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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饶毓泰：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 文革中被迫自杀

2009年初，网上评出“美国顶级名校知名华人”，居首位的便是饶毓泰。依次才是曾子墨、张朝阳、李政道、钱学森、宋庆龄等人。

饶毓泰（1891—1968年）字树人，出生于江西临川。早年在上海求学时，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因胡适兼任英语教师，他又成了胡的学生。

1913年饶毓泰考取了省派的公费留学生名额，远赴美国学习物理，1918年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1922年又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他随K.T.康普顿教授从事当时物理学前沿的气体导电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水银蒸汽的低压弧光和它对荧光的影响》就发表在美国权威的学术刊物《物理评论》上。这是当时气体导电研究的一项新成就。饶毓泰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先驱。

1922年回国。适逢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主持南开大学，广为延揽人才，当即欣然应聘，并将其在美国定购之仪器全部献出。从此物理学乃有实验室，物理系亦正式成立。饶毓泰为该系创建人，担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

1933年又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他的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吴大猷回忆道：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始，不过是1931年前后的事。1933年饶毓泰接任后，不仅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还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前来访问。这种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局面，使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跃，因为理科获得袁述之及美国罗氏基金团之捐助，已开工兴建科学馆——思源堂，美国的吴鲁德（P.I.wold）博士来授课一年，并帮助规划科学馆之实施。饶毓泰同时开普通物理、分析力学和初步光学等三门课。吴鲁德返回美国后，适陈礼教授来校。他是学电工的，讲交流电和无线电课。饶、陈同心协力，为新购置的仪器进行调试与安装、电流导线的布置等均费心尽力。经他们几年谋划与改进，在科学馆建成了普通物理、电学、光学、热学等实验室，为后来培养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

饶毓泰呕心沥血，培育人才。曾在数学、物理、化学等系学习、曾受教于饶毓泰，而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有：刘晋年、江泽涵、申又帐、吴大任、陈省身、郑华炽等。有的优秀学生，后来在我国物理学界成为栋梁之才。例如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吴大猷即是。

吴大猷，1925年入矿科，次年转物理系。据他回忆大学四年他曾随饶师学习大学物理、电磁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学和高等电磁学等多门课程、吴大猷说：“学生由他获益处，不在流畅的演讲，而在其对学术了解之深，对求知态度之诚，对学术的欣赏与尊敬．以及为人的严正不阿的人格之影响”因此对吴大猷“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起到了关键的、亦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影响”。

饶毓泰十分关心年轻人，对他们多予鼓励、帮助。1927年，正在读二年级的吴大任对现代物理兴趣极浓，课余常到阅览室去看物理杂志。那时宇宙射线刚被发现．对它只有初步观察和分析尚未定名。吴大任写了一篇《大宇中的高频率辐射线》的短文，加以报道，登在学校理科学会的小报上。饶毓泰看后异常兴奋，决定重点培养。饶毓泰对文科学生叶恭绍的帮助，更使人难以忘怀．叶恭绍青年时代就立志学医，1927年她考上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而不能去，上了南开大学文科而不愿意读。当时，饶毓泰任理科主任，亲自帮她转科，还为她设计了选课方案，使她按医学预科的要求学习，实现了她学医的夙愿。她回忆道：“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南开大学前副校长吴大任则写了《赞“实事求是”精神》一文，盛赞饶师精湛的学识和高尚的师德。

为了培养现代物理学人才，饶毓泰还常在课内外向学生介绍物理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思路。当年，吴大猷听过他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原理》演讲。大学三年级时，吴大猷就开始研读‘狭义相对论’。1929年，吴大猷毕业，饶毓泰把这位成绩“极其杰出”的学生留校任教，让他挑起重担，并从中得到锻炼。饶毓泰还与叶企荪联合推荐吴大猷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深造。

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1929年—1932年，饶毓泰先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波茨坦天体物理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他在研究铷和铯的原子光谱线的反斯塔克效应时，观察到这两个元素主线系的分裂和红移。这一发现充实了量子力学应用领域中的实验数据，具有重大意义。其论文旋即在德国的《物理学期刊》上发表。

1932年8月，饶毓泰从德返国。他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一年。翌年6月，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研究教授”，后兼任理学院院长，同时担任过中国物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物理学报》编委。

那时，北大物理系正面临着重重困难。饶毓泰花费很多心血进行物理系建设工作。据虞福春说，1934—1935年，“在我二、三年级的时候，饶先生聘来了一批新教授，有周同庆、张宗蠡、朱物华、吴大猷等。此时，北京大学物理系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以外，还承担了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招收了研究生如马仕俊、郭永怀等。”

饶毓泰在北大除了亲自给学生讲课和指导实验外，为了改变物理系的面貌，他还制定了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教学和科研工作。他特别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开展实验研究工作。他和吴大猷、沈寿春等人开展了斯塔克效应和喇曼光谱等研究工作；还建立了金工车间，利用进口摄谱仪的光学组件自制大型摄谱仪一台。当时系里教师少，教学任务繁重，饶毓泰就同时讲授二至三门课。饶毓泰还强调教师一定要做科研，坚持教学和科研不可偏废。在他的领导下，青年教师都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分子光谱理论和光谱学实验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在教学上，他重视演示实验，并决定把原北大理学院的一个小礼堂改为阶梯教室，建立了演示实验室。1937年5月底，被誉为“现代理论物理大师”的丹麦物理学家N．波尔来北大演讲。据郑华炽教授回忆：演讲前，波尔参观了物理系的实验室，他看到我国竟能制造这样大型先进的光谱仪，并能拍照出984谱线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经过饶毓泰和教师们的不懈努力，北大物理系在许多方面呈现崭新的面貌。那几年教出的学生，如马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后来皆出国学习物理，大有成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奉教育部命令迁往长沙合组临时大学。饶毓泰偕同夫人，辗转跋涉，历经艰苦，才抵达长沙。11月，他送夫人返沪岳母家，自己则随校到昆明执教，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不幸，夫人在沪旋得伤寒病去世。饶毓泰忍受着丧妻之痛，孤寂至极，又患胃溃疡病。但仍然坚持教学和科研。在滇六年中，他不辞辛劳，勤勤恳恳、孜孜矻矻，因而留下了许多“师生谊、世罕有”的佳话。

饶毓泰身体不好，住在离校很远的乡间，交通不便，他只能坐农村的马车或步行到校上课或办公，亲自讲授“光学”和“光的电磁理论”等课程。学生郭沂曾回忆说：“他讲课全用英语”，“喜欢课堂上向学生提问。他给学生打分也不单凭考试卷子，而是结合平时提问来打。”

饶毓泰主张在艰苦的条件下也不应放弃科研。例如：有的教师把棱镜装置在木架上拼凑一台光谱仪就可进行喇曼效应的实验研究。此外，他严格督促青年助教写出论文，优秀的可在《物理学报》和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

饶毓泰甚至为自己的学生吴大猷教授校对专着《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该书出版后即荣获‘文江奖金’并饮誉海外。他还关怀流落在沦陷区的研究生虞福春，帮助他辗转抵达昆明任教。为了扶植物理学的后起之秀黄昆，他设法腾出编制，聘其为助教。这些事情，他从不向人谈及，表现出高尚品格。

饶毓泰德高，资深望重，他是“部聘教授”。他和联大许多知名教授，如吴有训、叶企荪、赵忠尧、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张文裕、郑华炽、霍秉权等人齐心协力，精心培育了不少优秀人才，如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李政道等。这在中国科学教育史上堪称辉煌的一章。

抗日战争前后，饶毓泰指导并与他人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1944年，他自费去美访问，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高难度的研究。他精通英、德、法语，可以很顺利地与国外科学家交流、合作。例如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期间，与A．H．Nielsen等人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并获得公认的突出成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抗战军兴，弃教从政”的胡适，在被蒋介石解职三年后，又起用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随即扩建至文、理、法、医、农、工六个院，聘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同时还开设“理论物理”等课程。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底，平津战役尚未打响，饶毓泰已看出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垮台，决心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当年国民政府计划抢救的学者共60人，其中就有胡适和饶毓泰二位，飞机一直在机场等候。但饶毓泰不为胡适劝说所动，毅然留下，并劝其它教授不要南飞。

1949年后，饶毓泰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潜心于教研，而淡泊名利。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不再担任物理系领导工作，但仍以花甲之年关心系里的发展，亲自参加光学专门化建设工作。他体弱多病，医生只允许他半天工作。他除了指导研究生外。还亲赴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编写讲义，先后开设了“原子光谱”、“光的电磁理论”、“气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程。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当激光问世后，光学和光谱学得到迅速的发展，饶毓泰为了帮助中、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专门为他们讲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论”、“光磁双共振”等反映当时科学发展前沿的课程。“桃李成林师成叟”。饶毓泰终因健康原因，没有实现别人希望他写“光学”著作的愿望。他甘为人梯，愿做“铺路石”的献身精神，却留在人们心间。

“文革”狂飙袭来，玉石俱焚。即使是饶毓泰这样居功至伟、而又老迈年高的大科学家也不能幸免。饶毓泰是物理学界许多人的老师，或者是老师的老师。但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充满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带高帽子，挂黑牌，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据北京大学文革期间的记录，文革中北京大学所有的教授，除一人外，全部被“立案审查”。仅北京大学有63人被迫害致死，正教授中被害死的比例为10%。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正好是‘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这是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原因是：1949年后，不允许中国人出国留学或者旅行；而早年出国留学的饶毓泰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了。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军工宣队来到北大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家中是否有婴幼儿，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学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有的人还被单独“隔离”，或者遭到昼夜连续审讯和殴打。物理系的人则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在这座大楼里，天天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互相“揭发”。在那一阶段，先后有24人自杀。当时饶毓泰已经77高龄，但是仍然要承受这一切。当他无法承受时，只好亲自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了。1968年10月16日（星期三），饶毓泰在北大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的自来水管子上吊身亡。
中国物理学奠基者人生的最后一幕，居然是如此残酷！

【补白】
梁启超语录：
我国万事不进步，唯独防民之术超过先进国家，此真可痛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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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企荪：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晚景凄惨

“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的尊号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封赠的，更不是官方可以‘御赐’的，应该具有无可争辩的世界性成果，并且为学术界权威人士的一致认可。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科学奖的李政道博士无疑是一位‘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家’。他如此评价自己的老师：叶老师才是真正的“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那么李博士的评价依据何在？

叶企荪（1898~1977年）出生于上海。其父是前清举人，曾赴日考察教育事业，为时半年。1914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荪于1913年进入清华学校。叶的少年时代讷于言、慎于行，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1915年在清华同学中发起组织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开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演讲。“范围极广，如天演学说、苹果选种、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废物利用，等等”。该团体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在那种青翠欲滴的朝气里，充盈着中国大学里刚刚起步的青年们的勃勃生机。
叶于1918年毕业后即出国留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教授。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在系主任和院长的岗位上，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王竹溪、等知名学者。此外，在理学院其它系还聘请了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位。总计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是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或科学院的院士。

中央电视台女记者柴静在她的随笔“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一文中这样描述这位大科学家、教育家：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认为：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此外，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任会长。他是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于1948年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第二年，他刚满30岁时即当选为评议员。便锐意进行改革，实行教授治校。后来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钱学森就是那个时候受业于叶企孙。他最了解了那段历史。因此不难推断：他最应该知道：教育的规律是什么？钱学森临终前的那一问，肯定有他自己的答案。也可以说此问是他的回头一望，当然也是他的、整个国家的世纪之问。

1952年实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取消，叶企荪被分配到（在中共政权下，教授没有选择学校应聘的自由，只能像毫无生命的物资一样被‘分配’）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据其学生岑超南先生的回忆，在北大期间，又聘请了国内著名教授施汝为、潘孝硕以及刚从美国回来的李荫远及向仁生等位教授为本科生开课。

叶企荪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项：一、早年和W•杜安、H•H•帕尔默合作，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出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这一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才23岁。许多大学生在课堂上经常听到“普朗克常数”这个名词。须知：量子力学是物理科学的前沿学科，而普朗克常数又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叶企孙先生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不言而喻。二、他是我国研究磁学的第一人，他开创了高压磁化的正确方法，把压强从200多个大气压提高到12000大气压，取得了不同于前人的新成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新途径。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他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是成绩卓著。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从他的门下走出了79位院士，桃李满天下，应非虚言。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周培源、邓稼先、陈省身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华罗庚曾受到他的提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的称号，对于叶企孙来说，无疑是当之无愧。因为他是中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他对中国物理学研究、理科研究、教育事业乃至世界物理科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叶教授并不是躲在象牙塔中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能够坐言起行、勇于实践的专家。叶先生曾亲自为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并直接支持自己的学生参加抗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兵工建设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为抗日战争伟大事业奉献青春和热血。其中还有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学子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他用乱刀劈死。

叶先生还有一位学生叫熊大缜，曾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在中共御用文人们胡乱编造的电影《地雷战》里，几个“思想觉悟特别高”的农民就可以“捣鼓”出来地雷，甚至造成侵华日军大量伤亡。长期以来，无数观众对此情节经常津津乐道；于是以讹传讹、积非成是。在这部电影里根本就看不到爱国学生们的身影。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这部电影和其它许多御用宣传片一样，纯粹是向壁虚构之作。真正的地雷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历史的真相是：在抗战初期，正是这位叶企孙教授最器重的学生熊大缜出于爱国热情立刻投笔从戎，参加了吕正操将军所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熊先生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来叶企孙教授又派一批清华师生和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军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叶先生本人还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当时有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在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叶企孙教授甚至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抗日军队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据其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毅然站出来了。”

国难当头，叶企孙教授挺身而出。但是，在另一场更惨烈的灾难中，智商过人的叶企孙却未能幸免。

熊大缜从军后不久，竟然被怀疑为“钻入革命队伍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当时弹药奇缺，所以是用石头砸死的）。此案定性为“特务”，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

“文革”开始后，熊大缜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的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刺探情报的。而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技术援助，则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蓄意所为。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先生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那时候的国务院、军委，乃至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有权‘逮捕’任何一个平民百姓，真是应了毛泽东那句名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迫其多次书写“笔供”，他只是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1969年11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北大当局（当时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直接掌管北大）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叶企荪继续戴着“中统特务嫌疑”的帽子，受到歧视和监视。从此，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政府发给叶企孙每月50元生活费。1972年6月才恢复其教授待遇，也恢复了每月350元的工资，在北大中关村园给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有一次，叶企孙在马路上遇上钱三强，钱过来打招呼，叶马上叫他离开，以免影响到他。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叶教授已是年逾70的老人，又是一介书生，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腰弯到了近乎90度，但仍然被迫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其情其景惨不忍睹。在超负荷的强迫劳动中，体力实在不支，因而屡屡受到责罚，处境非常狼狈。他的一位学生后来透露：“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刘克选、胡升华合着的《叶企荪的贡献与悲剧》一书中，曾描述先生的凄凉晚景：“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荪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悉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见到此情此景，铁石人也要伤心落泪！由于长年的运动折磨和营养缺乏，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到了最后疾病缠身，前列腺肥大，两脚肿胀，小便失禁。

叶企荪终身未婚，也就没有家人照顾。加上他是“特务案”，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更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来往。可谓孓然一身，贫病交迫。有时坐在一张旧藤椅里，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了此残生。

在他生命的尽头，昔日的学生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大意是：由于我的狂傲不羁，终于招来杀身之祸，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也应该把我当作罪人看待，抛弃我吧。但平我平生的言行举止自己心里最清楚，应该可以追寻的。至于能不能被理解？我的本意，你们后人恐怕未必完全理解吧？）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叶企荪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光，借用古人的语言想表达什么？无疑是想通过古人的语言来宣泄自己多年积压在心的满腔悲愤和无限哀怨、无尽冤屈吧？

在贫病交迫、万众冷漠的晚景中，物理学一代大师度过了极其凄凉的余年，死于1977年1月13日。

历史这个东西“道是无情却有情”。叶企孙教授死后哀荣备至：1987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2月26日《人民日报》当即发表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提议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叶企孙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铜像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2000年，《中国科技的基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忠实地记录下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传记里还详细揭示了叶企荪所谓“特务案”的真相。传记作者非常真诚地为叶企荪辩白，说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等五位物理学界前辈，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叶企荪）、吴有训、王淦昌物理学奖，其中叶企孙物理奖授予凝聚态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2010年12月7日，纪念叶企孙的同名话剧《叶企孙》在清华大学首演。

谨录叶先生的弟子张耀西的诗作为本章的结束语，同时也表达我们的悼念：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何罪之有？相煎甚急！
山河动容，松柏含悲。波涛呜咽，飞雪六月。
品格贤达，国人悉之。去邪尊正，国人能之。
功如泰山，国人敬之。君子之风，国人铭之。
呜呼！安息吧！敬爱的叶企孙先生！

【编者按：在‘文革’狂潮中，多少学术权威、大师都受到无缘无故的冲击和迫害，何止是一个叶企荪？‘文革’的迫害从规模上来说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从方式上来说则是空前残酷、野蛮的。‘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当时发布的命令件件俱在、昭昭可考，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文革’对打击目标和方法都是预先设定的、有计划进行的。他们还具体指导了在全国同时、同步地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和虐杀。‘文革’害死了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民。用国际法律术语来说，这叫做“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即“群体性灭绝罪”。‘文革’绝不仅仅是对个别人因弄错了而造成的什么‘冤案’。用‘冤案’二字来概括和描述叶企荪之死，显然是隔靴挠痒、没有抓住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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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庆来：一代数学大师之死

提起熊庆来这个名字，也许人们感到有些陌生。但是如果提起华罗庚，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其实，华罗庚的功成名就恰恰是由于熊庆来慧眼识珠。在熊庆来的发现、培育下，才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初中生一跃而成为名闻中外的大科学家。

熊庆来(1893.9.11～1969年)，中国著名数学家，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字迪之。1907年，考入昆明方言学堂。1909年，升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1911年进入云南省高等学堂学习，1913年获得公费名额，赴比利时学习采矿专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得转赴法国，先后就读于法国格伦诺布尔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并获得理学硕士学位。他用法文撰写发表了《无穷极之函数问题》等多篇论文，以其独特精辟严谨的论证获得法国数学界的交口赞誉。1921年，学成后回国，先后在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遂留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于1957年由巴黎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熊庆来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再加上非凡的记忆力与天才的语言接受能力，常令教过他的中外教授们惊叹。

熊庆来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由于他在“函数理论”领域造诣很深，1932年代表中国第一次出席了瑞士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1934年，他的论文《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发表，并以此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在这篇论文中熊庆来所定义的“无穷级函数”，被国际学术界以其姓氏来命名为“熊氏无穷数”，被载入了世界数学史册，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

熊庆来同时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数学教育家，几十年来，可谓桃李满天下。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都曾是他的学生。熊庆来很早就立志从事教育工作，把培育人才当作头等大事。特别是对于有培养前途、但家境贫寒的学生，他经常解囊相助。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因得到熊庆来资助才得以出国深造。为资助严济慈，当时自己也经济拮据，熊庆来不惜让夫人当去自己御寒的皮大衣。在60年代，他不顾70多的高龄，仍然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年轻人，那就是杨乐和张广厚。所以他既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同时也是能够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任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一篇《论苏家驹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成立》的短文中，敏锐地发现了作者非凡的数学天才。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此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数学天才和自学毅力。面对校委会的质疑和劝阻，熊庆来力排众议，不惜以“不聘华罗庚，我就走”的震慑性语言，终于赢得校方同意，打破常规，让其进入清华大学，安排在数学系图书馆任助理员，破格担任助教工作，后直接升为教授，并前往英国留学，终于把他造就成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此人就是日后名闻中外的数学大师华罗庚。因此而成就了数学界、乃至整个教育界津津乐道、流传甚广的一段佳话。

熊庆来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著述，他编写的《高等数学分析》等10多种大学教材是当时第一次用中文写成的数学教科书。他还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和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3所大学的数学系，以及中国数学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缪云台、龚自知、方国瑜等人的推荐下，熊庆来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聘请，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为云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的云大，只有3个学院，39个教授，8个讲师，302个学生，教学设备极其简陋，教学质量也不高。熊庆来利用抗战初期各方人才大量涌入昆明的机会，广延人才，延聘了全国著名教授吴文藻、顾颉刚、白寿彝、楚图南、费孝通、吴晗、赵忠尧、刘文典、张奚若、丘勤宝、方国瑜等187名专任教授和40名兼任教授，还延聘了一些外国教授，使云大成为与西南联大同享盛名的又一个著名专家学者荟萃之地，教学质量因此跃升至全国名牌大学之列，并被《大英百科全书》收录于世界名校之位。在熊庆来主持校务期间，云南大学已扩充成拥有5个学院，18个系，3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的多学院、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学生人数达到1100多人；1939年又创办了云大附中。他还不断充实图书和教学设备，使图书馆藏书达十余万册，理科各系都有比较完善的实验室和标本资料室，医学院拥有附属医院及解剖室，农学院有实验农场，数学系在东郊凤凰山建立了天文台，工学院有实习工厂，航空系有飞机3架，如此规模在全国高校中也是罕有的。
他还注重建设校园文化：亲自撰写《云南大学校歌》（“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森森，万山为襟；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诚、正、敏、毅”的四字校训，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诚实、正直、聪敏又有坚毅的学习精神。在熊庆来任校长的12年里，云大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日新月异，被认为是云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l949年熊庆来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期间，不幸患脑溢血而致右半身瘫痪，但他并未向病魔屈服，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用左手写字，艰难地继续投入数学研究工作。1957年熊庆来在周恩来的一再邀请下，不顾台湾当局的利诱与威胁，毅然回到大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熊庆来以残而不废之身“尽瘁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并培养了杨乐、张广厚两位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这样一位贡献卓著的知名学者，在“十年浩劫”中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熊华(罗庚)黑线”人物，受着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摧残。20世纪50年代，不善言辞的他外出视察时，也学会了写下“前景无限好，处处见光明”这样歌颂祖国的诗句。然而，这般表态性的文字，也不可能使他避免被打倒的厄运。在延绵不断的批斗和屈辱折磨下，心力交瘁。终于在1969年2月3日的深夜，在凛冽的寒风中，熊庆来这个曾经为中国数学教育事业做过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毅然决然地从无限痛苦中脱身，与世长辞。一代数学泰斗就如此凄凉地离开了人间。在他的桌前仍然摆放着没有写完、也永远写不完的交待材料。

熊庆来死后，华罗庚闻讯奔丧，从熊家直奔火葬场。见到恩师的遗体时，这位在国际学术讲坛上曾经侃侃而谈、议论风生的数学大师却抚尸痛哭、老泪纵横。他哭什么？哭恩师之死，还是另有其它难言之痛？

【编者存疑：熊庆来到底是如何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自杀，又是采用什么方式？编者查阅了好几篇资料，都语焉不详。但可以断定的是：他是在逆境中怀着一腔悲愤、满腹委屈而死的。何以见得？且看如下表述：“在他的桌前仍然摆放着没有写完、也永远写不完的交待材料……”】

天地

4、赵九章：“651”卫星设计院院长服安眠药自杀

赵九章（1907—1968年）浙江吴兴人，是国民党某高官的外甥，后来又担任这位舅舅的机要秘书。拥有如此背景的他，若要走向仕途，自然是前程似锦、无可估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和学问的道路。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舅舅时常发生矛盾，后来干脆离开国民党机关。靠着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用三年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术水平，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成问题。可他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并开创了我国动力气象学的研究。

1949年后，赵九章对于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学的发展和海浪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还担任‘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为我国的卫星事业殚精竭虑、兢兢业业。

‘文革’之始，他便因为亲属关系而被勒令‘靠边站’，接受批斗。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力统统被剥夺殆尽。除了在学习班反省，便是夜以继日、没完没了、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更为难堪的是，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斗一番；游斗时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牌子，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游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部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熄灭为止。可他的腰还是弯不下去。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批斗一次次升级（后来他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会好”的幻想渐渐消失，随之涌出的是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还能偶尔打听一下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这个权力也被剥夺了。焦虑、空虚和失落齐上心头，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危难之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外交部长乔冠华。乔冠华既是中央领导人，又是他的朋友。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问问：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然而，当他去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时，翻遍了家里全部留有汉字的纸片，最终也没找到那个几乎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电话号码。因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腾过多少遍。但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回忆那个仅有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追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上几个个儿的一代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四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起来。

不过，他并不就此罢休。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请他尽快帮助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依然没找到那个仅有四位数字的电话号码。据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九章先生当时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可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所有纸片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但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电话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一步一步地挪回家里。从那以后，赵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觉，就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并不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泪水汩汩而下……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也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同样的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还要每月拿出100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其动机无非是为了表明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赵九章，尽管身为“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更无权过问，涉及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不已，潸然泪下。

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细铁丝，因此，脖子上很快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机会来折磨他：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如此反复，一路折磨。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受伤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消耗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去接受批斗。

虽然身陷困境，但他那颗对人造卫星关注的心，依然不改。这就是科学家对事业的执着和痴迷。然而，1968年6月8日，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在武斗盛行，一切工作停顿的情况下，由于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热爱，坚持照常上班。当他下班回到家中，一群造反派破门而入，拳打脚踢。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打。几个小时后，在野兽们的残酷虐杀下，姚桐斌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位邻居发现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下午3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更粉碎了赵九章那最后一丝幻想，对赵九章既是沉重的一击，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此后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每当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为了躲避这人间的恐惧，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对着繁星点点的夜空。那一时刻，他恍惚感到，法国罗马塔楼上那悲壮的钟声忽然划破夜空，徐徐飘入他的耳际——他想起了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透过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见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僧侣们手中高举的熊熊火炬充满着杀气；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制的钳子死死夹住他那呼唤真理的舌头；他脚下的干树枝被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长长的杆子将耶稣受难头像朝他慢慢伸了过去……蓦地，布鲁诺转过脸来，一双愤怒的眼睛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赵九章禁不住浑身一阵颤栗，再也无法忘记布鲁诺那双眼睛。布鲁诺一生都在异国四处流浪，却始终无限思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当他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迎接他的却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鲁诺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然后起身走进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就这样永远离开了这个恐怖的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据网上资料统计：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可惜编者目前尚无法搜罗齐全，实在有愧于这些先烈的在天之灵。

【编者存疑：赵九章先生是谁的外甥？网上几则资料都称：他是特务头子戴季陶的外甥。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外甥，或者是戴季陶（不是特务头子）的外甥。不管是哪一个，只要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一律被认为是敌特嫌疑，应该同敌人一样对待，则是那个年代的‘潜规则’。】

【补白】
“崇拜的背后其实就是恐怖；没有恐怖也就没有崇拜，至少没有如此广泛的崇拜。政坛人物毕竟不是宗教里的神，要想达到拜神一样的效果，没有若干不敬者的人头落地，是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的。”
——北京大学教授张鸣（引自《随笔》2009年第3期156页）

天地

5、黄万里：没有院士头衔的科学泰斗壮志难酬

黄万里（1913—2001年）祖籍原川沙县（今上海）著名爱国志士、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第三子。黄万里兄弟姐妹众多，大部分都学了理工科，因为黄炎培坚信：贫困、愚弱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才。

黄万里具有深厚的数学和力学功底。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任浙赣铁路见习工程师。1931年长江发大水，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死亡人数超过7万；1933年黄河十几处决口，人命财产损失无数。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和阵痛中，已经担任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决定出国学习水利，打算学成后治理黄河与长江。1934年出国，在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爱沃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期间，他不仅学习水利工程的科目，更潜心研读有关的水文、气象和地理等学科。1935年、1936年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任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工程师，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他是从最基层实际工作做起的，终于在1947年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又兼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队长，主持陇西农田水利工程。

从严格意义来说，黄万里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师大都长于施工，对于作为水利基础的水文学却不甚了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少，而大江大河的治理却始终没有找到勇于担当的人才。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他从水文学入门，兼修地理、地质、气象，这时的黄万里已经是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博士。

黄万里在美国曾经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的黄万里也曾经徒步考察过金沙江、嘉陵江。一线的勘测经验使黄万里迅速成为具有高超实践能力的水利专家。1947年，这种实践能力在他担任甘肃省水利局长期间得到充分施展，得以一展平生抱负，倾心治理黄河。可惜这段经历太短暂。1949年后，黄万里被派往东北，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可是当地领导既不顾也不问，使他无事可做，难以施展才干。后来只好选择去大学教书，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培养新一代水利人才。

进入了大学校园的黄万里，其命运最终还是和黄河连在了一起。

1950年，黄万里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员。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庞大的三门峡水库工程。和黄万里出国留学前国内的情况一样，苏联派来的专家是搞工程的，他们不懂水文，也不了解黄河的习性；而当时国内的水利专家，居然没有一个敢于仗义执言出来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只有黄万里孤军奋战、力排众议。他认为“高坝栏沙”违背自然规律。因此与其它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最后三门峡工程还是上马。黄万里却因言获罪。虽然此后的无数事实都印证了黄万里的判断：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无疑都是三门峡水库所造成的恶果。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还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这种谬说实际上是出于政治需要，甚至是阿谀奉承，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背井离乡之路。这一切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之中。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揭示了黄河泥沙与三门峡大坝相关性的科学真理。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这篇小说语言辛辣、内容深刻，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讽刺两类知识分子：歌德派（歌功颂德）、但丁派（但只盯住党员，随声附和）。该文被毛泽东看了并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此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当清华大学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仍然在绕着太阳转。”此言气贯长虹、掷地有声。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也只有黄万里这样的人敢于直言无忌。

作为右派，于1961年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动，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其实，1964年黄万里曾有一次摘右派帽的机会。毛泽东在一次与黄炎培的会面中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希望黄万里写个检查，可以顺势“摘帽”。出人意外的是，黄万里没写检讨，却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辩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它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士多年，为的是什么？”从此，摘帽一事自然无法再提了。这就是黄万里的风骨和人品！

历史无情。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但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经济频临崩溃边缘，广大农村大量饿死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照黄万里的预言实现了。但黄万里作为右派的身份却始终无法改变。

1969年，黄万里与清华大部分师生被下放去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那里是血吸虫疫区，很多下放的学者都死在该地。这时黄万里已是58岁，却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令人气愤的是：黄万里竟被工宣队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被隔离审查，白天劳动，晚上开批斗会，由于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务罪行”，工宣队对他展开车轮战，时间既久，身心俱疲。最后，神志恍惚，以至于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居然给大女儿黄且圆写信，叫她帮助回忆。1970年，黄万里在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因中暑而昏倒。当他自觉不久于人世时，曾留下绝命诗：

七绝《梦吟绝笔》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岛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苍天眷顾他，又起死回生。但活罪不免：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他在此期间仍然坚持研究水利，并勤奋写作，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
黄河之痛也就是黄万里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为之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在央视2003年10月31日《经济半小时》节目谈到三门峡工程时，竟然歪曲史实，只字不提当年反对工程上马的黄万里。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又一个重大工程——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论证，但没有邀请黄万里教授参加。但黄万里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心出发，先后6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监察部写信，痛陈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只需要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但是这些信件都如泥牛入海。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高坝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极权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机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和道德的全面摧毁，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黄万里教授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仅仅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他们不给我这个机会。当年三门峡工程上马前，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却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被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90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后，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在断流，而长江三峡也紧锣密鼓地准备上马。

黄万里先生在去世前，曾对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全文如下：

万里老朽手书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最后还有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
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辱和痛苦的江河。

最近有史料记载：黄万里曾两次亲赴李锐家里，留下这样的话：“三峡建成出了事，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一样）也将铸三个跪着的历史罪人：中间是钱正英，两边则是张光斗和李鹏。”

在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沉痛地断言：在国内水利学界，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2011年8月20日上午，清华大学校方主持召开黄万里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有一面“十万青年致敬”的纪念牌，上书：“甲子炎黄少铁骨，万里中华真脊梁”。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人们将永远铭记他的遗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一切的是非功过，让历史来做作证吧，让实践来判断吧！让后人来评议吧！

天地

6、张宗燧：张东荪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迫自杀

张宗燧（1915～1969年）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次子。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开课的中国人。出生于浙江杭州，1930年，张宗燧以15岁的低龄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清华大学，有幸受吴有训、赵忠尧等名师的面授。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留校攻读学位。同年报考庚款出国留学。因为物理专业名额仅一人，吴有训建议张宗燧改考天文专业，张宗燧从命，经短期速成，即考取庚款赴美的名额，后去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半年，准备赴美。然而，张宗燧有宏志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以当时国际学术水准，欧洲高于美国；他竟然放弃“美庚款”，次年报考“英庚款”数学专业，第四届“英庚款”数学专业仅仅录取两名，张宗燧名列其中。

1936年，张宗燧入剑桥大学数学系，受业于著名统计物理学家福勒（R．H．Fowler），两年发表了论文七篇，获博士学位。张宗燧在“合作现象”领域，特别是关于“固溶体的统计理论”方面，取得优异成果，《贝特的有序—无序相变理论在合金上的推广》及《一个系统的位形数目与合作现象》等优秀论文，使他开始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崭露头角。1938年，福勒举荐张宗燧去尼尔斯•波尔（N．Bohr）领导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个发源“哥本哈根学派”的学府里，他有幸会见狄拉克（Dirac）、泡利（Pauli）、罗森菲尔德（Rosenfeild）、维克（Wick）、莫勒（Moller）、威尔逊（A.H.Wilson）等国际著名学者。在这些现代物理学先驱的影响下，张宗燧进入量子理论最前沿的研究。

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赴丹麦、瑞士进行科学研究。1939年，宗燧到瑞士高等工业学校，在泡利身边工作，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量子理论的学术论文《包含介子的过程对于方位角的依赖》。玻尔研究所的自由学术气氛，诸多大师的指导和合作，使他的学术水平迅速飙升；而狄拉克方程的美丽简洁，午茶时无拘束的讨论，是他经常的回忆的往事。这段在丹麦和瑞士的美好时光，使他终身难忘。年轻的张宗燧受到玻尔全家的关怀，而且得到了玻尔本人的赏识。1939年1月，在一封推荐信中，玻尔写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来，张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才能和人品……”在莫勒教授指导下，研究了核理论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β蜕变现象。张在处理新的复杂的数学方法上表现出十分突出的水平，他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理内涵。

1939年秋，欧洲局势严峻，张宗燧受中央大学之聘回国，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在重庆任教的六年间，他继续从事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及美国《化学物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九篇。他为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理论方面，也有若干前沿性的工作。他的代表性的论文，如《标量介子的性质》、《δAμ/δxμ=0的量子电动力学》，和后来的《含有高阶导数的场论》等，都受到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

1945年，抗战胜利，受李约瑟推荐，张宗燧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科学研究，时年三十岁。1946~47年期间，他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论文。他提出要在剑桥开课，狄拉克予以支持并安排他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步上剑桥大学的讲坛。有鉴于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和建立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重要贡献，宗燧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剑桥哲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1950年版）。1948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及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兼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等职。张宗燧在北京大学讲授热力学和原子核物理，并指导研究生，后来为中国国防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于敏教授，就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由于他擅长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1951年开始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部学部委员。

张宗燧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在教学中成绩显着，获得大家好评。他先后培养研究生多人，他的好几位学生都在我国各有关科研领域内发挥着骨干作用。张宗燧热爱祖国，因此在解放前夕毅然回国，他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他热爱科学，刻苦钻研业务，在理论物理的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30年代在国外对统计物理进行了不少研究，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取得创见性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并于回国后继续在合作现象和量子系统的各态历经问题等研究方面取得有价值的成果。是中国较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学者之一，30年代后期即进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等方面很有创见，取得多项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40年代后期，在理论数学形式、洛伦兹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论、统计物理、层子模型等方面作了不少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有《电动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等专着。

张宗燧的父亲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母亲吴绍鸿贤惠持家。在学术世家的长期熏陶下，在父辈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形成了张宗燧的学者性格和作风。
张宗燧是我国最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的科学专着和论文中曾多次被引用。1965年还参加了层子模型的工作。他一生勤奋，30多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科学著作三本。

张宗燧从1937年起，他就在国外从事统计物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方面发表的主要论文有10余篇，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从1940年起，张宗燧又开始研究量子场论，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高价微商、高自旋粒子的场论等方面的研究，有许多工作达到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并卓有创见。1949年之前这些方面他曾发表论文10余篇。1949年我国解放时，正值量子场论取得一大进展以后，1948年出现了避免量子场论中发散困难的重正化理论。因此解放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国量子场的研究是在这一领域中进行的。在理论的数学形式方面，可以张宗燧的《On•Weissistheoryoffields》(《物理学报》，7，1949)、《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论》(《物理学报》，14，1958)两篇文章为代表。1952年以后，重正化理论的研究及其应用，基本告一段落，量子场的研究转入别的领域。在非定域的研究方面，张宗燧的工作具有代表性，曾经比较了二种含有高价微商的量子场论。这可参见他的论文《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论》。由于进一步讨论高自旋粒子波动方程时感觉有消除辅助条件的需要，张宗燧写了《分析力学中正则方程的简化》(《物理学报》12、1956年)。张宗燧具有代表性的另一工作是应用狄拉克在1938年提出电子的古典理论时所创造的方法，讨论粒子在标量介子场作用下包含有辐射阻尼效应的经典运动方程。《质点的经典运动》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此外，在洛伦兹(Lorentz)群的表示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发表了《相对论量子力学中一些算子的计算》第一篇和第二篇(《数学学报》3，1953)两篇论文。在统计物理学方面，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张宗燧与王德懋、许永焕为研究合作现象而建立的一个方法，它可以用来求固溶体(或类似的物体)的位形自由能。张宗燧在《量子系统的Ergodic定理》(《物理学报》14，1958)一文中做了有关于量子系统的各态经历(Ergodic)定理的讨论。他在《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中一些算子的计算》第一篇及第二篇中，考虑了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与不齐次罗伦兹变换群的表示之间的关系。

1951年，“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张宗燧受父亲张东荪的株连，遂成为北大批判的重点。他无法理解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就是“不爱国”的道理，因此不断地检讨，却又不能过关；许多不实之辞，更刺伤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1952年，更进一步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师大四年工作期间，宗燧教授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主要课程，在《物理学报》、《数学学报》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九篇，为提高该校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值“反美亲苏”的政治年代，苏联专家来北师大举办理论物理进修班，校方安排张宗燧去做教辅答疑工作。张宗燧却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可承担全部进修课程，毋须烦劳苏联专家；校方大为震怒，不以中国人才的自信心而高兴，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杀。幸好苏联专家早知张宗燧的学术水准，对其敬重有加，不仅推荐张宗燧开设较深的选修课程，并且让他指导学员的结业论文，两人竟精诚合作，相得益彰。

其间，又有波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访，要见张宗燧。当英菲尔德听说张宗燧在师范大学任教，大呼：“浪费人才”。一九五六年底，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影响下，华罗庚建议把张宗燧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年，张宗燧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到数学所后，张宗燧才有了安定的研究环境，因而十分高兴。

在数学所工作期间，宗燧对“微扰展开的解析性和色散关系”等课题，着重进行研究，前后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又与胡宁、朱洪元先生举办的量子场论讨论班，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论人才。张宗燧求才若渴，今天中国场论学科的带头人戴元本、侯伯宇、朱重远，都是他当年选拔的研究生。

作为一个科学家，最大的特点和性格就是实事求是，对事对人都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因此容易得罪人。他平时讲话也十分坦率，不加掩饰，因而常常被认为不识时务，甚至招来无妄之灾。例如在大跃进期间，他和数学所的许多人一起去参观徐水人民公社的万头养猪场，回来后大家开会谈体会和所受教育时，他却说：为什么那里的猪那么多，而菜市场上却买不到猪肉？这当然引起纷纷的批评，视为另类。又有一次，在大跃进开始以后，中、苏关系出现紧张，并日益恶化，在数学所的一个会议上，大家批判苏修的技术、科学是“老、大、黑、粗”。他却说，不要以为苏联的科技都不成，有的领域还是很好的。当然又招来一阵批判。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宗燧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1962年，尼•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A．Bohr）来华讲学。张宗燧在哥本哈根时，阿•玻尔还在上中学，两人年岁相近，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宗燧时，随便问起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的布票制度。张宗燧从不过问家务，根本就不知道天下竟有‘布票’一说，于是随口答道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的话而痛苦，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做了更正。如此一来，竟成了“里通外国”的大罪证。

张宗燧本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常说复杂的物质世界，能为理论物理的数学方程表述，无比美妙；从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获知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法入眠，身体逐渐衰弱。再到后来，武斗日盛，红卫兵莫名其妙地把张宗燧揪出来，在身上挂上牌子并戴高帽子，在从前的计算所与数学所的大楼前面开了一个斗争会，然后由红卫兵押送他在中关村游街示众。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无法忍耐。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在万念俱灰、求生不能的情况下，他决定一死了之。通过服用过量安眠药来结束自己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
张宗燧兄弟三人，大哥张宗炳（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并取得生物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时，讲课效果非常好，往往讲得台下的学生掌声四起）和父亲张东荪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但二人互不知道对方。三弟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在‘文革’中屡遭“批斗”后，身心交瘁，愤而自杀。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也因为政治思想问题而被送进监狱，长达16年；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也被关押10多年。一代哲人张氏，一门几乎全部遭受摧残，或死，或勉强苟活而已。

写到这里，读者自然要发问：中共当局为什么对张东荪一家如此严厉处置呢？问得好，应该问！

其实，中共掌权之初，曾经和所有的民主人士包括张东荪在内，有过一段很短暂的蜜月期（例如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中，张东荪是出了大力的。毛泽东公开称赞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但后来却变脸了）其中的奥秘，编者也无法提供一个唯一准确的‘标准答案’。只能通过多方搜集提出以下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合乎逻辑、更符合实际，还请读者自择：

答案1、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文史精华》2003年第11期）
答案2、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注销卖情报的情况。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载《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答案3、张东荪“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专制，所以蒋介石那么优待他，将他奉为座上客，他也不买账”。中共建国前夕，邀集党内外各界人士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会议上共计576名代表，在选举新政府主席时，毛泽东以575票当选。在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只有一票没有投毛泽东。当时大家还以为这是毛泽东自己谦虚的表现。其实，毛泽东毫不谦虚地投了自己一票。那么，是谁没投毛泽东的票呢？经过调查核实，不是别人，恰恰是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

虽然毛口中说：‘不选就不选吧’，大家都以为他不会计较这件事。但是人们猜错了。善良的人们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毛泽东牢牢地记下了这笔账。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他是“游刃于儒、法、道、术，经千年提炼而成就的‘人精儿’”。怎么会轻易忘记如此重大的事件？如此严峻的挑战？所以在1951年毫不客气地判定张东荪犯有‘叛国罪’。不仅此也。就是到了1978年，当几乎所有人都先后被平反时，邓小平亲自决定：张东荪不能平反。
（学者戴晴的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补白】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56年11月10-15日举行的8届2中全会上，在分析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时说：
1、要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
2、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
3、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群众，不能悬殊；
4、资产阶级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而是更退步了）。例如华盛顿干了8年（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
人权是硬道理，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

天地

7、傅种孙：数学教育家一个‘谔谔之士’的悲惨遭遇

傅种孙(1898—1962年)字仲嘉，出生于江西高安县珠湖村。左腿因童年生疮微残，举步微跛。身材瘦小，显得文弱；但两眼炯炯有神，声音宏亮，出口成章，气韵不凡。其父傅元弼字子良，晚清秀才，号商岩。深知此儿聪颖，大可造就，教了他不少古籍。积学渐进，作得一手桐城派古文。1910年傅元弼去世，遗嘱妻子：即使万般困难也要让种孙上学。但身后仅留下3亩薄田，家中又无力耕种，只得靠其母陈氏勤劳纺绩以糊口。高小毕业后入省立二中，特别喜欢几何。幼时就写过一篇关于‘轨迹’的论文。1916年从宜春省立八中毕业。家庭经济无力供他自费读大学。有位老师告诉他，可以享受公费读书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在南昌市招两名江西籍学生。他仓促应试，居然被取在该校数理部。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毕业后，留在母校附中任教。这是他步入社会后的第一个教职；在这个岗位上傅种孙已经展示自己不凡的教学能力。

几十年后，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回忆说：傅老师讲几何讲得好，他使我后来爱上了几何。由于教学业绩突出，次年又调回数理部，破格以讲师录用，仍在附中兼课。同时考入母校的数学研究科，192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由于北洋政府停发教育经费，对国立学校教师长期欠薪，他手无积蓄，不得已于1926年回南昌省立二中任教，十多年前他那篇关于‘轨迹’的论文，仍在学生成绩展览室里陈列着。1928年冬季，北平师范大学当局接纳学生意见，请他重返母校。经物理系教授张贻惠推荐，以教授名义致聘，数学系事务由他代行处理。在他的指导下，北平师范大学数学学会又发行《数学季刊》。该学会半年改选，他是第二届副会长，第三届正会长，直到1921年他都是杂志的编辑。杂志共刊出15期，发表他的论文16篇。他对中国数学史与中国古算术都很有兴趣。他的《大衍（求一术）》就是国内用现代数学观点研究中国古算术的首例。他所译O．维布伦（Veblen）的《几何学基础》是中国读者见到的第一部几何基础理论著作。1920年英国数学家B．A．W．罗素（Russe11）来华，次年3月在北京大学讲新兴的数理逻辑。傅种孙事前给罗素的《数学哲学引论》（Introductionto Mathematical Philos 0phy）写了一篇摘要《罗素算理哲学入门》刊于《数理杂志》，后来又与张邦铭将全书译为中文，书名《罗素算理哲学》。这是植入我国的第一株数理逻辑学的新苗，学术界一直公认为傅种孙是中国数理逻辑和几何学的先驱。

抗战时期，我国理工科教材一直使用外国原本。学制改革后，又增加了几十万高中生，也不得不用外文书。而外国书价太贵，对经济落后的中国学生来说，难以承受。为此傅种孙于1929年联合附中教员，集股筹款，创设“厂甸师大附中算学丛刻社”，影印一些流行较广的大学及高中英文数学课本，按中国书市价格出售，不及原版书价三分之一。既减轻学生及家长的经济负担，大、中学有了中文教材可用，丛刻社也获得盈利。一举三得！

同时，他用丛刻社的盈余，聘请专家，编写初、高中数学课本。他自己任总编辑，每书必经他认真审查。到1935年，除高中代数外，已经全部问世。这是我国第一套数学教科书。他自己着《高中平面几何》即是其中一册，1933年初版，到1937年共印刷了四版，每版都经过认真修订。口碑甚佳，风行全国。教师普遍认为该书使教学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他从毕业生的来信中，察觉他们还不能用高等数学统摄初等数学，便于1928年在数学系三年级创设《初等数学研究》来弥补这个缺憾。他最初设想的课程内容十分庞大，以致不能实现，乃改为只讲《平面几何研究》。讲义的初稿中有总论、基础、证题、作图、轨迹、极大极小及极限诸篇。后因抗战中没有印刷条件，此书未及完成，此乃终生遗憾。

1936年末，傅种孙任教授的年资达到了教育部规定，可休假1年。他决定趁此机会赴德国留学，可惜此计划因日寇入侵而无法实现。1937年10月下旬，他只身投奔西安临时大学。从沦陷区到后方，必须穿过敌军的封锁线，行路万分困难。逃出来的教员，几乎没人带书出来。他却不惜运费，不怕风险，带来几百册外文书籍。因此他的卧室，成了西北联合大学数学系的书库。1945年，他服务的年资又符合出国考察条件。于是秋季赴英国，先后在牛津、剑桥两大学访问两年。抗战西迁的北平师范大学，于1946年改称北平师范学院。院长袁敦礼力邀傅种孙担任数学系主任。乃于次年11月回国履新。在此期间，傅种孙破格提拔王世强为讲师，次年，他又留下3名毕业生替换两位助教和一位讲师。并邀请汤璪真教授，劝退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教授。从此，系内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数学系师资力量大为提升。由于扩大招生，不得不让几位青年教师讲授基础课。晚间自习时，他们设座答疑，他常旁坐谛听，事后为之指点更正。有时当着学生的面告诫教师。这办法他执行多年，又建立助教进修制度，使青年教师不敢懈怠。

1948年4月9日凌晨，北平宪警闯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宿舍，殴打10人，劫走8人，押入警署。当日学生赴“行辕”请愿，营救被捕同学。傅种孙身为教授会主席，坚决支持学生，并代教授会拟定“罢教宣言”。宣言书写得有理有据，文情并茂。1949年后傅种孙以其勇于任事的精神，挺身而出，为保存北平师范大学元气，立功甚伟，一时众望所归。1949年春，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及北京市人民代表。1952年晋升为副校长，兼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195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由于职衔太多，不得不辞去数学系主任之职。

北平解放不久，毛泽东特备两桌酒席到顺城街北京师范大学教员宿舍访问早年的同学汤璪真和业师黎锦熙二位。该校应邀作陪的有黄国璋先生及傅种孙夫妇。席间傅种孙发言特别多，这次会见给他很大鼓舞。此后6年里，由于各方支持更增加了他的办学信心。特别是对于培养自己成长的母校，傅种孙尤其尽心尽责，颇以振兴母校为己任。但由于胃溃疡缠身多年，常常过于疲劳，食少事繁，以至于疾病缠身。

而更大的打击则来自1957年。当他的病体初见平复，全国发起“鸣放”运动。6月末，人民日报社记者来他家采访，他对知识分子问题，口述一些意见，别人笔录，写成《中共失策之一》。记者带回报社，未及发表，就被好心人把文稿要回来还给他。后来还是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内部刊物《师大教学》上。这些意见充分反映了他作为共产党的诤友、挚友可贵的精神风貌。在文章中他写道：

“为了爱护中共，我愿意谈谈中共失策的地方。首先要谈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失策，这是中共近几年最大的失策之一。每次政治运动，都给知识分子造成伤害。虽然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给知识分子扣上“旧”的帽子。1956年1月，周恩来根据建国后7年的社会实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评价，强调要关心、爱护、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观点深得知识分子的拥护和赞同。然而，到了1957年春，毛泽东又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

“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显然，如果光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就不好骂了。可听的人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想我不是旧知识分子而是新知识分子，我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封。因此，每个知识分子听人谈到知识分子（总有小帽子——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原注）时，总不免有些害臊、害怕。”因此，“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他反问道：“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在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虽然，现在没有知识分子失业，都在用了，“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呢？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之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

北师大党委偏听偏信，党群关系紧张在于党员独断专行。他说：“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还是不够的。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怕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余’，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团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是有责任的。”

北师大党委对知识分子态度粗暴，不信任他们。他说：“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惟独对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沙，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地爱师大。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么能办得好呢？”

要学生批判地学习老教师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难道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党是青年教师的家长，要很好动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这使老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傅种孙早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又留学海外，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以才敢于披肝沥胆、直陈己见。另外他还经常针对当局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学术领域里思想理论的争鸣”的风气，在不同的场合批评这种乱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他说：“我学的是数学，数学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数学和资本主义的数学之分。”

根据以上言论，被划为极右分子，削去一切行政及学术职务，派到数学系资料室工作。1958年，在‘拔白旗’运动中，他理所当然地又被作为数学界的“白旗”再次遭受重创。从此打入了另册，成为人群中的异类。同事的疏离，学生的冷眼，使他在屈辱之中度日如年。作为一个学者的傅种孙既然心系中国数学的发展，又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他就只能为坚持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付出沉重的代价，蒙受着苦难的折磨。

由于内外交迫，身心俱疲，心力交瘁，终于在1962年元月14日脑溢血不治身亡。傅种孙从教一生，庭前桃李，馥郁成行。解析数论名家闵嗣鹤和数理逻辑专家王世强，是他早期赏识的学生。在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时，他提携许多新秀，或送他们去苏联学习，现在都是知名教授。按他的学术功底，足可以利用教授的优越条件，追逐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数学领域插上几面中国旗帜，为国增光。但历史无情，他不是倒在三尺讲台上，而是倒在众多批评者盛气凌人、口诛笔伐的狂热气氛下。

“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而不要一士之谔谔”，这是老一辈数学家傅种孙的慨叹，也是他对极权专制主义的强烈谴责。他的一生充分表现了“一介谔谔之士的独立品格”。这是著名学者张允若先生的评语，颇有见地。

【补白】
“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就具有超然性与介入性的双重质量，即专业精神和社会良心相结合。知识分子不仅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更是对社会发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佐拉于1898年在法国《震旦报》发表《我控诉》，为犹太人军官德雷富斯无罪辩护。后被迫流亡国外，直到1902年去世。

天地

8、谢家荣：发现大庆油田的大功臣之死

说起大庆油田，人们习惯地以为：这个功劳应该记在大科学家李四光的名下。实则不然，真正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是谢家荣。

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李四光的意思。谢家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由于李四光慧眼识珠，在担任国家地质部长期间，相继挑选了谢家荣、黄汲清来做他的左膀右臂。打一个比方：彭德怀是毛泽东派遣去朝鲜抗击美国的，朝鲜战争的重大部署也是通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命令下达的。但是绝对不可以因此把朝鲜战争的胜利说成是毛泽东指挥，而不是彭德怀指挥的。同样道理，谢家荣做出的贡献也不应该全部都归在李四光的名下吧？

谢家荣（1898—1966年）出生于上海，1913年，在上海制造局兵工学堂附属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考入了农商部地质研究班（后改名地质研究所）。1916年，地质研究所结业时，共计22人全部进入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这些人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工作者。

在地质调查所工作一年多，由于成绩突出，于1917年被选送留学美国，最初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地质系学习。1918年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作研究生。1920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立即回国，仍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职。

1920年底，甘肃海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生8.5级大地震。1921年初，谢家荣参加了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团，随翁文灏、王烈等去甘肃考察。他们最初在兰州附近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工作。以后，翁文灏去震中区调查，派谢家荣穿过河西走廊去甘肃玉门调查石油地质。工作结束后，他发表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这一初步成果。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对该地区最早的石油勘察活动和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28年谢家荣被借调到两广地质调查所任技正，又兼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1929年，他到德国考察与进修，先后在柏林地质调查所和弗莱堡大学攻研煤岩学与金属矿床学。1930年回国后，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技正职务，并兼任沁园燃料研究室名誉主任，该研究室为著名实业家金沁园捐款所建，专门从事煤炭、石油及有关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研究。1931年，谢家荣兼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并曾代理系主任。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主体迁往南京，留在北平的部分成立北平分所，谢家荣被任命为所长。1936年，他还兼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谢家荣当时未来得及离开北平，日本占领当局企图聘请这位著名地质学家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及校领导。被谢家荣拒绝，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其崇高的民族气节。后得到翁文灏通知，几经周折离开了北平，同年下半年，他到湖南江华矿务局任总经理，后来也是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他在湖南、广西一带做了大量锡矿地质的勘查和研究工作。1940年6月去云南，担任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的总工程师。同年10月，该处改名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勘测处，谢家荣任处长。1942年10月，该处扩大为中国性的矿产勘测机构，去掉了“西南”二字，谢仍为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家荣率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返回南京。同年底，赴台湾调查石油地质。以后，又发现了安徽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凤台磷矿及福建漳浦三水型铝土矿等矿床，这些矿床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1948年，谢家荣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南京解放前夕，胡适召集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动员他们去台湾。但谢家荣不从，并组织矿产勘测处的职工坚守岗位，保护设备和资料。

1949年后，谢家荣先后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华东工业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1950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他担任副主任兼计划处长。他首次对中国地质与矿产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部署。1952年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他被任命为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1954年，调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对于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和指导，他与黄汲清主持编写的《普查须知》是野外地质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他是首批学部委员之一。1956年，地质部成立地质矿产研究所。翌年，改为地质部地质研究所，他担任副所长。他与孙云铸、黄汲清等一起拟定了逐步进行中国地质和矿产研究的总体规划，并取得了若干成果。他本人发表了若干重要论文与专着，如《中国大地构造问题》、《论矿床的分类》、《地质历史中成矿作用的新生性、再生性和承继性》等。他还指导了大批研究生，培养了不少高级地质人才。1964年，他任地质部矿床地质研究所矿产综合研究室主任，着手编着《中国矿床学》。

谢家荣是资深的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在基础地质科学与应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是中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是中国经济地质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并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创办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培养了好几代地质矿床方面的人才
。
谢家荣为人正派，具有强烈的是非感、正义感。例如抗战胜利后，他在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担任矿产勘测处处长，在处里公开宣布：不允许建立国民党组织，不许挂蒋介石肖像，不许唱国民党党歌。理由是：这里不是政治机关。他对中共充满希望，并热情迎接新政权。南京面临解放时，他身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毅然放弃了去新西兰参加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同时也拒绝了胡适动员他去台湾的意见。

1954年地质部设立矿产普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李四光部长兼，刘毅、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委，谢家荣还兼总工程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产油区》，对石油前景做出了更加肯定的判断：“中国肯定是有油的，并且其储量一定是相当丰富的”，具体点到了8个地区：“从大地构造推断……包括桂滇黔地台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等”。在近60年的实践表明：他所预测的几个区域，以后陆续都被证实。

可见第一位指出“北满”有油的是谢家荣，第一位提出对“北满”实地勘察的是谢家荣，第一份勘察设计书是黄汲清起草谢家荣修订的。那时，黄汲清和谢家荣都是地质部石油普查委员会的常委。可是到了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时，举国欢腾，举世惊愕，庆功会一个接一个召开。中国人使用‘洋油’时代结束了，帝修反的封锁打破了。然而，那位本应坐在庆功会主席台上的谢家荣，却寂然地坐在北京一间小小的书房里，一会儿闭门思过，深挖自己成为‘右派’的思想根源；一会儿奋笔疾书写检讨。这个时候，谢家荣已经变成了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57年他说了什么？不必考证。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况且谢家荣的头上还有一顶很不光彩的帽子：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地质部门官员的‘旧知识分子’。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只是夺去他的人格和尊严，文化大革命却要夺去了他的生命。1966年8月8日，地质科学院爆发了一个叫“八八暴动”的事件。地科院所有的头头和学术权威都被一锅端，端到院子里，令全体下跪。谢家荣跪在最前面。他已是68岁的老人，身体也不好，行动不利索，下跪时动作慢点，便被按头，并遭呵斥。虽然他也经历过当右派的屈辱，但这次的屈辱，则令其心灰意冷，感到绝望。

五天后的一个晚上，谢家荣独自睡在门厅里，他对妻子吴镜侬说，他晚上睡不好，老翻身，就不和她同睡卧室了，以免影响她休息。第二天早晨，吴镜侬发现丈夫死在门厅里。她的悲痛和恐慌无法用文字描述。那时的自杀，一概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加数等，祸及子孙。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家的保姆显示了政治智慧：她首先通知的不是公安局和单位，而是死者的儿子谢学锦。造反派和公安部门的人来后，谢学锦报告说：“谢家荣死于心脏病”，他不敢说“我父亲死于心脏病”。造反派和公安部门初步认可了谢学锦的报告之后，送谢家荣的遗体去解剖。医院最后认可了谢家荣是死于心脏病猝发。但不久，谢家荣自杀的传言出现在大字报上。

几年以后，谢家荣先生诞辰90周年，他的儿子为父亲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他对推动我国矿产勘查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没有任何地质学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但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代很少得到应有的评价。我相信随着一个时代的极左思潮的暗淡与消亡，父亲所做贡献的价值将会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人们眼前。”

一位老地质学家看了文章后说：谢学锦终于为他父亲说话了。他还说：“谢家荣先生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莫说和谁‘伦比’，就是他的名字，也是一个禁忌。”

地质界的李四光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是现代中国地学界提及、援引最多的理论。中国地质科学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地质力学研究所。这本来是件极好的事。但是再好的事如果一旦推向极端，便会引出荒谬乃至荒诞，地质力学理论也不能例外。大庆油田的发现，本来与地质力学没有多大关系，却硬要说大庆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导而发现的。对此，黄汲清态度鲜明地提出异议，并在1978年向邓小平反映。

黄汲清是老一辈地质学家中依然健在，而且最具权威和影响的一位，他长期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对于地质界捧红李四光、棒杀谢家荣的现象，深为忧虑。他说：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相对论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历史。他晚年致力于“统一场”的研究，却走入死胡同。但是，即便是相对论，也从未被推向“言必”的高度，“统一场”研究也没有成为禁忌。现在，不是有人也向“相对论”提出挑战了么？而“统一场”的研究，也对爱因斯坦付出的艰辛和表现的毅力使无数科学家深为感动。科学要顺利发展，有一条是必不可少的：证伪。先验的把一种理论当作终极真理是科学真正的死胡同。如果把这种做法运用到科学家本人，更是极不正常。李四光的理论包括他的地质力学，在中国科学史上应该有其地位，所有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其地位。人们不愿看到的仅仅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搞张冠李戴，偷梁换柱。人们更不愿看到，宣布某一种学术理论和观点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襟怀不仅容许而且提倡不同理论、不同学派的争论，应当允许“异端”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没有异端，就没有科学。地质找矿有一个奇妙处：拼全力寻找地表、地层的异常现象。凡有异常的地方，就可能有矿。‘异常’的另一个说法不就是‘异端’么？现在，人们终于敢说：谢家荣是位有功之人。

著名学者王仰之先生在翻看了大量历史记载和有关资料之后，特别提到1949年谢家荣对“北满”有油的预测，他指名道姓写道：“对于东北松辽平原的油气预测，许多人往往认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实李四光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油气资源的摸底工作应该进行，是在1954年。从时间上说，比谢家荣晚了好几年。”
谢家荣是世界公认的国际煤岩学研究的先驱。在矿床学领域，他的成果为国际矿床学权威史奈德洪盛赞，并作为经典引入自己的著作。他在金属矿物显微镜研究领域的成果为著名学者兰姆多尔多次援引，至今闪闪发光。然而，他更大的成就却在矿产勘查上，在地学理论向找矿的转化上，在找矿的组织和领导上，他都创造了许多“第一”，有一个“第一”便是地质找矿应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这是他在40年代提出的、即便在今天，在市场经济确立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模式的今天，对于地质界的仍然具有启蒙的意义。

谢家荣的平反和追悼会都已成为往事，梵蒂冈直到四百年后才为伽利略平反。相比之下，表明我们对真理的认同比教皇快。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那份悼词只是泛泛而言，没有向谢家荣道歉。保罗二世代表教廷为伽利略平反的同时也向科学家道歉。道歉与不道歉是不大一样的。在科学史上，谢家荣的地位难以与伽利略相提并论，但这不能成为不道歉的理由。

【编者按：道歉？笑话！共产党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道歉’这个词儿。无论是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当众下跪，还是中国台湾马英九为‘228’事件的公开道歉，都昭示着一种精神。什么精神？那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现实表明：这种精神至今尚未被中共领导人所接受。根本原因何在？因为与他们一贯自我吹嘘的‘伟大、光荣、正确’说法相悖。既然是‘伟大、光荣、正确’，而且一贯正确，难道还会出错吗？既然不会犯错误，何需道歉？反过来说：如果公开道歉，那个‘伟、光、正’的神话岂不就霎时破灭了吗？这是当局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指望中共向被迫害者公开道歉，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天地

9、曾昭抡及俞大絪：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教授双双死于‘文革’

曾昭抡（1899年--1967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曾广祚是前清举人，母亲陈季瑛出身名门，兄弟姐妹13人，曾昭抡排行第二。1915年考入学制为8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成绩优异，插班入四年级。1920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三年内修完了四年的课程。其后又转攻化学，于192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有选择性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获化学博士学位。1926年，曾昭抡回国后，先在广州兵工试验厂当技师，因决心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1927年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后又兼化工系主任。1931年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他在中央大学，特别是到北京大学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

由于他的倡导和带动，北大化学系形成了浓厚的研究气氛，在晚上和星期天，仍有不少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在实验室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并做出了一批出色的研究成果。曾昭抡本人在1932～1937年间，就发表了50多篇论文，其中“对亚硝基苯酚”的研究成果，已载入《海氏有机化合物词典》，被国际化学界所采用；他改良的马利肯(Mukkiken)熔点测定仪，曾为我国各大学普遍使用。

在有机理论方面，曾昭抡和孙承谔等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指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只需将原子半径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化合物的沸点。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熔点的公式。

在分子结构方面，曾昭抡等测得四氯乙烯的偶极矩为零，证明了该化合物有对称结构。他还测出了已二酸的偶极矩为404D，并推断该酸有桶形结构。
曾昭抡在制备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卤代物方面，发表了10多篇论文，在谷氨酸、醌、有机氟化物及有机金属化合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制备胺类化合物、盐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以及合成甘油酯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对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曾昭抡还做过炸药化学研究，并发表过论文和出版《炸药制备实验法》专着。他献身科学事业的忘我精神深受师生敬佩。有一次他带领学生做炸药试验，在爆炸前，他做了认真检查并让学生们先离开试验地，他亲自点燃导线后还在那里仔细观察。当时，一个学生看到冒烟了，便高喊：“曾先生，快离开!”他这才离开，刚走出不远，炸药就成功地爆炸了。在场的学生都为他捏一把汗。

曾昭抡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他对化学名词、化学文献和化学史等方面也做过不少研究，并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论文。

近代化学科学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曾昭抡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30年代初，就将《国际有机化学名词改良委员会报告书》和《日内瓦命名原案》译成中文向国内读者介绍，并发表了不少有关命名的文章。中共建政后，曾昭抡任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召集人，领导制订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定了《化学名词草案》。1953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全国化学物质命名座谈会，曾昭抡主持会议并做了《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的总结报告》。竺可祯、吴有训参加了会议，并对曾昭抡等人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化学物质种类繁多，命名和统一的工作极为重要，也极为复杂。曾昭抡对此项工作认真、细致，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对我国化学界和化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曾昭抡一生十分热心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工作。中国化学会于1932年8月4日在南京成立，曾昭抡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首届理事，创办了中国化学会第一个学术刊物——《中国化学会会志》。以后又连续被选为16届理事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其中还曾担任过4届会长和1届理事长，为该会和所办刊物，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化学会会志》(今《化学学报》前身)于1933年创刊，是我国第一个外文版化学学术期刊，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我国化学研究成果，在促进化学研究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际化学界普遍重视。这一刊物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和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曾昭抡的精心编辑和扶植。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办刊条件极端困难，有时甚至面临经费困难。曾昭抡省吃俭用，任凭衣鞋破烂，把积攒的钱，几乎全部都用到这个刊物上。他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长达20年之久，为办好这个刊物，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金钱。

除《中国化学会会志》外，曾昭抡还担任过《科学》、《化学工程》编委，《化学》的“中国化学撮要”专栏主编和美国《化学文摘》特邀撰稿人。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时局多么动荡，他始终坚持积累资料、撰写稿件，从而博得了《化学》总编辑戴安邦和美国《化学文摘》社的赞赏。由于他多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国化学撮要”栏被誉为《化学》的最精彩部分，同时能使中国人做出的化学研究成果及时在《化学文摘》中得到反映。

1949年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根据建国初期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他组织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在德、智、体方面向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古老的北京大学焕发了青春。为了使刚入学的大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坚持亲自为化学系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1年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成立高等教育部后，他担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1957年。在这期间，曾昭抡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任高教部副部长后，在三年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高校，到各地召开了很多座谈会，深入了解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情况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要求等，然后提出解决办法，深受各地师生欢迎。AA曾昭抡一贯主张高校要教学和科研工作并重。他认为在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1957年3月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时，他在会上做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发言中指出：“高等学校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此，他强调在高等学校，一要保证科研经费；二要保证教师的业务时间。要求大力改善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条件，切实解决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问题。

1957年，毛泽东搞了一个“阳谋”，最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和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理所当然地应该积极行动。他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业务部门的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光明日报》在1957年6月9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互相监督，开拓新路”的短评，予以推荐和称赞。

这个报告指出了当时在我国科技体制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些办法和建议。例如：针对一些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提出要协助他们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针对科学院、高校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本位主义，提出了合理使用人力和协调彼此关系的建议；针对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时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提出了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等建议。

曾昭抡主持起草的这份报告，与后来官方所制订的《科研工作十四条》、《高教工作六十条》等科学、教育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见他们是有远见卓识之士。然而这些宝贵意见在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

为了帮助党整风，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开了一次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在会上谈了一下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右派六教授。”

曾昭抡从进步教授到领导干部，忽然间又成了大右派，许多人都感到惶惑不解。在批判曾昭抡的会上，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材料，当局便特意去找曾昭抡的学生唐敖庆，让唐揭发他的问题。唐敖庆说：“我不能揭发我的恩师，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后来又要求唐敖庆写揭发曾昭抡的书面材料，唐敖庆实在无奈，只好写了一份他从1936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至1950年留学回国这一段时间与曾昭抡接触的历史。他写了与曾昭抡参加步行团、由长沙到昆明的情景；曾昭抡在西南联大认真讲课、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积极搞民主运动而深受学生敬佩的情况，以及曾昭抡教授带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的情况。这哪里是揭发材料，分明是回顾师生之情的赞歌。

被划为右派后，曾昭抡并没有悲观失望，但撤销职务、停止工作却给他带来莫大痛苦。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十分理解曾昭抡的心情，曾两次给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昭抡到南开大学工作，但未能如愿。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此时，他已年近花甲。虽然因做行政工作而脱离教学第一线多年，但终于又有机会回到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直接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事业。此后，他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从早到晚在图书馆、资料室如饥似渴地查阅文献资料。他经常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说：“图书资料是前人工作十分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主要依据。”曾昭抡在武汉大学除了上讲台、实验室外，其余时间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患高度近视，但查阅资料的速度却异常惊人。曾昭抡住的地方较远，来回上班要翻过一座小山。有一个深夜，他从实验室回家时，因看不清路，翻山时竟撞在树上，摔倒在石头上，碰得满脸是血。但他从未发过怨言，师生们都为他这种忘我精神所感动。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元素有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高校。他主编了200多万字的讲义，亲自担任化学文献、元素有机化学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并先后建立了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有机高分子等科研组。

更令人钦佩的是，1961年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所采取的态度是倍加努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工作。学校领导让他回北京看病、休养，但他从未好好休息，在北京治疗癌症的三年时间里，他看了数百篇科技文献，撰写了100多万字的科研论文，并自学了日语，还培养了一位青年助手编写讲义，接替他开的课程。这期间，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继续带研究生外，还坚持每年回学校两次，每次3个月左右，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

1963年12月，在天津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有机化学讨论会”。身患癌症的曾昭抡抱病参加，由两人扶着走上讲台，向大会做“元素有机化学进展”的学术报告，使到会代表十分感动。1964年11在武汉召开教育部直属高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讨论会时，他带病亲自写信，邀请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参加，共同交流学术思想、检阅科研成果、讨论发展方向，为促进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均做出了成绩，除发表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论文外，曾昭抡还顶住癌症的折磨，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撰写，共七章24万多字。该书出版后，当听到同行们一致肯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成功著作时，他心里充满了和死神斗争获胜的喜悦。

按照他的雄心壮志，本来还能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0年、2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再次降临到他和妻子二人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斗争，由于不甘屈辱而含恨自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生命时，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甚至还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摧残，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默默无闻的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俞大絪，女，（1905—1966）出生于浙江山阴，幼年在长沙、上海生活。

1927年与化学家曾昭抡结婚。193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1934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7年，在巴黎大学进修。抗战爆发后回国，任教于重庆大学。1946年赴哈佛大学进修。1948年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任教。1950年，任教于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一级教授。

俞大絪教授对英国语言文学有很高素养和深入研究。在1931年曾研究过约翰•曼斯菲尔的作品，1943年又研究英国当代诗歌倾向。从事英国语言文学教学近30年，曾开设过英语选读、英国小说等课程，主要从事高年级英语教学。她素以饱学多识和擅长教学而闻名于教育界。她极为重视英语基础阶段学习的关口，一方面巩固并加深学生的语言基础，同时又善于引导学生逐步从语言学习过渡到英、美文学（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随笔等不同体裁）的学习。与此同时，俞先生还为北大英语专业青年教师制订每个人的进修计划和阅读书单，为他们讲课，组织课堂讨论，个别批改作业，进行辅导、检查。她的热情、认真、细致和严格而又循循善诱的态度和方法，为北大英语专业造就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英语教师队伍。晚年则集中精力编写教材。她运用多年英语教学经验和英国语言文学素养，潜心编写全国统编教材《英语》受到各方重视和好评。这套教材被认为是‘中国最好、最流行的英语教材’。最早是由许国璋先生编写第1、2、3、4等册，以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使用，一直被称为“许国璋英语”。但三年级使用的第5、第6册则由俞大絪及其学生吴柱存教授合作编写。

俞大絪先生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其兄俞大维，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上个世纪的50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做“统战工作”。当时还在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说要送到台湾去。但后来事情并未朝着人们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所以她作为统战工具也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只是挂了一个空头的政协委员头衔。

由于丈夫曾昭抡被划成“右派份子”，又被分派到武汉大学工作，不住在北京。‘文革’期间，她独自在家，面对汹汹而来的造反派，不得不沉着应对。
民间有句俗语：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当时俞大絪正是处在大批汹涌而来的‘红卫兵’包围之中。这些学生娃娃，听了领袖的号召，发疯似地捣毁一处处房舍、教室，揪斗一个个无辜的教师。像俞大絪教授这样老迈年高，论年龄足以当这些人的奶奶的人，也绝不放过。他们不但抄家，而且蛮横地责令她下跪。这种侮辱太过分了。俞教授不从，便招来毒打。

在万般屈辱之后，俞教授决定以死抗争。次日在北大教工宿舍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含恨而亡，终年61岁。

【补白】

专制的稳定，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第一，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性，它必须不断地镇压不同意见和反对力量。从“肃反”到“六四”，中共的专制已经摧残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第二，专制很容易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误，“大跃进”便是一例。如果你要歌颂今天中共经济路线的正确性，那么，你不应忘记这是用几千万条人命替中共“交学费”才换来的，所以你无权将此正确归功于中共。第三，专制脱胎于残酷的内战。因此在计算其所付代价时，必须把那笔庞大的预付成本也包括在内。那些称赞现在中共治下社会安定的人，怎么能把他们当年武装夺取政权而造成的弥天战祸给忘掉了呢？第四，专制孕育着大动乱。所以，贪图专制下的稳定实际上是把子孙后代的生命作了抵押。
——引自学者、媒体人胡平《从自由出发》一书

天地

10、徐璋本：科学巨星的悲剧人生

徐璋本（1911—1988年）著名科学家。他与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而且都是学导弹的，区别在于：钱是搞导弹制导，徐是搞反导弹的。钱学森和徐璋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突飞猛进的时期。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才开拓出物理学的新天地。这一切都曾深深地吸引着一大批中国的青年才俊。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因而获得1938年物理学诺贝尔奖。两年后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9岁的徐璋本已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中国的亿万人口中，真正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只有几十位，绝对是凤毛麟角、珍稀品种。20世纪40年代积贫积弱的中国，多么需要如此杰出的科技精英人才啊。那时的徐璋本肯定怀抱着科学救国的宏伟理想和远大志向，所以才早早回国。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才华、智慧，为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可惜的是，1957年的一场“阳谋”无情地改变了这一切，命运注定了要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追求，只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位精英人物的人生轨迹最初有许多相同点：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后来的经历和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是两弹元勋，名垂史册；一个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监狱中度过20年囚徒生涯。他的历史定位注定了与科学无缘。这就是命运，性格即命运。

徐璋本回国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被调入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

徐璋本1957年成为右派的根据何在？大致有以下几点：“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作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类似言论还可以列举许多，但以上两条就足够被划为右派了。这些言论被搜集起来，冠以《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的醒目标题，并被编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上报中央。
如果仅仅是以上言论，倒也不至于把他抓进监狱。谁知竟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后一个月，全国的“反右斗争”已经雷厉风行、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7月8日徐璋本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着手组建“劳动党”，公开征集党员。在他写的《登记启事》中说：“在中国今天经由共产党领导完成了建国的辉煌工作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组织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其次，他为自己的“劳动党”所拟定的党的宗旨——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共享的社会。此外还有党的纲领和理论：《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从略）

不仅此也，他甚至公然地、积极地进行组党活动。首先是“动员”共产党员张维、王英杰等教授退出共产党而参加他的“党”，并动员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支持他的建党宣言。8月4日，他还到王明贞教授家趁几位归国教师李恒德、王明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宣传。李恒德副教授走后，徐又企图强拉其它人充当所谓“劳动党”的发起人。还向物理八班的学生宣传，要他们不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要他们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举臂高呼：“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甚至见了十几岁的少年儿童也不失时机地问道：“你拥护我还是拥护毛主席？”这位在西方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下熏陶既久的知识分子竟然试图把西方政治游戏模式‘克隆’下来，再嫁接到自己的祖国；可是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脚下这块土壤仍然处于“中国特色”之下，根本就不能容许那个模式的存在。照搬在西方可以合法做的事，显然无法和‘中国特色’接轨。能不碰壁吗？

事情发展至此，中共当局再也无法容忍了。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在清华园被逮捕，同日被抓的还有孙宝琮，曹垂训两位教师。

入狱后辗转来到河北邯郸市南郊的曲周劳改农场。据说：周恩来总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只要他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是否确有其事？不详。

投入监狱后，认罪服法教育是中国监狱特有的、主要的课题。不管是什么人，进了监狱的大门就被要求亲口承认自己有罪。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永恒话题。案由属于“右派、反革命”者，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在获刑前均有相应的社会地位。虽然身陷囹圄，在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这些人的理论水平、修养、口才等方面大都与众不同。在不得不说些冠冕堂皇话语的时候，也能够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徐璋本则是一个例外。据同在一起的难友回忆：在和他同狱的17个月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位老先生登台演讲。徐先生在每晚必开的小组会上，轮到他发言时，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其真实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发言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力回避对自己“罪行”的承认。可见其聪明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从不在任何场合谈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他深知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无论你说深说浅，都可以挑出毛病来，都是危险话题。他如此保护自己，用心良苦，事非得已。如若不信，请看下面的例子：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运动到来。社会上捕杀之风盛行。徐璋本所在的曲周劳改农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此人名叫吴纪仁，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据同狱的人回忆：吴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果然，在一次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宣判大会上，宣布处决的名单中，吴先生赫然在列。

在处决这批‘反改造分子’的会后，为了扩大影响，教育其它犯人，监狱当局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叫他们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的20多人中当然会有徐璋本。平时的徐璋本由于性格比较开朗，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衰老的印象。但此时的徐璋本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一个饱经沧桑的垂垂老者，一个深受精神折磨和人格侮辱的形象，令人不胜唏嘘。

在狱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据目击者回忆资料）1970年4月25日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那个晚上。卫星上天的消息在晚间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第一时段播出。狱中犯人从高音喇叭中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新闻联播节目还没有结束，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率20多名狱警进入高墙狱内，直奔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队。第一中队旋即集合。黄大队长将一摞宣传卫星上天的海报递给一中队的犯人大组长，让他分发到各个小组。黄大队长手中留下了一张海报，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从坐着的人群中站起来。黄大队长把海报递到徐的面前，说：“念！”。徐璋本不敢违命，认真地念。念毕。徐双手下垂，等待下文。黄大队长厉声说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全场一片寂静，等待徐璋本的答复。片刻后，徐璋本淡淡的说：“惭愧，惭愧”。

1973年至1975年秋，由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费城管弦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先后访问北京。费城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小夜曲。狱中政治犯的命运交响曲似乎也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漫漫长夜之后，已见东方地平线上露出一抹鱼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道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将军是这个人群中最具声望者。邯郸地区的被特赦人员被集中到邯郸西部的慈县，后转石家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资超过百元（相当于在职县团级人员的工资）。这个被特赦的人群绝大多数早已刑满，但均未被释放，被强迫留在劳改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在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暗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于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如果折算成行政级别，也绝不会低于‘县团级’，因而也被集中起来。这次莫名奇妙的‘赦免’尽管有些滑稽，但毕竟算是暂时的解脱吧。

1979年春季，中国才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数以千万计的冤案得到平反，冤情得以昭雪，被迫害者相继回到亲人的身边。对于徐璋本老人来说，当这一切降临时，20多年的光阴已荒废和抛洒在北京监狱和邯郸的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多年挥手告别的时候，人生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做出和他才华、能力相称的贡献，显然不可能。

徐教授于1988年去世，似乎可以说是‘寿终正寝’。那么算不算被毁灭呢？从肉体生命来看，似乎还不算；但从更高层次精神生命来看，无疑应该算是被毁灭了。一个本来应该做出巨大贡献的大科学家却如此屈辱、卑微地苟活了几十年，浪费青春和年华，虚掷大好光阴，难道还不算是被毁灭吗？这正是本书收录其事迹的理由。

有位学者谢泳写了一篇文字，题目就叫“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文内这样写道：“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渡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而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

谢泳的判断是非常中肯的，尤其是说他“死后方生”四个字无比深刻。

【“死后方生”者，何只是徐璋本一人？】

【补白】
现任国家总理温家宝语录：
1、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2、我们不仅应该让人民有言论自由，更重要地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批评政府的工作。只有当人民能够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时候，政府才能做得更好，公务员也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

天地

11、黄国璋：中国地理学界权威之死

黄国璋（1896—1966年）1911辛亥之年，在湖南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里，同时走出两位“奇特”的学生，并同时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其一是毛泽东；另一位是英语成绩特优，走“科技救国”之路，后来成为中国地理“三杰”之一，被誉为地学先师与泰斗，同时又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原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理事长黄国璋。1926年黄国璋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年10月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8月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与许德珩、潘菽等人共同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翌年9月3日更名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中国地理学界有“南胡北黄”之说，南方以胡焕庸教授最为著名，北方的权威则是黄国璋教授。

黄国璋字海平，祖籍湘乡县城北郊黄泥坪，出生于上海。其父黄抚九曾经在上海谋事，目睹帝国主义强盗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感到十分气愤；同时，看到满清末期，洋务运动的兴衰沧桑，又觉得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深信“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有出路。他聘请家庭教师，教儿子从小学习英语，以期将来成为“通晓西事”，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为国家发展工业做出贡献的人才。黄国璋受此熏陶，从小以父亲的期望作为自己的志向，努力学好英语，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打下基础。故从小学到大学，其英语尤其是口语水平，稳居全班第一。清末民初，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里有不少留学日本和英美归来的学子担任教师，民主科学空气甚浓，学校学风严谨，以关心国家民族命运，革新教学内容闻名遐迩，学校还开设英语课。黄抚九因此慕名将儿子送到这里读书。

从东山高小到驻省湘乡中学，再到雅礼大学，黄国璋一直把英语和理科作为重点，以实现父亲嘱咐和自己的志向。1919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在中学部教英语和地理。“五四运动”的伟大潮流，不仅给他以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更使他懂得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前途息息相关的道理。在地理教学中，他接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德国学者洪波德、李特的著作，逐渐认识到要报国图强，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地理科学，觉得我们太落后了。国家疆界混乱，被列强不断蚕食，令人痛心。他想，如能掌握西方地理科学，改变国内地学落后状态，将有利于守土卫国，有利于开发资源，有利于提高大众爱国热情。他欣喜地认为，这就是报国之路，强国之策。他在《学习本国地理第一要义》一文中写道：“学习本国地理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明了我们国家的伟大，我们国家的可爱，唤起民众和一般国民的国家观念。”

1926年，黄国璋怀着振兴中国地理科学，改进中国地理教学的雄心壮志，毅然辞去教职，赴美留学，成为我国出洋学习经济地理第一人。在轮船上，他望着浩瀚无边的海洋，经受着滔天巨浪的颠簸，感叹外面的世界之博大、精彩，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恨不得马上登上美国的大学课堂，去接受那些认识海洋，认识高山、平原、湖泊、河流，认识大千世界的地理学知识。

在美国，他举目无亲。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祖国迥异，人们的穿着五彩缤纷，夜晚霓虹灯闪烁，茶楼、酒馆、歌厅、舞厅、夜总会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女成双成对，或牵手，或拥抱，或翩翩起舞……黄国璋无心领略这些异国风情，他不去任何娱乐场所，也不吸烟、不喝酒、不下棋、不打牌，只是专心致志地学，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科学知识。1927年入美国纽芬雅鲁大学理科研究院，当年毕业；次年入芝加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师从著名人文地理学家亨丁顿，当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的导师和同学，对他在如此短期内完成学业并取得优秀成绩赞叹不已。在美国，他阅读了大量欧美近代科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学到了先进的野外考察方法和绘图技术，并到美国的港口、草原和峡谷考察，获得了丰富的地学知识。对此，他感到极大的欣慰。他想，我们的国家太需要这些知识了。我们的国家还有多少草原、森林、峡谷、港口有待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啊！他下定决心，献身祖国地理科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绝不动摇。

毕业后，美国的一些学校留他教学，一些科研机构劝他留在美国搞科研、做学问，薪金比国内高得多。他都一一谢绝。他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为祖国的需要来学，学到手了就要回祖国去服务。”1928年底他满怀报国图强之志，带着丰硕的学习成果，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留美归来，便决心献身地理教育事业。从此，在近40年的地理教学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地理科学中坚人才。他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担任教授并兼系主任，是我国创办大学地理系最多、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人。
在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期间，把几经周折争取到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捐赠的两万块银圆，全部用来采购图书和仪器。“凡有利于中等学校地理教学之事项而本系人力物力所及者，无不规划周详，亟图充实”（《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概况》）。

多年教学实践，黄国璋深感基础教育和科学普及的重要，他力主创立了地理丛刊委员会、中小学地理教学研究会、中小学课外读物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了《亚洲地形图》、《河北地形图》和其它教学用图。他主持编辑出版的《地理教学》双月刊，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学刊物，对指导中学教师教好地理课，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时间，北师大地理系在黄国璋主持下，系风突变，百家争鸣，在全国声誉日隆，为培养高校地理教学人才，推动全国中小学地理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各大学西迁，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他受命筹建联大地理系。在国家艰危、烽火连年的岁月里，他克服重重困难，日夜奔波操劳，使地理系在短时间内筹备就绪，并及时开课。

1948年底至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极力网罗人才，当然也包括像黄国璋这样的精英分子。但他不为所动，拒绝赴台。他与广大师生一道参与护校，使北师大地理系完整地保留下来。

但是，在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有人抓住他曾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40年又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任所长，后任国民政府设计局委员、区划设计组组长等所谓的‘历史问题’，说他站在反动政府一边，给予猛烈批判，撤销其九三学社中央及中国地理学会一切领导职务。“多亏竺可桢等一批老前辈力保，年近花甲的黄国璋先生才免于西出阳关。”（《民主与科学》1996年6期）应本人请求派到陕西师院（后为师大）筹建地理系。

在陕西师院，黄国璋先后主讲《世界地理》《北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地理学原理》《地理教学法》及英语等课程。他的讲授内容充实，语言风趣，引发学生对地理科学的浓厚兴趣。他在教学中不断吸收科学新成果，充实教材内容。他常说：“地理学家的思想，随着人类对地球的认识而演变，而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又随着人类活动范围而与时俱进。”同事们评说，黄国璋的地理学思想、地理教育，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他经常注意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阐明学习本国地理的要义。他常说：“一个近代公民对于自己国内的山川气候等自然形势，人口聚落、物产交通等人文现象及相关之理应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共同的国家观念，才能激发出爱国激情。”

1934年黄国璋曾主持考察团赴云南边陲地区进行艰苦的野外考察。足迹所到，翻越海拔2000-3166米高的哀牢山脉，再递降至1000米左右的普洱、思茅高原，下澜沧江边的卑湿低坝，勘查西双版纳全境。步履之艰难，难以想象。沿途常遇老虎、豹子、野象及毒蛇出没，处处有险情。考察团绕西双版纳一周，考察滇缅、滇越边界，勘察了澜沧江河谷。搜集到的文字资料和图片极为丰富珍贵。

此次考察开学者考察西双版纳之先河。黄国璋着的《滇南人生与自然》、《滇南边疆局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资料翔实，描述生动，曾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引起各界极大兴趣，为解放后对该地的考察与开发起了开拓性作用。考察团带回的图片实物，令学术界耳目一新，赞叹不已。民族学家凌纯声、马长寿等，认为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考察，除地理农林学外，还丰富了民族学和社会科学，使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名扬中外。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国璋多次率队翻山越岭对川康、汉中盆地、嘉陵江流域、陕南进行考察。1938年率30多人的考察队，历6-12月的酷暑与严寒，步行或骑马翻越麻日雪山，拜会月孜土司和已故九世班禅大师肉身像，并给德钦汪母活佛摄影留念，观看藏民族天葬大礼。1958年，虽身处逆境，仍以62岁高龄之躯，率陕西师大地理系师生到秦巴山区作考察。他着的《西康边防问题及解决途径》，其意义已超出单纯的地理学；他的《汉中地理志》被国家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为地理志的范本推广；《渭水河流域报告》《陕西经济地图》等，对陕西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黄国璋不怕艰苦，不辞辛劳，巍巍青山，滔滔江河，莽莽草原，皑皑雪域，到处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迹，他的这种实干求真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同事和莘莘学子！

积极参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建工作。二战期间，反法西斯阵营有一个进步组织——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著名的李约瑟博士和居理分任英、法分会负责人。1944年春，在中共支持与领导下，黄国璋与潘菽等40多位科学工作者，共同发起筹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年8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正式开会成立，推举竺可桢为会长，梁希为副会长，藩菽为常务理事。1948年，黄国璋与钱伟长、马大猷等发起组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北平分会，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为反对独裁，争取人民民主而奋斗。

此外还积极参与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并进而发起组建“九三学社”。1945年8月28日，中共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黄国璋与各界人士到机场迎接。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民主科学座谈会开会庆祝，定名“九三座谈会”，进而成立九三学社筹委会。次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开成立会，黄国璋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秘书长）。解放后他经常找党组织汇报思想，并积极申请入党。

1966年，70高龄的黄国璋，申请去农村社教与贫下中农“三同”，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回校后，正准备向校党委递交入党申请书。却不料“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们夫妇两人被轮番揪斗。在不堪屈辱的情况下，于9月6日红卫兵抄家的当晚，二级教授黄国璋与夫人范雪茵（外语教研室讲师）双双自尽。他们用自己微弱的生命向专制极权统治下的法西斯暴行作了出最后的抗争

天地

12、束星北：李政道之师的坎坷一生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1957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为《束星北档案》一书所写的序言。

“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期间致信当时在青岛医学院劳动改造的束星北。

束星北（1907—1983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1924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翌年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拒绝父亲希望他继承和接手掌管家族企业（包括盐业、纺织业、钱庄、面粉业和教育等庞大的企业集团）的愿望，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1927年2月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1927年7月，因慕爱因斯坦之名，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研究助手。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达尔文（Darwiner）。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由名师引荐，考入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对物理学有着多方面的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利用日全蚀现象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早在国内上大学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系列观点，吸引着年轻的束星北，以至浮想联翩，兴奋无比。如今能够在爱丁顿身边，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这个人类当代最伟大的发现，真是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由此更激励自己努力学习，志在必得。1931年5月再获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9月回国探亲，并奉母命完婚。

时值“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乃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半年后因触犯蒋介石而离职。1932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5年7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愤然辞职。束星北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任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原物理系全体教师、技工回校。束星北也于1936年8月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在很多人的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其学生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国际物理学界的权威玻尔曾经对要求出国深造的中国青年说：“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学呢？”
面临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具有强烈爱国心的束星北，为打击日寇拯救民族，防范日军飞机空袭，于1944年10月应当时国民政府之邀，领导研制中国首部雷达，同时指导装制特工发报机等军用器材，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民族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个爱国者所应有的贡献。抗战胜利后，束星北被授予“抗战英雄”称号。

抗战期间，他随校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其间曾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一年。1946年随校复员回杭州，此后曾兼任齐鲁大学和之江大学教授。
束星北在浙江大学共计任教16年，教过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物理讨论乙（与王淦昌合开）等课程。他讲课时物理概念清晰，富于思想性和启发性，引人深思。他着重讲透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凡受到他理论启蒙的学生，都会有这种经历和感受，即理解一个基本原理的真谛时豁然顿悟的乐趣，欣赏到理论思维的威力和自然界奇妙的统一性。例如，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使学生对力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把艰深的相对论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中共掌权后，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他被‘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担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在山东大学期间，许多教师都对当时学校里浓厚的政治气氛表示反感。其中反感最为强烈的人就是束星北，他时常在一些场合公开表达这种不满。他认为：马列主义只是哲学，根本不能指导自然科学，当然也不能指导物理学。他还说：“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想做政治家，那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为此，束星北还曾联合一些教授到党委去提意见，可是教授们临阵退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皆恪守信念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化为一场轩然大波。

恰好这时又开展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束星北首当其冲被打成‘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因而被停职审查，审查结论认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虽然如此，但在被审查者的心灵深处，难道真的就没有一点芥蒂吗？不可能！到了1957年中共号召鸣放，束星北以一介书生的头脑，怎么能够识别什么“阳谋”、“阴谋”呢？于是天真地轻信了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许诺，在学校召开的鸣放大会上侃侃而谈，题目就是“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所谈内容主要有：所谓“双百方针”纯是多此一举。只要切实遵守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文，就足够了。如果不遵守宪法，再多的‘方针’都必然成为空头支票，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应该切实维护宪法的尊严，依法办事，实行法治，代替人治。在发言中难免涉及一些违法的具体事件。因此他又呼吁：对于违反宪法、大搞逼供信的人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等等。他万万没有料到，鸣放很快就转了风向，变成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席发言，换来两顶帽子：“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后者的根据何在？翻开档案一查就有了：抗战期间，他被重庆国民党的军令部临时借用担任技术顾问，为时仅仅一年。就凭这个，再上纲上线，罪名不就成立了吗？何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之谓也。

结果是：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干什么呢？不是搞科学研究，更不允许上讲坛。而是当勤杂工，扫厕所。束星北，这位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重量级科学大师、曾经培养过像李政道、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不得不屈服于权势，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从事最简单、最卑微的体力劳动。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此期间，他的专业知识也曾‘牛刀小试’发挥过一点作用。那纯是偶然：某次学院里一台进口的高精尖仪器——脑电图机坏了。请了几位高手，都束手无策。于是想起了这位‘勤杂工’束星北，叫他试试吧！束星北是国际闻名的大科学家，其天职是从事理论研究以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修仪器是工匠的任务，根本就不是束星北的强项，但他还是同意试试。当他仔细阅读了原文的有关资料后，把脑电图机全部拆开，逐一检修后再重新装配。奇迹出现：机器竟然起死回生。再一件事是海军某部的雷达坏了，无人能够修复。再次想起了这位‘勤杂工’束星北。当然也是手到病除，得胜归来。两次小试身手，使他的名声大振。随后，其它省、市级的大医院和各部队院校，遇到技术上的难题，有的是跑遍国内各大城市都未能解决的难题，一旦找到他，都能迎刃而解、手到病除。他也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他登门服务的足迹，遍及全国的50多个单位。经他修复、改进的设备，有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机、同位素扫描仪、水箱、保温箱、电子共振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等，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等，都在他修理范围之内。为此，许多人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轻轻叹息道：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的确，他的专长是理论物理学，而不是工匠。他的价值远远超出这种微不足道的手艺活。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他只能在这无足轻重的小小手艺上略显风光而已。

1972年李政道回国时曾表示希望会见自己的恩师束星北，但当局竟然不予批准。

1979年终于得到彻底平反，虽然名誉得到恢复，但那无辜被剥夺了20多年的青春和大好时光如何恢复？更重要的是精神损失如何补偿？

更令人敬佩的是，晚年的束星北仍然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他到海洋研究所，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提出首要任务是要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物理队伍。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举办了有28名经过他挑选的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习班。针对多数学员理论基础不牢，他比较系统地讲授了张量分析、流体力学、数学物理方法等课程，还边学边教，讲授了动力海洋学。后来，他所培养的28名学生，大部分成为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他们在各个领域的研究课题中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所创建的研究组，成为我国从事海洋内波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1970年代末，七机部准备在公海试射‘东风5号’，需要计算弹头落入大洋打捞数据舱的最佳安全时限，国家海洋局将该任务交给第一海洋研究所，束星北仅凭计算器就完成了计算，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

束星北所研究的都是相对论的基本问题。但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课题，更由于战争和其它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探索多次被中断，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受到政治打击后，他仍然坚持科研活动，并于1965年完成《狭义相对论》书稿。该书很有特色，但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始终难以出版。直到30年后的1995年，由他的老同学、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为之写序，才于这一年的年底由青岛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他病重期间，觉得自己虽七十多岁，但大脑仍跟二三十岁一般，要求捐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病逝于青岛，束先生家属按其遗愿，向有关单位递交了“遗体捐赠申请书”，并完成了遗体交接工作。

由于束星北对我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被学术界尊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在他的家乡——头桥乡乡亲们的口碑极佳，故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头桥历史上的重要乡贤，在江苏江都县头桥镇红平村的“头桥市民广场”上，专门设立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生平事迹宣传牌。人民群众的纪念要比任何官方那些言不由衷的评价更重要、更有意义，更值得记载。

（本文写作时曾参阅王贤才发表在《往事微痕》第47期的文章“束星北教授百年追思”及《往事微痕》第61期的文章“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选自1957山东大学右派言论集”。特此致谢）

天地

13、董铁宝：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老前辈“被自杀”

董铁宝(1917—1968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大后方，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他曾冒着日本飞机轰炸，出生入死和桥梁工人一起劳动、生活和战斗。由于长期参加工程实践，充实了工程科学的知识和才干。1945年去美国深造，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参加研究工作，并在1949年取得博士学位。在和纽曼克等著名学者一起工作时，他有机会参与了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工程科学的训练、先进的计算工具、个人对于数学的钻研，使他对理科和工科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1956年，当国内开始大规模向科学进军的时候，强烈的爱国心促使董铁宝毅然放弃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积极筹划回国。并且冲破重重障碍，和夫人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祖国。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等好几家单位都极力邀请他，他考虑到除科研工作外，莘莘学子是科技发达和国家兴旺的希望所在，乃决定留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

回国10年，除了在北京大学固体力学教研室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外，他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前身是土建所）等单位兼职，也曾多次参与有关的全国性规划、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专业活动，如水坝抗震、防护结构的研究规划等。这些活动使他的才能和科学卓识有了用武之地；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进一步激发他献身于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热情。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力学和计算机两个方面。力学学科的发展，受到非寻常环境、新介质、新材料、先进计算工具等几方面的影响。董铁宝熟悉的老本行是古老的结构力学，但他不囿于此，而是不断地从以上三方面吸取营养，及时发觉那些刚露出的“苗头”，成为一些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先行者、开拓者。

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出了抗地震、抗核爆炸结构分析的难题。董铁宝在国外曾作过抗震结构的分析研究。1957年，在全国力学报告会上，他帮助起草了关于抗地震结构的综合报告。后来，他还在全国性的第一次、第二次抗震会议上作过学术讲演，介绍国外的研究概况。他还注意解决国内的具体问题，例如，对新丰江水库蓄水后出现的诱发地震提出了力学模型和计算方法；邢台地震后，他极其关心房屋的抗震措施；他积极筹备和参加国家防护工程专业会议，对有关单位提出了建造大型激波管和添置计算机的具体建议。

60年代初期，电子计算机在工程力学上的应用刚开始，董铁宝为此作过不少努力。在一个暑假里，他到哈尔滨为工程力学所举办电子计算机应用的短期训练班。他强调搞工程的要有数量概念，要学会数值计算。在北京的计算所，他对不少工程中的力学课题作过指导。他对具体的计算方法十分娴熟，对这方面的文献了如指掌，说来如数家珍。有一次，在一个压力容器热应力的计算任务中，工作人员遇到了困难：这个容器的力学模型中，有不同性质的两个区域，无法运用统一的计算方法。董铁宝建议采用一种混合方法，即在一个区内用低松弛迭代而另一个区内用高松弛迭代，其计算效果良好，为国防建设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有限元法名称出现以前，他已带领学生们阅读阿吉里斯等人关于结构矩阵分析的前驱性文章，并用来解决具体问题。
在材料的力学性能方面，董铁宝在北京大学力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指导过好几个青年人从事疲劳和强度方面的研究、进行疲劳寿命的试验、完满地解决飞机残余寿命的估算等一类新课题。在中国，他们是开展这类研究比较早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要从材料的位错、空穴的运动、裂纹的扩展等方面来研究材料的疲劳问题。他在断裂理论方面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早年留学时期。那时，他曾准备分析裂纹附近应力场的奇异性。回国时，他复印了格里菲思1920年关于断裂的经典文章，准备回国后用以指导青年。

对50年代中期的断裂力学来说，他这种思想无疑是超前的。他还曾表示过：他的学术抱负之一，是在材料的力学性能研究中努力把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他曾要求跟他写作论文的学生们去学习统计力学、金属物理等课程后才写作论文。有一次，他邀请著名化学家傅鹰教授给北京大学力学专业的师生作流变学方面的报告。那时，他已经感到高分子材料会对力学带来新的课题。他还努力在教学中，加强材料性能方面的内容，并尝试将材料力学和弹性力学合成一课，亲自讲授。他还讲过金属材料力学性质的课程，贯彻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观点。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中，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当时计算机科学这个名词还未形成。董铁宝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从计算力学、计算数学，一直延伸到程序编制、计算机设计原理等，都是他关注的领域。

从力学中提炼出的问题中，董铁宝及时地抓住了一些重要的计算数学问题，引导青年去钻研。病态方程是个突出的例子。60年代初，国内有关单位提出了常微分方程求解中的病态问题（这个问题60年代中期在国际上成为常微分方程数值解中的重要课题），他积极支持，组织计算所第四组的研究人员进行学习和讨论。其中有些人今天已在这个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他们深深地感激董老师的栽培。董铁宝在指导椭圆型方程边值问题的求解中，由于他熟悉结构力学，就借用力学中一些手法进行离散化，从而避免了用差分法而带来的困难，并且启发大家从新途径去寻找更有效的办法。除了解决计算方法和计算数学的具体问题外，他还积极宣传计算机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和宽阔前景，并倡导编制程序自动化和建立程序库，做出解题规范和应用算法语言；在当时国内计算机硬件比较差的条件下，董铁宝倡议用小机器解决大问题，为国家建设多解决实际问题。

在计算机的初创阶段，有些人了解到董铁宝在国外曾接触过伊利亚克机器，因此在计算机的设计工作中也向他请教。由此董铁宝在机器设计中也显示出他的才能。1958年北京大学开始制造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通过这台小机器的制造，培养了一支技术队伍。他还参与了60年代初每秒百万次计算机的设计。在北京大学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无疑有董铁宝的一份功绩。他对于计算机设计制造的关怀，不仅是出于个人专业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从工作需要出发。1964年，中国有些计算机因为外部设备而被“卡脖子”，他大声疾呼要大家重视外部设备；有一次还亲自动手，去请教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师傅，以便迅速解决问题。1965年，他积极提倡、关心筹办信息处理转换专业（即现在的计算机科学专业），认为不宜再耽搁了。

20年前，董铁宝所预测的科学技术发展新方向，今天都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新部门、新学科。20年前，受董铁宝教导和熏陶的青年学生，今天已是业务骨干了。抚今忆昔，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董老师总是能抓住新动向。”是的，见微而知着，需要学术上深湛的造诣和科学上敏锐的洞察力，董铁宝的这种能力的“谱”又比较宽——从工程力学一直到计算机原理。

董铁宝教授的专长是善于应对物理学、工程力学等方面的难题。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下，仅仅依靠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弱项恰恰就在于：不会应对社会、政治环境方面的新动向、新问题。

什么新问题、新动向？伟人又要搞什么“继续革命”了，据说是要消除“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于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战略部署付诸实行。像他这样从美国归来的人，当然都是‘美国特务’，一律被定为敌人，被关进“牛棚”。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自杀身亡。
为了给自己的战略部署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毛泽东曾咬牙切齿地骂道：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而军代表又进一步发挥说：“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于是一个有4000多教职员工的北大，竟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董铁宝当然被列入“重点审查”的名单中。他被关押在北大28楼，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隔离审查”。这种状态当时十分普遍，俗称为“关牛棚”。

据活着走出“隔离审查”室的几位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体罚和殴打乃是家常便饭。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求被审查者长时间站在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是连续打耳光。据说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悄悄地离开28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自缢身亡。

据《北京大学百年纪事1898-1997》所记载，在董铁宝自杀的1968年10月，在北大，还有两人自杀。一个是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10月16日自缢身亡。另一人是曾担任“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崔雄昆从“清理阶级队伍集中地”的28楼出走，10月17日被发现死在游泳池内，法医鉴定是自杀。
校史写作还有另一条规则：对于北大在文革中的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只记载系级领导人和教授级以上者。其它一律忽略不计。可见被迫自杀者之众，董铁宝仅仅是因为教授，才有资格被记录下来。

【编者按：按照这个规则，整个中华大地，从上个世纪30年代直到80年代末那场血洗天安门事件，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整死、饿死、打死的普通老百姓都成了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痕迹。像一缕清烟、一阵清风那样消逝。这真是历史的大悲剧。】


【补白】

《571工程纪要》部分内容：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

天地

14、傅作恭：起义将领傅作义之弟 水利专家惨死在夹边沟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基本上保存了这座古城的许多历史遗存和文物，免遭兵燹之灾。其功绩可谓不小，参与其事的著名爱国将领傅作义功不可没。作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高级将领的傅先生，其女傅冬菊竟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力劝其父尽快起义，以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些都是普通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了。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傅将军还有个亲弟弟名叫傅作恭（1903—1960年），是位水利专家。曾经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定居多年，生活稳定安逸。本来可以好好地生活一辈子，功成名就。

但命运实在太无情。50年代之初，身为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力劝弟弟回国，以报效祖国。在哥哥的劝导下，傅作恭终于回到新中国，最初在水利部担任工程师。恰逢傅将军昔日的部下、同为起义将领的邓宝珊先生赴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立下宏愿，要尽快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打算先从兴修水利入手，因此，广为搜罗人才。为此向老上级傅作义求助。傅作义则动员自己的亲弟弟前往支持。

1953年2月，傅作恭被调来甘肃，被安排到省水利厅担任工程师。本来也可能大干一番，施展自己的学识和才干。可是到了1957年，毛泽东号召帮助党整风，鼓励大鸣大放；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好得很啊！帮助党整风，完全应该嘛！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熏陶、在欧风美雨中长期浸淫下成长，单纯、善良的傅作恭，哪里懂得中国的“国情”？更怎能识破伟人的所谓“阳谋”？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善良愿望，直抒胸臆，坦然而谈，向当地领导提出了几点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

这一很正当的行动，却得罪了领导人。于是，招来了领导的不满和批评教育。他又不会见风使舵，仍然坚持自己意见。结果被认为态度恶劣，抗拒运动，必须从严处理，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甘肃省有个著名的劳教基地，名叫“夹边沟”。在那里集中了全省大部分“阶级敌人”。根据最近的统计数字：夹边沟农场总共去了3000多人，其中有女性160人。最终活着回来的大约500—600人。死亡率之高，居全国之冠。

在这些死亡者的名单中，就有傅作恭。本来是1.80的高个子,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但是经过几年超负荷劳动的摧残和饥饿的折磨,早已形销骨立了。因此,不得不写信向大哥傅作义告急和救援，述说自己饥饿难耐，劳动太重，顶不住了，希望哥哥伸手援救。

身为高级干部的傅作义,按照当时的政策,享有特殊待遇,根本就不知道民间疾苦,哪里会相信弟弟信中所言,认为这是污蔑党的劳改政策，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义正词严地回信训斥弟弟，教育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云云。为此，傅作恭还遭到一场狠狠的批斗。至此，傅作恭绝望了。

据说：在他临终前连续8天，清晨5点半就得起床去背草篼。到了第5天，开始拉肚子，实在干不动了。有位难友、画家高尔泰向管教干部求情说：傅作恭真的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是黑屎。（这‘黑屎’就是死亡前的最后信号）可是管教干部竟然毫无人性地说：“谁叫他当右派？如果他不是右派，就可以住在他哥哥的公馆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谁能管到他的头上？再说了，他哥哥傅作义与人民为敌，不知杀了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个好东西。”

就这样被迫继续劳动。他背着草篼勉强挣扎走了几步，实在无力前行了。只好哀求：“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事还可以申辩嘛！”这句话更激起管教干部的怒火，听罢大怒：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于是命令其它犯人用草绳套住傅作恭的脖子，向前拉，逼着他一步一步挪动前行；由于体力实在不支，只能前倒后仰、颤颤巍巍。这种做法，对于人来说，纯粹是活受罪；从劳动效果来看，更是毫无实效。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折磨人呢？只有一个解释：那些人天生的兽性发作，是一种虐待狂，一种以虐为快、以虐取乐的变态心理作怪。马克思在1843年5月旅途中给友人信中就曾经愤怒地批判过：“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兼容的。”、“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411页）。拿马克思这些话和当时那些管教干部的嘴脸对照一下，多么确切，多么恰如其分！

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孟轲曾经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傅作恭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些人竟然连最起码的一点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还是人吗？这也难怪。长期以来，毛泽东就是用那套“阶级斗争”理论和对阶级敌人要狠等等说教来不断地为自己的部下‘洗脑’，因此这些人都是吃了所谓“狼奶”、因而具有“狼性”的动物。对于人，尤其是被认为‘敌人’的右派分子，更是敢于狠下毒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天后，傅作恭再也站不起来了。管教干部根本就不愿多费口舌，按照惯例，命令其它犯人找来一只草笆子，把傅作恭裹起来，由一名犯人用草绳拉着，回到住地，人已僵硬，手足冰凉、没有呼吸了。前兰州工学院教授、右派分子刘逢举过来一看，叹口气说：“已经死了2—3个小时”。

一代天骄，就这样殒命荒郊，尸骨无存，死时年仅57岁。

1960年末，一位国家领导人偶然得知：甘肃省酒泉地区夹边沟劳改农场大量死亡事件，反映到最高当局，才派出中央检查团急赴甘肃，该团由监察部长钱瑛带队，成员有公安部副部长以及民主人士多人。周恩来特批准傅作义的要求与队同行。当这些高级干部听过了酒泉地区夹边沟农场负责人的汇报以后，傅作义开口问道：“这里有的傅作恭吗？”该场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再问：埋在何处？场长刘振宇打算推脱责任，就说：“听说他可能跑掉了”。傅作义忍无可忍，大怒道：你这哪里是共产党做的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一个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了，他就是有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为什么要跑？场长无言以对。

毕竟手足情深，已经66岁的傅作义，痛悔莫及。他哪里知道这里的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劳动情况又如此超负荷。一介书生，岂能胜任？回忆当年弟弟求救信件，自己非但没有施以援手，还训斥一顿。追悔之情，难以言表。遥想当年，如果不是自己写信，把弟弟召唤回国，又动员其赴甘肃以发挥所长，何至于饿死在这荒郊野外？连尸骨都找不到？思前想后，往事历历，不觉悲从中来，老泪纵横，痛不欲生。

又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就有人反映大量死人的情况。有个地区的领导人竟然说：“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饿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如此“人民公仆”夫复何言？悲夫！

（根据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杨显惠《夹边沟纪事》、申渊《五七右派列传》（第二卷）等书中有关资料综合而成）

【补白】
摧毁一个政府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特别是自己制定的宪法。
——美国大法官克拉克的名言

天地

15、姚桐斌：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 惨遭毒打致死

姚桐斌（1922--1968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黄土塘镇。童年依靠父、兄从事粮食生意的微薄收入读完了小学，1934年7月在黄土塘小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校长再三劝说下，其父才同意他考初中，同年8月考取无锡县立初级中学，因家境贫寒，曾辍学两年，靠摆摊卖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兼做收发员、家庭教师和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他带着做生意的一点积蓄，于1937年8月只身到上海，入私立成康中学、私立汇南中学读高中。又因缴不起宿费和学费，处境艰难，他同其它四位同学一起辗转来到江西吉安。1939年2月，就读于吉安国立13中学高中部，靠学校的贷款作为学习费用。高中毕业后靠校长的资助赴湖南衡阳、长沙参加各大学的入学考试。在考完后的两个月内，靠其在衡阳湘桂铁路局机务处修理厂工具室做小工维持生活。最终以优秀成绩同时被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正大学、湘雅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等6所高校同时录取。论考试成绩，他是江西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个人总分第一，因而获得13中学的一笔奖金，这才使他有了上大学的路费。

出于对矿冶专业的酷爱，他选择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41年10月，赴贵州平越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学习，最后一年学校迁至四川璧山。当时交大唐院拥有一批教学严谨、学问卓著的教授，如担任院长的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讲授力学的是著名的罗忠忱教授，矿冶系何杰教授、王钧豪教授也是蜚声中外的名师。名师出高徒，姚桐斌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于1945年7月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并被遴选为美国斐陶斐励学会会员。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该所原在重庆北碚，后迁至北平（今北京）。在此期间，他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一边准备出国留学考试，1946年10月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1947年6月启程赴英，10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后期兼做实习指导员。1951年毕业时，以“对于液态金属及合金的粘性与流性的研究”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工学博士学位。1952年1月至1953年6月，在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校冶金系深造，并兼做实习指导员，以《对于液态金属在铸模中流动时的垂直运动研究》的论文，获帝国学院文凭。在留英期间，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参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当选为夏令会常务委员，分管总务工作；还曾担任进步刊物《循刊》的编辑，并协助主持留英学生会的工作。1954年2月起在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铸造教研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6年9月，在瑞士的伯尔尼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共。

1957年9月回国后，被安排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这位才华横溢、热血沸腾的青年学者，怀着献身祖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雄心壮志，开始从事导弹与航天工业的工艺、材料技术工作。历任第一分院第七研究室（材料与工艺研究室）工程师、室主任；第一分院第六研究所（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并于1961年11月被授予技术中校军衔；1965年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他仍任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一直从事导弹与航天的材料、工艺技术的组织领导、研究和试验工作。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他对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粘性、流动性的研究卓有成绩。1962年组织制定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在此前后的4年中，他除向国内各兄弟单位提出大量研究课题外，在所内开展的研究课题多达500多项。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因为姚桐斌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臣之一。

‘文革’狂飙袭来，把这位忠心耿耿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成绩，并将继续做出更大贡献的专家逼上了死亡之路。

1968年6月8日，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敢上班了。但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责任心，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实在放心不下，只得回到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人物便破门而入，架着他就往楼梯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搧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地上。
但几个家伙仍不罢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脚上的鞋袜全被拖掉了，也没人理睬，照样将他光着脚丫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然后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便瘫在地上……

“造反派”的头头们见状，便吩咐手下人将姚桐斌拖回去。于是，几个家伙又将姚桐斌拖回他家楼前的人行道上，然后又朝他身上猛踢几脚，这才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3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时年仅46岁，如此年富力强的精英本来可以为国家建设事业继续工作30年甚至更多，不料惨死在乱棍之下、暴徒之手。天理何在？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更震惊了国防部。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时，周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事后姚桐斌被追认为‘两弹一星烈士’，但那如火的热情和青春活力却无法复制，一去不复返。悲夫！

【补白】
“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而奋斗的宪政梦想。”
——引自高尔基1918年1月5日发表的文章

天地

16、董时光：海归博士被毒打致死

董时光（1918—196？年）四川垫江人，留美教育学博士。在留美期间因大量发表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作为亲共危险人物，1955年被强制驱逐出境。回国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迎接他。由于他一门三兄弟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当时几所著名大学争相聘请。后因其三哥董时恒是西南师范学院体育学教授，经三哥引荐，再加上对故乡的感情使他选择了西师。这位长期受西方民主意识熏陶的知识分子，对现实国情却茫然无知，又有一身士大夫的傲骨，因此，几年来与校党委关系搞得很僵。

回国不久就碰上了被称为“阳谋”的那场“整风运动”。习惯于西方政治、天真而又单纯的董时光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是诚心诚意邀请各界人士帮助中共整顿歪风邪气。于是慷慨陈词、口无遮拦、侃侃而谈。结果如众所周知，落入了陷阱，给当局提供了大量的“罪证”。

1957年5月11日，西南师范学院党委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教师座谈，《重庆日报》派记者采访。董时光发言，开口就声明：自己“从解放前就一直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着，现在西师的领导以为我不积极，这只能证明他们不要民主。”他就学校领导层存在的党群关系等问题，批评校领导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举例说：当他回国不久，和几个学生在毛主席塑像前拍照，为校警干涉，说领导规定不准拍照。双方争执起来，校警报告领导。他写信给校领导，抗议这种没道理的禁令。院长办公室回信责备他“不敬爱毛主席”。他说这是搞封建王朝的那一套。类似的言论很多，当然惹起学校当局的不满，视为‘另类’。

5月29日，《重庆日报》以煽动性语言和断章取义、篡改、拔高等手法，对他的批评言论进行歪曲报道。文章冠以《我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标题发表。事后董发现与原意不符、出入很大，要求更改，报社却不予理睬。他认定这是耍“阴谋”，侮辱人格，于是写信指责报社断章取义，应该向他赔礼道歉。他说要是在美国，他还要向法院起诉……《重庆日报》毫不客气一字不漏又登了出来。一个从美国跑回来的知识分子竟与中共的党报叫劲，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一时间把整个山城闹得沸沸扬扬。

在20多天大鸣大放期间，董时光鸣放的大块文章、讲话，先后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多次刊出。在西师，他几次主持民主论坛，每次都有校内外几千人参加；校内几乎每天都有他写的油印短文，张贴在各主要路口。

董时光成了重庆高校中大受师生欢迎的大鸣大放“重炮手”。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师范等十多所高校纷纷请他去演讲。

据《右派分子董时光的反党言行录》、《李天德日记1957——1958》和李天德及其老同学的回忆：上午九时，董时光由学生会主席引领到寅初亭。董先生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妙语连珠，令同学们倾心不已。

他首先说：重庆是我的家乡，我去了西师，学校只给我一个讲师待遇。我没有计较，因为我是回家乡献身教育事业的，不是来争待遇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讲人人平等，机会均等吗？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可惜我的想法错了，我碰到一个外行，是学校党委书记兼院长方敬(时任副书记兼副院长)。他不是为教师创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而是制造麻烦。几乎每天都敲打我们，一遍又一遍喊“学习马列主义”啦，“改造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啦。就像《西游记》的唐僧，自己一点本领没有，人妖不辨，只会对孙悟空念紧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这样一个外行管理学校，注定了我们教师无所适从。他不懂教学，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爷架子，特别是对我这样从美国回来的人，就像周身都带着帝国主义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难。在他看来，不脱胎换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学生！真是荒谬之极，奇谈怪论！在美国，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样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吗？按他那一套来改造知识分子，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10年出不了，20年、30年也出不了！这些年来，对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们“脱裤子洗澡”，“割小资产阶级尾巴”，真是无聊至极，侮辱人格嘛！知识分子尽心竭力搞社会主义建设，头上却戴顶紧箍咒，真让人心寒。

方敬不像领导，倒像是唱赞美诗的。举件小事让同学们看看其人品：学校有一对青年人结婚，请他主婚。他却大说官话和套话：今天两位新人能幸福地结成终身伴侣，应该感激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你们才有今天的相爱结合，你俩要牢记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讲完这些肉麻的话，他转身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学们，这说明什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年轻人结婚，关毛主席什么事？莫非毛当了红娘牵了线？今天结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怀孕，生小孩，还是毛主席的功劳？这种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阳救星，下管人间烟火，实际是搞个人崇拜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教训：搞个人崇拜，就会把中国引向造神时代，就会产生个人独裁！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开创民主新局面。这次整风，就是要整掉这种阿谀奉承，搞个人崇拜的作风。
台下学生极为亢奋，有学生高喊：董老师，讲一讲美国民主是啥样子吧！

董时光谈起中国民主建设要借鉴美国的经验。他说：美国是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靠人民的选票轮流上台执政。台下在野党死死盯住台上的执政者，一旦发现违背法律和民意，就群起而攻之，直至把总统赶下台。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家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是协调人民利益，保护人民安全的社会权力和结构。有史以来，统治者用暴力荼毒苍生，野心家或造反者用暴力流血夺天下，搞得天下大乱，血流成河。这样的代价太大了！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为什么？就因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是以和平、有效、理性、最低成本的方法，选择国家执政者和管理者。国家者，全体公民之国家，非一人一姓一党之国家。民主制度是每个选民，以手中选票，来选择真正能够代表自己利益和意志的执政者，全体选民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全体公民自己的事情。解放前，共产党批判蒋介石以党代国、一党独裁、个人独裁，并以民主自由为自己开国纲领。一党执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主席真伟大啊，整风运动就是要还权于民，让人民先拥有监督权，然后走向民主选举的共和制度，这是根绝几千年中国专制暴政的伟大创举，我举双手赞成……
董老师的学生李天德回忆说，董时光关于民主的一席话，对他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启蒙影响。

董时光还谈到对学习西方，特别是美国，好的东西好的科技都可以学，不能一切只学苏联老大哥，搞“一边倒”！他敞开心怀，滔滔不绝，博得大学生们阵阵掌声。

正当大鸣大放如火如荼之际，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斗争的进军号。

《四川日报》、《重庆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对董时光的批判火力尤猛。6月11日，《重庆日报》报道《董时光继续散播反动言论，西师师生员工群起驳斥》，说董时光对“卢郁文匿名恐吓信事件”提出疑问，认为这可能是当年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翻版。董因此而受到更猛烈的批判。
西师为斗倒大右派董时光，向各大学发出邀请。重大学生会挑选了一批党团员和口才好的学生，李天德入选其中。西师批斗会场坐满了人。主席台上，拉起“揭发、批判、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大会”的横幅。

李天德回忆说：董时光被带上台时，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但“士可杀而不可辱”，仍不失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这种气度对自己的一生都具有人格的示范作用。根据《李天德回忆录（草稿）》：

主席台上，大会主持人同董时光争执好久。董时光怒气冲天，走到麦克风前，极力克制了好一阵，语气沉闷地说道：“主持人要我交待攻击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不明白，我的哪些话是攻击污蔑？共产党要整风，叫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怎么又说我是攻击污蔑？攻击污蔑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制订？总不能随心所欲说人是攻击污蔑、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哪有这么不讲理的霸道作法！”随后，他的声音被台下群情激奋的批判所淹没。台下口号声四起：“不准董时光继续攻击污蔑！”

“董时光必须老实交待，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

董时光理直气壮地对着麦克风大喊：“如果你们认为我攻击污蔑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那攻击了又怎么样？！执政党犯了错误，难道还不准公民批评吗？在美国，公民不但可以批评总统，还可以叫他下台。中国到底还是不是人民共和国？我们到底还是不是公民？公民到底还有没有权力批评执政者？！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力，到底还生不生效？！”

于是更激起台下几千人的情绪，喊声更加高昂：“不准右派分子嚣张！”、“右派分子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

董时光蔑视地喊起来：“既然喜欢呼口号，你们就喊吧。至于说低头认罪，我向谁低头？向谁认罪？我有什么罪？你们有什么权力宣布我有罪？你们是法官？不是法官，怎么可以指控一个公民有罪？真是岂有此理！”

主持人抢过话筒宣布：“董时光是一个顽固坚持反党反人民立场的右派分子。在这里，我要严正地警告董时光，你想抗拒这场伟大的反右斗争，决没有好下场，到头来只能粉身碎骨，身败名裂，自绝于党和人民！现在大家来揭发批判！董时光，你好好听人民的吼声吧！”

几个人站起来高喊：“我来揭发！”有个男子不等主持人允许就上了主席台。他满腔激愤说：“我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揭发声讨右派分子董时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一是污蔑我国没有民主，不如美国民主；二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搞个人崇拜；三是攻击我国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四是攻击我们教学大纲学苏联，是教条主义死搬硬套；五是污蔑我国不尊重人权，大肆贩卖资产阶级人权观；六是污蔑校党委独揽大权…….”

台下不少人举手要上台揭发。主持人不假思索地要一个女同学上台，她就是当年新婚夫妇的女主人。她一脸激动地说：“当年我结婚，敬爱的方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毛主席三鞠躬。董时光害怕我们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限崇拜，恶毒攻击污蔑方书记是搞个人崇拜。我们就要无限崇拜我们的伟大领袖…….”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能够猜到：重庆几千个“劳动教养”的极右派，都到大山里修内（江）昆（明）铁路去了，董时光和好些有名的大右派都名列其中。那里劳动强度和生活艰苦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刚去不久，就有人跳悬崖绝壁自杀。

李天德为此感叹不已：董时光放弃美国的高薪厚饷，回到大陆建设祖国，想不到竟落到劳动教养修铁路的下场，真是悲剧！

这些右派分子，先是被集中到转运站。一百多人挤地铺，连高粱米饭也吃不饱。呆了半个月，然后送到峨边县沙坪农场白夹林中队劳改。宿舍是三大间山茅草盖的长草棚，四周墙壁用稀泥涂上，穿风透雨，还不如解放前地主的牛马圈。山上砍下树棒用草绳捆成长长一溜，铺层山茅草，几十人挤在一起睡统铺。一日三餐喝苞谷水粥。在这几千人中，除董时光外，还有西南作家协会创作部委员刘盛亚，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汪子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民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李康与苏军等知名人士。这些民族精英，现在却成了猪狗不如的阶下囚。由于饥饿和过重的体力劳动，很多人患了水肿，据从劳改营出来的人反映，绝大多数“犯人”，相继死于大饥荒，成了弃尸荒郊的野鬼。

1958年4月15日，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调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年轻力壮的“右派”建立了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董时光被调入该支队，编入27分队。内昆铁路要在崇山峻岭中放炮炸石开山劈岭架桥修路挖隧道，“罪该万死”的右派当然是最佳人选。不少人因此摔下悬崖绝壁，尸骨难寻。1959年10月，内昆铁路停工下马，“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又转战凉山修成昆铁路，此时口粮下降，菜里看不见一点油星，劳动强度极大，饥饿再次向他们袭来，大批右派水肿，工地上经常发生猝死现象。

1960年3月，成昆铁路下马，“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部分右派和反革命被送到雷波、屏山、马边三县交界的“雷马屏劳改农场”。那里是大凉山和五莲峰山脉交界的大山区，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董时光当养马的马倌。当时大饥荒席卷劳改农场，董时光也全身浮肿，饥饿和劳累已经把他折磨得完全脱了人形，严重时走路都摔跟头。一天，他偶然发现：在马粪蛋中，竟有一两颗没消化了的胡豆！他赶紧动手，在一堆马粪里找胡豆，然后淘洗干净，比人参还宝贵地放进了口中。从此，董时光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马粪中寻找那无比珍贵的胡豆，并将找到的胡豆洗净晒干，积攒起来，以备更严重时充饥救命。一段时间，他竟积攒了一小袋！一天，他正吃点心似的享受那胡豆时，被“同犯”发现，立即向干部汇报，说大右派董时光“偷吃马粮”。批斗会上，干部安排的“改造积极分子”带头，其它犯人一拥而上，将他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口吐血沫。送农场劳改医院后，不治而死，终年48岁。

80年代初，其家属反复申诉，问题仍得不到解决。据说当地的领导人认为：“如果给董时光改正了，重庆市就没有人算得上右派了”。也就是说，他们准备把董时光作为典型和样板，用以证明：反右派斗争“不是搞错了，只是‘扩大化’”。

幸亏他大哥董时进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农学家，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经他向最高当局正式申请，这才引起有关方面重视，直到1984年5月13日，西师才勉强为他正式平反。

（据《往事微痕》第64期余习广的文章及《巴山夜雨》第一期资料综合写成）

【编者存疑：董时光先生的出生年月和终年一直没有弄清楚。好几则资料都肯定他是1918年出生的，余习广先生的文章称：终年48岁，那就应该是1966年去世。但该文最后那段说的应该是1960年后不久的事情（吃胡豆），可能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死于1961~1962年，那其终年就只有43~44岁。这只是个枝节问题，并不影响其被毁灭的整个事实真相。故存疑】

【编者按】董时光在1957年就预言：“照共产党那一套来改造知识分子，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十年出不了，20年、30年也出不了。”
他说此话距离现在55年了，大陆仍然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董时光不幸而言中。

天地

17、刘允斌：刘少奇的长子在文革中惨死

刘允斌（1925—1966年）是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长子，本来也属于‘红色贵族’人物。可是他生不逢辰，恰恰出生在极其紧张而又危难之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安危系于一旦。因此，刘少奇夫妇不得不把两岁的儿子送回湖南宁乡县老家寄养。1938年7月，中共组织把母亲早已牺牲的刘允斌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这年秋天，13岁的刘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学读书，心灵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滋养。一年后，中共决定选送一批领导人的子弟去苏联留学。因工作繁忙无暇照料孩子的刘少奇，将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送上了赴苏的飞机。1939年11月，刘允斌等到达苏联莫尼诺，在那里就读一学期后，搬到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国际儿童院读书。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的物质条件逐渐恶化。伊万诺沃市民每天只能领到几两黑面包，冬天里没有取暖的煤和柴。在国际儿童院学习的刘允斌每顿只能用半片面包、几个蘸盐的小土豆果腹。然而，刘允斌的热情不减，仍然情绪饱满地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开荒种地、伐木、搬运木柴等劳动，并主动为前线将士献血……表现突出的他被选为国际儿童院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不久，刘允斌加入共青团，担任国际儿童院团组织负责人。

成绩优异的刘允斌高中毕业时，考虑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工业，而钢铁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跨入钢铁学院那年，品学兼优的刘允斌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美国爆炸第一、第二颗原子弹4年后的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才试爆成功。关心时政的刘允斌注意到，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立刻迫使美国对苏联的强硬政策缓和下来，并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观察和思索中，刘允斌认识到：原子弹不仅能改变战争的结局，而且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原子弹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


刘允斌的想法得到许多同学和老师的支持，他做出人生旅程中第一个重大选择：改学核专业，搞核研究。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的刘允斌转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系的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

颇为赏识刘允斌才华的苏共高层领导人用优厚待遇和条件挽留他，但刘允斌却说：“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不回去，因为我那贫困的祖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这大概就像你们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种感情相信你是会理解的。”为了回国，他还不得不与不适应中国生活的苏联妻子离婚。
1957年10月，32岁的刘允斌毅然踏上回国的旅程。不久就被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四○一所。该所设在距北京50多公里的郊县。在那里的人们常常看到一个人，沿着宿舍——食堂——研究室的固定路线匆匆而行。食堂的师傅们注意到，他常常一次买足一天的饭菜，钻进研究室就不再露面。围棋桌前、乒乓球室里、运动场上都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周围的人发现他的皮鞋不亮了、头发不光了、衣服不整了……后来，人们终于打听到：此人乃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热核材料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对中国核能研究有突出贡献，获得国家授予的副研究员技术职称，是中国年轻的核专家。

1957年，原子能所研制成功第一台能量为2.5兆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第一台回旋式加速器开始运转。新中国的核事业在艰难中起步、拓展、前进！作为核专家的刘允斌，为中国的核能研究、核工业的起步奉献了智慧与辛劳。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中国人喊出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悲壮口号，来激励人民，众志成城，以加速这方面的工作进度。

1961年，原子能研究一院部分科研人员调入中国核燃料组件厂，刘允斌所在的原子能四○一所组件工艺室并入该厂，成立第二研究室。刘允斌奉调前往中国西部二○二厂组建第二研究室，负责热核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二厂位于横亘中国西北部某高原的大山脉中，一条僻静的公路连接山外。1962年隆冬，一辆轿车载着年轻的刘允斌一路颠簸来到这里。不久，他被任命为第二研究室主任，即同其它负责人一起，全身心投入研究和组织工作。

刘允斌对原工程方案深入研究后，与汪德熙教授等人提出了新方案。在新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刘允斌终日忙碌、头发蓬乱，一双磨掉毛的翻毛皮鞋从未脱下来，一件蓝布上衣伴随他度过了春夏秋冬。日常生活更随便、自然，没有一点专家的架子。除要事外，他很少乘轿车去厂区上班，总是背着装有饭盒的黑色书包，同普通工人一起匆匆行走在崎岖的厂道上。在物质生活上非常随便的他，在工作上却一丝不苟。科研攻关时，在研究室里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饿了，到食堂打些饭；困了，盖上大衣躺在办公室里睡。再婚的妻子李妙秀生孩子那天，正值刘允斌科研紧张之时，他买了大堆营养品回家，拜托护理人员照顾产妇，亲了亲宝贝，安慰妻子几句，就匆匆赶回厂里。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蘑菇云在中国西部戈壁滩腾腾升起。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强烈的冲击波撼动整个世界！喜讯传来，刘允斌全身热血沸腾，纵情欢呼：“爆炸了，中国人研制的原子弹终于成功了！”他和所有参加核研究、核试验的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群众一起，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其间蕴含着刘允斌的智慧与奉献、奋斗与牺牲、欢欣与艰苦。


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刘允斌的前途真是无可限量，可以说是前程似锦，一片辉煌。

但是，历史老人太喜欢作弄人了。毛泽东忽发奇想，要搞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第一个目标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他的亲密战友、被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刘允斌的命运在劫难逃。他很快就被下放劳动。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他诚心诚意地接受监督改造。他想：自己曾长期生活在已变“修”的国家，也许自己真是沾染上意想不到的需要改造的东西，也许这场运动真的是为了革命的大业永不变色，于是，他努力使自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积极劳动。打扫卫生时，每个角落、每个垃圾点都认真清扫。掏污水沟时别人休息了，他仍大汗淋漓地干；搬砖时手都磨破了，找块旧布包上继续干……
越来越消瘦的刘允斌拼命干活，常常累倒在工地上。监督他劳动的工人冬天里仍然穿着单鞋，他从家里拿来新棉鞋递上……尽管这样，周围的人还是渐渐疏远、回避他。沉默的刘允斌尽量少与别人接触、说话。工休时独自躲到一边，在僻静处蜷曲着身子躺下。心情十分烦闷时，就将工作服遮在脸上，时而拉开衣角凝视着天空发呆。

当他劳动后回家时，憔悴疲惫的妻子迎上来，刘允斌心里涌起不可名状的痛苦和彷徨。他强咽下苦痛，装出笑脸宽慰妻子：“我相信，这一切会过去的，误会定能解除！”

形势的发展，远非如刘允斌所预想的。刘允斌所在的第二研究室属国家机密单位，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能乱，责令其造反派头头赴京汇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民族和国家已陷入疯狂和混乱中，二○二厂这个孤岛也不能幸免。随着运动的推进，全国各地、各种报纸载文诋毁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父亲刘少奇倒台了，刘允斌被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苏修特务”、“走资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遭遇皮肉之苦、忍受人格侮辱……面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批斗和无理追问，刘允斌只能忍受，强咽苦水；既不能辩解，也不想辩解。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无理可讲。辱骂、唾沫、拳脚、棍棒终日袭来，时时相伴。他明白在北京的父亲刘少奇和继母王光美的处境不会比自己好多少，甚至更难；几个弟妹也难免和自己同样的遭遇。
这天，又一次挨了批斗的刘允斌步履踉跄地回到家里，妻子拥抱着满脸伤痕、浑身血污的丈夫不禁失声痛哭：“允斌，那些人为什么要如此摧残你？你……”泣不成声的李妙秀为丈夫擦去血迹，抚摸着伤痕，极度痛苦。“妙秀，我让你受牵连了，真对不起！”忍着疼痛的丈夫挤出一丝笑容，噙着泪说，“不要难过，你还记得普希金的诗句吗？”两人轻轻吟诵：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伤心，也不要抑郁。……
相信吧，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

“是的，‘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李妙秀哽咽着、重复着，把痛苦和希望寄托在美好的诗句中。凝视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刘允斌感到抑郁的心里忽然射进一丝阳光，淌着鲜血的心灵得到一点慰籍，绷紧的神经顿感放松！

不几天，刘允斌被造反派挂上黑牌，强行推上汽车，押解到十几公里外的市区游斗。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刘允斌的心彻底破碎了！
1967年11月21日，风雪之夜，刘允斌拖着饱受摧残的身子回到家，妻子迎上来，拂去丈夫浑身的雪片。看着新伤旧痕累累、被凌辱、受践踏的丈夫，作为妻子却无力排忧解难，她痛苦的眼泪似决堤的洪水，肝肠欲断、心如刀绞……

夜深了，刘允斌和衣躺在床上对妻子说：“我来到世界上42年，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不起的是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罪，你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我就无憾了……”刘允斌的话格外多，李妙秀以为这是他对过分痛苦的吐露和宣泄。夫妻俩回忆前天、昨天、寄托明天，谈得很多、很久…….

不知过了多久，从墙壁缝隙吹进的寒风惊醒了李妙秀。发现丈夫不在家，顿感不妙。她急忙跑到保姆家叫上王大爷，四处寻找…….天亮了，人们在家属区北面的铁路轨道上发现了刘允斌的遗体。

42岁的刘允斌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造反派在他诸多罪名中又加进一条：“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编者按：刘允斌是高干子弟，为什么还要收入其事迹呢？首先因为他是科技精英；其次，他是被政治运动所毁灭的，这两条都符合入选本书的标准。此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他是刘少奇的儿子，而刘少奇曾经是中共的高干、毛的接班人；但后来失宠了，被毛泽东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雄辩地说明：在极权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游戏规则：成王败寇，你死我活。在中国历史上这类‘游戏’不断地上演：秦二世的“沙丘之变”、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宋太祖赵匡胤和其弟赵匡义之间的烛影斧声迷局、明英宗的“夺门之变”……等等。到了中共，也未能改变这种残酷的游戏规则。与之相对照的是西方法治社会下的政治游戏规则：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甚至可以成为新的合作伙伴（例如希拉里曾经和奥巴马竞争总统候选人资格，失败后却可以被邀请担任奥巴马总统的主要助手——国务卿）。比较之下，优劣立现。

还有另一层意义：想当年第一个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的是刘少奇。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曾104次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更早一些，在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新的书记处。又是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毛有最后决定之权。还有：到了建国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有段时间对毛不满，就公开散布毛那些风流韵事。刘少奇知道后下令‘把叶子龙枪毙了’。可见刘是多么热衷于对毛‘忠心耿耿’。所有这些，雄辩地说明：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这位‘二把手’。中国有句俗话：请神容易送神难。神既然稳稳地占据着要害位置，就害怕别人早晚觊觎这个位置，当然要不断地清洗、消灭所有可能威胁自己的、潜在的对手，并祸及子孙。看来，这个悲剧的祸根正是刘少奇当年自己埋下的。如此说来，刘少奇算是自作自受了，而且祸及下一代——无辜的刘允斌。这些道理正是本书收入该篇的深层意义。】

【补白】
中国所有参加革命的人，解放前，没有一个是为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而奋斗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老毛除外                                                   》。

辣油

中国所有参加革命的人，解放前，没有一个是为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而奋斗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老毛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