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5): 寻找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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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1935年10月15日－），江苏高淳人。画家、作家、美学家、哲学家。许多学者推举高尔泰为现代中国五大美学家之一，与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齐名；

1957年二月，因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进行劳动教养。

1962年经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帮助，于6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爆发遭到批判斗争。后在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春天调至兰州大学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年底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1986年被中国国家科技委员会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在南京大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羁押，先后被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和成都四川省看守所。

1992年6月经“黄雀行动”悄然离开成都，7月11日抵达香港。

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现居拉斯维加斯。

2004年5月，国内出版经过删改的自传式散文集《寻找家园》。这是他去国之后大陆首次出版他的文集。

2007年，获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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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为国内被禁掉的无删改的完整的《寻找家园》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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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的锣鼓

一九五七年，我二十一岁，在遥远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单位，感觉不到有什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然我也看报，但那欢欣鼓舞的“大鸣大放”，和随之而来的“愤怒声讨”，于我都像是，电影里的锣鼓。

《论美》的写作和发表，完全是瞎碰瞎撞上的。由於发表在北京的所谓“中央报刊”上，又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我们的校长肖英以为出了大事，跑到兰州市委，报告“严重情况”。接待她的青年官员谢昌余(他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听完汇报，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是政治问题，不要紧张。

甘肃省委召开座谈会，发给了我一个请柬。我没在意，没去，也没有答复。肖英找我谈话，说那个会很重要很盛大，擅自不去，是脱离政治，自由主义，纯技术观点。叫我要关心政治。给我看了一份会上传达的文件，是毛泽东的讲话。打印的，不让带走，要我当场看了就还给她。粗粗溜了一下，主要是请大家出来鸣放，帮助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云云。

洪毅然先生来访。他刚参加了省上那个为期三天的会，特兴奋特高兴。问我为什么没去，说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托他向我问好。说会开得好极了，大家都讲出了心里话，很畅快。谁说了什么，谁又说了什么，一个比一个尖锐。张仲良说，都说得很好。能开诚布公，证明大家相信共产党。党和大家打成一片，肝胆相照，才能共同进步。我问，难道你们没看到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吗？《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都在讲要反击。北京那些人，鸣放了一阵，已经在挨整了。洪回答说：张仲良说了，那是针对右派的，不是右派就不用怕。毛主席亲自发表讲话，保证言者无罪，你还不信吗？

不久，报上公布了毛的那个讲话。但已和传达的不同，提出要根据六条标准，区别香花毒草。说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不但北京，地方报刊也开始反右。《甘肃日报》连续多天，以通栏大标题“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整版整版报导在省委那个座谈会上出现的反动言论，省政协主席水梓，《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西北师院院长徐褐夫、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都被点了名。“广大工农群众愤怒指出”，这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

紧接著，兰州市委也召开座谈会，也给我发了一个请柬，会期也是三天。这次我不能不去了，他们派了一辆小汽车来接我。我们的新校长雷煦华陪同来人找到我，一同满面笑容逼著我上了汽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也是这些弯弯曲曲迷宫似的土屋小巷里第一次有小汽车通过。车子夹在里面，东倾西侧前高后低一顿一顿地爬行。常遇到宽度不够之处，又倒回来另觅新路。驾驶员已很焦躁，有时猛一冲吓得鸡飞狗跳，吓得那些腆著脏肚皮吮著黑手指贴墙站著看新奇的孩子们一阵乱叫乱跑。和他相反，那个来接我的人，却一直在后视镜里亲切地微笑。

开幕式像听报告。数百人坐在下面，十来个人坐在台上。还是“传达”毛的那个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后张仲良以省委书记的身分，向大家保证安全。这个人我见过。去年办农业展览，调我去画画，他审稿，意见不俗，好像有点懂行，还说我画得好。这次他说，党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宫僚主义、教条主义等等毛病，请大家来提提意见，帮助我们改正。务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错了也不要紧，都是好心。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间他问，高尔泰先生来了没有？(有人答来了)，来了，欢迎欢迎。上次邀请你你没来，大家都很遗憾。有意见没处提，到北京去发表，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很脱离群众了。来了，沟通沟通，隔阂就没了，如是云云，说完就走了。这里继续开会，市委书记***(名字忘了，待查)，讲话，动员大家叫打消顾虑，畅所欲言。

讨论会气氛热烈，大家发言踊跃，我始终没开口。晚饭后，会散了，他们留下十来个人，包括我，在小会议室开小小会，有牡丹烟、龙井茶，有橄榄和话梅。市委头儿都来了，或慈祥恳切，或豪爽直率。香烟氤氲，光晕朦胧，有股子随和劲儿。……坐到我的旁边，促膝抚背，热情得像一盆火，要我给党提点宝贵意见。我坚持说我没意见。他说，你在北京发表的意见不是很好嘛！我说那不是意见，那是美学。他说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哪，说什么也别客气呀。我想不出话来回答，只能一再重复，不不不我没意见，像个傻瓜。

学校放暑假时，反右进入高潮。由周恩来签署的《劳动教养条例》也已公布。兰州市教育局通知，中、小学教师也要鸣放。叫我们带上行李，到市中心几个学校集中开会。

这次不是邀请，是规定，不想去也得去。还是原套程序：传达主席讲话，书记担保平安，局长动员鸣放。还是原套说法：帮党整风，竭诚欢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会期不是三天，而是一个月。日程是公开的：先鸣放，后反右。暑假里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学后继续批斗。

我想，人都不是傻子，到这份儿上，该不会有人闻笛起舞了吧？不，奇怪得很，照样热闹。覆车之鉴，全都视若无睹。我们住在教室里。一室十几二十个人，那些课桌，白天聚拢来就是会议桌，晚上分开拼就是各人的床铺。半天开会鸣放，半天写大字报。

写大字报的纸、墨、笔全由教育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大家写得不亦乐乎，贴得不见墙面。叙事、评论、顺口溜、相声，甚至漫画都有。记得女子师范的许植本老师写了许多诗，贴出去得意得很，常在墙前徘徊，听人家赞美。我记得全的，只两首。一首写农村的饥饿；粒米煮成十碗粥，东风吹来浪悠悠，一勺舀出西湖镜，照得全家水中游。一首写城市住房的紧张；两家共住一间房，每逢周末换班忙，开关门户起纠纷，儿童归来叫错娘。

好像有点漫画化，但我没说。看什么样的大字报，我都不表态。有人稿长，见我没事，请我帮抄几张，我拒绝。有人贴出呼吁书，许多人连署，要我签名，我也拒绝。我想，我不沾这个边。在整个鸣放过程中，我自始至终，一直未发，一个字也没写。

想不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就是我。

我们学校有个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叫杨春台，丈夫是西北师范学院的地理系主任，家在西师。那天早上在院子里遇见，我问她西师的右派分子是怎么处理的。她说还没处理。

当天下午墙上就出现了一张题为《质问高尔泰》的大字报，说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鬼鬼祟祟打听右派分子怎么处理？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鸣放声中噤若寒蝉？下面签名之多，是正文的好几倍。不少名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几天后，大礼堂东墙所有的大字报都更新了。上面一横排标语是用墨汁写在报纸上的，一张报纸写一个字，二十几个字排过去十几米长，写著：“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高尔泰揪出来示众”。就像报纸的通栏标题，下面都是揭发我的大字报。

内容除了摘抄报刊上对《论美》的政治批判，都是两年前在肃反运动中整过的材料。其中包括我写给好朋友刘汉的信。那时我还在大学上学，受过批斗但没处分。看来材料都保存著，不然这些人怎么能够知道！是谁给他们看的？这么多大字报是在哪里写的？怎么贴出来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都莫名其妙。

有一张大字报，写出了新材料，但却是无中生有。说我半夜里说梦话，大喊杀杀杀。写这份大字报的人叫郑钧，我们学校的地理教师。甘肃民勤人，古铜色脸上有深深的皱纹，朴实一如老农。平时沉默寡言，同我也无冤无仇。

开学后一番批斗，我被定为“极右”，西去“劳动教养”。二十一年以后“平反”归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数书，颇有点儿前度刘郎的感慨，一度曾去，北岸访旧。十中已人事景物全非，唯一的旧相识，也就是这位郑钧老师了。他已很衰老，白发稀疏，腿脚也不大灵便。见到我他非常高兴，紧紧地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坚持要我到三楼他的宿舍里喝一盅。显然，又见友人，他有一份深深的感动。

二十一年过去，兰州市容变化很大。但皋兰山和黄河都还是老样子，从楼窗外望出去，沉沉晚烟凝紫，风景略似当年。老人说起往事，神色有些黯然。那年老婆子饿死后，儿子去“引洮上山”，也死了，退休下来没处去，只好赖在学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默默地对饮。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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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掷骰子

一九五六年,我二十岁。初入社会,不通世故,懵懂之极。对周围人际关系的复杂矛盾毫无感觉,对任务的压力也毫无感觉。书呆子一个,生活在别处,不知前途为何物。身不由己,本无前途,无意识地听任摆布,少了很多烦恼,算是歪打正着。那年我糊里糊涂干了两件事,竟然改变了我的一生,偶然地。

一件是写作《论美》。那时我不关心身边的具体事物,却老想着时空宇宙,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之类不着边际的问题。想来想去,深夜里闭门造车,做出这篇不合时宜的论文。恰恰又碰上"引蛇出洞"的时机得以公开发表,引起全国批判。我因此出了一阵子
名, 倒了二十年霉。二十年后"改革开放",欧美各国科技信息进来,其中一些,和我的想法偶合。当然只是碰巧,但我因此,又出了一阵子名,成了学者,教授。甚至国家科委批准,授予我"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得失荣辱,如同一场儿戏。这场儿戏,以《论美》始。

另一件事,是拜访吕斯百先生。那时工作刻板单调,完了没处去,除了读书写作,就是画画。画了一批油画,古典写实的那种,想请个人批评指点。听说大名鼎鼎的油画家吕斯百先生就在我们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当系主任。卷了几幅画,去登门求教。先生看了,叫我以后有画,都拿去看。我少不更事,不知道一个大名家这样对待一个陌生的小青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还以为他该当如此。从此常去,技艺锐进。

先生说,想当画家,就要参加美术界的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画,得到同行的承认,才能打开局面。他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甘肃省美术界的领导人陈伯希先生和米英先生,要他们关照我。我因此得以在这年暑假出去公费旅行写生,到祁连山下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转了一圈,看到了大草原,大森林,别样的生活和别样的人们。学会了骑马,摔跤,吃半生的肉。回来后,校长找我谈话,说省上抽调我去搞工农业展览,已安排别人代课,去了好好干。要整洁一点,别这么邋里邋遢像叫化子,影响太不好了。

我自从离家外出求学,须要自己料理自己的时候起,就开始邋遢。随便惯了,要改也难。知我者谓我不拘小节,不知我者谓我懒惰。工作以后,每星期上十六节课,批阅一千多份作业,下来还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顾不上许多。那天我蓬首垢面,破衣脏裤,去展览会美术组开会。先是单位门房不让进门,看了证件还不放心,把我一直领到会议室,交给了会议主持人才走。

会议室里白台布绿地毯干净明亮,会议桌前和靠墙的沙发上,稀稀拉拉地坐着十几二十来个人,我初到兰州,一个也不认得。看他们个个呢服革履,内衣雪白头发乌亮,胡茬发青眼镜片子闪光,喝茶抽烟的姿势都潇洒优雅,有一点儿自惭形秽。角落里有张单人沙发空着,我蹩过去,坐在上面。大家的视线落在地毯上,一连串黄色的脚印,隐隐显显从门口连到我的脚下。为掩饰尴尬,我往后一靠,架起腿。不料从鞋后跟洞里,流出一些沙来。

布鞋子前面裂了,嘻开嘴笑,露出脚趾, 像一排牙齿,他们都在看。放下脚,恼火起来,也盯着其中一个人的眼睛看。那人眼睛一转,看地下去了,我松了口气。

会议是分配任务。根据设计方案,要画的图画,落实到各人的头上。到散会时,任务分完了,没我的事。也难怪,这么像个流浪汉,人家不放心么。以后的日子,我就是走来走去看他们画画。他们有时叫我扫个地倒个洗笔水什么的,我不爱干,也就算了。我有时出去逛逛新华书店,转转大街小巷, 回来吃饭。他们晚上要加班到一两点钟,夜餐颇丰盛。

我睡到那时,也起来一下,吃了再睡。两个月后,展览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省委书记张仲良带了一群人来验收,有些讲解词要重写,有些实物要更换,所有的画都没通过。返工更紧张,又赶了一阵子。

半个月后,第二次审查的时候,有两幅大油画仍没通过。 这一次,张仲良带了吕斯百先生一起也来看,吕把我从人群中叫出来,让把两幅油画加工一下。张在一旁说,内容不动,好就行。吕说,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我说知道了。他们走后,我日夜加班,竭尽全力哗众取宠。尽可能精细逼真亮丽热烈,区别男女的肤色和布麻的质料,区别日照下铜烟锅的闪光和烟锅里点着的火的亮度,使耳环纽扣之类都像是安上去的实物,可以取下来似的。十几天后预展,很受欢迎。张仲良因此记住了我的名字,五九年筹办"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的时候点名要我。那时我正在戈壁滩上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疲劳饥饿周围的人们都在纷纷死去。我也已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上。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

生死一发,系于偶然。系于三年前一个风沙弥漫的早晨, 我洗了个脸,夹着画卷,去拜访一位陌生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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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门

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们几个被批斗的老师,所谓右派分子,在校园里接受监督劳动,等待处理。都没经验,不知道害怕,休息时说说笑笑。有人带来一本《李白诗选》,大家拿着占卜前途。据说闭上眼睛,打开书随便一指,指到的那两句诗,就是你未来的预言。我虽不信,也跟着玩,指到的两句是:"徘徊六合无知己,飘若浮云且西去"。

不久,我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地点在河西走廊最西边的酒泉境内。校党支部办公室的,一个红黑矮胖的政工干部,拿着个鼓胀的黑皮包押送我去。我猜,那里面是我的档案,不知道写着些什么。"真多呀",我想。我那年二十一岁,傻得可以,自己掏钱买票,跟他上了西去的火车。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

第三天上午,在酒泉站下车,换乘汽车,颠簸一个多小时,到达酒泉城。一路上都是戈壁沙滩,到城市近郊,才变成了田野,见出晚秋的萧索。城里街道狭窄,刻划着深深的车辙。沿街有许多古树,参天拔地,愈显得房屋低矮。房屋一色灰黄,行人疏疏,白杨萧萧,一股子边城的落寞。我们俩在一家小铺子里,吃了一顿羊肉泡馍。吃罢他说, 这个挺好,比兰州的地道多了。这是一路上他同我说过的惟一的一句话。

转过街角,有栋新建的青灰色三层楼房,是全城最高的建筑。院门上挂着"甘肃省劳改工作管理局酒泉分局"的牌子。 院子很大,院墙跟前,弯弯曲曲的盘着两行人,一行百十来个全是男的,那边二三十个全是女的,都坐在行李上。没人说话。中间空地上,有几个警察走来走去。张把我交给了其中的一个,夹着皮包,进大楼去了。那个警察叫我排在男人队伍的末尾。我放下行李,也坐下了。

一辆扑满尘沙的大卡车驰进大院。警察们叫排在前面的男人们起来,排队,报数,上车,拉走了。我们依次往前移。陆续地又进来了一些人,相继坐在我的后面。卷起的尘土还没完全消散,队伍又恢复到了原来的长度。这时政工干部出来了, 手里的皮包瘪了,径直走到大门外,忽又折回,朝我走来, 说,你的火车票,留着也没用处了,给我吧,我还可以报销。一拿到手,扭头就走了。

不久,又一辆卡车拉上我们,颠簸着驰出城外,穿过荒凉的田野和一些相距遥远的小村,向茫茫大戈壁中开去。卷起的阵阵黄云,拖得很长不散。须臾,望中就杳无人烟了。戈壁滩的地貌,无非砾石组成的平面,车行几百里,都是那个样。使人困倦,使人丧失时空观念。走了不知多久,冉冉地,戈壁滩变成了盐碱地。荒原上出现了一些淡咖啡色的水洼,白色的碱包和灰绿色的芦草。偶尔会碰到一株、两株低矮的沙枣树,灰不溜秋,和芦草同色。大戈壁雄浑莽苍的阳刚之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子不死不活赖兮兮的味儿。

待看到一些耕作过的贫瘠田地时,也就望见了高地上一个四角有岗楼的土围子,孤零零兀立在无边荒原中。映照着晚秋的斜阳,一如中古的城堡。

车到土围子跟前停住了,铁门里出来几个中年男人,吆喝我们下车、排队、报数的声音,特别的凶狠。报完数,车子就走了。然后挨个儿检查行李,搜身,也特别的粗暴。现金、证件、药品、手表、刀剪、火柴、裤带和球鞋带,还有捆行李的绳子,都在没收之列。搜查过的人,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拉着匆匆聚拢的行李什物,到一边收拾打包。我没想象到会遇见这种事,猝不及防,除了书籍、笔记和一些别的东西,还失去一本反右运动中隐藏起来没有交出的日记。

太阳早已下山,天色渐渐黑暗。收工的人们相继归来,人都焉不拉叽,队伍移动很慢,悄无声息地,没入围子的铁门。我们中有两个人被叫进去,抬出来一木桶什么,分给每人一勺。各人用自带的碗、盆、饭盒、茶缸去接,没带的就用面盆。黑暗中胡乱吃了一顿不知是什么的晚餐。吃罢,有个人把绳子发还给了我们,叫捆起行李,背上,列队,出发。

荒原上有一条路,在月光下发白。我们背着行李,提着裤子,走了很久很久。半夜里到达一个地方,有几排低矮的土坯房,窗洞上没格子,门洞上没门,凄厉荒寒。有人提着马灯, 带我们进入其中的一栋。闻到一股子酸臭,原来里面有人,都在地铺上睡着。他喝令那些人起来,把铺位挪近,腾出地方给我们。然后收回绳子,拿上灯走了。暗中摸索,下面是草,胡乱铺上被褥,两手枕在脑后,很久都没睡着。

冉冉地,月光透过窗洞,照在我的铺位上,很亮。窗外一排排黑沉沉的土屋,也都镶上了发蓝的银边。想起了儿时的歌谣:"月光光,照村庄",觉得这个狰狞的夜,也有几许温柔的色彩。母亲、父亲、姐姐、妹妹,甚至还有已经过世的祖母的音容笑貌,连同许多儿时忆象,无端地都来到心头,如同一阵子喧哗的潮水。突然想到日记被搜走了,不由得一阵恐惧。想到逃跑。想到在如此荒原上逃跑的不可能。想到即使逃出荒原,也无处可以藏身。

想到一些书本上的东西,但丁写在地狱之门上的诗句:"你进来的人们,放弃一切希望吧",和鲁迅引用过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想到西伯利亚的囚徒,都学会了自制皮靴,不知道我在这里,能学点儿什么手艺。鼾声此起彼伏,想到没有秋虫。觉得口渴,想到我那个铝水壶,路上把盖子丢了,得做一个才行,拿什么来做呢, 有一根和壶口同样粗细的树枝就好了。但是下了汽车,一路来,没见一棵树……

几天后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在那个搜查我们的土围子的铁门旁边,就挂着这样一个牌子,我仓皇中竟没有看见。那是场本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新建的分场,叫“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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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兆俊

一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们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起来,摸黑吃饭,带着碗筷,沿着新筑的车路,拖拖迷迷走了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祝国庆大会。

夹边沟农场,位在甘肃酒泉东北方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边是戈壁滩,一边是沙漠,满目荒凉。沙漠与戈壁之间,是一大片盐碱地,稀稀拉拉长着一些芦草,焉不拉叽。低洼处浸泡着茶色的死水,高处鼓满白色的碱包, 一踩一个坑。有一处地势较高,土地也较坚实,被风吹得光秃秃的。农场建筑就坐落在那上面。建筑的那边,是一片农田,也就是改造过的盐碱地。土质虚松,有些打好的地埂子被风吹没了,有些挖好的沟渠被沙填平了,作物长势不是很好。 再过去又是荒原。荒原那边,天气清朗的时候,可以看到地平线上一发颠连不断的雪山,那是祁连山。兰新铁路从山下经过,望不见,但于顺风时,隐约可以听到火车汽笛的声音,微如飞蚊。

夹边沟农场,原先是监狱劳改农场,始建于一九五四年。这些地,都是当年的犯人开垦出来的。一九五七年,劳改农场改为劳教农场,集中关押未经法院判决、由各单位直接送来的、因而也没有刑期的"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仍归甘肃省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管辖。没有使用武装警察,由文职公安(管教干部)治理。原有的监狱设施不用了,但未拆除。大墙方正巍峨,四角岗楼耸峙,孤零零兀立在荒漠中,如古城堡。远望诗意盎然,近看画味十足。

原有的监房,只能容纳一千多人。五七年十月以后,人犯剧增,挤到两千多人(全是男性,官方数字是两千四百人),再也容纳不下,又在农场西北八公里以外,设立了一个分场——新添墩作业站。分场没有围墙,只十几排低矮的土坯房。场本部的劳动队种地,叫农50业队。分场的劳动队,搞新农场的基本建设:造房子,开荒,挖排碱沟,改造盐碱地,使之可以耕种,叫基建队。基建队一千多人,也都全是男性,分为四个大队,这次全都来了。

女右派的集中地,也在酒泉境内,但离我们很远,汽车要走一整天,叫安西农场。和我同一小队的两个右派的妻子, 《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的妻子和凤呜(也是该报编辑);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的妻子左宗祀(兰大化学系系主任),都关押在那边。后来王景超和陈时伟死在夹边沟农场。和凤呜得以生还,我到兰州后,曾经见过她。她说,安西农场也死了不少人。

我们到达时,墙外面临时搭成的司令台前,已经席地坐着一大片人。灰糊糊的,就像是拾荒者晾晒着的一地破烂。管教干部们都穿着深蓝色镶细红线的公安制服(平时不大穿),在四边走来走去。大墙上插着几面五星红旗,在淡日下迎风飘扬。 墙下的司令台上,挂着个毛主席像,笑眯眯的。像两边是国旗和党旗,像下前面,有一桌一椅。

我们刚坐下,庆祝大会就开始了。有个人上台领唱国歌, 复又全体起立。那人衣服上满是补丁,显然也是犯人。但清洁整齐,颇精神。约莫四十来岁,高个子,苍白瘦削,脖子细长,喉结突出,额头宽阔,下巴结实。狭长无肉的脸上,小半是络腮胡子。他面对全场, 神色冷峻,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才张开两臂开唱。略带嘶哑的男低音,意想不到的深沉浑厚。

起一一来一一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是国歌的歌词,来自抗日战争时的《义勇军进行曲》。 唱着他两手往上一扬,全场就跟着唱起来了。他打拍子指挥, 动作幅度很大,全身都在动,眼睛发亮,长头发一耸一耸的, 很投入。下面三千多人,又乏又饿,有气无力,各唱各的,声音不齐。看着听着,也都怪怪的。

接着刘场长训话。他说,你们进来才一年,外面就实现了大跃进,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全国上下破私立公,全民炼钢全民皆兵,一天干十几二十个小时,创造了一亩地产万斤粮,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全都闻所未闻。环顾四周, 有人在捉虱子,有人在缝钮扣,有人在闭目养神。大有"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的境界。

接下来刘场长说,我们农场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原先,抗拒改造的占百分之几,有抵触情绪的占百分之几,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占百分之几,爱场如家愿意以场为家的占百分之几。现在,在党的劳教政策的感召之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各占百分之几,都有具体数字,还有小数点……渐渐地我也开始打起盹儿来了。

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 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

morning

二

"劳动教养"这个词,以及它所指谓的事物,是-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历史上从未有过(以前只有"劳动改造"词儿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毕可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带来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是反右运动中隐瞒未交。里面都是那种懵懂年龄里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千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

我喜欢"农场"这个词的牧歌意味,心想到这里就安全了。没想到入场时要搜查行李,还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记,也同现金、药片、皮带、球鞋带、手表、问题书籍一起,落到管教干部手里。从那时起我一直做恶梦。每看到一些人由于一些小事被捆起来掷在地上示众,绳子嵌进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 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记事发,会轮到自己。我想由于问题严重, 我定会被捆得更紧,时间更长,很可能绳子切断肌肉,再也不得恢复。久无动静,又担心是在暗中酝酿着更大的灾祸。每晚的小队会上,例行表态是少不掉的,每当我表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这会和日记联系起来,构成欺骗罪,被加上去算总账。

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异常。猜不出原因, 一直纳闷儿。这次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看我表演。我想猫玩老鼠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越有趣。恐惧是活东西,在脆弱而又孤独的灵魂中,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一时间我觉得, 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
下沉。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钮扣打瞌睡的人们,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不知何时,午休开始了。嗡嗡的人声响成一片。起来小便的人很多,队与队之间的空当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带起来的灰尘和劣质卷烟混成浊雾笼罩全场。午餐"改善生活",吃糖包子,喝小米稀饭。是农场稀有的美食,从未有过。我虽极度饥饿,也没吃出味道。

morning

三

有人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一惊,猛回头,是我们的大队长陈治邦,旁边站着那个领唱国歌的人。他向陈点了点头,给我说,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穿过人群,进入有铁门的大墙。院子里一排排开着门的号子,空无一人。每一排开头的伞墙上,都贴着各队庆祝国庆、歌颂新中国的墙报,争娇斗艳,花里胡哨。他领着我匆匆走过,进入号子中的一间。同别的号子一样,十几平方米的面积,大半都是土炕。但别的号子炕上都挤着十几个铺位, 这间炕上只有一副被褥,其余空铺位上糊着旧报纸,不见土面,很干净。靠里面的一半,放着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类,还有尺来厚一摞子我们农场右派们编的《工地快报》,叠得整整齐齐,捆得严严实实。这东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张, 发到各小队,是大家做卷烟纸和手纸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

靠外面的一半当桌子使用,放着一些文具,一个闹钟,一些纸袋子和一块玻璃板,很整齐。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表格, 和一张四寸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他介绍说, 老伴叫刘蓉,在兰州第四初中当校医。大儿子五岁,叫安泰。小儿子安石,现在两岁了。问我喝水不,让在炕沿沿上(桌子边上)坐下。他语音压得很低,但是大开着房门。

他是历史学家,叫安兆俊,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监狱改为劳教农场后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了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在劳改队和劳教队里,用犯人来管理犯人是很普遍的事。我们基建队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全是劳教分子。但都当得不长。我曾在工地上看见,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管教干部当场撤职,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

安兆俊这个队长倒是当下来了。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 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个工作本应由执行搜查的管教干部在现场做。以前犯人是法院判来的,一次只进来一两个,可从容搜查登记。现在大量涌入,天天排长龙,他们只来得及把各人的东西分别装在标名的纸袋里,回头再登记。这就交给他了。他看了我那本日记,没登记,趁帮灶时,丢在灶膛里烧了。他说,我看了特别喜欢, 但是没处放,只好烧了。你别可惜,安全第一,你说对吧?人比东西宝贵,有人就会有东西,你说对吧?

我说刚才刘场长的报告,正把我吓得不行。他说现在你可以安心了。那是心理战,随时都会有,一不冷静就会输。有时候我就担心,哪天你给唬住了,沉不住气,自己去坦白,检讨运动中隐藏日记的错误,我就麻烦大了。每次陈治邦来开会, 我都要摸摸那边的底, 后来就放心了。我问,他说我什么了? 他说,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你,这就够了。陈治邦这个人不坏, 他是公安出身,知道立功不能赎罪,所以也没有害人之心。现在怕的,是那种想要立功赎罪的人。那种人爱攀谈,但自己不说什么,光想听你说,见了要小心。

我唯唯。他说怎么样?熬得下来么?我说还可以。他说,我看你的日记,思想感觉多些,阅历经验很少,还是个小孩子么。我说我二十二岁了。他说是么,我比你大一倍呢。真担心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有个组织的支持,没有个舆论的声援,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这种人最容易沮丧。我们这里, 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

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一定要坚强些,再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说着他瞟了一下闹钟,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我唯唯,也站起来。他又指了指炕角落上那捆《工地快报》,说,那个,你时常看见吧,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有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你说对吧?本来没路的地方,一走就有了路,你说对吧?好,今天没时间多谈了, 很遗憾没能听你谈谈。一会儿报告就要开始,我们得回去了。说着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握得特有力,特紧,特久,微微抖动。我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全身。

松了手没放,他说,要是陈治邦问你做什么去了,你就说认一只手表,那不是你的。不问你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他要是问我干吗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怎么说?他说他不会那样问的,要问你就说,时间不长呀,就行了。现在我们走吧。我没动,说,你也要注意安全。同我素不相识,就这样,我怕你太轻信了,容易出事。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是教我放心, 又好像是推我快走。说,这个你别怕,我谨慎得很。走着又补充说,你别忘了,我看过你的日记。

morning

四

国庆后,分场派我们基建第四大队协助农业队秋收。各小队分在不同的地段。收完一片地,把成捆的谷子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再转移到下一片地。路都是现开的,把地埂上拨开一个豁口,把沟渠填平,让车子能赶过来,地就成了路。谷子拉走后,再把它复原,路又成了地。土质松软,收成无多,这些都很容易,比平时挖排碱沟要轻松多了。但是起早摸黑,加上饿,也还是很累。息晌的哨子一响,人们都就地坐下,打起盹儿来。

那天正打盹儿的时候,忽然听见唱歌。是《国际歌》。声音低沉浑厚,一如热风贴着地面,徐缓而又执拗地行进:

满腔----的
热血已经沸腾

一听就知道,那是安兆俊。我一骨碌坐了起来。远处坡地上,停着一辆马车,车旁横七竖八躺着坐着许多人,大家喝完了车子捎来的那桶水,就在那里随地息下了。我走过去,看见背向人群,支起上半身,侧躺在斜坡上。再走近些,从侧面,看见他眼睛里汪着泪水,胡子闪闪发光。好在是革命歌曲,没人多心,都只当风过耳边。

看见我,他用食指碰了一下嘴唇,示意别说什么。拍了拍地面,让我在他旁边坐下。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天大地大,没一丝风,没一点儿绿色,没一点儿声音。西斜的秋阳照着横七竖八、静静地一动不动的人群,像照着许多没有生命、被风吹散的破布垃圾。灰淡灰淡的地平线,长而直。刹那间,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感觉掠过心头,也想唱点儿歌,但我没唱。

他是来拉谷子的。谷子离地,如不及时拉走,就会被风吹走。他的搭档睡在车上,打了个哈欠,下来蹲到我们旁边,从口袋里掏出烟袋和两张小纸片,开始卷烟。一面说,听说今天晚上吃莽麦面糊糊,加洋芋。

吃什么是农场每天的重要新闻,永远听者兴奋讲者得意。他也得意,卷好一支烟,用手指碰了碰安的臂膀,说,队长, 给。安没回头,从肩上接过烟,抽起来。那人又卷好一支,自己叼到嘴上,喷出一个又一个圆圆的烟圈,眯缝着眼睛看天。

天,是一大片空白。

开工的哨子响了,安同我握了一下子。仍然那么紧,那么有力,那么微微地抖动。我再次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的全身

这以后,我没再见到过他。

morning

五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我被两个省公安厅来的警察,带离了夹边沟,到兰州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作画。完了还得再回来。但这一年期间,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已经面临关闭。 无"家"可归的我,被送到了另一个农场----靖远夹河滩劳改农场。

一九六一年夏天,甘肃省劳改局从红山根砖瓦窑抽调了一批人,到我们农场来协助夏收。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 叫刘文汉。以前是解放军,到朝鲜打过仗,受过伤,立过功,转业到公安厅。五七年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批评肃反运动是"打虎的鞭子打在羊身上"。因此被划为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从他那儿,我知道安兆俊已经死了。

他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那个天天死人的当儿,领导上还要再搞一个分场,把一千多人送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夹边沟这边,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劳动量翻了一番,配给的口粮,却少了将近一半。原先规定一天十二市两,这会儿只有七市两了。实际上吃到的
还不够这个数。那还干什么活!干部们也不管事了,秋作物还没有收上场,都由着你躺在炕上。掩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来放在门边,他们就捡走了。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马车。

我问他安兆俊在哪里,明水还是夹边沟?他说在夹边沟。要是在明水,死得更快。他说,那家伙迂得很,已经不行了, 还要天天擦脸梳头。沾一点儿杯子里喝的开水,就这么擦。分饭的时候别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是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门外边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墙坐着看天。有时候还要唱点儿歌。咿咿唔唔的,不知道唱的什么。他就是这么坐着死的。

我问他人埋在哪里,他说埋什么!谁还有力气挖坑!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从六○年十二月起,派来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抢救和遣返工作。那时候,据统计,场本部、明水分场和新添墩分场三处加起来,总共不到一千一百人了。遣返也不容易,不少人已经无家可归,不少人被开除公职,没个单位收留。打那时候起, 到六一年十月撤销农场,听说又拖了一年。

morning

六

二十年后,一九七八年,右派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叫做"归队"。我赶上了这趟顺风车,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一到兰州,就去了一趟第四初中,寻访安的妻子刘蓉。她已在六五年改嫁,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去向。听说她在六二年曾去寻找安兆俊,到酒泉才知道,连农场都没了。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三年,正碰上群众进京上诉上访的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受害者,挤满车站,露宿街头,在国务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棋盘一般狭小的窗口下面排着长龙过夜,希望能求得一点儿公平和正义。

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詹庆元,原先是兰州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戴的是"坏分子"帽子。五七年反右时,有一条党的政策:工人中有右派言论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坏分子"(因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理论上应无右派),他属于这一类。但是坏分子的帽子,不单是为工人中的右派而设,社会上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不听调度的、打架闹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坏分子。右派平反的时候,坏分子并不平反,这样他就亏了。在当地求告无门,到北京来寻求公正。

不料,他的申诉材料,仍然被转回到原单位处理。昕说我在社科院,来找我商量个办法。在楼下总布胡同的一家小饭馆里,我们谈了很久。他离开夹边沟较晚,是被工作组遣返的。 他说开头死人都丢得很远,后来越丢越近,最后死的那批人, 包括安兆俊在内,就都丢在场部大门前面二百公尺处第一道沙梁的下面。

一九八二年,我回到兰州大学。有一天,我们系上的同事、教中国哲学史的杨梓斌(也是归队右派,事见拙作《老实人》)气冲冲跑来,说他要抗议,抗议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拣了一天就够数了。觉得太亏,要求修正合约,改为按劳付酬。农民说他赖账,他说农民骗钱。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这才传到了老杨的耳朵里面。

但是,抗议发动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没人觉得有趣。很可能拣来的骨骼里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对累累枯骨,谁又能够区别,英雄与奴才、殉道者与市绘、老实人与骗 子、这个人与那个人?即使是未来的基因考古学家,又怎么能够知道,哪具骨骼里面,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更何况,早已经,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个。

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

突然一下子,血与火的历史都退缩到了遥远的地平线,湮没在遗忘的阴影中。而那些至今纠缠着我们,耗尽着我们,我们牢牢记住和竭力想要纠正的一切,也好像倏忽之间,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阐释的象形符号,谁也没有兴趣再来把它们弄清。

留下来的,只有我这一星半点在烈风中飘零四散的记忆: 他的保护,他的话语,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侧影、炎热的眼泪,和寂寞的歌,还有他的《工地快报》----那个意义的追寻,那种向绝对零度挑战的意志。

由于有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独的岁月里,理解了"祖国"这两个字的涵义。感觉到了自己与它的联系，以及与历史、与整个文化人类的联系。不管这联系是何等渺茫虚幻，甚至是想象的产物，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

一转眼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安泰和安石,现在都在哪里?还记得自己的父亲不?如果没有意外,他们该都过了四十岁了。我深深地祝福他们!但愿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个值得他们自豪的、真正的人。

morning

军人之死
上宫锦文

那天,工地上发生了一件不大平常的事情,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被管教干部韩干事当场撤职,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

上官这人,有点儿怪。一身草绿色军服, 不破不脏。才五十来岁,却留着长长的三缕胡子,像胡志明那样。他进来以前,是解放军的高级军官。高到什么程度,犯了什么事进来的,都不知道。只听说他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当过军事干校的教练。他在批评别人
的时候,常说列宁说过,生活上的不纯就是政治上的不纯。因此有人怀疑他是栽在生活问题上, 要不是多次检讨,怎能把生活问题上到这么高的纲上?也有人说他是中了毒招,说要不是有人搞他,他们那号人什么样的生活问题都不是问题。

他的胡子是进来的那天开始留的,扬言不到出去不剃掉。长起来,就有了某种祖父相,有点庄严有点慈祥。配上军服, 怪怪的。管教干部们对他也另眼相看,不大管他,还委任他当了我们新添墩分场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三大队挨着我们四大队,号子相邻,早晨出工时,队伍相邻,在工地上劳动的地段也常常相邻。我们常可听到他那威严洪亮的嗓门。那作派,那气度,也确实像个大首长。在长长的队伍面前训话是他的本行,驾轻就熟,得其所哉。他并不苛严,也不粗暴,就是摆架子,要面子,话多。这是他的乐趣。

那天早晨,渠里结了冰,我们都赤着脚在冰水里挖泥。三大队许多人不敢下水,怕水。上官要求大家"打掉娇气"。他说"当年我们,红军长征,比这苦多啦,不论伤号病号,一样地翻雪山过草地,都不在话下,要是像现在你们这样,哪能有革命的胜利……"蹲在我们地段上的韩干事,一直在咬着牙签侧耳倾听,抬起下巴朝那边叫道,上官锦文,你胡说白道些什么呀你。停了一会儿,又说,自己穿着鞋子袜子,光叫别人下水,说得再好也没用。

上官丢了脸面,回答不知分寸,丢过来一句:你不是也穿着鞋子袜子吗?韩干事取出牙签,慢慢站起来,一面朝那边走,一面说,给我捆起来!话音刚落,三队几个人立即猛扑上去,把上官按跪地上, 去取绳子的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把他双手反剪到背上, 在背后交叉捆住,然后扣住肩膀上的绳子使劲往上一勒,他杀猪般号叫起来,不像人类的声音。第二声没叫完,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卡、卡、卡、卡直响,脸憋成猪肝色,额头和脖子上的血脉蜓蚓一般隆起。

韩干事已在三大队地段上蹲下了,咬着牙签说:才给的三分颜色,就忘了本,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又对大家说:你们听着,你们不要被这个人弄混了,你们不是娇气不娇气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你们是认不认罪,服不服管教的问题。说时,那根牙签在嘴角上一上一下直颠簸。

三大队的人早已全部下水,水里有人带头喊口号:"不许阶级敌人翻案!""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人民民主专政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全大队的人都跟着喊,瘦胳膊往天上一伸一伸的,细脖子上个个爆出八条筋。人多声音齐,仍然有一种动地的气势。上官脸贴地伏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只脚连鞋袜一齐浸在冰水里,半截棉裤都渗透了。

不知道这是韩干事的随意处置,还是场部早有安排,总之从此,上官锦文不再是大队长了,同大家一样做起工来。由于一天的劳动坚持不下来,在工地上吆喝他的人多得很。他日益衰弱下去,胡子剪掉了,脸上手上都有了土,那身神气的军服,也破孔日多,因日积月累的泥巴、盐碱而变成了同大家一样的那种灰不溜秋不三不四的颜色。一天夜里,他开完小队的 "学习"会,没脱衣服就躺倒睡着了。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morning

郭永怀

上官锦文不是农场里惟一穿军服的人,另外还有两个,都在我们四大队四中队一小队。一个叫郭永怀,三十来岁,个儿矮小,脸也很小,颇似《史记》中的白起,"小头锐面"。皮肤黑里透黄,眼白和牙齿也是黄的。不是黄症病那种带绿意的黄,而是檀香木那种有咖啡味的黄。这使他看上去特别精悍。 事实上也是。他到过朝鲜,打过仗,负过伤,背上留着疤痕,如同英雄的勋章。

清晨哨子一响,他总是第一个起身,动作迅速利落。我们穿好衣服去打饭时,他已等在那里了。在工地上也是。每次休息时间一过,他总是刚听到哨子就从地上弹起来,你还没拍完屁股上的土,他已经拿着杠子,提着绳子,在那里等你去同他抬筐了。需要泡碱水的时候,他在里面泡得最久,泡得脚上密密麻麻的裂口比谁都多都深。需要下冰水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脱掉鞋袜下去,弄得大家不得不紧紧跟上。凡此种种,都无不招人厌,招人恨。

按农场的制度,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互相监督互相批评,"插红旗,拔白旗,砍黑旗"。每个人一天的表现,都要受到全小队的评估。大凡在白天偷奸耍滑不好好劳动的人,晚上发言都特积极特踊跃,观察特细致评论特苛刻。 他们挑不出郭永怀的错,但绝不说他一句好话。我们的小队长柴和根也不说,让他的一切好表现全都白费。他好像并不在乎。晚上一言不发,白天照样拼命的干。身上带着针线,休息时缝补衣服修理鞋袜。他的旧军服上满是补丁,但是没有破洞,也不脏,整整齐齐,他因此更加显得精悍。

我们小队里有三个"坏分子",周道富、魏廷松、陆鸿年,特别地偷奸耍滑特别地能说会道,也特别地憎恨和讨厌郭永怀。渐渐地以他们为核心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联合起来整他。不管是谁上筐,都把他的筐上得特满特高。大家轮流同他抬,他个儿小总是抬前面,后面的人总是把筐绳子拨到他那一头,让重量都压着他。他瘦小的身躯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还要推着他跑。他在斜坡上滑倒了就催他快点起来别耽误生产。幸而工地上经常有管教干部来来去去,那些人这样做有所顾忌有所不便,不然的话,他绝对支持不了几天。

晚上开会的时候,众口一辞,都说他"假积极",说他有管教干部在场就出力气管教干部一走就磨洋工……。他都静静地听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言不发。队长叫他表态时, 他就说他不是那样。但既说不出道理也提不出证据,只能引来滔滔不绝的反驳和义正辞严的新的指控。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好像也不太放在心上。第二天照样下死力干活,不管你怎样整治他他都接受挑战,一不告饶二不放瘫。好在他并不指控别人什么,大家拿他没治,也就算了。就像你踩一块顽硬的小石头,怎么踩也踩不碎它,也就不踩了。

但是你不踩他,他自己要踩自己。就像庄老夫子说的, "山木自砍,源泉自盗",那时又饿又累又睡眠不足,人人力求自保,他的这种表现,着实不可思议。我一直小心地避着他,有时不得不同他搭档,也要想方设法不被他拖着卖命。比方说两人抬筐,从装筐的地方到倒土的地方有颇长一段路,倒了土以后,我总是坚持杠子和箩筐各人分开拿,这样我可以利用背着空筐慢慢往回走的时间休息一下了。他跑得再快,到那里也得等我。他知道我偷懒,一直不说。

一天,他忍不住了,同我一道慢慢走,说:老高,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来玩的呀。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连忙说,我的身体不能同你比呀。他说,我的身体咋能同你比呀,我同谁都不能比,我从小没爹没娘,光着屁股给人家放牛,天天吃的是糠,是菜,吃糠吃菜长大的, 咋能同吃饭长大的比呀!再说, 你才二十来岁,我比你大十几岁哩!

我回答说,所以你也要保重点儿。他说,现在干就是保重,这也同打仗一样,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我打过仗, 这样的事见了不知道有多少。我还没来得及细想,他又说,比方说下冰水吧,你怕是下不怕也是下,不怕下去就不那么痛,越怕越痛越怕越受不了,你说是不是?我想了想,承认他说得对。

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顶住。开春后,一个冷晴天,他正抬着筐走,突然扑地死去。抬他的人说,他轻得不得了。

morning

张元勤

和郭永怀相反,张元勤是个大个儿。我身高一米七九,在队里算是比较高的了,他比我还高出至少半个头。肩膀宽阔, 胸脯厚实,腰细腿长,手大脚大,活像古希腊的雕刻。

他五八年夏天才进来,那时我们已很衰弱,他却十分强壮,一身军服,又牛高马大,使我们望而生畏。

可能是个新兵,只有二十来岁。也许还不到二十,脸上一股子儿童的稚气。特别是他的嘴,呈风菱形,活像小孩儿的嘴。下巴结实,鼻子长而直,直通宽广的前额。两朵剑眉毛外端上扬,大眼睛黑白分明,单纯而机灵,稚气中透着英气。

他一个字也不识,开口就是"老子捶死你",声如洪钟。 这是他的口头禅。听者瞟一眼他那特大的拳头,总不免心里有点儿发毛。但他歌唱得特别好,嗓门子沉雄嘹亮,好像练过共鸣。我猜他是文工团来的,但他不是,也没练过共鸣。他是工程兵,入伍后一直在西藏开山筑路。

农场不禁唱歌,但那仅限于开大会前人到齐了的时候各队互相拉歌,这种解放以来一切群众集会上永远不变的老一套, 在农场也照样应用。但如果不是在那种场合,集体的歌声就会被视为"异常情况"。个人高声唱歌也是不允许的。你忘乎所以了吗?你是示威还是什么的?爱唱歌的张元勤被这么吆喝过几次以后,再也不敢在工地上高唱了。但还是常常要低唱,特别是收工以后回到号子里,更是不断低唱:躺在铺上两手枕在脑后唱,斜靠着墙望着屋顶唱,边缝补什么边唱,或者用大手抚摩着脚上被碱水浸泡出来的密密麻麻的裂缝唱。

不知为什么,那些老掉了牙的革命歌曲,从他嘴里唱出来,都有了一种全新的韵味。

二呀么二郎山
高呀么高万丈
羊肠小道哪难行走
巨石满山岗……

晚饭后,开会前,十几个人在薄暗里坐着,听上去特别的苍凉。没有一个人说话,连咳嗽都轻轻地。直到柴和根点上小小的油灯宣布开会的时候,藉着灯光,你仍然可以看到,那歌声的余波在人们阴郁的脸上荡漾:它的落寞,它的忧伤,它的对于不可企及的幸福的渴望。

那时候,劳教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出去。你明天改造好明天就可以出去,改造不好一辈子都不得出去。张元勤对此深信不疑。他不知道什么叫改造好,急于出去,就拼命劳动。力气又大,在半死不活的人群中,一个顶十来个。一面干,一面低声唱歌。

解放军
铁打的汉
下决心
到西藏

随着歌声,大堆大堆的泥土从宽阔的沟渠深处连珠炮似的飞向两岸。大家冷冷地看着他,管教干部们也冷冷地看着他。拼命劳动是每个新来者共同的表现,谁都知道他们这样子维持不了多久。没想到的是,钢铁巨人张元勤垮得比任何人都快。 应了杰克伦敦的一句话:大块头先死。这不奇怪:一棵草或可养活一只鹅,但绝对养活不了一头牛。吃着和别人同样的一份食物,他愈来愈比任何人都饿得慌焉得快。渐渐地他不再唱歌,开始磨洋工。磨法很拙劣,就是站着不动。在农场的术语中,站着不动叫"电线杆"。 "拔电线杆"是每日工地的常课,也是每晚小队会必谈的老题,是最瞒不过人的了。一天到晚,大家都唬着他。甚至抬筐的人吆号子也唬着他:

张元勤哪
嗨——嗨
电线杆哪
嗨——嗨

他没法可想,改为频频大小便。走得远,站或蹲得久,来回慢慢走。这是流行的偷懒法之一,大家不约而同一致使用。我也每天使用。但我们使用,都有个分寸。次数、远近、久暂,都有个限度。正像那本老书《道德经》上所说的,"为恶无近刑"。这样才能细水长流用之不竭。他不懂,恨不得杀鸡取蛋,立即引起了注意。

夹边沟人特别擅长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是"改造好"的一个标志。别看一个个饿得皮包骨累得像稀泥,动作迟缓表情呆滞,这方面的能力可特发达。你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小动作,晚上开会时都有人提到。这是长期改造磨炼出来的功夫,不是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张元勤所能参透得了的。 当他背朝工地捏着个什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时候,那背景就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有人记下时间,有人装做也解手遁踪去查看虚实……这种种,他都浑然不觉,做梦也想不到。过一会儿以为别人已经忘了自己刚回来,又再去一遍。

夹边沟有一份油印的报纸,叫《工地快报》,是劳教人员在场部的支持下自己办的,每天一张,八开大小,表扬好人好事,揭发批判坏人坏事。张元勤的名字终于上了报,说他"抗拒劳动"。某月某日的大小便各几次每次多少时间,都有具体记录。他成了典型,还不知道事态严重。晚间会上把《工地快报》念给他听,他眼睛一瞪,说:天下哪有不许巴矢拉尿的事!

没有人回答他,他以为胜利了。第二天韩干事在工地上训斥他的时候,他用同样的话来回答。韩干事下令把他捆起来。捆人的事农场常有,他见过,很害怕。听到这个命令,脸都吓白了。嘴巴和眼睛都张得很大,惊恐乞怜的目光,急速地四面求助。

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那些争着执行捆绑任务的劳教人员,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大都是文职人员,何况都已饿得半死,怎么就那么懂行那么熟练那么动作敏捷力气大?绳子竟然勒得陷进他的肉里,立即就渗出了鲜红的血,冉冉地浸透了绳子,也浸透了绳子周边的衣服。以致后来撕去绳子剥下衣服,肿胀青紫的两臂和手背都冉冉变成了灰白色。他像小孩一样,不停地哭。幸亏农场的医生(也是劳教人员)够水平,没让肌肉坏死,几个星期以后,他终于开始康复。

秋天到来的时候,他收到一个邮包,是山东老家里寄来的,里面是一件棉背心,一双棉手套和一双棉袜子。没有附信。农场每月分发一次邮包,时间总是在晚上收工回来,饭后会前的那一段时间。他领回邮包时会已开始,不敢拆开来看, 把它放在膝上,先是隔着布包又捏又摸,后又从邮检的拆口一件件拉出一角来看。在昏暗灯光的阴影里,什么也看不清,但他还是要看。看不清就用那骨节粗大的手指去捻,捻一会儿塞回去,再拉出另一件。这样直到会开完,他立即打开包,一件件抖着翻着看。睡下以后放在枕头边,时不时用他那瘦骨如柴布满裂纹的大手去摸一下。

我的铺位紧贴着他的。可以闻见他那边一股子新鲜棉布的气味,农村的、家的气味。引起许多童年生活的联想。快要朦胧入睡的时候,隔着被子,感到他的脊背在一抖一抖的。渐渐地愈来愈抖得强烈,听到他蒙着头在被窝里哭。渐渐地哭声愈来愈高,完全像小孩子的号啕。黑暗里有人大叫:吵死了!哭声戛然而止。但那脊背的抖动,仍然持续了很久很久。

几个月以后,他的第二个邮包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的名字,在场部那块黑板的"邮件通知"栏里,保存了很久很久。

morning

出死

那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熹微的晨光里集合,准备出工。很冷。我尽量把棉衣裹紧,缩着头,袖着手,在队伍里跺脚。忽然听到一声叫喊:高尔泰!出来!!我走出队伍,韩干事来到跟前,上下一打量,说,回屋里去。

回到号子,在铺位上躺下,两手枕在脑后,看墙上斑驳剥落的泥皮。脑子里空空洞洞,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恐惧。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出来,但知道怎么的都不会比现状更坏。躺着躺着,不觉沉沉睡去。

不知多久,有人叫我。分场长后面,跟着两个警察。门外停着一辆军用吉普。叫我上车。刚坐下,又叫我带上行李。我把我那堆破烂,连虱子连草卷成一团,哩哩拉拉的,塞在我的座位旁边。两个警察坐前面,我坐后面。这种坐法,使我有了一种好的预感,但也没有多想。

车子时而风驰电掣,时而蹦蹦跳跳,驶过茫茫戈壁。很冷很冷。我裹在那堆破烂里,不觉又沉沉睡去。梦里听到枪声, 是我的旅伴在打黄羊。一连几次,都没打着。我醒了又睡,醒了又睡。

傍晚醒来,落日苍茫。车到一个小镇。郊外散落着一些农家的土屋,炕洞里冒着秫秸和乾畜粪的浓烟。烟不上升,在大野上凝成长条的沉云,逐渐溶解在暮蔼之中,使暮蔼溷浊而有焦糊味儿,昏黄里透着晚霞的夜紫。若有若无地可以望见荒草的丛莽,成排的白杨,黄沙簇拥的地埂。虽然都毫无绿意,却使我十分感动。望着那人类生活的种种迹象,我有一种久客的游子回到了故乡的感觉。车子未进市区。拐进了一座有高墙和警察站岗的大院。墙上有岗楼和铁丝网,门上挂着"高台监狱"的牌子。

岗楼映着残阳,一半是玫瑰红色的,一半是深蓝色的。我们在深蓝色的阴影里下车,几个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把我们让进一间炉火通红、灯光模糊、充满烟气、热烘烘有股子腐酸味的房间。他们显然是老熟人,谈笑粗声大气。有人端来洗脸洗脚的热水,居然也有我的一份。 接着是丰盛的酒宴。一桌有十几个人,都是公安干警。我也夹带在里面。

没人同我说话。他们猜拳行令,痛饮高谈之际,饿得半死的我兀自猛吃,大块肉整个蛋来不及咬碎,几乎都是囫囵吞下。夜里肚子鼓胀剧痛,到天亮都没睡着。

高台,是兰新线上一个小站。一边是祁连山,一边是大戈壁。它位在斜坡上,可以望得很远,风日苍凉。我们一行三人,在这里上了火车。看到车票,我才知道,这天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六日,我们在向东往兰州去。

一年多前我被押送西来时,车上还有餐车和卧车,这次都没了。一天两次,列车员分发锅盔,每人一个,又冷又硬,没菜。但乘客们伸出来的手,好像都很急切。拿在手里,好像都很宝贝。那时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开始,与世隔绝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只觉得整车厢,有一股忧郁之气。上上下下的人,个个憔悴衰疲。

第三天早晨,我们在兰州下车。俩警察把我带到甘肃省公安厅,交给厅长办公室两个文职公安,就走了。两个文职公安都很友好。一个叫东林,四十来岁,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一个叫丁生辉,三十来岁,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他们告诉我,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省委要举办一个"十年建设成就展览",在兰州七里河建了个展览馆(后来做了甘肃省博物馆)。馆里需要几幅大油画。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十月一日展览会开幕前,画出这些画。我问画什么,画多大,他们不知道,说去了会有人告诉我。

最后东林说,我得提醒你一下,这次省委调你来,是临时任务,工作需要。不等于解除你的劳动教养,更不等于摘掉你的右派帽子。劳动环境变了,身份没变。劳动内容变了,性质没变。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

丁生辉把我送到七里河,交给展览会筹备处,就走了。临走时给我说,这里都是各个机关抽调来的人,人多口杂,说话要特别小心。但是也别害怕。你同这里任何人的关系,都只是工作关系,只有同我们的关系才是组织关系。谁要怎么样你, 都得通过我们。过些日子我们会来看你,有什么事,同我们说就是了。

在当时纯粹革命的语意场中,他这些话,还有东林那些话,听起来都有些异样。把人当人,而不是当政治符号来对待,这不像是组织对个人使用的语言,更不像是暴力机关对专政对象使用的语言。没有一句"改造思想""立功赎罪"之类 的官腔套话,耳朵竟不大习惯。与其说使我感到温暖,不如说使我感到惊讶。

筹备处安排我住在展览馆对面的"友谊饭店"。这是一家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饭店,设备豪华。我是第一次住豪华饭店,瘦如骷髅衣不蔽体,置身在厚地毯、大壁挂、沉重的金丝绒窗帘和珠光宝气的枝形吊灯之间,颇怪异,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其实没什么, 当时中苏交恶,这个饭店里已无苏联专家,展览会包下了这些房间。

所有要画的画,都是歌颂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主要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千万人连夜不睡战天斗地移山造海; 热爱公共食堂"雷打不散";放卫星亩产万斤猪比牛大;土高炉遍地开花钢水奔腾……要突出所有这些伟大成就,都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取得的。画要经过多次审查,达到"领导满意、群众点头",才算完成。

给我拿来一大堆画报,这类照片多得很。内容已有公式, 七拼八凑即可,不难完成任务。仍然是体力劳动,和艺术无关。好在它的劳动强度比挖排碱沟要轻得多了。问题是我的身体,当时的我,上身瘦得皮包骨,两腿却肿得很粗。成天只想躺着,躺下去就起不来。要起来得翻身俯伏,用两臂慢慢撑起。画大,上下脚手架,得有人扶助。作画时不能久立,时不时要坐一会儿……我咬紧牙关,竭力坚持。我知道,要是达不到要求,就会被送回夹边沟去。那就是死。东林说,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这就是好处。这不是画画,这是求生。

饭店里食物讲究,花样多,且不定量。由于吃得太多,很快就胖起来,胖得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胖许多，臃肿不堪。但一身肥肉,仍然疲乏,仍然两腿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仍然反应迟饨,走路时不知回避,常要和迎面走来的人相撞;仍然在看到别人追逐嬉戏时感到奇怪,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那么多力气......四五个月以后,身体又开始消瘦。一天天瘦下去,一直瘦回到劳教以前的水平才停止。这时我才感到,精力和元气渐渐恢复了。不再怕爬楼梯,不再怕走远路,遇事反应愈来愈灵敏;上下脚手架也愈来愈自如……。与之同时,又开始对一些与己无关的事物,比方说星空,河声,或者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老鹰,感到有兴趣。愈来愈爱逛书店,进去了留连忘返。也常常性欲冲动,半夜里醒过来睡不着觉。

工作进展,也愈来愈顺利。过多了审稿的关,学会了投其所好。听多了各种指手划脚,学会了哗众取宠。连省公安厅那边,也听说我在这里"表现很好"。有一幅"社员之家"最受好评。画的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口高张。当时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蔓延,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参与扩大灾难。不,有时也想到一下,浮光掠影,并不影响工作。

随着十月一日---"完成任务"的日子愈来愈近,我愈来愈感到不安。存着最好的希望,我做着最坏的准备。每天天不亮起来,沿着黄河长跑,希望能练好身体,经得起临界的考验。但是考验没有再来,展览会开幕后,留下来编了一本这次展览的纪念画册,我得以在兰州停留到一九六0 年夏天。其时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濒临消失,我已无"家"可归,被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靖远夹河滩农场。

这里的劳动条件和自然环境都比夹边沟好些,何况我的身体已经复元,不怕了。在荒凉的田野上,想到兰州友谊饭店的豪华,恍如一梦。我发现,那时候,随着肉体的复活,我的灵魂已走向死亡。我已经失掉自我,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人的物化,无异死亡。

求生的本能,迫使我开始写作。偷偷地,用很小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到手的小纸片上。日久多起来,身上装不下了,得找个秘密的地方收藏。这很危险,但也顾不得了。多少年来,我东奔西跑,都一直带着这个不断增大的、危险的包袱。我后来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多来自这个包袱。 因为有它的存在,我才敢于确信,我走出了死亡的阴影。

morning

附录：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第一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它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morning

自己的话：

胡同有的同学说，人家也是有民意支持的，对不同意见的人不要搞人身攻击。。。

我于是迷惑，在累累白骨之前，去支持自称毛泽东和秦始皇再世的薄大救星，真的是一个能拥有正常人类情感和思维的人能做出的吗？

最近，看到胡同的一个基督教大佬也开始站出来给毛左们站台了，以前，总觉得台湾的基督教长老会为陈水扁站台的行为，有点不可思议，现在觉得是自己低估了人类能够达到的疯狂，尤其是虔诚的疯狂。

morning

一些照片：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e=1&1=1#4856821

Wall-E

sad to read this, only hope history won't repeat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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