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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怎样当校长:以无为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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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达人

发表于 2012-8-29 03:56 PM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怎样当校长:以无为而为


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认真研究、不断学习、好好继承。只可惜大家觉悟太晚。



    无为而治的真谛 是民主与信任



    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是在1928年春天。这所学校成立于1905年,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当时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强烈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大批留学生退回上海,自行筹办了这所学校。1906年至1909年,胡适曾在这里读书,从他的《四十自述》中可以看出,该校对他的成长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他说:“我想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不知有效否?”



    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追忆胡适》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所谓“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淮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专才教育易因知识面狭窄 而难成大器



    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胡适上任时,全校共有三百多学生,分散于四个学院十七个系,致使学校经费异常困难。为此,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7个系。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简单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胡适用人不仅看学历,更注重学力。比如他当时延聘沈从文,人们就有非议,觉得沈仅仅是小学毕业,又没有学术论文,怎能到大学上课?何况沈从文还不擅言词,第一次登台就因为胆怯,在讲台上站了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搞得非常尴尬。但是胡适却坚信自己的眼力,后来沈从文也的确是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胡适的努力下,中国公学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形象。一年间,学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后来,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他还说,我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白著《胡适传》,第274页)。







    追忆 中国公学的前世今生



    清末革命党人创办的学校。中国公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东京8000余名中国留日学生罢课抗议,3000余名留日学生退学回国。  



    1906年2月,因大批留日学生返抵上海,没有着落,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经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民房为校舍,筹办中国公学,后迁至吴淞“今吴淞中学”。两江总督端方每月拨银1000两,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校务由执行、评议两部负责,推行张邦杰、黄兆祥、王敬芳为执行部干事,谭心休、钟右愚等为评议部议员,姚宏业为庶务,彭施涤、黄宏宪等为舍监。校务实际由王抟沙主持。革命党人于右任、马君武、陈伯平、李登辉等任教员。



   中国公学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师生中有不少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如女英雄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谬德潘等。中国公学于1951年与正阳法商学院等合并为重庆财经学院,次年并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随西南革大三处并入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

陈年烈酒 于 2012/8/29 23:23:5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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