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任大先生

  “然而，加尔文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任何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是错误的。”这就使卡斯特利奥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是谁授权加尔文去判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呢？“当然，加尔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不跟着他唯唯诺诺的撰稿者都是心怀叵测的坏人。因此他要求不光阻止那些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而且阻止他们发言。这表明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阐述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卡斯特利奥坚持认为，永远不会有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党派有资格说：“只有我们知道真理，和我们不同的所有意见都是错的。”所有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是可争论的和有分歧的。“过分绝对地对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作出裁决，表现出好象我们参与了他最秘密的计划似的，那是放肆。还有，如果幻想我们能够肯定掌握诸如此类的事情，并幻想我们能清楚地代表它们，那是十足的妄自尊大。因为，实际上我们对它们是一无所知的。”

    自从有了世界，五花八门的灾祸就是教条主义者们的工作。那些人毫不宽容地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是唯一可靠的。正是这些狂热性使他们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自我吹嘘，争论不休，扰得世界不得安宁，他们把本来应该平行不悖，并列的思想变为敌对的和充满杀气的争论。卡斯特利奥控告加尔文精神上的不宽容如下，“所有的宗派把宗教建立在上帝的语言上，每一宗派的成员们把他们自己的宗教当作是唯一的真理拥有者。但是，根据加尔文的说法，只有一个宗派是正确的，其它宗派一定要服从它。当然，对于约翰·加尔文大师，他自己的教义看来是真的，而其它宗派的领导人也对他们的信念抱着相同的态度。加尔文说别人是错误的，而别人说加尔文是错误的。加尔文要想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官，而别人也这样想。那么，由谁来决定呢？不管怎么说，是谁任命加尔文为至高无上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去判决极刑的仲裁人呢？加尔文是根据这——上帝的言词中取得这资格的，但别人也同样提出有此权利。或者，可能，加尔文向我们保证他的教义是无可争辩的。在谁的眼睛里无可争辩呢？在他自己的，在约翰·加尔文的眼睛里。如果真理真象他宣称的那样显而易见，那又为什么他要写那么多的书呢？为什么他不允许其它人花一些时间去掌握对他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实呢？为什么不给一个机会就把他们打倒在地而使他们丧失了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就象他已领会的那样呢？

任大先生

  卡斯特利奥因此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论点。加尔文僭取了他没有资格授予的地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至高无上的仲裁人的地位。如果他认为塞维特斯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该做的是通知塞维特斯，他在什么地方迷失了道路。但加尔文不是有理性地和善地进行辩论，而是轻易地诉诸武力。“你一开始就逮捕了你的敌手塞维特斯，把他投入监狱。在审讯中，除了那西班牙人的一些仇敌外，你排除了所有的人。”加尔文乞灵于教条主义者的老法宝：发现论争逐渐对他不利时，就不再听放手的话，把他的嘴塞起来。如此求助于审查制度暴露了他对一个人或一个教义的不安全感。卡斯特利奥好象预见到自己的命运似的，继续诉说加尔文道义上的责任。“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加尔文先生。如果你同一个人为继承权问题进行诉讼，而你的放手从法官那里取得了一个裁定：只有他（敌手）有资格讲话、而你却被禁止不得开口，难道你不立即抗议这不公平的对待呢？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关信仰的争论，为什么你要求我们缄口不言呢？难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认识到你论点的弱点了吗？你是否非常害怕结论将不利于你，使你丧失独裁者的地位？

    为了召唤一个证人，卡斯特利奥把抗议中止了片刻。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因为反对传教士约翰·加尔文，愿意作证说：上帝的法律禁止地方当局使用暴力压制纯精神上的过失。这位现在被召来作证的大学者、著名的神学家乃是加尔文本人。在这件事上他很不情愿地进入证人席。“加尔文发现混乱不堪，所以他立即谴责别人，以免他自己被怀疑。但是，很显然，只有一件事造成了上面的混乱情况，那就是他作为迫害者的态度。对塞维特斯的判决是在他的唆使下作出的，那在日内瓦，也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了惊恐和愤怒。现在他试图把自己亲手的作为所引起的责难栽到别人身上去。他改变了当他还是受迫害者一员时所唱的调子。当时他写了成篇累犊的文章痛骂并反对这种迫害。我愿从加尔文的《原理》一书中抄下一章，免得我的读者怀疑我。”

    一五五四年的加尔文，很可能会把写出卡斯特利奥行将摘录的那些话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因为在《原理》中加尔文曾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一旦他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人道的要求。在原理的第二版中，上面所摘引的语句已被谨慎小心地修改过。正如拿破仑，一当上第一执政，就留意收购和烧毁能到手的雅各宾派写的描写他年青时代的小册子。同样，日内瓦教会的头头一旦成了一个迫害者而不再是被迫害者的一员，就急于要镇压一切了解他以前要求过节制的人。但卡斯特利奥不愿让加尔文从他自己所说过的话里滑掉。他逐词逐句将它们复写了下来进行驳斥。卡斯特利奥在引文结束以后接着说：“现在，我的所有的读者，把加尔文原来的宣言，同他今天的文章和行为比较一下，事情就很清楚了：他的现在同他的过去之不同犹如光明之与黑暗。国为他已经处死了塞维特斯，他现在想要把一切持有与他不同意见的人同样地处死。他，立法者，抛弃了自己的法律，要求处死持不同意见者……加尔文要处死别人，因为他害怕他们会揭露他的反复无常和他的蜕化变质，使他成为注目的中心。对此，我们还会感到惊诧吗？那些干坏事的最怕光天化日了。”

    但卡斯特利奥要的是光天化日。他坚持认为加尔文应义不容辞地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一个曾经是自由思想的倡导者会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在查佩尔。因此审讯要毫不宽容地继续下去……

任大先生

两个问题解决了。对事实进行的平心静气的研究表明，米圭尔·塞维特斯的罪行，如果有的话，也是在纯粹精神方面的。此外，即使那西班牙人偏离了加尔文认为是正确的解释，也永远不该作为普通犯罪对待。加尔文，为了镇压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竟诉诸尘世的权力，卡斯特利奥问道，那是为什么呢？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只应该用思想的工具来处置。“如果塞维特斯拿起武器来对付你，你就有权利找市行政会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反对你的唯一武器是笔，为什么你要用火与剑抨击他的著作呢？告诉我，为什么你去找地方当局做你的后台呢？”

    一个国家在良心问题上没有管辖权，在维护神学教义上市行政会不应插手，因为那只与学者们有关。市行政会的业务是保护一个学者，正如它保护一个匠人、一个雇工、一个医生，或者别的任何公民，使他们免受坏人之害。只有当塞维特斯试图谋杀加尔文时，市行政会经请求才能进行干预，保护加尔文。但是，由于塞维特斯除了使用理性的争辩来推动他对加尔文的攻击外，什么也没有干，加尔文理该用辩论和合乎逻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批驳不容置疑。加尔文试图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支持了一个更高、更神圣的命令。卡斯特利奥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神圣的或基督教的命令会去杀人。加尔文求助于摩西律，他宣称，摩西律命令用火和剑消灭不信教者。卡斯特利奥激烈反驳说：“真没想到。加尔文是怎样求助摩西律呢，我看他会摧毁所有城市中的居民点、牲口和家具。如果他调得动足够的军事力量的话，他一定会攻打隐匿着他认为是异端教义的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一定要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杀死男人、妇女、孩子，甚至胎儿。”加尔文在他的自辩书中宣称，整个基督教教义将全部灭亡，除非那些负有保卫教义天职的人有足够的勇气把那坏疽性的肢截掉。对此，卡斯特利奥回答道：“把不信教者从教会中开除出去是教士们所考虑的，他们有资格革除异端的教籍并逐出教徒会议，但无权处死他们。”在福音书中没有，在世界上任何道德专题论文中也从来没有要求过这样的不宽容。“作为最后的一着，你敢说就是耶稣他自己教你去烧死你的信徒吗？”于是卡斯特利奥向加尔文咆哮了，此人的“双手滴着塞维特斯的鲜血”，写出了如此荒谬的自辩书。因为，加尔文继续宣称，他是为保卫教义而被迫烧死塞维特斯的，他是被迫去保护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象所有诉诸于暴力的人一样，加尔文一再试图为使用暴力辩护，说那与一些超越个人的利益有关。现在，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任大先生

  “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这一格言何等的真实而清楚，何等的不朽而人道。在这段精辟的话里，卡斯特利奥一锤定音，对杀害塞维特斯的人作出了宣判。你也许可以从逻辑学、伦理学、民族或宗教上找到借口证明处决一个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掩盖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总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对流血行为负责，杀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加以宽恕的。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正确；没有一个真理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真实。也不能靠吹捧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出于良心而拒绝那“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者哲学变得更真实。观点和概念是个人的经验和事务，除了隶属于持有它们的个人以外，不从属于任何人。它们无法加以训练和控制。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虽然，对于加尔文教义和宗派来说，为了不朽的思想，腐朽的人们是应该灭亡的，这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卡斯特利奥主张说，每一个为了他的信念被折磨被屠杀的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精神事务上的高压统治不单是对精神的犯罪，而且也是徒劳无功的。“我们不要强迫任何人，因为高压统治不能使人进步。那些试图强迫别人接受真理的人，其愚蠢不亚于一个人手持木棒把食物塞进病人的嘴里。”因此，其结果必然是对持有异议者进行镇压。“要最后剥夺你们的官员们使用武力或进行迫害的权力。要给予每一个人自由地使用舌头和笔的权力（因为，这是圣·保罗的意思，他说：‘你们可能都在预言……你们想要预言，并禁止人用舌头说话’）。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一旦从高压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由将会创造何等的奇迹！”

    审查了事实，回答了问题。现在，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予以总结并以被凌辱的人道名义宣判。历史批准了这一判决：一个名叫米圭尔·塞维特斯的人，上帝的追求者，“《圣经》的学生”被杀害了。加尔文是控告人，是审讯的教唆者；日内瓦市行政会负有实际上执行这罪行的责任，从精神上对此案进行复查，证明上述宗教的和尘世的当局都越出了各自的司法权。市行政会无权对一种精神上的违犯作出判决。”加尔文的罪行更大，他把责任强加给地方当局。“由于受到你的证言和你同谋的影响，市行政会将一个人判处了死刑。但市行政会在这一件事上无权采取行动，也无法加以判别，就象瞎子不能辨别颜色一样。”加尔文犯了两重罪：教唆罪和执行那可憎行为罪。不管他将不幸的塞维特斯投入火焰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行为是罪大恶极的。“你把塞维特斯处死，或是因为想了他之所说，或是因为根据他内在的信念说了他之所想。如果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表达了他内在的信念，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说了真话，即使说的是错话，但那也是真的，他不过说了他相信是真实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你们仅仅因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把他处死，那么，在采取如此极刑之前，你们也有责任试图使他相信你们认为是正确的那些观点；或者，为此目的而摘录《圣经》，足以证明你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下令把一切犯错误的人都处死，虽则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坚信真理。”加尔文没有正当的理由，就杀死了一个持异议者，这是犯了预谋杀人罪，三倍的杀人罪。

任大先生

  犯罪，犯罪，犯罪，好象号角三响，卡斯特利奥的判决向全世界公布了。人道这一最高的道德权威已经作出裁定。但是，身后的补课不能使死者复生。恢复一个已死者的名誉，又有什么用呢？不，现在最根本的是保护活着的人。给不人道的行为打上耻辱的烙印，这样才有可能防止无数同样的行为。不光是要宣布约翰·加尔文其人有罪，加尔文的书，充满了极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压的教义，必须宣布为不人道。卡斯特利奥责问他已作出宣判的那一个人说：“你难道没有看到你的书和你的行为将导向何处吗？很多人强调他们是在保卫上帝的荣誉，但今后要想屠杀人类的‘上帝保卫者’将以你作为证明。他们将跟随你，走同样灾难的路。象你一样，他们将用血来玷污自己的双手。象你一样，他们将把那些持有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送上绞刑台。”“这并非是危险的、孤立的、狂热的个人，而是狂热主义的一种罪恶精神。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在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卡斯特利奥的话恰好是在持续一百年之久的宗教战争爆发之前，他的预言应验了。“通过你嗜血的祈祷，造成或将要造成那么多的鲜血，甚至那最残酷的使用大炮轰炸的专制暴君也望尘莫及——除非上帝对可怜的人类发慈悲，使君主们和其它统治者们看清真相而中断那血腥的勾当，那血还是要流。”

    即使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样主张宽容的温和的宗教改革者，看到被迫害者和被追猎者的痛苦，也觉得已不可能保持漠不关心了，他感动得高声祈求上帝，绝望地祷告上帝赐尘世以更多的人道——就这样，我在引用过的这一对加尔文的批驳中，卡斯特利奥雷鸣般的吼声是对一切因狂热仇恨而成为和平破坏者的诅咒。他的书以庄严的祷告结尾：“这种臭名昭彰的宗教迫害在但尼尔时代早被摧毁。因为先知的敌人们对先知的作为无懈可击，为了通过他的信念对他加以攻击，他们凑在一起了。同样的事也在今天发生。当敌人的行为无懈可击时，人们就会以大棒对准敌人的“教义”。他们知道那些当权者，由于自己没有主张，很容易被人说服，因此，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极端灵巧的。就这样，那些把“教义不可侵犯”喊得最响的总是那压迫弱者的人。呜呼，他们“神圣的教义”将是耶稣在最后审判日中厌恶地抛弃的。到其时，他将主持对行为的审判而不是对教义的审判。当他们对他说：“主啊，我们站在你的一边，按照你的指示办事。”他将回答说：“去你们的，你们这些罪大恶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