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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必须彻底清算“文革”元凶毛泽东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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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6 10:30 AM |显示全部楼层








必须彻底清算“文革”元凶毛泽东的滔天罪行—— 一批历史老人致中共十八大的公开信


     来源:参与 作者:执笔廖赤明、铁流


    (参与2012年8月26日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毛泽东以中共的名义执政二十七年,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从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1957年的“反右派”冤案、1959年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冤案和“反右倾运动”冤案,一直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受难者从胡风冤案的成千人、反右冤案的几十万人、反右倾的几百万人一直到文革十年浩劫的上千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他一共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铁的事实表明:毛浑东在他离世的1976年,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叶剑英元帅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后经查证1959~1962年的气象资料证明,属正常年景,是毛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毛泽东为了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统治,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先后害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贺龙,以及陶铸、万晓塘(1966年9月19日,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卫恒(1967年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等一大批革命元老。
   
    谁是元凶?毛泽东!
   
    谁是主犯?毛泽东!
   
    不言而喻,毛泽东应该对这些冤案承担全部罪责。毛泽东承担罪责了吗?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历史决议》:毛泽东“犯了错误”(指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一段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历史,就这样不顾历史事实、被轻描淡写地编写得面目全非。好在这个《历史决议》还承认,“文革”推行了“封建法西斯专制”,只不过把这笔账记在林彪、江青头上,跟毛泽东没有关系。请问:
   
    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制造的诸多冤案中,“文革”冤案之外的冤案也可以推到林彪、江青的头上吗?
   
    在审讯江青的法庭上,江青供认她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难道“文革”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为首者是“四人帮”吗?毛泽东是推行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始作俑者”!是元凶!是罪魁祸首!
   
    首恶不办办胁从,这是对执政党自身所定法制“首恶必办”的悖离,也是对善恶、是非人类共识的亵渎与颠倒,普天之下且有此理!
   
    《历史决议》的所谓毛泽东“犯了错误”的论点,应该休矣。“罪行”与“错误”绝不能混淆!当年成千万的受害者,有权要求追究毛泽东的罪行,为此要求讨还“血债”也是天经地义的。
   
    “错误论”是建立在政治需要的基础上的,不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当年执政的邓小平在1991年、1992年的两次谈话中给执政党的后继者留下了“错误论”只是权宜之计的“遗言”:“……对毛泽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他还说:“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谈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还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全面评价嘛……”。
   
    1981年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如果说是出于当时的“稳定大局,利于集中发展经济”的政治需要;那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毛泽东死后,留给执政党的遗产是一个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集权专制国家,执政党顺应民意及时实行了“改革开放”,挽救了执政危机。执政党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因为毛泽东苦心经营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长期物资匮乏、凭票定量供应,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长此下去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基于此,执政党不得不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奇怪的是,执政党只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却原地踏步。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它们两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更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句话,难道毛泽东留给执政党的遗产,只有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改革;而为这个经济体制服务的政治体制却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需要改革吗?目前中国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还不令执政党警醒吗?
   
    执政党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公正的、和谐的法治社会,只有彻底清算毛泽东搞集权专制统治的罪行,来一个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别无他途;否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梦呓!
   
    因为执政党承袭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是按毛泽东的集权专制思想铸就起来的东西,执政党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繁荣、富强、公平的现代国家,必然要清算毛泽东的集权专制政治遗产,首先要清算文革”制造者、发动者、毛泽东的滔天罪行!还历史一个真相,社会一个公平,同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真、假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金石,否则建设一个民主、繁荣、富强、公平的现代国家只是说说而已!
   
    一批亲历毛泽东政治运动的历史老人:
   
    岳定国 电话18908210316
   
    郭 炎 电话13700506851
   
    熊习礼 电话13320600017
   
    胡崇真 电话13076090020
   
    杨铭传 电话13688170032
   
    廖赤明 电话028-87608961
   
    野 僬电话13551833893
   
    刘文介 电话13550002217
   
    李多文 电话15718015745
   
    屈楚平 电话13558729980
   
    房让喜 电话028-84517533
   
    张平中 电话18040300235
   
    赵 群 电话028-87635639
   
    铁 流 电话13901038114
   
    罗开文 电话15228833296
   
    林夕映 电话13880858344
   
    蔡长宜 电话13880091783
   
    王重纲 电话18980789208
   
    刘光策 电话18030526695
   
    何丕栋 电话028-81702985
   
    彭慕陶 电话028-87438708
   
    (执笔廖赤明、铁流)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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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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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6 10:46 AM |显示全部楼层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

送交者: 林林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

——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

端阳生撰文

(一)

首先亮出发言权

2011年2月10日,国防大学的一位大校军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该校某次座谈会上发言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搞的“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万人。毛泽东和他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毛泽东倒“三七开”才对。

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专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脚步,层出不穷,可谓铺天盖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这个饿死人数字,和对毛泽东的有罪指控,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对“大跃进”的发言权(资格)和招引力,无非就是他在网上亮出的诸多金字招牌:国防大学、解放军大校、共产党员、著名学者、传记文学作家等等,可谓光华四射,居高临下。更有“庐山会议专业户”李锐先生的推崇呼应,一夜之间在网上走红,成为时政领域的明星。

至于老汉我,笔名端阳生,真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名片的含金量远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单就“大跃进”这个话题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发言权。理由如下:首先,我想问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吗?我来告诉你: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证据如下:(1)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诞生于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2)“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的徐秘书(大学生);(3)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这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再者,我想再问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我告诉你: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

身历“大跃进”全过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担任过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过“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规,于1959年4月29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据后来党的高层会议(1962年中央7000人大会)简报披露,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压,没有发到基层,只发到县级。《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是颗假‘卫星’”,“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把潘复生同志、杨珏同志、王庭洞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送党校学习(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反对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正是由于把我们发配到这个地区,他们吃了大亏)

当我们“右倾”同志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干群自我描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共南方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原中共信阳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11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三)“党代会”摆功追过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某乡某村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四)回望“大跃进”

回望远去的“大跃进”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万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城市用粮、工业用粮,向国家多卖商品粮,他们不辞劳苦、勒紧裤带,忍饥受饿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热情与自信的燃烧中,没把毛泽东同志向他们敲响的警钟(《党内通讯》)当一回事,以致一年以后,由他们种植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带进了大饥荒的困境。他们有错、有罪,应该受到惩罚。而且当时就受到了惩罚。就因此该把“大跃进”当作共产党的恶行、当作毛泽东的罪行,没完没了地声讨下去吗?

我至今认为:“大跃进”用哲学的观点审视,是科学的(孙定国、艾思奇两位哲学家亲自到郑州市、登封县论证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是革命的、激进的;再用实践检验,也是成功的。不“跃进”,就没有新中国;不“跃进”,新中国就立不住;不“跃进”,新中国会永久失去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机会;不“跃进”,就没有大庆油田,也不会有昆成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不“跃进”,就会被帝国主义摆布蹂躏。现在当政的领导人,不也说过“要跨越式发展”吗?

总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发起,被毛泽东认可、推广的“大跃进”,不是愚人的盲动,而是历史所迫,是毛泽东的英明选择。否则,我们中国人没有资格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底气高歌《我是中国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历史作证:河南人、信阳人、潢川人,在他们父兄的坟头上,在“5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中,没有人控诉共产党,没有人控诉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控诉过毛泽东。恰恰相反,他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及时把饥饿的人群,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坏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们面对面地质问吴芝圃、路宪文、梁德柱,为什么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我,一个在“大跃进”中挨过批斗、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的老兵坚信:“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画卷上很悲壮、也很亮丽的一页。我有幸经历“大跃进”的洗礼,感到十分自豪!

辛子陵这类人,他们既要享受“大跃进”的成果,又要嘲弄、漫骂、诅咒“大跃进”,我对他们这种不道德行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说:“你们是狗咬吕洞宾!”

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省力气的办法,是在3755万后再加一个“0”。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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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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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6 10:18 PM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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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6 10:46 PM |显示全部楼层
小猪啊,应该把毛主席写的放到隔壁去,也让他们长点见识,省得整天胡说。毛主席语录不至于被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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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油  阁下高估某些人了,你在那边苦头还没吃够?  发表于 2012-8-27 12:2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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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7 12:30 AM |显示全部楼层
应该感谢老毛,不然现在的太子党更多,势力更大,老百姓的要养更多的贪官家族,日子更难过。
可惜是很多都漏网了。不然现在老百姓也许会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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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油  可惜老毛没有嫡亲能干的太子,只好重用毛新宇了,你没发现这个?  发表于 2012-8-28 12: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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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7 12:44 AM |显示全部楼层
“辣油  阁下高估某些人了,你在那边苦头还没吃够?  发表于 2012-8-27 01:20 AM ”

这不总想着治病救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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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油  他们可自认没病,自我感觉好着呢。  发表于 2012-8-28 12: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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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7 06:55 AM |显示全部楼层
Blackjack1 发表于 2012-8-26 11:46 PM
小猪啊,应该把毛主席写的放到隔壁去,也让他们长点见识,省得整天胡说。毛主席语录不至于被删吧

不刺激脊梁们了,他们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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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7 03:10 PM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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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8 09:07 AM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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