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初期“一边倒”战略的新认识

辣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占有重要地位，它曾经给中国的外交、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如何认识、评价这一战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讨论中，有两种倾向：或完全否定这个战略，认为它断送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的机会，导致闭关自守；或把这一战略说成十全十美。客观地考察“一边倒”战略的实践过程，不难发现这一战略的实施有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一、“一边倒”战略是当时比较合理的选择
　　“一边倒”是新中国在冷战时期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第一个战略选择。其结果是，在东西方冷战中，新中国同苏联结成同盟。可以说，“一边倒”外交战略奠定了大约10年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她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上讲，“一边倒”并不是必然的对外战略选择，新中国至少可以选择三种对外战略，来处理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即：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最终导致中国选择向苏“一边倒”战略并不是仓促行事，其因素也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它和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美苏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决策者的主观认识等因素是不可分的。
　　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又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战后多年的内战，这使得此时的中国国力很弱，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增强国力和捍卫国家安全，都有赖于外部大国强有力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建国初期，采取正确的外交战略，确定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是关系到新中国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
　　然而，冷战给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提出了艰巨的课题。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所怀有的良好愿望和接受赫尔利、马歇尔的调解，都有着中苏美自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这一国际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赫、马的使华直接得到了苏军的配合与支持，而且友苏也是中共七大确定的一项基本方针。因此，当时不存在友苏必仇美或友美必仇苏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美苏转向对抗，成为敌手，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美苏间活动自如呢？毫无疑问，外交战略应该首先服务于内政的需要。
　　冷战开始时，正值马歇尔以较公允的立场在华从事国共调处，中国共产党也正努力争取使美国保持中立。针对美苏转向对抗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开始无意表明立场，而是独立自主地奉行同两方都友好的政策。当时周恩来特别向马歇尔表示：只要美国能够履行杜鲁门在1945年12月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中国应该停止武装冲突、结束一党专政和美国决不会以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的内政过程的诺言，中共希望一个实现了和平与民主的中国不仅可以与美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而且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他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合作。〔1〕即使在1946年6月下旬中共对美态度转向强硬时，6月25 日《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也仍然重申“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立场。
　　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美苏对抗中保持中立，并不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关键还在于美苏的态度。从1946年6 月底中共因为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10年军事援蒋法案而对美采取强硬态度，到1947年9 月底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虽然主张联合美国人民和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结成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为政治力量的实际格局就是二分世界。相反，毛泽东在1946年8 月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毛泽东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2〕
　　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非社会主义的“中间地带”国家虽同属民主势力，但由于苏联国内早已没有了反民主势力，因而没有内部的民主斗争。直接的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则充满了苏联之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显然，“中间地带”国家是一支直接站在反帝斗争前线的独立的民主势力，它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一种相互同情、相互声援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直到1947年9 月底日丹诺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世界已经分裂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理论后，中国共产党才完全放弃“中间地带”的理论，接受了“两大阵营”理论。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首次以“帝国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2〕来划分世界力量的格局， 也首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一概念。毫无疑问，正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国人民也属于苏联阵营。这样，中国共产党从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三分世界法过渡到了基于“两大阵营”理论的二分世界法，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中立的可能性。此后，为了进一步密切同苏联的关系，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性，批判了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想法。
　　1948年6月28日， 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为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敢于同斯大林顶撞而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对此，中共中央随即作出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对南共的处理办法。11月，毛泽东为庆祝十月革命31周年而撰写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公开批评了在美苏之间走“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还特别强调苏共对于中国革命的积极影响：“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2〕同年， 刘少奇也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认为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人们不站在这一边，就要站在那一边，……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而实行中立，则是不可能的。”〔3〕
　　但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放弃中立立场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中共深知美国在华既存的巨大影响，如果能够通过外交途径制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促使美国政府抛弃国民党政权，承认新中国，那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因此，中共中央除了从最坏的角度对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和外交上的不承认预筹对策外，也曾采取灵活、积极的姿态，同原美国驻华外交官进行了试探性的接触。这样做也是由于当时苏联对建立新中国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表现在：第一，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企图借此获得喘息机会。对此，苏联政府本想采取有弹性的政策，只是由于中共中央的反对才作罢。李宗仁任代总统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又同李达成了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是支持李的“划江而治”计划；第二，2月初， 斯大林虽然派米高扬来华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但与此同时，罗申随同国民党政府南迁到了广州。并同国民党政权就“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协定”开始谈判，罗申也继续留在广州，直到5月底。对此中共是不满意的；第三，在解放军渡江前夕，斯大林还劝中共就此止步，以免引起美国出兵干涉。苏联政府的上述弹性政策，无疑对中共1949年4月底到6月间寻求同美国建交的可能性起了促进作用。
　　但是，对于中共寻求建交表示，美国未作出积极反应。中共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奉行的只是“尘埃落定”的方针。当时，美国最高当局无意在承认问题上立即采取主动步骤。这时，中共当然不可能去企求美国的承认，更不会以牺牲中苏关系为代价去等待美国的“尘埃落定”。在美国政府没有给中共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苏联在1949年1月到5月间的对华政策富有弹性，但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苏联最终还是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立场。5月30日，罗申离开广州回国， 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弹性政策遂告终结。6月下旬， 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又秘密访苏，同斯大林及联共其他领导人举行五次会谈。中方通报了新中国开国的准备工作以及内外政策。斯大林对苏共与中共接触过程中的“失误”表示了歉意，并表示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将“立刻承认”并给予援助。〔4〕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宣布了“一边倒”。〔2〕至此， 向苏联“一边倒”，就被中国领导人视为当时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首先，由于中共领导已经视美国为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新中国在成立之后联合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抗美国就自然成了其优先考虑的对外战略选择。担心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决定了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的必要性。其次，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纽带，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自己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特殊地位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抗，承认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共产党包括执政的共产党所奉行的政治路线。中共提出的“一边倒”正是这种政策的自然结果和表现。
　　总之，“一边倒”是中国领导人根据当时主客观条件作出的比较合理的战略选择。但它不是象有些论著所述是一贯的政策，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确立起来的。
　　　　　　二、“一边倒”战略的局限性及其后遗症
　　合理并不等于完美，“一边倒”战略也是如此，它不仅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弱点，也给后来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留下了后遗症。
　　（一）由于“一边倒”首先考虑的是意识形态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在同各国建立正常关系问题上的选择范围。以至在开展经贸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方面，走不出狭小的集团小天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虽然我们也强调愿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但在实践中却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区别对待。一方面，我们将同一阵营的国家作为天然盟友，在建国后极短的时间内很快建交，这期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共有18个；另一方面，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则不抱多大希望，如对美国等国家，就一再宣称晚建交比早建交好。〔2 〕对它们很少主动地做一些必要的争取工作。在第一次建交高潮后一直到1954年10月，无一建树。当时，我们与之有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这些国家也的确给予了我们多方面的援助，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156项工程，就是由此奠基的。但是，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来说，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仅与这些国家往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二）“一边倒”影响了独立自主原则的真正实现。当一个实力不足的国家面对现实的威胁和急迫的经济需要作出与一个强国结盟的选择，那它就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个国家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由于苏联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不断损害中国权益，与我国独立自主原则发生了严重冲突。早在“一边倒”刚开始实施时，由于苏联在诸如中长路管理、合办股份公司、非贸易支付清算办法等问题上，不能平等地对待中共，双方很快出现矛盾。〔5〕但更大的冲突， 还是缘起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恶性膨胀，在一系列问题上企图控制中国，比如1958年苏方提出，由两国合资在中国境内建设长波电台，双方共同管理，共同所有。对此，毛泽东指出“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2〕显然，中方所坚持的电台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的意见， 绝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而是着眼于电台的所有权，也就是国家主权的问题。随后，苏方又建议利用中国沿海良好的地理条件建立共同的核潜艇舰队。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反问苏方，“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2〕经过反复思索， 毛泽东表示“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尤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2 〕这句话表明中国在原则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是绝对不可以拿援助来作交易的。在中方的抵制下，苏方虽收回了成命，但这无疑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事实证明，“一边倒”虽然没有动摇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心，却因为中共坚持独立自主而惹恼了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一边倒”必然难以为继。
　　（三）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一边倒”赖以存在的基础受到动摇，确定新的对外战略，寻求建立一种更符合客观现实需要的平等的新型国家关系势在必行。然而实行“一边倒”战略的后遗症立刻表现出来，党的领导人很难跳出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这个思维模式。在同苏联的关系上，由对其领导人某些错误做法的批评和抵制，进一步断定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在国际斗争和国内政策上提出了反修防修的战略任务。由于实行“一边倒”，中美关系始终处于对立状态，此时，即使中国想超脱于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之外也已不可能，由于美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识，美国政府没有因为中苏分裂而改变对华政策，而是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陷入两条线战略即既反帝又反修的误区。这对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60年代，美苏间的冷战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而中苏、中美关系却在恶化。在中国问题上，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了某些共识，在一些领域导致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6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
　　　　　　三、结　论
　　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一种对外战略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是既有利也有弊。而且一国的对外战略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家本身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对外战略不可避免地要符合这种变化。“一边倒”战略是建国初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从上述“一边倒”战略抉择的历史事实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第一，无论社会制度相同与否，国家间的合作必须是平等互利的。实践证明，不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存在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同一阵营的国家也同样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各国由于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一致，一些人常常更“容易在相互关系中忽略平等原则”，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7 〕毛泽东曾经指出：“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 ”〔2〕他总结中苏合作的经验指出：“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2〕因此， 无论在与社会制度相同还是相异国家的相互关系中，都有一个如何贯彻平等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第二，要将国家关系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区分开，每一个民族都有长处，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同与不同，相互间除矛盾冲突一面外，大都还有共同点，可以和平共处。只要双方求同存异，就有可能建立正常关系，开展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道路，对各自的选择应相互尊重，尤其不能使两种制度的国家“搞成铁板两块，互不来往，互相攻击”。〔8〕否则，只会加剧双方对立， 既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维护各自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利益，“一边倒”时期的中美关系即是明证。
　　第三，在国际舞台上，实力至上。“一边倒”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当时中国没有实现中立和不结盟的实力。只有当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增强了在世界舞台上的自信心后，中国才可能提出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奉行中立、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从而使自己超脱于冷战之外。增强综合国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当是中国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之根本途径。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特点，中国政府正不断调整其外交战略以适应新形势，但是，建国初期采取“一边倒”战略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当今及未来的外交战略抉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1999—05—07
知识词典史学集刊长春47～51K4中国现代史张秀华20002000建国初期“一边倒”战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它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以至为后来中国新的战略抉择留下了后遗症。因此，有必要对其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新中国/“一边倒”/战略知识词典张秀华（1960—），女，内蒙古通辽人，吉林大学马列教研部副教授。吉林大学　马列教研部，吉林　长春　130021

任大先生

这个贴，引起了我一个疑问：弱国无外交。这个道理，是否也适用于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呢？

我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人与人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我不寒而栗。

辣油

回复 任大先生 的帖子

所谓强弱，都是相对的。同时期的南斯拉夫就可以保持独立自主。关键是领导人的战略眼光。

辣油

任大先生 发表于 2012-8-6 04:28 PM
这个贴，引起了我一个疑问：弱国无外交。这个道理，是否也适用于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呢？

我有个朋友，曾经 ...

问题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利字当头，急功近利，能走多远？

实用主义是好使，但如何说服自己的内心是个问题。

任大先生

辣油 发表于 2012-8-7 06:23 AM
问题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利字当头，急功近利，能走多远？

实用主义是好使，但如何说服自己的内心是 ...

我一直认为：做个君子是必须有原则的，作为强国，更得有原则。

rightonmoney

任大先生 发表于 2012-8-6 03:28 PM
这个贴，引起了我一个疑问：弱国无外交。这个道理，是否也适用于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呢？

我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人与人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我不寒而栗。
...

我顶你朋友说的话。

只不过大家对利益的定义不同罢了。就像东郭先生，他算君子吗？舍弃自己的利益去为别人，最终自己灭了。这个度在哪里，没有定论。

任大先生

rightonmoney 发表于 2012-8-8 02:46 PM
我顶你朋友说的话。

只不过大家对利益的定义不同罢了。就像东郭先生，他算君子吗？舍弃自己的利益 ...

rightonmoney说到实质上了，所谓君子，不是说利益选择问题，也不仅仅说此人有无爱心，而是说此人是否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