蒙主权的目的，他只是很呆板地和车林商讨办法，所以《外蒙善后条例》简直就是陈毅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当时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批评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

　　徐树铮也向政府就此条例作如下的建议：

　　“陈使所拟外蒙撤消自治善后条例，中有不妥之处，拟俟恩副使不日到库会同熟商，昨经陈明在案。兹先将管见所及，及连日采访蒙人言论，陈请鉴核。

　　查原件共六十三条，其紪纇之大而显著者，约有数端……蒙在元金之际，雄武甲欧亚，而一蹶不振，极于今日，病在宗教限严，人口不昌，又土地属人私有，不能以政规法令，使民服习，逐渐昌盛其事业。利弃于地，日即穷困，所谓窖金而食脱粟，政府亦无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导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渐有兴革；纵不宜强拂旧习，要必预留相机因应地步。此项条例乃举其历来锢疾，更从而护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尚可于中国领土名义之下，因势利导，权宜措施。既撤之后，反无术可进以文明，是曰坚固蔽之障，不可一也。所贵乎撤消自治者，非贵乎其名也，贵乎政府获设治之实耳。今则政权统于中央，不过首条中笼统语，而余数十条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虑深言之蒙人不应，故姑从其情以诱之，然后施以强力，以期得志。抑知国家行大政，胡可诈骗从事？伊古以来，又岂有诈骗而能久者？是曰乖轻重之宜，不可二也。撤消自治之后，关税如何改定？财政如何整理？农商矿业如何振兴？一未计及，但言王公扎萨克喇嘛岁俸念经等费，率由政府支给。树铮诚愚，不知从何处支给？若曰取之于蒙，则蒙民既须供应中央，而喇嘛王公之权存在，自必照旧供应，以蒙民之困苦，宁忍更令增此输纳乎？若曰取之帑储，则今日帑储之穷，自顾且不暇，何暇顾蒙？恐今日制定条例，明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乃他向矣。且帑储即有余力，亦无辇金而瞒漏巵之理。是曰戾财政之情，不可三也。……夫诱掖蒙人撤消自治，美名也；展开地方，浚发民智，美事也；得名而有益于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鹜虚名，而不审其于事有碍，非谋国之至者也。树铮料理军事而来，本不愿妄有渎议，惟边防所寄，亦不应懈职责，专志一意，惟以国家疆域蒙民利乐为念。谨用略陈所怀，上烦聪听，如有百分之一稍可采纳，拟请饬下陈都护使及各副使另拟简括条文。

　　其条文大意，在树铮愚见，以为政财大权，由政府斟酌情形选员督理，遇事与王公扎萨克商酌妥洽，然后施行。宗教荣典，政府一意优崇，有加无已。王公喇嘛岁俸以及地方经费，由政府从优核给，所有封册荣典，一概照旧。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护，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数条足矣。盖文字愈繁，罣漏愈多，名种意见，愈见丛杂，将来阻梗愈无限量。不如统括言之，蒙心尚可获安，而无阻于启化之计也。”

　　徐树铮早在接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之初，对蒙古一切外在关系，即已注意及之，故于日、俄对蒙的一切阴谋企图，无不了如指掌。他认定蒙古对中国之徘徊观望，与都护使陈毅之久无成就，皆由日、俄之盅惑所致。故当他入蒙之前。先购置了80辆大型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80辆卡车，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了什么，而在民国10年以前，却是个惊人数字。

　　徐树铮在决定入蒙时，即命准备入蒙的西北军第三旅褚其祥部，先由宣化（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徒步开至多伦（在张家口北480公里处），然后乘上备好的这80辆大型汽车，向库伦去的大道进发。自多伦至库伦约为两千华里，途中多为沙碛，以汽车输送，需时五至六天始可抵达。徐为了保持军容的整肃，特规定七日期限到达。他自己的座车并与先头部队按日徐行。至10月29日，徐于抵达叨林（距库伦140里）时，忽然停车不进，拿起电话叫接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他的日语原极流利，用不着舌人代译，当松井接电话时，徐先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使命，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徐在此以前，曾侦得库伦有日本兵约100余人，现在故意作此夸大之语，只不过要松井承认日本有驻军在库伦耳。果然，松井听到徐的诈语后，急忙辩道：“你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实在仅驻了120名武装部队呀。”徐听罢松井这一坦白的承认，即时大笑说：“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这时松井才明白徐的谈话用意所在，但一时却找不出适当的答复，嗫嚅了半天，才强辩说：“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徐以松井的答词已越出范围，乃不再客气，决然答道：“两国之间，凡在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时，必需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行之。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就请你在三小时之内，将你这120人的武器，送缴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去，倘若超过了时限，则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如双方发生冲突，其一切责任须由阁下负之。”松井慑于徐的理直气壮，又怕徐果真带来了大量军队，其后果更难想象，乃借词拖延说：“阁下的要求未免太苛，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必须假以五天时限，等向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此时徐已听出松井语气中，含有畏葸之意，只是想借此拖延时间而已，当以斩钉截铁的口吻答道：“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一肯定的答复吧！”松井听徐的口气，料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嘴对话筒，干咳无语。于是，徐乃故意为他留一缓冲余地，说：“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展延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一问题。我只凭我的办事处长一个电话决定行止了。”说罢之后，他犹恐对方再事罗嗦，乃不等对方回话，即将话筒一挂，扬长而去。果然不过半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向他报告说：“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缴来。”于是徐立即下令，命80辆卡车，载着武装整齐的雄师，浩浩荡荡，开进了库伦。

　　徐树铮与驻库伦办事处长通过电话之后，即意兴豪迈地站在大道旁边，目送一辆一辆的兵车，向库伦方向驰去。他料知日本驻军解除武装之后，蒙人因失去奥援，对于将来取消自治的交涉，一定顺利无阻；但又想到国内的政争和内战，正在方兴未通，就在得意与感慨交织的情形之下，以“早发叨林”为题，作了七言律诗一首。诗曰：

　　冲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

　　中原搅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

　　且促毡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

　　当他挥军进入库伦时，为了向蒙人炫耀武力，预先命令各部队长，每一辆卡车，限载20名官兵，并将每一士兵所携武器，尽量显露于外，使自车外观之，真合了俗语所谓“铠甲鲜明，枪刀如林”了。待兵车进入库伦市区，又特意绕着几条店铺连绵、人烟稠密的街巷，徐徐前行，然后才开向库伦西郊的红城（袁世凯当国时命令修建的驻军区域）。但当车辆进入营区之后，并不准士兵下车，而由军官监视着，要士兵们都俯伏于车厢之内，然后自外以巨幅帆布覆盖，使车外看不到车内有人。安排妥当之后，将车重又开离营房，于离库伦不远之处，又重行杂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以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就这样往往返返，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蒙古人，看得眼花撩乱，简直就不知西北军开来多少人马？接着，当日上午日本驻军的缴械事件，同时传遍库伦全城，使一般蒙古人对这位少年英俊的徐将军（徐是时的实际年龄40岁，不过看起来好像三十许人）敬若神明一般。

　　库伦西郊的红城营房，原是袁世凯派人督建的，其规模之大，足够五个师居住。徐树铮此番仅带来一旅人，其编制名额虽较一般部队为多，但8000多名官兵总无法住满这样大的一所营房。但徐对此亦早有安排，他在军队到达之前，即规定每一个连应住入容纳一团人的营房，且须在各营门外边布满卫兵，并严禁当地人民接近营区，以免泄露真相。因此蒙人以为各营房内皆住满军队。其数目至少应在5万人以上，却不知尚不足1万人。由于徐这一布置，对蒙古人的心理作战，已收了显著的胜着。

　　徐树铮于民国8年10月29日抵库伦后，即感觉蒙人秉

　　性多疑，如在谈判交涉时用翻译，不但将会失去原意，尤容易导致误会，故于抵库的第三日，即请来一名翻译人员，向之习学蒙语，并告左右人：“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当他在北京时，对蒙古语言亦曾留意及之，故仅费去两周的“恶补”时间，对蒙古普通语言即能畅谈无阻。及至11月14、15两天和蒙古“总理”巴特玛及各喇嘛会谈，就是他亲自用蒙语发言，而不用翻译的。由于他洋溢的天才与灵敏的手腕，仅在库伦住了22天（8年10月29日到达库伦，11月21日动车回京），即成功地使蒙古自动撤销自治。

　　小徐在库伦，于11月6日见到了哲布尊丹巴活佛。11月10日和陈毅谈到六十三条件问题，陈还是吞吞吐吐。小徐曾有电给徐世昌，报告当时情形，电云：

　　“顷陈使面约树铮明晚到署商酌蒙事条文，届时当约集李恩两副使，并率褚旅长其祥，杨参议志澄会同往商，庶免一二人偏见难洽。如虑人多泄密，树铮可以军法处之。

　　查陈使原拟条例定稿之初，树铮即有所闻，渠遣秘书黄某甫到京，亦即知之，因未来见告，故亦不过问。黄到六七日后，陈使忽电树铮，谓黄有秘要赴京，到时祈面晤。讵黄晤时，踌躇其状，闪烁其神，吞吐其词。询其有何秘要，则云无他事，因请假赴奉，故都护嘱便道一催队伍耳。树铮更笑而遣之。树铮启行前一日，谒大总统叩辞，奉询及撤治条例事，饬取阅研考。归向院秘书厅借得外交部签注原件，即携之北行。途次，日夕审核，颇悉利弊所在。意到库陈使必以见商，故早作准备。又来时，本望以筹边事业，问诸陈都护及各副使，公共计筹，明年开春，即可兴办。一备国家另设官额，一使外约之官，潜移默化，渐致为民治之区。于行时亦经陈明大总统鉴核，奉谕‘甚好，问陈为助，自是善策’。故停车之即夕，即取治蒙条例秘案，倾诚相示，而渠始终意殊不属，略与谈及撤治事，其闪烁吞吐，亦与黄同。树铮不便再言，是以电陈意见，拟俟李恩两副使到后，公共商酌。嗣知陈使接政府中人秘授意旨，嘱其不须以条文相示，意在勾结一二蒙员，自行分报办理。

　　查树铮自到库之日起，一言一动，每日必电陈政府鉴核，事因所见所闻，或所意揣，无不分析明白，自问无负于政府，无负于道义。树铮在外之将，权宜甚大，岂好为驯谨哉？只以历年来国家威信，不出都门，天下蔑视者多，故欲率为矩式，纳人以轨物耳。今再敬陈管见，祈赐察照。

　　东电请核示之原议七不可，及条文大义，既奉钧院公电，大总统谕许为卓识远谋，明晨公议时，自当抱定此旨，和衷商洽。又条文中有与筹边使官制职权搀越者，概予削去，然后责成陈使妥办；如不能办，即请责成树铮妥办，办妥后仍移交陈使坐承其功。树铮亦本边使职权，力自图之。树铮只重国事，决不以荣枯毁誉介意。总之，西北筹边使为外蒙已定之官，官制及其职权，为国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变更，速发亦属无效。树铮承命守职，一日不离职，一日即暂死守更职之义，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明日卸职，即可幅巾骑驴，逍遥湖上；今日未去职，即丝毫不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坏法律。民国以法律为保障，破坏法律即是破坏民国，即天下之公敌，虽有周亲，亦必仇之！树铮忝为国将，与国同休戚，保法律即保国家，皆天职中所有之事，又不仅边使官制而已也。谨电陈鉴核。制树铮。灰（十日）”

　　徐树铮抵库伦后立即发现陈毅处理外蒙撤治案抓不到重点。徐的特点最显明的是才气高，能把握问题重点，恃才傲物，不易与人相处。这两个特点在库伦都充分发挥出来。他认为陈毅言过其实，所以他于11月11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就直率地指出：

　　“陈使言过其实，急切功名，而心思不能沉细；自觉明于万里，其实蔽于目前。其人真实何如，树铮不敢断言，惟心目中见为如此，故实不敢尽情信任……”

　　同时他不理国务院的指示（不许他过问蒙事），而专断地自行把这事抓过来处理。13日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便明白说出他的决定：

　　“……然敢断言，经年累月，亦非渠（陈）所能了。盖渠判事不切，物欲蔽之，初步已蹈荆棘，纠缠不清，此时若树铮撒手不管，则立即中止耳。如此中止，听取国家损威失重，非树铮所忍出也。……钧电志在撤治，请坐待撤治可也。前电言定否只在三五日内，现布置已定，不烦一兵一矢，一发而中，幸之幸也。发而不中，树铮箝口结舌，息影南归，静俟陈使办结之日，敬领溺职之罪耳。”

　　在这期间，他不只是强夺了陈毅的交涉权，同时他也对外蒙统治者哲布尊丹巴发动攻势。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叙述各情甚详：

　　“昨晚活佛派人请燕，伊柬不如礼，当经拒出。另派蒙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王来请，亦经严词面数活佛之非，婉词深慰巴王之老而多劳，并告以活佛多病，死期不远，嘱其为黄教自爱，渠深领感而去。然其人颇具邱壑，亦颇谙外邦情势，撤治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语之陈使，极以为然。陈使即嘱向喇嘛一派示威，树铮言边事与兵事通，不外恩威并用四字，而用恩用威，先后彼此，颇费斟酌。以抚蒙而论，蒙性多猜，威则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结之：恐其久而易视也，然后威以折之。蒙无实力，必悚而就范；再待以恩，以结其心，则不思勾结外援，乃永无反侧矣。武侯擒纵遗法，可师其意，而稍变通之，以策久远，非仅今日计也，陈使亦以为然。此非空言所能了，必时时留意，事事经心，乃得缓缓入手耳。树铮能否自行其言，仍盼庙算枢谋，随时督诲，俾获成效。谨用陈明，伏祈核察。制树铮。元（十三）”

　　徐树铮施出他的混身解数，向巴特玛大施压力，其间经过曾于11月14日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详载：

　　“活佛前最重要者四人，一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多尔济，一大沙毕商卓特巴，一绷楚克，一棍布，均最高之喇嘛，活佛惟其所左右，王公皆侧目而视。王公之赞允撤治，名为情殷内向，实与喇嘛争权，事成权归王公，政府无大便利。陈使前拟六十三条，虽不适用，确曾煞费经营，而喇嘛从中牵掣，活佛虽大开会议，皆喇嘛令王公分谤之策。盖会议时，活佛并不质询可否，但问汝辈不以为然耶！则王公什人而九高声应诺而散会矣。陈使虽欲速定，而明知喇嘛为祟，无术制之。又过听王公之请，益忤喇嘛不敢相近，牵掣愈力。此树铮所谓‘听信陈使自办，即经年累月亦不得定’也。

　　树铮察知此情，擒贼应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市好，俾知依附，然后济以恩威，期遂吾计。本意与陈使协同妥办，奈每与晤谈，稍及喇嘛，渠即苦口向树铮代王公求情，一若树铮与王公有深仇大恨不能相容也者，故前电有‘不敢尽情信任’之说也。自严谕岱青王绷楚克后，迭向喇嘛中人日加灌溉。又深知巴特玛因前充商卓特巴为活佛所夺，又年轻者皆封亲王，而伊只有王衔，心中亦多不平。且现任总理，手执政柄，其人又颇谙外事，可谕以利害，故专意结之以信，感之以情。每于大议场中，当众极与谦下，尊以老辈，誉以清操，讽以活佛多病，可接其任。看操之日，示以军规之严，军容之肃，兵士放假观剧，苦乐与共，俱知军心之固，期可入我彀中。连携与谈，皆谓现公与喇嘛相持不下，非黄教之福，宜劝活佛立功自固，勿久执迷。其实活佛应否，全惟此四人是视。而四人之中，巴年最长，位最高，活佛信任较薄，故属其尽力以自托于中央，树铮亦许以全力相辅，巴甚感戴。数往谒佛，往来三数日，佛仍推宕不应，托词非待会议，既声言外交有关。昨晚遂与勒限，谓外交有中央政府在，会议无可待，活佛向来办事不待会议，今不能独待，我只责求活佛与执事两人意见，他有异言，我自当之。执事如此高年，不惮奔走，以谋黄教之安，而活佛罪恶已极，尚不肯发一言，徒令喇嘛假威福以祸王公，王公不平即久，必思报复，争乱相寻，则黄教已矣！黄教去，蒙古必如散沙，则外蒙已矣！是执事有爱外蒙爱黄教之心，而活佛持之以酿乱也。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巴又稍以俄人及蒙兵为言，意在谓如是必致惊恐地方。树铮谓即有惊恐，是昏佛使然，非我之咎。然执事至此，尚为此言，意令倾佩，真黄教之主也。渠许再往面佛力劝，更略谈其不平之事。树铮许以事定后，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与双俸。渠更约明晚再见。今晨独坐默念，万一佛再不应，安能经行拿解？当即坐罪彼四人，责以不能善辅活佛，姑作拘禁之状以恐之，再图别策，庶刚柔相济，而不损国家之威。

　　正自筹酌，巴忽匆匆而来，握手告语云：昨晚别后，连夜面佛，痛陈利害，继之以泣，佛感悟，遂允撤治。惟言陈使偏袒王公，所拟条件，决不愿用。又前三音诺颜之死，佛之野子袭封，出自陈使指使，而彼今辄举之以为佛罪。加汗增入京，佛曾专函令谒大总统，请撤换陈使，故今日之事，佛不愿其与闻，亦不愿他喇嘛王公预其事，但由树铮与彼换交商定条件，具呈政府可矣等语，并缕举活佛恳代维持往事数件。树铮以机不可失，遂许以今夜偕其谒佛面商，决不令佛有失体面，或喇嘛王公有何不均。巴称谢而去。临行又坚请守密，深盼定后再告他人云云。俟议定后，详电驰报。”

源济

一四七、外蒙撤治

　　徐树铮一方面对巴特玛施压力，同时也准备要求政府径行明令撤销自治。他的做法完全是霸道的，因为他有兵在库伦，所以敢为所欲为。

　　8年11月15日是决定关键的一天，陈毅和车林交涉了十个多月而终归破裂的撤治问题，竟在这一天解决了。其间如何急转直下，可以从徐树铮给北京政府的三通电报中看出。

　　徐电一：“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

　　寒（十四）日到巴特玛寓所议商条件，因仍为去喇嘛权利，树铮坚持欲定条例非简略不可，详细办法可另订办事章程，或不定条例，但由佛率众具请撤治，一切办法统待另商，或派人随树铮入京详定。渠狡展良久，逼之去谒佛。树铮寻又严词诰谕，谓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渠情状极畏惧，大约一二日内，可见定夺矣。制树铮。删（十五）”

　　徐电二：“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

　　删电计达，今日巴特玛召集喇嘛王公全体会议，议定先由活佛盖印，率众具呈自请撤治；一切条件办法，概从另定。饬人来求，今晚不必再逼，日内定即办妥。树铮允以不逼，但仍须从速办结，由活佛派大员随树铮入京，觐谒大总统致贺云云。恐其夜长梦多，故必严促其速定也。仅此报呈，伏祈察核。制树铮。删二”

　　徐电三：“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均签：

　　删二陈报蒙员会议情形，并求树铮今晚不必往逼，系都护派人来告，谓蒙员托其转达。电发后，有人询巴特玛何以会议未散，匆匆先归？答云：昨徐公限定晚六时晤面，故早归待之。树铮即往晤，始悉所定办法稍有不同，都护是传闻之辞。活佛签名盖印，向无此例；由官府各部长签名盖印，声叙会议公决，活佛允准，请为代陈政府。查清室逊政，亦由太后谕内阁与民国大员交接，并非帝后自须具名。夜郎虽小，帝制自娱，佛不具名，亦于外无嫌，慨然允之，并致昨晚鲁莽歉意。其公文旦夕即定也。仅此陈明，伏乞察核。制树铮。删三”

　　两天后，外蒙古自治政府准备了两份自愿取消自治呈文送给都护使和筹边使，请求代转呈中国政府。

　　外蒙自治政府请求撤消自治的呈文，全文如下：

　　“外蒙自前清康熙以来，即隶属于中国，喁喁向化，二百余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无事。自道光年间，变更旧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秽污，众心形益怒怨，当斯之时，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独之举。嗣经协定修约，外蒙自治告成，中国空获主权之名，而外蒙官府丧失利权。迄今自治数载，未见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今人诚有可叹者也。

　　近来俄国内乱无秩，乱党侵境，俄人既无统一之政府，自无保护条约之能力，现已不能管辖其属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结土匪，结党纠伙，迭次派人到库，催逼归从，拟行统一全蒙，独立为国，种种煽惑，形甚迫切。攘夺中国宗主权，破坏外蒙自治权，于本外蒙有害无利，本官府洞悉此情。该布匪等以为我不服从之故，将行出兵侵疆，有恐吓强从之势。且唐努乌梁海向系外萱所属区域，始则俄之白党，强行侵占，拒击我中蒙官军，继而红党复进，以致无法办理。外蒙人民生计，向来最称薄弱，财款支绌，无力整顿，枪乏兵弱，极为困艰。中央政府虽经担任种种困难，兼负保护之责，乃振兴事业，尚未实行。现值内政外交处于危险已达极点，以故本官府窥知现时情况，召集王公喇嘛等屡开会议，讨谕前途利害安危问题，冀期进行。咸谓近来中蒙感情敦笃，日益亲密，嫌怨悉泯，同心同意，计图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愿取消自治，仍复前清旧制。凡于扎萨克之权，仍行直接中央，权限划一，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当将议决情形，转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时，业经赞成。惟期中国关于外蒙内部权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议定，则于将来振兴事务及一切规则，并于中央政府统一权，两无抵触，自与蒙情相合，人民万世庆安。于外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共所期祷者也。再前订中蒙俄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原为外蒙自治而订也，今既自己情愿取消自治，前订条件当然概无效力。其俄人在蒙营商事宜，将来俄新政府成立后，应由中央政府负责另行议订，以笃邦谊而挽利权。”

　　11月22日，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接受外蒙自治官府的请愿。令云：

　　“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族一家之义，同心爱国，出自至诚。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受之尊崇，与四盟沙毕等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并当优为待遇，俾其享共和之福，垂于无穷，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徐树铮不同于陈毅的，是他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和弱点各个击破。他在11月18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把他的权术说得非常清楚，该电全文如下：

　　“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巧电计蒙鉴核。外蒙撤治事，意见纠纷，久议未决，今仍不附条文，慨然而定，殊为始料所不及。查此案陈护使往复磋议，已历半载，其中烦琐诸点，参夺呈部调查案可知。而联络商谈，奔走诱说，恩李各副使劝导外路王公，功劳均不可没，枢府计已鉴及，无庸树铮代为告叙。

　　查王公辈首鼠两端，欲争回喇嘛已侵之利权，则一面向陈使具请，又恐为活佛所害，则一面又声言不愿撤治。喇嘛辈凭借活佛，招权纳贿逼人，恐撤治后失其所依，则蔑王公之荏弱，力盅佛听，俾担允行，而外仍饰词。自树铮到库，察知此情，遂阳与喇嘛示好，俾相信附。树铮领兵之人，又与高团连成一气，威望具矣，自为喇嘛所趋，谓可借以抵陈使而制王公也。王公辈见喇嘛有恃，愈不得不坚附陈使以自固，不虑再有涣散。树铮乃得一意搏捖喇嘛，餂之以恩，则好语绵绵；临之以威，则词棱霍霍，俾其形神颠倒，莫知何意。然后猝入本题，责以盅佛逢恶之罪，并斥王公迟回却顾，不知利害。树铮借国钺，秉督办神猷，手握重兵，恐喝无智无力之蒙人，譬扬刃以吓家儿，丈夫所羞出。徒以案久不决，国家将有损威失重之虞，遂不惜出此下策。前电布置略定，即指此而言，不图侥幸一发而中也。然非陈使操纵巧妙，即有策亦属无隙可乘；非高团军队坐镇在先，即有威亦难仓卒使成。是事功之立，全出陈使高团之力；树铮经营擘划，尽在日后，未尝注意目前，何敢引为己幸也。迭次电文稍有不满陈使者，比因院电别有感触，故有愤激之词，非与陈使有所芥蒂，统祈核谅。制树铮。巧（十八日）二”。

　　19日，小徐还发给国务院一个电报：

　　“北京国务院钧鉴：治密。删电敬悉。承奖，惭无以副。现与蒙官府商定，不用条文，先请撤治。陈恩李三使，均极赞同，前电计邀钧察。连日上陈电语，不无激烈，比因别有感触，不觉夹杂在内，钧院德量含宏，犯而不校，尤深愧谢，仍盼代陈，并抄转段督办及各部鉴及。制树铮，谏（十九）”

　　徐树铮的筹边使署总务厅厅长王荫泰，在外蒙撤治谈判中也出了不少的力，不过他的贡献不能见于官书。据说哲布尊丹巴有一位弟媳妇是当时库伦的活跃人物，人还长得不错，由于她能常常接近活佛，所以在政治上便颇有力量。王荫泰当时算是一个美少年，又是徐筹边使身边的红人，所以这位蒙古贵妇和王之间便传出了罗曼史，而传说徐且令王透过这位活佛的弟妇向活佛活动撤治，活佛最后同意撤治，最大的影响力还是他这位弟妇的劝告。

　　大功告成后，小徐要返北京复命，11月20日行前特别演剧招待蒙古官民，有电报告北京政府：

　　“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树铮现定明早启程还京，蒙官府多员到署送行，颇向树铮作亲切恳挚之谈。晚间邀请蒙官及各使，又各军队连长以上官佐欢宴，仍以演剧娱宾，并阁街通告，撤去卫兵，无论汉蒙商民，贵贱贫富，概许迳入。见观剧者至形拥挤，树铮当众宣言，本晚之聚，所以庆祝蒙疆撤治。久闻活佛官府及各路蒙旗，抱定此意，今竟不待商酌，决然行之，具见爱国之殷，爱蒙之切。而以送呈之责，责之鄙人，鄙人之于此事，关系极切，故庆祝尤虔。为国家及蒙疆庆，为惠临诸君庆，且为己身庆也。复致谢到此二十余日，诸荷爱勉。鄙人现在所欲考察，佐将来施设之事，均获指以南针，俾后日得循率而行，尽我棉力，是诸君之赐，不仅鄙人一身，而鄙人乃适当其冲也，是以敬谢之。诚以鄙人到此未久，而各方士夫，相遇极欢，俨同旧友，匆匆南旋，尚有走别未晤者。虽不久辄将复来，而快愉究难自示，想惠临诸君，亦有同此感者，别后当函电相讯，不能寂寞也。树铮言此，重在第一意，当蒙人之赞其自请，蒙既安心，而无论何人开放入览，计必有各国谍者混入其中，可为我国代播也。谨此陈报，统祈钧察。制树铮，哿（二十）二”

　　小徐是10月29日抵达库伦的，11月21日动身回北京，24日荣耀凯旋抵达北京首都。在他一生中，这是最光辉的一页成就，仅仅短短22天，他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工作。

　　小徐返京后，除了向北京政府报告，同时有电报告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11月24日）。孙也于二十六日回电祝贺他的成就，略云：“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四内响应。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之不已。”

　　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孙中山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实则自本年七八月起，段系已逐渐和孙中山接近。因为在北方，直皖两系，正逐渐壁垒分明，而在南方，则孙久为桂系所排挤。

　　直桂既已联盟，则段系和孙接近，是极自然的。

　　梁士诒也有贺函给小徐，内云：“冒雪北征，保国安边，苦心远识，令人倾倒”云云。

　　11月30日，国务院会议裁撤库伦都护使署，调都护使陈毅为豫威将军，外蒙事务交由筹边使署全权处理。12月1日北京政府明令派徐树铮督办外蒙事宜。2日特派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副使为恩华、李垣。15日段祺瑞率领高级军官百余人在保和殿举行欢送大会。16日徐世昌在怀仁堂召见，命他携带七狮金印，授给哲布尊丹巴。

　　册封活佛的全文是：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着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12月27日，西北筹边使兼册封专使徐树铮抵达库伦。这次来蒙因为是册封专使，所以受到外蒙官民的热烈欢迎，外蒙官府喇嘛以及军商绅庶都郊迎十里，库伦百姓夹道相迎，街肆一律悬旗致庆。

　　9年元旦举行册封典礼，册封大员都从29日起，先期斋戒三日，表示重礼而尊佛，元旦这天的册封大典举行，庄严而隆重，小徐志得意满。北京政府并于这天发表明令授徐树铮勋二位。

　　于是徐树铮便展开他的抱负，悉心治理外蒙古，为了争取蒙人的信心，他一到蒙就命令在外蒙经商的山西人要和蒙人诚实交易。原来那时外蒙的贸易，多是掌握在山西人手中，山西人常利用赊账方式来引诱蒙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先买去，规定一个时间归还，蒙古人因为可以不用现款即可取到其喜欢的东西，于是需要的也买，不需要的也买，山西商人因此生意鼎盛。蒙人交易都是用羊代替货币，如果价格议定了是100头羊，到了年底偿还期届。山西商人就到蒙人那里去牵走140头羊，蒙古人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山西商人说：“羊是要生小羊呀！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蒙人老实，一想也有道理，就给他们牵去，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一百头羊需要喂养，不到一年就要增加40头羊的利息，实在是欺负蒙古人。徐树铮一面勒令山西商人不许如此盘剥，又令蒙人不得赊欠，免负重利，即使赊欠，也不许到付账时支付或索取额外的羊只。

　　同时小徐还设立边蒙银行，总经理是李祖法，发行的钞票是以骆驼队为图案。并且在可以种菜的地方种植天津大白菜。在此以前，外蒙根本没有蔬菜吃。为了开发外蒙地下资源，他并特从德国聘来一位化学教授巴尔台从事长期的调查，以拟就开发计划。

　　倘若徐树铮专心一志治理外蒙，以他的才华和魄力，不消几年一定大有成就，可惜他志不在此，心有他属，所以不久情形又变了。

源济

一四八、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强国垄断世界，利益分沾不匀而爆发的战争。战争结束时虽有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问题的重心仍然操纵在强国手中，战胜的弱国依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像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明证。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成为战胜国，可是日本亦是协约国，它却在中国领土上打德国人，占领了德国侵占的中国土地——青岛，并且扩充及山东半岛。中国要求日本归还，日本不理，于是中国遂寄希望于巴黎和会。由于巴黎和会仍受制于强国。以私利为重，不能作公正的裁决，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奋战，终告失败。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在美国国会中宣布了保障人权的十四点原则，就是：

　　（一）各国外交公开，禁止秘密国际协定。（二）平时与战时均尊重海洋自由。（三）撤除各国经济壁垒。（四）裁减各国军备。（五）公平解决殖民地之分配。（六）归还俄国被占之领土。（七）归还比利时被占之领土。（八）撤退法国境内盟军，解决阿尔萨斯（Alsace）及罗伦（Lorraine）问题，并归返法国。（九）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意大利边界。（十）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奥匈领域。（十一）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巴尔干各国边界，恢复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等国的领土。（十二）土耳其自治，开放达旦尼尔海峡。（十三）恢复波兰之独立。（十四）议定宪章，组织国际联盟，保障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不论国家之大小，一律享受同等权利。

　　大战结束后，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被各国公认是重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

　　中国决定参加巴黎和会，其目的有四：（一）收回战前德国人在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可是这些权益现在已被日本以武力侵占。（二）借国际会议主持公道，取消民国4年中日条约的全部或一部。（三）取消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之一切特权，如领事裁判权、租界、关税协定等。（四）结束德国、奥国在华之政治与经济利益。

　　北京政府选派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正廷五人为中国代表，组成代表团，团员全部52人，其中专家17人，外籍顾问五人。五名代表中，只有陆徵祥是民国4年签订中日密约的经手人，其他代表多为新兴外交家。巴黎和会只规定中国代表二人，所以陆徵祥和顾维钧是正代表，其他三人为副代表。

　　巴黎和会，在当时是一件重要无比的事情，对于中国也关系重大。和会的组织大略是：

　　英国出席代表五人

　　意国出席代表五人

　　日本出席代表五人

　　比利时出席代表三人

　　巴西出席代表三人

　　塞尔维亚出席代表三人

　　中国出席代表二人

　　希腊出席代表二人

　　阿拉伯出席代表二人

　　葡萄牙出席代表二人

　　暹罗出席代表二人

　　捷克出席代表二人

　　波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波兰、乌拉圭各出席代表一人。

　　巴黎和会的正会长由法国代表团长克里孟梭担任。副会长由美国代表团长蓝辛、英国代表团长劳合乔治、意国代表团长奥兰多、日本代表团长西园寺侯爵担任。

　　巴黎和会的决策机构是最高会议，类似今天联合国大会中的安全理事会一样，这个最高会议设一个议长，由法国内阁总理克里孟梭兼任，议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相贝尔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外长毕勋、意国首相奥兰多、外相沙尼诺、日本西园侯爵和牧野男爵。

　　中国留欧学生曾组织团体，推派代表敦促中国代表利用巴黎和会以取消中日廿一条约。中国代表接纳留欧同学的建议，向巴黎和会最高会议递送陈述书，请求和会取消1915年5月25日中日协约及换文，议长克里孟梭答复全文如下：

　　“承中国代表团送来说帖两件，其一为中国要求和平会议废除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条约及换文事：其一胪列各项重要问题：如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局、撤销领事裁判权等，请和平会议提出纠正事。以上两项，业已收到。本议长兹代表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声明：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充分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拟请俟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嘱本议长答复如右。”

　　从巴黎和会组织看出和会的实权完全操纵在法、美、英、意、日五国手中，这五国后来被称为五强。所谓巴黎和会的代表大会，不过是开幕闭幕的点缀，整个和会大权完全在五大国的最高会议。五大国中的法、英、意、日四国都为自己利益打算，忽视正义和人道，威尔逊的主张，因此有曲高和寡之苦。尤其不通的是巴黎和会的最高会议不但不公开，而且亦不在正式会场所在地的凡尔赛宫举行，亦不在最高会议的议场所在地的巴黎外交部，而在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私邸，或美总统威尔逊，或英首相劳合乔治的巴黎临时官邸，由五巨头或三巨头闭户私议取决而已。这简直是大国强权政治，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民国8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在凡尔赛宫开幕，25日开第一次讲和专使总会议，提出组织国际联盟案。27日开法、美、英、意、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德国所属殖民地及东土耳其占领地的处置办法。德国所属殖民地当然包括中国的青岛。美总统威尔逊提议把所有德属殖民地与东土耳其占领地一律归国际共同管理，但法、英、义、日四国反对，经过一个星期的折衷讨论，最后决定用委任统治制，由国际联盟组织按各殖民地文化程度及统治时间的久暂，并按各殖民地的需要，委任适当国家代为统治。这等于是五强瓜分德属殖民地。只剩下一个青岛须要讨论，因为青岛是德国向中国租借地，严格说来，并非德国的真正属地，所以27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青岛问题时，法国外交部通知中国代表团出席，中国由顾维钧、王正廷出席。日本代表当时提出日本政府要求书一件，内容如下：

　　“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盖自欧战开始，德国以胶州湾为海军根据地，大为国际贸易航行之障害。日本为极东和平起见，根据一九一一年日英同盟条约，致最后通牒于德国，要求交出胶州湾，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不依限答复，日本乃与英国出军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自是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悉为日本占有。德国在极东军事上政治上之根据地，因以破坏。商业交通，乃得恢复无阻。日本为削除德国此种势力，牺牲不少，不能任德国势力复活，故日本对德要求，实正当而且公平云云。”

　　不幸中国代表对青岛问题，并未准备说明书，因此当日本提出想侵占青岛的要求后，中国代表大感狼狈，顾维钧乃起立发表声明说：青岛问题对中国关系极为重大，希望本会议给中国代表团一个时间，以便提出具体的意见再行讨论。会议同意代表于次日提出详细意见再行交付讨论。

　　中国代表团回到团部乃以一个通晚的时间，拟就一个关于青岛问题的详细说帖，就是中国要求胶济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其他关于山东省内之德国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提案。

　　中国代表团提交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说帖共分甲乙丙丁四项。甲项述德国租借权暨其他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乙项述日本在山东军事占领之缘起及范围，丙项说明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丁项说明胶澳应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除甲乙两项，因系过去事实，故从略。丙丁二项节要如下：

　　（丙）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

　　一、胶州租借地素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其地之属于何国，从未发生问题。且胶澳租借条约中，本有主权仍归中国之明文，一八九八年租与德国，实中国迫于威力不得已而允之。德国所有在山东省内之路矿权利，即此条约之一部分。故此项权利、及租借地之归还中国，实依公认领土完整之原则，为公道之举。若仍以畀德，或转给他国，是不予中国正义公道也。

　　二、胶州租借地为山东省之一部分。昔日德人所造，今为日本所据之铁路，自青岛入该省腹地，绵亘二百五十四英里有余。该省人口三千八百万，皆志节高上，热心爱国人民，为纯粹中华人种。其语言文字，及尊奉孔教，与他省人民同。不特于国籍之原则毫无欠缺，且为备具此项原则之范围，而其志愿殷切，急欲脱离德国或他国之凌迫，尤其无疑义。

　　三、以历史言之，山东为中国孔孟两圣所诞生，实中国文化发源之地。为人民之圣城。崇奉孔教之文儒，每岁跋涉至此省谒圣迹于曲阜者，以数千计。全国人民之目光，胥集于此。盖中国之发展，此省之力为多，今犹然也。

　　四、山东人民稠密，故经济竞争，颇为剧烈。以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之人口，聚集于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六万英里之地面，谋生自非易事。盖人口之多，几与法国相埒。而面积之广，不过四分之一。其不能容纳他国羡余人民，亦已明甚，此地而创立他国特殊势力范围，或特别利益关系，则除居民横被削腹外，无他结果也。

　　五、山东一省，备具中国北部经济集权之要则。人民之众可增外货之畅销，矿产之饶，利于实业之发展。而胶州一湾，尤为中国北部外货输入、土货输出之第一要路。数百年来，胶州久为山东省之重要商港。该省货物，取道于十二世纪所辟之连河，而至此处，与商务最盛之潍县相联络。虽胶澳北部，为积于所塞，胶州不复临海，然青岛今为山东省之海口，地位正与胶州相同。复为新辟商务孔道，有青胶潍济铁路，以通于京津宁沪，且处于胶澳之滨，经年不冻，非天津白河之比。故此新立商场，实足以邀截中国北部全境之商务，此而植立一国势力范围，则国际工商大受其害，如欲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则非由中国人保有山东全土不可也。

　　六、以形势言之，胶澳为中国北部门户之一。盖胶澳铁路接津浦直达北京，实为自海至京最捷之一途。此外一途，即自旅顺、大连至奉天，而达北京之铁路是也。中国政府为巩固国防计，极愿杜绝德人之盘踞青岛，今幸得英日联军驱而去之，中国深愿留此重地于自己掌握也。

　　七、就各方面观察，胶州租借地以及附属权利问题，其解决之法，不能有二。苟和会以此地及铁路等权，归还中国，则不独可以矫正德国肆意横行之罪恶，且各国在远东之公共利益，亦借以维护。山东人民，对于外人侵入桑梓，常怀愤恨雪耻之心，其对于德人之侵害，固其所痛恶，即此次日本暂时占据租借地与铁路，观该省省议会商会及地方士绅之抗议，其愤恨可知也。即他省民，亦同此感。政府防范人民，使其表示反对，止于抗议，不进而为更剧烈之行动，颇非易事。可见人民痛心此问题之深矣。设不归还。则不特中国与将来掌握该租借地之国必生龃龉，而山东人民，与该国人民之冲突，必且尤甚。既与攻击青岛时宣言巩固东亚永久和平之用意，难以相容，亦与英日同盟所谓保全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与各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不相符合矣。

　　（丁）胶州湾必须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

　　中国政府陈说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应完全归还中国，非疑日本向德国索得该种权利之后，将不交还中国也，且深信日本必践交还中国之约，然必注重于完全归还一节者，不过欲引人注意于此举为根本上之公道而已。

　　抑归还之法有二：一由德国直接归还，一由日本间接归还。而中国政府，愿取直接归还。盖取其程序简单，不致别生枝节，如一步可达到者，自较分作两步为易也。此次协约国与共同作战国荣誉之战胜，中国亦与其荣，若得德国直接归还，则中国国家甚增荣威，而协约国与共同作战国敌忾同仇，以维持正义公道之原则，从此益彰矣。

　　二、中国请求直接归还，非不知日本将德人驱逐时所受之牺牲，与其生命财产之损失，中国政府与人民，于日本海陆军队，英勇慷慨，以助邻国之举，实深铭感。然感激虽深，中国之领土不能因他国之战争而受影响也。且日本固宣言战争之目的，在远东和平，不为德人所危害。今目的既完全达到，则虽有所牺牲，而食报亦已丰矣。

　　三、中国政府非不知日本四年以来，对于此项租借地及铁路等权利，处于军事占领者之地位。然徒因战事之占领，不能遂为获得土地及产业之主权也。不过暂时的办法，须经和平会议综计各国之普通利益，而追认或取消之。中国自对德奥宣战，同为参与战事之国，日本以武力强占胶州及铁路，是为侵害共同参战国之权利。

　　四、中国固曾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与日本订立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其第一条云：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协定，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然应忆此约，与此外关于满州东内蒙之约，暨多数之换文，皆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无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款要求，中国政府本所不愿，经日本送最后通谍，限四十八小时以内，为满意之答复，始勉强允之。

　　然在中国政府之意，以为此不过暂时办法。最后修正之权，当在和会。因日本要求之重要条款，实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故舍最后之和平会议外，不能为满意之解决也。至最近所订关于胶济铁路，暨其他二铁路之合同，中国对之亦同一看法。

　　不特此也，就以上条文细审之，可见中国并未尝以德人在山东租借地与铁路暨他项权利，授与日本。按照条文意义，中国仅仅对于日本有此保证。倘将来日本向德国提出关于德国之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分，德国同意时，则中国亦与之同意而已。此种保证，自系设想中国对于欧战始终中立，不能参加战后和会而言，中国既已参加战局，则该约所设想之情形，即已根本改变，故依据事变境迁之理法，此约已不复有效。

　　五、尤有进者，中国对德宣战布告中，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等，一律废止。则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约，德国因据有租借地暨铁路以及他项权利者，当然在废止之列。而德人所享之租借权利，按诸法律，即业已归还于领土之主权国。易言之，德人业已丧失其租借权，则断不能有转授他国之权。纵谓租借之约，不因战事废绝，然该约中本有不准转租之明文，则德尤无转租与第三国之权无疑也。至于铁路，按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之中德胶济铁路章程，有中国国家可以收回之规定，即含有不准转让与他国之意。

　　有此种种理由，中国政府深信和会对于胶澳租地、胶济铁路、及德人在山东一切权利，直接归还中国之要求，必能认为合法公道之举。和会苟完全承认之，则中国政府人民，于诸国秉公好义之精神，自必感激于无涯！而对于日本，必且尤甚！则不但诸友邦维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之名实不虚，而远东之永久和平，亦借此新保证而益坚矣。

　　中国代表团除了提出说帖而外，并由顾维钧在会议席上表示意见。

　　顾维钧曰：仅关数百万人的太平洋属岛问题各位即如此尽力，至于青岛问题关系四万万人民的大问题，本全权之责任亦极重，今试述其大纲原则：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租借与德国，起因于教案问题。德国以武力要挟强请，迫不得已而为，已属世界周知之事。如就地势论之，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相接，可直达首都，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以文化言，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山东以二万五千英方里之狭地，容三千六百万之居民，人民即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实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本全权认为交还青岛为公正圆满之一条件，若本会舍此采用他法，则本全权不得不认为谬误。日本为中国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英国不顾欧战之危急，竭力援助，以及其他与德对峙，使德无力派兵东援之各联合国，共为中国所当竭诚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留下将来纷争的种子，为本全权所不得不力争者也。此不独为对中国的诚意，亦是对世界各国的诚意。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且相信中国，有和平之诚意。

　　牧野曰：日本之提案理由，昨日业已详述，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领属。然而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此等之公文，对于四国间，亦认为有注意之价值。

　　威尔逊曰：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时有无提出之意向？

　　牧野曰：日本政府对于此事，决不至于反对，惟须待请训。

　　顾维钧曰：中国政府极愿提出。

　　克里孟梭曰：中日两国务须将交还青岛之条件向大会声明。

　　牧野曰：如本国政府许可后，必将公文提出。惟与此案有关之土地，事实上在日本手中，日本于交还前，从德国方面愿得自由处分权。至于获得胶州湾后之办法，于中日两国间业已商定完毕。

　　顾维钧曰：中国对于胶济铁路事，与牧野男爵之看法不尽相同。本全权陈说中国当时并未谓日本从德国取得山东租借土地及他项权利后，不肯归还中国，日本曾向中国及世界剀切声明，不欲据为己有，我中国已深信不疑。今复闻牧野男爵在议席上之重新声明，本全权尤为欣悦，但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捷。日本代表所提出之约定办法，想系指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款要求所发生之条约及换文而言，当时情形，谅诸君尚能记忆，中国所处地位，极为困难，此项条约换文，经日本送达最后通谍，中国始不得已而允之。即舍当时成立之情形而言，此项约章既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在中国视之，至多不过为临时暂行之办法，仍须由和平会议为最后之审查解决。纵令此项条约换文全属有效，而中国既向德国宣战，则情形即大有不同，根据RebusSicStautibus之法理言之，亦为今日所不能执行。当时中国虽被迫而允将来日本与德所定处置德国在山东各项权之办法，一概加以承认。然此项条件并不能使中国不得加入战局，亦不能使中国不以交战资格加入和平会议，故亦不能阻中国向德国要求将中国固有之权利直接交还中国。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设曰租借之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然该约内既有不准转交他国之明文，则德国本无转交他国之权也。

　　巴黎和会席上，日本没有料到中国对青岛问题如此强硬，日本处心积虑计划吞吃青岛，想不到却遭受极大的阻力，因此非常懊恼。而中国代表一点也没有因日本的强横态度而畏缩。

　　中国代表王正廷在和会外对新闻记者扬言：关于1918年9月间中日密约，中国代表随时可以予以公开。王正廷所指的中日密约是在民国7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的照会，日本的照会是日本政府认为山东权利应归日本，这所谓的权利还超出了二十一条，规定胶济铁路应由中日合办，沿路警察要聘用日本人，济南、青岛均住日兵。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欣然同意”，中国政府由章宗祥依照日本的照会“欣然同意”。所以日本出席和会代表牧野在和会席上要求最高议会应注意此一换文。外人不知此项换文内容，新闻记者当然追询内容，王正廷代表遂如此回答记者。

　　王正廷的谈话触怒了日本政府，8年2月2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遂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代理外长陈箓面交日本政府的抗议，全文如下：

　　“据在巴黎日本代表来电，在巴黎之中国代表未与日本代表接洽，竟告新闻记者，谓无论何时，可以将一九一八年关于山东之中日密约文书发表。此举违反外交惯例，颇予日本政府不快之感，且使日本不能维持相当之国际地位。兹奉本国政府训令，特请中国政府注意，并电知中国代表注意。日本政府非反对发表，但中国代表之行动手续上甚为不合。”

　　其实日本出席和会的代表早就对美国总统威尔逊说：日本政府不反对发表这项密约。可是却借王正廷的谈话威胁中国政府，其用意是想压迫中国政府撤换几个代表，日本认为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亲日派，这场外交战很难打。

　　日本的抗议没有公布，可是消息已经泄漏，一时民情愤激，舆论沸腾，西南方面、上海和会、各省官吏、民间团体都电北京政府，要求勿受日本无理的恫吓。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均赴外交部质问日本抗议的内容。北京政府再三讨论之后，一方面致电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调查事实；一方面由外交部把小幡的抗议内容发布。同时声明说：各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席上各顾本国之利益，是正确的主张，是一个独立国家为了自己生存应有的权利，他国绝无干涉之理由，希望世界各国均能发挥公正、自由、和正义。

　　日本代表被迫把1918年中日密约提交和会的最高会议，同时向新闻界发出一个声明，强词夺理，掩饰侵略行为，略云：

　　“日本根据日英同盟，保持东亚和平之旨，对德宣战，共费数千万战费，战死三四千人命，始得攻陷青岛。又日本舰队，游弋太平洋、印度洋及地中海，约百二十万哩之间，保护协约国商船运送，安全通航，不为敌国潜水艇所制，此等功绩，当为列强所记忆。至日本对中国，从无领土之野心，中国为富原料之国，日本为求原料之国，惟日本欲与他国同享均等机会，开发中国之富源而止。无论对于山东、满洲，日本绝无不正当之要求云云。”

　　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访晤中国代理外长陈箓时，除了递送抗议书外，还提口头问题须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中国政府应该立即训令中国代表团，一切问题，非经日本同意，不得在巴黎和会提出。陈箓答称：“中国总统素极重视中日邦交，早嘱外交部电令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避免使用偏激言词，贵公使所提各节，本政府自当密切注意。”小幡继续百般恫吓：“日本陆军有精兵百万，而海军也有五十万吨，现在无地用武，中日两国地在近邻，有纠纷应自家解决，不可依赖欧西列强，因为欧西列强远隔重洋，要想过问远东问题是力不从心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吗！”

　　小幡这番威胁口吻的谈话被美国人所办的《华北明星报》揭露，接着英国人所办的《英文导报》也著论要求日本政府撤换这个没有礼貌的驻华公使。美国驻华公使并且正式发表一个声明：遵守威尔逊总统十四项原则，决定支持中国，鼓励中国政府切勿气馁。中国朝野并表示日本竟在巴黎和会举行之际，干涉中国代表发言，中国人民对此不能容忍。

　　在四面楚歌声中，小幡不免情虚胆怯，吞吞吐吐地发表谈话说：他并未奉到日本政府的训令，压迫中国，他对陈箓的谈话，应由他个人负责。另方面他却埋怨陈箓，不该把他们俩人的谈话内容泄露，因为那天的谈话只有他们俩人相对，并无第三人，岂是隔墙有耳，如果不是陈箓有意泄露，这番谈话外间人是无法知道的。

　　北京政府在四面八方压力下，公布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可是公布内容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否认日本曾作恫吓。

　　全国朝野对日本的蛮横一致愤慨，美、英、法三国也谴责北京政府对日本外交的庸懦无能。

　　北京外交部在小幡提出抗议后，曾电令中国代表不可发表中日密约，后来受到国内外压力后，又补发一个电令，指示中国代表，对于密约发表与否？何时发表？可以斟酌客观情势就近决定。

　　8年2月12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公布了中日密约。

　　巴黎和会转入低潮，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返美，而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孟梭又遇刺，所以最高会议暂告停顿。

　　不过中国代表仍作各种努力，2月15日提出废止民国4年中日密约的说帖和关于山东问题说帖。3月上旬继续提出关于对德和约的说帖。4月中旬又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特权的说帖，包括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电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和租借地，修正关税协定等。

　　巨头突然缺了两位，各国又忙于起草对德和约，因此中国代表的努力，毫无结果。

源济

一四九、山东问题失败

　　8年4月中旬，欧洲和约大致上已讨论得差不多了，于是，和会重心才回到讨论山东问题上。

　　16日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威尔逊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先交和会接收，俟中国将山东重要地区辟为商埠后交还中国。牧野表示反对，英、法、意三国代表也不支持美国的建议。21日，牧野单独谒见威尔逊，仍然坚持日本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威尔逊提出折衷建议，拟将德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利益交与协约国及参战国“公平分配”，同时各国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牧野认为，如果各国愿意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亦可放弃，但山东问题必须按照日本的意图处理。

　　威尔逊接见牧野后，即约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国首相奥兰多举行四巨头会议，威尔逊把和日本代表接触的经过向其他三巨头报告，劳合乔治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让与国联，由国联以委任统治地的方式接收管理。

　　22日上午，美、英、法、意四巨头开会，意国代表因为争夺阜姆问题未达目的，忿而退出会议，于是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巴黎和会因意国代表的退出而发生了裂痕。因此，日本代表乘机强硬起来，坚决反对国联代管，宣称已奉到本国政府的训令，如果山东问题不能满意解决，日本即不签字对德和约，必要时日本代表可以退出会议。同时，日本代表将把1917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所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公布出来。在这密约上英、法、意都默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意国首相奥兰多退出最高会议，使巴黎和会遭遇困难，因此日本的乘机敲诈竟然生效，因为大家怕日本代表也步意国后尘退出和会，则和会等于瓦解，对战后国际合作损害极大，这种情势下，中国便吃了很大的亏。

　　22日下午美、英、法三巨头继续最高会议，会议主题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陆徵祥、顾维钧被邀列席，由于大的形势不佳，山东问题是凶多吉少，中国代表怀着极端沉重的心情列席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首先致词，他就中国的要求以及和日本的争执作了一个结论，他说：

　　“我们参加世界战争，主要目的就要维持条约的神圣，中日两国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廿五日的中日协定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廿四日换文于后，英法等国与日本所订的条约又有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义务。在这种情形下，山东问题似无法变更！”

　　威尔逊的话只是顾及了一方面，就是尊重条约的神圣，可是很多条约都不神圣，不平等的条约是应该予以修改的！

　　威尔逊总统以条约神圣为理由，不肯面对现实，主持正义，这也难怪，因为条约究竟是比较可以信守的文件，可怜的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国际事务上吃够了条约的苦头。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来说，全是血腥的烙印。

　　当威尔逊在最高会议席上宣布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是根据中日所签条约时，顾维钧代表起立发言说：

　　“本席对总统阁下的意见表示反对，因为一九一五年的中日条约，中国政府是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接受的；至于一九一八年的续约换文，是以一九一五年的条约为根据。中国政府在被迫的情形下所接受的条约，是不是应该视作神圣的条约呢？”

　　顾维钧年纪轻，英文好，并且仪表和谈吐都很高雅，他的话竟把威尔逊的意见驳倒，然而威尔逊立刻反驳说：

　　“顾代表的话并不全符事实，一九一五年中日之间的问题，中国可以说是受压迫，但是一九一八年九月间协约国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日本当时决不能再以武力恫吓中国，为什么中国在换文上却有欣然同意的字样？”

　　顾维钧答复说：“当时的情形也很特殊，因为日本在山东不肯撤兵，地方备受骚扰，民情异常愤激。中国政府当时为了避免激起事变，所以才承认签订这个续约。请问英法两大国和日本签署这个条约时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颇有歉意地说：“英国和日本签订密约时，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局势异常紧张，英国这时不能不依靠日本的协助，所以才签了这个密约。现在想来，当时付给日本的代价似乎高昂，不过条约已经签署，也非信守不可！”

　　劳合乔治的话有两点意思，其一和中国一样，英国和日本签署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是被迫的；其二英国认为纵然是被迫，为了条约是神圣的，也只有信守。

　　威尔逊解释说：“美国和欧洲国家并非不愿意主持公道，无奈受了以前各项条约的拘束，因此对中国的处境帮不上忙。好在国际联盟就要成立，将来如再有强加于中国的，国联会员自有援助中国的义务。”

　　劳合乔治也说：“我可以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对于中国都抱有好感，目前因受到条约的拘束，无能为力。如果日本对中国的目的范围超过了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英国即无支持日本的义务。如果日本今后再欺侮中国，我愿向阁下保证，英国一定给中国以支持！”

　　三巨头会议的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表示态度，大致和劳合乔治的一样。中国代表虽经苦斗，却在“条约神圣”的题目下黯然失败，退出会场。

　　8年4月22日顾维钧舌战美、英、法三巨头一幕，我国首席代表陆徵祥亦有电报报告外交部：

　　“本日下午大会，以四领袖名义来邀出席。祥偕顾使前往。美总统、英总理、法总理均到，意总理缺席。美总统先称：‘日本代表欲将胶州问题于草约内专列一条，昨将来谒，今日上午又在四国会议中争持甚坚。现查该问题实为复杂。中国日本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条约换文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争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等语。祥即请顾使以英文答复，大致谓：‘一九一五年之约，为日本哀的美敦书所迫而成，当时为保全东亚和平，不能不隐忍。一九一八年者，亦即根据前约而来。’等语。美总统称：‘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指山东问题换文）’顾使答以‘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闷。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该约亦只有临时之性质。以我所见，英日等各项协件，均因战事发生，当然于本会可有变更之法。’英总理称：‘英与日本协定条件之时，全国海军萃于西方，地中海东部空虚，德人复行潜艇战略，不能不仗日本援助。吾辈亦明知当时所允让日本之价，未免稍昂，然既有约在先，究不能作为废纸。此次战胜，不能谓为日本加入之力，但日本曾以实力援助战事，事实亦不可借辞没却。拟将胶州问题分两层办法：一、添中日协定凭据。一、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中国于两法之中。何者为愿？’顾使详陈一切弊害。英总理又请将所询两层答复。顾使告以：‘答复以前，应先声明者，就比较而论，德国从前所得，尚无铁路上军警等权，然即使日本仅仅继承德国权利，则危险实已难名。吾为此言，慎勿误以中国尚有同情于德国是幸。’法总理称：‘此层固可虑。’顾使续称：‘中国多数人民，以为应与欧、美、日本共相提携，但未尝无一部意见，以为此项问题当由亚洲自理，应单独与日提携。若此次在会中未见有公道之主张，实为失望。’美总统称：‘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顾使又称：‘与其医治于发病之后，何如防范于未病之先？’英总理又称：‘顷吾屡询两层办法，比较之中，孰为有利，原非数分钟内可以解决。吾当再与专家接洽。’美总统又称：‘当再令专家研究。’英总理并称：‘今日吾可以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多与中国较有感情，现为条件所拘束，殊无可如何。但使日本对于中国所求有逾于德国所得权利以外者，英国即无维持日本之义务，以后日本再有欺侮中国之举，英必愿为中国助力。’法总理称：‘英总理所言，亦即完全为我之意。’云云。遂散。查英总理所拟两法于我均为失望。美总统一方面似颇表示踌躇，苦无善法周旋。现拟一方面竭力再与英、美、法各专家接洽，一方面再竭力托美坚持。必不得已，则以全力设法使草约内不至将胶州问题专列一条，而仍浑含于德国在本境以外所有一切权利，应交由五国公同暂管之一条，惟均苦毫无把握，合先密达，乞训示。”

　　中国代表团于接到美、英、法三巨头对山东问题的决议案后，即提出了正式的抗议，抗议文如下：

　　“按德人之占据山东权利，始于一八九七年，当时普鲁士武人，借口小故，强迫中国让与，显系一种侵犯手段，华人至今不忘此耻。今三大国若以此项权利，移让于日，是承认侵犯手段为正当矣。况日本在南满与蒙古东部，业已十分猖獗，今若加以山东为日所有，则日本可在北京出口之水道，即直隶海湾之两岸，巩因其地位。且得霸据直达北京之三大路线，从此北京将为日本势力所环绕，不亦大可惧乎？中国于一九一七年，向德奥宣战，加入协约，所有中国与德奥前订各约，一律取消，然则德国权利，当然归还中国。且中国之宣战，曾经协约及公同作战各国政府正式承认，及今三大国会议，解决胶州与山东问题，反将前属于德人之权利，让给日本，由此可见大会议所让给与日本之权利，在今日已非德人所有，乃纯粹之中国权利。且中国亦协约之一，并非一敌国，中国在协约中，固较懦弱，但总不能以敌国待之。抑有进者，山东为中国之圣地，孔孟之教，深入人心，我中国人视山东为文化之发祥地，焉肯轻让于外人？至于三大国会议，既有归还中国之意，何以第一步，必将该地移让与一外国，然后由该国自愿，再将该地归还原主？此种重叠手续，不知何所根据？代表等早知日本之要求，系根据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但一九一五年时，中国所以签约者，实为强权所迫，世人当忆日本提出哀的美敦书，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要求，否则大战立见于东亚。再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乃因日本允许撤退山东内地之日兵，并取销各民政署，代表等亦知三大国所以议定如此解决者，实以英法曾于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允许日本在和会席上，助其夺得德人在山东之权利。然当时此等密约，双方订结，中国并未加入。其后协约国劝中国参战，亦未曾将密约内容，预先通告。及中国于加入协约之后，直至今日战争了结，和约告成，中国反为各大国之商议品与抵偿品，其何以堪？或曰大会议之认可日本要求，乃所以保全国际同盟也，中国岂不知为此而有牺牲？但中有不能已于言者，大会何以不令一强固之日本，放弃其要求（其要求之起点，乃为侵犯土地。）而反令一软弱之中国牺牲其主权？代表等敢言曰：此种解决方法，不论何方面提出，中国人民闻之，必大失望，大愤怒。当意大利为阜姆决裂，大会议且为之坚持到底，然则中国之提出山东问题，各大国反不表同情乎？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

　　民国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参加了巴黎和会后返国，他是充满理想而来，却带着无限失望而返，当时美国国内也是一片反对巴黎和会的声浪，果然，后来美国国会否决批准巴黎和约，同时也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因此美国便退出了国际事务的过问。当时的国际情势显示：

　　（一）巴黎和会失败了，如果没有再一次国际会议，国际间便形成了僵局，势必使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二）美国在国际间陷于孤立，尤其是因为美国反对日本在中国的独占性和优先性。因此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敌人。美日不免一战的呼声忽然盛炽。

　　（三）日本在东南亚崛起，是有赖于英日同盟之赐，英日第三次同盟应于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期满，日本派皇太子裕仁到英国访问，主要就是为了活动日英继续同盟，当时英国为了要保全其在中国和印度既得利益，所以乐于接受。可是美国却强烈反对，而英国各殖民地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日本对立，所以反对继续这个联盟。

　　（四）日本在欧战期间，乘列强无力东顾，所以一心想吞吃中国大陆，同时破坏中国独立与机会均等，战后利用巴黎和会，取得山东半岛的优惠，导致了国际紧张和不安，如果不能妥善调整，势必会导致新的战争。

　　（五）由于互不信任，美、英、日三国便开始了海军竞赛。

　　（六）美国跃登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改善了世界情势和旧的国际关系，美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负债国（欠欧洲国家卅六亿美元），变成了战后的债权国（欧洲国家欠美国一百六十八亿二千万美元）。

源济

一五○、“五四”爱国运动

　　民国8年4月11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偕眷陈氏，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留日学生数10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膺，质问章氏，订立多少卖国密约？经手若干借款？情势严重，不久日警闻讯赶至，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人丛中有人大呼：

　　“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卖妻！”

　　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更体味到日本欺侮中国种种，所以反日的情绪尤为高涨，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后，留日学生是首先发难的，他们发出一通声讨卖国贼电，全文如下：

　　“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预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借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划，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恣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学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4月下旬，北京和天津的街头出现了欧美归国留学生所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公开要求“废除军阀”、“打破列强势力范围”、“实行言论自由”。

　　北京的大学生们纷纷集议，发动救国运动，反对卖国贼，保全青岛领土。由北京大学为主体。原来自袁世凯接受日本廿一条以后，每年5月7日各界都举行国耻纪念，这一年也预定在***大示威。迨获知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后，乃迫不及待，北京大学学生遂于5月3日下午7时假北大法科礼堂召集全校学生开会，会中群情激动，当场决议办法四项：

　　（一）联合全国各界力争拒斥巴黎和会的决定；

　　（二）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全国各界，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大示威；

　　（四）决定在第二天（星期日，即五月四日）齐集***，举行学界大示威。

　　会场中发言的学生，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慷慨激昂，最高潮是法科学生谢绍敏在讲台上咬破手指，扯碎衣襟，用手指上的鲜血写成“还我青岛”四个大血字，鲜血映在白色的衣襟上，赫然夺目。台上台下的与会同学一片掌声，并高呼万岁，悲壮激昂，令人感奋。

　　会后，学生主持人连夜印制传单，并通知北京的其他学校，约定于4日上午邀各校代表借法政专门学校为会场，共商游行示威细节。

　　5月4日清晨，北京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农业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大学、医学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校代表齐集法政专门学校的大礼堂。当场议定集会办法，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向外国使馆请愿，如何在曹汝霖官邸示威，并赶制数十面的小白旗，上书：“取消廿一条”、“誓死力争”、“保卫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标语。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出来。

　　5月4日下午2时，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奔赴***，***桥南已竖起了一面大白旗，上书联语是：

　　卖国求荣，本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写“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

　　北京政府派出步军统领李长泰赶到***劝学生们解散，学生置之不理。2时30分在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中，由***出发游行示威。

　　从***出发的学生，散发两种文件，第一项是宣言，全文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挤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洲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廿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存之！”

　　第二种是传单，用油印的，由游行学生的干事们沿途散发，传单全文是：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们出发时，教育部派出干事人员赶来劝阻，劝学生们把要求提出，由教育部代向政府请求，可是学生们当场拒绝，整队前往东交民巷，要向各国驻华公使请愿，教育部代表劝阻无效，警总监吴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车亲来拦阻，亦无效果。

　　游行的队伍接照计划，浩浩荡荡地径往东交民巷前进。

　　5月4日是星期天，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都休假，当学生们拥入东交民巷后，等于是扑一个空。游行队伍首先到了美国公使馆，推出罗家伦等四位代表进谒美国公使，美国使馆没有办事的人，代表们只得将抗议书留下，其他各国亦均无人，也只好留下抗议书。游行队伍本想通过东交民巷，但被拦阻，乃改由东向北，穿过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径赴东城赵家楼，直奔曹汝霖官邸。

　　曹家这时大门紧闭，门外有警察环守，于是激怒了学生们，大家鼓噪起来，不分皂白，冲到门口，有的大叫“打倒卖国贼”，有的则和警察斗殴，有的则绕屋环行，见屋后有窗数扇，即用石块击碎，穿窗而入，打开大门，学生群遂蜂拥而入，进至大厅。这时曹宅内除曹汝霖本人外，尚有章宗祥和丁士源，丁是参战督办处的军法处长。

　　章宗祥夫妇由日本返国述职，其妻陈氏因离日时受了学生们侮辱，故抵天津后不肯赴北京，章遂一人入京，寄寓总布胡同魏家，5月4日这天应故人董康之约作赏花会，乃赴法源寺董宅午餐。下午因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访问曹汝霖，中江丑吉和丁士源、章宗祥都很熟，故约丁、章一块在曹家晤谈。他们晤谈时，学生已集合在***，却未料到学生们打倒曹宅来。当学生们在曹宅大门外叫嚷时，章宗祥以为学生们的目标是曹，与自己无关，所以很镇静，且劝曹暂避，由他们客人来应付，不料学生们找不到曹，却拿章来做出气包。

　　学生们本是找曹汝霖的，找不到，却见到了章宗祥，顿时满腔怒气集中到章的身上，大喊：“这个就是章宗祥”，“卖国贼章宗祥在此！”“不要让他跑了！”打！打！打！顿时不由分说就把章围在核心，拳足交加，打得章宗祥头破血流。丁士源看情形不对，就溜之大吉。恰巧这时中江丑吉抵达，中江丑吉却用自己做盾牌，拼力救护章宗祥，学生们只打卖国贼，对日本人，或者不是亲日派都一概不问，同时并没有意思要把章打死，所以中江丑吉遂救出了章宗祥。其他入屋的学生则在偌大一座美仑美奂的曹公馆搜索曹汝霖，可是曹已乘乱越墙逃脱。只留下曹氏小妾一人及内眷数人战栗在内房。

　　学生们找不到曹，遂把曹家的家具随手捣毁。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已获知学生们冲破曹宅，乃率领警官赶到，把曹家内眷接出，送至东交民巷的陆宗舆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本是三大亲日祸首，这时陆宗舆虽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但他原任汇业银行经理，汇业银行是中日合股，借外人保护，陆宗舆幸逃过这一关。

　　章宗祥由中江丑吉掩护，踉踉跄跄地逃出曹家后门，找到一辆骡车前往日华医院。曹汝霖则已逃往六国饭店。因跳墙腿受伤，遂移居日本同仁医院。

　　学生们退出曹宅时，曹宅已经起火，由于曹宅起火，曹宅外面的军警便一方面向天空发枪，一面扑救火焰。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批军队赶到，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召来大批警察，驱散了学生，同时逮捕了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32位学生。学生中多数是北京大学的。被捕的学生全数拘禁在警察厅。

　　学生示威运动震撼了北京政府。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大专学校校长，责成他们严厉约束学生行动，并查明为首滋事的学生予以开除。

　　可是学生则在5月4日晚上在法科大礼堂开会，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且在同学未释放前，所有参加示威的各大专学校以罢课等待答复，不达目的即不复课。5月5日14个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开会商讨应付步骤，决议推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分途请愿，要求释放学生。因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全体罢职以明责任。可是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避不见面。

　　5月4日和5日，钱能训总理都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于是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傅增湘也予以拒绝。

　　北京政府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其处理意见并不一致，徐世昌一派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段祺瑞一派则主张采取严厉手段。6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这道命令正可以代表徐世昌的光滑作风，令云：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这命令，既不为曹、章伸冤，又不加责学生，只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且要惩戒警察人员。可是吴炳湘不肯任咎，把学生如何滋扰，不服警察拦阻，咎在学生，不在警察，申请内务部转达总统请严办学生云云。而曹、章等一派也替曹、章历陈冤情，请政府依法惩办学生，逼得徐世昌只好再下一令：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呈称：‘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乱掷，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窗击破，逢拥而入，砸毁什物，燃烧窗户，并殴击保安队兵，致有重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尤重。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预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之人，即由该厅送交法庭，应即由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牖导，务使各率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一肚子委屈。这时已有许多朋友前来慰问，他觉得既无颜又无趣，一方面托朋友将他被殴情形呈报中央，然后半发牢骚，半是解嘲地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曹、章受辱的正式报告恰和吴炳湘的报告一同送到政府，因此才有大总统下令将逮捕的学生送交法庭惩办。这一来学生自不肯甘休，北大校长蔡元培宣告辞职。

　　全国各地泛起了支援北京学生的呼声，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山东旅京同乡会、上海和平团体、商业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支援学生的函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尤其是在上海的南北双方议和代表均有电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得京耗，学生为山东问题，对于曹、陆、章诸人示威运动，章仲和受伤特重，政府将拟学生死刑，解散大学。果尔，恐中国大乱从此始矣。窃意学生纯本爱国热诚，胸无党见，手无寸铁，即有过举亦可原情。况今兹所争问题，当局能否严惩学生，了无愧作？年来国事败坏，无论对内对外，纯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所积怨蕴怒，譬之堤水，必有大决之一日。自古刑赏失当，则游侠之风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惩官吏之以文卖国。执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为心，分别泾渭，严行黜陟，更于学生示威之举，措置有所失当，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窃为此惧，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维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附录）曹汝霖的自白

　　曹汝霖以亲日起家，亦以亲日贾祸。民国七八年时，提起“曹陆章”三人，莫不目之为卖国贼。而五四运动，万人所指即以曹、陆为对象。五四运动为近代史之重要一节，曹汝霖身当其冲，其晚年曾撰回忆录，其中记叙五四一幕颇详。对自己颇多回护，但大部分尚近事实，且有外间所不知之秘闻掌故，故仍不失其史料之价值也。特抄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罗，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陆宗舆）吃午饭，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南方谈合，以谋统一。我与云皆（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远先于合肥。其时中外与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举东海，本想以东海声望团结北洋，再图一举。岂知东海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其言曰，用兵已久，应稍事休息。南方派阀纷歧，主张不一，即与言和，未必能谈得合拢，等那时再用武力，我方师出有名，必能获各方拥护云云。言之成理，合肥亦无可如何，于是召集各省督军，讨论善后事宜，张作霖亦与焉，参战督办亦邀列席，国务员均列席。东海提出四项办法：一停战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后事宜，三应付外交，四整理财政币制，与会者均赞成，于是下令停战撤兵。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方撤兵回防，南方响应，遂议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在上海开会，岂知南方提出强硬议题，无可接受，此话很长，容后再叙。

　　先说东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说，现在既要与南方谈和，亦非钱不办。我听说合肥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圆之借款商谈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务望你为我尽力云云。我既允就职，自应尽力而为，谁知后来招来之恶果，即种因于此。我之一生错误，即由于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东海与合肥之政争，更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总长后，第一件事，即进行与日方商前议未定之借款。时西原已回国，日本寺内内阁已辞职，继任内阁为原敬，原内阁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因寺内遭了干涉中国内政之物议故也。余电章仲和（宗祥）公使，告以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二千万日金之借款，东海主张与南方商谈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复。章公使复电西原以银行对华借款，不感兴趣，两国内阁亦已改组，前议不愿再商。余以此电回复东海，东海即亲电章公使，谓就职伊始，需款孔殷，此款决不用于兵事，望切商复。章公使以银行方面，无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与东海有交谊（后藤曾任满铁总裁，东海时任东三省总督），遂商之后藤外相，谓东海若无此项借款，不能进行和平政策。经后藤斡旋，银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万元，惟要求以德国已失效的高徐顺济两铁路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该两路本与德国有借款之约，因参战失效）。余因该两路与青岛问题有关，恐将来开和会时有问题，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陈明东海。东海说该两路借款权，德已放弃，移归日本，在我看来同是外国，有何分别，即使和会议及我方亦站得住，嘱即复电照允。余以总统既有此声明，即提出国务会议，并报告经过。钱总理说，总统既有此说明，即请曹总长偏劳。遂电章公使告以总统已同意将路权担保，请即商定。章使商定后，来电日本银行不愿到北京签订合同，余遂拟电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合同。因此项借款有关铁路，遂携电稿并原电到交通部，将原委告知誉虎（叶公绰时为交通次长），并示以原电。时已旁晚，即将电稿交赵秘书译发，且告以此系密电，须亲自译发，原稿保存，遂即回家。岂知翌晨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摘。余大为诧异，因思此事除誉虎与秘书外，没有第四人知道。译电的秘书，非常谨慎，跟我多年，向不与报界往来，决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发表的文字，几同一律，必是送稿无疑。事为合肥知道，电属余到府邸，面询经过，并问你的秘书是怎样的人。我答这秘书跟我多年，小心谨慎，向管密件，从没过失，且与外界很少来往，新闻界更谈不到。合肥听了即说，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漏秘密，不能不负责。余觉得言重，遂说，容我再细查，也许我自己疏忽，应当自请处分。那知又铮当日以陆军部命令，将八家新闻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轩然大波。后有记者到我家访问，我含糊答复。

　　又去访问闰生，闰生竟说此事只有三人知道，曹总长自己决不会泄漏，他的秘书是曹总长信用可保的人，则此事如何泄漏，可不言而喻了。言颇露骨。誉虎要明责任，即拟辞职，余再三慰留，余以息事宁人，只有由我转圜，遂商之钱总理（能训），以院令暂缓执行，俟查明后再行核办。又见合肥，说明此事亦许我有不自检点之处，当再细查，故以院令暂缓执行。合肥知我用意，亦允许，遂将一场风波，停止下来。合肥明知东海借款之用意，不存心破坏，足见对东海之卫护。而东海虽不满合肥，以修养有素，亦不露于声色，惟左右为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余因此次东海借款，赖后藤外相斡旋，得以成立而签订合同，又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字。青岛撤兵问题，日使总说报告政府，久无回音，因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以期简捷。不料后来巴黎和会，以青岛换文发生问题，牵累了章公使，至今耿耿於心。兹将青岛换文经过，据实写出，以明真相。

　　当（欧战爆发）日军与英海军攻青岛正面，久不能下。日本外相与陆公使（宗舆）磋商，拟于中国中立地，由日本陆军从青岛后面上陆作战，使德军前后不能兼顾。陆使以破坏中国中立。拒绝不允。日外相以青岛同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既允由青岛前面进攻，今在青岛后面夹攻，有何分别。且这次只是“假道”，并不是在该地作战，攻下后即行撤退，决不逗留，一再声明。然不待中国政府答应，已自由实行进攻，这是日本的故技。德国不料日军从后面进攻，步兵枪支预备不足，曾由德使馆武官向徐又铮次长密商借步枪两千支，配以子弹。又铮向来崇拜德国，与德国武官亦有友谊，遂以运往山东政府军为名，供给步枪两千支并子弹，陆军段总长不知也。又铮大胆作风，往往如此。

　　后日本攻下青岛，驻兵于青岛后防不撤，且向民间要粮草，要食物，任意要挟，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地方官呼吁之电，雪片飞来，每次电到外部，外部即转送于我。此本非我之职务，非我所应管，由于年少气盛，不管权限问题，以外部既不负责任，推诿于我，我即接受代劳，遂与日使交涉。那知越俎代疱，反代人受过，此则由于少阅历之故也。

　　我对日使道，当时假道已是通融办法，权宜迁就，今青岛已下，贵国自应照与陆使声明假道之说，即行撤兵；今不撤兵，且骚扰地方，有违前言，应请撤退。最低限度，应撤入青岛。日使答以青岛虽下，或有留驻必要，亦不敢断定，容报政府再复，但久无回音，兵仍不撤。我乃派员实地调查，始知日军攻青岛之时，向各县要粮草等物，县官置之不理，日军即自由行动，因言语不通，时生误会，被打被刺，时有所闻。某县知县名王达者，于日军到时即与日军相约，如需粮株，由县代办，惟须公平交易，故该县独相安无事（后报告总统特召来京，面加嘉奖，不久升任京兆尹）。

　　时因东海商借日款，银行方面无意再借，章公使商请外相后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岛撤兵问题，即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结果，日外相照会章公使，声明三事：一、青岛租借地，俟与德国签定和约后，仍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入青岛或济南，惟留一小部分保护胶济铁路。三、将来交还青岛时，在青岛内，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并称进入济南的日军系暂时性，不久即撤，并没有涉及其它事项。余将原件交与外部，并在国务会议报告。在会议时，对居留地有议论。余以为居留地等于租界，将来收回各国租界时居留地自当同时收回。遂议决复章公使，章使照复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语。此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此即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那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民国七年冬，巴黎开（欧战）和平会议，与会者有二十七国，我国亦被邀派代表出席，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其它代表即派驻外公使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兼任。南方军政府亦要求派代表，政府以对外不应示以分裂，商由军政府派人，政府加以任命，遂以王正廷为代表，一同同发。出发前，总统召集会议，商定应付方针，有关当局与段参战督办（祺瑞）均列席，余亦列席。合肥发言，以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消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皆无异议，就此决定。

　　陆代表一行此次由海道赴法，须经过日本。日本政府即通知章公使转达政府，以陆代表经由日本，极表欢迎，俟陆代表过日时，隆重招待，日皇预定由避寒地回京接见等语。政府即转电陆代表，陆代表回电应允，请转日政府。后忽来电以途中受寒致病，属外部电辞日政府接待。政府不知何病不能接受招待，但只好照电章公使请婉向日政府辞谢。日政府深为诧异，但允取消宴会，希望与外相一谈。

　　陆氏到了下关，日本即派御医往诊，知系受寒，无甚要紧，当派专车接到东京，与日本内田康哉外相，晤谈二十分钟。后陆又来电云密件箱遗失，嘱再速抄一份即寄巴黎使馆，政府始有怀疑。余揣陆氏向来意志薄弱，易于动摇，此次同行者多是青年外交家，尚有南方代表，恐别有用意。及到巴黎，开会后来电谓，关于取消德奥租界，权益法权等项，均顺利通过。至庚子条约事不在本会议应议之事，不能提议。后又来电谓美国总统问中国与日本有无密约，盼速复。余在国务会议发言，陆氏以现任外交总长出席与会，有无密约，外交总长岂有不知，不即答复，反来电问，明明显示内阁不统一，且对阁员有不信任之意，虽未指明，暗中似有对我不满，且对外亦示以国内不一致，我恐这次和会将大有问题。钱总理即说，复他没有密约好了。后来一直没有公电报告，直到拒绝签字之前，由陆氏来电略言，奉职无状，电请处分。钱总理料知事情重大，回明总统，去电慰留，并令签字。余在国务会议未发一言。

　　章仲和（宗祥）此次请假回国，有人告我说，外边有谣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倒徐拥段，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言，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他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长（公府秘书长）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合肥，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我听他说得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仲和此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酬应，故我以天津特一区寓为其居停。

　　仲和来后三日，即五月四日，东海在公府设午宴为仲和洗尘，有钱总理、陆闰生与我作陪。宴到中间，承宣官告，吴总监（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其时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签字的消息已传到北京。我听了即向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有无电告。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总统一再慰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席散后，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告吴总监传达命令，闰生先回去。少顷钱总理又电问镜潭（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加到约有二千多人了。又等了一回，钱干臣（钱总理号）又电问镜潭，解散了没有？吴答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钱说请你多偏劳。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谓，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时任卫戍司令）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干臣又电请香岩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又等一回，香岩来电话谓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又由吴总监来电话谓，香岩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钱总理一面劝吴妥速解散，一面劝段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香岩则说，照镜潭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添麻烦。各执一辞，争辩不已。看钱总理两面为难，没有办法，我与仲和说，我们走吧，遂告辞而出。

　　回家时汽车不经过前门，没有看见学生，到了家门，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即怎么办得啊！警察们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这时，丁问槎（士源）大踏步而进，见我与仲和在客厅谈话，他说我刚路过东交民巷，学生游行队要进东交民巷，为守兵所阻，即向东而行，人数不少，看来即将到这里来了。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侍，故连警棍都没带。问槎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正说话间，听得呐喊叫嚣之声，渐渐清晰，问槎说，来了，你们应先躲避，不要吃眼前亏。我即到东面去看家父，见我父呆坐在廊下，有一婢一僮陪侍着。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旅一簇一簇出现墙外，父嘱我躲避，但我房的建筑，是西式一排平列，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块对我父飞掷过来，幸婢将身一挡，打中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中我病父，即不堪设想了，即扶我父进屋。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屋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

　　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磁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炎，问槎即将老父母扶到院中角落坐下。

　　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服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问槎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仲和倒在地上，他亦认识，即推开学生，将仲和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把门而立，说日本腔的中国话，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即打我，我不怕！他虽知自卫之法，亦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了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仲和亦由总监派车送入同仁医院，我即到同仁医院，见仲和面色苍白，闭目而睡，状很疲惫狼狈，我没有惊动他。医生告诉我，他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后脑震动，故致晕倒，等静养两三天后再看。我又回到六国饭店，属部电京奉局速开一专车到天津，接仲和夫人来京。傅沅叔（增湘）总长（教育总长）来慰问，他说我听得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已预备出发，阻挡不住，请你原谅，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府秘书长亦来，我因不满于他，对他很不客气。他问我火烧情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后吴镜潭来，问他带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都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后我又到医院，因不知仲和伤势情形，即住在医院。仲和夫人来时，已在第二天凌晨了。我虽住医院，亦不敢去看仲和，怕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丑吉，仲和之命休矣。我听了凄然，很感中江丑吉之见义勇为，真够朋友。仲和说，有一小记事本，和皮夹钥匙，都放在曹家锅炉里，后都找着了。等仲和伤势渐愈，我才出医院。东海为我安置于团城，团城前有玉佛殿，后有住房十馀间，又有一斜廊通到一亭，下临北海。我即以住房住家眷，家父母已于翌晨送往天津寄住友家。亭名沁春，我即以作书房起坐室，殿前两旁，各有群房十对间，其时部中秘书，恐我有事，每日必来，即于右侧群房为休憩所。左侧群房，公府派一连兵护卫，跟我家仆役厨房等同住一起。

　　我到团城第二天，合肥即来慰问。此老向不做虚伪的敷衍，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又问仲和伤势如何？且说你们不必辞职，看东海如何处置。说了即辞出。我本已预备辞呈，因合肥属不必辞，只好暂搁。后仲和出院，东海安置他于北海北隅之静心斋。时北海尚未开放，静心斋亦有亭树楼阁，古松翠柏，风景宜人，外交部新修理髹漆，以备招待外宾，与团城一苇可通，不必经由外面。东海为我与仲和之安顿，倒是斟酌周到，煞费苦心。

　　在住团城数天后，东海忽傍晚驾一叶扁舟，由北海登城而上。我适在沁春亭，他直入亭中，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进贡的。见古松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又问你带书本来没有？答没有。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他谈笑如常，对学生事，一字不提，避开现实，真老于世故者也。随即送来一部东三省政书，是此老在东三省政绩奏折，与军机处往来书电很多，木版大本十二册，诚洋洋大观也。后又遣吴笈孙送我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余报告合肥，合肥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遂送交吴秘书长属代谢总统。后又要为我置买一宅，我亦辞谢。

　　我在团城头几天，还有学生，手执卷了的白旗，三三五五行走，后来即没有了。北大蔡孑民校长，有简单谈话登于报上，记得有“民亦劳止，迄可小休”之语，亦是劝学生停止之意。我以为学潮已了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相识（姑隐其名），竟抬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卖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们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但商会不很听他们的鼓动。上海有青年会会长朱某亦是好出风头的人，趁此机会帮助学生，向商会董事要求，且叫学生向商董磕头跪求，说得痛哭流涕。商董无奈，允开商会。报馆亦附和鼓吹，说和会失败，全因我们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电政府，请求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政府接到此电，以为机会正好，即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

　　以我的揣想，东海本拟借上海和会，抑制合肥势力，故南方代表，初提陕西及参战借款问题，都是针对合肥。若合肥不理，即以破坏和会之责，委之合肥，公之世论。乃合肥测知其用意，即令陕西画界停战，参战案件送阅和会。南方代表，乃提议裁撤参战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关于东海自己地位问题。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惜百密不免一疏，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反授合肥以口实，斥为命令造谣，成为政府笑话。

　　令下之日，合肥即来团城气呼呼的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东海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这次命令，他尚能辞其责吗？此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惟恐天下不乱，东海知而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说罢不等我答复，竟悻悻而去。可见此老心中之忿懑，满腹牢骚。

　　后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告诫学生，且说我们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没有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切勿轻信谣言等语。这是官样文章，为我们洗刷，但与免职令自相矛盾矣。继以钱能训辞总理，任龚仙舟（心湛）为总理，以表示钱引咎，且与段有接近之意。以东海素称为德高望重，为北洋元老，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以我平凡向无机诈之人，何能适应此环境。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庵，窃比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那时我年已近五十矣。

　　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重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那位演说之人，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学生幼稚心理，以为名人演说，一定可靠，牢记在心。甚至我子女上学，亦受同学之揶揄，可想中毒之深。俗语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薄社会，子且不能信其父，何况它人，我若不于此时表明真相，恐我之后人，亦将误会。故我写此事，不厌其详，但求真实，信不信由人，我总凭自己的记忆，将此事真实性，尽量报告出来，亦可使我良心稍女。

　　东海不满合肥，是权力之争，然合肥之权力并非与东海争夺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然居其位而无其权，总不免失望，而合肥对东海，以我之观察，总算惟命是从，不失其尊敬之意。即以此事而论，亦没有直斥东海，足见合肥之厚道；而东海对我们，事前如何布置，我不知道，事后之安排，亦可认为有内疚之心，故我仍事以师礼。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具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事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盅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他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其时友人都说，你何不辩？我以为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辩亦无益。况家严曾有止谤莫如自修之训，若彼此呶呶不休，更增老父之虑，故从无一言辩白。岂知处此是非不明之时代，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不表白真相，即目为不敢发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故虽事成陈迹，不能不揭发其真实相也。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不意国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教科书，加以渲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

　　子兴（陆徵祥）回国不久，以夫人病，遂请出使瑞士，为夫人养病。东海允其所请，遂偕夫人出国，在瑞士置一别墅，为夫人养病。夫人故后，以夫人遗言，入天主教本笃会隐院修道，苦修十六年成为司铎。陆氏自进本笃隐院后，与我常通信，告我本笃会情形，并赠我与培德夫人新婚俪影。院中因他身弱，特设一小教堂，省他多步。他来信告我，谓将我与许文肃公照片，并列祭台，每天做弥撒，为我祈祷，并附寄祭台照片，较在国内时，倍觉亲切。迨临终时，嘱陪他的司铎说，我死后告知在中国四位至友，即颜惠庆、刘符诚、顾少川及余也（据《陆徵祥传》）。揣其用意，似于五四运动对我弥补其歉疚之意焉。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

源济

一五一、学潮结合政潮

　　5月7日是国耻纪念，由于民国4年这一天日本向袁世凯为了廿一条提出最后通牒，因此以后每年这一天全国人民都沉痛的举行纪念（5月9日是袁世凯政府接受廿一条之日，所以也有人以这天为国耻纪念），巴黎和会前后，北京学生们本拟在五七这一天盛大纪念，后因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所以提前于5月4日示威，示威既然闹大了，于是8年5月7日就成为全国性支持北京学潮的纪念日。

　　北京政府鉴于事态的扩大和严重，为缓和计，遂于5月7日由警察用汽车将被捕的学生们送回各校，北京学生们原定7日联合市民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北京政府不敢正面弹压，除了释放学生而外，且先于6月晚间冒名分别通知参加国民大会的各单位说是：“大会停开，请勿空劳往返。”7日当天，***内外和中央公园一带军警林立，公园停止开放，因此大会无法举行。

　　北京罢课的各大专学校，由于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乃终止罢课。

　　上海在5月7日这天召开了盛大的国民大会，会场在上海县西门外公共体育场，时间是下午2时。一时不到就见参加大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卅余团体参加，会场可容1万人，可是会场外西至斜桥，北至西门肇园路、民国路俱是人潮，会中于事员各手执白布旗一面，上书：“争还青岛”、“挽回国权”、“誓死力争”、“讨卖国贼”等字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学生钱翰柱，年19岁，也仿北京大学学生谢绍敏，咬破手指，沥血成书，在白布旗上书“还我青岛”四字。还有一位不知名学生，胸前悬一白布，自颈至踵，大书“我是中国人”，手中高持一幅白布上书“国耻”二字。

　　大会由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王宏实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叶刚久、汪阅章、朱隐青、光明甫等相继演说，慷慨激昂。光明甫强调当前要旨是惩办卖国贼，全场热烈鼓掌赞成。原本报名演说的有27人，因时间关系有些人未及演说。当场决定四点：

　　（一）电达欧洲和会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无论如何，必须力争，万不获已，则决不签字。

　　（二）电告英、美、法、意四国代表，陈述青岛不能为日有之理由，以我国对德宣战，本为刬除武力主义，若以青岛付之日本，无异又在东方树一德国。非独中国受其祸，即世界各国之后患，亦正未有已时。

　　（三）电致各省会，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电京，力争外交问题，营救被捕学生。

　　（四）由本日国民大会推代表赴南北和会，要求两总代表电京，请从速严惩卖国贼，释放学生。

　　当即推定光明甫、彭介石、黄界民、郑浩然四人往谒南北和会总代表，唐、朱两位即予延见，并将已拍到北京的电报给光明甫等阅看。光等返告，咸表满意。同时决定设立国民大会事务所以为永久性的民众团体。

　　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情绪尤为高涨，前面提到章宗祥由日返国时，在东京东站即被留日学生包围，倍受侮辱。5月4日北京学生大示威，立刻在东京引起了留日学生的共鸣。

　　原来在东京，自廿一条约后，每年也在5月7日要举行国耻纪念会，日本政府当然用各种方法阻止，学生们要租一个会场都很困难。早在民国7年的5月7日，留学生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会场，于是相约装做食客，到一家中国料理店去聚餐，借餐馆开会，结果被日本警察追踪而至，于是学生们手无寸铁和如虎如狼的警察大战，不少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参与开会的全体学生34人都被拘入警署，受到种种侮辱和虐待，因此激起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进行反日运动。

　　8年的5月7日更是一个大日子，但日本警察则出全力

　　阻止，留日学生根本找不到会场，于是推派代表去见中国的代理公使庄景珂，要借公使馆举行纪念会仪式，担保严守秩序，决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庄当面并没有拒绝，可是到了6日晚间，中国公使馆的里里外外都是日本巡警宪兵，层层密布，如临大敌，使馆内则灯火辉湟，弦管悠扬，学生们一打听，原来著名的京剧青衣梅兰芳在使馆内演唱天女散花。学生们睹此情形，知道使馆是不会借出会场了，乃于当夜决议，在七日早晨集合，分为两组，一组从葵桥下车，一组从三宅坂下车，分途向各国驻日公使馆投递意见书，然后在日比谷公园集合散队。每组都推定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同时推定交涉员，担任发生故障时的解释工作。

　　第一组游行队接连遇到三次袭击，时间在下午2时，4时和4时以后，地点在德国公使馆侧巷，大手町和日比谷公园附近。日本警察配合马队冲杀过来，胁令解散，学生们解释这是和平游行，无碍治安，但日警不满意学生们手持的白布标语：“打破军国主义”、“维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岛”、“五七国耻纪念”等字样，日警欲上前夺旗，学生们当然拒绝，于是日本警察就举起刀剑迎头就砍，马队也向游行队伍冲锋前进，在刀光剑影和马蹄蹂躏下，这一组的学生有半数以上被砍伤、踏伤，所持旗帜也被夺去，并有多人被捕。可是学生们仍冒死前进，抵达英国使馆时，只剩下百余学生了，他们要求谒见英使，英使予以接见，温言劝学生说：“各位爱国，令人钦佩，我当代为转达敝国政府，不过各位如果要到其他各国使馆，最好推派代表前往，免得人数过多，违反日本的法令。”留学生即将陈述书交出，转赴法国使馆，情形略同于英使馆。下午4时学生们转往日比谷公园等候另一组，不料被日本大批军警赶来，所有留学生的白布旗帜都被夺取。一位龚姓学生手持国旗被日警抢夺，抵死不放，另一位学生吴英赶来保卫国旗，被日警痛殴，且用绳捆绑拖走。其他学生气愤万分，奋不顾身拼死抢救，才将吴英夺回，余众奔入中国青年会，已疲困万分。

　　另一组在葵桥下车的学生至美国使馆求见美使，因美使生病，特令书记官代见，学生投递了陈述书，美使馆代表答允立即电达美国政府和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学生们辞出后即转赴瑞士使馆，被日警所阻，不得入内，当即推举代表进入使馆投送陈述书。然后到俄国使馆，俄使出见学生说：“本国连巴黎和会都未派代表出席，大使对诸君行动虽极同情，可惜力不从心，势难相助。”

　　这一组学生顺利地完成了到美、瑞、俄三个使馆请愿，大家都激动地说：外国使馆还让我们请愿，为什么中国使馆竟闭门不纳，不理不睬，实属可恶，我们到日比谷会合的时间尚早，不如转去中国公使馆请愿。此议一出，全体赞成，于是大家情绪非常激昂，整队浩浩荡荡直趋中国公使馆。

　　不料将抵中国使馆不远，忽然来了大队日本军警，马步蹀踱，刀剑森林，不问情由，奔向学生前队，索取国旗。执旗前导的是山东学生杜中，势孤力弱，竟被击倒，不但国旗被夺，而且身受重伤。小学生李敬安年才10岁，亦被冲倒，日本警察还跑过来用脚践踏他的腹部。

　　这一队也被冲散，且伤痕累累，学生们且战且退，只得四散奔逃，逃到中国青年会和另一组会合。可是凶横的日本警察追踪而至，闯进了青年会，强迫学生立即解散。

　　事后查明，两组学生共被日警捕去了36人。当由青年会干事马伯援召开一次临时善后会，筹议办法，同时向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及留学生监督江庸交涉，请他们立即和日本政府交涉，释放被捕学生。庄、江两人竟置之不理，学生们气上加气，幸而马伯援愿意奔走，亲赴日警署探问，查出被捕学生在麴町区警署的有23人，在日比谷警署的有11个人，在町警署的有两人。经马氏的奔走，5月8日在麴町区警署的23名被捕学生被释，至于在日比谷警署的被拘学生，因日本报纸登载有胡俊同学用刀砍伤日警，不应释放，而胡俊在日比谷警署中，应移东京监狱治罪，所以一再拖延到5月14日才全部释放。

　　东京事件震动了国际，对国内的爱国运动尤其是一种鼓励，请想一想爱国运动就是反日运动，而反日行动由留日学生在日本发动，如此壮烈，实在令人感动万分，所以这一事件更坚定了全国的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总商会且发动不买日货运动，广州则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

　　北京政府的处境真是焦头烂额，巴黎和会无力应付。日本对山东问题毫无放手的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学潮遍及全国，加上南北问题，上海的和谈陷于僵局。就是在北京，皖系和安福系虽然二而一，一而二，但徐世昌和旧交通系联成一气，外而拉拢直系甚至南方。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当时的中国是个四分五裂，困难重重的局面。

　　北京的学潮，在段祺瑞来说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长姚震提出，必须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依法予以制裁。同时授意安福系阁员，必须整顿学风，首先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其实蔡早已提出辞职，但教育总长傅增湘已予拒绝，现在段要政府免蔡的职，傅自然也反对。他气愤地说，如果政府一定要这么做，他就以不副署免职命令来对付。傅增湘是四川江安县人，是个书香世家，他在北京政府中比较超然，段对他本来很器重，由于处理学潮案使他和安福系中间极不愉快，他也有挂冠求去的意思，而安福系也酝酿罢免傅同时改组各大专校，派安福系的人去担任各大专校校长，以加强对学生的控制。5月9日蔡再度留下辞呈出走。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以表示坚决挽留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全体辞职，以示态度一致。

　　段祺瑞愤怒地指责钱内阁无能，应付学潮太过软弱无力，傅增湘包庇学阀，所谓学阀就是蔡元培。他的指责开始了安福国会的倒阁运动。

　　钱能训虽然近乎无能，但局面复杂又微妙到这种地步，他也实在无能为力，他去见徐世昌请示行止，徐要他去找段。5月9日钱能训去见段祺瑞，表示愿意下台，请段推荐继任人选，段内心很想让安福系领袖王揖唐出而组阁，不过却不好意思正式提出。

　　这时北京政府完全是真空状态，因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在巴黎，交通总长曹汝霖被学生示威吓破了胆，躲在东交民巷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在一起，傅增湘也准备辞职，代理外交总长陈箓不敢到部办公，5月9日各国公使到外交部探询中国局势时竟无人接见。

　　学潮蔓延成全国性，学潮又和政潮混合在一起，使得政治危机愈益增加。

　　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成立了学联，不久天津、上海、武汉以及全国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学联，并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联会。全国的工商界人士则发起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储金。上海还成立不计其数的“救国十人团”，随后集中成立了“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北京学生们则组织若干演讲队，以宣传讲演进行反日救国运动。

　　5月13日就是上海和会破裂的一天，徐世昌无心处理学潮，岌岌惶惶地通电北方各省军阀，历述时局危殆情形，请大家表示点意见。他本希望大家能共体时艰，相忍相让，支持他达成和谈顺利的愿望。不料段祺瑞竟提出坚决拒绝南方代表的八项条件，撤回北方代表，终止和平谈判。14日徐邀请段与全体阁员，安福会的两院议长在总统府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外交、和会与学潮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徐世昌和段祺瑞两巨头间距离极大。于是徐世昌施出他的一贯老作法，两面光、两面圆的办法。关于学潮问题，当天发表命令挽留蔡元培校长以安学生之心。也挽留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以安段的心。同时下令诰诫学生不得纠众滋事，如果不服弹压，即当“查明斥革，依法逮惩”。对于上海和会，决定拒绝南方的八条件，不过也不撤回北方代表。

　　段系对于徐世昌这种做法大为不满，因此对徐大施压力。于是第二天，15日北京政府批准了出席上海和会的北方代表辞职，并罢免傅增湘的教育总长，而由教育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同时对于上海和谈破裂，发表一道命令：

　　“国步多艰，民生为重，和平统一，实今日救国之要图。本大总统就任以来，屡经殚心商洽，始有上海会议之举。其间群言哓杂，而政府持以毅力，喻以肫诚，所期早日观成，稍慰海内喁喁之望。近据总代表朱启钤等电称：‘唐绍仪等于十日提出条件八项，经正式会议，据理否认。唐绍仪等即声明辞职，启钤力陈国家危迫情形，敦劝其从容协商，未能容纳，会议已成停顿，无从应付进行，实负委任，谨引咎辞职’等语。所提条件，外则牵涉邦交，内则动摇国本，法理既多抵触，事实徒益纠纷，显失国人想望统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进和平之本旨。除由政府剀切电商，撤回条议，续开会议外，因思沪议成立之初，几经挫折，哓音喑口，前事未忘，既由艰难擘画而来，各有黾勉维持之责。在彼务为一偏之论，罔恤世棼，而政府毅力肫诚，始终如一，断不欲和平曙光，由兹中绝，尤不使兵争惨黩，再见国中。用以至诚恻怛之意，昭示于我国人，须知均属中华，本无畛域，艰危夙共，休戚与同。苟一日未底和平，则政治无法推行，人民益滋耗斁。甚至横流不息，坐召沦胥，责有攸归，悔将奚及？所望周行群彦，戮力同心，振导和平，促成统一。若一方所持成见，终戾事情，则舆论自有至公，非当局不能容纳。若彼此同以国家为重，凡筹虑所及，务期于法理有合，事实可行，则政府自必一秉夙诚，力图斡济，来轸方遒，泯棼何极！凡我国人，其共喻斯旨，勉策厥成焉！此令。”

　　由于同情学生运动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被罢免，改由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北京学生遂再启学潮，5月19日，北京学联宣布中等以上学校全体罢课以示抗议。同时发表罢课宣言，列举三个失望和六项愿望。三个失望是：（一）上海和谈破裂后，北京政府准备签字巴黎和约；（二）北京政府竟罢免傅增湘而挽留曹、章、陆；（三）采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而对留日学生被殴被捕置之不理。六项愿望是：（一）拒签和约；（二）惩办卖国贼；（三）恢复上海和谈；（四）挽留傅增湘、蔡元培；（五）撤除对学生的警戒；（六）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中国留学生，惩办行凶的日警。

　　罢课之外，同时决定利用罢课期间采取积极行动：（一）组织学生救鲁义勇队，采取自愿原则报名参加，然后集中施行军事训练，以备援救山东；（二）推行各校平民教育演讲团；（三）各校分组十人团维持秩序；（四）各校学生抽出一定时间研究经济问题。

　　罢课的浪潮蔓延到上海，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随后杭州、太原等地学生也都卷入罢课高潮。于是上海码头工人首先拒绝装卸日货，上海各报拒登日商广告，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拒售日货。

　　北京政府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国务院就巴黎和会问题分电各省：

　　“（前略）……嗣因日人一再抗议，协商方面，极力调停，先决议由五国暂收，又改为由日本以完全主权，归还中国，但得继续一部分之经济权，及特别居留地。政府以本旨未达，正在踌躇审议，近得陆使来电谓：‘美国以日人抗争，英深瞻顾，恐和会因之破裂，劝我审察，交还中国一语，亦未能加入条文’但和约正文，陆使亦未阅及，尚俟续电，此事国人甚为注重，既未达最初目的，乃并无交还中国之规定，吾国断难承认。但若竟不签字，则于协商及国际联盟，种种关系，亦不无影响，故签字与否，颇难决定。本日召集两院议员，开谈话会，佥以权衡利害，断难签字为辞。……讨论结果，众论一致，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一面电嘱陆使暂缓签字。……国人亦当共体斯意，勿再借口外交，有所激动。……”

　　日本政府也感到中国反日民气的激昂，乃由外务省通知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就日本对山东问题的立场加以说明，希图用这番伪装的和善来缓和反日空气，这个文件略云：

　　“观日本与中国之关系，中国官民中，往往对于日本之真意，深怀疑虑，且有误信日本此次于交还胶州湾德国租借地于中国之既定方针，将有变更之图。余闻之甚出意外，且深为遗憾。近如牧野男爵，为关于山东问题，说明日本之地位，曾发表其声明于新闻纸上。余于此确认此项之声明，即日本于所口约者，严正确守山东青岛连同中国主权，均须交还中国。而中日两国，为增进相互利益所缔结之一切协定，亦当然诚实遵行。其中国因参战结果，由联合国商得之团匪赔偿金之停付，关税切实值百抽五之加增，……日本对于此等事项，无不欣然维持中国正当之希望……。”

　　学潮和政潮，激怒了北京真正的主人段祺瑞。他发动潜力，压迫北京政府撤换了镇压学生运动态度缓和的步军统领李长泰，而代之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段党本拟改组京畿警备总司令部为京师卫戍总督署，扩大其职权，节制北京军警，施行长期戒严，但因外交团方面颇不谓然而作罢。

　　其实，北京早就一直是在军事控制下，报纸和邮电都受到严格检查，学生行动受到严密的监视，北京学联的电报发不出去，只得派人送到天津拍发。

　　5月24日北京《益世报》被查封，《晨报》、《国民公报》被监视，《国民公报》新闻版面开了两个“天窗”。上海各报驻北京的记者发给上海有关时局的专电也被检查员删改和扣压，因此上海各报所登北京消息就支离破碎，语意不全。北京学生所办的《五月七日》刊被封禁，编者被逮捕，承印的文益印刷局被勒令停止。25日北大举行商学恳亲会，突然跑进军警200余人，强迫他们解散，并捕去学生六人。所以这时的北京，虽没有实行戒严，但实际情况和戒严没有什么分别。

　　由于军警和马队经常在北京街上巡逻，学生演讲队遂时时遭到阻止，所携旗帜和传单也被夺去，因此演讲队的学生们遂化装成国货贩卖员，三三两两地秘密出发，在军警不注意的地方进行反日宣传。

　　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禁止人民集会游行和散发传单：

　　“近日京师及外省各处，辄有集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情事。始因青岛问题，发为激切言论，继则群言泛滥，多轶范围，而不逞之徒，复借端构煽，淆惑人心，于地方治安，关系至钜。值此时局艰屯，国家为重，政府责任所在，对内则应悉心保卫，以期维持公共安宁；对外尤宜先事预防，不使发生纷扰。着责成京外该管文武长官，剀切晓谕，严密稽察。如再有前项情事，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应注意，前已令饬该管长官等认真防弭，着即恪遵办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职责攸归，不能曲为宽假也。此令！”  

　　学潮继续扩大，遍及全国，各省当局都为学生这样闹法而深感不安，浙江当局异想天开地叫各校于5月28日提前放假，至于开学日期则由各校校长斟酌情势自行规定。北京政府也仿效浙江办法，可是被学生们拒绝。

　　由于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深受打击，日本驻华公使遂于5月22日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且派军舰多艘，集中秦皇岛和福州海面示威。北京政府倍感左右受逼，为了敷衍日本，遂再度下令各省取缔排斥日货运动，内称：“中日邦交素敦睦谊，各地方对日商不得歧视，倘有甘为扰乱者，自应严惩以笃邦交。”然而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收到相反的结果。

　　为了避免引起日本有所借口，25日北京学联发出通告，学生进行演讲，不应仇视日本人，对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必须加意保护，即使有日本人前来挑衅，也只好退让，尤其防备日本人伪装故意纵火，阴谋嫁祸，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

　　5月下旬，段祺瑞公然通电主张签字巴黎和约。6月1日北京政府正式下令宣示青岛问题，并为曹章陆三个亲日派辩护。令云：

　　“国步艰难，外交至重，一切国际待遇，当悉准于公法。京外各处，散布传单，集众演说，前经明令申禁，此等举动，悉由青岛问题而起，而群情激切，乃有嫉视日人，抵制日货之宣言，外损邦交，内隳威信，殊堪慨喟。抑知青岛问题，固肇始于前清光绪年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始而强力占据，继乃订约租借。欧战开始，英日军队，攻占青岛，其时我国，尚未加入战团，犹赖多方磋议，得以缩小战区，声明还付。迨民国四年，发生中日交涉，我政府悉力坚持，至最后通谍，始与订立新约，于是有交还胶澳之换文。至济顺高徐借款合同，与青岛交涉，截然两事，该合同规定线路，得以协议变更，又有撤退日军，撤废民政署之互换条件，其非认许继续德国权利，显然可见。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在国人不明真相，致滋误会，无足深责。惟值人心浮动，不逞之徒，易于煽惑，自应剀切宣示，俾释群疑。凡我国人，须知外交繁重，责在当局，政府于此中利害，熟思审处，视国人为尤切，在国人惟当持以镇静，勿事惊疑。倘举动稍涉矜张，转恐贻患国家，适乖本旨，所有关于保卫治安事项，京外各该长官，自应遵照迭次明令，切实办理，仍着随时晓导，咸使周知！此令。”

源济

一五二、曹、章、陆免职

　　北京政府除了维护曹、章、陆三个亲日派而外，更进一步下令全国学校即日复课，令云：

　　“国家设置学校，慎定学程，固将造就人才，储为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惟当以殚精学业，为唯一之天职，内政外交，各有专责，越俎而代，则必治丝而益棼。譬一家然，使在塾子弟，咸操家政，未有能理者也。前者北京大学等校学生聚众游行，酿成纵火伤人之举，政府以青年学子，激于意气，多方启导，冀其感悟，直至举动逾轨，构成非法行为，不能不听诸法律之裁制，而政府咎其暴行，悯其蒙昧，固犹是爱惜诸生意也。在诸生日言青岛问题，多所误会，业经另令详切宣示，俾释群疑。诸生为爱国计，当求其有利国家者，若徒公开演说，嫉视外人，既损邻交，何裨国计？况值邦家多难，群情纷扰，甚有挟过激之见，为骇俗之资，虽凌蔑法纪，破坏国家而不恤，潮流所激，必至举国骚然，无所托命，神州奥区，坐召陆沉。以爱国始，以祸国终，彼时蒿目颠危，虽追悔始谋之不臧，嗟何及矣！诸生奔走负笈，亦为求学计耳，一时血气之偏，至以罢课为要挟之具。抑知学业良窳，为毕生事业所基，虚废居诸，适成自误。况在校各生，类多勤勉向学，以少数学生之憧扰，致使失时废业，其痛心嫉首，又将何如？国家为储才计，务在范围曲成，用宏作育，兹以大义，正告诸生。于学校则当守规程，于国家则当循法律。学校规程之设，未尝因人而异，国家法律之设，亦惟依罪科罚，不容枉法徇人。政府虽重爱诸生，何能偭弃法规，以相容隐？诸生劬业有年，不乏洞明律学之士，诚为权衡事宜，内返良知，其将何以自解？在京着责成教育部，在外责成省长暨教育厅，督饬各校职员，约束诸生，即日一律上课，毋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其联合会、义勇队等项名目，尤应切实查禁。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仍依前令办理。政府于诸生期许之重，凡兹再三申谕，固期有所鉴戒，勉为成材。其各砥砺濯磨，毋负谆谆诰诫之急！此令。”

　　学生们不但未被这道命令吓倒，反而更加坚定。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发动一波一波的演讲队，在通衢大街上，堂堂皇皇地举行演讲。准备让军警来逮捕。如果第一天的演讲学生全数被捕，则第二天用加倍的学生去街头演讲，如果第二天亦全数被捕，则第三天更加一倍。

　　北京中等以上的学生有25000人，他们一致决定支持这个行动，大家效法田横五百义士，众志成城，紧紧地团结在一块。

　　6月3日北京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分作50余组出发演讲。这使军警当局大出意外。段芝贵急忙宣布戒严，派马队协同军警分途驱散演讲学生，并捕去学生178人。警察厅的看守所收容不下，只得解往北大法科看守。被捕学生不给饮食，不许亲友探视。军警当局并且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占领北大，设帐宿营，并在周围地区架设大炮，禁止行人通过。

　　学生按照计划，于6月4日用加倍的人数继续街头演讲，军警也不示弱，继续大规模逮捕，当天被捕的，约有700余人，北大法科也无法容纳了，临时又借用北大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

　　学生们不仅不逃避被捕，其他未被捕的反而自动前往法科的临时监狱，要求入狱。军警们以为他们来劫狱，当然阻止他们入内，遂在门外发生打斗，结果有三名学生被打伤。

　　北京基督教教友目睹学生的英勇行为，因此自动停止了宗教宣传，参加学生行列作爱国宣传。中国有史以来，女学生没有在街头游行宣传的，现在女学生也参加了。

　　6月5日，五千多位学生，背着包袱出发，沿途市民热烈致敬，无数的市民受了感召，自动参加游行行列。结果，学生们也不在街头演讲了，他们唱着歌，呼口号直奔北大法科。这时看守法科的军警也不敢对他们采取行动，而关在法科内的学生们则纷纷爬到窗子上眺望，于是法科内外呼应，声震街市，此起彼伏，军警们相顾失色。

　　在这最紧张动人的时候，政府突然下令撤走北大的军警，无条件把被拘的学生释放，军警们奉到命令，如临大赦，立刻撤退。可是被关在北大的学生们不但拒绝出狱，反而自动组织门警代替撤走的军警，自己把自己拘禁。一些学生捉到了七名行动蹒跚的警察，夺取了他们的两具篷帐，他们把这些东西作为政府摧残教育，蹂躏人权的证据。他们派人到警察厅索取食粮，警察只得乖乖地送去一批食物接济他们。

　　6月5日这天，学生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公然站在警察厅门前或者军警密集的地方大声进行演讲，军警们呆若木鸡，不敢干涉。

　　这一天北京政府派傅岳蔡为教育部次长，以代替辞职引退的袁希涛。傅次长奉命于危难之际，他陪着笑脸向学生保证，今后教育部将负责处理学潮问题，军警不会再过问了。

　　6月6日北京政府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胡因学生反对，不敢到任。

　　北京学潮扩大后，蔓延到上海，上海学校最多，学生爱国也不后人，并且为了支援北京，立即召集会议，发表宣言：

　　“呜呼！事变纷乘，外侮日亟，正国民同心戮力之时，而事与愿违，吾人日夕之所呼吁，终于无毫发之效，前途瞻望，实用痛心，本会同人，谨再披肝沥胆，以危苦之词，求国人之听。自外交警信传来，北京学生，适当先觉之任，士气一振，奸佞寒心，义声所播，咸知奋发。而政府横加罪戾，是已失吾人之望，乃以咎及教育负责之人，致傅、蔡诸公，纷纷引去。夫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京舆、章宗祥等，迭与日人借债订约，辱国丧权，凭假外援，营植私利，逆迹昭著，中外共瞻，全国国民，皆有欲得甘心之意。政府于人民之所恶，则必百计保全，于人民之所欲，则且一网打尽。更屡颁文告，严惩学生，并集会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削，是政府不欲国民有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科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争乱频年，民曰劳止，政府犹不从事于根本之改革，肃清武人势力，建设永久和平，反借口于枝叶细故，以求人之见谅。继此纷争，国于何有？此皆最近之事实，足以令人恐惧危疑，不知死所者。政府既受吾民之付托，当使政治与民意相符，若一意孤行，以国家为孤注，吾民何罪？当从为奴隶。呜呼国人，幸垂听焉。共和国家之事，人民当负其责，方今时机迫切，非独强邻乘机谋我，即素怀亲善之邦，亦无不切齿愤恨。以吾内政之昏乱，我纵甘心，人将不忍，生死存亡，近在眉睫，岂可再蹈故习，依违容忍。慕稳健之虚名，速沦胥之实祸？夫政府之与人民，譬犹兄弟骨肉，兄弟有过，危及国家，固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终不见听，虽奋臂与斗，亦所不辞。何则？切肤之痛在身，有所不暇计也。吾人求学，将以致用，若使吾人之明知祸机之迫不及待，而曰姑俟吾学业既毕，徐以远者大者，贡献于国家，非独失近世教育之精神，即国家亦何贵有此学子？吾人幸得读书问道，不敢自弃责任。谨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致罢课，期全国国民，闻而兴起，以要求政府惩办国贼为唯一斗志。政治肃清，然后国基强固，转危为安，庶几在此。同人虽出重大之代价，心实甘之。所冀政府彻底觉悟，幡然改图，全国同胞，亦各奋公诚，同匡危难，中国前途，实利赖之。同人不敏，请任前驱，戮力同心，还期继起。”

　　上海商会为了配合学生，遂发动罢市，6月5日南市各商肆先行罢市，法租界商家亦照样闭市，公共租界继之，英租界的永安、先施两公司亦宣布罢市。到了下午，整个上海大小商店都关门闭户，只有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巡捕在街上往来巡视。商店门外都悬挂白旗，上书：“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都市，中外所瞩目，自从上海商人发起罢市后，罢市的浪潮由上海波及江浙两省，随后又波及天津、安庆、芜湖、厦门、九江、济南、武汉等城市。

　　随着商人罢市后，工人也发动罢工。首先是上海南市华商电车工人，随后商务印书馆、锦华纱厂、祥生铁厂、沪宁、沪杭两路和纺织、金属、运输、市政各部门的工人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之多。再后京奉路唐山、京汉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江轮船的码头工人都纷纷响应。

　　于是，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由五四到六三，这个爱国运动从北京到上海，以上海为中心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上海的学运重心是在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这两个大学和在北京的北大一样，是发号施令的领导团体。但有一段密闻为外间所不知道的，促成这个事件却由上海《民国日报》，原来五四示威事件爆发后，电报当晚到达上海各报，编辑先生都是编好付印了事，可是《民国日报》的叶楚侩、朱宗良、邵力子等却觉得这是了不起的爱国运动。立刻派人把北京原电送到复旦大学，学生们看了这则电报，莫不义奋填膺，于是天刚亮就敲钟集合全校寄宿生，把北京电报当众宣读，全体立即决定要响应北京的壮举，先罢课再联合其他学校。

　　上海学联是设在静安寺路51号，成立后有一个民生女校也参加，当时女学生参加学运实在是很新鲜的，所以极被各方重视。不过民生女校只派了一位代表，这位代表是个教师，名叫汪吟蘋，他是位男老师，右手六个指头，在学联会中发言很多，因此报纸上时常刊载他的名字。由于他的名字像个女人，又代表女校，外界便以为他是位窈窕淑女，让许多男士颇增遐想，他接到许多求婚信后，为之哑然失笑，只好一一作答，告诉求婚者自己是个男人。这位汪先生后来搞了一个时期交易所，失败后又参加创办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

　　明星影业公司。

　　由于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因此上海的军事当局宣布戒严，并派警察分途逼迫商人开市，商人们虽然勉强开门，警察一去立即关门。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市民悬旗、散发传单、结队游行，并劝导租界内商店开市营业。可是市民们亦阳奉阴违。

　　徐世昌一派认为对付学潮不该过激，应该把拒绝出狱的那些学生劝导出去，以缓和全国人民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6月7日徐世昌派总统府参议曾彝进偕教育总司长二人前往北大法科慰问拒绝出狱的学生。这位钦差大臣说尽了一切好话，可是学生都置之不理。

　　6月7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提出取销密约、惩办国贼、维持教育、提倡国货、促进和局等条件，军警们虽在会场附近警戒，却没有进行干涉。

　　全国的示威运动集中在“罢免国贼”问题上，也就是说北京政府如果不将亲日派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则事态不可避免一定会扩大。可是在北京政府方面又有投鼠忌器之苦，因为段祺瑞要维护这三人。至于徐世昌也不能说与这三人完全没有关系，徐当选总统的经济来源，就是靠顺济、高徐两路的借款。

　　“罢免国贼”问题不能解决，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议决，从10日起，仿照申包胥哭秦庭故事，直接向总统府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由于有这新计划，所以北京学联便变更策略，当天派人迎接法科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以便参加新的眼泪请愿。在北大法科出“狱”的学生们排着队伍前进，沿途受到市民热烈的欢迎。

　　上海的三罢（罢课、罢市、罢工）使到驻军首长卢永祥也有庚电（8日）请求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以安时局。卢永祥是皖系，竟有此言论，表示时局的严重性。这还不打紧，接着北京总商会也宣称如果不罢免曹、章、陆，则北京也要罢市，北京是政府所在地，如果真的罢市成何体统。

　　因此，北京政府遂于10日上午批准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并将这道命令分途传达北京学联和总商会，一方面阻止学生真的包围总统府，一方面阻止商会罢市。然而各方面对此仍表不满，因此北京政府不得已又在10日下午补发两道命令，批准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长陆宗舆辞职。

　　曹汝霖和陆宗舆是曾经递过辞呈的，可是章宗祥却从没请辞过。徐世昌为了缓和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所以要曹、章、陆下台，但却不好意思下令免他们的职，所以一律用辞职照准方式。可是章宗祥未递过辞呈，如何照准呢？不得已才赶派专人到达医院中找章宗祥，请他在病榻把已写好的辞呈盖章，章宗祥起初不肯，经不起来人的劝告，气嘟嘟地盖了章。这一来安福系的人大为不满，认为徐世昌不该“卖友”，逼迫自己人辞职，纷纷责备老徐太不够朋友。

　　北京政府虽然表示了让步，可是并不能满足各方的希望，第一、北京政府不用罢免而用准予辞职，显见有意维护；第二、交通总长曹汝霖去职，却由安福系分子曾毓隽代理部务，是换汤不换药。

　　一五三、拒签《凡尔赛和约》

　　北京政府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的当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将这消息电告上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令其劝告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商人开市，上海各界在证实曹、章、陆三人确实已经下台后，于是商人结束罢市，工人结束罢工。

　　这次爱国运动是胜利了，可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少，而皖系军阀也残忍地采取了高压手段。8年5月30日，安庆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安徽督军倪嗣冲下令将罢课各校一律解散。6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包围武昌高师，下令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有学生16人被军警殴伤，其中陈开泰一人伤重致死。湖北警务处长崔振魁率领督察长杜杰及大队警察，四出追打演讲学生，武昌中华大学学生李鸿儒忿而投江自杀。6月7日南京警察厅长王桂林指挥警察压迫商人开市，与学生发生冲突，金陵大学学生陈昌盛被刺刀戳伤，死而复苏。6月12日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樑亲自动手鞭打学生，这天晚上租界巡捕在山东路爱多亚路口枪击参加爱国游行的市民，死伤多人。山东福建也都有逮捕学生和枪击代表的事，湖南督军张敬尧则禁止湖南各报登载有关鲁案的新闻。

　　吴佩孚又作狮子吼了，他是山东人，山东问题是爱国运动的焦点，他这个山东人自然更要表示态度。6月9日他有青电反对逮捕学生，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请政府宣示外交，力争收回青岛，接着又有佳电主张取销段祺瑞所承诺的中日密约。

　　钱能训辞职后，徐世昌想以周树模继任，可是安福系国会不会通得过，徐向段祺瑞摊牌：“如果要我继续干下去，就要通过周的国务总理”。段答应向安福国会去疏通，他把徐树铮叫来，要他去办这事，小徐说：这事不太好办，国会不见得会通得过。果然，这个一手为段御用的国会，竟不听段的命令，他们扬言：“我们当议员的，不比军人有服从的义务。”小徐把他们预拟好的一则电报拿给段看，这通电报是在周树模被提名国务总理时，安福国会的议员们就要自己宣布安福国会是个非法国会，由非法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徐世昌也是非法总统。

　　这一来，徐世昌也不敢坚持提名周树模了。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爱国运动虽然因曹、章、陆三个亲日派下台而获得胜利，可是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所以曹、章、陆下台后，这个运动并没有结束。

　　北京政府是希望参加签字巴黎和约的，因为不参加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组织。

　　五四所开始的爱国运动，在曹、章、陆辞职后，并没有结束，反而继续要求北京政府训令和会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24日北京国务院曾密电北京各省征求应否签字的意见，这不是征求意见而是授意各省军阀通电赞成签字而为签字后的支持者，可是各省军阀在全国一致的爱国运动中，都不敢太背叛人心。所以都没有摇旗呐喊。

　　全国展开了爱国运动的第二目标，反对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首先发起请愿的，是山东人民，6月18日山东各团体推出代表于19日启程赴北京请愿，他们动身时，山东省会济南的人民万人空巷前往送行，场面激动而紧张，代表们向送行者沉痛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20日山东请愿的七个团体代表85人先期到京，下车后径赴总统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在倾盆大雨中，一齐跪在新华门外号啕大哭，徐不得已，只好派秘书长吴笈孙出来传话，定于次日派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代表总统接见。山东请愿代表抵京的消息，震动了北京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特别设宴准备招待他们，他们不接受，却接受北京学联在北大法科举行的欢迎会。

　　21日，龚心湛接见山东请愿代表，代表们要求政府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龚心湛表示这个问题太大，碍难接受。于是代表们一致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不得已，遂于23日在总统府接见他们。

　　这是动人的一幕，代表们哭诉日本人把山东当作属土，把山东老百姓当做牛马奴隶，在山东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其中一位代表激动地流着眼泪，用沙哑的声音质问徐说：“请问大总统，山东是不是我国领土？请问大总统，山东人民是不是中国人？大总统还要不要我们？”他的话说完，泪随声下，其他代表也跟着哭了起来。徐面对着这一幕眼泪请愿，莫知所措，只得吞吞吐吐地表示政府已经电令陆专使从缓签字。

　　徐世昌对山东请愿代表的答复，并不是事实，北京政府拍给巴黎中国代表的电报，只是命令陆徵祥等“相机办理”，而不是“从缓签字”。其用意是叫中国代表们仰承意旨，代负签字的责任，不理国内的反对，径行签字。

　　可是爱国是一致的，中国代表们又何能例外，陆徵祥早于5月14日就有密电向徐请示，电云：

　　“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究竟应否签字？倘签约时，保留一层亦难如愿，则是否决计不签。时间日迫，关系至钜，闻见所及，合再沥陈。万祈速即裁定，立即电示。”

　　徐的相机处理，就是答复陆的这封电报。

　　山东代表在北京哭秦庭一幕，立即震动全国，他们除了向北京政府请愿外，还通电山东籍的北洋派军人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等，请其联合阻止北京政府签字和约。同一时期，上海各界人士鉴于安福系“暗中捣鬼，坚决主张签字”，因此发出了声讨安福系和解散安福系的要求。

　　6月27日，京津学生和留日、留欧归国学生推出代表和山东代表联合起来，共计400余人，一同到总统府请愿，请求拒签和约。徐世昌仍不肯接见，叫他们去找龚心湛、傅岳棻陈述意见。代表们坚持必须由徐亲自接见，当面保证不签约，否则即不退出，双方坚持不下，代表们不走，徐则不见，于是请愿代表即在新华门外露宿一宵，坚持到28日上午9时，徐不得已只好接见他们。

　　徐向请愿代表们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没有一点明白表示，这使请愿人士非常不满，陕西学生屈武当场放声大哭，以头触壁，徐借此怒形于色，就拂袖而去。请愿代表们一直到28日下午8时40分钟才散队。

　　28日山东第二批请愿代表108人也到了北京，30日有天津代表70余人也到了北京，其他各省也有代表纷纷抵达，于是各省请愿的浪潮和学生运动结成了一道洪流，汇合在一起，北京城顿成一个请愿城，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从各省来的请愿代表，市民和商店都热烈欢迎他们，这一来使到北京政府为之手足无措。

　　北京政府慌忙通电各省，禁阻各省代表继续向北京出发，同时怕北京的学生再罢课游行，乃宣布北京各校提前放假，9月1日开学后再补行暑期考试。

　　29日上海各界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上海军事当局事前关闭了公共体育场大门，门外遍布军警，大会无法进行。各团体纷纷向淞沪护军使抗议，这个大会终于在7月1日召开。

　　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使全国人民对政治增加了兴趣，同时也增加了爱国的热诚，帝王时代的中国人民，在专制统制下养成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敢有兴趣的习惯，现在由于抗议外患而勇敢地爱国，所以在请愿期间。有人建议推举人民代表到欧州去进行国民外交，有的主张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解决外交问题和赎款。学生一面参加拒签和约请愿，一面致力抵制日货、振兴本国工业、推行义务教育。

　　当全国泛起了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运动时，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们正面临他们一生中历史性的抉择。

　　巴黎和会的结果，《凡尔赛和约》于民国8年6月28日签字于凡尔赛宫的明镜殿，明镜殿位于凡尔赛正宫的后殿，殿长73公尺，阔约10公尺，殿的四壁镶立17方大镜，殿顶是名画师肋朋的大画七幅，小画22幅，人在殿中犹如置身琼楼玉宇。

　　6月28日午后3时，协约国代表礼服礼帽，齐集明镜殿。《凡尔赛和约》历经半年始达成，由27国代表正式签字。中国代表缺席，并致电政府，引咎辞职，原电云：

　　“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后，分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钜。祥等所以始终未敢放松者，因欲使此一问题留一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窃查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由此以往，利害得失，当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部长委员长及正廷、维钧、宸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接着陆徵祥又有补充电报云：

　　“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事告终，通过后即用明令发表，愈速愈妙，幸勿迟延！”

　　6月30日，北京政府把陆徵祥的俭电发表，于是拒签和约的运动才告结束。

　　7月2日北京政府在总统府召集重要会议研究陆徵祥的来电，徐树铮主张撤回陆徵祥，改派胡惟德为首席代表，兼程赶赴巴黎补签和约，未被徐世昌所接受。

　　对于不签和约后的外交问题，政府特电巴黎陆使，电云：

　　“事势变迁，并声明亦不能办到，政府同深愤慨。德约既未签字，所谓保存我政府最后决定之权，保存后究应如保办理？此事于国家利害，关系至为钜要。该全权委员等职责所在，不能不熟思审处，别求补救，未便以引咎虚文，遽行卸职。于此拟咨由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俟通过后，明令发表一节，片面宣布，究竟有无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对德种种关系，将来如何结束？统望熟筹详复。再奥约必须签字，务即照办！”

　　7月10日，徐世昌正式下令说明中国代表未签字和约，令云：

　　“巴黎会议对德和约，关系至钜，迭经电饬各全权委员审慎从事，顷据全权委员陆徵祥等六月二十八日电称……等语。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此次胶澳问题，以我国与日德间三国之关系，提出和会，数月以来，乃以种种关系，不克达我最初希望，旷览友邦之大势，反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惟究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字与不签字即可作为终结。现在对德和约，既未签字，而和会折冲，势不能诎然中止，此后对外问题，益增繁重，尤不能不重视协约各友邦之善意。国家利害所在，如何而谋挽济；国际地位所系，如何而策安全，亟待熟思审处，妥筹解决。凡我国人，须知圜海大同，国交至重，不能遗世而独立，要在因时以制宜，各当秉爱国之诚，率循正轨，持以镇静，勿事嚣张，俾政府与各全权委员等，得以悉心筹画，竭力进行。庶几上下一体，共济艰危，我国家前途无穷之望，实系于此。用告有众，咸使周知！此今。”

　　8年9月10日中国代表在对奥和约上签字，北京政府并于9月15日宣告对德战事状态终止，及对奥和约签字，两令如下：

　　“我中华民国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对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主旨在乎拥护公法，维持人道，阻遏战祸，保全和平。自加入战团以来，一切均与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现在欧战告终，对德和约，业经协约各国全权委员，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签字，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于是日告终。我国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故拒绝签字，但其余各款，我国固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已终了，我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地位，当然相同。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凡我有众，咸使闻知！此令。”

　　广东军政府也对德宣告和平，文云：

　　“自欧战发生，德人以潜艇封锁战略，加危害于中立国，我国对德警告无效，继以绝交，终与美国一致宣战，当即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协约国与德国订休战条约，随开和平会议于巴黎，我国亦派专员出席与会。惟对于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三款外，其他条款，及中德关系各款，我国均悉表示赞成。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促使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并不因未签字而有所变易，我中华民国希望各友邦对于山东问题三款，再加考量，为公道正谊之主张，而为东亚和平永久的保障，实所馨香祷祝者也。特此通告！”

　　陆徵祥于巴黎和会闭幕后即返国，他回国经过，曾在日记上有这么一段叙述：

　　我从巴黎和会回来，船到吴淞口，岸上立几千人，打着旗。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船主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明了民众是反对还是欢迎，那是午后五点，我正在剃胡子。船主托人告诉我，请加谨慎。我说他们既是欢迎，必然无事。赶到吴淞口的人，以为我将在吴淞登岸，我们的船却直驶上海。吴淞口的人都已赶回上海。上海的几位朋友走来欢迎，都不能近前，因岸上的人多极了。当晚我就乘车去北京。车站站长请见，言民众都围在车站外，可否让他们进站。我说当然让他们进来。我往火车站，一路水泄不通。巡警与秘书，沿途大喊，让陆专使登车。登车后在车上出见民众。他们喊说：“欢迎不签字的代表。”我答说：“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的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做错。”民众喊：“不用跟日本直接谈判。”我说：“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民众乃欢呼。当夜，每一车站都有如山的民众，愿见专使，我因疲乏，已就寝，请魏代表接见民众，代为致谢。抵北京时，各使馆人员来站欢迎，都没有能够上前握手，因大众拥护异常。第二天，各使馆又再来补礼致贺。

　　但我到北京以后，山东人民代表，每日一队往见徐总统，言因陆代表不签字，山东人受尽日本人的报复，苦不可言。代表在总统府前，有号啕痛哭的，总统也无话可说，叫他们来找我。我答复他们说：“对山东人民所受的苦，我自觉抱歉。自问实在对不起山东人，并且也对不起政府，因为政府命我签字。不过当我回国时，各地都表示欢迎。我不签字，得罪了山东人，签字，全国人受害，请诸位自加计较。诸位回去不必向人详说这一切，只说陆代表跟山东人一齐受苦。”云云。

源济

一五三、拒签《凡尔赛和约》

    北京政府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的当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将这消息电告上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令其劝告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商人开市，上海各界在证实曹、章、陆三人确实已经下台后，于是商人结束罢市，工人结束罢工。

    这次爱国运动是胜利了，可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少，而皖系军阀也残忍地采取了高压手段。8年5月30日，安庆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安徽督军倪嗣冲下令将罢课各校一律解散。6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包围武昌高师，下令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有学生16人被军警殴伤，其中陈开泰一人伤重致死。湖北警务处长崔振魁率领督察长杜杰及大队警察，四出追打演讲学生，武昌中华大学学生李鸿儒忿而投江自杀。6月7日南京警察厅长王桂林指挥警察压迫商人开市，与学生发生冲突，金陵大学学生陈昌盛被刺刀戳伤，死而复苏。6月12日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樑亲自动手鞭打学生，这天晚上租界巡捕在山东路爱多亚路口枪击参加爱国游行的市民，死伤多人。山东福建也都有逮捕学生和枪击代表的事，湖南督军张敬尧则禁止湖南各报登载有关鲁案的新闻。

    吴佩孚又作狮子吼了，他是山东人，山东问题是爱国运动的焦点，他这个山东人自然更要表示态度。6月9日他有青电反对逮捕学生，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请政府宣示外交，力争收回青岛，接着又有佳电主张取销段祺瑞所承诺的中日密约。

    钱能训辞职后，徐世昌想以周树模继任，可是安福系国会不会通得过，徐向段祺瑞摊牌：“如果要我继续干下去，就要通过周的国务总理”。段答应向安福国会去疏通，他把徐树铮叫来，要他去办这事，小徐说：这事不太好办，国会不见得会通得过。果然，这个一手为段御用的国会，竟不听段的命令，他们扬言：“我们当议员的，不比军人有服从的义务。”小徐把他们预拟好的一则电报拿给段看，这通电报是在周树模被提名国务总理时，安福国会的议员们就要自己宣布安福国会是个非法国会，由非法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徐世昌也是非法总统。

    这一来，徐世昌也不敢坚持提名周树模了。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爱国运动虽然因曹、章、陆三个亲日派下台而获得胜利，可是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所以曹、章、陆下台后，这个运动并没有结束。

    北京政府是希望参加签字巴黎和约的，因为不参加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组织。

    五四所开始的爱国运动，在曹、章、陆辞职后，并没有结束，反而继续要求北京政府训令和会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24日北京国务院曾密电北京各省征求应否签字的意见，这不是征求意见而是授意各省军阀通电赞成签字而为签字后的支持者，可是各省军阀在全国一致的爱国运动中，都不敢太背叛人心。所以都没有摇旗呐喊。

    全国展开了爱国运动的第二目标，反对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首先发起请愿的，是山东人民，6月18日山东各团体推出代表于19日启程赴北京请愿，他们动身时，山东省会济南的人民万人空巷前往送行，场面激动而紧张，代表们向送行者沉痛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20日山东请愿的七个团体代表85人先期到京，下车后径赴总统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在倾盆大雨中，一齐跪在新华门外号啕大哭，徐不得已，只好派秘书长吴笈孙出来传话，定于次日派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代表总统接见。山东请愿代表抵京的消息，震动了北京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特别设宴准备招待他们，他们不接受，却接受北京学联在北大法科举行的欢迎会。

    21日，龚心湛接见山东请愿代表，代表们要求政府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龚心湛表示这个问题太大，碍难接受。于是代表们一致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不得已，遂于23日在总统府接见他们。

    这是动人的一幕，代表们哭诉日本人把山东当作属土，把山东老百姓当做牛马奴隶，在山东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其中一位代表激动地流着眼泪，用沙哑的声音质问徐说：“请问大总统，山东是不是我国领土？请问大总统，山东人民是不是中国人？大总统还要不要我们？”他的话说完，泪随声下，其他代表也跟着哭了起来。徐面对着这一幕眼泪请愿，莫知所措，只得吞吞吐吐地表示政府已经电令陆专使从缓签字。

    徐世昌对山东请愿代表的答复，并不是事实，北京政府拍给巴黎中国代表的电报，只是命令陆徵祥等“相机办理”，而不是“从缓签字”。其用意是叫中国代表们仰承意旨，代负签字的责任，不理国内的反对，径行签字。

    可是爱国是一致的，中国代表们又何能例外，陆徵祥早于5月14日就有密电向徐请示，电云：

    “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究竟应否签字？倘签约时，保留一层亦难如愿，则是否决计不签。时间日迫，关系至钜，闻见所及，合再沥陈。万祈速即裁定，立即电示。”

    徐的相机处理，就是答复陆的这封电报。

    山东代表在北京哭秦庭一幕，立即震动全国，他们除了向北京政府请愿外，还通电山东籍的北洋派军人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等，请其联合阻止北京政府签字和约。同一时期，上海各界人士鉴于安福系“暗中捣鬼，坚决主张签字”，因此发出了声讨安福系和解散安福系的要求。

    6月27日，京津学生和留日、留欧归国学生推出代表和山东代表联合起来，共计400余人，一同到总统府请愿，请求拒签和约。徐世昌仍不肯接见，叫他们去找龚心湛、傅岳棻陈述意见。代表们坚持必须由徐亲自接见，当面保证不签约，否则即不退出，双方坚持不下，代表们不走，徐则不见，于是请愿代表即在新华门外露宿一宵，坚持到28日上午9时，徐不得已只好接见他们。

    徐向请愿代表们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没有一点明白表示，这使请愿人士非常不满，陕西学生屈武当场放声大哭，以头触壁，徐借此怒形于色，就拂袖而去。请愿代表们一直到28日下午8时40分钟才散队。

    28日山东第二批请愿代表108人也到了北京，30日有天津代表70余人也到了北京，其他各省也有代表纷纷抵达，于是各省请愿的浪潮和学生运动结成了一道洪流，汇合在一起，北京城顿成一个请愿城，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从各省来的请愿代表，市民和商店都热烈欢迎他们，这一来使到北京政府为之手足无措。

    北京政府慌忙通电各省，禁阻各省代表继续向北京出发，同时怕北京的学生再罢课游行，乃宣布北京各校提前放假，9月1日开学后再补行暑期考试。

    29日上海各界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上海军事当局事前关闭了公共体育场大门，门外遍布军警，大会无法进行。各团体纷纷向淞沪护军使抗议，这个大会终于在7月1日召开。

    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使全国人民对政治增加了兴趣，同时也增加了爱国的热诚，帝王时代的中国人民，在专制统制下养成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敢有兴趣的习惯，现在由于抗议外患而勇敢地爱国，所以在请愿期间。有人建议推举人民代表到欧州去进行国民外交，有的主张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解决外交问题和赎款。学生一面参加拒签和约请愿，一面致力抵制日货、振兴本国工业、推行义务教育。

    当全国泛起了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运动时，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们正面临他们一生中历史性的抉择。

    巴黎和会的结果，《凡尔赛和约》于民国8年6月28日签字于凡尔赛宫的明镜殿，明镜殿位于凡尔赛正宫的后殿，殿长73公尺，阔约10公尺，殿的四壁镶立17方大镜，殿顶是名画师肋朋的大画七幅，小画22幅，人在殿中犹如置身琼楼玉宇。

    6月28日午后3时，协约国代表礼服礼帽，齐集明镜殿。《凡尔赛和约》历经半年始达成，由27国代表正式签字。中国代表缺席，并致电政府，引咎辞职，原电云：

    “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后，分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钜。祥等所以始终未敢放松者，因欲使此一问题留一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窃查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由此以往，利害得失，当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部长委员长及正廷、维钧、宸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接着陆徵祥又有补充电报云：

    “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事告终，通过后即用明令发表，愈速愈妙，幸勿迟延！”

    6月30日，北京政府把陆徵祥的俭电发表，于是拒签和约的运动才告结束。

    7月2日北京政府在总统府召集重要会议研究陆徵祥的来电，徐树铮主张撤回陆徵祥，改派胡惟德为首席代表，兼程赶赴巴黎补签和约，未被徐世昌所接受。

    对于不签和约后的外交问题，政府特电巴黎陆使，电云：

    “事势变迁，并声明亦不能办到，政府同深愤慨。德约既未签字，所谓保存我政府最后决定之权，保存后究应如保办理？此事于国家利害，关系至为钜要。该全权委员等职责所在，不能不熟思审处，别求补救，未便以引咎虚文，遽行卸职。于此拟咨由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俟通过后，明令发表一节，片面宣布，究竟有无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对德种种关系，将来如何结束？统望熟筹详复。再奥约必须签字，务即照办！”

    7月10日，徐世昌正式下令说明中国代表未签字和约，令云：

    “巴黎会议对德和约，关系至钜，迭经电饬各全权委员审慎从事，顷据全权委员陆徵祥等六月二十八日电称……等语。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此次胶澳问题，以我国与日德间三国之关系，提出和会，数月以来，乃以种种关系，不克达我最初希望，旷览友邦之大势，反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惟究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字与不签字即可作为终结。现在对德和约，既未签字，而和会折冲，势不能诎然中止，此后对外问题，益增繁重，尤不能不重视协约各友邦之善意。国家利害所在，如何而谋挽济；国际地位所系，如何而策安全，亟待熟思审处，妥筹解决。凡我国人，须知圜海大同，国交至重，不能遗世而独立，要在因时以制宜，各当秉爱国之诚，率循正轨，持以镇静，勿事嚣张，俾政府与各全权委员等，得以悉心筹画，竭力进行。庶几上下一体，共济艰危，我国家前途无穷之望，实系于此。用告有众，咸使周知！此今。”

    8年9月10日中国代表在对奥和约上签字，北京政府并于9月15日宣告对德战事状态终止，及对奥和约签字，两令如下：

    “我中华民国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对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主旨在乎拥护公法，维持人道，阻遏战祸，保全和平。自加入战团以来，一切均与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现在欧战告终，对德和约，业经协约各国全权委员，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签字，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于是日告终。我国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故拒绝签字，但其余各款，我国固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已终了，我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地位，当然相同。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凡我有众，咸使闻知！此令。”

    广东军政府也对德宣告和平，文云：

    “自欧战发生，德人以潜艇封锁战略，加危害于中立国，我国对德警告无效，继以绝交，终与美国一致宣战，当即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协约国与德国订休战条约，随开和平会议于巴黎，我国亦派专员出席与会。惟对于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三款外，其他条款，及中德关系各款，我国均悉表示赞成。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促使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并不因未签字而有所变易，我中华民国希望各友邦对于山东问题三款，再加考量，为公道正谊之主张，而为东亚和平永久的保障，实所馨香祷祝者也。特此通告！”

    陆徵祥于巴黎和会闭幕后即返国，他回国经过，曾在日记上有这么一段叙述：

    我从巴黎和会回来，船到吴淞口，岸上立几千人，打着旗。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船主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明了民众是反对还是欢迎，那是午后五点，我正在剃胡子。船主托人告诉我，请加谨慎。我说他们既是欢迎，必然无事。赶到吴淞口的人，以为我将在吴淞登岸，我们的船却直驶上海。吴淞口的人都已赶回上海。上海的几位朋友走来欢迎，都不能近前，因岸上的人多极了。当晚我就乘车去北京。车站站长请见，言民众都围在车站外，可否让他们进站。我说当然让他们进来。我往火车站，一路水泄不通。巡警与秘书，沿途大喊，让陆专使登车。登车后在车上出见民众。他们喊说：“欢迎不签字的代表。”我答说：“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的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做错。”民众喊：“不用跟日本直接谈判。”我说：“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民众乃欢呼。当夜，每一车站都有如山的民众，愿见专使，我因疲乏，已就寝，请魏代表接见民众，代为致谢。抵北京时，各使馆人员来站欢迎，都没有能够上前握手，因大众拥护异常。第二天，各使馆又再来补礼致贺。

    但我到北京以后，山东人民代表，每日一队往见徐总统，言因陆代表不签字，山东人受尽日本人的报复，苦不可言。代表在总统府前，有号啕痛哭的，总统也无话可说，叫他们来找我。我答复他们说：“对山东人民所受的苦，我自觉抱歉。自问实在对不起山东人，并且也对不起政府，因为政府命我签字。不过当我回国时，各地都表示欢迎。我不签字，得罪了山东人，签字，全国人受害，请诸位自加计较。诸位回去不必向人详说这一切，只说陆代表跟山东人一齐受苦。”云云。

源济

一五四、反日爱国运动遍全国

    当全国反日运动激烈澎湃之时，山东又发生了麻烦。8年7月1日，日本宪兵在济南纬五路捕去了齐鲁大学学生王志谦。这一来简直是火上加油，已经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更添增了新的火药。当天下午济南学生千余人集合向山东省长公署请愿，要求省政当局立刻向日本领事严重交涉，立即释放王志谦，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省长沈铭昌立即派交涉员唐柯三前往交涉，请愿学生站在公署门外等候结果。直到天黑了很久，唐柯三才垂头丧气地跑回来说：日本领事不但不放人，还提出反要求，要求赔偿日商在这一时期因山东抵制日货所受损失，同时保证以后不再抵制日货，才释放王志谦。

    唐柯三的消息同炸弹一样爆发，引起所有中国人无比的愤慨，佥认日本人这种霸道行为，只有把事情搞得更糟。

    学生们决定不解散请愿队伍，一直到日本领事无条件释放王志谦为止。这时许多爱国市民也自动来参加，因此请愿队伍骤增为5000多人。沈铭昌再派唐柯三去交涉，同时对请愿群众表示，本人宁可牺牲省长职位，决不屈从日本人。沈的讲话赢得群众热烈而长久的掌声。

    唐柯三再去日本领馆，由晚上10时半直到天明5时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来，他的彻夜交涉，总算带来一个勉强满意的消息，日本领事已把王志谦移送警察厅。沈铭昌即请学生代表赴警厅接出王志谦。

    7月7日济南的日本侨民借口巴黎和约告成，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大会，这是示威和挑衅的行动。中国商店为了避免引起纠纷，就提早关门。不料夜幕低垂，灯火初上时，竟有不少日本浪人出现，公然在街上挨家挨户敲门，勒令他们开市，有一家泰康商店不开门，竟被浪人捣毁了全店。

    日本人多数喝了酒，带着酒意在街上横冲直闯，有一批日人追赶一个英国人，英人逃入烟草公司，日本暴徒们竟然冲进去捣毁了英美烟草公司的门窗。这时日本领事接到电话，乘汽车赶来，才把一群日本浪人喝退。并向英美烟草公司道歉。公司向日馆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日馆也一口承允。

    山东交涉员唐柯三也到日本领事馆，要求对于日本浪人捣毁泰康商店事，照英美烟草公司的办法处理，可是日本领事馆却沉下脸孔来说：这案子还需要调查！

    山东省会济南简直成为日本暴民的世界，这些暴民因为有日本领事作后盾，所以敢为所欲为。

    山东各地都有日警或浪人侵害中国人，7月17日青州车站的日本警察进城捕去第十中学学生马忠怀，28日才释放出来。胶济铁路沿线村庄，经常有日本军警前来进行搜查，许多村民糊里糊涂便被捕去，官厅也不敢过问，因此村民们计划组织“联庄会”进行自卫。这一期间，日本人真的已把山东当做是日本领土了。

    北京政府怕山东闹出麻烦，因此于7月25日宣布济南戒严，并派参战军第二师长，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另以屈映光署山东省长，撤换了沈铭昌。

    马良是个莫名其妙的小军阀，他有一支“技术大队”，专门对付爱国的抗日活动，到处干涉人民开会，解散救国团体。7月22日，他在估衣市街走过，看见回教徒所开的店铺“金家铺”贴有爱国公约，立即派技术队的队兵到回教救国后援会去，把会址捣毁，拘捕了会长马云亭、会员朱秀林、朱春祥兄弟，给他们加了一个罪名是结党集会，扰乱治安。接着他又带领队兵，浩浩荡荡地前往山东师范学校，召集学生训话。他的演讲妙不可言，他说：“我是一个国技家，我有万夫莫敌之勇，因为我身怀绝技，所以我没有权利思想，如果我有政治野心，督军一职早已到手了。现在我之所以出头露面来维持社会秩序，是因为暴民倡乱。”他说得兴起，竟慷慨激昂大声咆哮说：“今天早上我拿获了三名倡乱的首领马云亭和朱家兄弟，我办起事来是铁面无私，马云亭虽是我的回教教友，我就先拿他们开刀。我警告你们，谁敢再扰乱治安，图谋不轨，你们可以看马云亭做榜样。”

    马良认为参战军是靠日本贷款成立的，所以要“效忠”日本，他常对士兵训话时说：“一个人必须饮水思源，咱们参战军是靠日本人成立的，你们穿的是日本军服，用的是日本军火，我们不可以反日，反日的是暴民。”

    马良所执行的戒严，简直就是镇压反日爱国活动，所以学生们群情激愤。

    8月3日上午，济南各校学生代表300余人一同到督军署请愿，要求取消戒严，释放爱国分子，禁止军人替日本人采办粮食。马良听说学生在督军署请愿，立即派兵赶来驱散学生，扯碎了学生请愿书，并将为首学生刘文彦等16人拘捕。这一来，学生们同深愤慨，300多名学生一齐跟在被捕同学后面，愿意一同坐牢。军队们把被捕的16名学生押到第一师范，请愿学生随在后面，他们被隔在大门外，可是全都屹立烈日下，不稍后退。一直僵持到下午2时，马良乘马率军赶到，叫开了大门，把门外的300多学生一齐驱进学校的第一教室。

    马良把300多请愿学生一齐驱入第一师范的第一教室后，他就跳上教员讲桌对学生训话。他大骂学生扰乱治安，破坏戒严令，受过激派的指使，而且男女混杂，不成体统。他的训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令人不忍卒闻，于是有一位医科学生吴夏蒲起而抗辩。吴说：“我们没有受人利用，我们今天这样做，是受了良心的驱使，我们是爱国！”马良看到公然有人向他顶撞，大为光火，立刻喝令卫队把这个发言的学生抓出来打三十大手板，他那如狼似虎的技术队兵就恶狠狠地跑过去，用大刀压在吴夏蒲的头上，把他拉到讲台下，一五一十地打吴的手板，吴夏蒲被打得痛极而哭，于是全体学生也哭出声来。

    马良听到学生们在哭，更是火上加油，大声叱责说：“不许你们哭，再哭就一齐挨打！”接着他命令士兵把吴夏蒲押下去，和已经扣留的16个学生关在一起，都用绳子绑了，等候枪毙。然后他气汹汹地大踏步而去。

    马良离开第一师范就去督军署谒见督军张树元，要求批准枪毙17名请愿被扣的学生，借以收镇压之效。张树元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却不敢枪毙学生，所以予以拒绝。于是马良回到第一师范，他当然不说督军不批准他枪毙学生，而说是他自己不忍心枪毙他们，要他们安分守己，不可胡闹。讲了一番废话，直到晚间7时，这17名被扣的学生才由山东省议会议长出面保释。

    学生虽然死里逃生，可是早先被抓的爱国人士都遭了殃。8月5日山东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会员朱秀林、朱春祥兄弟被严刑拷打后，判决枪毙，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马云亭是位爱国的老人，须发皆白，年已七十有二，他是一位医生，平素待人和蔼可亲，无数穷苦老百姓都受过他的照顾。当他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时，是一幕非常动人的镜头，他态度从容，没有畏惧，一边步行，一边向市民告别，他劝大家不要气馁，为爱国而死，死得其所，不要替他难过，他已近70岁的人，死期不远，如此而死，虽死犹生。又勉励大家爱国，献出力量来救国，人人都爱国救国，中国便得救了。他真是从容赴死，视死如归。济南市民流着眼泪，跟随他，听他讲演。

    当他从容进入刑场时，有些市民失声而哭，他却既镇定，又庄严，使到行刑的刽子手都不忍放枪，第一个刽子手放枪时，竟双手震颤，换了第二个也是一样，最后由一个刽子手靠近他的背后，闭了眼放枪才完成这个悲剧。

    这是个可耻的悲剧，马良杀害了伟大的爱国老人。

    马良为了献媚日本人，杀害自己的同胞，杀害回教教友（马良和马云亭都是回教徒），这个血案震动了全国。因此由于济南的枪声，再度激起了全国各省市人民代表的请愿高潮。

    8月23日，直隶、山东和北京的代表们联合大请愿，要求北京政府撤换马良，同时加以惩治。请愿代表们到总统府，徐世昌闭门不见，请愿人士则非见总统不可，相持到夜晚，北京政府出动大批警察，拘去代表38人。当天国务院通电各省，解释并非拘捕代表，而是“送厅安置，候查明来历，分别遣返。”同时替马良辩护说：“并无蹂躏学生，虐待学生情事。”又说：“人民向总统请愿，乃是非法行为。”

    8月26日，北京、天津的代表32人进行第二次请愿，当晚露宿新华门外。27日北京学生也加入了请愿团。因此请愿者增至1000余人，都露宿在新华门外。28日大雨，请愿的人们遍身淋漓，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其中女学生多人也拒绝离开。请愿学生抽出400余人向国务院请愿，国务院派人向他们解释说：“马良在济南所行所为，有功无过，他所杀的都是土匪。至于在济南戒严，是防止日本浪人暴动，防止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兵占领济南，并非对付本国人民。”

    全国各省的请愿代表陆继赶到北京，都集中新华门外，总统府陷于请愿代表的大包围中。因此新华门、西苑门、福华门和集灵囿的总统官邸都紧紧关闭起来。

    北京政府内部，在对付请愿团应该采取哪一种方法展开了争论，徐世昌主张用和平方法处理，段祺瑞一派则主张用武力驱散请愿团。结果，徐世昌的主张获得通过。

    28日下午1时，北京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用两人夹一人的办法，将请愿代表领袖30余人夹往天安门集中，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前来劝告他们，要他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解散请愿团，这些领袖们当然拒绝。

    晚上8时，又有一批军警到天安门，搜寻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因此和死力掩护马骏的女学生们展开了一场争夺战，马骏终被夺走。11时警察厅派来汽车多辆将女学生们强迫推入车中，分别予以遣散，其余请愿代表则被带出天安门遣散。

    马骏于30日才获释放。

    北京政府为什么要抓马骏，因为他们眼中，马骏是个危险人物。当天津商界在6月10日宣布终止罢市时，第二天天津学生代表马骏等七人曾往市商会提出质问，于是天津又于12日罢市。所以北京政府便对马骏特别刮目相看。

    北京政府对付请愿转趋强硬，9月3日，把京畿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北京卫戍总司令部。同时，教育部严令学生不得集会结社，即使在学校内开会，也要遵守治安警察法，事前呈报警察厅，听候派员监视，如有违法，即予惩治。

    相反的，各省的请愿行动也变得很积极。纷纷推派代表进京。北京政府曾密令各省当局阻止请愿代表进京，各省代表则使用各种秘密方式，逃过各省当局的耳目，向北京进发，先后到达请愿的目的地——北京。

    9月30日，到达首都的，有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直隶六省代表卅一人，秘密决定于10月1日上午先在中央公园集合，然后同赴总统府请愿。怎知这个消息却走漏了，当他们第二天早上分别到达中央公园时，军警们早已严阵以待，并且断绝了天安门一带的交通，代表们不能不变更计划，采取分批的办法，直接到新华门集中请愿。于是他们直奔新华门，到达后，即要求晋见总统，徐世昌仍不接见，派曾彝进出来和代表们谈话，曾说：“各位远来都很辛苦，你们请愿，把对象弄错了，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依照《约法》的规定，人民请愿，并无向总统请愿的规定，所以请你们去国务院。”代表们回答说：“如果讲《约法》，《约法》上也没有规定不许人民向总统请愿的一条。现在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总统是一国最高元首，应该要处理重大问题的。”一方拒绝，一方一定要见总统请愿，便僵持了。请愿代表坚持不退，北京政府只得又出动警察，把31位代表全部挟往警察厅，限令他们于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否则押返原籍，他们不肯具结，便一直扣留。

    双十国庆快到了，全国学生准备借国庆在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爱国讲演。北京学生定制了7万个馒头，上面印上“打倒军阀”的字样，准备在10月10日散发给听讲的群众。不料被警察机关发现，遂将全部馒头扣留。学生代表们到警察厅交涉，警察厅才予以发还。

    10月10日，北京中等以上28校学生约5000人，从上午10点钟即分途在北京城内外演讲，北京的军警并没有加以干涉。12时，各路讲演队在中华门集合，军警阻止通过，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跑来劝告他们散队，他们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处继续讲演。下午有部分学生在中央公园一带散发“打倒军阀”的传单。

    在上海，也有盛大的国庆纪念。全上海市的商店都停业一天，晚上还举行提灯游行大会。

    北京和上海的国庆活动，都没有发生事故，大约北京政府觉得国庆日总不好意思闹出什么不幸的事情吧！

    北京和上海在8年国庆日虽然没有发生不幸的事情，可是天津却发生了。

    天津市准备以大游行来庆祝国庆，10日早上，天津市民约四五万人都集中在南开大学的操场，准备出发游行。突然天津市的警察厅长杨以德派出了武装警察赶来阻止游行的群众出发。双方剑拔弩张，空气甚为紧张，学生代表出来交涉，担保没有意外发生，警察置之不理。双方相持约一小时，游行前队认为不冲是没有办法通过了，因此就一拥向前，强行通过，旁观的市民也大声疾呼，呐喊助威。这一来，激怒了警察，在你冲我阻的情况下，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警察先动手了，他们举起枪柄，向学生迎头乱打。

    当然在这种失去理智的冲突中，学生被打伤的很多，可是游行队伍群情激昂，他们集中力量向前猛冲，警察的封锁线便被冲破，游行队伍先到天津警察厅，质问警察为什么持械伤人，阻止国庆游行？

    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是存心要对付学生和群众，他早已布置了保安队、马队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在警察厅外重重把守，他没有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只是派人出来传话，他说：“你们不必和我找罗嗦，我就是这样办，你们要讲理讲法，可以到法院告状。”游行队伍知道杨以德蛮不讲理，于是折了回来转向直隶省公署去请愿，可是因为这天是假期，公署里没有人办公。

    11日天津学生罢课抗议杨以德压迫学生和市民。杨却反控说在游行队伍中发现抗税标语和推倒政府的传单。

    22日天津市民和学生代表万余人向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撤换杨以德，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兄弟）亲自接见，向学生们表示歉意，并且慰问请愿群众，认为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大家为国事而辛苦，实在钦佩。关于撤换杨以德一事，表示“自有办法”。请愿的群众认为满意，当天就终止了罢课。

    可是曹锐的支票并没有兑现，等了一个星期仍无消息。10月30日学生们举行了第二次请愿。曹锐仍然满堆笑脸劝学生们冷静地忍耐，再等等看，自己正在努力中。学生们体谅到省长不能直接罢免警察厅长，需向北京请示，而杨以德在北京又有靠山，所以对曹锐还是体谅。一直到第三次请愿，曹锐对学生的表示，好像有难言之隐。其实很简单，曹锐是直系，而杨以德是段系所支持。

    11月19日，天津日领船津，公然致函北京政府农商部，抗议天津商会选出卞荫昌为会长，要求改选，因卞为救国十人团团长。天津市民对此极为忿怒，也要求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撤换船津领事的要求。

    福建也是在日本势力范围下，其处境近似山东。

    福州市有一个发国难财的商人，他是福州总商会会长黄瞻鸿——恒盛布店的老板。福州学生查出他在抵制日货期间私藏了大量日货，因此向他质问。6月14日，这位奸商堆着满面笑容邀请学生代表到他家里检查存货，怎知学生们受了骗，黄瞻鸿把学生们骗进家去，就关闭了大门，指挥家丁痛打学生，还加上匪徒行劫的罪名，向督军报告，16日福州学生千余人到省议会请愿惩办不法奸商，督军李厚基派兵把全体请愿学生带往第一中学予以监禁。李厚基向北京政府诳报被扣的全是匪徒，手持白旗，遍布街市，倡言杀人，为了防止日本派兵登陆，所以将这些匪徒悉数逮捕。

    李厚基的诬告，引起了福州各界极大的愤怒，因此采取罢市罢课行动表示抗议，李厚基受到巨大的反抗，被迫于18日释放了拘押的学生，同时把奸商黄瞻鸿兄弟拿送检察厅拘留。几天后，又把黄氏兄弟送入陆军医院，然后偷偷放走了事。

    6月20日，日本派来了三艘军舰到福州来示威，日本领事要求福建省当局取缔抵制日货，解散爱国团体，禁止各报发表抗日言论，否则日本将断然采取必要行动。

    11月6日，学生表演新剧，剧中以日本侵害中国为主题，突有日本浪人跑来，跳到台上痛打演员。福州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勒令学生停演。下午又有日本浪人百余名，身怀凶器入城挑衅。有七个青年会学生坐了人力车经过大桥头，被日本浪人拉下车来，施以毒打。其中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另外四个学生拔足狂奔，日本人紧紧追赶，一直追到青年会，日本浪人竟公然在街上开枪，打伤了其中一个学生。青年会美籍教员段仿华闻声跑出来，日本人竟击以铁尺，段仿华被击，痛极倒地。警察闻声赶来调解，不料日人不由分说，竟开枪射击，而警察奉令不许对外人放枪，因此被夺去马枪二支。警察无法还击，只好大鸣警笛，大批警察赶到，日本人才慌张夺路逃走。警察当场捉到放枪的福田原藏，及身怀凶器，化装为中国人的与津良郎和三木小四郎三人。另七个日本浪人则逃到顺记菜店，被市民和警察包围，他们就跑到楼上开枪拒捕。子弹用尽了，他们把桌椅用具当作武器抛下楼来，有的爬到屋顶投瓦片。一直到警察奋勇登楼，他们才停止战斗，把他们的身份表示出来。原来他们是日本领事署的职员，其中一人就是领署警察长江口善海。因为他们有外交官身份，警察也不敢逮捕他们，只得电请外交交涉员转告日本领事署，请他们派人来把这十个肇事的日本浪人领回去。

    在这次闹事中，由于警察不敢对日本人开枪还击，所以闹事的十个日本浪人，一个也未受伤。可是中国方面却有警察史孝亮胸腹部中四弹，马江海军学校学生刘祥开腿部中弹折骨，市民朱伊才弹穿肋骨，均人事不知。学生郑学谦、刘钟植均受刀棍重伤，黄玉苍受伤晕绝，所携现钞1000元被劫去。受伤者共计十人，均由日领派人到场认明。还有顺记西药店所受损失约3000元。

    17日，福州各学校一致罢课，各商店一致罢市，抗议日本人的暴行。各界人士在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向日本领事提出惩凶、恤伤等严重交涉。17、18两日福州街头上仍然发现日本浪人追打学生情事，美国领事要求派警保护各教会学校。这次福州事件，本来是日本人有计划要制造事端，作为侵略的借口，以便于开来炮舰直接镇压中国人民。所以凶案发生的当天，福州日领就电请日本政府火速派舰来援，19日日本政府命令佐世保第二十一驱逐舰出发，20日就有日舰两艘驶抵马江。

    福州日人的暴行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和愤怒，于是反日的爱国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在各地爆发，因为新的刺激，使原已要爆破的火山，缺口更增扩大。

    21日，北京学生代表分途向外交部、教育部请愿。22日北京政府电令驻日代办庄景珂向日本政府抗议，并提出赔偿损失，抚恤伤亡，撤退在马江的日舰等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对于赔偿和抚恤等问题，承认派员查明办理，至于撤退兵舰一事则不予接受。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对民间排斥日货运动的取缔没有尽到力。同时日本驻华公使还向北京政府提出制止各地抗日排货运动的反抗议。

    23日，日舰“嵯峨”、“樱橘”又开抵福州大桥下，并且鸣炮18响，派水兵登陆游行示威。北京政府在人民请愿游行和日本炮舰示威的双重压力下，真是左右为难，顾人民则怕得罪日本，顾日本则良心既不安，人民的愤怒更无法遏阻。在这种情形下，只得授权福州地方当局，令他们直接和日领交涉。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认为北京中央政府简直是开玩笑，这等大事地方政府如何办得了交涉，自然是中央政府的事，中央政府万万不可以打太极，敷衍和推诿，所以一再要求，对于和日本交涉事宜还是请中央政府和日本驻京公使办理。

    福建全省也和山东全省一样，学生和人民愤怒到了顶点，他们都了解政府在对外交涉上硬不起来，如果不挺身站出来，则日本人得寸进尺，最后必然吞吃了福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民已实际体味到了。

    福州凶案发生后，全国震动。11月23日，上海各界召开声援闽案大会，提出（一）惩凶、（二）撤领、（三）抚恤伤亡、（四）惩办日本领署参加暴动人员、（五）日本政府应向中国谢罪、（六）撤退日舰、（七）保证今后日侨不得携带武器、（八）取消日本在福州的领事裁判权。

    27日，北京的闽籍学生在北大开会，高师学生刘庆平当场慷慨激昂，斩断手指，以示抗议。北大和闽籍学生代表，要求北京政府认真进行交涉。27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劝告人民对闽案应静候解决，“切勿别生枝节，致贻彼方口实。”

    为了抗议福州日人的暴行，北京学生决定举行一次游行演讲示威运动。这次示威运动不罢课，参加的学生都是请假前来的。29日上午11时，北京中等以上34校学生三万余人在天安门集合，12时出发游行讲演，下午3时回到天安门集合散队，军警未加干涉。

    上海学生自12月3日起停课四天举行爱国讲演，并且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以抗议福州日人的暴动。

    12月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福建同乡会等17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与会人士约10万人，公推商会会长安迪生为主席，由于北京商会对抵制日货缺乏热情，因此这次大会故意推商会会长为主席，以迫他表明态度。下午1时开会时间已到，安迪生却无影无踪，没有出席，大会乃改提断指的刘庆平担任临时主席。群众们对于安迪生迟迟不到表示不满，在群情愤激中有人大呼推翻总商会。就在这个时候，安迪生率商界代表千余赶到，他站在台上代表商界全体，表示一致坚决抵制日货的人民公意。与会群众要求商会签字为信，安迪生承诺商界全体在三天内将现存日货封存不卖，群众认为不满，嘘嘘之声大作，几乎闹出事来。幸而大会主持人向到会群众说明，今天大会的目的是一致对外，劝大家冷静下来，不要引起内部纠纷。大会议决声援闽案各条，与各省市所提者大致相同，另外发表对世界各国的宣言，否认一切中日密约的效力。

    由于这次大会的规模和结果，北京抵制日货运动才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北大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从10日起派人到税关检查进口货。各业商人在商会集体宣誓，永远不进日货，并且用电报通知日本退货。日本工商界看出中国人抵制日货是有决心贯彻的，因此日本民间和商界才开始发出改善中日关系的要求。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得寸进尺，不幸中国抗日的情绪，在民国初年只表现在民间，而政府的表现则是软弱无能，这给日本侵略者一种极大的鼓励。

    这一时期，各省都发生军阀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同时迁怒于教育事业。

    12月1日福州学联被福建督军李厚基封闭，因而福建旅京同乡会发起了驱李运动。12月10日南昌学生宣布罢课以抗议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学校，罢课了两个星期。直到23日才恢复上课。24日济南学联也被查封，山东督军张树元派兵监视各校，禁止学生外出，兵士打伤了夺门面出的学生多人，于是激起了24日全市各校罢课的风潮。学生提出恢复学联、撤退军警、惩凶恤伤等条件。

    北京方面，学生运动益趋扩大，12月15日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步湖南后尘，因生活困难而宣布全体停职。不过他们除了经济要求而外，还有政治要求，要求撤换当时的教育总长，安福系走狗傅岳棻。31日小学以上各校校长也加入了停职行列。

    9年1月5日，北京各校教职员更整队到教育部向傅岳棻部长“献旗”，旗上大书“寡廉鲜耻，恋栈不去”八个大字。9日国务总理靳云鹏在接见教职员代表时答应发教职员薪金时不搭发纸币，并在短期内撤换傅岳棻，12日停职风潮才告平息。

    9年1月1日，济南学生在取得官方同意后，假座大舞台表演话剧，不料又有武装警察前来干涉，当场引起冲突。学生被打伤了七八十人，全体演员均被捕去。济南学联为此召开会议讨论对策，那位克星马良却又杀气腾腾地带领一批打手赶到。他像以前一样，站在台上向学生训话。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只有自己才爱国，当官的人都不爱国，要知道做官的人，也做过学生，我从前做学生时就是一个爱国者。你们不要上那些政客的当，政客一天到晚好事不做，搞风搞雨，专叫你们搞坏事，你们看，福建的学生不是自白让日本人打死，山东和福建一样，都在日本势和范围内，日本人都带了手枪，打死你们几个，你们还不是白死。我看你们还是乖巧一点，不要瞎闹事。”

    马良大发一番议论后就走了，他走后，学联立刻提出撤换警察厅长金荣桂、教育厅长袁立意，同时要求政府恤伤。政府若不接受，即进一步采取对付手段。1月3日济南全体教职员宣布“同盟罢工”为学生后援。这时候，山东督军已换了田中玉，田督军刚到任，不愿意让事态扩大，因此接受了学界的要求，撤换警察厅长。

    1月19日济南各校复课。

    爱国运动和学潮此起彼落，山东学潮因新督军上任而有了收获。天津又发生了新事件，本来天津学生要求北京政府撤换杨以德，不但未获批准，杨以德反而受到北京政府赏识。另一方面，天津日本领事船津要求天津方面取缔学生检查货物，1月24日杨以德就奉命维谨地逮捕了学生代表八人、各界代表七人，查封了学联和各界联合会。29日天津学生5000余人又一次向省长曹锐请求撤换杨以德，释放被捕代表，恢复学联与各界联合会。曹锐竟把省长公署大门关闭起来，拒绝接见学生代表，学生代表想从门槛下蛇行而入，俾进入内将大门打开，门内军警却先将大门打开，呼跃而出，打伤学生50余人，并将学生代表四人绑缚游街。天津学潮发生后，1月31日北京39校学生万余人冒雪游行表示抗议，上海各界也召开国民大会，发表了声讨段祺瑞、徐树铮等人的宣言。段祺瑞是主张对学潮采取强烈压制行动的，因此他对山东的马良、天津的杨以德都予以称赞，面斥靳云鹏办事糊涂，毫无办法，致使学生气焰嚣张，无法无天。

    2月1日北京军警举行秘密会议，段芝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计划。会议决定由军警当局联名质问教育部有没有办法制止学潮，如果没有，他们将采取激烈行动。2日教育部长傅岳棻召集校长会议，把军警当局质问函分发与会校长阅读，劝告各校校长自行约束学生，不然的话，闹出麻烦，教育部是无能为力的。

    北京学校从1月31日大游行以来已没有上课，各校校长接到靳云鹏的秘密通知，知道军警方面要采取直接而强烈的行动，因此劝告学生暂避风头，让校长们出面交涉释放天津被捕学生。3日下午，校长代表到国务院交涉，靳表示在目前情形下，政府殊不便释放天津学生，并且暗示说，山东问题将和日本直接交涉。校长们指责靳云鹏身居国务总理不应任人摆布。靳也反唇相讥，引起了一场口角，不欢而散。

    2月4日，外交部代理部长陈箓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日本公使交来的抗议，会议通过了对学潮的处理，将采取严厉手段。

    可是学生并没有退缩，2月4日北京演讲的学生更增至七八千人，光是前门一区就集中了3000人左右。他们站在通衢大道上大声疾呼，指责北京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人民必须勇敢地站立起来，不许他们卖国。这时突然有一批军警乘坐汽车向人丛中冲入，有些人因闪避不及而被汽车撞倒，激起了公愤，当场捣毁了这部汽车，军警乃即出动，用刺刀和枪柄打伤了学生十余人，并且逮捕了学生1600余人送往天安门拘禁，这些被捕学生，到晚间才被释出。

    2月5日，北京学生继续出动七八千人到街头演讲，北京政府事先已调来第九师兵士2500人张幕于中华门内，当学生集中时，军队即出动袭击，打伤了学生数十人，并逮捕了学生代表43人。

    当天晚上，北京军警当局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吴炳湘和安福系重要分子曾毓隽等，在北池子日本人大仓的住宅开会，日本人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公府顾问青木中将、参战军督练官坂西中将和资本家大仓。这次会议决定强硬的行动，不理北京政府和平解散的命令，直接采取严厉行动，取缔学潮。当晚就将所捕学生43人移交北京卫戍司令部收押，不许亲友探望。

    2月6日，北京处于军警的直接控制，各校均由军警把守，不许学生外出，电话线也被割断，北大、高师两校受到更严密地封锁。前门一带军警林立，全城各主要路线也都布满了警戒哨，如果发现演讲学生，即行逮捕。因此学生们无法进行活动，预定举行的国民大会也无法召开，校长代表想到国务院交涉释放前一天被捕的学生，也被军警阻止。

    同时，在强硬派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发布了“严厉取缔和镇压学潮的命令”。全文如下：

    “近年以来，学潮颓靡，法纪不张。以诸生隽异之姿，动辄聚众暴行，自由行动，国家作育英髦，期望至切，迭经明令剀切诰戒，申明约束，深冀其濯磨砥砺，勉为异日致用之才，诸生等果知自爱爱国，当亦憬然悔悟。乃据京师警察厅报告，本月四日，京师各校学生，有在前门外排列演说，阻断交通，并有击毁车辆毁伤行人情事。而日前直隶省长，亦有学生包围公署，击伤警卫，不服制止之报告。似此扰乱秩序，显干法纪，著莪之选，沦于榛棘，甚为诸生惜之！自来学生干政，例禁綦严，诚以向学之年，质性未定，纷心政治，适隳学业。抑且立法行政之责，各有专属，岂宜以少数学子，挟出位之思，为逾轨之举。在国家则有妨统驭，在诸生亦自败修名，在政府虽爱惜诸生，而不能不尊重法律，须知国家生存，全赖法律之维系，学生同属国民，即同在法权统治之下，负执行法律之责者，讵能以学生干法，置之不问？兹特依据法律，再为谆切之申告，自此次明令之后，应即责成教育部，督饬办学各员，恪遵迭令，认真牖导。凡学生轶出范围之举，立子从严制止，总期销弭未萌，各循矩矱。其有情甘暴弃，希图煽乱者，查明斥退，情节重大，构成犯罪行为者，由司法官厅依法惩办。办学各员，倘有徇庇纵容，并予撤惩。总之军纪所在，不容凌蔑，政府以国家为重，执法以绳，决无宽贷，其共懔之！此令”。

    令下后，又饬京师警察厅，根据自治警察法条例，布告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暨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员联合会，一体解散。

    2月7日是星期天，因此形势较为和缓，各校驻军撤退，由警察和便衣来接替，电话也恢复通线，不过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则仍被禁止外出。各校学生乃秘密决定自下星期一起改为上午上课，下午出外演讲，并且约定寒假不回家，以倾全力进行爱国活动。

    10日，出外演讲的学生却都受到驻校军警的干涉，11日学生们改为分散出发，每组只有二三人，可是也不能逃避军警的耳目。从17日起，学生决定停止演讲，恢复全天上课。

    15日，北京学联、教联均被查封。

    北京政府在这时期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地位。9日起，靳云鹏不敢到国务院办公。13日陆徵祥、陈箓请求辞职，外交部因无人负责而停止办公。17日陈箓被劝回部，以应付对外事务。

    3月5日，卫戍司令部把已被捕的学生代表43人移送至法院。4月7日由校长保释了学生代表方豪、王名烈、夏秀峰三人。由于法院不许其他学生交保，北京学生又展开了集体自首，第一批自首者189人，第二批自首者246人，第三批自首者588人。北京检察厅对于自首的学生一概不予接受。

    在全国反日爱国运动中，段系变成亲日派，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徐树铮疑心冯国璋在捣鬼，幕后策划，又疑心冯将南下另组政府。而徐世昌则也想拉冯，以统一直皖两系，自己坐到北洋派最高领袖地位，所以早在8年秋天，就派师景云赴河间冯的原籍去迎冯入京。冯鉴于陆建章之被杀，怕徐树铮下他的毒手，因此迟迟其行，由河间到了天津，徐世昌虽然一再去电催他入京共抒国难，他则一再犹豫，不敢动身赴京。

源济

一五五、和谈两个难题

    南北和会除了地点、人数、名称问题难以解决外，还有两个实际难题，一个是陕西省停战问题，一个是段祺瑞主持的参战军的存废问题。

    关于陕西问题要从陈树藩说起，陈树藩是陕西安康人，在陕西军中当下级军官，一步一步地爬到旅长地位。民国5年乘各地讨袁，陕西革命党人胡景翼发难活捉陕西将军陆建章长子陆承武，逐陆建章出关，陈树藩乃乘机率军由大荔驰至三原，组织陕西护国军，自称总司令，进入西安，综管省政，向段祺瑞递门生帖，5年10月正式升为中将，取得督军地位，变成了皖系附庸军阀之一。

    陈在陕西驱逐了省长李根源，俨然关中之王，克扣军饷，横征暴敛，勒种鸦片，声色自娱。由于他的胡作非为，陕人无不切齿。6年10月耿直以警备军在省城举义讨陈，巷战两昼夜，失败走蒲城，死城下。郭坚亦在蒲城自立。11月胡景翼所部营长张义安举兵三原，击败陈树藩部下曾继贤、严锡龙军，进迫西安。7年1月胡景翼在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陈树藩打长途电话给胡说：“你不要把对付陆建章的手段对付我，你是认错人了。陆建章年过五十，腰缠千万。六年前我是一个穷学生，现在仍是一个穷军人，谁反对我，我就和谁拚命。”

    陈虽大言不惭，可是陕西反陈的民军遍地皆是，曹世瑛率部自陕北来。卢占魁率蒙古骑兵数千人占榆城。高峻则占领白水、韩城及沿河诸县。樊钟秀则率河南民军战于省南，袭击潼关。张义安围省城，陈树藩伪称求和，张乃撤退至鄠县，陈树藩大军至，张义安措手不及战死，郑宝珊、董振五以余众退渭北。陈树藩乃向北京及邻省河南乞援。段祺瑞命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援陕，即以刘为陕西省长。

    7年6月，陕西靖国军公请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元勋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于乃偕王玉堂取道山西渡黄河，向北经宜川、延长而抵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张钫为副司令，井勿幕为总指挥，下辖郭坚、樊钟秀、曹世瑛、胡景翼、高峻、卢占魁等六路。惠又光一旅则屯渭北省西。

    10月中旬靖国军誓师讨陈，先渡渭水。渭南守将姜宏谋与胡景翼原有私交，即开城迎降，胡单骑入城接洽收编，不料乃是诈降，当场将胡扣留，并解往西安。

    陈树藩颇懂政治，他不杀胡，却要胁胡写信给他的部下投降，胡也答应写信，但他在信中使用暗号，表示自己决不投降陈树藩，于是胡的部下便推举支队长岳维峻代理司令。陈树藩派员赴胡部招抚，又派第三旅旅长李天佐到板桥，均被靖国军击毙。

    7年11月下旬，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受于右任命迎叶荃军于西路，会商共同作战方略，归途经凤翔到兴平防地，陈树藩使民军内奸李栋材伪造郭坚的函件，邀井到兴平南仁村开会，井不疑有他，于11月21日轻骑前往，遂中计被杀，李栋材把井的首级带到西安去报功。

    于右任令四路军副司令田玉洁裹帛为首，将井的遗体葬于泾阳。于有哭井勿幕诗：“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

    陕西靖国军先后受到胡景翼和井勿幕两事的挫折，但仍继续有开展，南北和会召开时，陕西靖国军的六路军在陕西全境奄有广大的地盘。其分布是：第一路司令郭坚驻防乾县、武功、岐山、扶风、眉县。第二路司令樊钟秀驻防盩厔。第三路司令曹世瑛驻防交口、高陵、三原、乾城、洛川。第四路代司令岳维峻驻防泾阳、三原、富平。第五路司令高峻驻防郃阳、澄城、关山、兴市。第六路司令卢占魁驻防三原、高陵、同安、耀县。还有云南督军唐继尧所属川滇靖国军也进入平利、兴安、镇巴、紫阳一带。而陈树藩所保有的地盘，一天比一天小。

    就和会来说，南北两军的主要战场在湖南，陕西不算是重要战场。可是因为湖南战场发生了变化，段祺瑞便想在陕西开僻第二战场，借以继续南北战争。所以在和谈进行前，他调遣大批北军投入陕西战场，以图在短期内消灭陕西民军。他称陕西靖国军为土匪，不承认为南军，并把陕西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剿匪，以示与南北战争无关。

    段派赴陕的军队是奉军许兰州部，和会召开时，又调第四混成旅张元部开入陕西，并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出兵长武、邠县，与驻防凤县的陕南镇守使管金聚（兵力有一混成旅），以及由四川逃到汉中的刘存厚（兵力约有两师），合力进攻靖国军。这一来陕西境内的北军与靖国军双方兵力共达20万人，因此陕西全省成为一座满目皆兵的大军营。

    和会召开前，南北双方都曾下过停战令，约束双方军队各守原防，一切问题留待和会处理。但是段祺瑞却要了一个花样，提出所谓南北两军占领区应当维持战争发生前的状态，这就是说，陕、闽、鄂西南三个地区内的南军都是在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都应当退还北方。他又进一步提出所谓剿匪问题，诬蔑陕、闽、鄂三省南军为土匪，剿匪不是打南军，剿匪区域不应当划在停战区域内。

    由于北方提出剿匪问题，南北双方于是又展开了“匪”与非“匪”的笔战。北方把郭坚、樊钟秀、卢占魁等都说成是土匪。南方质问说，难道于右任也算是土匪吗？北方承认于右任不是土匪，劝他快快离开匪巢。南方又质问说：“难道陈树藩所收编的王飞虎、白翎子、徐志毛等都不是土匪吗？”

    南方议和代表到上海后，提出条件，要求全面停战包括陕西在内。李纯提出五项建议：（一）停战区域包括陕、闽、鄂三省。（二）北方援陕、援闽军队均停止前进。（三）双方议和总代表共同派员到陕西监视停战。（四）陕、闽、鄂三省由双方将领划定停战区。（五）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卫民。

    除了陕西停战问题外，还有一个是参战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参战问题已不存在。可是段系的人已把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同时把参战借款提用来编组边防军。徐树铮出长西北边防筹备处。

    边防军成立了四个师，由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为师长。这是段对北洋军失望后，欲以新军来统一全国的第一步。西南方面在和谈前即提出撤消参战督办，停止参战借款，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散参战军等问题。不过西南方面也知道，如果要北方履行这些条件，徐世昌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来岂不是把问题更搞糟了。所以这些问题便不作先决条件而作为议题交付和会讨论。

    中国派遣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人选问题也是南北双方争端之一，这也是对政府的权力问题之一。北京政府指定以陆徵祥为代表团团长，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这个代表团名单中只有王正廷一人是西南方面的，因此西南方面要求加派伍朝枢和王宠惠二人为代表。

    前面曾提到北方议和总代表人选问题。本来徐世昌主张由李纯担任，皖系全力反对，梁士诒也被安福系反对，段想要王揖唐担任，王是安福系首领，西南护法就是反对安福国会，王揖唐自然不是一个适当人选，徐乃宣称王是众议院议长，与梁士诒是参议院议长同样不适宜于担任议和总代表。最后徐接受了梁士诒的意见，梁北返前在香港曾和唐绍仪见过面，唐表示朱启钤是个适当人选。徐乃提朱为总代表。王揖唐和朱启钤都是徐世昌的拜门学生，王后来变成段的私党，而朱则是旧交通系，所以和徐仍保持良好关系。

    西南对于朱启钤为北方总代表，也有不满的声浪，非常国会中约有100名议员联名通电指责北方增兵陕、闽两省，缺乏和谈诚意。同时认为朱启钤是安福国会的副议长，又是洪宪王朝的帝制犯，因此反对。

    南北双方既然在和谈前意见分岐而不能调和，因此和谈的进度非常迟缓。这时，五国公使在北京接触频繁，准备向南北双方提出措词严厉的第二次劝告。这个消息传出后，使段和主战派大感不安，南北的主和力量大为增加，议和问题才得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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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上海和会

    7年12月29日，北方议和代表团朱启钤、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等十人由北京动身南下。而南方议和代表团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等11人也于8年1月25日到达上海。

    上海和会是8年2月20日上午开幕的，旧德国总会会场这天布置一新，南北总代表各引所属代表鱼贯入场，相对而坐，秩序雍容。其实双方代表多为旧识，如今相聚一堂，各有不同心情。

    开会后先由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致辞说：

    “国内战争至今日告一结束，但推厥祸源，外力实有以助长之，旧武人派苟不借助外力，则金钱无自来，军械无从购，兄弟阋墙早言归于好矣。何至兵连祸结，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至于此极。今北方已经觉悟，开诚言和，舍旧谋新，请自今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接着致辞说：

    “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多握于武力派之手，故战争纷乱，迄无宁岁。迩者时势所趋，潮流所迫，将化干戈为玉帛，换刀剑以赎牛，一切干羽戈矛，皆应视为过去陈旧之骨量。从此战争当无从再起，和平统一，请视诸斯！”

    南北代表致辞后，双方全体代表遂起座向国旗行礼，并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和平统一万岁！然后进茶点，略作寒暄而散。

    21日正式开会，南方总代表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停战问题，双方共同推定了久居陕西的山西人、旧国会议员张瑞玑到陕西监督停战。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承诺立即电告北京政府切实办到陕西停战，如果不能办到，北方议和代表愿意全体辞职以谢国人。双方代表决议催促张瑞玑兼程赴陕执行监视职权。22日唐绍仪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宣布中日密约等问题，朱启钤也承认电达北京政府请示。朱的态度颇为迁就，使得北方代表中的安福系分子大为不满，认为朱的意见不能代表全体，这是安福系暗中阻挠和议的第一步。

    在和会开始时，西方外交团向北京政府质问：为什么世界战争已经停止，中国还要招募参战军？是不是用以对内作战？22日北京政府答复外交团说：中国已经进行和议，不会再有内战。

    徐世昌借了外交团有压力，劝段将参战军移交陆军部管辖。段不置可否，因为陆军总长靳云鹏也是段系的大将，不过段的另一位大将徐树铮则表示反对。靳和小徐都是段手下四大金刚之一，正因为他两人势同水火，所以徐世昌便拉拢靳来对付徐树铮。

    这时候，徐世昌曾拟就一套裁兵计划，为什么裁兵呢？因为全国军队有138万人，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四，这种负担，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制命的危机。所以徐的计划是在和平实现后，统一的中国即向国际银行团借款裁兵，把全国军队缩减为50万人。裁兵完成后，进一步实行军民分治，军人不得兼任省长。这个计划既可减少军费支出，又足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

    徐树铮毕竟足智多谋，他针对徐世昌的计划，向段献策，提出“保存参战军用以监督裁兵”。这样既可以拒绝南方取消参战军的要求，又免外交团的责难。段和小徐就用这个理由来拒绝交出参战军。其实这简直是强辞夺理，掩耳盗铃，不过这也是唯一可以借口的。

    南方代表要求停止继续参战借款，段当然也不肯答应，徐世昌无力反对。因此，北京政府以财政困难，军费无着为理由拒绝了南方的要求。

    上海和会的实现，江苏督军李纯的促成关系很大。北方总代表赴上海时，曾先到南京拜望李纯，怎知李纯在送客时竟跌了一跤，把背脊跌伤，养了十天才告痊愈。李纯为和平奔走，历时一年多，受尽了骂，吃够了苦，到和谈要开始时，还要他受切骨之痛。

    至于陕西方面有没有停战呢？由于南方代表和陕西靖国军方而没有直接的联络，陕西靖国军和南方代表通消息只能用快邮寄递，唐绍仪在2月下旬所接到靖国军的报告还是1月上旬寄邮的。根据这些报告北军管金聚部由凤县攻占宝鸡，继续向凤翔进攻；陈树藩部集中武功，奉军由潼关、吊桥移向兴平、武功，刘镇华的镇嵩军则进攻盩厔；张锡元部则进攻渭南。这证明徐世昌虽然下过停战命令，但是陈树藩部阳奉阴违。而段祺瑞则继续透过参陆办公处调兵遣将。

    2月25日唐绍仪因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所以向北方代表团提出严厉的质询，要求撤换反停战协议、破坏和平的陕西督军陈树藩。26日唐绍仪又接到靖国军1月中旬的报告靖国军在北军强大的攻势下，先后退出乾县、盩厔、郿县、扶风。同时北军还向凤翔、岐山、蒲城、富平进攻。南方代表团大为震动，乃宣布北方不履行停战诺言，从26日起停开正式会议，改开谈话会。同时郑重向北方声明，在北京政府未撤换陈树藩以前，不讨论其它案件。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善后协会也派出代表文鹿鸣、傅纯根到上海来向和会请愿，要求迅速撤换恶名昭彰、杀人放火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们在南北代表面前泣诉张敬尧的第七师在湖南的暴行，代表们无论南北，都为之感动。于是属于南方的湘籍代表充满了愤怒地提出撤换张敬尧的要求。

    在和谈期间，北京政府正在发行“民国八年短期公债五千六百万元”，南方代表怀疑北京政府利用和谈为缓兵计，以筹措战费继续用兵，因此大为反对。

    28日，北京政府提出了四个文件给上海和会，这些文件都是由于南方代表要求废止中日军事协定，所以北京把这资料提供和会参考和审查，四个文件是：

    （一）中日军事协定文书。

    （二）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

    （三）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

    （四）解释欧战终止日期的补充文件，这一个文件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和日本代表乙东彦签订的。根据这个文件，中日两国的军事协定，要到中日两国批准对德和约时，战争状态才算终止。

    段和小徐想用战争终止日期的拖后来拒绝南方提出废止中日协定。日本人当然愿意继续中日军事协定以达到侵占中国利益的目的。

    2月28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和谈的谈话会上向北方摊牌，他提出了三点质问：

    （一）为什么陕西战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北军还大举向靖国军进攻？

    （二）为什么参战军不取消，反而大加扩充？

    （三）中日军事协定尚有附件没有看到，北京政府不但无意废止这个协定，竟反而延长了这个协定的有效期？

    唐绍仪很严肃地对北方代表表示，这三项问题请北方代表在48小时以内答复，不得拖延。同日，南方代表把一个节略送给外交团。

    3月2日北方代表团因为北京没有回电，无法向南方代表团答复，只好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因此上海和会遂正式宣告停会。

    上海和会从2月20日到3月2日进行了11天，其中正

    式会议只开过五天，双方所谈问题可以用毫无进展四个字形容。

    南方代表在停会后通电全国，有云：“陕西停战与参战军停募两事，证明北京政府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谋和无诚意，即其威信不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又说：“北京政府正发行八年公债五千六百万，向银行抵借，以二千万为各省军费，一千万归参战军。此案未经国会通过，不能承认。”

    北京政府接到北方代表总辞职电，乃复电慰留。3月3日徐世昌重下陕西停战命令：

    “陕西兵燹频年，疮痍满目，眷言民瘼，轸念殊深。亟应促进和平，早谋安集。前由国务院依照协定办法，通饬停战划防。已派张瑞玑驰往，监视区分，务在一律实行，克期竣事。各该将领，自应共体斯意，恪遵办理，倘或奉行不力，职责所在，不得辞其咎也。此令。”

    陈树藩并不遵令，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且得于右任亲笔书函谓：

    “陈树藩密奉参陆处电文，促令进攻，故北京运陕军械，或由参陆处或由汉阳兵工厂，次第出发，络绎不绝。”

    全国对和会停止都很关心，抢救和会之声四起，有些团体提出要派代表监督和会进行。

    可是南北双方都指责对方应负和会停开的责任。南方指责北方无和平诚意，北方则指责南方别有用心，并举出在和会召开前南军将领林葆怿、熊克武、于右任等分别就任闽、川、陕三省督军的事实作为南方无意谋和的证据。钱能训在通电中指责南方代表不应以对待敌国的最后通牒手段来对待本国政府，并说陕西战争已停，南方代表不应该偏听于右任的一面之词。

    3月12日，陕西停战监督专员张瑞玑由北京启程，前赴西安。14日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公布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北京政府认为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有了交代。希望南方代表恢复和会。但是14日南方代表发表第二次宣言，认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参战借款仍在支取，参战军仍在迅速扩充，中日军事协定时效延长，这都是对和谈无诚意的证据，因此和会重开无从谈起。

    上海和会期间，各国驻华公使都密切予以注意，保持审慎的关怀。当和会中断时，西方国家极为不满。3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赴公府谒徐世昌，劝告恢复和谈，徐很诚挚地答复朱尔典说：“我们都是廿年的老朋友，彼此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贵公使一定相信本人盼和的心理最切。”5日法国驻华公使柏蒲谒徐时表示两点愿望，他希望第一中国政府勿因陕西局部问题而阻碍全局，第二希望中国国内和平和世界和平同时实现。尤盼能先在欧洲和约签订前实现。

    西方外交因本打算联合五国提出第二次强硬劝告，可是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借口未奉到本国政府训令，不肯参加。因此3月6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法国驻华公使柏蒲、意国驻华公使华雷联袂赴中国外交部谒见外交次长代理部务的陈箓，申述西方各国对中国和平的迫切愿望，劝告中国政府早日恢复上海和会，不要提出参战借款，不要将参战军投入内战。同时抗议北京政府，不应以盐税余款抵押八年公债。

    这时候，段祺瑞的内外环境都很不利，他曾向徐请辞参战督办，徐又不敢贸然答应。3月6日时局的关键人物吴佩孚致电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他指出和会破裂是由于某派（指安福系）作梗，东海（徐世昌）受困，威信不行，切望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

    江苏督军李纯拟定了五项具体办法望各方立即施行，俾早日恢复和谈，且据此于2月6日通电全国，电云：

    “万急。北京国务院、各部院、广州军府各总裁、保定曹经略使、各省巡阅使、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海陆军各司令、南京朱总代表暨代表诸公、上海唐总代表暨代表诸公、永州谭组庵两先生、衡州吴将军均鉴：近月以来，和平空气，布满全国，因善后之解决，有会议之盛举。既经中央复准，各方赞同，双方各推总代表，亦均先后分莅宁沪。惟以中央颁布停战罢兵令，广东军府亦通令停战罢兵，各省虽皆奉行，而陕、闽、鄂西等处，尚有纠葛。经多次之协商，定简捷之办法：（一）陕、闽、鄂西双方，一律严令实行停战。（二）援闽援陕军队，即停止前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三）闽省、鄂西、陕南，由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四）陕西省内部由双方总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员，前往监视区分。（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以上五条，均陈奉中央允准，电得广州军政府同意，即日双方通令，按照实行。所有陕闽等问题，指日解决，会议即可进行，知关尘念，特此布闻！”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以私函给在陕闽的陈树藩和于右任，劝两边停战，以促成和谈重开。

    北京政府既不能战，又不能和，3月30日下令劝告和会重开，措词虽极审慎，南方代表为之大哗：“议和岂能以命令行之？”北京政府又想与西南实力派的陆荣廷、唐继尧单独媾和，当然也不能成为事实。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续开和会，徐痛苦地说：“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吗？”

    自3月25日起，上海和会派赴西安监督停战的张瑞玑，由西安来电，报告陕西停战划界业已实现。张瑞玑是山西人，在陕西住过很久，是旧国会议员。此次出任陕西停战监督专员，是由南方代表所建议，他于3月12日从上海动身，22日抵达西安。抵西安后被陈树藩所收买，竭力为陈辩护，说陈未进攻陕西的靖国军，因此引起了南方代表的严重不满。

    由于李纯的敦促恢复和谈，张瑞玑的陕西已经停战的电报4月1日到达上海，遂使和谈谈话会于4月7日恢复，从停开到恢复已过了37天。4月9日恢复正式会议。

    和谈正式恢复后，南北双方代表都同意一项意见，为了避免来自各省人民团体的干预，南北双方代表相约不公布会议的内容。于是上海和谈变成了“扃门会议”。

    南北双方代表同时决定把双方所要提出的问题，完全提出来，逐一谋求解决途径。

    南方的条件是：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机构及其所属部队，停止继续支用参战借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善后借款南北分用，军政府所颁法令均应认为有效，湖南、陕西两省的善后问题。

    北方的条件是：全国裁军方案“全国兵额规定为50师”，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善后借款。

    国会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南方标榜护法，广州军政府的政务会议确定“坚持维持法治”的最高原则，如果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南方的护法岂不变成空谈，如何能向国人交代，所以解散安福国会是在法统上必争的问题。可是安福国会已经不是段祺瑞一系的工具，也是徐世昌取得总统的法律根据，如果取消了安福国会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所以尽管徐段之间对和谈有距离，有矛盾，可是在维持安福国会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当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启程南下时，曾谒徐请示哪些条件可以接受和让步。徐答：“除了国会问题外，一切问题都可让步。”所以从表面上看，法统和法治问题是和谈的焦点。

    不过，当时的南北双方都不重视“法”，南北军人所真正争的，还是权利、地盘、财富。所以国会问题并不真是和谈致命的焦点。因此李纯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把民国6年国会被解散以前的宪法会议恢复，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的三读会，完成制宪过程，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然后公布宪法，解散南北两国会，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召集新国会。李纯的方案获得徐世昌的同意。这方案情理法都能顾到，既符合南方“维持法治”的要求，又保全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南北两国会则同归于尽，是个各进五步，各退五步的两全其美方案。

    李纯这方案安福系是无法接受的，在北方代表团中，有安福系分子参加，他们就把李纯方案电告北京的安福国会。段和安福国会获知这个方案，为之大哗。4月12日，北京安福系总部根据北方代表方枢发来的密报，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到会者一致痛斥徐世昌和钱能训出卖北方的行为。于是与会人士中有人主张撤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有人则主张先推翻钱内阁。段祺瑞的重要策士曾毓隽则大骂徐世昌记恩负义，主张对总统提弹劾案。最后有人提议先礼后兵，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这时梁士诒已辞去参议院议长，议长一职由李盛铎继任）去见徐，质问徐为何同意出卖北方的方案。同时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同时邀请全体国务员出席答复质问。另一方面段计划召张作霖、倪嗣冲等到天津再举行一次督军团会议，准备向徐正式开火，但是曹锟反对，曹锟借口说在天津会议，将引起外交团出面干涉，才把这个会议孕死腹中。

    徐世昌、钱能训在安福系愤怒地攻讦下，极口否认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意图。

    北京方面的激荡，使北方代表在上海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知道从何谈起，向北京请示则得不到答复，在这种情形下，“扃门会议”也无可讨论，因此，从4月29日起，北方代表们只好全体称病，不出席会议，于是上海和会再度进入一个停顿时期。

    在4月9日，以林葆怿、莫荣新领衔的西南全体将领曾经发出一个军人不干政的联名电报。北京参谋总长张怀芝、陆军总长靳云鹏首先通电赞成，接着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王占元、张敬尧、田中玉等都一致响应。张作霖通电中说他拜读了这个佳电，不禁拍案叫绝。这是自有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从来未有的一次合唱。以前他们是“电战”，现在则是“电和”。军人造成民国的混乱就是干政，现在他们竟发誓赌咒说不过问政治了。这是因为北洋军阀想在上海和会形成僵局后，企图放弃公开议和，而想暗中和西南军阀秘密议和或局部议和的花招。

    5月6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及五四的大风暴，使南北代表有一致对外的需要，所以恢复了正式会议，可是会议仍毫无进展。5月13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五）和会宣告民国6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其余的从长计议，可是南方代表认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于是上海和会终告结束。

源济

一五七、王揖唐上海碰壁

    8年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12日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总统打消辞意。

    龚心湛以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是在夹缝中产生的。龚一向唯徐树铮马首是瞻，代理总理后，即请小徐每日到国务院处理公务，小徐又引进丁士源、梁鸿志等安福分子助龚。

    龚心湛在财政总长任内曾和陆军总长靳云鹏为军饷问题吵过架，那是7年农历除夕，靳向龚索军饷300万，龚答没有，靳就拍案骂了起来，龚负气去天津，段祺瑞特别赶到天津，亲自出面劝龚回来。

    段手下，徐树铮和靳云鹏都名列四大金刚。小徐结交各省军阀，手握实际军事大权，是安福系后台老板，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局面，无论在军事、政治方面，都有他的势力；可是靳云鹏也非弱者，他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因此小徐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他知道徐树铮难于驾御，因此极力拉拢靳云鹏来对付安福系。

    南北和谈破裂后，西方列强压迫北京政府早日恢复和谈，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已经辞职，恢复和谈的先决条件就是派出和谈代表，徐世昌想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安福系极力反对。这时，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岑春煊仍主张恢复宪法会议，解散南北两国会为解决法律问题的主要关键，徐世昌无法接受。

    8月12日，北京政府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原封不动，这是安福系公开戏弄和会。西南非常国会立予反对，通电说：

    “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

    徐世昌是在安福系压力下同意派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因为安福系威胁说，如不派王为总代表，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且宣布取消由这个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

    8月23日吴佩孚发表漾电，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电云：

    “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筹安会之覆辙不远，曹章陆之公愤犹存，勿谓赵家楼之恶剧（指学生殴打曹章陆事，）不再见于安福俱乐部也！”

    吴的漾电引起段系的震动，龚心湛答吴电说：

    “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事实确能负责……业经派定，指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对人问题使会议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这个电报把王任总代表的责任推在徐世昌身上。

    8月31日吴佩孚又电龚代阁：

    “自王充任议和总代表，而全国哗然，公独好人之所恶。……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公谓王公才识过人，他人未瞻丰采，或尚未知底蕴，师长等驻防藩吉，知之最审：戊申露头角于辽沈，辛该被驱逐于吉林，乙卯则贻祸项城，丙辰则夤缘东海，丁巳则以战误合肥，戊午则以党派挟元首。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按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惑，双方和议非一偏所能夺。

    ……”

    9月4日吴曾发电为山东代表请命：

    “鲁督无故而戒严，马良一日而杀三士。……山东代表赴京请愿，奈九重万里，不得申诉，露宿餐风，不遽肯去，以致触安福之怒。……伏思君主时代，人民尚有叩阍之举，而共和黑暗，竟使下情不能上达。”

    同日吴又有支电复龚心湛：

    “自安福系发起以来，胎胚于借款告成，而卵育于公长财政。今日拨党费数十万，明日拨旅费数万元，何莫非民脂民膏！……军饷之积欠累累，党费之接济源源。”

    吴佩孚的文章大为爱国人士所称道，逼得龚代总理忿而辞职，害得他的上司虎威将军曹锟像黄鹤楼一剧中的刘玄德因赵子龙闯祸而向人作揖打拱的一样，一面电斥吴不得阻挠和议，并邀王揖唐到保定一叙，一面电国务院：“他们恨政府都是穷逼出来的，快发欠饷吧，否则空言无补。”

    王揖唐本人的心理则偏重事实而不顾法理，他是段祺瑞的红人，又与徐世昌有师生关系，他说他能够完全代表北方，不负北方总代表之名，他想与西南的实力派进行直接交涉，准备以副总统的预约券再予陆荣廷，所以他不顾全国唾骂和军政府的反对，仍然准备南下包办和平。他聘前任总代表朱启钤为和议顾问，朱拒而不受，这些都是北方政界的旧作风。

    王向徐世昌请示南下方针，徐说了一个“让”字。9月10日他在外交大楼邀宴政界即席发表演说：“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又通电全国：“以诚之一字与国人周旋。”王揖唐受命为南北和会的北方总代表后，虽在各方反对声中，可是笑骂由人，他却决心奔走和谈，他有真电（11日）给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和会中辍，四月于兹，我酷爱和平之元首择之既慎且久，乃以揖唐承乏总代表一席，并畀以全权；我国务总理亲赍全权证书临揖唐之私第而手授之，凡此盖将所以保真正永久之和平也。揖唐以良心上之责备，敢正告于我全国父老昆季之前曰：揖唐何人？盖国民中爱国家，爱法律，爱真正永久和平之一人也。……夫揖唐之才之智之勇之辩，举无一堪以自信者，所恃以与全国人士相周旋者，惟一诚字耳，谨掬诚自誓，有渝此者，上帝临之！”

    他在发表真电这天，前往奉天访问张作霖，在此以前，曾于9月8日到保定访问曹锟。他从奉天回到北京时，收到了南北军人联合会反对他的电报，署名的有：吴佩孚、谭浩明、谭延闿、莫荣新等。可是他毫不在意。

    他通知上海方面，准于19日到上海，不料他却提前一日，18日就到了，不在北站下车，而在龙华车站下车，其实他也很矛盾，一方面认为自己在扮演和平老人，自然要很光彩，但又怕遇刺，所以鬼鬼祟祟。他在龙华车站下车时，车站戒备极严。他自己率领了国会卫队40名，卫队长宣禺阶和长卢缉私统领季雨农随身不离。他下榻哈同花园的爱俪园，但又行踪诡秘，并无一定的食宿之所。

    不仅此也，他携带大批随员和50万现金，他的随员还分别替他拉拢了流氓，运动报馆，每天制造些新闻，登载些假消息。譬如说：“唐绍仪派人来商可否与之一见，被揖唐拒绝。”唐绍仪看了报大为光火，于是也还敬了一则新闻：“王揖唐派一个代表来请见，我已严词拒绝。”

    除了发消息，王还捏造了许多情况向北京政府报告，如：“上海形势转佳，与各方接洽颇有进步。”又报告他在上海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又伪造许多上海团体，印发了许多传单，也是吹嘘他在上海受欢迎。此公真不愧是买空卖空的专家，他并且公然在报上登载巨幅广告，吹嘘他的随员品行端正，又说如有人在外招摇撞骗，请各界注意。这一切他无非是向北京政府骗钱。这时候靳云鹏已经上台，靳想寄钱给他，向财政部商量汇款，财政部以军政费不敷甚钜，无法筹措拒之。

    可是王揖唐脸皮很厚，抱着不辞不走，我行我素的态度。

    哈同花园一度发生炸弹爆炸，也骇不倒他。

    王揖唐在上海奔走和谈，实在非常艰苦，全国无分南北，除了安福系都反对他。不过也有一位卓越的政治人物采取独立的态度，那就是寄寓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孙发表公开谈话，主张可以和谈，不必反对某一个人，因为南北正处在战争状态中，只有对敌人才有进行和谈的必要，如果对方是一个朋友，就用不着开谈判了。因此，对于敌人所派的代表，用不着研究他是什么样的人。孙同时认为，谈判不必在中日军事协定等问题上斤斤计较，以致本末倒置，把国会列为次要问题。其实恢复国会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恢复国会，则一切未经正式国会通过的卖国条约和亡国借款，都会宣布无效。孙中山检讨民国成立八年来国家弄得一团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民国初期大家都说革命只有破坏性而无建设性，并且产生了一种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当时局势的空气，这种空气对革命事业十分不利，遂使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袁世凯死后，火烧汉口攻击革命军的冯国璋，以及逊清太傅徐世昌却爬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国家交到这些人手里，自然搞不出好名堂来。

    南方代表在上海拒绝会见王揖诏，因此9月21日王揖唐就去谒见孙中山，请孙提示恢复和平的主要条件。孙答复王说：“首先应恢复国会。”王大为失望，他说：“如果恢复国会，岂不是等于投降。”孙朗声大笑说：“那有什么关系，武昌起义时，带兵来打革命军的，是段祺瑞，后来通电赞成共和的，也是段祺瑞。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吗。”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乃引述他在四个月前一则故事：当时和谈正陷危机中，北方代表之一吴鼎昌，曾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孙提出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也认为这个条件难得办到，其它一切都好商量。孙乃用幽默的口吻说：“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吴鼎昌请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清朝皇帝。”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孙笑着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逊清皇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再制造一个新皇帝统治中国。”孙最后用严肃的语气说：“上海和会是南北军阀的分赃会议，我是坚决反对的，这种分赃即使成功，我一个人也不肯和。”

    王揖唐当然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希望能有新的办法。孙中山说：“你们既然不要国会，我就给你们一个不要国会的办法。恢复国会只是维持现状的消极办法。为了根本解决，必须打破现状，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再来一次革命，建设一个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这个新中国抛弃一切武人政客和新旧国会。”王揖唐表示这个办法倒是可以商量，于是王告辞出来。

    王揖唐的奔走和谈很有耐性，他似乎努力想打开和谈的僵局，无奈南方代表不承认他的代表地位，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此尽管他用尽心机去奔走，南方代表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

    9月22日，王揖唐秘密地乘车到杭州，拜访浙江督军卢永祥，当晚即赶回上海，10月2日上海交涉署出面邀请南北代表在署内举行茶话会，并邀各国驻沪领事参加。这也是王揖唐的一种手法，因为找不到机会和南方代表见面，便想借这种外交茶会中见面，以给国际间一种印象，南北又恢复了和谈，同时制造一种和谈乐观的空气。

    唐绍仪风闻交涉署的茶会隐含了另一种作用，即采取杯葛手段对付。也在这天的同一时间，假老靶子路自己住宅召开一个茶话会，把全体南方代表都邀请参加，以免南方代表中步调不一致。王揖唐扑了一个空，还是见不到南方代表。

    10月18日，王揖唐派北方代表王克敏、李国珍备了正式函件，要求与唐绍仪面对面地接洽和谈。唐绍仪简单明了地答复说：“和谈尚未恢复，无事可商，所请会面一节，未便接纳。”

    王揖唐这一来陷入了进退维谷，他所有的奔走都落空，有人把哈同花园的炸弹案，形容为他自己布置的，借以下台。由于他自10月19日起便拒见宾客。

    北京政府正式发表一道通令，欲以促成和谈：

    “近迭据各方来电，促进和平，具见爱国之诚。一年以来，中央以时局危迫，谋和至切，开诚振导，几于喑口哓音，乃于西南意见殊歧，致未克及时解决，不幸而彼方变乱相寻，且有同室操戈之举。缺戦破斧，适促沦胥，蒿目艰虞，能无心痛！中央对于西南，则以其同隶中华，谊关袍泽，深冀启其觉悟，共进祥和。但本素诚，绝无成见，而对于各方，尤愿鉴彼纠纷之失，力促统一之成，戮力同心，共图匡济。诚以国家利害之切，人民休戚所关，苟一旦未底和平，则一日处于艰险。而以目前国势而论，外交艰难，计政匮虚，民困既甚，危机四伏，尤在迅图解决，不容稍事迂回。中央惓怀大局，但可以利国家福人民者，无不黾勉图之。而所以积极擘划，共策进行，仍惟群力之是赖。各军民长官，匡时斡国，夙深倚任，所冀共体斯情，以时匡翼，庶几平成早睹，国难以纾，功在邦家，实无涯矣！奉谕特达。”

源济

一五八、张作霖统一东北

    徐树铮得意西北后，被称为西北王，使得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心中很不痛快。徐树铮在段系中立了不少的大功，可是他的缺点是树大招风，时时刻刻会替段系带来许多纷扰。外蒙古撤治后，他的西北筹边使做得有声有色，北京政府内不喜欢小徐的人，都落得让他去西北发展，可是奉系领袖张作霖却老大不高兴。

    张作霖早就做到东三省巡阅使，可是事实上他并未统一东三省，6年10月他曾进兵吉林，想赶走吉林督军孟恩远，孟恩远年纪比他长，资格比他老，不肯买他的帐，在他向吉林动脑筋的时候，孟即联合直系对抗他，他被迫悄然收兵，如今看到徐树铮在西北为所欲为，心中当然极不舒服。于是他电请北京政府在他的部下吴俊升或孙烈臣两人中选择一人任命为东北筹边使，以表示他的地位在筹边使之上。

    在对付吉林督军孟恩远这方面，他和小徐利害却是一致的。孟恩远的女婿是陆承武，陆承武的父亲便是徐树铮以莫须有罪名杀害的陆建章，小徐时时刻刻防备陆承武替父报仇，当然也愿意看到孟恩远垮台，既为自己除害，也可以讨好张作霖。早在他未去外蒙古以前，他就曾暗中怂恿孙烈臣率领第廿七师移驻长春，在长春设立东三省巡阅分署。下一步骤就是逐走孟恩远，取而代之。张作霖当然赞成这个计划，他嗾使吉林士绅何守仁等分别向北京政府及东三省巡阅使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等八大罪状。张自己也向北京政府控告孟恩远招兵买马，使得吉林纸币低落，民不聊生，请求撤换孟恩远，由孙烈臣取代。另一方面暗示孟恩远，叫他自己辞职，张愿意保举孟为东北边防总司令。

    这时还是钱能训当国务总理，徐树铮指使龚心湛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撤换吉林督军问题，钱能训认为应该从长计划，随便更换督军，如果令出不行，岂不大大损害中央威信。

    孟恩远当然不肯示弱，他下令把中东路驻军调回长春、哈尔滨一带设防，并调吉军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率兵回长春设防，指使吉林各团体通电反对更动督军，又指使吉林全体军官联名质问北京政府：有没有更动督军情事？

    8年6月18日，直系的陈光远发动，由曹锟领衔，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联名通电政府，说是吉林督军问题关系外交、国防，请勿草率更调。国务院复电同意。

    不过段系要拉拢张作霖，当然不便拒绝张的请求。

    因此，北京政府又请出东北两位元老——赵尔巽、张锡銮，都是张作霖的恩师，请他们到关外进行调解，张作霖表示很轻松，他说：“我对孟恩远毫无私怨，不过是把吉林公民的意见转达中央而已。”

    8年7月6日，北京国务会议由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提议，通过了调孟恩远为恩威将军，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继任黑龙江督军。这样的人事调动也是北京政府的一番苦心，原来鲍贵卿为人比较和平，又没有兵权，把他调到吉林，可以减少刺激，可以和缓吉林军人的反抗。同时派出总统府侍从武官薛松年到长春，劝孟恩远不要反抗，承认保障他的地位和财产。张作霖也派人向高士傧示意，愿意收高为门生，以示不见外。然而高是孟恩远的外甥，舅甥关系总是亲的。

    吉林方面似乎表现得很强硬，以高士傧为首，吉林的全体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更调吉林督军的命令，并限北京政府48小时内答复。

    7月11日，龚心湛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高士傧等一电：

    “奉大总统喻，迩以外交迫切，孟督久任边关，阅历甚富，调京另有借重，非出左迁，孟督为关系国家之大员，本大总统知之有素。国家设官，本无内外轻重之殊，出掌封圻，内参机要，为国尽瘁则一。望勿以孟督迁调致生误会。”

    龚心湛同时有一封电报给孟恩远说：“元首眷顾，始终如一，到京后当有借重。”这些都是官话，因此，孟恩远也用官话答复，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说：“各团体聚集车站，阻远启行。欲去不得，欲行不能，请示办法。”他公开发表调职谈话说：“我若离开吉林，吉林六十营军队都不答应，我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我若有半句假话，他日必死炮火之下！”

    北京政府当然不愿意让吉林问题惹起兵戎，为了和缓局势，命令鲍贵卿暂缓到任，另派吉林省长郭宗熙兼摄督军，郭宗熙也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孟恩远因此得意地说：“遵令移交，送印予郭省长不受，何时得行？”

    张作霖认为北京政府太软弱，因此气得要调入关的奉军回奉对付老孟。

    鲍贵卿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建议北京政府调孟恩远率高士傧一师及吉军一旅入关，暂驻直鲁边境，以孟恩远为总司令名义负责剿匪。这也可算做两便的主张，地盘虽变成了张作霖的地盘，可是军队还是孟恩远的本钱。这个办法虽然是无办法中间的办法，但是高师入关要假道奉天，张作霖不肯让路，同时曹锟的直隶，不肯划出防区，也不表示欢迎。

    因此鲍贵卿的办法也是行不通。

    高士傧既然不向张作霖递门生帖子，张作霖当然把他当作眼中钉，非除高无法达到迫孟下台，于是向北京政府检举“高士傧组织护法政府，与西南一致，请政府明令讨伐！”

    张作霖既然翻了脸，非硬干到底不可，于是决心用武，派第廿七师师长孙烈臣为东三省南路总司令，第廿九师师长吴俊升为北路总司令，分南北两路夹攻吉林。孙烈臣在开原设立司令部，其前锋开抵怀德，与防守双城的吉军相隔仅30里。吴俊升部也由大贲向南推进，与防守农安的吉军相隔约百余里。这时吉林方面也部署抵抗，高士傧在农安自称讨贼军总司令，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檄文。张作霖则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孟恩远。

    大家都知道，东北问题已在日本魔掌中，日本人把东北视为其禁果，它阴谋要扶植一个力量，而把张作霖视为一个好对象，于是在张孟之争中左袒张作霖。

    奉吉两军剑拔弩张，战火一触即发，日军突然出面阻止吉军在宽城子征发车辆，因此引起了冲突。日军从中韩边境调兵五营到吉林，并且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华军退出长春周围30里；（二）伊兰、开原两地辟为商埠。（三）日本人在伊兰有专办自来水之权。

    7月21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到外交部向陈箓提出关于吉林问题的警告。内政牵涉到外交，于是北京政府才下决心撤除孟恩远，一连下了两道命令：（一）谴责孟恩远抗命称兵，招致外国干涉，孟恩远草率肇事，不得辞其咎；（二）高士傧违抗命令，着即撤职查办。

    高部第一旅旅长诚明不战而降，奉吉之战还未开战，吉军就已失败，高士傧率部退守农安。孟恩远在这种情形下只好软了下来，7月28日孟恩远到长春和张作霖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我上了六十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看得太多了，现已说服高士傧了。”29日他电催“霆九兄（鲍贵卿字）速来长春赴任，本人负责令高士傧办理交代。”

    8月3日鲍贵卿应召到长春与孟恩远商定，保护孟恩远安全出境，对高士傧不究既往，对吉军所提军费120万元不予追还。5日孟、鲍同赴吉林市举行交接典礼。

    吉林便如此落入张作霖掌握中。吉林军人联名通电说以前反张宣言是奸人伪造。8月9日高士傧书面向张作霖要请罪，有“生我者孟督，毁我者亦孟督”句。张复函称高为“青年有为之士”。北京政府责成张查办高，张以轻描淡写的口吻了此公案：“查高士傧咎有应得，尚能悔悟，应予免议，所部旅团长一律撤差。”

    孟恩远路过奉天时，张作霖设宴为之压惊。13日孟抵天津，吉林问题遂完全解决。

    8月14日张作霖保举其第廿七师五十四旅旅长张作相继任廿七师师长，张焕相升任第十九混成旅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