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淞沪之战与民国政治-可能的胜利,在内耗中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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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淞沪之战与民国政治

2012-02-27 19:45 张晓波


核心提示：淞沪，指长江口南岸的吴淞与上海市区及其相连的一片平原水网地带。这一地区，地势平坦，湖泊纵横，商业繁荣。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开火，挑起上海“一•二八事变”。此后，战火蔓及整个淞沪地区，至5月初停战结束，是为中日第一次淞沪战役。

淞沪，指长江口南岸的吴淞与上海市区及其相连的一片平原水网地带。这一地区，地势平坦，湖泊纵横，商业繁荣。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开火，挑起上海“一•二八事变”。此后，战火蔓及整个淞沪地区，至5月初停战结束，是为中日第一次淞沪战役。

东北与上海：千里之外的战争

“一•二八事变”的起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促使日本引燃战火的区域，不在上海，而在东北；更为奇特的是，日本攻击上海，其目的，不在上海，而在欧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就向国联提出申述，要求国联召集会议制止日本对华侵略。尽管国联始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但国联理事会绝大多数国家与美国都对中国表示同情，日本在国际社会日显孤立。对日本来说，军事占领并不等于拥有东三省主权，更不可能获得“国联”的承认。由此，日本碰上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东三省从“国际法”意义上的中国切割出去，既占为己有，又获国际承认，更能解决日本面临的国际外交危机。

1931年10月，日本的应对策略，就变得日益清晰了起来。具体的执行办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棋，是将溥仪接到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以使国联承认满洲“独立”。第二步棋，是与之相配合的在上海“搞事”。

第一个想到要在上海“搞事”的，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日军的运作机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陆军，实权往往出自参谋）。1931年10月1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召日本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赴沈阳，板垣要求田中在上海挑起事端，称，“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请你再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在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整个满洲国。”田中向板垣保证能执行好这一任务，并称已经在上海训练了一个极好的特务，能在上海收买闹事者。这个极好的特务，就是川岛芳子。

值得注意的，是板垣提到的在上海“搞点事”以“引起骚动”，这一说法，可大可小，并不意味着军事冲突，其最大效能，只要转移视线以侵吞中国东三省。板垣代表的，是日本陆军，这一策划的扩大及执行，需日本最高层与海军的认可。

同年10月，时任日本贵族院副议长、侵华急先锋近卫文麿在向围绕在天皇为中心的“十一人俱乐部”通告中也称，“关东军准备在上海搞一个转移视线的行动，这样可以给国联一个满足它要促成和平的愿望的机会，从而‘给国联留些面子’”。“十一人俱乐部”，是裕仁天皇所亲信的文官集团，其核心人物，为木户幸一、牧野显声、近卫文麿等。这一俱乐部的决议，引导日本军政外交的政策走向。随着东北事态日益严重，日本的策略也日益激进，在上海制造骚乱的构想逐步演变成在上海挑起战争，以引发更大层面的关注。

1932年1月，板垣征四郎代表关东军高层赴日本述职并协商进一步军事计划, 10日，板垣就与大本营参谋本部制定了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之后，板垣再次向上海的田中隆吉致电，称，“‘满洲事变’按计划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策划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1932年1月18日之后，田中隆吉假手川岛芳子，连续在上海策划了日僧事件与三友实业社事件，引燃了“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

“一•二八事变”，起于东北事变，但日本要转移国际注意力，为什么要将地点选定在上海？如果考虑到上海的特殊地位，恰恰满足了日本选择最佳进攻地点的各项要素。

其一，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全国金融中心，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财赋重地。如果上海发生战乱，南京政府势必穷于应付财政困境，无暇东顾。其二，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阜的沿海城市之一，经百年之后，已成各国列强的跑马场，各大国在上海均错综复杂的势力与利益关系，上海一乱，必然引起列强的强烈关注。其三，日本有在上海发动事变的实力与基础：上海有大量的租住在租界的日本“居留民”，可临时武装，寻衅挑衅；上海在地域上临海，日本能通过海上路线及时补给战争给养及人员。

第一次淞沪战争，作为“伪满洲国”成立的遮蔽物，在1932年的年初，被选定了。恰如日本外交史家信夫清三郎日后在回顾中日战争时所说的，“上海事变是为了把各国注意力从满洲移到上海，以完成对满洲的侵略而发动的一种策略。”

战与和：制造方与被制造方

战争，总需要理由，即便再牵强，也要制造出来。第一次淞沪会战的理由，一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炮制的战争理由，诡谲狡诈且蛮横无理。此时，该醉心于满洲“复国”的川岛芳子登场了。

川岛芳子，汉名金壁辉，前清肃亲王之女，从小由日人抚养长大。“九•一八事变”之后，川岛芳子秘密潜往天津接皇后婉容出关。此后，前往上海。据田中隆吉二战后供称，“当时有个和我亲近的女子叫川岛芳子。（我）……就把二万日元交给她了。上海有个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厂。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也是排日根据地。我托她：‘巧妙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她果然这样干了”。

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为战前上海知名民族企业，其产品三角牌毛巾质优价廉，深受欢迎，风头盖过日商所营毛巾厂。“九•一八事变”后，该厂工人组织义勇军，进行抗日宣传。由此，该厂深受日本在上海的浪人嫉恨，在情理之中。而日莲宗正是此时反华日本浪人之首。

日莲宗为日本佛教一分支，后逐渐右翼化，并从事暗杀等活动。战前，日莲宗僧人天崎启声等人以“化缘”为名，在上海刺探情报。天崎启升认识川岛芳子之后，受后者委托，前往三友实业社寻衅滋事的，要制造事端。天崎启升不知道是，川岛芳子怕事情闹得不够大，另雇佣日本青年浪人，冒充毛巾厂工人，要在日莲宗僧人造出事端的时候，将天崎启声等人击毙，假手中国人击毙日僧，以引发外交争端。

1932年1月18日下午，天崎启声升僧人在三友实业社门口敲鼓打钟，并向工厂投掷石块，引起工人注意并追踪日僧。日僧逃至赵家宅附近，突然出现一群打手，直扑几名日僧，击毙一人，重创天崎启升等日僧。

“日僧事件”后，日本上海侨民群情激奋，仇华心理高涨，纷纷要求严惩中国工人，报复三友实业。田中隆吉顺势布置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等人组织人员，袭击三友实业。20日凌晨二时，重藤千春带领60余名日本浪人乘夜偷袭三友实业，日人先用焚烧厂房，厂内纱线付之一炬。在焚毁厂房之际，日本武装浪人在附近监视华人巡捕，其中两名华捕因发现事端而被击毙，一人受重创逃回巡捕房。

于此同时，日本驻华领事要求中国就日僧事件道歉并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和组织，对于焚毁三友实业一事，仅口头表示遗憾。不过，日本有要求是假，求战是真。“日僧事件”开启了日本发动上海战争的序幕，此后十天内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布置，完全与日本求和解的相反。

21日，日本海军派出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舰载6架飞机），巡洋舰“大井号”、第十五驱逐队（下辖军舰四艘）赴上海；22日，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声明，宣称中国如不作出“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手段”。这是日本海军正是表态，表明事态已或有可能上升至军事冲突的层面；24日，日本内阁再在召开会议，觉得再度加强上海的武装力量；25日，日本海军与外务部首脑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发动上海之战的具体方案；26日，日本海军确定再次向上海增兵。“至一•二八事变“爆发，十天之内，日军在上海的兵力由六七百人骤然升至6500人，并有军舰十艘，飞机20架，装甲车十余辆。

急遽的增兵，由此可见日军认为机不可失，求战心切。与日本相反，中国方面，尽管对日军的动向尽管不无了然，其心态，则完全相反，是避战为上。

22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高层召开会议，听取上海市长吴铁城关于上海问题的报告，蒋指示“先安内，后攘外”；23日，蒋、汪、孙科在宋子文宅邸会晤，再谈上海问题，蒋、汪一致认为“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会议并决定调防抗日情绪较高的第十九路军，以免产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受南京政府影响，上海市政府的政策也导向妥协。26日，吴铁城接日本要求道歉等内容的最后四十八小时通牒（截至时间为28日晚6时），当日下午，吴铁城等开会表示接受。28日下午2时，上海市政府向日本驻沪总领事表示接受。

尽管南京政府一退再退，却并不明白，在上海求一战，已是日本规划的步奏，接受最后通牒与否，都无法感化日本军方的决策。然而当日夜，日军在上海闸北率先开枪，战争如期而至。只不过，这一次，日军撞上的，不是软柿子关东军。




会战示意图

十九路军：意外中的不意外

1932年，十九路军卫戍上海，完全不符蒋介石军政策略中的亲疏安排，是个意外。但在宁粤失和之后，十九路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调和力量，出现在上海，又不意外。

如果历史允许更多假设的话，如果1932年出现在上海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或许在抗战的史册上，就少了可歌可泣的第一次淞沪会战。

十九路军，其前身为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曾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诸战役，所向无敌。1926年冬，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1930年，重组为第十九军。蒋光鼐担任总指挥，下辖第六十、六十一两师。1931年，十九军参与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争，在高兴圩一役中损失2000余人，军部也险些被歼灭。

十九路军本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自1927年北伐战争之后，连年为蒋介石利用，多次卷入国内军阀战争，高兴圩大败之后，十九路军高层对内战已极为不满。此时，“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十九路军深受震撼，其高层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皆表示，“枪口一致对外”，“剿匪徒劳无功，应转向抗日，以尽军人天职，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及光荣”，遂“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

此时，宁粤和议为十九路军从江西“剿匪”前线开往上海提供了契机。

1931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扣留国民党元老、粤派领袖人物胡汉民，国民党宁（南京，蒋介石）粤（广州，汪精卫）失和，双方陈兵湘赣，大有再开内战之势。“九•一八事变”后，迫于日本的压力，宁粤进入谈判。1931年年底，蒋介石调非嫡系的第十九路军进驻上海，其目的，是为宁粤双方在上海谈判创造条件，也藉此保证粤方代表的安全。十九路军前军长、该军精神领袖陈铭枢回忆称，“蒋介石把我请到南京，要我到广州去议和，并且答应调我的军队（十九路军）卫戍京沪，作为议和诚意的表示”。对于蒋介石的目的，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向国联的说明中，说的更为明白，顾称，“此项军队（十九路军），纪律既严，对于国内和平与秩序之主张，又忠于拥护。驻在京沪一带，原为增进京粤之互信，而易致双方之谅解。”

1931年11月20日左右，十九路军全部抵达南京和上海，总计三个师（新增区寿年第七十八师），三万余人。

“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侵略军作战序列示意图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军队战斗序列示意图

下为战前十九路军基本编制与驻防：

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  参谋长：黄强

总指挥部设南京

下辖：

第六十师：

师长：沈光汉，副师长：李盛宗  参谋长：李盛宗(兼)

第一一九旅：旅长刘占雄  第一二○旅： 旅长：邓志才

第六十师分驻京沪铁道沿线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区

第六十一师：

师长：毛维寿 副师长：张炎  参谋长：赵锦雯

第一二一旅，旅长：张厉  第一二二旅，旅长：张炎(兼)

第六十一师驻防与南京至镇江一带

第七十八师：

师长：区寿年，副师长：谭启秀，参谋长：李扩

第一五五旅，旅长：黄固  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

第七十八师分驻上海、吴淞、昆山及嘉定之间的要地

第十九路军自驻防京沪之后，就受日人之骚扰。1932年1月，上海的事态日益严峻。各种情报显示，日军进攻上海已成不可避免之势。十九路军高层乃在一月中旬召开会议，讨论进退之策。

会议主要围绕两点展开。其一，日军来犯，是战是走？南京政府推行妥协避让政策，十九路军则守土有责，会议结果是十九路军认为，“我东北军过去的不抵抗，已铸成今日的大错，纵容敌人的骄傲，启发国际的蔑视，中国军人的价值已毫无存留余地，现在岂容再误”。其二，如何战，是退出上海战，还是据上海而战？该军认为，“我军原有卫戍京沪，警备淞沪之责，敌人以占领上海为目的，我军如退出上海，不论在真如、南翔或昆山取抵抗线，实际皆与不抵抗同”，且在上海抵抗，可因上海列强势力纵横，藉此减少日军横暴。最为关键的，是第十九路军与日军在军备上，存在不小的差距，该军认为在上海战，能凭借上海的有力地形与敌人展开巷战。

1月28日夜，日军挑起了战争。有备而来的日军，撞上了同样有备而来、满腔杀敌热血的第十九路军。战争的第一个照面，即是繁华之区，上海闸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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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一夜

闸北，地处上海华界，与公共租界毗邻。上海铁路总站坐落于此，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淞沪铁路在此汇集。闸北区工商业发达，为上海华界市民聚居最多的一个区域。更不巧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即设在了靠近闸北的天通庵车站的四川北路底。

上海之战，闸北首当其冲。1月28日晚11时，淞沪会战首先在闸北天通庵车站打响。由于该车站只有少量警察守备，不战即溃。晚11.50分，盐泽幸一下令全线进攻，并夸下海口，称四个小时攻下闸北。日军兵分三路，一路由通天庵车站进击通天路，袭击京沪铁路终点站北火车站；一路由秦关路口日本小学出发，沿路西进，呼应攻击北火车站；另有一路由虬江路北上，直扑北火车站。

三路日军，每股约五百兵力，配二三装甲车为前驱。日军攻势的意图十分明显，取上海北火车站，段京沪、淞沪、沪杭交通线，然后再各个击破，取闸北占吴淞。

上海由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驻防，闸北驻兵为该师第六团千余人。攻防双方，人员配备达到1.5:1（这一配比，基本与整个淞沪会战的中日双方投入作战的人员比例吻合），武器装备，日军远远优于国军。

28日晚11.30分。中日军队在闸北区开始交火，日军发动第一波攻势。战况异常激烈，中方战线几度差点为日方所破，终在预备队赶上后，恢复阵型。

29日凌晨1：30分。日军增援部队1700人赶到，发动第二波攻势。双方争夺阵地，达六七回合，血战两小时，击毙日军100余人，毁装甲车5辆。有参战士兵回忆称：在日军猛烈的冲锋下，我士兵一步不退，用手榴弹和敌军对掷，用刺刀和他们相格。不时轰然一声，敌我双方士兵都碎身了。

29日上午4：40分。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中国军队阵地与民房。

29日上午5：30分。在飞机轰炸的配合下，日军发动第三波攻势。因日军飞机轰炸，闸北区多处着火，火热灼伤皮肤，战士则以湿毛巾蒙面，坚守阵地不退。有前两次日军冲击的经验，中方先守后攻，逆袭敌军，并迅速肃清闸北日军。其中班长华中兴、钟国强带领两班士兵，从宝兴路一直追赶敌人至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震惊日本司令部人员。

29日上午8：00分。在地面攻势受阻的情况下，日军再次出动飞机对闸北进行轰炸。虬江路、宝山路等处起火，烟雾蔽天。

日军对华界中国居民区的轰炸，致使大量平民伤亡。日后《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作者戴维•贝尔加米尼如是谴责日军的非人道行为：

全世界还从来未看见飞机大规模轰炸平民所造成的结果。这时的闸北，模模糊糊地反映了后来在广岛出现的惨景。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儿童被炸得粉骨碎身。盐泽海军上将从此一“屠杀婴儿的刽子手”而闻名于西方。

闸北之战，是为开战之初战。但凸显的是淞沪会战中，中国军人的整体风格。《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作者如是称颂闸北之战：

我十九路军前线的官兵，当此大敌当前，一发千钧的刹那间，自然而然的把我们数十年来所谓的“匹夫不可夺其志”“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的民族精神，和最近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战而亡不愿束手以待毙”的军人决心，尽量发挥。……倭奴徒恃物质的优美，欲以征服我中国民族，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请看这初夜抵抗的战况和以前作战的经过，我们可以自信了。

闸北之战，开创了两个先例。其一，是惨痛的先例，即飞机轰炸大规模杀伤平民，确如戴维•贝尔加米尼所说，这一毁灭性的军事打击，开启了二战中大规模军事轰炸平民的先例。其二，单以战役而论，第十九路军在闸北第一天的保卫战中，经受日军三轮攻击而始终坚守阵地，可谓惨胜。同这一战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树立了第十九路军的军威，更破除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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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胜利

中日会战上海，不仅中国军民物资受损，英美列强的利益也难保，日本借上海战争以吸引列强注意力的目的，达到了。1月29日，英美紧急调停，同日，蒋介石南京政府向国联就闸北事件申述，要求国联干预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当日晚，淞沪会战出现首次休战。

1月29日晚的停战，于南京政府，是真实心意求妥协，于日本，不过是缓兵之计。休战，仅是作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序幕。在一个短暂的休战之后，中日双方的全力交战展开了。

闸北一战，轻狂的盐泽幸一损兵折将，未得尺寸之进展，引起日本海军部与天皇关注。遂决定继续增兵上海。第一次增兵，至2月3日，日本援军大批抵达上海，其中陆战队7000人，战舰14艘，飞机20余架。与此同时，第十九路军也调第六十师换防第七十八师，调整部署，重点防御日军再次进犯。2月3日，战斗再次打响。4日，日军再次猛攻闸北，战况较28日夜更为激烈，至5日，再次击退日军攻击。于是，日军决定更换主帅。

第一次淞沪会战中日军第二任主帅为野村吉三郎，时任海军中将，擅英语，为日本海军军官佼佼者，曾在巴黎和会上充任日本代表团海军随员。野村替代盐泽，不仅统率原在上海侵华日军，还增加了以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三战队，并负责指挥陆军的先遣部队久留米混成旅团。

野村于二月八日到达上海。是日下午，即在舰队和空军掩护下，派陆战队一个大队在吴淞张华浜铁路码头登陆加以占领。接着久留米混成旅团在当晚同一码头登陆完毕。第十九路军因兵力配置有限，在张华浜方面并未配重兵，日军轻易登陆。

久留米混成旅团登陆后，向蕴藻浜一带阵地发动猛攻，激战四日，未获丝毫进展。二月十三日上午，大雾迷漫，下午雨雪交加，久留米混成旅团在烟幕掩护下，在纪家桥方面强渡蕴藻浜成功，守军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张炎部就地抵抗，战况激。迄下午七时，张炎率部反攻，击敌侧翼，敌纷纷向南岸撤退，而南岸之敌，认为是我军渡河夜袭，猛加轰击，致使退却之敌遭受重大伤亡。此役不仅使敌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陷于破灭，且使号称劲旅的久留米混成旅团遭受重创。

同日，日本陆军主力第九师团开始在吴淞铁道码头登陆，至十六日，该师团登陆完毕。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为陆军中将，于二月十四日接替了日军陆上作战指挥任务，成为一•二八战役中日军的第三个主帅。与此同时，第五军张治中部到达前线，于二月十六日编入战斗序列，为左翼军，担任江湾以北经庙行至吴淞一线作战，右翼军的第十九路军担任江湾(含江湾)至闸北一带的作战。

植田部署完毕后，于二月十七日向蔡廷锴提出通牒，要求我军向租界外撤退二十公里，蔡廷锴当向蒋光鼐请示如何答复，蒋说：“用大炮回答它。”断然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接着日军在全线展开进攻，试图寻找薄弱环节，并一举突破。二十二日,庙行之役,是为决战时刻。当天日军以全力攻击第五军庙行阵地，一度突破第八十八师防线，情况危急之际，八十七师孙元良旅正面出击，同时以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由纪家桥渡河抄敌侧背。在三方面猛击下，日军溃退。此役，激战一昼夜，日军中间突破的计划以失败告终。战后，日军称“庙行之役为一•二八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战”。

庙行战役后，日本内阁于二月24日决定再次增派两个陆军师团――善通寺第十一师团和宇都宫第十四师团来上海，改由白川义则大将担任统率上海全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新司令官。

一月中四易主帅，一次比一次投下更大的赌注，说明日军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战术上也陷于狼狈境地。

白川义则出任司令官之后，不再正面寻求决战，而决定实行迂回战，并在淞沪正面战场的后方浏河登陆，企图通过大包围，一口吃下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

三月一日，日军发动全线总攻击。当晚蒋光鼐、蔡廷锴在迫于后援无继，侧背受到威胁的困境下，决定十一时作战略撤退，将左翼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右翼军撤至黄渡、方泰之线。当晚，撤退部署详细，出其不意，全师而退。

三月三日，日军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白川、野村分别发表声明，称“中国军队业经撤退，帝国臣民安全及租界和平已得到回复，战斗行动即予中止”。此后迄五月五日《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战场，除发生局部战斗之外，基本趋于平静。

回顾整个淞沪会战，中国军队计有十九路军与第五军两军参战，总兵员5万人。日军由第三舰队、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师团组成，总兵员约7万人。在战争的准备、武器配备、人员上，日军皆占绝对优势。这注定是一场奇诡且悲怆的败仗，日军的海军部与陆军，向来意见不合，这一次却难得“精诚合作”，联合对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发动攻势，而作为防守方的中国，从始至终，只有第五军张治中将军请命上阵协同十九军抗日，其余驻防江浙的中国军队（遑论全国军队），皆按兵不动，观望成败。

然而，就是这局部性的两个军，顽强抗战三月余，杀伤敌军近万人，使日军三换司令四次增兵。淞沪会战中的中国两军，以寡敌多，以弱撼强，进退有序，攻守得当，终因后勤补给匮乏、援军不至而败，是为淞沪会战之最大遗憾。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允日本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区驻军。由此，上海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跳板。五年后，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再次首当其冲，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淞沪会战爆发。

在时间序列与战争序列上，第一次淞沪会战，上承1931年“九•一八事变”，下衔榆关抗战、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及绥远抗战。“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数十万人，不放一枪一弹，弃国家之土地民众如敝履，群情激奋，举国蒙羞。“一•二八事变”，十九军首创抗日，且多次重创日军。中国之有抗战，自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始。

在对于淞沪会战的回顾中，笔者认为，战争之胜败，夹杂诸多战争之外的因素。对于日本方面来说，第一次淞沪会战，至最后，几乎倾尽全力。而中国方面的抵抗，则先是以十九路军为主，而后由新编的第五军协助参战。也就是说，第一次淞沪会战的最大特点，是以局部对抗全部之敌。这一战争状态，与近四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相仿佛。

从甲午战争至1931年，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的特点，是中央权力不断被削弱，军阀政治不断产生的过程，同时，这一时期的政治内容，也是不断反抗割据军阀政治的过程。1912年，新共和国创立，南北妥协，是对于中国分裂的一次回应。1927年，北伐战争同样是对于军阀割据的反抗。但困扰民国政治的根本问题，民国本身显然没有能力解决。

在第一次淞沪会战过程中，第十九路军的出现，本来是国民党宁派给粤派提供安全的政治筹码。也就是说，相对独立的第十九路军在当年的主要使命，在于充当两派力量能否表面联合的政治缓冲地带。而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日本的出现，只能是暂时搁置宁派与粤派的内部斗争。因其暂时搁置，所以有宁派表面愿战，而实际按兵不动以保存实力。粤派求战，实际无兵北上的局面。由此，第一次淞沪会战中的“抗战”，在宁派与粤派的政治较量中，多数成了宣传上高调的政治比拼。

可能的胜利，在内耗中消耗殆尽。国民党民国的政治未来，一如民国前十七年的军阀时代，在失败中不断暗淡。“黄金十年”，属于文人骚客的纸面想象。

原刊《文史参考》，此文有修改

Kami

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的确是有勇有谋的抗战英雄，当得上中国脊梁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