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轲：《民国那些人》

源济

徐中舒：从不说假话

　　徐中舒（1898～1991）安徽怀宁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家，后长期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徐中舒去世后，同系的一位老教授坐着轮椅赶来吊唁。别人要抬着他上楼，他不许，趴在楼梯上就放声大哭。

　　30多年前，在“反右”斗争刚开始时，这位年轻气盛的教师曾是积极分子，认为系主任徐中舒已成老朽，便经常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徐先生。孰料形势急转直下，没过两天，反倒是出风头的他本人被打成“右派”。面对如此打击，他想要轻生。可妻子怎么办，5个孩子怎么办？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几天前自己刚刚批评过的徐先生最为厚道。于是登门找徐先生：托孤！

　　徐中舒绝口不提此前的恩怨，只是劝他要好好活下去，活下去就会有前途。徐中舒的孙子徐亮工曾看见过祖父写给同样被划成“右派”的叔叔的信，“祖父对自己儿子这样说，对他也这样说。”

　　于是，此人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后来还成为卓有成就的学者。不过据徐亮工回忆，这位教授此后一直保持着某种矜持，和徐中舒的来往并不多。但那一哭，足以说明一切，“他们是心心相印的”。

　　在徐中舒的儿子徐安石眼中，作为学界泰斗的父亲，最恰当的评价却是“本分”二字。“他的话不多，但从不说假话，哪怕是在‘文革’期间。”

　　开《海瑞罢官》讨论会，当时很多先生已经“学聪明了”，闻到味道不对，于是包括有些和吴晗私交甚好的人“都开始滑了”，说起话来不知所云。但徐中舒说：“吴晗写这个东西，是不是为彭德怀翻案，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吴晗。但姚文元的说法我觉得不对，清官总是比贪官好吧，怎么连清官一块儿批呢？”很快，记录这次会议的小册子就从“学习辅导材料”变成了“供批判用”，徐中舒成为“文革”中四川大学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

　　他常被拖出去批斗，但对此却异常豁达，每次批斗回来，倒头便睡，大概不到5分钟就鼾声大作了。那时，徐亮工还小，但也被逼着写了大字报，要和祖父划清界线。祖母骂他：“小崽子！你祖父这么爱你，你居然要划清界线？”祖父却在一旁笑着说：“他该写啊，他应该写嘛，不写咋个办呢？”

　　“我觉得他是看穿了，毕竟是研究历史的。”徐亮工说。

　　历史系的吴天墀先生，1949年之前参加过青年党，在西康省政府任过职，因而被判定有“历史污点”，开除了公职。迫于生计，他只好去拉架子车，同时卖掉了藏书。徐中舒觉得这个人才可惜了，就叫他来家中，问他：“你是应该做学问的人，怎么干起这种事情来了？”吴天墀回答：“一家人总要吃饭啊！”徐中舒当即便说：“你一家人吃饭我来管，你现在还是要做学问！”

　　据说，吴先生后来也这样对他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他总是说：“你不要着急，如果说没分你工作，我拿钱给你过日子。我的老师这样对我，我也应该这样对你。”

　　四川南充一个小学教师，考徐先生的研究生没考上。他家里穷，偏又生病住院，徐中舒托人带钱给他，并劝他，考不上没关系，照样可以做学问。后来此人来拜访，徐中舒当真在饭桌上给他讲起了《左传》。徐安石回忆：“那可是一句一句地讲啊，非常耐心。”

　　对年轻后学，不管水平怎样，只要说是对学问感兴趣，徐中舒就来劲儿，就高兴得不得了。常有很多青年人写信来问学，徐中舒嘱咐孙子要一一回复。徐亮工不以为然：“这些信还要回吗？不理就完了！”徐中舒却总是说：“唉唉，还是要回的，要回的。”对一些具体问题，他会告诉徐亮工去查哪本书，就可以回答了；对泛泛而谈的，则让徐亮工写些鼓励的话。

　　“于是我回了好多这样的信！”今天说起这段往事，徐亮工还颇有些“无奈”。

　　与老友蒙文通相比，徐中舒缺乏幽默。非常难得的一次，他和友人在校园里散步，路过几栋红砖修的楼房，脱口而出：“这不就是又红又‘砖’吗？”而多数时候，他和朋友下棋，可以一两个小时不说一句话。徐亮工遂下一断语：“寡然无味。”

源济

傅鹰：被毛泽东“钦点”的教授

　　傅鹰（1902－1979）祖籍福建闽侯，生于北京。著名化学家，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留美归国后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

　　傅本立和他父亲傅鹰一样，一口京腔。

　　“他这人‘大不吝’，”傅本立从老北京话里搜出这样一个词形容父亲，“也就像是无所谓那意思。‘让我说我就说，
什么都不管不顾’。他就这性格。不说假话。”

　　因为傅鹰的磊落耿介，他曾被毛泽东“钦点”过两次。也正因为这两次“钦点”，他在“反右”斗争中竟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不过，这种“大不吝”的性格，最终让他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为发动“反右”做了思想铺垫（此文原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中没再收录此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到当时的整风和批评运动时，认为“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

　　毛泽东还有一篇指示，没有公开发表，但已为许多党史研究者所引用，并收入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这就是1957年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中写道：“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据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回忆，毛泽东所说的傅鹰的“尖锐批评”，登在中宣部“只供领导同志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第51期）上。标题是：“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

　　即使在今天看来，傅鹰在当年4月底北大化学系接连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的言论也有些“惊世骇俗”。从几个小标题便可见一斑：“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

　　这就是傅鹰。上面让“大鸣大放”，他真的就“大不吝”地开始鸣放，把他所看到的现状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讳。不过，这一次他是幸运的。按照龚育之的说法，“反右”中，“傅鹰则因为有过毛的这番话，得幸免于这一场灾难”。而据北大化学系的教师回忆，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傅鹰给予充分肯定，后来，不但先生没有被错划为右派，北大的教授们也都因此而幸免”。

　　“文革”开始后，傅鹰不再有“反右”中的那种“幸运”。他和北大校长陆平、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共同成为重点批斗的对象。傅本立回忆说，一次父亲被拉去批斗，眼睛都被打紫了。他陪着父亲回到家，感到很气愤，于是问父亲：早知今日落得这个地步，当初选择回到新中国后不后悔？父亲回答得很干脆：不后悔！

　　有人曾以“坦荡”形容傅鹰。他在胸前挂着黑牌子挨批时，还不忘要看看别人胸前的黑牌子上都写着什么。

　　即便是被关进牛棚，傅鹰仍在“大不吝”地发表着自己的评论：“江青提倡‘文攻武卫’，把运动搞乱了”。“‘批林批孔’，干嘛把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对孔子要一分为二”。“我担心（周）总理死后，会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曾经有过一本《傅鹰反党言论集》，保存下来一册，作为资料收藏在北大化学系。但据傅本立回忆，傅鹰先生的一个学生，准备写一篇纪念文字，把这本小册子借走了，后来，此人出国，小册子从此不知下落。

　　2002年，傅鹰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致函北大：“傅鹰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拥护党的领导，以主人翁的态度向党进言献策，是党的真挚诤友。他刚正不阿，在逆境中仍坚持真理，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傅鹰先生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源济

容庚：宁跳珠江，不批孔子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收藏家，所著《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为该领域扛鼎之作。

　　鲁迅曾有一篇轶文，“文革”中在广州被发现。他为了讽刺与自己素来不和的顾颉刚，说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打算聘请同样口吃的容庚，难道中大喜欢口吃？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当年长期担任容庚的助教，被视为容先生的“大弟子”。他告诉记者，容先生确实有一点儿口吃，不过并不严重。

　　在曾宪通的记忆里，容先生话不多，不属于滔滔不绝善言辞那种学者。他上课，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在讲桌上打开，转身在黑板上写一个古字，站在一旁，问台下这是什么字，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引经据典加以评析。

　　这位话不多，甚至有些口吃的名教授，却说过不少“名言”。

　　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文革”后期，一位“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容庚，让他认清形势，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容庚在历次“运动”中被揪住的一个辫子是他曾说过的一句话：“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似乎相当敏感的前一句，说的其实是收藏的经验之谈。容庚以一介书生收藏青铜器和字画，资力不足，靠的是眼力。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

　　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曾宪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回想起先生的言论，曾宪通笑道：“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文革”中贴容庚的大字报，说是要斩“野马”，砸烂“鬼锁”。曾宪通介绍，此话的出处是容庚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言。

　　其实，“野马”、“鬼锁”之语，正反映了容庚不愿接受羁绊的内心世界。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赛谁先入党。他声称：“你是讲政治第一，我是讲业务第一，看咱俩谁先入党。”最终，讲究业务第一的容庚，入党申请自然没被批准。“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自己早年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

　　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曾宪通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结果每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最后无奈，只好不去拜访了。“他根本就不懂这些。”曾宪通笑言，“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

源济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

　　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到了上世纪90年代，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议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源济

杨廷宝：建筑为了什么

　　杨廷宝（1901～1982）字仁辉，河南南阳人，著名建筑师。长期在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担任教授。

　　建筑史也许该记录这样一次有趣的饭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

　　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

　　杨廷宝的学生回忆，他常常提诸如此类的“小”问题：人的最小空间是多少？人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多少？一张八个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间？桌椅的高度该是多少？门把手和门锁装在什么高度才合适？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钢卷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随时记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画下他认为值得参考的速写。

　　坐在车内，他有时会指着车窗外的城市建筑问学生：这样的处理，合适不合适？好不好？

　　给建筑系学生讲演，学生期待着听“这么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大谈设计，他却告白：“我来说说台阶的踏步怎么做，好吗？”然后讲了一大通踏步尺寸与人体的关系云云。

　　后人怀念他：“总之，他一直在关心着建筑师为人类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是否合理、合法、合用。”

　　清华大学图书馆被视为三代建筑师“契合”的经典作品，1919年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12年后由杨廷宝设计扩建，1982年由清华名教授关肇邺第二次设计扩建。关肇邺曾经回忆自己初次见到清华图书馆时的情形。抗战刚胜利，以清华园为伤兵医院的日军撤走不久，到处荒草没膝，满目疮痍，图书馆内大理石地面上满是血污，杂物狼藉，然而“外表的凄凉”丝毫不能掩盖这座建筑一二期设计浑然一体的“内质的壮美”，使人“久久不忍离去”。

　　关肇邺在杨廷宝的扩建设计中读出了“一种整体思想，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的设计理念”。

　　这样一种理念，正是当下中国建筑和整个社会所稀缺的。关肇邺感叹：“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对不少建筑只想夸张突出自己，标新立异，不顾整体关系的抱怨。这在商业街区上为广告宣传的目的使然，倒也罢了。但这种风气已蔓延到政治性、纪念性、文化教育性建筑中去，实在不能不说是建筑学的一大误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建筑的拥有者、投资商以此来显示炫耀自己；一些建筑师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此突显、表现自己。受害的则是我们的城市整体形象及其潜移默化对社会思想的侵蚀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建筑界热衷搞“大屋顶”，断言这样才算继承民族传统，才具有中国气派。北京市的规划部门甚至规定，不做大屋顶方案，就不发施工执照。然而杨廷宝说：“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太浪费钱了。我们搞设计，不能赶浪头、随风倒。”

　　于是他“顶风”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这个后来成为中国公共建筑之典范的作品，当时却差点儿被人当作“靶子”来批判，幸亏周恩来发话：“这个建筑不是设计得很合理吗？这座宾馆解决了问题了嘛！”

　　杨廷宝说“不反对”，确是由衷之言。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风格，正是当年他和吕彦直、刘敦桢等一批建筑师开创的。他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但始终热爱中国那些亲切的带着乡土味的东西，比如天津泥人张的手艺、北京天桥的叫卖……

　　为了讨教古建筑的秘诀，平时连纸烟也不抽一口的他，可以陪老工匠躺鸦片馆，亲手为老工匠烧烟泡，被熏得够“呛”。事后讲起来，他也并未眉飞色舞，而只是带着他那“诚笃的微笑”。

　　毫无疑问，杨廷宝属于最配得上“建筑师”称谓的那一类人。人们说，杨老是实干家，最愉快莫过于工作，最难过莫甚于无所事事、相对谈玄。“文革”中，他被戴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高帽、关过牛棚，后来又被“解放”，树为“样板”，又是采访又是拍照，使他疲于应付；业务上，却无人理会，他被冷在一边。

　　这样的日子里，他的学生记得一个场景：70多岁的老人，用钢笔在大约一尺见方的纸上画着，是一幅精心的设计方案鸟瞰图，线条仍然稳练，但手有点哆嗦。

源济

赵紫宸：工楷写耶稣

　　赵紫宸（1888～1979）浙江德清人，基督教神学家、诗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基督教的代表人物。

　　那一年的平安夜，并不平安。

　　狱中的赵紫宸忆起每年燕京大学庆祝圣诞的盛况，不禁凄然，不知夫人孤独在家，情何以堪，又不知天上人间，何等的远隔，于是吟诗曰“圣母有余哀”。圣诞清晨，他听得钟声传
响，不由谨肃起来，复吟诗曰“在劫一心宁”。

　　北平沙滩红楼日本宪兵队，1941年的圣诞节，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囚禁中度过。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将十余位教授投入监狱，其中赵紫宸被羁达193天。

　　他在狱中坚守了中国人的气节和基督徒的信仰。教友本担忧“他的修养才识，拿来应付日虏，是绰有余裕的，但他的身体，并不强健，一旦困身囹圄，横遭暴虐，是否担当得住”，却欣喜发现“紫宸兄没有被痛苦所屈服，肉体的煎熬，精神的窘迫，反而使他更坚强地站立起来……在6个多月的虏狱生活中，他的信仰是更深刻，更超越，更纯化了”。

　　赵紫宸是耶稣的信徒。

　　全世界曾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种文字描述过那么多耶稣的形象，其中一个人，用了我们最熟悉的语言，赞他为“独举的明月，高映的孤霞”。这是纯粹的汉语的意境，出于中国神学家笔下。

　　这位中国神学家很清楚，作《耶稣传》、《基督传》的人，这两千年来，已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平，比耶稣的还要多受人们的研究、解释与宣传；也没有一个人的生平，比耶稣的还要难懂、难解释。他之所以还要“凑热闹再来一本”，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中，到如今还没有人自出心裁，用独到的眼光，脱西洋的窠臼，做过这件事”，也因为“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人中，尤其是耶稣的中国弟子之中，很少有人认识耶稣的”。

　　1935年，赵紫宸在一种巨大的热忱中，22天内“睡得甚少，完全不运动，也不作他事”，一气呵成近17万字的《耶稣传》，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耶稣传记。

　　学术研究谓“本书集中反映了赵先生早期的自由主义神学”，然而对于普通信众乃至国人而言，再单纯不过，赵紫宸是以自身的体认和感悟，塑造了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可以仿效的、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人格典范。

　　这是一本基督教的书，也是一本中国的书。开篇是友人填的《满江红》二阕，题词是赵本人所填东风第一枝，书末的跋词则是赵所作《满江红》。每章的标题，均为精心辑出的与所述耶稣事迹相对应的中国古籍：

　　第一章辑文天祥“宇宙方来事会长”，述耶稣时代；第二章辑庄子“而特不得其朕”，述耶稣幼年；第三章辑朱熹“全体大用无不明”，述耶稣的大觉悟……第七章辑杜甫“世上万事无不有”，述耶稣的奇能；第八章辑《论语》“循循然善诱人”，述耶稣的教训……第十二章辑陶渊明“心知去不归”，述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第十三章辑张载“而浑然中处”，述耶稣末赴耶路撒冷途中的人事；第十四章辑李白“焱欠起持天钧”，述耶稣挑战耶路撒冷的领袖……第十七章辑李商隐“上帝深宫闭九阍”，述耶稣受难；第十八章辑佛书“如是我闻”，述耶稣受难后的事情。

　　赵紫宸毕生致力于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如今，赵家仍留有他晚年所写的工楷：诸葛亮《前出师表》、文天祥《正气歌》以及张载《西铭》。儿女回忆，家中常见的情形是父亲手握一卷诗词，或是陶渊明、杜甫，或是苏东坡、辛弃疾。

　　《西铭》有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赵紫宸喜爱的这位宋代大儒，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语，冯友兰曾赞此语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怀着对耶稣的感念、以工楷抄写《西铭》的那个赵紫宸形象，则立起了中国神学家的境界。

　　1948年，赵紫宸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1950年因抗议该会支持朝鲜战争而辞职。至今尚未有另一位中国基督徒担任过如此崇高的职位，因而教会中人视他为“在近二百年中国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拥有世界级领袖身份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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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公时：民国第一位抗日烈士

　　蔡公时（1881－1928）江西九江人，老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日本，后任国民政府外交官。

　　这是惨烈的一幕。史家称，外交官持节被戕，亘古未有！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军队和浪人在街道上设置防御工事，双方发生冲突。为平息事态，
5月3日，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率领外交随员来到济南与日军交涉。

　　当晚，50余名日本兵闯入交涉署，大肆抢掠，将外交文件、地图等弃置满地，国民政府旗帜和孙中山画像也被撕毁。蔡公时用日语同日本兵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军事单位……日本皇军应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节……”日本兵不等蔡公时说完，就用枪托将他打翻在地，又将署内其他中方外交人员一齐捆绑，轮番毒打。

　　此时，一日军士兵进来宣读其司令官所下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镇定地将这个消息翻译给大家：“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

　　日本兵上前，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又残忍地将其鼻子割下，双目剜掉。据后来侥幸逃出的勤务兵张汉儒回忆：“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在极度痛楚中，蔡公时仍大声怒斥不止：“日军决意杀害我们，惟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本兵见蔡公时骂不绝口，便将刺刀捅入他嘴里，使劲旋转，将其舌头剜掉。

　　是夜，蔡公时与交涉署十余名随员全部被枪毙。他们在赴任不到一天之内，壮烈殉国。

　　日军进而重炮攻城，5月11月，济南城失陷，日军屠戮中国军民近8000人，是为“五三惨案”、“济南惨案”或“山东惨祸”。史学家称，这是南京大屠杀之前，现代国际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幕。

　　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说，他在读到蔡公时的殉国遗言时，热泪盈眶。“回想蔡先生非常状态之下的声嘶力竭之语：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我垂首，无语。”

　　记者问他，“无语”后面的语言是些什么，他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的场景，还能说什么呢，你不觉得，一说反而是说多了吗？”

　　蔡公时是诗人，早年他曾写过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七律。“英雄血和杜鹃开”、“不抱丹心莫错来”、“功名都在死中求”等句，忠义之气溢于言表，读来让人荡气回肠。

　　研究者告诉我们：1928年的“五三惨案”，其性质之严重，实不亚于九一八事变。济南市社科院研究员李家振认为：“济南惨案并不是一次孤立的侵略行为和偶发暴行。从日本内阁会议确立侵华总政策，并武力推行既定国策的历史进程来看，济南惨案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序幕。历史证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正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分割满蒙、征服中国、兼并亚洲、称霸世界的这一征服计划的侵略历程。”

　　蔡公时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抗日烈士。他殉国后，人们给予他最高的评价和缅怀。李烈钧的题词称赞他为“外交史上第一人”，冯玉祥为他题词“誓雪国耻”，李宗仁题词“民族精神，千古卓绝”；徐悲鸿曾创作过巨幅油画《蔡公时济南被难图》，电影《蔡公时》也是一代名片。

　　时间过去了70多年，2004年，曾有记者描述过这样一幅场景：

　　“‘国民政府山东省交涉署’是一座西式楼房，位于济南市经四路，蔡公时及署内职员，就是在这里殉难的。记者痛心地看到，这座1995年就挂牌的“文保”建筑，现在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正在逐渐走向破败……到处是灰尘，楼内一片片的墙皮和天花板都已开始脱落……这幢建筑记录了历史和太多的伤痛与屈辱，走在满是灰尘和即将腐朽的木地板上，会感到：让这样的建筑破败下去，我们会对不起死去的烈士，也对不起后人。”

　　但愿，2005年，当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济南纪念“五三惨案”77周年时，我们那些悲壮的记忆能有坚实而非残破的支撑。

源济

蒋百里：亦武亦儒真豪杰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后以字行，浙江海宁人。民国时期军事学家、中国旧军界元老。

蒋百里担任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在就职训话中发誓：“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当时，他身着黄呢军服，外罩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锃亮的长筒马靴，骑一匹高头大马到校。

半年后，蒋百里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他召集全校师生两千余人紧急训话。他身着军服、佩指挥刀，站在尚武堂石阶上沉痛地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时迟，那时快，蒋百里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随即倒在血泊中。

他于前一晚写下的遗书中说：“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留给老母的信中写道：“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民国有益。”

在自杀事件震惊全国之前，蒋百里，这个中国军人，曾震惊了日本和德国军界。

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这项殊荣被一个中国人获得，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的一段尴尬，军界耿耿于怀，以至从下一届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获得第二名的是蒋百里的密友蔡锷，后来成为著名的“护国将军”。

蒋百里认为自己在日本学的只是初级军事，而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乎上，学习德国陆军，遂赴德国军队深造。他的出色才华很快崭露头角，著名军事学家伯卢麦将军非常欣赏他，拍着他的肩膀说：“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学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在陶菊隐眼中，步兵科毕业的蒋百里马术绝佳，骑马根本不用缰绳、马鞍和马鞭，只是上马时缺少一股子赳赳武夫的劲头，“他这个武学生，到头来还是脱不了书生本色的。”

在德国时，国内汇来的钱大多被他用来买书，而文史方面的，比军事书籍更多。他的德国友人回忆，秋天橡树落叶中，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作品，风神俊朗如神仙中人，这就是蒋百里。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评价蒋百里：“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

源济

三、一校之长，今安在


周诒春：被遗忘的老校长

　　周诒春（1883－1958），字寄梅，安徽休宁人。1913－1918年任清华学校校长。后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农林部长、卫生部长等。

　　6月10日傍晚，我走进老清华园，坡地草坪上新立起了一块校友捐赠的巨石，上面刻着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不远处，大礼堂的穹顶沐浴
在薄暮余辉中，科学馆的门已经锁了；绕过大礼堂，图书馆旧馆不时有学生进进出出；再往前走，西操场前的体育馆内有几个白发老人和年轻人在比赛篮球。

　　我来到工字厅，找到一位熟人。他是清华的毕业生，留在学校人事处工作。我问他，你知道周诒春这个人吗？他摇头。“不过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可以进内部的人事数据库帮你查查。”

　　其实，他未必能查到。因为周诒春每天出现在清华园的情景，已经过去了80余年；并且，也用不着查。因为作为清华学校的老校长，周诒春留给清华的东西很多―――在他任内确立了那句著名校训，并亲自规划督造了清华早期的“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

　　在今天的清华，大家天天看见“周诒春”，处处看见“周诒春”，但却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不仅是那位人事处的干部，在清华校园，随便问几个学生或老师，大多不知道周诒春是何许人也。只有一个新闻学院的女生，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我知道他是清华以前的老校长，别的就不太清楚了。”

　　帮我联系采访周诒春后人的一位清华校友总会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其实我也是前不久调到校友总会后，才刚刚知道周校长的。”

　　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清华怎么也不肯遗忘这位周校长：1918年初，他辞职离校那天，全校曾经集合，学生们身着军操制服，一齐举枪向他致敬。比他小16岁的温源宁教授后来回忆说：“他离职的那一天，对于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全都是悲哀的一天。”

　　温源宁说：“在学校时，人们会躲开他、规避他；如今，他却成了人们寻找的对象。从他的身上常散发出一种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常见的温暖。”

　　老一代的清华人，包括清华大学最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始终以“老校长”称之。20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曾经发生过“校长风潮”，几位不受欢迎的校长连续被教授会和学生会驱逐离校。这时师生们又想起了他们的老校长，于是派代表到他家里“劝驾”，同时在校刊上发出“请教育部任命周诒春为校长”的呼吁，后因周诒春本人坚辞而作罢。

　　周诒春任职期间，清华学校还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按照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的研究，是他在1916年首先提出把清华逐步过渡到一所完全、独立之大学的完整计划。

　　周诒春在清华学校以严格著称。他曾经推行了著名的“强迫运动”：每天下午4时至5时为运动时间，在那一小时内图书馆、教室、宿舍一律锁门，学生都必须到户外操场或体育馆内去锻炼。所以他一直被视为清华体育传统的开创者。

　　“他很严格，这是毫不让步的；但是他人是很有善心的，就是说，你感觉他很温暖，他是为你好。所以后来我接触到的他的学生对他都是有好感的。”他的儿子、协和医院名医周华康老先生这样描述父亲。

　　周校长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就在他离开清华那年，他的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所以他的同时代人习惯称他为Dr．Tsur（周博士）。

　　1950年，周博士从香港返回内地后，和儿子周华康一家住在一起。那是位于外交部街的一栋二层小楼，他住在楼上。在那个运动频仍的年代里，周华康回忆说，他和父亲交流的机会很少，甚至连父亲最珍爱的清华都没有听父亲提起过。而在周华康女儿周琳眼里，爷爷“很静，像个中国的老学究，一点儿看不出当年西化的做派。整天也不出门，只干两件事：翻看一大堆线装书，还有就是练字。”

源济

梅贻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

　　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offewwords）。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大家说了很多意见，惟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二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同样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5个字：“要打，就打我！”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经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作《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地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他的情趣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不晓得……一种很特别的幽默感。”他的儿媳、北大退休教授刘自强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眼睛微微向上，显然沉浸在一种温馨的回忆中，想寻找一种确切表达来描述她的校长和公公。“那时候校长住在清华园甲所。我有一次去他那儿，梅太太病了，我就看见他到前面的小花园里，摘了一朵他自己种的花，紫色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到梅太太的卧室去送给她。”

源济

蒋南翔：两种传统之间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曾任青年团中央副书记、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

　　22岁时，他喊出中国青年学子为之热血沸腾的那句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作为领导人之一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受上级党组织委派，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句宣言即出自该文。

　　44岁时，他提出中国青年学子琅琅上口的那句名言：“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1957年，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在全校体育积极分子会上向学生提出：“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能为祖国工作50年”，从此，这句口号从清华园传遍全国各个高校。

　　然而回顾清华校史，他的位置却有些尴尬。

　　研究清华校史的一位老教授，本是爽快之人，但一听记者要采访的题目是蒋南翔校长，他的语气变得有些犹豫：“其他的人都好说，恰恰就是蒋校长很难说。”

　　“蒋校长是一个教育家，这一点我是承认的。清华校史上有很多位校长，但不是每个人都称得上‘教育家’，有些充其量只能称为行政工作人员。教育家是什么，首先就要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当然是，梅贻琦也当然是。蒋南翔是老清华出来的人，我认为他是有独立的想法的。不过……我不大好评价。”

　　清华大学内部曾经有过一种“权威”的提法：“清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买办传统，一个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革命传统。”

　　这两个传统曾经泾渭分明，像这位老教授所说的，“蒋南翔是过去教育界的圣人，而梅贻琦是敌人”。不过随着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梅贻琦评价的转变，上述“权威”提法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在清华漫长的校史上，梅贻琦和蒋南翔两位校长对清华影响最大”，是“梅贻琦当了17年校长（1931～1948），蒋南翔当了14年校长（1952～1966），他们是主政时间最长、业绩最卓著的两位”。

　　“蒋传统”中的人们逐渐接受了梅贻琦，然而“梅传统”中的许多人却并不打算接受蒋南翔。这位老教授曾经陪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清华老校友参观校史展览，展览中有两尊校长像，一尊是梅贻琦，一尊是蒋南翔，这位校友一看，激动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能放在一起呢？梅校长的传统就是被他破坏的！”

　　究竟孰是孰非，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有过更公允的评价：没有周诒春，就没有梅贻琦；没有梅贻琦，也就没有蒋南翔。同时，没有蒋南翔（时期），也就没有迟群（时期）。作为学校传统来说，周诒春时期强调“培养全人格”，梅贻琦时期强调“通才教育”，蒋南翔时期强调“又红又专”，其总的目的可“一言以蔽之”，曰：培育高素质的人才。从反面讲，没有蒋南翔时期（当然不能由他负全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批判会，也就没有迟群时期的在“知识愈多愈反动”思想指导下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惩治和迫害。

　　矛盾的是，蒋南翔在“反右”运动中亲手打倒了校内“四大右派教授”，但另一方面，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所写道：“做了高教部长并主政清华的蒋南翔，仍不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精神’。1957年，他曾专门找一部分‘右派学生’谈话，对他们说学校仍然‘望子成龙’，‘希望团结百分之百’。‘文化大革命’将起时，他公然呼喊‘开好顶风船’。他还公然表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不科学的，应该是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这些，致使他在‘文革’一开始时即被打成‘黑帮’，并遭受到更为惨重的惩罚……”

　　也许，曾为“书桌”振臂一呼的蒋南翔，在主观上终归是重视“书桌”的，所以他才会说：“假使说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教育事业上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加以尊重。”

源济

蒋梦麟：北大“功狗”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对本校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
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源济

马寅初：硬朗的“兄弟我”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后因人口问题被严厉批判，至1960年被迫辞去校长职务。

　　堂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讲话这样开头：“兄弟今年七十三岁……”其后他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弄桶凉水来冲洗，“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这是北大老校友回忆当年初入北大，听马校长讲话时的情形，他们的感觉是“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真率”。而他们看见马校长，第一个印象是，“身体出奇地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寅告诉记者，父亲1961年以80高龄回故乡嵊县视察，由于洗冷水澡而患上肺炎，才终于停止了这一习惯。

　　此前，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了很久，他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他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马校长搬张椅子坐在台上讲桌旁的场景，北大师生并不陌生。遇有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这样，以便随时和主讲人交流。一次，国家体委某副主任来北大讲话，按常理，马寅初不用陪同，可他不但往讲桌旁边一坐，而且不断插话，越说越起劲，最后干脆喧宾夺主地批评起一个人来，说这人不爱体育锻炼，身体很差，这样重要的会他竟然不来听讲。

　　被批评的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有当时在场的学生回忆，马校长这番背后的“人身攻击”让大家哑然失笑。“眼前浮现翦教授那清瘦、文弱的身影，再看看马校长壮硕的姿容，也真感到马校长的话有点道理”。

　　1968年12月，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安眠药，离开人世。二人平卧于床，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口袋里，装着字条：“我实在交代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这种“硬朗”，自在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1958年前后屡遭点名批判期间，马寅初曾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1960年1月，在“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这位不妥协的学者终于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搬离燕南园，回到东总布胡同的旧宅。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不能再公开发表文章。从此，马寅初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上消失了。

　　马本寅曾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家里很冷清，少有人来拜访。但在如此境况中，马寅初根据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写出100万字的《农书》。他坚信“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孰料“文革”开始，马寅初不得不痛下“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的决定，整整一藤箱、几十卷的《农书》手稿，在作者亲手点燃的火中灰飞烟灭。

　　马寅初的硬朗由来已久。1927年北大校庆时，他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研究者称，马寅初在50年代“单枪匹马”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北大之精神”若合符节。

　　有一本关于北大校长的书，写马寅初那篇，标题赫然是―――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源济

傅斯年：刚正不阿真书生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

　　那是一个冬夜，小小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他夫人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不可太寒碜。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急于想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说罢，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10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不久，傅斯年去世。不多日，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道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还如胡适所言：“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足堪称一代史学大家。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其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傅斯年功不可没。

　　这个人真的是“天生的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上午的游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是他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学生成为教授后，他创办并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20年间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实绩的研究机构，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代大家。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源济

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抗战期间率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

　　2004年12月，天津建卫600周年。之前两个月，南开学校百年庆典，南开大学亦建校85周年。这座城市和这所学校，气脉相连，以至于人云：“知中国者必知天津，知天津者必知南开。”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70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曰：“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然而，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南开似乎漠视这位老校长的存在。

　　1949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的张伯苓拒绝蒋介石的去台邀请，留在大陆。但由于曾“一脚踏在臭水沟里”，1950年9月，当他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

　　张伯苓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研究者司徒允认为：“这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在张伯苓逝世后的追悼会上，其故交黄钰生致悼词称：“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与生命最末两年的心灰意冷不同，同样按照黄钰生所说，张伯苓“40多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从不灰心，自喻“不倒翁”，谓“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他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惨淡经营私立的南开学校，为了筹款，向人求见，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却坦然面对：“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年曾说过：“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他是在述说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些劳动所得曾经无比丰硕。胡适写过一篇《教育家张伯苓》，称赞道：“在他仅只22岁时从五个学生的一个私塾办起，到1917年他41岁时，他的中学已经有一千个学生。1936年他60岁，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部、大学及研究所）一共有三千学生。”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员请学生吃茶，突然正颜厉色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女教员说的是英文，把张伯苓三字念得像外国名字Chamberlain，于是罗隆基就一直以为鼎鼎大名、篮球队能打败“强大”的清华队的南开学校，原来是个外国人Mr．Chamberlain办的，而“外国人办的学校，自然是好的”。后来，他才知道张伯苓先生是个中国人，而南开是中国人办的学校，当然，其间“南开的足球、篮球亦好几次打败清华了”。

　　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的文史名家柳无忌，称张伯苓为“大校长”，因为张伯苓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俭朴的校长办公室内”，而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则“比他体格更高大”。后来在美国的南开校友聚会，齐唱校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柳无忌以为，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有那位“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源济

陈垣：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史学大师。

　　前不久启功先生逝世，让众人哀叹，大师的时代真的已经远去了。启功离去的背影，让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曾经的大师们，其中，就有启功的老师陈垣。

　　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当时，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强迫实行奴化教育，把日语作为必修课，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由担任校务长的德国籍天主教司铎及校长陈垣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提出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日语不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惟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大学。

　　抗战结束后，有北平媒体赞誉辅仁大学为故都的“抗日大本营”。

　　由于陈垣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声望，日本占领军曾派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前往游说，此君劝陈垣与日本人合作，并问他：“你总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见对方自称懂汉学，于是从容地引用《孟子》作答：“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还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沦陷区提倡所谓“读经”，陈垣得此机会，常用儒家经典中的话对人晓以大义。辅仁大学每届毕业生都会出版一份“年刊”，陈校长必引经书题词。1940年的“年刊”，他题词：“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敬笃，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敬笃，虽州里，行乎哉！”

　　陈校长以“蛮貊之地”喻沦陷区，告诫辅仁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控制下，也决不能卖身求荣、助纣为虐。

　　一日，他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而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垣沉默不语，片刻后，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他已眼含热泪。

　　抗战8年间，除到校授课外，陈垣闭门谢客，撰写了大量著作。后人评价，其中多有“发愤之作”。《明季滇黔佛教考》完成于1940年，主要写清初西南遗民的宗教活动，但书名用的是“明季”，用以强调这些遗民终未降清。明亡后，南明王朝曾在滇黔建立政权，而这一地区，也正是抗战时的大后方。陈垣在书中称：“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

　　在这本名著中，陈垣的一段结语堪称自诉衷肠：“按祖宗之遗我也厚亦，似比广漠无垠之土地，取无尽，用无竭，进退绰有余裕，吾何修而得此！”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

　　研究者孙邦华将陈垣的这一时期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在非常时期，“保住民族的文化”，表征着陈垣作为一个学人的节操。从更广义上说，他所治之学，无一不是在追求“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曾在中外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论述的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此书刻意在“全盘西化”论兴起时著成，饶有深意。他的朋友、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为之作序：“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

　　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源济

唐文治：如何“读经”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近代著名教育家。

　　一个主张恢复“读经”的人，是立于时代潮头，还是忝列历史末梢？一个幼习《孟子》、终生强调“养浩然之气”的人，能否在新时代成就一番“第一等的事业”？

　　问号，引出一个老旧的名字，唐文治。

　　唐文治，清光绪进士，在清末从政十余年，官至农工商部（由商部改）左侍郎署理尚书（相当于代理部长）。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唐文治拟定《商部章程》。1905年，他力促的《商律》颁行，这是参照英国公司法和日本商法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法，以国家法律形式宣布民间可以自由经商和集资创办各种公司，且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享一体保护之利益”。

　　商部主管农、工、商及交通、金融等领域，为一时之“肥缺”。唐文治为遏止官场贿赂之风习染商部，拟定《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规定商部官员当为及不当为之事，“严禁纳贿贪污”，并阐明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

　　著名的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办人粤商张弼士为答谢唐文治奏保张氏实业，曾赠与他“巨金”，他辞之再三。他培植过很多实业，对于商人的酬谢一律“坚辞”或“峻拒”。慈禧在颐和园召见他，赞谕“汝能廉洁办事，亦很好”。

　　后人评说：此之谓读经而真能“富贵不能淫”。

　　1906年，唐文治退出政坛，次年出任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由南洋公学改，即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监督（即校长）。在交大人眼中，“先生之于交大，犹如北京大学之于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于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学府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学校的荣誉是离不开关系的”。

　　按照学者余子侠的研究，唐文治长校后，先后设立铁路专科、电机专科、航海专科等，将这所工业学堂发展为真正的工科大学，并堪称近代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之一。

　　唐文治自谓：“回溯飘摇风雨，屡濒于危，最难堪者，改革之际，经济困迫，彼时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诸生相对凄惶……费几许心血，历无限艰辛，乃得稍稍有此成绩。”

　　1920年，唐文治辞去南洋校长职务，以几近双目失明之身，创立无锡国学专修馆（即著名的“无锡国专”），开始以读经为中心的国学教育。他为无锡国专确立的办学宗旨为“正人心，救民命”，因为“当战国之世，孟子专崇仁义之训，斥去私利……今世一大战国也，于斯而提倡仁义之说，欲以救心而救国”。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开始轰炸无锡，年逾七旬且双目早已全盲的唐文治率领全校师生，进行了被赞为“壮烈”的内迁。而后8年间，无锡国专迁学校于广西桂林，设分校于上海，一直坚持着“明耻教战”的兴教活动。

　　后人评说：此之谓读经而真能“贫贱不能移”。

　　抗战期间，唐文治居上海，汪伪教育部接管交通大学后，派人“劝驾”他出任伪交大董事长，并要挟他签字同意。唐文治从容作答：“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以不签矣！”

　　后人评说：此之谓读经而真能“威武不能屈”。

　　长校南洋时，唐文治将“着重注意道德，以全校蔚然成高尚人格”列入校章第一章，并在大礼堂悬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横幅，亲书“人生惟有廉洁重，世界须凭气骨撑”对联。

　　我辈生也晚，无缘得见被尊为“工科先驱、国学大师”的先贤，但在其孙、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唐孝威身上，颇能见乃祖遗风。唐孝威曾说：“祖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对我讲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理。”

　　曾有记者采访这位物理院士，他说：“今年春天，我带学生到万松书院春游，秋游去了九溪十八涧，我们拍了许多照片……”这让记者感慨不已，忆起“那种源远流长的师道风流”，一如《论语》所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源济

陈序经：能请来大师的校长

　　陈序经（1903－1967）海南文昌人，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岭南大学康乐园，以及后来迁址这里的中山大学校园内，曾有这样一个身影，手里拿
着拐杖或是雨伞，在绿草红房间信步而行。路上见着教授、职工或是工友，微微地点点头，笑一笑。

　　实验教室里的水龙头没关好，若是窗户开着，他便贴到窗前，伸进胳膊去，尽力地用手中的拐杖或雨伞去够龙头，折腾一番，终于把水关好。然后，拍拍手，满意地离去。

　　有时候熟门熟路地走到某家串门，而更多的时候，只是在校园里散步，像一个园丁在关照自己的园子。

　　康乐园真是幸运，一度拥有过像陈序经这样出色的“园丁”。这位奇才没有选择政坛作为自己耕耘的田地，而是选择了大学校园。上世纪30年代，他曾婉拒广东省教育厅长的职位。抗战胜利后，鉴于他在侨界的名望，同乡宋子文曾力邀他出任驻泰国大使，他二拒。1949年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请他当教育部次长，他三拒。

　　然而，这个一生淡泊官场名利的人却有着极出色的统筹领导才能。1948年受聘岭南大学校长后，他为南国请来了国学泰斗陈寅恪、数学大师姜立夫、中国临床放射学创始人谢志光等许多名满天下的学者，还邀请一大批从国外归来的新锐到校执教……

　　上世纪50年代，陈序经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成为朋友后曾对他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十数名一流的教授，每个人都是我亲自去请的。”后人感慨：无法想像，如果把这些名字去掉，广东的学术文化会是怎样的图景。

　　陈序经与陈寅恪，二陈的交往掌故历来为人所称颂。陈寅恪的传记作者怀着一种深深的感念写道，陈序经是陈寅恪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

　　这种“知音”，是二人认同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灵契合。以至于，校长陈序经特许教授陈寅恪除授课外，不参加校内的任何活动。事后看来，这样的关照卓有成效地保护了陈寅恪晚年的学术创造。

　　陈序经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我这个校长，是为学校、为教授服务的。后人回忆，这样的校长，以教师为友，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信赖这位朋友的帮助。

　　他的女儿陈穗仙告诉记者，当年在康乐园东北区的那栋小楼里，从来就不缺为了各种事情来找校长的教职员工，“父亲从来不摆架子的”。她对父亲每日的散步也记忆犹新，“他总是到处去看看，了解校园和教职工的情况。他管理学校不是靠汇报，而是靠自己去看、去串门。”

　　陈校长乘车外出，沿途无论遇到学校出来的教授、干部，还是工人，只要车上还有位子，他都让司机停下来，请上车，顺路送一程。

　　当年陈序经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只得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引起轰动。陈序经得知后，设法给燕树棠送去钱，还打躬作揖地恳求：“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

　　在这里，作为“领导”，陈序经维护的是教授的尊严。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大教授。上世纪30年代，他的“中国文化之出路”演讲，在全国引起一场关于“全盘西化”的大论战。他的东南亚古史研究，影响尤为深远。

　　陈序经评价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教书的”。后人评价：他是个永不失厚道的教书匠。“优容雅量”一词，是他一生为人办事的写照。

　　一位曾在中大轰轰烈烈领导过数次“运动”的前副校长1957年回中大接受审查时，与陈序经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他对陈序经说：“你有涵养。”陈序经回答：“我还须学习涵养。高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比较复杂，权力心比较淡薄，但也有其自尊心，甚至有怪脾气。与高等知识分子打交道，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有涵养。尊重对方的长处，不须过分强调对方的弱点。”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雨后，中大校园内陈序经曾经住过的小楼显得破旧而落寞，而去年新立的故居石牌在阳光下有些反光，竟然看不大清楚。

源济

许崇清：独立之思想

　　许崇清（1888－1969）广州人，教育家，华南教育界元老。

　　中山大学东北区8号是老校长许崇清的故居，这座二层红砖小楼曾给他的儿子许锡挥留下过许多回忆。

　　站在客厅，如今已是七旬老人的许锡挥念念不忘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幕：

　　中大党组学习小组来许家学习，讨论到正在流行的一句马克思的
名言：“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许校长一听，马上从客厅起身，噔噔跑上二楼，翻出一本德文的马克思原著，捧在面前，一边走下来，一边逐字逐句地翻译给在场的人听，说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教育者同时被教育着”。

　　许崇清的意思是，这不应成为一句为“整”教师而被误用的流行语。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命题，却由于错误的翻译而被用来为当时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服务。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后来，许锡挥问父亲，你就不担心吗？许崇清只回了一句“做事不能走邪门歪道”。

　　“看起来只是文字翻译的问题，其实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两种不同的译法，可能导致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面对记者，许锡挥感叹，“其实，直到现在这句‘名言’的翻译问题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许崇清有足够的“资本”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早年留学日本的十余年间，他专攻教育哲学，并因通晓德文，直接阅读了马克思的原著，成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

　　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时，专业是教育哲学的许崇清却对数学颇有兴趣，他曾经在考试中撇开标准方法而用自己独立琢磨出的思路解开了方程，以至于教授惊喜地给了他102分。

　　也许正是由于他对科学的热衷，使这个学教育的学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1917年，他在一篇题为《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的文章中，使用“Einstein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作为论据，对蔡元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在许锡挥看来，最早介绍相对论也许是个偶然，但许崇清作为一个小留学生居然敢“批判”蔡元培这样的大学者，却绝非偶然，“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这是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30年代，主政广东的陈济堂曾提出议案，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鉴于许崇清在教育界的威望，陈济棠请他负责审查这一议案。许崇清认为强制读经会使学生视野停滞不前，因此坚决反对。为此，陈济堂又是施压威吓，又是许诺送股票，软硬兼施企图逼他通过审查，但许崇清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议案。陈济棠一怒之下撤掉了他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

　　此事当时震动华南―――一介书生竟敢顶撞广东“土皇帝”。

　　1956年，中国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方针的辩论，大的方针确定为“人的全面发展”，很多人主张在后面加上“因材施教”，许崇清再次“逆风向而动”，反对将“因材施教”列入教育方针，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论述。

　　“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观点对不对，也许他不对，”许锡挥轻拍着刚出版的《许崇清文集》说，“但这就是他自己的观点，是他独立的思想，所以他要表达出来。”

　　许崇清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共计20年，占到了中大校龄的四分之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次代理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后，1951年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欢迎集会上，中大人评价：“中山大学是应该同许崇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学者杨东平称中国现代以来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每一所都与大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奇之于清华大学……在这一长串名单中，当然不会缺少“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杨东平认为：“这些大师成为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讨论校长问题时曾说过：一个好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正义和良知。这句话，用在他们的老校长许崇清身上，可谓恰当。

源济

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出生即受洗为天主教徒。耶稣会神学博士，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

　　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这就是马相伯的个人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马相伯逝世。

　　百年间，他从容游走，留下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和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

　　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此刻，这位老人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震旦学院最著名的校友，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1904年，这名被清廷通缉的陕西举人，化名“刘学裕”入学。

　　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如果仅有一所复旦，马相伯或许不会作为一种象征，赫然出现在中国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还在于他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面对如此尊荣，马相伯却有些落寞。寿辰之后不久，一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这些“叫声”。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慷慨激昂发表抗日言论：“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已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变后，他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誓死抗击日本侵略。

　　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马相伯另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簇拥下，端坐正中，尽现人瑞之相。

　　斯人已逝，如今，复旦大学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公示，今年将隆重庆祝建校100周年。而年初北京一场大雪过后，离什刹海不远的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内银装素裹，这片白世界，原是辅仁大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