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轲：《民国那些人》

源济

李登辉：被遗忘的复旦校长

　　李登辉（1872－1947）字腾飞，祖籍福建，生于印尼华侨家庭。受人尊敬的复旦老校长。

　　李登辉何许人也？

　　在大多数人看来，对一个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人物提出这样的问题，若不是恶意搞笑，那多半别有用心。

　　前不久，有人在论坛上贴出题为“本人敬仰李登辉”的帖子，引来一片哗然。第一
条跟帖：“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条：“跟那个汉奸狗贼同名同姓？？？”再往后：“我靠，你拿同名的人来骗我进来”；“那个汉奸真是侮辱了李登辉先生的大名”；“一场虚惊”……直到有人忿忿不平，“台湾那个登辉真作孽，白瞎这个好名字！”

　　原来，发帖人说的是“我们复旦的老校长”李登辉：“在复旦百年华庆之际，表达我对他的敬仰”。

　　全球互联网某著名网站，专门有一个针对“李登辉”这个名字的“消歧义”网页，注明此词条可能指以下中的一个：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

　　然而与那个李登辉的恶名远播相比，这个李登辉显得过于寂寞了。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复旦的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在他面前提出此想法后，李登辉一口否决，正色答曰：“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why should I leave any？（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不知是否一语成谶，曾经为复旦这所著名学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登辉校长，果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记载只有7个字，“资产阶级教育家”。无怪乎后人替他鸣冤：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史传问世，于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家群体中，他被淡忘了。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李登辉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复旦学者钱益民说，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趁着复旦百年华诞，才让李登辉姗姗来迟。作为刚出版的《李登辉传》的作者，钱益民不无遗憾，因为传记的执笔者已不可能是李登辉亲手培养的弟子门生，那些曾得到他教诲和恩泽的人们，早已全部作古，传记本该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不过，虽未有皇皇大传，但李登辉的同代人对他从未吝惜过最高的赞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孑民先生在北方首先树立思想自由的学风，而在南方，则复旦大学一直保持思想自由传统者，是先生最大的功劳。”

　　李登辉对大学风气的信条是“大学之教，百家渊薮”。他的学生回忆，李老校长对于学术思想，完全是美国最先进大学的作风，是极其自由的，甚至，“康南海（康有为）先生明明是复辟派的重要人物，为了他的经学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辈学生却得了李老校长的许可，亲自到辛家花园敦请康先生来复旦讲学”。

　　1917年，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原有文理两科，新增商科（即商学院）。后人注意到，世界闻名的哈佛商学院设于1908年，复旦设立商学院，仅晚哈佛9年。1920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校开办教育系，李登辉同时在复旦试设教育科，可谓丝毫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潮流。

　　思想上先进，但他在情感上却是极恋旧的人。妻子早逝，他终生未再娶，妻子生前遗物，一衣一巾，莫不保存得好好的，如她仍在人世。每年夏天太阳好时，他一定把妻子的皮衣一件件取出来晒，睹物思人，必会又伤心一场。

　　为筹建大学的新校园，李登辉亲赴南洋，向华侨募得巨款。归国后，他力排众议，以相当超前的眼光在当时远离市区的江湾购得土地，苦心经营，终成气象恢弘之学府，为日后杨浦成为沪上学术重镇奠定基础。

　　如今，在李登辉奠基的校园内，立着一座相辉堂，为了纪念他和复旦的创建者马相伯。很多人，包括很多复旦学子，不一定能说出相辉堂的来龙去脉，但他们会说，这座复旦最著名的建筑，是对一所大学过往岁月最真诚的纪念。

　　一个最近刚知道“这个李登辉”的年轻人，发出此般感叹：“哦，李登辉，原来可以是一个好名字。”

源济

陈望道：不止译宣言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语文学家、教育家，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校长。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该是怎样一番模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共产党宣言》成为陈望道的一项罪名，对他的诋毁，抬头总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如何如何”。他被描述成活脱脱一个流
氓无产者形象，“爱抽美丽牌香烟，常穿一件破大衣……”

　　后来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主持新闻系，在学生眼里，陈老师总是穿着那么一身深色的长袍，只是为了季候才在质料上有一些改变；抽土制香烟，烟质不好，常要两根火柴才能点燃；午饭时间，只在一家茶馆里啃着烧饼，说“这样经济了时间，也经济了力”，而晚上，他能够在朋友家里臭虫很多的床上一觉睡到天明。

　　上世纪60年代，复旦校园里常见一位面目清癯的老人，穿着深藏青的呢中山装，腰板笔直，步履很快。高年级同学会悄悄告诉新生，这就是陈望道校长。

　　长久以来，陈望道被一道光环笼罩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者。然而在革命者、政治家的光环以外，他其实还有着前辈学人的性情一面。

　　这一面，世人的记忆里已不多。典型的例子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小罗。他回忆，自己进校第一天，就到陈望道塑像前照了几张照片。“反正知道这个名字，忘了怎么知道的了。不过除了知道他是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老校长，也不知道别的了。”

　　知他者言：陈望道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许多人敬畏他，其实他是一个平和的人。

　　重庆时期的复旦学生描述这位教授：他走着老是像赶路，虽然步伐那么平稳，你总觉得他一点也不悠闲，好像总在思考。你和他点头，他的回答也是那么淡淡的。你将感到他不那么容易亲近，而你去到他屋子里讨论“的、哩、吗、了”，他会高兴地给你谈上三四个钟头，还会递给你一支香烟……

　　陈望道珍爱他的“的、哩、吗、了”。语言，而非革命，才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所。1932年，他写成《修辞学发凡》，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修辞学专著。他研究文法学，在广西任教时接触到粤语，对这种方言立刻着迷，兴致勃勃开始大谈“走先”（官话“先走”）、“落楼”（官话“下楼”，他初听时大吃一惊，以为是说要掉下楼去）。他很欣赏广东话将男女之间的恋爱说成“拍拖”，认为此二字用得极贴切。

　　上世纪40年代，复旦新闻系讨论“系训”，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学的欢迎，觉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强调了新闻记者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这口号是从延安传来的，更加令人兴奋。眼看着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却提出“好学力行”四字，认为这才是对新闻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后，陈望道的提议获得通过。

　　新闻史家评，陈望道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期间，于“新闻”二字，“有大视野”。他倡导学生每周举行“新闻晚会”，讨论的题目包括“欧洲为什么开辟第二战场”、“日本为什么投降”等，甚至专论过“历史有情还是无情”。

　　学问上有大视野，他却又是极生活化的一个人。写《修辞学发凡》时，遇到障碍，他便停笔不强写，坐上电车“从西到东或从南到北压马路”，一面看马路两边的商店招牌，一面听乘客的谈话，往往意外地有所触动，想通一个问题，于是赶紧回家接着写。

　　友人回忆，陈望道当年有一道拿手名菜“神仙鸡”，先用黄酒将鸡浸泡多时，并佐以葱姜等调料，然后用100张报纸送入炉内将鸡慢慢烩熟，鸡全身呈金黄色，香气扑鼻，入口鲜嫩无比。

　　1920年初，陈望道接受上海《星期评论》负责人戴季陶、李汉俊等人的约请，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一日，陈母心疼儿子，便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他红糖够不够，是否需要添些，他连连回答：“够甜，够甜了。”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他一边译书，一边蘸着墨汁吃了粽子，还浑然不觉。

　　对于记者问起陈望道，小罗不解。他自嘲：“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辣油

源济 发表于 2012-8-26 12:15 AM
陈望道：不止译宣言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语文学家、教育家，长期担任复旦大 ...

多谢超版对本版的厚爱。

源济

四、前辈已逝，不可追


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同时，著有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被称为有影响的日本问题研究家。

　　8月6日下午，记者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家中拜访。客厅墙上挂着赵朴初的手迹，那是他为老友作的挽诗，其中有“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两句。

　　在王芝琛的回忆中，父亲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燃犀”之光，却并非为了“烛鬼”。那火光映照出了父亲的悲剧。

　　那是“文革”中的一团火，不大，只在王家的卫生间里。王芸生烧掉了自己40余年从未间断的日记，足足有好几大箱。“汗和泪都有，滴在日记本上。然后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来。”王芝琛回忆说。

　　有关方面让王芸生写1949年前《大公报》的历史，遭王婉拒。后来来人透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违心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

　　王芸生晚年极为悔恨自己参加了那场对《大公报》的“围剿”，尤其涉及对前任总编辑张季鸾的评价。他说：“对季鸾，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这个在生命尽头认定自己留下“白卷”的人，曾用他手里那支“仰扶轮”之笔，影响过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蒋委员长每日必读《大公报》，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因此，许多军政要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总希望在《大公报》上露露脸，不少要员甚至亲自带上红包登门拜访总编辑王芸生，但无一例外遭到严词拒绝。戴笠派人送的重礼，甚至被扔出了家门。

　　王芸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政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批评。1945年11月，他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次年4月，他又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两日后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据王芝琛介绍，在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之前，曾专门请人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当时他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上世纪40年代曾有人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大公报》的理念之所系。

　　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泽东。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源济

张季鸾：民国故报人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首任总编辑，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

　　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王芸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惟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蒋介石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亲往丧礼吊奠。

　　张季鸾灵柩后公葬于西安，碑铭中对他的定位也许是遵循他遗嘱之意，异常简略，并未“呼应”他身后的极尽哀荣，仅曰：“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

　　王芝琛告诉记者，他听说，这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块。

　　张季鸾的侄儿、《大公报》名记者高集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这个报人，1913年初创办北京《民立报》，该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被投入监狱。

　　这个报人，1918年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这个报人，1925年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友人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最后，这个报人和吴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

　　“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于右任曾为这位“民国故报人”下过一极精当的评语：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源济

胡政之：报人逝，报纸亡矣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青年查良镛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问：“胡先生，你就会回来吗？”胡回答：“就会回来。”说完淡淡一笑。在这笑容中，查良镛看到了一种凄然的神色，于是立在门口呆
了许久。

　　《大公报》总经理没有再回来，连他的名字都渐被湮没。年轻的《大公报》职员后来成了名满江湖的大侠，是为金庸。金庸回忆，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老总”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学者傅国涌称之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谢泳认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当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说《大公报》已死，是怀念一种消亡的传统。在这个短暂的传统中，自由知识分子得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通过报纸“文人议政”。如谢泳所言，中国近世本有两个新闻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他24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31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

　　名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指令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社长）、张季鸾（总编辑）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他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

　　后世叹服，如此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又能披坚执锐，奋战采编一线的报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作为报人，他有着被新闻史家方汉奇称为“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1919年，他曾以记者身份，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不仅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也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源济

邵飘萍：昔日《京报》的“铁肩辣手”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名振青，字飘萍，著名记者，《京报》创始人。

　　谭嗣同刑前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国近代政坛的笑声，恐怕无出其右者。那是1898年。28年后，某个晨曦将露的夜里，北京天桥刑场，中国新闻界最豪气干云的笑声，在枪声之前爆发。

　　人：邵飘萍；报：《京报》。

　　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数声，从容就义；或曰，监刑官“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或曰，他临刑前只是微微一笑，意态平静。

　　罪名很“干脆”：“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实则，邵飘萍反对奉系军阀，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且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自言“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自有他笑傲王侯的资本：即使以今天的新闻从业标准来看，他也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

　　在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之一《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邵飘萍主张记者“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1917年3月，中德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正式公布之前，他就实践了这一主张。

　　那日，邵飘萍在国务院偶然听到院仆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总理段祺瑞下午将前往美国使馆访晤。这个电话立即触动了他的新闻神经，使他联想起时值美德断交，美国一定会拉拢中国，因而此时段祺瑞的会晤，很有可能会涉及中德关系。于是他抢先来到美国使馆，单刀直入向一位参赞询问双方会见的目的和内容，参赞大惊，他趁势表示自己并非局外人，只是想证实一下已经得到的消息。如此虚虚实实一番，他居然打探到了美国政府对自家使馆的有关指示。随后他赶回国务院，向段祺瑞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内情，现在希望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最后，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条独家的内幕新闻。

　　著名报人张季鸾评价：“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两年后，他自创《京报》，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政府如何听命于民意？当年，邵飘萍曾奋力突破新闻的一个禁区，将内阁会议内容公布于众。官方欲加阻止，但在邵飘萍的力争下，阁议秘密终于公开，成为他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每周二、四、六的固定消息。

　　一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趁着酒意正酣泄露了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方才大惊失色。

　　按照邵飘萍的要求，记者应当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时，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为勉励同人，邵飘萍取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而被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改为“辣”，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京报报社墙上。

　　血色1926年：“三？一八”惨案，爱国学生被屠；38天后，邵飘萍被屠；此后不到百日，《社会日报》主笔、著名记者林白水被屠。

　　后人说，“萍水相逢”四字，当得起中国记者最光荣的注释。

源济

林白水：嫉恶如仇，以身殉报

　　林白水（1874－1926）福建福州人，中国近代著名记者、报人、政论家。

　　100年前的中国新闻是何面目？试看林白水的一段文字：

　　“张之洞看见俄人占了奉天，也着了忙，就跑到俄国钦差衙门里面去求见他……俄钦差冷笑道：不行也要行了！张之洞还乱嚷道：万万不行，万万不行！那俄钦差卷着胡子，抬头看着天，拿一条纸烟只管一上一下地吃，不去睬他……”

　　1903年，林白水独立创办《中国白话报》，创刊第一期的“新闻”栏目中刊登了他所写的这篇《张之洞共俄国钦差说话》。100年后的今天，语言学家赞叹：“这是纯粹的现代白话汉语”；一位资深编辑也赞叹：“这完全是特稿写作的气派嘛。”

　　能达到如此水准，林白水自然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一时间“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然而林白水却颇有些“名士”脾气，每篇文稿仅收稿费5元，而且非等这5元用尽之后，才动手写下一篇。

　　一次，一位朋友来看他，他留这位朋友吃饭，可一摸身上才发现囊空如洗。他说了声“你稍等片刻”，便伏案疾书。没过一会儿，一篇千字文完稿，他吩咐仆人：“赶快送到报馆去，要现钱。”仆人带回5元钱，林白水于是携朋友到饭馆大嚼一顿。

　　1904年，清廷筹办“万寿庆典”，为慈禧太后祝70寿辰，林白水愤而写下一副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此联既出，字字辛辣，令人拍案，各报无不争相转载，传诵一时。

　　林白水参与北京《公言报》期间，曾“捅”破过不少黑幕。段祺瑞政府里的政客贿赂议员拉选票，被林白水在报上揭露，顿时引起北京舆论哗然。时隔不久，有政客在津浦租车案中舞弊，又被林白水独家揭露出来，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结果，这些政客有的被革职入狱，有的虽然被包庇下来，但不得不畏罪辞职。林白水对此颇为自得，说：“《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赃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

　　其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一反当时主流报界只关心上层政治，注目于达官显贵的风气，把视线转向社会下层，决心“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重视社会新闻，关注普罗大众，“举人生日用社会消息，无不笔而出之”。

　　一天深夜，林白水编完稿坐洋车回家。路上，他和车夫聊起了身世，车夫把自己凄惨的生活和每天拉车所受的凌辱一古脑地向他倾吐。林白水根据车夫的哭诉，写出了一篇报道，见报后，“都门中下社会胥为震动，报之销路飞涨，日以数百份计”。当时，“北平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

　　《新社会报》因揭露军阀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三个月。复刊号上，林白水以春秋笔法写道：“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不久以后，“革面”却未“洗心”的《社会日报》又刊出林白水揭露曹锟贿选总统、议员受贿的报道，再次直击当权者痛处，结果报馆被封三个月，他本人也被“请”去囚禁了三个月。

　　林白水曾说过：“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1926年4月，直奉联军开进北京，著名报人邵飘萍遭杀害。此种恐怖氛围中，林白水仍敢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讥讽依附于军阀张宗昌幕下号称“智囊”的潘复为“肾囊”，“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次日凌晨，林白水被张宗昌下令逮捕，旋即被枪杀于天桥刑场。

　　林白水一生以文字名世，也以文字获罪，此番宿命，似在其名字中已见端倪。他本名林獬，字少泉。“獬”：传说中的独角异兽，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必冲上去用角顶恶人。林白水的报人生涯，就颇具疾恶如仇、除暴安良的“獬性”。

　　中年之后，他自号白水，是将“少泉”中的“泉”字身首分割，成“白水”二字，以彰“愿以身殉所办之报”的志向，孰料一语成谶。呜呼，白水君！

源济

黄远生：从末代进士到开山记者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著名记者。

　　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

　　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

　　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

　　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

　　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

　　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源济

孙伏园：他走了，副刊死了

　　孙伏园（1894～1966）浙江绍兴人，著名副刊编辑、散文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如果《晨报副镌》的编辑孙伏园不出那趟差，也许《阿Q正传》会写得更长。

　　鲁迅被孙编辑“折磨”了两个多月，有些想把连载中的阿Q结束掉的意思。但孙伏园认定：“《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之趋势，我极盼望尽管宽心地写下去。”说过此话，孙伏园出了趟差，由另一位编辑代理编务，鲁迅便在1922年2月12日的报上发表了“大团圆”一章。等到3月底，孙伏园返回北京，阿Q已被主张“惩一儆百”的“把总”枪毙一个多月了。

　　其实，阿Q本就是被孙伏园“催生”出来的。据鲁迅回忆，“他（孙伏园）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突然想起来，晚上便写……”

　　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阿Q正传》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镌》上连载。鲁迅说，孙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

　　在曹聚仁的笔下，我们能看到，孙编辑的催稿艺术可谓“已臻化境”：“（孙伏园）不仅会写稿，会编稿，而且会拉稿；一脸笑嘻嘻，不容你挤不出稿来。我们从周氏兄弟的随笔中，就可以看到这位孙先生的神情。圆圆脸，一团和气，跨进门来，让你知道该是交稿的时候了。”

　　孙伏园接替李大钊编辑《晨报》副刊，最初叫《晨报附镌》，是他请鲁迅起的，结果写报头的书法家写成了《晨报副镌》。后来，徐志摩接替孙伏园，改名为《晨报副刊》，“副刊”一词方始确定下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相关辞条说，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四大副刊成为文化舆论界的重镇：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其中，前两种都是在孙伏园主持下，开出一代风气的。

　　作为著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一生遭遇过两次停编事件：一次为了鲁迅，一次为了郭沫若。

　　1924年10月的一天，本已被孙伏园编入《晨报副刊》大样的鲁迅诗稿《我的失恋》被代总编刘勉己抽去，他正在生闷气，刘勉己走过来解释，说是那首诗实在要不得。孙伏园一时火起，举手一巴掌打过去，刘勉己躲过，他还要追着打，最后被同事拦住。第二天，孙伏园便辞去了编辑职务，后来被邵飘萍邀去编《京报副刊》。

　　1942年1月，郭沫若写出历史剧《屈原》，一些报刊争相要发表，最后应《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请求，发表在《中央日报》上。有国民党要员气急败坏地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于是下令撤消孙伏园的编辑职务。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大陆报纸的副刊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就没有多少出色的”，其中有“从报纸的总编辑到具体的副刊编辑本身的问题”。

　　他说：“在我看来，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再到三四十年代，报纸副刊的活力在于它是相对独立于报纸的。报纸的副刊主要是委托外面的人编的，是著名的作家、学者来编的。当年，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介入北方的报纸，中央大学的教授介入南京的报纸。而且他们只负责稿子，不负责营销。老板是把副刊当做报纸的门面来考虑，不考虑这个版具体的读者量问题。现在是摊平了，副刊是报社内部编，基本上已经没有独立性了。这样就造成副刊水准的下降。”

　　当年，邵飘萍创办的《京报》最多时拥有23种副刊，他曾发表声明：“各种副刊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报无须一致。本报编辑部，从不对于各副刊上参加一字，此皆鄙人所首先声明，可为与各团体真诚合作互助，而绝对不含有他种作用的确证。”

　　孙伏园30多岁就蓄起一大把胡须，时人戏称为“伏老”。1926年，他的散文集《伏园游记》出版，封面由蔡元培题写书名，其弟孙伏熙为其画像。出版史研究专家王建辉评价：“颇传神”。

　　如今，孙伏园在人们记忆中已十分飘渺，一如报纸副刊在人们印象里已十分寡淡。

源济

方大曾：传奇消失在1937

方大曾(1912~？)北京人,中国早期摄影记者。

    前方，卢沟桥，战斗正在进行。

    炮声隐约可闻。小方从火车座位上跳起来，对同行的记者陆诒说：“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求解放的炮声。”隔几分钟，他又坐不住了，把老陆拖到车窗前，手指青纱帐起的原野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线开拔！”

    在长辛店下车后，小方继续沿平汉铁路徒步前进。他笑嘻嘻告诉老陆：“我要去拍下铁甲车在前线参战的镜头。”长辛店距卢沟桥不到5里。两个小时后，小方从卢沟桥前线回来。铁甲车已经后撤了，但他仍不虚此行。他在前线为一个29军的年轻战士照了相。16岁的战士，高个儿，大眼睛，脸色红润，身背大刀和步枪，手里拿了缴获的日本军官指挥刀和望远镜，笑得嘴都合不拢。

    这是1937年的7月28日，已是战地记者小方第二次奔赴前线。

    此前，“七七事变”爆发仅3天后，小方即离开北平的家前往卢沟桥采访。

    “我在第一时间到达。”他在报道中写道。

    那一次，小方完成采访后顺利回到北平，写出战地通讯《卢沟桥抗战记》。而这一次，他没有回来。

    和陆诒、范长江在保定分手后，小方以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员身份继续采访平汉线战讯。9月30日，上海《大公报》刊载了“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的最后一篇战地通讯，题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文末注明，9月18日写于保定，寄自蠡县。

    从此，战地记者方大曾不知所终。

    人们说：“对从事他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消失则意味着死亡。”名记者陆诒称他是“抗战初期第一个在前线采访中为国捐躯的记者”。然而半个多世纪里，他的家人却宁愿相信，他只是失踪。

    妹妹方澄敏靠小方留在家中的837张底片来怀念哥哥，等待他的归来。这些底片放在一个棕色油漆的木盒子里，每张都套着一个发暗的粉红色纸袋，那是上世纪30年代冲印店常用的一种纸袋。

    这些照片是小方在“七七事变”之前的作品，包括抗战初期著名的“绥远抗战”，以及华北大地上的各种影像。

    评论家午马称，变乱、流离的中国是方氏影像的重要内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摄影家们还热衷于聚集在上海、北平这样的都市里展示他们改良过的类似国画或时装照的摄影术，而出生于官宦之家的方大曾身上具有的朴素的民本思想却使他与这种沙龙气氛格格不入。他年轻的脸庞儿径直贴近冰冷的生活。人力车夫、纤夫、矿工等底层劳力者频繁进入他的取景框。”

    他拍健美的人体，拍农家孩子灿烂的笑脸，拍北平中央公园里的日本妓女，拍北方旷野里独立朔风的哨兵……

    午马认为小方“几乎是凭着直觉感受并运用了摄影纪录的力量”，“在他之前以及失踪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没有过自由摄影师，而方大曾的行为方式却近乎无师自通地具有这种职业的影子。”

    作家余华迅速地被“方大曾”这个陌生的名字所吸引。小方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品栩栩如生地向他展示了一个遥远时代的风格，“像是30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

    然而小方没有遗嘱。这个“喜欢旅行、写稿和照相”的英俊青年只是传奇般地消失了。

    中国摄影出版社资深编审陈申，多年前曾到北京协和胡同10号方家旧宅拜访过方澄敏，听老人细说过小方的故事。在他的推介下，出版了《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拍摄了电视专题纪录片《寻找方大曾》。这个飘散在历史风尘中的名字，始在今日为人所知。

    有人把方大曾和他最著名的同行罗伯特•卡帕（匈牙利籍战地摄影记者）联系在一起，虽然，“卡帕有好莱坞式的浪漫经历，而小方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恋爱都没有”。

    当年，妹妹叫他“小方”，中法大学经济系同学叫他“小方”，摄影社一拨儿朋友叫他“小方”，范长江、陆诒这些记者同行叫他“小方”，他发表文字和影像作品也自署“小方”。

    1937年，这段个人的传奇永远定格在了25岁年轻的“小方”。

    今天，追慕他的后辈们，仍旧叫他“小方”。也许正如余华所说：“方大曾的形象几乎是纯洁无瑕的。他25岁时的突然消失，使他天真、热情和正直的个性没有去经受岁月更多更残忍的考验。”

源济

王小亭：缺一半的抗战影像

　　王小亭（1900～1981）北京人，当年“明星级”的摄影记者。

　　上面这幅照片比王小亭本人有名。1937年那个多事之秋，全世界有1．3亿人看到过这幅照片。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爆发。8月28日，日机轰炸上海火车南站，炸死候车妇孺200余名，整个车站沦为一片废墟。当时任职于美国赫斯特新闻社的中国摄影记者王小亭在现场目睹：一个满身是血的幼儿坐在铁轨上号啕大哭。他用最后一点电影胶片拍下了这一瞬间，这些胶片，画面放出来只有十几秒，于是他截取其中一个镜头，成为上面这幅照片。

　　胶片被美国海军军舰送到马尼拉，又由飞机送往纽约，两个星期后，刊登在美国影响极大的《生活》杂志封面。

　　传播学者分析，公开发表的这样一幅照片有力地影响了当时的美国舆论，并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由于上海南站远离战区，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日本的轰炸完全针对无辜平民。罗斯福总统立即向日本提出抗议，各国也纷纷谴责日本的行径。

　　面对国际舆论压力，日本诡称当时飞行员误以为站台上是调动中的中国军队，所以发生“误炸”。同时，日军高额悬赏捉拿王小亭，他被迫逃往香港。

　　除了这幅“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外，人们今天能看到的当年淞沪会战的影像资料，大部分也都出自王小亭之手。

　　其子王健龙回忆：当年处在炮火中的上海，差不多每天遭到日本人的轰炸，有时一天轰炸多次。父亲每天扛着拍新闻纪录片的电影摄影机，身上还挂四五个照相机，奔走于战区。其时沪上各家报纸所登载的战地照片，大都出自他的镜头。

　　王小亭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整天奔走拍摄，尝试用镜头记录下动荡的中国社会。

　　王健龙记得，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回来很兴奋，有时回来话都不愿讲。“他每天拍摄着那些他看到的地上已经死的和正在死去的人，心里非常难过。”

　　一天，王小亭回到家中，心情很不好，因为他去拍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孤军血战，眼见士兵们一个个倒下去。

　　这段史实是：1937年10月27日，第88师262旅524团团长谢晋元奉命率领该团主力进驻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执行阻击任务，与日军血战4天4夜。当时隔岸观战的中外人士曾发现，枪林弹雨中还出现过一个手提摄影机的人，这便是王小亭。

　　然而这已是一个模糊的名字了。

　　记者先向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打听。他拍着脑门说，王小亭，他拍的那幅日本轰炸上海火车站的照片非常有名。不过他接着又说，再多的，也就不知道了。

　　他向记者推荐了新闻摄影界的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一听王小亭的名字，很干脆地说：“我也并不了解他。不过专门研究中国摄影史的吴群，已经过世了，在《摄影文史》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叫做‘抗战初期最活跃的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

　　他翻出这一期杂志，念给记者听。文章很短，没有关于王小亭的个人背景，重点是引用蒋齐生主编《摄影史记》中的记载，介绍那幅著名的照片。

　　“反正我这里资料也很有限，关于王小亭的东西很少，我看吴群也是尽可能搜罗了，就这么些。”他最后说。

　　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大陆关于王小亭的资料确实不多，即使多方打听，“估计也够呛”。因为王小亭后来到了美国，去世则是在台北。

　　“王小亭那幅照片是因为拍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还知道，其实好多当时的抗战照片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他感叹道。

　　在他看来，我们的抗战摄影史“缺一半”，因为“我们比较注意八路军这边的摄影，国统区那边的，基本上没有”。

　　最近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历史照片集，他一看，怎么好多照片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托人一打听，才知道那个编者是台湾人，“好多照片人家从台湾弄过来的”。

　　今人已不了解王小亭，不过哪怕只知道关于他的一点儿信息，就有人被他感动，写出这样的文字：“请记住他，王小亭。一个记录地狱的摄影师。记住他的伟大，他的真实，他的残酷，以及他难以言语的温柔。”

源济

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中国最富实绩和最具声望的出版家。

　　这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悲壮的一幕：

　　冬日上海，阴霾的天空下，“飞灰满天，残纸堕地”。商务印书馆所印书籍、商务印书馆所设立的东方图书馆及涵芬楼之藏书，顷刻间化为灰烬，焚余纸灰飞达十数里外。时人回忆，“空中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

　　时间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商务印书馆被日机投弹焚毁，东方图书馆遭日本浪人纵火。

　　纸灰飘到与商务印书馆隔了半个上海的张元济寓所，这位商务的董事长望着长空，不禁潸然泪下。

　　后来，张元济编纂《涵芬楼烬余书录》，在序中表示，取“烬余”两字，意在“志痛”。

　　敌人的言行证明了商务印书馆的价值。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经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然而，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传递了商务复兴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事实是，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无论是在遭此劫难之前，还是经过劫后复兴，一直是近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出版文化机构。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涵芬楼发展而成的东方图书馆，藏书逾50万册，为当时全国图书馆藏书量之冠，涵芬楼更是藏有大量善本珍籍。

　　研究者称，商务印书馆“规模之大、附属机构之多、经营业务之广，在世界出版业中绝无仅有”，而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如同现代学术史上的北京大学一般。

　　叶圣陶曾说过：“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画等号。从1902年进入商务起，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到董事长，正如叶圣陶所评价的，张元济“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

　　张元济与商务创始人之一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曾在诗中写道：“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的这一抱负，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1949年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教材出版机构，并且是奠定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主要力量之一。

　　康有为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复的译著（包括《天演论》再版）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大多是在张元济主持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完成了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得到民国学术界、出版界的极高推崇。《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是由他亲自选择版本、整理校勘后付印的。

　　张元济的人生可谓传奇。他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点为翰林。1898年，朝中大臣保荐，称康有为、张元济等为“维新救时之才”，光绪帝遂在颐和园召见了二人。

　　1949年9月，毛泽东邀张元济同游天坛。毛泽东询问戊戌变法的情形和光绪召见时的礼仪，张元济一一作答。当晚，他对儿子张树年说：“我活到耄耋之年，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天又见了毛泽东。”

　　由于被认定是“大老板”，张元济在1927年曾被一伙绑匪劫持了整整6天。在写给朋友请帮忙筹款赎人的信中，最后居然是“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而诗意相当平和幽默。6天中，他又陆续作了10首绝句，脱险后编定为《盗窟十诗》，分送友朋。其中写到“邻家笑语”、“池塘鸭子”，自认为是在“领略天趣”，全然一副镇定自若的风度。

　　张元济是大手笔，他妙手偶得的两个词，竟然就成为现代汉语的约定俗成，沿用了近百年。据张树年回忆，父亲当年应朋友之邀为英国化妆品HazelineSnow翻译中文名称，译为“夏士莲雪花膏”。至今，“夏士莲”仍是中国市场上的畅销品牌之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商务印书馆老编辑、对馆史素有研究的陈应年慨叹：“今天中国的出版界，没有一家能跟当年的商务相比！”

　　一位对中国出版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参观建在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后留言：“张元济不可追”。

源济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40年代后期曾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

　　王云五曾经是一个遭到谴责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他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直到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王云五仍是一个被遗忘的名
字。

　　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王云五却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名字。他被称为“伟大的出版家”，为他祝寿，俨然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商务印书馆老编辑陈应年对记者说，张元济和王云五，这两个对商务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界影响至深的人，在海峡两岸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反。“其实很简单，他们后来的政治道路选择不同。张倾向于共产党，留在大陆；王当过国民党的官，去了台湾。”

　　王云五最为人诟病的是其政治立场与商业习气，但他在民族大节上却是毫无亏欠的。“八？一三”事变后，王云五的房产被日军占用，有瑞士某洋行愿以中立国洋商名义代他与日本人商定租约，王云五的回信是“No trade with enemy（不与敌人订立商约）”。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半年，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复业。馆前悬挂由王云五拟定的激励同人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王云五说过一段很有骨气的话：“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着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

　　王云五晚年自况：“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我们这一代人，对王云五先生曾经很没好感，不止从政治上，更多地是从他们实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方法，因为不少我所信从的前辈左派文人很不赞成这方法。然而，在改革开放这20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当然，开头是从对管理的看法改变开始的。既然我们现今那么强调管理，据我所知，我们不少地方实行的管理方法，其严苛大概较王云五又有过之，那又何必去责备前人呢？等我进一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王云五的出版观念，才深深地感到，王云五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人物。”

　　1921年，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至1946年离职出任政府官员。在商务期间，他曾有一个“四百万”的外号，颇能够概括他的出版功绩。

　　“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发明的这套方法据称影响了中国文化半个多世纪。1970年，周恩来在与文教部门负责人谈话时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百”是“百科全书”。王云五早年任中国公学英文教师时，曾购得《大英百科全书》一套共35卷，费3年时间通读一遍。自此，编纂中国的百科全书便一直是他的梦想。虽然他最终也未能在商务出版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他的种种努力在业界一直广受尊重。

　　“万”是《万有文库》。王云五主编的这套丛书达4000册，3亿多字，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出版物。《纽约时报》曾在题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的报道中，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未曾有之大规模图书。

　　王云五在台湾倡议博士教育，被尊为“博士之父”。在大陆第一篇冲破“禁区”研究王云五的博士论文中，作者王建辉评价王云五“是中国近代最有经营头脑的出版家”，“他是在大商业时代的文化经营有术者”。

　　有研究者指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的，更是无处可寻。“好在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儿上。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源济

伍联德：留下一片旧时风月

　　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人，出版家，良友图书公司和《良友》画报的创办人。

　　北大英语系小宋是个时髦的上海女孩，在她宿舍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各种时尚杂志。“其实也就随手翻翻，有点儿千篇一律的感觉。”她常买这类杂志，却常常觉得看着“不过瘾”。

　　直到一个学期，她旁听中文系的现代文学课，头一次听说旧上海风靡一时的“时尚杂志”《良友》画报。“教授在台上说，《良友》拿到今天来，在座诸位喜欢时髦的，多半也会喜欢。”这话触动了小宋，于是她到图书馆，查阅了几本当年的《良友》。

　　“是真的，真的很好看！有股子文化味儿。”她兴奋地说，“给我们留下一片很好的旧时风月。”

　　报人、作家李辉曾盛赞《良友》，认为在新闻敏感性之外，更凸显了文化的丰富性。“《良友》堪称当年上海文化的出色代表，即便在刊物如林的今天，它也毫不逊色。而它所尝试过努力过的许多创意，在我看来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

　　创办了这份画报的伍联德，在同时代人眼中，是个“有胆识，有魄力，为人热情豪爽，胸襟开阔”的人。

　　年轻时的伍联德颇有“野心”。创办《良友》画报前，他曾出版过一份儿童画报《少年良友》，意欲与当时两大出版巨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儿童刊物一争高下，但读者寥寥，以失败告终。

　　既然无法从巨头的盘里分一杯羹，伍联德决定另辟蹊径，创办一份前所未有的大型画报。为取得合伙人同意，他允诺，若成功，赚的钱归公司；若失败，赔的本钱由他个人支出。

　　1926年2月，《良友》画报诞生，第一期就受到时人热烈追捧，数日之内两次再版。但内容涉及过于广泛，编排略显杂乱，也有读者来信不客气地加以批评。主编伍联德闻过则喜，丝毫不为自己护短，把批评原信一字不漏地登出。

　　伍联德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是中国出版界美术字的首创者之一。商务的商标曾是他的手笔，沿用了多年。《良友》画报封面所用的“良友”两个漂亮大方的美术字，同样出自他手，并一直沿用，被誉为“金不换”。

　　李辉认为，《良友》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契合点。“战火前线的现场目击，并不影响好莱坞明星的中国之行。西北妇女的服饰与民俗等相继登场。漂亮的封面女郎一期期款款走来，突然间百岁老人、教育家马相伯也成了封面人物，确有别出心裁、突发奇想之妙。”

　　当年，无论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皆有《良友》的踪迹。曾主编过这份画报的马国亮老人回忆，连偏远的云南省也不乏《良友》的忠实拥趸，有读者寄来头发编成的表链，希望可作为订阅的费用，信里还说，如果这不行，他将改寄火腿或大头菜（两者都是云南的著名土产）。

　　《良友》画报还行销到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是当时“国内惟一能赚大量外汇的出版物”。后来，画报上干脆印上一张世界地图，密密麻麻地标注着良友的销地，并在地图上写着：“良友遍天下”。

　　《良友》的巨大成功引起商家的极大兴趣，纷纷登门要求刊登广告。当时的编辑们，会凭常识判断，看起来不可靠的广告，一律婉拒；涉及色情、性病，通通不予刊登。以伍联德为首的公司当局认为，广告登出，等于向读者推荐，刊物本身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而《良友》画报，应该是一本男女老幼皆可阅读的刊物，是一本内容健康，能摆在家里而面无愧色的刊物，不允许出现任何有坏影响的广告。违反此点，即使有人出重金，也不为所动。

　　更“不可思议”的是，公司赋予编辑部一种权力：如果认为这一期广告太多，占据篇幅过多，而又不便增加篇幅时，为保护读者利益，编辑部可以拒绝刊登。马国亮回忆，凡遇此种情形，经理部和编辑部协商解决，“经理部毫无例外地尊重我们的意见，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公司的作风”。

源济

徐伯昕：生活书店掌舵人

　　徐伯昕（1905－1984）江苏武进人，出版家，长期担任生活书店总经理，后任三联书店总店总经理。

　　徐伯昕是邹韬奋最亲密的战友。然而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隐形人”，安静地待在“生活书店”这块金字招牌的光芒背后。

　　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的老人仲秋元对记者回忆：“我们在学校里就熟悉‘生活’，觉得韬奋很了不起，非常敬仰他，但是并不知道徐伯昕。”

　　仲秋元说，当时口试自己的正是总经理徐伯昕，不过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进了生活书店，才知道了这位总经理。1938年、1939年那会儿，生活书店在全国就有56家分店，56家啊！连穷乡僻壤都到了。这就是伯昕领导的，真的不容易。”

　　1940年，生活书店在重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对徐伯昕是这样介绍的：“徐先生是本店事业的舵手，10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仁经过了不知多少惊涛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我们的事业之船在商业竞争的海洋中行进，每个同仁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

　　从1926年起，徐伯昕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邹韬奋曾写道：“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

　　徐伯昕颇具艺术才华。《生活》周刊的“生活”二字，是黄炎培为周刊创刊时题写的。1932年生活书店成立，需要拟订招牌标准字体，于是请黄炎培再题写“书店”二字，却怎么样也写不出与“生活”一致的字体来。最后，是由徐伯昕仿照“生活”字体，写成了“书店”二字，成为此后长期沿用的招牌。

　　当时，徐伯昕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总是装着很多宣传用的印刷品。邹韬奋说他“东奔西跑，到各处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而他的广告业务，被誉为替《生活》周刊“广结善缘，创造了无量的同情和友谊”。

　　生活书店的老人曾评价徐伯昕“善于经营，长于谋划，但又坚持原则，不发不义之财”。他对所刊广告的限制极严，“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

　　徐伯昕与邹韬奋的合作，称得上相得益彰。茅盾曾说：“韬奋在政治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更不善交际。”而徐伯昕长期担任经理，人称“徐老板”，恰恰弥补了邹韬奋的弱项。

　　邹韬奋避难香港时，曾打算办一份类似《生活》周刊的刊物。香港政府规定，必须有一位“港绅”做发行人，才允许登记，这可难坏了他。据茅盾回忆：“幸而徐伯昕来香港，很快经第三人介绍，结识了曹克安先生。徐伯昕与曹先生一谈就成功了。”

　　1944年邹韬奋病重期间，徐伯昕亲笔记录了他的遗嘱。60年后，徐伯昕的后人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一本《邹韬奋遗言记要》，与当年公开发表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的《邹韬奋先生遗嘱》颇不相同。

　　邹韬奋的女儿邹嘉骊认定，这是邹韬奋遗嘱的原始版本。并且，她还专门著文分析了两个版本之所以不同的来龙去脉。

　　《遗言记要》有言：“首先恢复书店，继则图书馆与日报。……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今天的人们要感谢徐伯昕，是他在病榻前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出版家、爱国者邹韬奋。

　　“生活书店，邹韬奋如果没有徐伯昕，搞不成这么一个规模。”仲秋元使劲地摇着头，“不可能，没办法的。”

　　“我们的老师，政治上的引路人，韬奋；怎么办书店，”他拍了拍手边的《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一书，很笃定地说，“伯昕！”

辣油

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政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批评。1945年11月，他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次年4月，他又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两日后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据王芝琛介绍，在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之前，曾专门请人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当时他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上世纪40年代曾有人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大公报》的理念之所系。

　　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泽东。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源济

五、真名士自风流


王瑶：魏晋风度

　　王瑶（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遥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在中古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皆开学界之风气。

　　12月23日，“纪念王瑶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先放了一段当年王瑶在香港接受后学访谈的录音。录音效果不好，加之王瑶浓重的山西口音，使与会者们
，或拿着事先整理出来的文稿仔细对照，或半扬着头仔细倾听，不时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几位老先生，还偶尔侧身交流数语，相对会心一笑。

　　“领导文艺的人看问题，他可以允许有一道缝，有道缝，作家就给他搞个洞，就是这样的。搞得洞大了他就不干了……说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一贯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像我们收听那个很远的地方的收音机一样，短波，是有个一贯的东西的，但是一会儿呢，听不见了，一会儿‘哦’―――声音大了，突然叫喊一声，声音高得不得了……一个时候强调创作自由，一个时候强调……”

　　王瑶的嗓音本就有些尖利，说到“哦”时，他似乎又很兴奋地故意模仿了收音机变调的声音，极富感染力。全场都微笑了起来。

　　“这都是我私人聊天，我在班上不这样讲的，我在国内不这样，国外也不这样，我并不需要创造什么事情。”这样说时，王瑶的语气有些感慨。

　　在后来的追忆发言中，有王瑶的学生说，先生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知识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完满的。在他的世界里，他有他的音容笑貌，所以能感染别人―――尽管他的山西口音不好懂，有时甚至不知所云。

　　当年他的同窗学友回忆，王瑶兄一直是快步走路，急口说话。他走起路来，口得口得作响。他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当他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拜，我想这是原因之一。当时我曾对另外的同学说，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

　　老友曾对王瑶下过一断语：有名士气。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上陈梦家先生开的《尚书》课，一次陈先生给王瑶写了一个便条，称他“王瑶贤弟”，他回信时也就当之无愧地称起了“梦家兄”，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同学：如果我是他的“贤弟”，他自然就是我的“仁兄”了。

　　王瑶的弟子们众口一词，爱用“魏晋风度”来形容先生。他本人烟斗不离手，做派潇洒自如。得意门生不会喝白酒，他直摇头：“搞文学而不会喝酒，可惜，可惜！”他早年有一篇名文《文人与酒》，其中引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认定“酒中趣正是任真地酣畅所得的‘真’的境界，所得的欢乐”。

　　王瑶自己引鲁迅所言“清峻和通脱”来说明“魏晋风度”。在弟子们眼中，他机智的谈锋、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以及极有特色的“王瑶之笑”，都可谓之“通脱”。然而，他的聊天又无所不谈，无所顾忌，对于鄙夷的人和文，丝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径直施以“青白眼”，此之谓“清峻”。

　　王瑶曾为《清华纪念刊》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有人说，这段话的幽默与通达中暗含辛酸与倔强，只有联系着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艰辛曲折的历史道路，才能多少领悟这“三言两语”背后复杂的内涵。“此言此语，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

　　王瑶的学生曾提及先生照片上的头像轮廓，像50年代大家熟悉的苏联诗人，不过他的眼神是严厉深邃的，这让学生觉得奇怪。王瑶弥留之际，不能说话，曾写过一段话给女儿：“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

　　这位学生怀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而他也终于明白了，先生照片上的眼神，是冷冷的、清醒的、专注的眼神，是在向内收敛自己的所见所思。

源济

金岳霖：断裂的逻辑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哲学家、逻辑学家。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赴美留学，成为国际一流的逻辑学家。作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他感叹，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的道路》，他认为：“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

    “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1949年以前的理想则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逐渐扩展后来者的眼界，改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为接近这两个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准备都很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金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源济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从政后以字行，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