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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其芳：中国乒坛三杰之一 自缢身亡

傅其芳（1923-1968年）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总教练，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和夺魁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与容国团、姜永宁并称为当代中国乒坛的三杰。

1953年春天，傅其芳从香港回到中国大陆，贺龙（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特批其月薪为200元，在当时属于相当高的水平。1954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上，傅其芳获乒乓球男子单打第三名，并与王传耀合作获男子双打第三名。1957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获团体第三名，他是主力队员之一，他在团体分组赛中获全胜。傅其芳原是打削球的，到香港后转为进攻型，发球抢攻、滑板、放短球是他技术上的“三绝”。他精心钻研乒乓球技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创新。1957年，有些运动员学习外国的打法失利，中国乒乓球正处在“十字路口”。如何走出困境，众说纷纭。傅其芳则明确提议：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传统的直拍快攻打法。从1958年起，他开始担任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


1959年4月5日，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在傅其芳的指导下，22岁的容国团一飞冲天，在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乒赛上勇夺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捧回了有史以来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打开了中国乒乓球登上世界顶峰的大门。为此，世界体坛对中国也另眼相看。国际乒联决定，将1961年第26届世乒赛的举办地点选在中国的北京。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体育比赛。国家体委提前一年就从全国各地抽调精兵良将108人，在北京开始大规模集训，准备人才；傅其芳率领国家队日夜苦练，志在必得。1961年4月4日，第26届北京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万众瞩目中开幕了。特地为世乒赛新建的、能容纳15000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中共政要全都出席了开幕式。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北京，集中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中国男队凭借威力无穷的快攻打法，一路过关斩将，在半决赛中以5∶1横扫世界强队匈牙利，杀入决赛。决赛的对手是如日中天、气焰万丈、五次蝉联男团冠军的世界乒坛霸主日本队。而且他们还带来了新发明的“魔法球”——弧圈上旋球，扬言要用这一新式武器打垮中国队，实现六连冠的梦想。谁知双方过招后，日本人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居然不怕弧圈球！他们刁钻古怪的“魔法球”没起什么作用，中国人疾如闪电的快攻却大发神威，速度之快常常令他们措手不及，顾此失彼。


日本人大惑不解：这种一碰就飞、又飘又转的怪球，曾将欧洲强队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怎么在中国人身上却失灵了？

他们哪里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国队足智多谋的总教练傅其芳，早就作好了对付他们的准备。

原来，第26届世乒赛前，傅其芳得悉强敌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使欧洲人谈“弧”色变。咱们中国队谁也没见过弧圈球，更谈不到如何对付。傅其芳一面设法从日本媒体的相关体育报导中寻找蛛丝马迹，一面通过同日本队关系很熟的香港乒坛老朋友“刺探军情”。然后让几名经验丰富的老将模仿弧圈球的打法，让主力队员逐渐适应。这种“陪练”方法后来成了中国队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不久，日本队去香港热身，傅其芳又不失时机，派庄家富教练到香港去进行火线侦察，带回第一手情报……


通过精心的分析研究和刻苦的模仿试验，中国队员终于对弧圈球摸到了门道，制定了以“快”制“弧”的方案。傅其芳仍然十分低调，不露声色，任凭日本队去渲染、鼓噪。


最后，当容国团经过激战击败弧圈高手星野，中国队终于以5∶3击败世界乒坛“天皇”，第一次把代表世界乒乓球运动最高奖项的斯韦思林杯高高举起时，整个中国沸腾了！全世界惊奇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中国运动员身上。


接着，庄则栋和邱钟惠相继将男单、女单奖杯收入囊中，加上4项亚军、8项第三名，中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乒赛上一鸣惊人，世界为之震惊。
没有什么比赛能像第26届世乒赛那样对中国体坛乃至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傅其芳率领的中国乒坛健儿所展示的风采，使全国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成了乒乓球迷。人们见面谈的是乒乓球，学校里最普及的运动是乒乓球，最耀眼的明星是乒乓球运动员……


当时正值困难年代，乒乓健儿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也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第26届世乒赛上失去五连冠宝座的日本队，发誓要重新夺回斯韦思林杯。他们积蓄力量，等待与中国队进行决战。1963年4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拉开了战幕。几番激战后，中日两队在男团决赛中再次狭路相逢。


日本队教练刚拿到决赛的排阵名单时，不禁傻了眼。赛前，他预料中国队必将安排实力最强、有“小老虎”之称的庄则栋打第一主力。而日本队的头号选手荻村因在上一届决赛中被庄则栋以2∶0击败，从心理上畏惧庄则栋，所以排阵时让荻村避开庄则栋，先与张燮林对阵。谁知中国队教练傅其芳棋高一着，他摸准了日本教练的心态，出其不意，偏偏把庄则栋排到第三号位置，而让“秘密武器”张燮林出任头号主力。这个阵容使日本队还未开战先输谋略，导致阵脚大乱。


谁都知道，乒乓球的技巧多种多样，打法五花八门，选手之间往往有“相克”的现象，就像“石头、剪刀、布”的关系。教练的用兵排阵、斗智斗勇，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再说张燮林，为什么说他是“秘密武器”呢？因为他曾经在上届世乒赛的单打赛中，以变幻莫测的削球淘汰过日本选手。此后，他就被傅其芳当作“秘密武器”雪藏起来。访日不去，日本队来访也不上场，就是为了在此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果然，张燮林施展神削的绝技，接连削掉日本队的三木和木村两员大将。


中国队一鼓作气，最后以5∶1大败日本队。


傅其芳知己知彼，用兵如神，中国队高奏凯歌，再度捧回斯韦思林杯。


在第27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囊括男子项目全部锦标，共获得三金、两银、两铜。


1965年4月，在原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的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傅其芳又带领中国队第三次蝉联男子团体和男子单打冠军；他还配合已经当上女队教练的容国团，首次攻下分量很重的女子团体冠军。神勇的中国队总共揽得五金、四银、七铜，取得了参加世乒赛以来的空前大丰收，使原来怀疑中国人夺魁只是如流星一样、瞬间即逝的论调一扫而空。可以说，傅其芳、容国团这一代人创造的业绩，不仅是乒坛的辉煌，而且真正代表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标志。


可惜的是，正当中国乒乓球队挟“三连冠”之余威，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战两年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29届世乒赛，总教练傅其芳准备再接再厉、大展宏图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暴发了。国家体委瘫痪了，乒乓队的训练也中断了。造反派造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反”，中国队被迫滞留国内，无法参赛。傅其芳则被扣上“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不幸于1968年4月16日自缢身亡、含冤去世。


为了缅怀这三位乒坛英杰，由中国乒协牵头，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后加入澳门）等五地乒协发起，每年轮流举办“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三英杯”赛发起人是当年应贺龙元帅之邀，从澳门回到内地的王锡添。据乒坛名宿张燮林介绍，王锡添当年是继容国团等三名香港青年之后从澳门来到北京的。“文革”期间，他同样遭到了迫害，但他顽强地活了下来。虽然他从国家队被下放到了什刹海业余体校当教练，但他仍毫无怨言地默默耕耘，并培养出了王涛这样的世界冠军。1985年，王锡添建议举办“三英杯”赛，以缅怀当年与他同时回到内地的三位英杰。王锡添的提议得到了当时国家体委的支持，并正式批准于当年创办该项赛事。王锡添老人虽然已于数年前身患癌症去世，然而他发起的“三英杯”将继续在我国5省市及地区轮流举办下去。


在担任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主教练期间，傅其芳探索出一条近台快攻的路子，培养出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一批名闻遐迩的世界级乒坛名将。因此1961年、1963年，两次被中国国家体委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起，他担任了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一职，同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名优秀乒乓球教练员，傅其芳强调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他提出的“练为战，不为看”的原则已成为我国乒乓球队的优良传统。他注重研究，曾与我国第一位乒乓球教练、著名的乒乓球专家梁焯辉合着了十万字的《乒乓球训练法》一书。他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所做的贡献必将彪炳史册。

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



人民只会为某位演员而狂热。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着领薪金。
——孟德斯鸠


2、姜永宁：乒坛健将自缢身亡

姜永宁(1927～1968年)广东省番禺县人。1952年获香港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后，即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获男子单打冠军，并成为国家队队员。此后，他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乒乓球比赛，均获得好成绩。1954年，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三名；1955年，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友谊联欢节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于1956年荣获中国乒乓球运动健将的称号。他曾代表中国队先后参加过第20届、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表现出色。特别在23届乒乓球比赛中，中国男队与美国、南朝鲜、南越等队比赛时，姜每场都是连胜三局，被国际乒联评为世界十佳运动员之一。


姜永宁球艺独特，他是中国式直拍削球防守型选手，特别是步法敏捷，削球稳健，动作准确，比赛时斗志顽强，每球必争，素有“拼命三郎”之称。


削球技术的特点是把对方攻过来的球，稳稳地削回去，一个比一个削得更近网，使对方越打越费力，逐渐产生急躁情绪而失误。往往一个球要打上十几个、二十几个回合。当对手放小球时，只见他一个箭步冲向球台一个快攻打得对手措手不及。这种以守代攻、以柔克刚的打法，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开创了‘以削为主’的球技之先河。


1957年至1965年，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后担任北京队总教练。60年代初退役，任国家女队教练，培养出许多优秀运动员。还曾受国际乒联委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任教。


姜永宁为人诚恳、老实、厚道，从不与人争执。生活方面更是非常刻苦，但对各项工作任务则干劲十足，十分执着。这些优点在国家体委内部早已有口皆碑。即使担任教练期间，也堪称表率。60年代中期，他已经40岁了，为了带好队，他干脆住在先农坛，每天五点半准时起床，六点半便来到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队员当陪练，他都干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每天训练下来，已是疲惫不堪，但他仍然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说：“我再遛你一遍。”他沉默寡言，但内心却非常热情，待人和善。观众来信向他询问球技，他有信必覆；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他花钱买来后认认真真地钉在木箱内寄出。


1968年春，文革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殃及许多无辜。姜永宁自然也无法幸免。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先农坛体育馆，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看见这几个扎眼的大字，一下惊呆了。当晚回到家中，他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妻子孙梅英，这位打球向来泼辣的乒坛女将比丈夫豁达得多，她说：“让他们写去，现在的大字报有几张是真的？”


其实事情的起因非常可笑：


姜永宁为人向来小心谨慎。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往事足可为证：有次收音机正唱山西梆子，孙梅英说：“咱们也听不懂，关掉它”。姜永宁说：“没唱完怎么能关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语录。”由此可见一斑。尤其在‘文革’大潮中，更生怕惹事。他仔细反思，是不是说错过话，平日的书信中有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他觉得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于是，翻箱倒柜地整理带文字的东西。他把所有带文字的纸一张张地烧，弄得屋内烟熏火燎。妻子孙梅英开门让空气对流一下，哪料隔墙有耳，却被邻居汇报上去，又添了一条“销赃灭迹”的罪状，更大的迫害向他步步紧逼！
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从先农坛出发闯进了姜永宁家，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专案人员在姜永宁家中乱抄一气，并拿走了一包照片。从那一包照片里，专案人员发现姜永宁少年时代拍的一张照片，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专案人员如获至宝。他们逼迫姜永宁承认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心平气和地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但专案人员根本不予理睬，几个彪形大汉干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


5月16日清晨，在先农坛和他一起被专政的王锡添看着姜永宁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他不敢说挨打了。在先农坛宿舍楼，队员们都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寻找。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着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才发现姜永宁已经吊死在窗口，早已断了气……


姜永宁去世后，妻子孙梅英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这位50年代中国最出色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员陷入了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不久，周恩来问起孙梅英的情况，国家体委军宣队的人回答：“她还有问题。”周恩来说：“她一个学生出身的运动员能有什么问题？”这才使得孙梅英彻底摆脱了被审查的境遇。1993年孙梅英因脑溢血猝然去世。


3、容国团：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自缢身亡

容国团（1937年－1968年）杰出的乒乓球运动员，出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

容国团从小喜爱乒乓球运动。十五岁时即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957年他刚满20岁，怀着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毅然回到中国大陆，即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年被选入广东省乒乓球队，首次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就获得男子单打冠军。随后被选为国家集训队队员。他采取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变化多，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而且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他运用的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技术，就是在总结了他的经验后，由原来的“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最后加上这个‘变’字意义非凡。因为多变，使对手无法设防，难以适应，十分被动。而自己则处于主动地位，稳操胜券。


1959年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在落后一局的不利形势下，容国团奇迹般地连扳三局。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页被掀开了！他的对手匈牙利老将西多在比赛结束后对记者说：“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容国团的胜利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评价。容国团，这个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被镌刻在圣•勃莱德杯上。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面临3∶4失利的情况。容国团振奋精神、激昂慷慨地说：“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于是精神抖擞，挥拍上阵，力挫素有“凶猛雄狮”之称的日本队员星野，以5∶3战胜日本队而首次问鼎斯韦思林杯，从而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从此“人生难得几回搏”这句名言便广为流传，成为激励运动员以及各行各业有志之士发愤图强、力争上游的座右铭。


1964年，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在他和其它教练员的配合指导下，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容国团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火相传，直到今天仍然光耀世界乒乓球坛。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不断地缅怀这位乒坛老将。


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于1958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1961年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就是这样一位曾经为祖国体育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乒坛闯将，却不幸死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起，容国团即遭受诬陷，被扣上“特务嫌疑”等帽子。一颗善良而又正直的心灵如何能够承受如此冤屈？从此，生活中没有了目标──世界比赛不许参加了，甚至成了他的罪恶；生活中没有了乐趣──书籍、电影、音乐、美术几乎都成了罪恶的渊薮；生活中没有了友谊──朋友之间不能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范。最使他难受的是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一个好人可以随时被叫到台上被批判、凌辱、殴打，动不动就可以抄家。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队”，国家体委领导人荣高棠被打倒、游斗；他视为引路人的贺龙成了“大土匪”；同是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以及姜永宁，竟被逼得悬梁自尽；众多的优秀运动员进了单位私设的班房、拘留所。这一切事情太刺激他了，他经常为这些领导人和许多昔日的战友遭受不白之冤而伤心落泪，然而却又无可奈何、忧心如焚。


然而，“人生能有几次搏”，这个经典箴言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人！也成为他一贯信奉的信条。今天，即使是鸡蛋碰石头，他也在所不惜。1968年5月初，面对邪恶势力，受战友们的委托，他奋笔写下要求继续参加世界比赛的建议书，写下那个年代最为犯忌的“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誓言。
【编者按：由于极左势力的干扰，中国当局决定不参加1967年举办的第29届世界乒乓球比赛。第30届也未参加。】


容国团和他的战友们热切希望中共当局能理解他们的热血衷肠，他们盼啊盼着……1968年5月12日，被称为《5.12通知》的中央文件下来了。该文件十分武断地认为：国家体委是所谓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容国团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震惊和痛心。有《5.12通知》这个尚方宝剑，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体育界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乒乓球队每次开会都有一连串人被点名批判，一些教练员紧张到这种程度：每听到一个名字，都会下意识地动一下，他们随时准备被叫上台。容国团也被通知要揭发被批斗者的种种错误，但他依然公正地评价自己的战友：“他们都是好人”。


自这一天起，容国团神情大变：沉默寡言，眼神中经常透露出凄婉、无奈。他似乎感到已经走进了毫无指望的绝境。他发自内心地爱党、爱国家，而自己却被认为是掉进了反革命的泥潭，被怀疑成‘颠覆祖国的特务’。《5.12通知》是中央文件，‘中央文件大概是永远不会错的真理吧？’他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理解形势的诡谲：过去的欢乐与今天的困境，过去的喜悦与今天的痛苦，如此巨大的落差，令他无法释怀。他终于离开家，走到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在月色下，不断地徘徊着。过去训练时，他常在这里跑步，今天他却感到无比压抑：成荫的柳树好似压在头顶，微波不起的湖水更像是深不见底的黑洞，凝聚着数不尽的哀愁，周围象死一般的寂静……。晚上9点，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没有。11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事态不妙，她找到几位朋友，商量如何去寻找容国团。郭仲恭焦急地说：“他思绪肯定很乱，我们必须到龙潭湖大声呼唤他的名字，让他在喊声中惊醒。”


“容国团！容国团！……”几个人不停地喊叫着，湖畔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凌晨四点半，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可能是容国团。


整个体委都震惊了。大家赶到吊着容国团的槐树下，默默地看着他那清瘦的遗体，人们能说什么呢？一代球星，竟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心里淌着悲伤的泪。可以想见，容国团从晚饭后到凌晨两点半，一直在这一带不停地走，生与死的搏斗，不停息地在他脑海里翻滚。最后，终于让死的念头占了上风。郭仲恭走到树下，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这个扣子系得非常结实，最后不得不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向来做事精细、周密，他留给人世间最后一件“作品”，也展示着如此性格。


遗体被放在地上，他的头上和身上被蒙上了白布，一双穿白球鞋的脚露在外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他们听到这是容国团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叹息：“哎……天哪……”。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大限度的抗议了。他没有白白地死去，他留下了他浩气长存的精神，留下了血淋淋的控诉，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惨烈记录。


周恩来得知后极为震怒，他再一次向极左势力发出警告：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允许批斗关押！几天以后，一批著名运动员、教练员被释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容国团的死，才换来了众多战友的生。国家总理的指示，使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容国团的死因未经详细调查，遗体在几天后火化。


【编者按：周恩来在‘文革’中的确保护过一批知名人士（大知识分子、高级统战对象、著名艺术家、功勋运动员、与中共要员有特殊关系者……）。这些事迹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被认为是周的大功劳。却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这些举措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对中共自己有功，还是对于整个中国人民有益？其实，周这样做仅仅是从中共本身的利益出发，因为这些人将来还有用（发展科技事业、统战工作需要等等）。所以其出发点仍然离不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而不是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普世价值观念出发。难道说：知名人士应该保护，而普通民众就不需要保护，就可以任意折磨、蹂躏、摧残吗？当人们在颂扬其功德时，千万莫忘记进一步的思考：何功何德？】


但是极左势力依然强大，他们居然在容国团死后到其家进行了再次抄家洗劫，对死去的和活着的都不饶恕。人们屈指一算，容国团死时恰好30岁，从拿到世界冠军之后仅仅9年……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着文回忆和容国团早年的交往时，颇为感慨地写道：“1989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覆没!30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成为乒乓球的王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到今天为止，整整30年。”抚今追昔，不胜唏嘘！张教授还回忆说：当时朋友们都力劝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因此，容国团决定北上大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编者按：当然这并不是张教授和朋友们的错，谁能够未卜先知，谁又能看透大陆极权制度的本质和凶险，以至于预测到大陆当局竟然如此迫害一个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乒坛老将？】


文章末尾，张教授无限感慨地写道：“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柔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还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


1987年11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50周年纪念会，规格甚为隆重。当局特地邀请容国团生前友好人士参会，这位张教授欣然赴会。期间见到容国团的遗孀和唯一的女儿，会后，三人相约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死的，张先生冲口而出：“写得不好!”。为什么如此掩盖真相呢？


真相并不会因为人为的掩盖而消失，相反，只能证明当年迫害他的势力仍然阴魂不散，或者心中有鬼、惧怕人们知道真相。


著名女作家张抗抗曾经写道：“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不会有‘明天’的”。为什么他们不敢认真’拷问’昨天？因为这些人对于‘昨天’所发生的一切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心中有鬼，他们害怕。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普利策
【约瑟夫•普利策（1847年－1911年），匈牙利裔美国人，美国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

源济

辣油

“姜永宁为人向来小心谨慎。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往事足可为证：有次收音机正唱山西梆子，孙梅英说：“咱们也听不懂，关掉它”。姜永宁说：“没唱完怎么能关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语录。”由此可见一斑。尤其在‘文革’大潮中，更生怕惹事。他仔细反思，是不是说错过话，平日的书信中有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他觉得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于是，翻箱倒柜地整理带文字的东西。他把所有带文字的纸一张张地烧，弄得屋内烟熏火燎。妻子孙梅英开门让空气对流一下，哪料隔墙有耳，却被邻居汇报上去，又添了一条“销赃灭迹”的罪状，更大的迫害向他步步紧逼！
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从先农坛出发闯进了姜永宁家，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专案人员在姜永宁家中乱抄一气，并拿走了一包照片。从那一包照片里，专案人员发现姜永宁少年时代拍的一张照片，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专案人员如获至宝。他们逼迫姜永宁承认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心平气和地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但专案人员根本不予理睬，几个彪形大汉干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